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亡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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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01 共同努力網
中華何時復興？ 一位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教授曾說過：中國史上到南宋滅亡就停止了，人們問他爲何？他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有人說：唐宋在日本，明在韓國。大清在中國。爲什麽？ 因爲《禮》曰： “華夏，重信義！而胡人，無！！” 今天的我們，絕對是炎黃的恥辱！ 在罵日本人亂改教科書的時候，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要捫心自問，遠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們好好反省過？ 宋朝的滅亡，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中國第一次亡國。有興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句話，真是血淚斑斑的警句。宋朝覆亡，厓山海戰中國 整個精英階層全部殉國，一脈相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由此産生斷層，其影響深遠延續至今。 崖山之後，再無中國，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命題。兩宋300餘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軍事上屢受外敵之辱，常被稱爲“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經濟、 文化、科技、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其成就超過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明清，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抑制工商業的 朝代，並且極力發展對外貿易。雖然不斷的納貢稱臣，但國庫歲收依然充裕，終宋一世，只爆發過幾次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亡，這應該是有其原因的。漢文明在宋朝時 候，領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發達，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後，獨立支撐數十年。蒙古軍隊佔領中國北方時，其種族滅絕手段極爲惡劣。幾乎 每個城市都有屠城記錄。蒙古屠殺造成了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減少，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在北方有4500萬以上登記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後，還不到700萬， 而且這個數位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幾百萬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於瘟疫，饑餓的人口，那麽也至少屠殺了80%以上，據記載，宋人到中原後發現， 中原地區千里無人煙，白骨遍地，井裏塞滿了死屍而水不可飲。蒙古軍隊攻佔長沙時嶽麓書院的數百名書生全部壯烈戰死，但3百多年後，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時身邊 只有一個太監，更別提什麽陸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說中國的精英盡喪蒙元之手。此後漢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市民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 科學技術的創新都無從談起，中國喪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雖然百年後漢人複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還是受到蠻族很大影響，大開歷史倒車，無視生命價值，抑制 商業貿易。漢人在遭遇北方騎馬民族的重創後，開始變得保守，其統治階級相比較宋朝統治者而言也更殘暴，此後的數百年，面對外侮，大多數的漢人精神麻木苟 且。
中國文明垂世而獨立，可以說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創性文明，在遊牧民族的入侵和打擊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戰後，整體性亡于蒙元，我們文明的發展的 積累被破壞，可以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古中華遺風，究竟會有何等的團結與彪悍？ 連相對柔弱的南宋，都有十萬軍民自發跳海殉國，這樣的氣節，何時能再次擁有？ 南宋滅亡的時候，日本“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舉，且倭主不來朝貢，造大船7000艘往攻，結果船隊被暴風雨所摧毀，日本人 從此將此風稱爲“神風”。二戰中“神風敢死隊” 即出自這個典故。 明亡後，朝鮮和日本認爲中國已亡，日本從此蔑稱中國爲“支那”。明治維新後，自認爲華夏正統的日本曾打著“攘夷主義”的旗號發動甲午戰爭等對清戰爭。 唐、宋、明時作爲對中國文明衷心傾倒的兩個附屬夷國，日本和朝鮮至今因還因宗主國文化淪喪而對中國存有偏見。 也許日本人說的是對的：宋之前是中國,宋之後是支那。蒙古軍的屠城，殺掉北方百分之80的漢人，精英殆盡。明朝只算詐了下屍,可惜當年漢人的精氣神全沒了 。 我們沒什麽值得自豪的了，只願有生之年可以憑吊崖山 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國一個值得回憶的地方，中國人應該認識它。 南宋的大臣陸秀夫在國家將要被蒙元滅亡的時候，背著年僅9歲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詩歌可以表達我們對淒然收場的宋王朝的懷念。 爲了復興宋室，一直不停奮戰，但事到如今，已無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統後裔，應該斷然作出不辱沒您血統的決定。" ——"我明白了,你沒有背棄我，並且自始至終侍奉我，太感謝了！" 陸秀夫面對少帝這種勇敢地態度，不得不強忍住眼淚。 ——"陛下..."陸秀夫背起少帝，用帶子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蒙古軍啊，將來有一天，繼承我們遺志的同胞，一定會征討你們的！" 就這樣，陸秀夫背著少帝，投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後，據說達十萬人之多。這就是南宋最後一戰的崖山之戰。南宋的陸秀夫死了......趙宋終結，古典意 義上的中國也隨之滅亡，中國第一次整體亡於遊牧民族之手。這場戰爭的兩個對手的來歷都不平凡，趙宋的滅亡也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改朝換代。 內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學"創始人之一)：宋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日本學"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 代則是近世的開始。" 謝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陳寅恪："宋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後文化發展的指南，我國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將走上"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的道 路。" 李約瑟：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 宋朝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經濟、科技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那個時代，中國占世界GDP總量要超過一多半。宋朝的經濟實力、科學技 術和文明程 度在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對於中國而言，宋朝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
中 國的文化這個時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的文化。漢朝國強，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國文化到宋達到了巔峰。宋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管理的朝代，中國文化巔峰 的時代，隨著宋的滅亡而凋殘。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宋以後，民族最優秀成分基本喪失，存活下來的都是“劣幣淘汰良幣”法則衍生出來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後社會總是充滿太多圓滑世故的保命哲學。再經歷宋明理學 特別是明代以來的文化自我閹割後，剩下的古老中華文明基本屬於一種散發著腐朽氣息的文明，雖然古老，卻是戧害著最優秀成份的一種老人黃昏式智慧。雖不無可 取之處，卻於歷史大格局深有妨礙。 宋是這樣一個銘記了漢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時空和今天的中國人有著不解精神文化傳承。 一位臺灣人憤怒的寫道：“（大陸）摒棄傳統的四維八德，培養出了不知廉恥的一代。”這就是“輝煌燦爛的華夏文化”？這就是“堅強挺拔的漢族脊梁”？ 普及英語，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禮，我們瘋狂地爲自己的傳統挖掘墳墓，全然不知歷史的幽暗處，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竊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橫掃北元的那份榮耀，卻相信“農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國產紅夷令倭寇聞風喪膽的那份自豪，卻相信“古中國無科學。” 忘了“爲官應直諫，爲史應直書”的那份尊嚴，卻相信“漢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滿人用他們肮髒的爪牙姦污了我們的傳統，現在又在用卑鄙的謊言，把早已消逝的漢文化作爲自己醜行的替罪羊。 在相信“清朝明君輩出，疆域遼闊，政策開明，國泰民安”時，爲什麽不活動一下生滿鐵銹的大腦，戳穿這面紙糊的窗戶？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卻被明末遺民視作“中産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的貧困末世。 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産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國工業産量僅爲全世界的 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章太炎《哀焚書》第五十八）。當代學者顧關元先生據海甯 陳乃乾的記載，則認爲所銷毀的書籍是《四庫全書》總數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吳晗“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的疾呼。 所謂“盛世”，實則一個屍橫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嚴全無的時代。 此時的西方學者可以慶倖地說：“中國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時的倭人可以幸災樂禍地宣稱：“華變於夷之態也”。“支那”一詞應運而生。 此時的高麗使臣可以自豪地宣佈：“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 面對持續滿清全朝的漢族暴動和起義，面對三百年經久不衰的“反清複明”的口號，面對高麗王國對“大明國崇禎帝”持續百年的秘密祭祀，責其“愚忠”成了殖民 者一面薄薄遮羞布，爲什麽就沒有人敢於將其撕去？ 聽說“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專制最落後的朝代”時，爲什麽我們不能耐心翻翻歷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來訪的西班牙人這樣描述這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明朝： “他們首先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 “在他們的一切城市中都有醫院……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行乞。我們因此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市裏都有一個大地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 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應。” “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對外國人很有禮貌。” “在中國的其他省份，還有製作奇特和優良的炮……他們的炮特別好，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爲我看過一些架在船上的這種炮，它製造的比我們的好，更加堅實。” “總之他們不留下一尺未種植的土地，你在全國看不到任何荒地或無收穫的地方…… “我們驚奇的看到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復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 今天，電視裏又在放百家講壇---閻崇年的清朝故事，當他講到努爾哈赤是偉大的英雄，多爾袞入中原成功是因爲“少殺人”時，台下的觀衆都鼓起掌來:“講得 真好。康熙爺真是聖主啊。”“明朝太腐敗了，漢人太無能了，沒有滿族，沒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漢人是不行，太落後”“漢人歷史從來就是垃 圾”。。。。。。真讓稍有思維能力的人聽不下去了，“閻說錯了，大家別信！” 看著歡快而某些所謂國學者麻木的笑容，他們不時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後振振有詞的爭辯，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樣，這，難道就是偉大炎黃大帝孕育出來的子孫嗎？ 我們的民族自稱“漢”；我們的華人被叫“唐”人；我們的文化被稱作“華夏”文明；我們的國家被稱爲“禮儀之邦”“中央之國”！“華夏”，何意也！高貴而典 雅，“中國”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輝煌的偉名是誰爲我們贏得？是我們的祖先，是他們，一隻手握著寶劍砍下敵人的頭顱，一隻手拿著書籍保持著最高貴的 禮儀，以無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著華夏族的生存空間。1000年的征戰，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國家，不知滅絕了多少民族，直到有 一天，當他們將視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當他們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灘時，他們才停下了腳步，他們的武力和高貴讓他的所有鄰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 們面前屈膝，而且是自願的稱臣，這些惶恐的鄰居敬畏地送給祖先一個偉大的國號“中國”，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們偉大的祖先，他們勇敢而聰慧，他們重榮譽而輕生死，他們講信義而鄙狡詐，他們重文明而藐野蠻，他們愛自由而厭樊籠，“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 能移。”“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其志！”他們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迹，可是你們誰知道？在華夏文明毀滅前的南宋文朝是一個什麽樣子？ 南宋時期，皇帝權力極其小，詔書必須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輔臣聯名才會有效，而人民經常集會議論朝政，北宋末年罷蔡京殺六賊，不是太學生陳東和十幾萬百姓 聯名上書施壓的結果嗎？南宋學風自由活潑，技術人員備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國家所遠遠不及的。 然而華夏文明在他最輝煌的時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殘暴最野蠻的侵略，蒙古人用他們幾乎全部力量，打擊華夏文明最軟弱的政權----南宋，蒙古人可以幾個月 內，就踏平花臘子摸，鏟平俄羅斯，夷滅東歐列國，但是在江南的華夏文明面前，他停頓了幾乎50年。元軍攻打襄陽，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軍攻打四川，川民 殺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殺光，才放棄抵抗；揚州李庭之軍隊抗元，直到揚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軍依然抵抗，因爲根據宋制，投降詔書 必須丞相大臣連署之後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國家沒有投降。而崖山失敗後，30萬宋軍將士只有2萬人被俘虜，其餘全部戰死，上至皇帝 下至普通軍民，都自殺殉國。聽聞宋滅後，浙江十萬士子紛紛跳海自殺，福建有四萬！這是什麽！這就是華夏精神！ 日本歷史學家田中芳樹在《海嘯》中用史詩般的語句描繪了華夏英雄在災難面前所表現的堅強和決絕： 一、“聽到這話，大驚失色的是鄧光遠，年幼的帝僅僅將聰慧之雙眼轉向了陸秀夫。 ‘臣力有未這，讓國事淪落軍止。元之賊兵即將迫近皇上寶座，脫逃之事恐怕已經不可能。’周圍的宮女和宦官發出驚叫。帝則無育地凝視著陸秀夫。 ‘皇上雖然年幼，但畢竟身爲天子。天子須重視名譽更甚性命。臣雖不忍提及！但尚請皇上覺悟。’數名宮女失神倒地。船艙之牆壁發出了奇怪聲響。那是元軍施放 之箭矢刺中船壁的聲音。帝景仍然凝視著陸秀夫，但是白嫩嬌小的臉頰上卻出現了微笑。‘就依你所言吧！’” 二、“賊兵如蟻，蜂擁而入，李沛望著百姓，‘願意求生還是求死‘，人們大呼‘只願意與將軍共死’！汪立信將兩個孩子喚過來，‘今天，我將爲你們舉行成人 禮，表示你們也要承擔其衛國的責任！’於是，父子三人全部戰死，獲得了死後的光榮。” 這就是華夏的精神！爲了自由，爲了尊嚴，爲了子孫，他們英勇奮戰，從未有過動搖！崖山之後，華夏全面淪喪，被嚴重胡化，漢民族地位地下，喪失了做學問的機 會，自由的風氣被扼殺，無數優秀豪傑英勇戰死，商業文明嚴重倒退。 到了明朝時期，雖然光復，但是漢文化已經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專制，喪失華夏文明中開明和自由的氣息，但是明時期不斷喚醒的華夏意識，使得明末覺醒了華夏意 識，學術風範大盛，內閣組黨之風流行。然而此時不幸發生了，在天災與人禍之下，中原爆發了嚴重的內戰，當漢民族傷痕累累的時候，滿蒙組成聯軍進入了中華腹 地。完成了對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殘酷扼殺了華夏文明復蘇的一次大好機會。 多爾袞在漢民族最虛弱的時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強大，但是它還表明了其他嗎？如果一個民族只會用刀，即使他再兇暴，那麽他充其量只是個蠻族，永遠也 創造不出偉大的文明，康熙也許喜歡算術、化學和天文，但他永遠預料不到這些東西能夠給他帶來什麽變化，因爲只喜歡支配奴隸的他對文明的創造和發展沒有興 趣，這就是他爲什麽要查禁《天工開物》，爲什麽禁止前明時期大發展的火藥技術；爲什麽要限制民間冶煉鋼鐵，爲什麽消滅造船的技術。因爲他的支配奴隸性統治 欲望是永遠不會關心文明的，他只對如何支配他的奴隸感興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們用他們的政策告訴了我們這一點，那就是他們的所有統治技巧和殘忍暴力只 能證明他們對文化的野蠻無知，對殺戮的渴求和與文明世界的隔絕，這就是他們的韃靼文化，一種依託掠奪的寄生文化。他們只對培育奴隸和愚民感興趣，對社會的 進步和自由毫無興趣，而華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經世致用的“國士”！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醫療、收入、住房四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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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3 國家人文歷史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築就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論斷；
