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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年前的貨幣戰爭：大宋用澶淵之盟要了遼國的命
( 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198305/198445/13319719.html )

人民網 文史頻道 文/王吉舟 2010年11月25日16:38  來源：《羊城晚報》

1000年前這段有趣的貨幣戰爭歷史鮮為人知，十分值得後世玩味。

　　後世史家總覺得，金與遼的迅速腐化、衰亡，是由於金、遼兩朝統治者心理漢族化，生理女性化造成的。殊不知，經濟上被掏空，才是日益虛弱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1000年前的金國公民，你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養了幾年的羊終於肥了，你出門賣自己家的羊，收購羊的商人是宋朝來的大客戶，他給你的錢是大觀通寶，而你並沒有覺得這有什麼問題。你去集市買幾尺布料給孩子做衣服，你買的布料是臨安產的，對了，事實上，整個集市上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不是進口的。你付給老板一把大觀通寶，老板收下，找給你一把崇寧通寶，你們倆都沒有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這樣的日子每天都在重複，你每年都在辛苦地養羊，但是，生活一點也沒有變得富裕。你實在想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導致自己的貧窮，事實上，你可能從來就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老百姓為什麼窮，就像太陽為什麼升起，不值得想。

　　偶爾誰去了一趟臨安，那可是值得他誇耀一輩子的大事，臨安的繁榮，南朝的富庶，是大家從小就聽到的傳說，聽說那邊“農夫躡絲履，走卒類士服”，咱這邊縣上的幹部家才有絲履，平時還捨不得穿。

　　可惜，臨安就像天堂，大部分人這輩子沒有機會去見識。

　　年尾，官差來收稅了，你家納的還是大觀通寶，官差沒有說什麼，他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言歸正傳：

　　如果你覺得貨幣戰爭是個很酷的新名詞，那1000年前的這一幕肯定已然震驚了你一下。

　　要講宋朝的貨幣戰爭，不得不從《澶淵之盟》說起。

　　說起《澶淵之盟》，我們又想起不平等條約和楊家將了，大家都知道老楊家“七子去六子還”死的那個慘烈，燒火丫頭都上了，最後皇帝老兒還是貪生怕死簽了議和條約，跟漢族人提《澶淵之盟》，那感覺就跟提《南京條約》差不多。

　　《澶淵之盟》的內容大體上有這麼兩條：

　　一、遼宋為兄弟之國，以後，誰家的皇帝年紀大，誰家皇帝就是哥哥。

　　二、宋每年向遼供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雙方開展自由貿易。

　　第一條，今天看，這不但不是不平等，甚至是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宗旨的。

　　第二條，漢族罵條約不平等，主要是因為這第二條，但是，我們嘴上罵歸罵，心裡要清楚牌局。十萬兩白銀是個什麼概念，大宋的歲入，是一億兩，打宋遼戰爭，每年軍費是五千萬兩。

　　關鍵在於第二條的第二款，兩國開始自由貿易。

　　這“歲幣+自由貿易”可太厲害了。

　　大遼除了賣羊賣馬能有什麼貿易基礎？他幾乎沒有任何產品可以輸出給宋，而宋的每一種商品都是遼需要的。開始遼還賣一些馬，後來發現大宋的騎兵越來越多，就不敢再賣馬了，蕭太后下令誰出口馬，殺誰全家，結果，邊境貿易從一開始就變成一邊倒的對宋貿易巨額逆差。大遼收的歲幣，到年底全被大宋賺得乾乾淨淨，每年還倒賠。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歲幣更像今天中央支援邊疆建設的財政補貼。

　　大遼不懂經濟，後來就乾脆不發行貨幣了，反正發行出來，也沒老百姓認，即使大遼皇帝本人也覺得只有大宋的錢才是真正的錢。

　　要了大遼老命的貨幣戰爭，就這麼悄無聲息地開始了。

　　結果是，一百年雙方無戰事，大遼的財富通過貨幣戰爭，源源不斷輸入大宋。大宋的先進文化傳播滲透進了大遼的每一個毛孔。

　　金滅遼，大宋跟金打了一下，發現也打不過金，就跑到南方繼續與金玩貨幣戰爭，大金不知是計，接受了“歲幣+自由貿易”的遊戲規則，也放棄了貨幣發行權，全國繼續使用大宋的貨幣，結果一百年後，大金也虛得不行了。

　　今天的古代錢幣收藏界，很難找到遼和金的銅錢，反倒是宋的銅錢既質量好，又款式多，數量多得比清代的還便宜，就是這場曠日持久三百年的貨幣戰爭的遺跡。

　　蒙古滅金後南侵，大宋的群臣拒絕議和，非要PK蒙古，結果，漢族的歷史從此走入黑暗。

　　研究元史，其實蒙古人最初是想跟大宋繼續“歲幣+貿易”遊戲的，只不過價碼要得比金高了，價碼再高，它也是要用大宋鑄的幣，可惜啊！

　　大宋皇帝通過鑄幣，實際掌握了北方的財政權。北方的原材料與勞動剩餘價值，通過自由貿易和使用南方的鑄幣，源源不斷地輸入南方，換回南方的商品，這種壯觀的南北貨幣戰爭，持續了整個遼、金與宋對峙的三百年歷史。

　　與今天中美之間的貨幣戰爭不同的地方在於，那時的局面，相當於今天的美國政府放棄美元，國內全部使用人民幣並與中國自由貿易，中國商品與人民幣迅速充斥了美國，幾十年後其結果不言而喻。

　　1000年前這段有趣的貨幣戰爭歷史鮮為人知，十分值得後世玩味。後世史家總覺得，金與遼的迅速腐化、衰亡，是由於金、遼兩朝統治者心理漢族化，生理女性化造成的。殊不知，經濟上被掏空，才是帝國日益虛弱的根本原因。

（責任編輯：吳皓）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西方國家爲何反而同情日本？
(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g1NjA2NA==&mid=10078003&idx=1&sn=024967e37c59be10691640e603d9e9bc&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

微信 國家人文歷史 2014-01-17

甲午海戰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個變局，什麽時候國人體會最深？就是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堂堂中華敗給小國日本，也讓中國精英階層備受刺激，中國開始進入到政治、體制等諸多方面的探索過程之中。

甲午戰爭中，中國爲什麽失敗？當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說的是被國內學界常常忽略的一個方面，即甲午戰爭期間的日本宣傳戰。除去戰場上的“槍桿子”爭奪之外，我們在“筆桿子”爭奪的軟實力方面，比如國家形象的包裝、媒體宣傳戰略，都與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在媒體領域採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強了自身的實力。

把甲午戰爭塑造爲一場文明之戰

在中國人看來，甲午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但翻看西方當時的媒體報導，及後來的史學論述，絕大多數都對中國沒有同情。大多數人認爲，日本打敗中國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是進步對保守的勝利，是人類文明的一次進步。這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於日本進行的宣傳戰的功效。

甲午戰爭，日本人叫做日清戰爭。在他們看來的甲午戰爭，和中國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個區別：他們認爲甲午戰爭是文明之戰、解放之戰、救亡之戰。文明之戰即是一種先進文化戰勝落後文化的勝利。解放之戰則出自一個國人很熟悉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日本認爲中國自明代以來就淪陷了，滿清是夷狄，日本人是來解放中國、光復中原的。日本還認爲在西方白種人的侵略下，黃種人應該團結起來。中日同根同種，必須攜手才能對付西方，這就是救亡之戰，但前提是日本必須把中國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黃種人。

甲午海戰中的日本戰船

甲午戰爭爆發，中日兩國的最高領導人都宣佈了宣戰詔書。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當中主要講：朝鮮是我們的藩屬，現在有內亂，它請中國出兵平息內亂，這是中國和朝鮮內部的事情，與別國無關，日本不應出兵。這也是當時中國官方，及後來的主流教科書對甲午戰爭起源的一種解釋。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戰詔書，立意卻截然不同。他說，朝鮮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中國侵犯了朝鮮的獨立，所以我出兵幫助朝鮮鞏固獨立；其次，對中國宣戰是爲了保護朝鮮改革開放的成果；第三，不斷地強調東亞和平、世界和平。