毛澤東時代的醫療“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這是世界銀行評估報告中的結論；
在今天的話語中，毛澤東時代在相當一部分人那裏意味著收入分配平等，是沒有明顯貧富差距的“夢幻世界”；
面對如今高漲的房價，不斷有人表示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住房保障制度的懷念……
果真這樣嗎？
本刊試圖從教育、醫療、收入、住房等四個方面，和讀者諸君一起，回眸那個衆說紛紜的年代。
毛澤主席語錄：要認真讀書
教育：“大衆教育”、“精英教育”與“教育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史通常被分爲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開放時期三個不同階段。
1949年月12月，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方針：以老解放區教育經驗爲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借助蘇聯經驗，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
但這一方針在隨後的實踐中迅速發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不久就被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所取代，從而導致了對“舊教育”的全面否定。與此同時，向蘇聯的學習借鑒則迅速形成“一邊倒”的局面。
劉少奇成爲向蘇聯學習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他組織建設了兩所學習、推廣蘇聯教育模式的樣板和示範學校——中國人民大學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在教育界，向蘇聯學習的運動早在1948年已經在東北解放區開始了。50年代初之後，大批蘇聯專家被聘請來華工作，協助改造和重建新中國教育制度。凱洛夫的《教育學》取代了西方教育理論，成爲全新的經典。
當時的新中國教育面臨這樣的兩重使命：既要擴大勞動人民受教育的權利，迅速普及教育（即“大衆教育”）；又要通過正規化、制度化的教育，爲實現工業化和國防建設培養大量急需的專門人才（即“精英教育”）。這一教育發展中“公平·效率”的矛盾，在當時的官方話語中稱爲“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如何既保持大衆教育的價值和革命精神，又與工業化建設的需要接軌？對於新中國教育無疑是一種艱難的選擇。
圍繞實施國民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和向蘇聯學習的正規化建設，我國教育在五十年代初逐漸走上“精英教育”的路線。它主要表現爲：國家優先發展培養專才的高等教育，並且對大學生免收學費；在中小學實行重點學校制度，形成以升學教育爲目標的“小寶塔”結構，選拔和培養少數“尖子”。出現了重高等教育、輕基礎教育，重工程技術教育和科學教育、輕文科教育，重專業教育、輕普通教育等教育價值的失衡。
1953年9月，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爲了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教育部門應當首先集中力量發展和改進高等教育。中小學教育已有很大的發展，今後應當著重質量的提高”。爲了加快高等教育發展，1952年11月，在院系調整的高潮中，國家單獨設立高等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而教育部主管中小學教育。此後，高教部與教育部幾度分合，合併的目的，都是爲了解決實際工作中日益突出的重高等教育、輕普通教育的問題。但是在此後的教育發展中，這一傾向始終存在，未能得到有效的糾正。
國家教育發展的重心，放在能夠直接促進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高等教育上，體現的是國家對“效率”的追求，強調教育對促進科技和經濟發展的直接功利價值，爲我國五六十年代實現工業化和國防建設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援。其問題是由於教育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衡，致使基礎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長期薄弱，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教育差距加大，落後的國民素質成爲中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刻制約。
比較典型地反映當時精英教育價值取向的，是中小學的重點學校制度。
1953年5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辦重點中學”，全國共確定重點中學194所。在60年代初教育調整、整頓的過程中，重點學校建設又一次提到議事日程。1963年，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確定的重點中學共487所，占公辦中學的3.1%。重點中學的主要功能是爲高等學校輸送合格新生，以與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
這一制度在現實中具有很大的負面價值。因爲中小學教育是由國家舉辦的、面向所有兒童、具有義務教育性質的基礎教育（儘管當時尚未確立義務教育制度），理應遵循教育公平的原則，保證學生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和受教育機會。由於重點學校在師資配備、辦學條件、教育經費等方面遠比一般學校優越，從而導致學校之間的差距拉大，在培養、選拔出少數“尖子”的同時，造成一批基礎薄弱的“差校”、“垃圾學校”，使大多數兒童的利益受損。同時，重點學校之間追求升學率的競爭惡化了整個基礎教育的氛圍。這種“餘毒”，今天仍在發生影響，且已愈演愈烈。
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用十五年時間在工業生産上趕上並超過英國的目標，毛澤東向全黨動員，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全國迅速掀起“大躍進”的高潮，在教育界則掀起“教育革命”的熱潮。
1958年教育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動機，是希望通過“大躍進”、群衆運動的方式加快教育發展，打破常規，迅速普及教育。當時的領導集體對普及教育提出了不切實際的高目標。1955年12月，青年團中央發佈《決定》，要求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
1956年9月，八大的政治報告提出“文化革命”的任務，要求十二年內分區分期普及小學義務教育。
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將這一目標又大大提前，提出“全國應在三年到五年時間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農業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學齡前兒童大多數都能入託兒所和幼稚園的任務”，“爭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做到使全國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條件和自願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因而，從1956年起，教育發展就進入了大起大落的劇烈震蕩之中。1956年高等學校的招生，比上一年猛增一倍，達18.5萬人，1958年大躍進，招生人數增至26.6萬。
冒進和浮誇風導致了60年代初經濟生活的嚴重混亂和全國性的大饑荒。在隨後的調整、整頓中，教育規模大幅度削減，學校大量精簡教工和學生，當時稱爲“瀉肚子”。
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萬，比1955年的水平略高。1961—1963年，高等學校學生減少22%，高中學生減少16%，全日制初中學生減少18%。
在經過1958年至1963年的“冒進——緊縮”之後，中國教育仍數次經歷這種由於體制性原因和“運動式”的發展方式造成的巨大波動——教育規模的大起大落成爲新中國教育發展的另一個基本特點。
醫療：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
毛澤東時代的醫療“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這是世界銀行評估報告中的結論。這並不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評價。
1949年後的中國醫療，在實現了國民平均壽命、死亡率等國民健康資料的巨大飛躍同時，也覆蓋了全國絕大多數的普通民衆。
這一成就確實配得上世界銀行的這一盛譽。然而，在盛譽之下，毛澤東時代的國家醫療體系從建立的開始，就因其分隔城鄉，對不同身份的國民區別對待而造成了不平等的局面。
這一局面的造成，又與中國快速工業化道路息息相關。雖然1965年毛澤東大力推動農村普及醫療，但基本格局未變，城市居民依舊比廣大農村民衆享受了更多的醫療福利。
新中國的衛生體制完全借鑒了蘇聯計劃經濟下的衛生制度模式，實行政府計劃下的衛生供給制度，初步建立了基本覆蓋城鄉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這項制度包括公費醫療制度、勞保醫療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國家根據城鄉、所有制以及工人、農民和幹部身份的不同，實行差別性的立法和治理。
居民人口數量相對農村少得多的城市佔據國家絕大多數份額的衛生資源，人口數量龐大的農村地區只擁有少量的醫療衛生資源。
同時，國家通過制度設計，人爲地讓城市居民享受遠較農村居民安全舒適的醫療保障服務。在城鎮對行政事業單位職工建立公費醫療保障制度，對企業職工建立勞保醫療保障制度，對職工的子女按不同的幅度享受其父母的醫療保障制度。
這兩項制度基本覆蓋了城鎮所有職工及其子女。城市的衛生服務體系逐漸建立健全，不僅省、市、區政府管轄一定數量的醫療衛生機構，並負責其公共財政保障，而且，一些規模較大的企業也建立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企業“辦社會”的格局。
這些制度保護了工業勞動力的生産和延續，爲工業化提供了人力基礎。對恢復我國經濟、加快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有積極意義，但同時也造成了城鄉醫療政策迥異、醫療保障二元割裂、醫療水平懸殊的局面。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排除在國家福利體系之外，有限的醫療資源集中在了城市，農村醫療資源十分匾乏。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根本沒有一項直接針對農村和農民的醫療福利政策。
而此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推廣，初步解決了“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問題，爲農民看病治病提供了初級的保障；合作醫療也有利於發揮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作用，培養了一支數以百萬計的農村衛生隊伍，形成了低成本、廣覆蓋的衛生保障機制，有利於基本醫療和計劃免疫工作的實施，有利於健康教育、愛國衛生、婦幼保健、計劃生育等工作的開展。人口死亡率由17‰降至6.42‰；人均期望壽命由35歲提高到71歲。通過發揮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作用，使醫療預防保健工作在科學文化比較落後的農村能夠順利地開展，使危害農民最重的傳染病、地方病逐步減少或消滅，保護了人力資源，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基本實現了衛生公平。
當然，農村合作醫療合作醫療也有明顯的缺陷和漏洞，譬如“財務制度不可持續，資金來源有限，但支出卻沒有控制”。安徽鳳陽縣衛生局1983年在概述1949年至1982年的工作時提到：合作醫療資金籌集標準是“根據大隊不同情況，最多每人一元，最少每人一個雞蛋”。關於醫藥費支出則規定：“社員除交納5分錢挂號費外，其他費用由合作醫療負擔。”
在以公社爲單位舉辦合作醫療的情況下，“本公社治不了的病人轉到外地的一切費用由公社醫院負擔。”這種制度設計，顯然對患者可能具有的“道德損害”（即過度消費醫藥服務的傾向）未加約束，這就爲這一制度的繼續運行留下了隱患。
收入與權利分配：有相當大的差距
在今天的話語中，毛澤東時代在相當一部分人那裏意味著收入分配平等，沒有明顯貧富差距的世界。在那個時代，每個人都拿著雖然微薄但彼此差不多的工資，領著國家分配的日常消費品票證，過著雖然物資匱乏但權利平等的生活。
但在玫瑰色的憧憬之下，我們卻會發現，在戶籍二元制度下，依照幹部、職工和農民的身份區別和同身份中不同的等級，其收入和權利分配其實有相當大的差距。
而與差距並存的，是民衆被固定在自己的身份上，沒有自己選擇和改變自己身份和收入的權利和可能。
1955年8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除工資之外還有地區津貼。其中黨政機關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把幹部分爲30個行政級；企業工人分爲8個（個別工種爲7個）技術等級，專業人員也都相應有了自己的等級系列。且各系列之間可以互相換算，如文藝1級相當於行政8級；高教8級相當於行政17級等。
上述工資制共分爲30級，最高560元，最低19元，高低差別達到驚人的31.1倍。
以1946年國民政府頒佈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爲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
還可以比較一下那個年代西方國家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於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當時的等級差，更多還不是表現在工資標準上。
在實行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嚴格官階差序標準，通過把其他各種職位行政化，比照官階規定相應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體制。不同級別的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極爲細緻複雜。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包括對不同級別的幹部可以住多大面積和何種級別的房子、可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而人民公社時期社員（農民）的個人收入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即實物和現金。實物分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糧食，是由高級社以來所形成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所決定的。社員除了勞動報酬，幾乎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在這種情況下，要滿足社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只有對糧食進行平均分配。公社收入的價值形態是通過工分制加以體現的。對參加勞動的社員進行評定，並以“底分”作爲年終折算工數的參考依據。以工數乘以工分值就是社員每年的現金收入，其中包含按人口數量分配基本口糧折價。
城鄉不同身份所享有的福利保障是不同的。在城市，職工享有各種勞保待遇，主要包括職工病傷後的公費醫療、公費休養與療養、職工退休後的養老金、女職工的産假及獨子保健、職工傷殘後的救濟金以及職工死後的喪葬、撫恤等；城市居民還享有名目繁多的各種補貼，就業人口還可享有單位近乎無償提供的住房。
總之，城市居民享受著由國家、單位“包下來”的“高福利”。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業人口非但享受不到這一切福利，還一直背負著沈重的身份性支出——農業負擔。
綜上，與計劃供應聯繫在一起的二元戶籍制度使得中國社會分裂爲“兩個中國”——一個是“鄉下人的中國”，一個是“城裏人的中國”。“城裏人的中國”可以得到國家的各種計劃供應保障，享受著“共産主義天堂”的幸福，而“鄉下人的中國”——“當時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八億左右的農民（1982年7月1日零時全國人口爲1031882511人），還得不到政府發放的絕大多數票證——包括糧、棉、布、油、蔬菜副食、煤炭染料、家居自行車（工業券）直到香煙、肥皂、火柴、針頭線腦等等人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資票證。”
很多人誤以爲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員貪污腐敗盛行等問題，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衆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這些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下來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在分配或福利問題上著手，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當然，沒有人能夠否認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確實存在著嚴重不公。但是，這種拉大是在包括農民在內的國民總體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礎上的拉大——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已經從1985年的1.25億下降到2006年的2148萬，即便加上剛過溫飽線的低收入人口3550萬，也可以看出農民生活狀況正在改善。因此，這個問題恐怕不在於農民是否還很貧窮——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正確的政策導向才能逐漸改變——而在於中國相當多的富豪致富的手段太過權力化，而他們過多佔據的社會資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於回報社會。