我們當然認爲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戰詔書不是給自己看，也不是給中國看，是給世界看，很有效，最終也的確影響了當時的世界輿論。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爭奪海外“利益線”，第一個瞄準的是琉球，得手後接著瞄向臺灣與朝鮮。日本介入朝鮮內政，成爲代表改革勢力的“開化黨”的幕後支持者，而中國當時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黨”。“開化黨”在日本人的支援下，以“改革”之名試圖奪權，與“事大黨”發生過很大衝突，一次是“壬午兵變”，一次是“甲申政變”，不過都被中國協助下的朝鮮政府鎮壓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變”後，中國開始在朝鮮駐軍，還劃出清國租界，中朝進入了一種複雜的歷史關係。傳統的宗藩關係加上現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間的關係設定缺乏明確的制度化的設計，很模糊，被日本鑽了空子。

日本對朝鮮進行戰略包圍時，秘密聘請了一個美國專家作爲國家宣傳戰的總指揮，這個人就是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在他有計劃的包裝下，西方媒體對中國與日本分別代表著野蠻與文明的認識，形成了一種潮流與共識。比如紐約《先驅報》說，日本在朝鮮的作爲將有利於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鮮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這是當時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亞特蘭大《先進報》說，美國公衆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爲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與進步。當時美國公衆中有一種說法，把日本稱爲“東方美國佬”，覺得跟日本人很有認同感，實際上是媒體包裝出來的。

日本間諜受明治天皇親自接見，開創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滿清八旗隨即入關，問鼎中原。日本和朝鮮都認爲，中華大地已經淪陷于夷狄之手。19世紀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團到中國來考察，其中有個成員叫做高杉晉作，在明治維新時擔任著名的“奇兵隊”隊長。他到上海書攤買書，問魏源的《海國圖志》有沒有？書店老闆說不知道此人此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寫好後，在中國無人問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暢銷書。書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麽應對科舉考試的書給他。高杉晉作又要買抗英名將陳化成、林則徐的書，都沒有。高杉後來在日記中深爲感慨中國人的思想和中華的正道相差太遠，中國知識份子陶醉空言，不尚實學。

“中華意識”之外，另外一種心理，我總結爲“中原意識”。在中國周邊的中華文化圈子裏普遍認爲，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圓滿。日本人也想，滿人占得中原，我爲何占不得？我比你還更接近“中華”。日本人認爲滿人是夷狄。甲午戰爭中的很多日本家書裏，父親給在前線當兵的兒子寫信時，往往都寫“我神州”、“我中華”，對兒子寄予了極大的期望，覺得這是保衛中華、保衛神州。

美國著名女星凱瑟琳·赫本的爺爺曾在日本傳教，是一個著名的醫生。他發明了一種眼藥水，將配方贈給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記者，拿到眼藥水的配方後，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漢口開設了“樂善堂”，這既是藥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關西方的政治、哲學、倫理等方面的書籍，幾乎都是樂善堂翻譯印刷成中文，並在中國以極便宜的價格售賣，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費得起。樂善堂成爲甲午戰爭之前日本間諜的總部。當時日本政府非常窮，根本沒錢爲間諜們提供任何經費，所有的經費幾乎全是岸田吟香贊助的。

明治天皇

這個日本間諜群，平均年齡只有19歲，甲午戰爭前平均在中國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國人的辮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較像，這些日本間諜多把頭髮剃光，說自己是和尚；國話官話說不利落，就說自己是福建人。爲了配合征服中國，他們到全國各地偵查，包括四川、雲南、西藏等邊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討，一是節省經費，二是近距離觀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們的工作也做得極爲詳盡：從渤海一直到山東下來的海岸線，他們撐著小漁船，打扮成中國漁民，硬是用鉛垂線測量個遍，畫了海圖。他們的情報，詳細到每個村莊有多少人、幾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後來日本軍隊打進來時，參謀人員手上都拿著間諜們提供的精密情報。甲午戰爭，日本如果沒有間諜，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間諜還受到明治天皇的親自接見，這在世界間諜史上都很罕見，之前從未有如此公開的表彰間諜的行爲，日本開創了先例。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官方將這個日本間諜網全部破獲，絕大多數間諜都被處決。