住房：真的今不如昔嗎？
面對如今高漲的房價，不斷有人表示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住房保障制度的懷念：記憶中的那個時代，房子是由政府和單位包分配，人人有份。每家只要交很少的房租給國家，就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這是一幅多麽美妙的畫面，真是今不如昔嗎？
新中國成立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發展水平之下，國家全面負責了住房的建設和分配，政府成爲住房福利供給的單一主體。其突出特點是阻止私人建房，統一由國家出資建設：由國家先將財政撥劃的住房投資跟隨基建專案下達到具體的企業，再由企業按統一規劃進行分割的小生産式的住宅建設供給。
這種方式有助於集中力量解決大中城市戰後普遍存在的房源緊張問題，也有助於加快推進住房福利的均等化。
但是，這種福利分房制度帶有強烈的計劃經濟色彩，也有很大的弊端。首先部門利益很難打破，有悖於社會公平。強勢部門佔有很多資源，比如土地、蓋房的資金、房屋産權等等，可以多蓋房，蓋好房。其次福利分房，容易滋生腐敗，有權者可以利用特權，爲親朋好友提供分房，分好房。如今在一些機關單位，如財大氣粗的大型國企，仍然能夠看到福利分房的影子，比如說單位按照市場價格買下某處商業樓盤，然後再按大大低於市場的價格把房子“賤賣”給職工，以此作爲一種福利形式。
中國絕大部分消費品一直都是通過市場供應的，即使是定量供應的糧、油食品，也要照價付錢。惟有住房，雖然是人們最基本的消費品之一，卻基本上沒有通過市場買賣，不實行商品化生産經營，資金運作是單一方向的，只有投資，沒有資金的回收。
與當時行業浮誇産量的情況相反，城市住宅規劃設計領域出現了競相壓低住宅造價與標準的局面。各地紛紛出現使用當地土産原材料和施工技術的住宅，如四川的竹編牆住宅、哈爾濱的“四不用”大樓，即不用鋼鐵、水泥、木材、紅磚等。
1958年4月建築工程部舉辦的地方設計工作會議，成爲這類住宅的一次全國性彙展。
在文革開始以前，城市住宅再次出現降低標準的傾向，大慶的“乾打壘”住宅是這類住宅的代表，“乾打壘”住宅在“文革”初期得以延續，主要表現形式爲簡易樓。
當時推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目標，與中國當時的資源票賦存在著尖銳的矛盾，爲了克服這種矛盾，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需要一種不同於市場機制的宏觀環境，使資源有利於重工業的發展，而忽視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這些政策目標在國家對住房投資的比重方面就是明證。當時，城鎮的住房建設實行中央與地方兩級管理，住房建設資金相應由中央與地方兩級財政負擔，一直未設專項資金，而是作爲一種非生産性投資，附列在基本建設投資之中。由於沒有專門的資金渠道，在強調“先生產後生活”的年代，住房建設資金被不斷擠佔，住房建設投資占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長期呈下降趨勢。
1985年普查資料顯示：城鎮居民中缺房戶1054萬，占總數的26.5%，無房戶128萬，占3.2%；不方便戶415萬，占10.5%；擁擠戶511萬，占12.9%。城市居民中，缺房戶754萬戶，占城市戶數的28.8%，縣鎮缺房戶300萬戶，占縣鎮總數的22.1%。
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宅基地制度更接近共有産權，現行農村宅基地制度私有化的內容多些，我們可以進一步從二者制度效果進行比較。從1957年至1977年二十年間，中國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1.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而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間，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0.17平方米增長到23.5平方米。
整理自鳳凰網、《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年》、《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年04期、《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9年2月第24卷第1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人民網、《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2期、楊奎松署名文章《關於建國以來黨政幹部的收入》、鄧建華署名文章《福利分房那個年代 有錢你也買不到房子》、王崇敏署名文章《宅基地使用權制度現代化構造》、2010年1月6日《南方周末》等
（《華聲》）
回顧2013變革之年：中國改革的動力何在？
(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g1NjA2NA==&mid=200006755&idx=1&sn=4200d36ab73154898f94b8250196ad91#rd )
2014-01-24 國家人文歷史
編者按：2013年是中國的變革之年，2014年，各方都盼望著改革方案的落地，面對産業轉型的困局，面對社會經濟矛盾的複雜化、尖銳化，面對第三次産業革命的挑戰，改革是保持中國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成爲共識。改革究竟改什麽？改革的動力何在？現有體制對改革的約束如何破除？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許成鋼對此有多年的潛心研究，許成鋼認爲，中國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邏輯，現有中國模式的制度基礎是分權式威權制，這一體制在過去多年通過地區競爭機制解決了普通威權制解決不了的激勵問題，其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根源。
所有發達經濟體共同的基本體制，使得他們的社會經濟穩定，技術創新，經濟發展。與此對應，近百年來，世界上所有的國有制統治經濟毫無例外都是低效率的，最終垂垂衰敗，直致蘇聯和東歐的整體崩潰。
相比之下，所謂的中國模式，事實上是一個改革發展到半路的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場經濟，不但不是一個發展了的市場經濟，更重要的是其核心的控制機制是政府。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民衆期盼改革帶來美好生活。
中國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邏輯
市場是以私有産權爲基礎的，而且，以私有産權爲基礎的市場是滿足公衆對所有競爭性私有物品需求的最有效機制，所有的競爭性行業都不是政府操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必須要求政府離開市場。
改革要求政府必須離開市場，但是又必須在市場上。原因在於有許多問題是市場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的，需要政府來解決。那麽哪些作用是必須由政府發揮的呢？
政府第一位的作用是保護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政府要應對市場失靈——當市場失靈的時候，是需要政府來幫助的，但是，政府絕不能代替市場。
政府要保護私有産權，防止政府本身和有權有勢的人侵犯公民權利。這是任何市場經濟能夠發展的最基本條件。
政府要以獨立司法來保證合同的執行，限制壟斷，防止欺詐。因爲市場交易實際上就是合同交易，如果沒有政府幫助執行合同，市場就沒有辦法發展。
政府還有第二位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首先，政府要提供硬的基礎建設和軟的基礎建設，其次，市場自身無法解決貧富差別問題，需要政府幫助減少貧富差距，包括提供公共品和保證貧窮人口的最低標準，以及保護貧窮人口的財政政策等。
改革動力問題的核心是激勵機制
中國現行的體制可以概括爲地方分權的威權主義體制，簡稱分權式威權制：中央對政治、人事高度集權，此外還包括對大銀行、證券市場進行集權控制，在能源方面實行壟斷式的集權保護。分權表現爲行政、除金融和能源之外的資源，以及其他大量的經濟控制權向地方高度分權。
這個體制是一把雙刃劍，它決定了過去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軌迹，同時也是今天大多數嚴重問題的制度根源。
改革的動力何在？誰來改革？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激勵機制問題。在一個威權主義體制內，整個社會經濟都被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僚機構統治。下級爲了自己的利益欺騙上級，上級又要根據下級報告的資訊來決定是提拔他還是壓制他、懲罰他，由此導致上下級官僚之間的激勵問題很難解決。
所謂中國奇迹，實際上增長速度並不是奇迹，而是在威權體制下，能調動千百萬地方官僚拼命往前趕——在改革早期，中國解決了威權體制下無法解決的激勵機制問題，這才是奇迹。但這個奇迹是暫時的，長遠看，只要體制是威權主義官僚體制，就無法解決各級官僚的基本激勵機制問題。
中國改革短暫奇迹的制度基礎是分權式威權制
造成改革前期短暫奇迹的制度基礎是分權式威權制，即把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引誘地方政府競賽GDP增長速度。中國前30年改革比較成功，關鍵在於開始建立市場，利用市場的綜合指標GDP，地方競賽。
但是，地區競爭GDP只是權宜之計，不再能繼續幫助解決官僚體制內的激勵機制問題：政府的職能從來不是單一的，政府把經濟增長設爲目標，一定造成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扭曲；只要政府的目標不是單一的GDP或GDP增速，地區競爭就喪失了解決激勵機制問題的效力。
威權主義官僚體制解決不了體制內的激勵機制問題，這是腐敗猖獗、改革停滯、經濟結構問題惡化、社會經濟問題尖銳化等弊病的根源所在。
解決各級官僚的激勵機制問題，其關鍵在於：從制度上改變官僚體制本身，改變官員的任免、考核、升遷的機制，把自上而下的任命改爲民選。選舉的正常展開需要制度條件，其中一個基本條件是獨立的司法，保證選舉能合法進行，使得有利益要干預選舉的力量不能得逞。此外，地方民選的立法機構必須獨立於地方司法和地方行政首長，由此限制選出的政府的權力。
徹底改變體制，由人民決策和監督代替中央監督地方政府，是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激勵機制問題的唯一途徑。
如何改革“分權式威權制”
分權式威權制是今天中國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根源，是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基本因素。中國經濟未來的可持續增長，有賴於對分權式威權制的改革。必須從體制入手，以體制改革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才能有效制止經濟下滑。其中核心和當務之急是幫助中小企業發展。
從中長期來看，體制改革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建立民營爲主體的市場經濟，尤其要破除金融壟斷，大規模開放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金融領域，金融監管包括銀行監管應該對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
第二，承認和保護公民特別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在最終實現這一目標之前，可以推動延長租期、允許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級政府征地權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推動設立完全脫離地方的專業法庭，包括金融專業法庭、土地專業法庭等，幫助部分解決這些領域裏的司法獨立問題。以此爲起點，擴大獨立司法的範圍，自下而上推動司法獨立。
第四，推動地方選舉，完善村級選舉，儘快推動鎮級選舉，儘早準備縣市級選舉。選舉包括行政首長和地方人大代表。自下而上推動選舉制度的全面普及。
第五，確立各級人大作爲立法機構的基本權力。當務之急的第一步是地方財稅權力。至少可以從縣市級起推動，保證地方立法機構約束地方政府的財稅行爲，自下而上推動立法機構獨立行使權力。
注：文章有刪節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作者：許成鋼）
習總很忙
2014-2-4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8| 評論數: 0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堅持黨的幹部要走群眾路線，除了反腐肅貪，還定下許多規矩，據說浙江西湖邊的高檔會所，就是在這種氛圍下，開始對平民百姓開放。但大陸人多地大，不貼近群眾的事情還有很多，如果什麼事都需要習總去過問，那這個國家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春節前，大陸許多媒體都曝光一件事，機場餐飲費用高得嚇人，一份套餐動輒近百人民幣，而且是指定經營，只要進了安檢閘口，愛吃不吃隨你，沒地方說理去。
早年台灣也是這樣，不只機場，連高速公路休息站也如此，宰你沒商量。經媒體大量曝光後，相關單位降低經營費用標準，引進全國統一價格的便利商店，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如此自由競爭之下，高價寡占的經營者自然絕跡。
要貼近群眾，就要從生活周邊這種小事情做起。浙江的官員大言不慚的說，占據湖邊優勢地段的西湖高檔會所，能對平民百姓開放，就是學習習總書記講話的精神。那麼，在習近平沒有講話以前，這些官員「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到哪去了？
大陸官場普遍有一種文化，政隨人轉，部分官員的眼睛只盯著上頭，看準主政者的風向，搶著立功表態。官員並沒有真正貼近群眾想法，他們從骨子裡就沒想過照顧老百姓，唯一想到的只有自己的官位。
習總書記要讓官員有貼近群眾的精神，就要把官員這種骨子裡的病態連根拔除。所以他要展開第二階段的貼近群眾路線實踐計畫，只要把為民服務的精神深入官員骨髓，這個國家才有救。否則，習總的未來會很忙。
習重拳反腐 防蹈國民黨覆轍 港媒爆 習憂政權崩潰 著手「收拾民心」
2014-2-5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21| 評論數: 0
香港《經濟日報》4日報導，2012年夏天，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上表達了上述看法。一名接近參加當年北戴河會議官員的消息人士說，習近平在會議上表示，中共當前所面臨的內憂外患，與1948年的國民黨極為相似，死穴是「失盡民心」，隨時有面臨革命的危險。
會議中，習近平與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達成共識，中共十八大換屆之後，必須盡快收拾民心；因此，習近平掌權後即確立「收拾民心」是新領導班子最緊迫的任務，並著手部署具體方向，拉開反腐序幕。
黨媒社論示警
事實上，早在當年8月初舉行北戴河會議前，中共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7月31日發表題為〈趕快收拾人心〉的社論，便已引發關注。這篇社論稱，大陸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各地群體性衝突或抗議事件頻發，而這些問題的核心是政府行為失當；為此，文章認為，合法性資源不是可以無限透支，修復合法性的時間也不是無限多，「當務之急，是趕快收拾人心。」
該社論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1948年11月4日，由殷海光執筆、同樣題目的社論，被發表在當時國民黨的喉舌媒體南京《中央日報》上，內容痛陳國民黨權貴階層腐敗，以致民心渙散，若再不警醒，將無法避免政權崩潰。
推動威望攻略
一名北京觀察家認為，習近平上台後，有條不紊地推行「威望攻略」，即「先有威，再有望」。這是要讓民眾扭轉對中共的印象，塑造「中共代言人」，先完成正面形象塑造，才能改變民意，而此即為習近平「集權」背後的想法。
貪腐 世界一同
2014-2-5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5| 評論數: 0
歐洲聯盟執委會發布歐盟28國首份貪腐報告，估計每年貪腐耗費約1200億歐元，相當歐盟經濟產值的1%。顯見貪腐現象，世界一同。希臘、西班牙、義大利幾乎所有公司都認為貪腐普遍，其中希臘最差，排名第80，與中國大陸排名相同。只是現在大陸在習近平的雷厲風行下，進行打貪反腐，而歐盟國家在希臘、西班牙經濟瀕臨破產之際，卻不聞有反貪腐的風聲。
走群眾路線 向會所說不
2014-2-5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4| 評論數: 0 |原作者: 毛承之
1月16日，浙江省委常委會召開專題會議，傳達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西湖景區「會所」問題的重要指示精神，責成杭州市委市政府立即採取果斷措施，整治關停西湖景區「會所」。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表示，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堅決向會所歪風說「不」，切實保證還湖於民、還園於民、還景於民。
「會所中的歪風」長在哪裡？老百姓心裡最清楚。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能一葉知秋，明察秋毫。廣大黨員幹部不走群眾路線，傾聽群眾呼聲，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緊迫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這怎麼行呢？
中紀委指出，近年來，一些地方將歷史建築、公園等公共資源變為私人會所的現象屢見不鮮，其中存在違法設立經營、侵占群眾利益、助長奢靡之風、滋生腐敗行為等問題，群眾反應強烈。中央領導習近平高度重視西湖景區「會所」問題，就是要各級政府部門堅決貫徹落實有關指示精神，帶頭落實，帶頭整改，在整改中落到實處，在落實中查找問題，改到位，整出成效，讓中央放心、群眾舒心。
據報導，「西湖會」原是杭州市商旅集團的下屬企業，開張於2004年，是一座臨湖而建的亭台式建築，一直是杭州高檔餐飲的代表性場所，一桌酒席數千上萬元不算稀奇。像「西湖會」這樣的高檔經營場所在西湖景區內有30家。這些西湖景區「會所」本來就是公共資源，不是私人場所。中央出台8項規定、堅決反對「四風」、嚴肅整治「會所中的歪風」之後，如果不對這些場所整改，就不能真正做到根治腐敗，取信於民，打造廉潔守法政府，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堅決向會所歪風說「不」，就要密切聯繫群眾，走群眾路線，切實保護和維護好人民群眾利益；就要立即採取果斷措施，付出行動，馬上整改到位，整出明顯成效。整治「會所中的歪風」，還就必須整治「會所」，剷除產生「會所歪風」的生存土壤，讓人民群眾充分當家做主，說話能算數！正如夏寶龍表示，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講話精神，堅決向會所歪風說「不」。（作者為江西贛州黨校研究員、經濟學者）
魚樵問答 2014-2-5 12:57:05
地球上最後的太監:二十年前嘲笑前蘇聯民主，現在閉嘴了；十年前嘲笑臺灣 民主，現在閉嘴了；現在又開始嘲笑埃及了。每個國家人民，都從專制中走出，奔向民主自由，儘管磕磕絆絆，卻無悔無怨。唯獨此等王朝，已被閹割而徹底性無 能，你就繼續抓緊時間用口活自慰吧。這世界上能被你笑話的已不多了!
「習大大」發功 公務員不敢臭臉
【經濟日報╱特派記者 陳言喬】2014.02.06 06:18 am
大陸「辦事難」已是公認的事實，有句順口溜形容得很貼切，那就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去過大陸公家機關辦事的人都會發現，那裡的公務員很少不臭臉的，但沒人解釋為何他們總是那麼的不耐煩。
所幸這個現象，近幾個月來有明顯改變。網友說，最要感謝「習大大」，如果不是他宣示要收回官員恣意妄為的權力，不是他要求紀檢單位再三巡視各部門，這種基層民怨的現象不知何時才能解決，他們平日所受的窩囊鳥氣，還不知何時可申冤。
大陸央視去年10月報導河北省公安民警故意刁難來辦護照的年輕人，讓這個年輕人來回從家鄉跑了六趟，新聞曝光後，承辦員警被免職。
最近在四川雅安也出現類似這種情況，一名農民為考駕照備受刁難，朋友告訴他要花人民幣6,000元紅包才能取得駕照，他不信邪，托人找了城裡的親戚認識的官員去說情，但仍無法報考。被拒絕了兩年，最近車輛管理所通知他，可以考了。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就是一句話可以來考了。
這名農民心想，落差怎如此大，大概是再不讓他考，他若去告官，估計在當今風頭下，那些車管所的官員們都要倒大楣。
大陸「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已是公認的事實，多年來種下的惡果，就是仇官、報復的心態，進一步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有網友認為，大陸許多公務員就是拿著雞毛當令箭，作威作福，利用自身的權力「尋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當個官好不威風，可以動輒罵民眾。
但現在的民眾也學聰明了，哈爾濱信訪官員罵陳情民眾是「流氓、無賴」；吉林電力局長罵民眾「不要臉」，被錄音、錄影曝光後，全部撤職滾蛋。
習近平前天還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強調，接下來的第二批黨員幹部的教育實踐活動，要在群眾家門口展開，每項工作都讓群眾參與、受群眾監督、請群眾評判，盯住作風問題不放。這下子，更把那些基層官員嚇壞了。
大陸公安部副部長黃明，日前到陝西與基層公安警察座談時也強調，各地要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對那些不作為、亂作為，凡是在辦戶口、辦證時刁難群眾經查屬實的一律停止執行職務，涉嫌犯罪的一律追究刑事責任，一定要打破「不找人難辦事」的潛規則。
看來，大陸真的是動起來，落實18大所說的「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如此一來，許多官員藉以欺壓百姓的「油水」勢將愈來愈少，這也是近一、兩個月來，各地官員頻頻發出「不如歸去」的感嘆。
S中山-灯配-彦 2014/2/6 下午 11:54:06
中国人一辈子学着做人，个个活的似狗！ 西方人一辈子学着做事，人人活的精彩！中国人个个想做人上人，结果全是猪！ 西方人个个想做王中王，结果全是人！中国人，男的好淫女的贪财。个个活的似狗！ 西方人，男的好色女的浪漫。人人活的精彩！绅士贵族引领社会走向文明，平民百姓只能无耻下流苟活。决斗文化使社会越来越开明，卧薪尝胆使社会越来越无耻！
ahai 2014/2/7 上午 12:52:59
微博其实是个大猪圈，大多数猪吃饱了乱哼哼，有几头猪总想告诉大家：“别再被人圈养了，咱要自由！”它们被养猪人揍一顿，有些闭嘴了，有些继续哼；撞墙的，立即拖出去宰掉。最近，越来越多猪醒了，开始喊自由了，养猪人有点慌。杀，太多不敢，不杀，又怕叫醒其他猪。。。路过的，你是哪种猪？
《論美國的民主》在中國暢銷
朝鮮日報駐北京特派記者 安勇炫 (2014.02.10 10:34)
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國家。在中國，由於“民主主義”和“憲政（立憲政治）”等詞語可能會被用於譴責共產黨，所以通常被視為禁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後雖然強調全方位改革，但至今尚未提及“政治改革”。
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譯本（見圖）在中國網上書店當噹網社會科學領域排行榜上居上游。這本著作是托克維爾1831到美國旅行時撰寫的名著，他在書中分析了美國初期民主主義的特點和優缺點。當時的歐洲知識分子厭倦了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局勢，他們覺得民主主義會引發政治動蕩和無政府狀態。但托克維爾認為，只要具備機會均等、思想自由、私有財產得到保護等條件，民主主義最終會取得勝利。
中國對其從未經歷過的西方民主主義非常關注。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發展了經濟，主要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萬美元。因此，一些人開始覺得，比起經濟增長，中國現在更需要“民主主義”，以保護人民的自由和人權。中國社會最近通過180多年前法國貴族托克維爾眼中的美國民主主義間接經歷民主政治制度。該書指出，當時的黑人奴隸制和歧視印第安人等美國人權黑暗的部分以及“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可能會致使民主主義演變為專制主義。有分析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政府沒有將這本書指定為“禁書”。
帶頭指揮中國反腐工作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去年年初推薦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後，托克維爾在中國倍受矚目。王岐山在提到托克維爾的著作時警告稱：“如果中國不根除腐敗，可能會出現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民心背離的現象。”
horseblack 2014-2-10 01:00:23
■群文件里《老人》一片的背景资料■
元亨利贞(504839551) 2014-2-9 10:28:51
冀·杨志国(1023354618) 2014-2-8 23:06:18
老人邵正祥出生于1929年12月，山东省招远市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组织的儿童团团长，1955年参与昆明水电设计院筹建工作，并担任该院测量队队长。1957年6月20日，邵正祥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为储安平辩护，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劳教，1962年邵正祥“右派”摘帽。1970年又因言论被定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遣返山东原籍监督劳动。1975年落实政策恢复昆明水电设计院工作，1989年退休后的邵老仍不减良知，继续抨击独裁专制政治文化，希望未来中国不要再重蹈过去苦难之覆辙。
揪出東莞性都黑手
2014-2-12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9| 評論數: 0
大陸中央電視台暗訪「性都」東莞，製作「東莞色情業：法治中國，沒有掃不了的黃」專題，指責「東莞色情業泛濫十多年，當地警方一直在掃黃，為何黃流來了又退、退了又來？」播出後，連續數日大規模掃黃，酒店、業者、公安無一倖免。
出乎預料的是，央視「代紀檢行道」，竟因一小段插曲而轉移焦點，原來記者跟監時，發現嫖客開的是負責興建港珠澳大橋的「中鐵五工」公務車，焦點立即從「掃黃」變成「肅貪」。
觀眾套用報導標題，質疑「中國官員腐敗業已泛濫了幾十年，紀檢一直在反腐，為何腐敗越來越嚴重？」
更有甚者，乾脆以打油詩反諷「央視無情，人間有愛，挺住東莞，天堂沒有央視，業界良心，東莞不哭，今晚，我們都是嫖客，多難興邦，中國春夢一定會實現。」
支持東莞的「歪理」是：「莞式服務系統化、標準化經營理念超強與創新，值得國企下個文件好好研習借鑑。」
不滿聲浪還酸了央視「問過市政府要錢沒給成，所以才播的嗎？」「東莞是名副其實的性都，這還用暗訪嗎？」「這是央視為東莞做的廣告嗎？」「沒有掃不了的黃，只有掃不完的黃。」
網民的質疑都是對的，習近平上周出席索契冬奧會開幕式前夕，才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說：「改革進行到這一步以後，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不好改的，我們叫啃硬骨頭。」
話才剛說完，央視就「柿子挑軟的」選擇人盡皆知的「性都」下手，結果只有鎮級公安分局長和派出所所長停職，殊不知百姓要的是揪出包娼圍事背後那隻、或是那一群看不見的黑手。
政法界貪腐 北京集中公布
【中央社╱台北12日電】2014.02.12 10:55 am
中共中央政法委近日集中公布10起司法人員違紀違法案件。專家說，這顯示中共當局決心清除政法界的害群之馬。
香港星島日報報導，被曝光的案件包括大陸公安部居民身分證密鑰管理中心前主任佟建鳴涉嫌受賄案。
佟建鳴被控自2001年任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以來，尤其是擔任公安部居民身分證密鑰管理中心期間，為相關企業謀取利益，涉嫌索賄、受賄人民幣223萬元。
據報導，佟建鳴已遭中共當局開除黨籍與公職，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此外，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諮詢委員會前秘書長劉湧涉嫌自2008年以來，接受多名案件當事人的請託，為案件說情打招呼，收受賄賂200多萬元。
劉湧已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周蓬安 2014-2-12
【环球时报：与央视对立会滑向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微评：环球日报也太“老套”了，还以为级别高的媒体声音就是主流，那就是“宇宙真理”了。再说，批评一下央视某一个观点，就是与央视对立？这是以偏概全。我希望央视放下身段“接地气”，说人话，和民智一同提高，不要总是高高在上、胡说八道。
徐知汉 [转发微博] 2014-2-12
1，没捐款就没资格过问～中国内政不需外人指手画脚。2，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相信党带领人民到达共产主义。3，老子捐了，勇士们愿意咋花咋花～三公经费，领导们就这样花的。4，谁质疑讨论公开谁就是五毛～谁质疑反对党谁就反革命。5，（部分）公开时机不到～官员财产吗。。
2.很多人为曲阜捐款吵，打，混战。那钱几乎成了试金石：凡是支持不公开的都是战士，要求公开哪怕讨论公开的就是五毛。结果在五毛水军的搅和下，大家心灰意冷。再加上成功转移视线到东莞，几个人再去关注勇士和事态？成功需要：1，组织。2，资金。所以钱，是严防死守的禁区。智力是很多人的短板。
3.争吵分歧，理性交流，这很正常。1，没捐款就没资格过问。如果白鸽如是说，你有没有资格过问红会？2，老子捐了，就是让勇士花的，哪怕贪污，老子乐意。那么何必要改变现状？贪官就代表人民花了。3，规则的建立，强于无底线的信任。4，发生争执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次次打，没思考，没进步。
4.我们所欠缺的恰好是民主思想。不能包容异己。听不得不同声音。容不得合理质疑。看见为曲阜募捐打成一片，很多人寒心远离。其实牵扯钱，次次混战。战，要思考为什么战？如何战？如何避免再战？最简单的，就是建立可复制的规矩。大家把对战斗的热情，转移到讨论：如何让募捐合理，可持续下去吧。
5.从捐款开始到现在，我绝对没有怀疑前线任何一个勇士贪污。我只想让：募捐持续下去，钱公平花在勇士身上。有问题，解决问题。不是次次不成熟，回回有问题。悲剧轮回的原因：蠢。大家思考一下：若每次开始轰轰烈烈，钱捐了，事情没咋，钱没了。咋没了，不许问。不知道。G民的信任还能透支几次？
(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MyMDE0MA==&mid=200017290&idx=1&sn=0e6b1b79f362087465724902af0cf437&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
2014-02-01 共同努力網
中華何時復興？ 一位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教授曾說過：中國史上到南宋滅亡就停止了，人們問他爲何？他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有人說：唐宋在日本，明在韓國。大清在中國。爲什麽？ 因爲《禮》曰： “華夏，重信義！而胡人，無！！” 今天的我們，絕對是炎黃的恥辱！ 在罵日本人亂改教科書的時候，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要捫心自問，遠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們好好反省過？ 宋朝的滅亡，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中國第一次亡國。有興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句話，真是血淚斑斑的警句。宋朝覆亡，厓山海戰中國 整個精英階層全部殉國，一脈相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由此産生斷層，其影響深遠延續至今。 崖山之後，再無中國，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命題。兩宋300餘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軍事上屢受外敵之辱，常被稱爲“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經濟、 文化、科技、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其成就超過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明清，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抑制工商業的 朝代，並且極力發展對外貿易。雖然不斷的納貢稱臣，但國庫歲收依然充裕，終宋一世，只爆發過幾次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亡，這應該是有其原因的。漢文明在宋朝時 候，領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發達，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後，獨立支撐數十年。蒙古軍隊佔領中國北方時，其種族滅絕手段極爲惡劣。幾乎 每個城市都有屠城記錄。蒙古屠殺造成了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減少，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在北方有4500萬以上登記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後，還不到700萬， 而且這個數位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幾百萬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於瘟疫，饑餓的人口，那麽也至少屠殺了80%以上，據記載，宋人到中原後發現， 中原地區千里無人煙，白骨遍地，井裏塞滿了死屍而水不可飲。蒙古軍隊攻佔長沙時嶽麓書院的數百名書生全部壯烈戰死，但3百多年後，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時身邊 只有一個太監，更別提什麽陸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說中國的精英盡喪蒙元之手。此後漢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市民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 科學技術的創新都無從談起，中國喪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雖然百年後漢人複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還是受到蠻族很大影響，大開歷史倒車，無視生命價值，抑制 商業貿易。漢人在遭遇北方騎馬民族的重創後，開始變得保守，其統治階級相比較宋朝統治者而言也更殘暴，此後的數百年，面對外侮，大多數的漢人精神麻木苟 且。