這些日本間諜中，有一個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個學者型的間諜，後來的《漢報》就是他辦的。他給日本人規劃了整個甲午戰爭時期的宣傳基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日本在大連登陸後，到處張貼他起草的告示，題目就是《開誠忠告十八省豪傑》，大意就是中國淪陷很久了，我們來解放你們；滿清政權這麽腐敗，呼籲大家起來一起幹吧，“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唱義中原”，是中國非常傳統的套路，這種宣傳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軍進入東北的九連城，他們的戰地記者記下，當地居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些都是宣傳之功。而在日本接收臺灣的時候，隨軍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記裏記載，當地“漁翁島”百姓前來請求保護，居然稱日本人爲“大明國大元帥”！

中國在操縱媒體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戰爭發動之前，日本本國的媒體開放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在對外關係上，媒體甚至比政府更極端，更激進，認爲政府應該對中國和朝鮮動武。政府猶豫不決時，媒體就不斷地抨擊政府，甚至鼓動彈劾。激進的媒體，是導致日本國策由穩健轉向激進的重要推動力。當時日本一家報紙《國民新聞》，就很尖銳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於中國的話，則國民將趨於“反動”，乃至大大的“反動”。所謂“日本人民被裹脅”的說法，是不對的，實際上日本打中國是民心所向。當然，這也跟當時日本的經濟不景氣等等外部因素有關。

日本駐國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當地語言，也許口語不行，但寫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報刊發表的程度。而大清國派駐海外的外交官們，絕大多數不認識ABC，在溝通中存在非常多的問題。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國的表現方式也相當老舊。當時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畢業生，精通英文。美國的國務卿叫葛禮山，這個人其實對中國還不錯。中日當時都對美國進行公關，中國公使楊儒選擇接近葛禮山的老婆孩子，估計是送點茶葉、絲綢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禮山辦公室拜訪，跟人家談國際大事，談日本對美國有多麽重要。日本從“公誼”下工夫，咱們從“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當時被“下放”到英國和德國擔任公使，承擔一個艱巨而重要的任務，就是在歐洲把輿論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極富經驗和全局眼光。在當時很多西方媒體向中日兩國提交隨軍採訪申請時，兩國政府和軍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兩位公使的推動下，日本軍方最後同意西方媒體隨軍，隨軍記者達114名之多，還有11名現場素描記者、4名攝影記者。日本在戰爭中，也做了很多新聞策劃，比如讓西方媒體看日軍怎麽優待俘虜，如何照顧戰地的百姓等，通過歐美記者傳播到全世界。但中國不僅不允許隨軍採訪，還有兩個西方記者因爲錯走到中方陣線，而被砍了頭，搞出很多風波。甲午戰爭中的第三方報導，其實對中國極爲不利。

甲午海戰紀念館裏陳列的大炮及炮彈

當時中國自己的媒體表現也很差，大量僞造新聞。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發的，因爲大家都僅把媒體當成政治工具來用，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給公衆提供資訊的渠道。比如當時中國的不少報刊上說“牙山大勝”，中國軍隊在朝鮮牙山取得重大勝利，其實是假新聞。路透社沒核實，直接轉發，結果淪爲行內的醜聞，公衆信用也受到極大挫傷。假新聞多了，對中國的形象也造成傷害，後來當“旅順大屠殺”報導出來時，很多外國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爲之前的假東西太多。李鴻章甲午戰後訪問歐美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就說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只講部分真事。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還寫東西，像美國公使栗野慎一郎，專門組織在美日本外交人員和學者積極寫稿，解釋日本爲什麽這麽幹、日本代表了文明進步、中國威脅論等等，試圖影響美國輿論，效果很明顯。但我幾乎看遍了甲午戰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看到一篇中國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美國公衆閱讀的資料。

“高升號”、“旅順大屠殺”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機公關

甲午戰爭期間出現了兩次大的公關事件，一是“高升號事件”，一是“旅順大屠殺”，日本都成功進行了危機公關，扭轉了局勢。

“高升號”是戰前中國政府往朝鮮增兵時，從英國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無武裝的高升號在朝鮮豐島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聯合艦隊，高升號上的中國陸軍拒絕投降。東鄉平八郎指揮的吉野艦，先是猶豫要不要打，畢竟高升號是英國船，還飄著英國國旗，不少船員也是英國人。最後，東鄉還是下令擊毀高升號，導致當時中國最精銳的一支陸軍部隊在大海上全軍覆沒。