中國文明垂世而獨立，可以說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創性文明，在遊牧民族的入侵和打擊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戰後，整體性亡于蒙元，我們文明的發展的 積累被破壞，可以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古中華遺風，究竟會有何等的團結與彪悍？ 連相對柔弱的南宋，都有十萬軍民自發跳海殉國，這樣的氣節，何時能再次擁有？ 南宋滅亡的時候，日本“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舉，且倭主不來朝貢，造大船7000艘往攻，結果船隊被暴風雨所摧毀，日本人 從此將此風稱爲“神風”。二戰中“神風敢死隊” 即出自這個典故。 明亡後，朝鮮和日本認爲中國已亡，日本從此蔑稱中國爲“支那”。明治維新後，自認爲華夏正統的日本曾打著“攘夷主義”的旗號發動甲午戰爭等對清戰爭。 唐、宋、明時作爲對中國文明衷心傾倒的兩個附屬夷國，日本和朝鮮至今因還因宗主國文化淪喪而對中國存有偏見。 也許日本人說的是對的：宋之前是中國,宋之後是支那。蒙古軍的屠城，殺掉北方百分之80的漢人，精英殆盡。明朝只算詐了下屍,可惜當年漢人的精氣神全沒了 。 我們沒什麽值得自豪的了，只願有生之年可以憑吊崖山 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國一個值得回憶的地方，中國人應該認識它。 南宋的大臣陸秀夫在國家將要被蒙元滅亡的時候，背著年僅9歲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詩歌可以表達我們對淒然收場的宋王朝的懷念。 爲了復興宋室，一直不停奮戰，但事到如今，已無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統後裔，應該斷然作出不辱沒您血統的決定。" ——"我明白了,你沒有背棄我，並且自始至終侍奉我，太感謝了！" 陸秀夫面對少帝這種勇敢地態度，不得不強忍住眼淚。 ——"陛下..."陸秀夫背起少帝，用帶子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蒙古軍啊，將來有一天，繼承我們遺志的同胞，一定會征討你們的！" 就這樣，陸秀夫背著少帝，投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後，據說達十萬人之多。這就是南宋最後一戰的崖山之戰。南宋的陸秀夫死了......趙宋終結，古典意 義上的中國也隨之滅亡，中國第一次整體亡於遊牧民族之手。這場戰爭的兩個對手的來歷都不平凡，趙宋的滅亡也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改朝換代。 內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學"創始人之一)：宋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日本學"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 代則是近世的開始。" 謝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陳寅恪："宋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後文化發展的指南，我國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將走上"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的道 路。" 李約瑟：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 宋朝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經濟、科技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那個時代，中國占世界GDP總量要超過一多半。宋朝的經濟實力、科學技 術和文明程 度在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對於中國而言，宋朝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
中 國的文化這個時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的文化。漢朝國強，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國文化到宋達到了巔峰。宋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管理的朝代，中國文化巔峰 的時代，隨著宋的滅亡而凋殘。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宋以後，民族最優秀成分基本喪失，存活下來的都是“劣幣淘汰良幣”法則衍生出來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後社會總是充滿太多圓滑世故的保命哲學。再經歷宋明理學 特別是明代以來的文化自我閹割後，剩下的古老中華文明基本屬於一種散發著腐朽氣息的文明，雖然古老，卻是戧害著最優秀成份的一種老人黃昏式智慧。雖不無可 取之處，卻於歷史大格局深有妨礙。 宋是這樣一個銘記了漢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時空和今天的中國人有著不解精神文化傳承。 一位臺灣人憤怒的寫道：“（大陸）摒棄傳統的四維八德，培養出了不知廉恥的一代。”這就是“輝煌燦爛的華夏文化”？這就是“堅強挺拔的漢族脊梁”？ 普及英語，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禮，我們瘋狂地爲自己的傳統挖掘墳墓，全然不知歷史的幽暗處，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竊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橫掃北元的那份榮耀，卻相信“農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國產紅夷令倭寇聞風喪膽的那份自豪，卻相信“古中國無科學。” 忘了“爲官應直諫，爲史應直書”的那份尊嚴，卻相信“漢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滿人用他們肮髒的爪牙姦污了我們的傳統，現在又在用卑鄙的謊言，把早已消逝的漢文化作爲自己醜行的替罪羊。 在相信“清朝明君輩出，疆域遼闊，政策開明，國泰民安”時，爲什麽不活動一下生滿鐵銹的大腦，戳穿這面紙糊的窗戶？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卻被明末遺民視作“中産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的貧困末世。 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産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國工業産量僅爲全世界的 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章太炎《哀焚書》第五十八）。當代學者顧關元先生據海甯 陳乃乾的記載，則認爲所銷毀的書籍是《四庫全書》總數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吳晗“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的疾呼。 所謂“盛世”，實則一個屍橫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嚴全無的時代。 此時的西方學者可以慶倖地說：“中國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時的倭人可以幸災樂禍地宣稱：“華變於夷之態也”。“支那”一詞應運而生。 此時的高麗使臣可以自豪地宣佈：“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 面對持續滿清全朝的漢族暴動和起義，面對三百年經久不衰的“反清複明”的口號，面對高麗王國對“大明國崇禎帝”持續百年的秘密祭祀，責其“愚忠”成了殖民 者一面薄薄遮羞布，爲什麽就沒有人敢於將其撕去？ 聽說“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專制最落後的朝代”時，爲什麽我們不能耐心翻翻歷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來訪的西班牙人這樣描述這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明朝： “他們首先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 “在他們的一切城市中都有醫院……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行乞。我們因此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市裏都有一個大地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 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應。” “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對外國人很有禮貌。” “在中國的其他省份，還有製作奇特和優良的炮……他們的炮特別好，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爲我看過一些架在船上的這種炮，它製造的比我們的好，更加堅實。” “總之他們不留下一尺未種植的土地，你在全國看不到任何荒地或無收穫的地方…… “我們驚奇的看到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復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 今天，電視裏又在放百家講壇---閻崇年的清朝故事，當他講到努爾哈赤是偉大的英雄，多爾袞入中原成功是因爲“少殺人”時，台下的觀衆都鼓起掌來:“講得 真好。康熙爺真是聖主啊。”“明朝太腐敗了，漢人太無能了，沒有滿族，沒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漢人是不行，太落後”“漢人歷史從來就是垃 圾”。。。。。。真讓稍有思維能力的人聽不下去了，“閻說錯了，大家別信！” 看著歡快而某些所謂國學者麻木的笑容，他們不時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後振振有詞的爭辯，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樣，這，難道就是偉大炎黃大帝孕育出來的子孫嗎？ 我們的民族自稱“漢”；我們的華人被叫“唐”人；我們的文化被稱作“華夏”文明；我們的國家被稱爲“禮儀之邦”“中央之國”！“華夏”，何意也！高貴而典 雅，“中國”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輝煌的偉名是誰爲我們贏得？是我們的祖先，是他們，一隻手握著寶劍砍下敵人的頭顱，一隻手拿著書籍保持著最高貴的 禮儀，以無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著華夏族的生存空間。1000年的征戰，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國家，不知滅絕了多少民族，直到有 一天，當他們將視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當他們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灘時，他們才停下了腳步，他們的武力和高貴讓他的所有鄰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 們面前屈膝，而且是自願的稱臣，這些惶恐的鄰居敬畏地送給祖先一個偉大的國號“中國”，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們偉大的祖先，他們勇敢而聰慧，他們重榮譽而輕生死，他們講信義而鄙狡詐，他們重文明而藐野蠻，他們愛自由而厭樊籠，“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 能移。”“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其志！”他們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迹，可是你們誰知道？在華夏文明毀滅前的南宋文朝是一個什麽樣子？ 南宋時期，皇帝權力極其小，詔書必須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輔臣聯名才會有效，而人民經常集會議論朝政，北宋末年罷蔡京殺六賊，不是太學生陳東和十幾萬百姓 聯名上書施壓的結果嗎？南宋學風自由活潑，技術人員備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國家所遠遠不及的。 然而華夏文明在他最輝煌的時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殘暴最野蠻的侵略，蒙古人用他們幾乎全部力量，打擊華夏文明最軟弱的政權----南宋，蒙古人可以幾個月 內，就踏平花臘子摸，鏟平俄羅斯，夷滅東歐列國，但是在江南的華夏文明面前，他停頓了幾乎50年。元軍攻打襄陽，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軍攻打四川，川民 殺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殺光，才放棄抵抗；揚州李庭之軍隊抗元，直到揚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軍依然抵抗，因爲根據宋制，投降詔書 必須丞相大臣連署之後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國家沒有投降。而崖山失敗後，30萬宋軍將士只有2萬人被俘虜，其餘全部戰死，上至皇帝 下至普通軍民，都自殺殉國。聽聞宋滅後，浙江十萬士子紛紛跳海自殺，福建有四萬！這是什麽！這就是華夏精神！ 日本歷史學家田中芳樹在《海嘯》中用史詩般的語句描繪了華夏英雄在災難面前所表現的堅強和決絕： 一、“聽到這話，大驚失色的是鄧光遠，年幼的帝僅僅將聰慧之雙眼轉向了陸秀夫。 ‘臣力有未這，讓國事淪落軍止。元之賊兵即將迫近皇上寶座，脫逃之事恐怕已經不可能。’周圍的宮女和宦官發出驚叫。帝則無育地凝視著陸秀夫。 ‘皇上雖然年幼，但畢竟身爲天子。天子須重視名譽更甚性命。臣雖不忍提及！但尚請皇上覺悟。’數名宮女失神倒地。船艙之牆壁發出了奇怪聲響。那是元軍施放 之箭矢刺中船壁的聲音。帝景仍然凝視著陸秀夫，但是白嫩嬌小的臉頰上卻出現了微笑。‘就依你所言吧！’” 二、“賊兵如蟻，蜂擁而入，李沛望著百姓，‘願意求生還是求死‘，人們大呼‘只願意與將軍共死’！汪立信將兩個孩子喚過來，‘今天，我將爲你們舉行成人 禮，表示你們也要承擔其衛國的責任！’於是，父子三人全部戰死，獲得了死後的光榮。” 這就是華夏的精神！爲了自由，爲了尊嚴，爲了子孫，他們英勇奮戰，從未有過動搖！崖山之後，華夏全面淪喪，被嚴重胡化，漢民族地位地下，喪失了做學問的機 會，自由的風氣被扼殺，無數優秀豪傑英勇戰死，商業文明嚴重倒退。 到了明朝時期，雖然光復，但是漢文化已經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專制，喪失華夏文明中開明和自由的氣息，但是明時期不斷喚醒的華夏意識，使得明末覺醒了華夏意 識，學術風範大盛，內閣組黨之風流行。然而此時不幸發生了，在天災與人禍之下，中原爆發了嚴重的內戰，當漢民族傷痕累累的時候，滿蒙組成聯軍進入了中華腹 地。完成了對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殘酷扼殺了華夏文明復蘇的一次大好機會。 多爾袞在漢民族最虛弱的時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強大，但是它還表明了其他嗎？如果一個民族只會用刀，即使他再兇暴，那麽他充其量只是個蠻族，永遠也 創造不出偉大的文明，康熙也許喜歡算術、化學和天文，但他永遠預料不到這些東西能夠給他帶來什麽變化，因爲只喜歡支配奴隸的他對文明的創造和發展沒有興 趣，這就是他爲什麽要查禁《天工開物》，爲什麽禁止前明時期大發展的火藥技術；爲什麽要限制民間冶煉鋼鐵，爲什麽消滅造船的技術。因爲他的支配奴隸性統治 欲望是永遠不會關心文明的，他只對如何支配他的奴隸感興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們用他們的政策告訴了我們這一點，那就是他們的所有統治技巧和殘忍暴力只 能證明他們對文化的野蠻無知，對殺戮的渴求和與文明世界的隔絕，這就是他們的韃靼文化，一種依託掠奪的寄生文化。他們只對培育奴隸和愚民感興趣，對社會的 進步和自由毫無興趣，而華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經世致用的“國士”！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醫療、收入、住房四大問題