這個事件發生後，李鴻章認爲日本就此得罪英國，中國將獲得一個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國當時確實和中國有深厚的往來，英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占到中國進出口額的70%以上。“高升號事件”後英國輿論一片譁然，軍方也要求政府對日進行軍事報復。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後，把海軍部的人叫來痛駡了一頓。但他們馬上啓動了緊急公關。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應對，這個法制局是一個專門研究國際法的機構，中國政府的序列裏可沒有這個局。在隨後英國政府的兩次海事聽證會上，日本法制局靈活運用國際法，結果占盡上風。同時，日本政府命令駐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關應對。一是裝傻，絕不公佈這條船是英國船；二是明確向英國表態，如果查清楚責任在日本海軍，日本絕對承擔所有的責任，態度非常好；同時進行一系列的公關運作。讓人難以想像的是，堂堂的日本內閣開會討論如何行賄。日本外交部指示駐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國媒體前後行賄1600英鎊左右，相當於現在320萬人民幣。日本經過大量公關，還搞定英國多名國際法專家，在《泰晤士報》上刊文，爲日本極力辯護。可以說在英國做出最後結論前，日本的媒體攻勢已全面展開。當年9月，中日海軍發生“大東溝海戰”，鄧世昌就在那場戰役中犧牲，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鐵甲艦隊的大決戰。當年11月，英國法院最後裁定，“高升號事件”中日本沒有過錯，中國政府要賠償英國怡和洋行和英國人民所有的損失。“高升號事件”至今還是西方國際法的經典案例。

旅順大屠殺

第二次危機是“旅順大屠殺”。日軍於1894年攻陷旅順，對城內進行了4天3夜的搶劫、屠殺和強姦，死難者約2萬人，只有埋屍的36人倖免於難。這個消息被一個美國記者克裏曼在《紐約世界報》上報導了出來。現在看到的很多細節都是他當年記錄下來的。

日本政府緊急採取對策。首先指責記者的報導是失實的。其次請美國駐日本的公使到中國去現場調查。日本的媒體也開始動員一批西方傳媒的從業者，說這個屠殺即便真的發生了，也是對中國軍隊殘害日本戰俘的一種報復。當時日本的傳媒也大力將自己描繪成仁義之師，同時宣傳清軍如何殘暴，日軍所處決的不是俘虜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後美國公使在提交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認爲記者的報導雖然真實，但是“態度過於極端”。爲了挽回公衆形象，日本還演了兩出“樣板戲”：一是在佔領威海衛後，給中國的戰俘們提供醫療服務，然後釋放了他們，全程都在所有隨軍記者的見證之下。二是把自殺身亡的北洋艦隊司令官丁汝昌的靈柩禮送回去。這兩點都非常有效，被英國國際法專家當作日本走入“文明國家”的標誌之一。

甲午戰爭後日本化解“黃禍論”

甲午戰爭日本勝利，中國失敗，但中日兩國並沒有馬上進入到仇恨的狀態，這是一個非常怪異的現象。在日本的主動引導下，中日甚至開始進入了長達十年的“蜜月期”。開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參謀次長邀請中國政府派遣軍事代表團去觀摩日軍的演習。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劉學洵攜帶密電碼訪問日本，要與日本皇室建立熱線聯繫，探討中日結盟的可能性。

甲午戰後，全球有一個輿論趨勢：以德國皇帝和俄國沙皇爲代表的歐洲國家，提出了“黃禍論”。他們認爲，一個已經西化的日本，率領正在崛起的中國，將會産生比成吉思汗更爲可怕的影響。德國皇帝還請人作畫《黃禍圖》，題寫標語：“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西方列強商量出兵鎮壓，這時候主要的列強除了俄國之外，都沒有足夠的軍隊在這裏。英國人提出來請日本派兵，日本人則回應不出兵。爲什麽？因爲他們意識到不能繼續刺激西方“黃禍論”，選擇韜光養晦。在德國、俄國多次相邀之後，日本才派出了原來駐紮在廣島的、最精銳的主力師團。進入北京城後，很多史料都記載，八國軍隊當中，日本軍隊的軍紀相對是最爲嚴明的。日本軍隊進入北京後，還準備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幾萬面寫著“大日本國順民”的日本旗，給家家戶戶發，北京城、包括別的國家的佔領區，一夜之間都挂滿了小太陽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關。日俄戰爭臨戰前，日本得到情報，俄國的媒體策略就是發動歐洲的“黃禍論”，日本就派人到歐洲建立了“媒體戰”進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謙澄，他就是高升號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長，精通英語和德語。日本政府派他到歐洲作爲媒體戰的總指揮，並表態將傾全國之力支援他，當時的內閣會議上詳細到討論什麽媒體喜歡什麽東西，這個編輯喜歡什麽，要給他們送多少錢等等。末松謙澄的任務，一是確保盟友英國完全明白日本的戰略意圖。英俄不是死敵嗎？日本的說法就是我在阻擋俄國南下。二是要阻止“黃禍論”再次發生。三是保持中國的中立，不能因爲中國的親日而刺激西方國家的“黃禍論”。四是在西方宣傳，日本對中國改革的介入及參與，有利於遠東的和平與發展。這當然是胡扯，但他們知道西方喜歡聽什麽東西。經過這樣的精心準備，日俄戰爭中，俄國果然沒有得到期待中的歐洲“白種兄弟”的支援，在日本人成功引導下，輿論走向了對他們有利的一面。

甲午戰爭中日本人爲什麽能夠打敗中國？除去戰場上的爭奪，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傳戰、媒體戰，在國家戰略上把媒體宣傳當做投槍匕首來用。相形之下，當時清政府則太過保守落後，不僅輸在了槍桿子上，也輸在了筆桿子上。重新審視甲午戰爭這段歷史，我們首先應抱有學習的心態。

（《文史參考》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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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打房　賴正鎰：有房的人必反

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6日12:35

想打房，難怪國民黨選舉大敗！鄉林集團董事長賴正鎰今召開年終記者會，除了預言明年房市價平量縮。他也抨擊，稅已經很重，擁有房屋的人都會反，「不相信會通過！」他更直指，股票金融、房地產是國內2大經濟引擎，國民黨本次選舉大敗，就是因為想把2個引擎都熄掉，讓人民反彈。
 
賴正鎰表示，「平抑房價」不能與「打房」劃上等號，政府應該多利用民間投資資金，像是要能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可收益性社會住宅」。國內壽險業保費收入去年2.5兆元，今年上半年已有1.3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長10.14%，保險業對投資不動產向來具高度興趣，但受限法令僅能投資於商用不動產。
 
他建議，如果能由政府釋出閒置公用土地，以設定地上權或BOT方式鼓勵保險業者投資興建及管理社會住宅，並採「只租不賣」方式獲取適當租金報酬收入，既為保險業提供更多元投資管道，也增加了平價住宅的供給量，相當值得考慮。（潘姿羽／台北報導）


Albert Lee 臉書發言 2014-12-27

坦白說身為一般家裡有房的人，雖然不求會漲價，我也會有這疑問 "打房到底會不會使家裡的房產"跌價"? 又怎樣去定義炒地皮 ? 但如果放任炒房，幾乎等於加速國家亡國的速度"

Quote "歷史課本上只告訴你是「民族大遷徙」讓羅馬帝國亡掉。但卻沒有告訴你為什麼圖拉真之前羅馬有辦法進攻蠻族，哈德良之後卻只能節節敗退。就是因為羅馬到了中後期皇帝沒辦法抵擋莊園主的反對，打擊土地兼併。土地兼併的結果讓財富積聚在少數莊園主的手中，這些莊園主一方面收攏破產的自由民為奴隸，二方面開始藉由金錢影響政治換取免稅特權。於是羅馬帝國的兵源與財源全都枯竭，強大的羅馬兵團就此玩完。繼任的皇帝只能找比較便宜的哥德人來做蠻族僱傭軍。而當歌德人徹底摸透羅馬的防務運作，羅馬帝國就說掰掰了。

唐朝之所以發生「安史之亂」，原因是因為「府兵制」垮台。而「府兵制」垮台，又是因為土地公有的「均田制」在炒地皮地主的反對聲浪下，在唐玄宗的時代被廢棄。史蹟斑斑，炒地皮可是會讓最強大的帝國都亡國滅種的。

羅馬帝國最後就是害怕莊園主的反對聲浪，不敢對抗土地兼併。最後國家就亡掉了，歐洲進入了莊園主林立，社會流動與文明停滯的黑暗時代。所以你覺得我是要怕既得利益者反對，還是要怕亡國滅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