(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g1NjA2NA==&mid=10092321&idx=1&sn=f67f540f8add66e71b964de89e9c8c9e#rd )
2014-01-23 國家人文歷史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築就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論斷；
毛澤東時代的醫療“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這是世界銀行評估報告中的結論；
在今天的話語中，毛澤東時代在相當一部分人那裏意味著收入分配平等，是沒有明顯貧富差距的“夢幻世界”；
面對如今高漲的房價，不斷有人表示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住房保障制度的懷念……
果真這樣嗎？
本刊試圖從教育、醫療、收入、住房等四個方面，和讀者諸君一起，回眸那個衆說紛紜的年代。
毛澤主席語錄：要認真讀書
教育：“大衆教育”、“精英教育”與“教育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史通常被分爲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開放時期三個不同階段。
1949年月12月，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方針：以老解放區教育經驗爲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借助蘇聯經驗，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
但這一方針在隨後的實踐中迅速發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不久就被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所取代，從而導致了對“舊教育”的全面否定。與此同時，向蘇聯的學習借鑒則迅速形成“一邊倒”的局面。
劉少奇成爲向蘇聯學習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他組織建設了兩所學習、推廣蘇聯教育模式的樣板和示範學校——中國人民大學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在教育界，向蘇聯學習的運動早在1948年已經在東北解放區開始了。50年代初之後，大批蘇聯專家被聘請來華工作，協助改造和重建新中國教育制度。凱洛夫的《教育學》取代了西方教育理論，成爲全新的經典。
當時的新中國教育面臨這樣的兩重使命：既要擴大勞動人民受教育的權利，迅速普及教育（即“大衆教育”）；又要通過正規化、制度化的教育，爲實現工業化和國防建設培養大量急需的專門人才（即“精英教育”）。這一教育發展中“公平·效率”的矛盾，在當時的官方話語中稱爲“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如何既保持大衆教育的價值和革命精神，又與工業化建設的需要接軌？對於新中國教育無疑是一種艱難的選擇。
圍繞實施國民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和向蘇聯學習的正規化建設，我國教育在五十年代初逐漸走上“精英教育”的路線。它主要表現爲：國家優先發展培養專才的高等教育，並且對大學生免收學費；在中小學實行重點學校制度，形成以升學教育爲目標的“小寶塔”結構，選拔和培養少數“尖子”。出現了重高等教育、輕基礎教育，重工程技術教育和科學教育、輕文科教育，重專業教育、輕普通教育等教育價值的失衡。
1953年9月，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爲了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教育部門應當首先集中力量發展和改進高等教育。中小學教育已有很大的發展，今後應當著重質量的提高”。爲了加快高等教育發展，1952年11月，在院系調整的高潮中，國家單獨設立高等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而教育部主管中小學教育。此後，高教部與教育部幾度分合，合併的目的，都是爲了解決實際工作中日益突出的重高等教育、輕普通教育的問題。但是在此後的教育發展中，這一傾向始終存在，未能得到有效的糾正。
國家教育發展的重心，放在能夠直接促進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高等教育上，體現的是國家對“效率”的追求，強調教育對促進科技和經濟發展的直接功利價值，爲我國五六十年代實現工業化和國防建設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援。其問題是由於教育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衡，致使基礎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長期薄弱，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教育差距加大，落後的國民素質成爲中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刻制約。
比較典型地反映當時精英教育價值取向的，是中小學的重點學校制度。
1953年5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辦重點中學”，全國共確定重點中學194所。在60年代初教育調整、整頓的過程中，重點學校建設又一次提到議事日程。1963年，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確定的重點中學共487所，占公辦中學的3.1%。重點中學的主要功能是爲高等學校輸送合格新生，以與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
這一制度在現實中具有很大的負面價值。因爲中小學教育是由國家舉辦的、面向所有兒童、具有義務教育性質的基礎教育（儘管當時尚未確立義務教育制度），理應遵循教育公平的原則，保證學生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和受教育機會。由於重點學校在師資配備、辦學條件、教育經費等方面遠比一般學校優越，從而導致學校之間的差距拉大，在培養、選拔出少數“尖子”的同時，造成一批基礎薄弱的“差校”、“垃圾學校”，使大多數兒童的利益受損。同時，重點學校之間追求升學率的競爭惡化了整個基礎教育的氛圍。這種“餘毒”，今天仍在發生影響，且已愈演愈烈。
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用十五年時間在工業生産上趕上並超過英國的目標，毛澤東向全黨動員，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全國迅速掀起“大躍進”的高潮，在教育界則掀起“教育革命”的熱潮。
1958年教育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動機，是希望通過“大躍進”、群衆運動的方式加快教育發展，打破常規，迅速普及教育。當時的領導集體對普及教育提出了不切實際的高目標。1955年12月，青年團中央發佈《決定》，要求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
1956年9月，八大的政治報告提出“文化革命”的任務，要求十二年內分區分期普及小學義務教育。
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將這一目標又大大提前，提出“全國應在三年到五年時間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農業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學齡前兒童大多數都能入託兒所和幼稚園的任務”，“爭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做到使全國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條件和自願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因而，從1956年起，教育發展就進入了大起大落的劇烈震蕩之中。1956年高等學校的招生，比上一年猛增一倍，達18.5萬人，1958年大躍進，招生人數增至26.6萬。
冒進和浮誇風導致了60年代初經濟生活的嚴重混亂和全國性的大饑荒。在隨後的調整、整頓中，教育規模大幅度削減，學校大量精簡教工和學生，當時稱爲“瀉肚子”。
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萬，比1955年的水平略高。1961—1963年，高等學校學生減少22%，高中學生減少16%，全日制初中學生減少18%。
在經過1958年至1963年的“冒進——緊縮”之後，中國教育仍數次經歷這種由於體制性原因和“運動式”的發展方式造成的巨大波動——教育規模的大起大落成爲新中國教育發展的另一個基本特點。
醫療：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
毛澤東時代的醫療“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這是世界銀行評估報告中的結論。這並不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評價。
1949年後的中國醫療，在實現了國民平均壽命、死亡率等國民健康資料的巨大飛躍同時，也覆蓋了全國絕大多數的普通民衆。
這一成就確實配得上世界銀行的這一盛譽。然而，在盛譽之下，毛澤東時代的國家醫療體系從建立的開始，就因其分隔城鄉，對不同身份的國民區別對待而造成了不平等的局面。
這一局面的造成，又與中國快速工業化道路息息相關。雖然1965年毛澤東大力推動農村普及醫療，但基本格局未變，城市居民依舊比廣大農村民衆享受了更多的醫療福利。
新中國的衛生體制完全借鑒了蘇聯計劃經濟下的衛生制度模式，實行政府計劃下的衛生供給制度，初步建立了基本覆蓋城鄉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這項制度包括公費醫療制度、勞保醫療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國家根據城鄉、所有制以及工人、農民和幹部身份的不同，實行差別性的立法和治理。
居民人口數量相對農村少得多的城市佔據國家絕大多數份額的衛生資源，人口數量龐大的農村地區只擁有少量的醫療衛生資源。
同時，國家通過制度設計，人爲地讓城市居民享受遠較農村居民安全舒適的醫療保障服務。在城鎮對行政事業單位職工建立公費醫療保障制度，對企業職工建立勞保醫療保障制度，對職工的子女按不同的幅度享受其父母的醫療保障制度。
這兩項制度基本覆蓋了城鎮所有職工及其子女。城市的衛生服務體系逐漸建立健全，不僅省、市、區政府管轄一定數量的醫療衛生機構，並負責其公共財政保障，而且，一些規模較大的企業也建立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企業“辦社會”的格局。
這些制度保護了工業勞動力的生産和延續，爲工業化提供了人力基礎。對恢復我國經濟、加快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有積極意義，但同時也造成了城鄉醫療政策迥異、醫療保障二元割裂、醫療水平懸殊的局面。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排除在國家福利體系之外，有限的醫療資源集中在了城市，農村醫療資源十分匾乏。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根本沒有一項直接針對農村和農民的醫療福利政策。
而此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推廣，初步解決了“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問題，爲農民看病治病提供了初級的保障；合作醫療也有利於發揮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作用，培養了一支數以百萬計的農村衛生隊伍，形成了低成本、廣覆蓋的衛生保障機制，有利於基本醫療和計劃免疫工作的實施，有利於健康教育、愛國衛生、婦幼保健、計劃生育等工作的開展。人口死亡率由17‰降至6.42‰；人均期望壽命由35歲提高到71歲。通過發揮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作用，使醫療預防保健工作在科學文化比較落後的農村能夠順利地開展，使危害農民最重的傳染病、地方病逐步減少或消滅，保護了人力資源，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基本實現了衛生公平。
當然，農村合作醫療合作醫療也有明顯的缺陷和漏洞，譬如“財務制度不可持續，資金來源有限，但支出卻沒有控制”。安徽鳳陽縣衛生局1983年在概述1949年至1982年的工作時提到：合作醫療資金籌集標準是“根據大隊不同情況，最多每人一元，最少每人一個雞蛋”。關於醫藥費支出則規定：“社員除交納5分錢挂號費外，其他費用由合作醫療負擔。”
在以公社爲單位舉辦合作醫療的情況下，“本公社治不了的病人轉到外地的一切費用由公社醫院負擔。”這種制度設計，顯然對患者可能具有的“道德損害”（即過度消費醫藥服務的傾向）未加約束，這就爲這一制度的繼續運行留下了隱患。
收入與權利分配：有相當大的差距
在今天的話語中，毛澤東時代在相當一部分人那裏意味著收入分配平等，沒有明顯貧富差距的世界。在那個時代，每個人都拿著雖然微薄但彼此差不多的工資，領著國家分配的日常消費品票證，過著雖然物資匱乏但權利平等的生活。
但在玫瑰色的憧憬之下，我們卻會發現，在戶籍二元制度下，依照幹部、職工和農民的身份區別和同身份中不同的等級，其收入和權利分配其實有相當大的差距。
而與差距並存的，是民衆被固定在自己的身份上，沒有自己選擇和改變自己身份和收入的權利和可能。
1955年8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除工資之外還有地區津貼。其中黨政機關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把幹部分爲30個行政級；企業工人分爲8個（個別工種爲7個）技術等級，專業人員也都相應有了自己的等級系列。且各系列之間可以互相換算，如文藝1級相當於行政8級；高教8級相當於行政17級等。
上述工資制共分爲30級，最高560元，最低19元，高低差別達到驚人的31.1倍。
以1946年國民政府頒佈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爲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
還可以比較一下那個年代西方國家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於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當時的等級差，更多還不是表現在工資標準上。
在實行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嚴格官階差序標準，通過把其他各種職位行政化，比照官階規定相應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體制。不同級別的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極爲細緻複雜。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包括對不同級別的幹部可以住多大面積和何種級別的房子、可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而人民公社時期社員（農民）的個人收入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即實物和現金。實物分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糧食，是由高級社以來所形成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所決定的。社員除了勞動報酬，幾乎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在這種情況下，要滿足社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只有對糧食進行平均分配。公社收入的價值形態是通過工分制加以體現的。對參加勞動的社員進行評定，並以“底分”作爲年終折算工數的參考依據。以工數乘以工分值就是社員每年的現金收入，其中包含按人口數量分配基本口糧折價。
城鄉不同身份所享有的福利保障是不同的。在城市，職工享有各種勞保待遇，主要包括職工病傷後的公費醫療、公費休養與療養、職工退休後的養老金、女職工的産假及獨子保健、職工傷殘後的救濟金以及職工死後的喪葬、撫恤等；城市居民還享有名目繁多的各種補貼，就業人口還可享有單位近乎無償提供的住房。
總之，城市居民享受著由國家、單位“包下來”的“高福利”。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業人口非但享受不到這一切福利，還一直背負著沈重的身份性支出——農業負擔。
綜上，與計劃供應聯繫在一起的二元戶籍制度使得中國社會分裂爲“兩個中國”——一個是“鄉下人的中國”，一個是“城裏人的中國”。“城裏人的中國”可以得到國家的各種計劃供應保障，享受著“共産主義天堂”的幸福，而“鄉下人的中國”——“當時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八億左右的農民（1982年7月1日零時全國人口爲1031882511人），還得不到政府發放的絕大多數票證——包括糧、棉、布、油、蔬菜副食、煤炭染料、家居自行車（工業券）直到香煙、肥皂、火柴、針頭線腦等等人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資票證。”
很多人誤以爲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員貪污腐敗盛行等問題，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衆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這些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下來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在分配或福利問題上著手，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當然，沒有人能夠否認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確實存在著嚴重不公。但是，這種拉大是在包括農民在內的國民總體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礎上的拉大——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已經從1985年的1.25億下降到2006年的2148萬，即便加上剛過溫飽線的低收入人口3550萬，也可以看出農民生活狀況正在改善。因此，這個問題恐怕不在於農民是否還很貧窮——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正確的政策導向才能逐漸改變——而在於中國相當多的富豪致富的手段太過權力化，而他們過多佔據的社會資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於回報社會。
住房：真的今不如昔嗎？
面對如今高漲的房價，不斷有人表示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住房保障制度的懷念：記憶中的那個時代，房子是由政府和單位包分配，人人有份。每家只要交很少的房租給國家，就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這是一幅多麽美妙的畫面，真是今不如昔嗎？
新中國成立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發展水平之下，國家全面負責了住房的建設和分配，政府成爲住房福利供給的單一主體。其突出特點是阻止私人建房，統一由國家出資建設：由國家先將財政撥劃的住房投資跟隨基建專案下達到具體的企業，再由企業按統一規劃進行分割的小生産式的住宅建設供給。
這種方式有助於集中力量解決大中城市戰後普遍存在的房源緊張問題，也有助於加快推進住房福利的均等化。
但是，這種福利分房制度帶有強烈的計劃經濟色彩，也有很大的弊端。首先部門利益很難打破，有悖於社會公平。強勢部門佔有很多資源，比如土地、蓋房的資金、房屋産權等等，可以多蓋房，蓋好房。其次福利分房，容易滋生腐敗，有權者可以利用特權，爲親朋好友提供分房，分好房。如今在一些機關單位，如財大氣粗的大型國企，仍然能夠看到福利分房的影子，比如說單位按照市場價格買下某處商業樓盤，然後再按大大低於市場的價格把房子“賤賣”給職工，以此作爲一種福利形式。
中國絕大部分消費品一直都是通過市場供應的，即使是定量供應的糧、油食品，也要照價付錢。惟有住房，雖然是人們最基本的消費品之一，卻基本上沒有通過市場買賣，不實行商品化生産經營，資金運作是單一方向的，只有投資，沒有資金的回收。
與當時行業浮誇産量的情況相反，城市住宅規劃設計領域出現了競相壓低住宅造價與標準的局面。各地紛紛出現使用當地土産原材料和施工技術的住宅，如四川的竹編牆住宅、哈爾濱的“四不用”大樓，即不用鋼鐵、水泥、木材、紅磚等。
1958年4月建築工程部舉辦的地方設計工作會議，成爲這類住宅的一次全國性彙展。
在文革開始以前，城市住宅再次出現降低標準的傾向，大慶的“乾打壘”住宅是這類住宅的代表，“乾打壘”住宅在“文革”初期得以延續，主要表現形式爲簡易樓。
當時推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目標，與中國當時的資源票賦存在著尖銳的矛盾，爲了克服這種矛盾，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需要一種不同於市場機制的宏觀環境，使資源有利於重工業的發展，而忽視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這些政策目標在國家對住房投資的比重方面就是明證。當時，城鎮的住房建設實行中央與地方兩級管理，住房建設資金相應由中央與地方兩級財政負擔，一直未設專項資金，而是作爲一種非生産性投資，附列在基本建設投資之中。由於沒有專門的資金渠道，在強調“先生產後生活”的年代，住房建設資金被不斷擠佔，住房建設投資占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長期呈下降趨勢。
1985年普查資料顯示：城鎮居民中缺房戶1054萬，占總數的26.5%，無房戶128萬，占3.2%；不方便戶415萬，占10.5%；擁擠戶511萬，占12.9%。城市居民中，缺房戶754萬戶，占城市戶數的28.8%，縣鎮缺房戶300萬戶，占縣鎮總數的22.1%。
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宅基地制度更接近共有産權，現行農村宅基地制度私有化的內容多些，我們可以進一步從二者制度效果進行比較。從1957年至1977年二十年間，中國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1.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而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間，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0.17平方米增長到23.5平方米。
整理自鳳凰網、《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年》、《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年04期、《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9年2月第24卷第1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人民網、《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2期、楊奎松署名文章《關於建國以來黨政幹部的收入》、鄧建華署名文章《福利分房那個年代 有錢你也買不到房子》、王崇敏署名文章《宅基地使用權制度現代化構造》、2010年1月6日《南方周末》等
（《華聲》）
回顧2013變革之年：中國改革的動力何在？
(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g1NjA2NA==&mid=200006755&idx=1&sn=4200d36ab73154898f94b8250196ad91#rd )
2014-01-24 國家人文歷史
編者按：2013年是中國的變革之年，2014年，各方都盼望著改革方案的落地，面對産業轉型的困局，面對社會經濟矛盾的複雜化、尖銳化，面對第三次産業革命的挑戰，改革是保持中國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成爲共識。改革究竟改什麽？改革的動力何在？現有體制對改革的約束如何破除？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許成鋼對此有多年的潛心研究，許成鋼認爲，中國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邏輯，現有中國模式的制度基礎是分權式威權制，這一體制在過去多年通過地區競爭機制解決了普通威權制解決不了的激勵問題，其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根源。
所有發達經濟體共同的基本體制，使得他們的社會經濟穩定，技術創新，經濟發展。與此對應，近百年來，世界上所有的國有制統治經濟毫無例外都是低效率的，最終垂垂衰敗，直致蘇聯和東歐的整體崩潰。
相比之下，所謂的中國模式，事實上是一個改革發展到半路的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場經濟，不但不是一個發展了的市場經濟，更重要的是其核心的控制機制是政府。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民衆期盼改革帶來美好生活。
中國改革改的是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邏輯
市場是以私有産權爲基礎的，而且，以私有産權爲基礎的市場是滿足公衆對所有競爭性私有物品需求的最有效機制，所有的競爭性行業都不是政府操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必須要求政府離開市場。
改革要求政府必須離開市場，但是又必須在市場上。原因在於有許多問題是市場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的，需要政府來解決。那麽哪些作用是必須由政府發揮的呢？
政府第一位的作用是保護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政府要應對市場失靈——當市場失靈的時候，是需要政府來幫助的，但是，政府絕不能代替市場。
政府要保護私有産權，防止政府本身和有權有勢的人侵犯公民權利。這是任何市場經濟能夠發展的最基本條件。
政府要以獨立司法來保證合同的執行，限制壟斷，防止欺詐。因爲市場交易實際上就是合同交易，如果沒有政府幫助執行合同，市場就沒有辦法發展。
政府還有第二位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首先，政府要提供硬的基礎建設和軟的基礎建設，其次，市場自身無法解決貧富差別問題，需要政府幫助減少貧富差距，包括提供公共品和保證貧窮人口的最低標準，以及保護貧窮人口的財政政策等。
改革動力問題的核心是激勵機制
中國現行的體制可以概括爲地方分權的威權主義體制，簡稱分權式威權制：中央對政治、人事高度集權，此外還包括對大銀行、證券市場進行集權控制，在能源方面實行壟斷式的集權保護。分權表現爲行政、除金融和能源之外的資源，以及其他大量的經濟控制權向地方高度分權。
這個體制是一把雙刃劍，它決定了過去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軌迹，同時也是今天大多數嚴重問題的制度根源。
改革的動力何在？誰來改革？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激勵機制問題。在一個威權主義體制內，整個社會經濟都被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僚機構統治。下級爲了自己的利益欺騙上級，上級又要根據下級報告的資訊來決定是提拔他還是壓制他、懲罰他，由此導致上下級官僚之間的激勵問題很難解決。
所謂中國奇迹，實際上增長速度並不是奇迹，而是在威權體制下，能調動千百萬地方官僚拼命往前趕——在改革早期，中國解決了威權體制下無法解決的激勵機制問題，這才是奇迹。但這個奇迹是暫時的，長遠看，只要體制是威權主義官僚體制，就無法解決各級官僚的基本激勵機制問題。
中國改革短暫奇迹的制度基礎是分權式威權制
造成改革前期短暫奇迹的制度基礎是分權式威權制，即把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引誘地方政府競賽GDP增長速度。中國前30年改革比較成功，關鍵在於開始建立市場，利用市場的綜合指標GDP，地方競賽。
但是，地區競爭GDP只是權宜之計，不再能繼續幫助解決官僚體制內的激勵機制問題：政府的職能從來不是單一的，政府把經濟增長設爲目標，一定造成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扭曲；只要政府的目標不是單一的GDP或GDP增速，地區競爭就喪失了解決激勵機制問題的效力。
威權主義官僚體制解決不了體制內的激勵機制問題，這是腐敗猖獗、改革停滯、經濟結構問題惡化、社會經濟問題尖銳化等弊病的根源所在。
解決各級官僚的激勵機制問題，其關鍵在於：從制度上改變官僚體制本身，改變官員的任免、考核、升遷的機制，把自上而下的任命改爲民選。選舉的正常展開需要制度條件，其中一個基本條件是獨立的司法，保證選舉能合法進行，使得有利益要干預選舉的力量不能得逞。此外，地方民選的立法機構必須獨立於地方司法和地方行政首長，由此限制選出的政府的權力。
徹底改變體制，由人民決策和監督代替中央監督地方政府，是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激勵機制問題的唯一途徑。
如何改革“分權式威權制”
分權式威權制是今天中國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根源，是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基本因素。中國經濟未來的可持續增長，有賴於對分權式威權制的改革。必須從體制入手，以體制改革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才能有效制止經濟下滑。其中核心和當務之急是幫助中小企業發展。
從中長期來看，體制改革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建立民營爲主體的市場經濟，尤其要破除金融壟斷，大規模開放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金融領域，金融監管包括銀行監管應該對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
第二，承認和保護公民特別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在最終實現這一目標之前，可以推動延長租期、允許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級政府征地權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推動設立完全脫離地方的專業法庭，包括金融專業法庭、土地專業法庭等，幫助部分解決這些領域裏的司法獨立問題。以此爲起點，擴大獨立司法的範圍，自下而上推動司法獨立。
第四，推動地方選舉，完善村級選舉，儘快推動鎮級選舉，儘早準備縣市級選舉。選舉包括行政首長和地方人大代表。自下而上推動選舉制度的全面普及。
第五，確立各級人大作爲立法機構的基本權力。當務之急的第一步是地方財稅權力。至少可以從縣市級起推動，保證地方立法機構約束地方政府的財稅行爲，自下而上推動立法機構獨立行使權力。
注：文章有刪節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作者：許成鋼）
習總很忙
2014-2-4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8| 評論數: 0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堅持黨的幹部要走群眾路線，除了反腐肅貪，還定下許多規矩，據說浙江西湖邊的高檔會所，就是在這種氛圍下，開始對平民百姓開放。但大陸人多地大，不貼近群眾的事情還有很多，如果什麼事都需要習總去過問，那這個國家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春節前，大陸許多媒體都曝光一件事，機場餐飲費用高得嚇人，一份套餐動輒近百人民幣，而且是指定經營，只要進了安檢閘口，愛吃不吃隨你，沒地方說理去。
早年台灣也是這樣，不只機場，連高速公路休息站也如此，宰你沒商量。經媒體大量曝光後，相關單位降低經營費用標準，引進全國統一價格的便利商店，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如此自由競爭之下，高價寡占的經營者自然絕跡。
要貼近群眾，就要從生活周邊這種小事情做起。浙江的官員大言不慚的說，占據湖邊優勢地段的西湖高檔會所，能對平民百姓開放，就是學習習總書記講話的精神。那麼，在習近平沒有講話以前，這些官員「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到哪去了？
大陸官場普遍有一種文化，政隨人轉，部分官員的眼睛只盯著上頭，看準主政者的風向，搶著立功表態。官員並沒有真正貼近群眾想法，他們從骨子裡就沒想過照顧老百姓，唯一想到的只有自己的官位。
習總書記要讓官員有貼近群眾的精神，就要把官員這種骨子裡的病態連根拔除。所以他要展開第二階段的貼近群眾路線實踐計畫，只要把為民服務的精神深入官員骨髓，這個國家才有救。否則，習總的未來會很忙。
習重拳反腐 防蹈國民黨覆轍 港媒爆 習憂政權崩潰 著手「收拾民心」
2014-2-5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21| 評論數: 0
香港《經濟日報》4日報導，2012年夏天，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上表達了上述看法。一名接近參加當年北戴河會議官員的消息人士說，習近平在會議上表示，中共當前所面臨的內憂外患，與1948年的國民黨極為相似，死穴是「失盡民心」，隨時有面臨革命的危險。
會議中，習近平與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達成共識，中共十八大換屆之後，必須盡快收拾民心；因此，習近平掌權後即確立「收拾民心」是新領導班子最緊迫的任務，並著手部署具體方向，拉開反腐序幕。
黨媒社論示警
事實上，早在當年8月初舉行北戴河會議前，中共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7月31日發表題為〈趕快收拾人心〉的社論，便已引發關注。這篇社論稱，大陸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各地群體性衝突或抗議事件頻發，而這些問題的核心是政府行為失當；為此，文章認為，合法性資源不是可以無限透支，修復合法性的時間也不是無限多，「當務之急，是趕快收拾人心。」
該社論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1948年11月4日，由殷海光執筆、同樣題目的社論，被發表在當時國民黨的喉舌媒體南京《中央日報》上，內容痛陳國民黨權貴階層腐敗，以致民心渙散，若再不警醒，將無法避免政權崩潰。
推動威望攻略
一名北京觀察家認為，習近平上台後，有條不紊地推行「威望攻略」，即「先有威，再有望」。這是要讓民眾扭轉對中共的印象，塑造「中共代言人」，先完成正面形象塑造，才能改變民意，而此即為習近平「集權」背後的想法。
貪腐 世界一同
2014-2-5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5| 評論數: 0
歐洲聯盟執委會發布歐盟28國首份貪腐報告，估計每年貪腐耗費約1200億歐元，相當歐盟經濟產值的1%。顯見貪腐現象，世界一同。希臘、西班牙、義大利幾乎所有公司都認為貪腐普遍，其中希臘最差，排名第80，與中國大陸排名相同。只是現在大陸在習近平的雷厲風行下，進行打貪反腐，而歐盟國家在希臘、西班牙經濟瀕臨破產之際，卻不聞有反貪腐的風聲。
走群眾路線 向會所說不
2014-2-5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4| 評論數: 0 |原作者: 毛承之
1月16日，浙江省委常委會召開專題會議，傳達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西湖景區「會所」問題的重要指示精神，責成杭州市委市政府立即採取果斷措施，整治關停西湖景區「會所」。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表示，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堅決向會所歪風說「不」，切實保證還湖於民、還園於民、還景於民。
「會所中的歪風」長在哪裡？老百姓心裡最清楚。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能一葉知秋，明察秋毫。廣大黨員幹部不走群眾路線，傾聽群眾呼聲，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緊迫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這怎麼行呢？
中紀委指出，近年來，一些地方將歷史建築、公園等公共資源變為私人會所的現象屢見不鮮，其中存在違法設立經營、侵占群眾利益、助長奢靡之風、滋生腐敗行為等問題，群眾反應強烈。中央領導習近平高度重視西湖景區「會所」問題，就是要各級政府部門堅決貫徹落實有關指示精神，帶頭落實，帶頭整改，在整改中落到實處，在落實中查找問題，改到位，整出成效，讓中央放心、群眾舒心。
據報導，「西湖會」原是杭州市商旅集團的下屬企業，開張於2004年，是一座臨湖而建的亭台式建築，一直是杭州高檔餐飲的代表性場所，一桌酒席數千上萬元不算稀奇。像「西湖會」這樣的高檔經營場所在西湖景區內有30家。這些西湖景區「會所」本來就是公共資源，不是私人場所。中央出台8項規定、堅決反對「四風」、嚴肅整治「會所中的歪風」之後，如果不對這些場所整改，就不能真正做到根治腐敗，取信於民，打造廉潔守法政府，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堅決向會所歪風說「不」，就要密切聯繫群眾，走群眾路線，切實保護和維護好人民群眾利益；就要立即採取果斷措施，付出行動，馬上整改到位，整出明顯成效。整治「會所中的歪風」，還就必須整治「會所」，剷除產生「會所歪風」的生存土壤，讓人民群眾充分當家做主，說話能算數！正如夏寶龍表示，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講話精神，堅決向會所歪風說「不」。（作者為江西贛州黨校研究員、經濟學者）
魚樵問答 2014-2-5 12:57:05
地球上最後的太監:二十年前嘲笑前蘇聯民主，現在閉嘴了；十年前嘲笑臺灣 民主，現在閉嘴了；現在又開始嘲笑埃及了。每個國家人民，都從專制中走出，奔向民主自由，儘管磕磕絆絆，卻無悔無怨。唯獨此等王朝，已被閹割而徹底性無 能，你就繼續抓緊時間用口活自慰吧。這世界上能被你笑話的已不多了!
「習大大」發功 公務員不敢臭臉
【經濟日報╱特派記者 陳言喬】2014.02.06 06:18 am
大陸「辦事難」已是公認的事實，有句順口溜形容得很貼切，那就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去過大陸公家機關辦事的人都會發現，那裡的公務員很少不臭臉的，但沒人解釋為何他們總是那麼的不耐煩。
所幸這個現象，近幾個月來有明顯改變。網友說，最要感謝「習大大」，如果不是他宣示要收回官員恣意妄為的權力，不是他要求紀檢單位再三巡視各部門，這種基層民怨的現象不知何時才能解決，他們平日所受的窩囊鳥氣，還不知何時可申冤。
大陸央視去年10月報導河北省公安民警故意刁難來辦護照的年輕人，讓這個年輕人來回從家鄉跑了六趟，新聞曝光後，承辦員警被免職。
最近在四川雅安也出現類似這種情況，一名農民為考駕照備受刁難，朋友告訴他要花人民幣6,000元紅包才能取得駕照，他不信邪，托人找了城裡的親戚認識的官員去說情，但仍無法報考。被拒絕了兩年，最近車輛管理所通知他，可以考了。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就是一句話可以來考了。
這名農民心想，落差怎如此大，大概是再不讓他考，他若去告官，估計在當今風頭下，那些車管所的官員們都要倒大楣。
大陸「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已是公認的事實，多年來種下的惡果，就是仇官、報復的心態，進一步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有網友認為，大陸許多公務員就是拿著雞毛當令箭，作威作福，利用自身的權力「尋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當個官好不威風，可以動輒罵民眾。
但現在的民眾也學聰明了，哈爾濱信訪官員罵陳情民眾是「流氓、無賴」；吉林電力局長罵民眾「不要臉」，被錄音、錄影曝光後，全部撤職滾蛋。
習近平前天還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強調，接下來的第二批黨員幹部的教育實踐活動，要在群眾家門口展開，每項工作都讓群眾參與、受群眾監督、請群眾評判，盯住作風問題不放。這下子，更把那些基層官員嚇壞了。
大陸公安部副部長黃明，日前到陝西與基層公安警察座談時也強調，各地要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對那些不作為、亂作為，凡是在辦戶口、辦證時刁難群眾經查屬實的一律停止執行職務，涉嫌犯罪的一律追究刑事責任，一定要打破「不找人難辦事」的潛規則。
看來，大陸真的是動起來，落實18大所說的「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如此一來，許多官員藉以欺壓百姓的「油水」勢將愈來愈少，這也是近一、兩個月來，各地官員頻頻發出「不如歸去」的感嘆。
S中山-灯配-彦 2014/2/6 下午 11:54:06
中国人一辈子学着做人，个个活的似狗！ 西方人一辈子学着做事，人人活的精彩！中国人个个想做人上人，结果全是猪！ 西方人个个想做王中王，结果全是人！中国人，男的好淫女的贪财。个个活的似狗！ 西方人，男的好色女的浪漫。人人活的精彩！绅士贵族引领社会走向文明，平民百姓只能无耻下流苟活。决斗文化使社会越来越开明，卧薪尝胆使社会越来越无耻！
ahai 2014/2/7 上午 12:52:59
微博其实是个大猪圈，大多数猪吃饱了乱哼哼，有几头猪总想告诉大家：“别再被人圈养了，咱要自由！”它们被养猪人揍一顿，有些闭嘴了，有些继续哼；撞墙的，立即拖出去宰掉。最近，越来越多猪醒了，开始喊自由了，养猪人有点慌。杀，太多不敢，不杀，又怕叫醒其他猪。。。路过的，你是哪种猪？
《論美國的民主》在中國暢銷
朝鮮日報駐北京特派記者 安勇炫 (2014.02.10 10:34)
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國家。在中國，由於“民主主義”和“憲政（立憲政治）”等詞語可能會被用於譴責共產黨，所以通常被視為禁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後雖然強調全方位改革，但至今尚未提及“政治改革”。
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譯本（見圖）在中國網上書店當噹網社會科學領域排行榜上居上游。這本著作是托克維爾1831到美國旅行時撰寫的名著，他在書中分析了美國初期民主主義的特點和優缺點。當時的歐洲知識分子厭倦了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局勢，他們覺得民主主義會引發政治動蕩和無政府狀態。但托克維爾認為，只要具備機會均等、思想自由、私有財產得到保護等條件，民主主義最終會取得勝利。
中國對其從未經歷過的西方民主主義非常關注。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發展了經濟，主要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萬美元。因此，一些人開始覺得，比起經濟增長，中國現在更需要“民主主義”，以保護人民的自由和人權。中國社會最近通過180多年前法國貴族托克維爾眼中的美國民主主義間接經歷民主政治制度。該書指出，當時的黑人奴隸制和歧視印第安人等美國人權黑暗的部分以及“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可能會致使民主主義演變為專制主義。有分析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政府沒有將這本書指定為“禁書”。
帶頭指揮中國反腐工作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去年年初推薦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後，托克維爾在中國倍受矚目。王岐山在提到托克維爾的著作時警告稱：“如果中國不根除腐敗，可能會出現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民心背離的現象。”
horseblack 2014-2-10 01:00:23
■群文件里《老人》一片的背景资料■
元亨利贞(504839551) 2014-2-9 10:28:51
冀·杨志国(1023354618) 2014-2-8 23:06:18
老人邵正祥出生于1929年12月，山东省招远市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组织的儿童团团长，1955年参与昆明水电设计院筹建工作，并担任该院测量队队长。1957年6月20日，邵正祥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为储安平辩护，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劳教，1962年邵正祥“右派”摘帽。1970年又因言论被定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遣返山东原籍监督劳动。1975年落实政策恢复昆明水电设计院工作，1989年退休后的邵老仍不减良知，继续抨击独裁专制政治文化，希望未来中国不要再重蹈过去苦难之覆辙。
揪出東莞性都黑手
2014-2-12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9| 評論數: 0
大陸中央電視台暗訪「性都」東莞，製作「東莞色情業：法治中國，沒有掃不了的黃」專題，指責「東莞色情業泛濫十多年，當地警方一直在掃黃，為何黃流來了又退、退了又來？」播出後，連續數日大規模掃黃，酒店、業者、公安無一倖免。
出乎預料的是，央視「代紀檢行道」，竟因一小段插曲而轉移焦點，原來記者跟監時，發現嫖客開的是負責興建港珠澳大橋的「中鐵五工」公務車，焦點立即從「掃黃」變成「肅貪」。
觀眾套用報導標題，質疑「中國官員腐敗業已泛濫了幾十年，紀檢一直在反腐，為何腐敗越來越嚴重？」
更有甚者，乾脆以打油詩反諷「央視無情，人間有愛，挺住東莞，天堂沒有央視，業界良心，東莞不哭，今晚，我們都是嫖客，多難興邦，中國春夢一定會實現。」
支持東莞的「歪理」是：「莞式服務系統化、標準化經營理念超強與創新，值得國企下個文件好好研習借鑑。」
不滿聲浪還酸了央視「問過市政府要錢沒給成，所以才播的嗎？」「東莞是名副其實的性都，這還用暗訪嗎？」「這是央視為東莞做的廣告嗎？」「沒有掃不了的黃，只有掃不完的黃。」
網民的質疑都是對的，習近平上周出席索契冬奧會開幕式前夕，才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說：「改革進行到這一步以後，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不好改的，我們叫啃硬骨頭。」
話才剛說完，央視就「柿子挑軟的」選擇人盡皆知的「性都」下手，結果只有鎮級公安分局長和派出所所長停職，殊不知百姓要的是揪出包娼圍事背後那隻、或是那一群看不見的黑手。
政法界貪腐 北京集中公布
【中央社╱台北12日電】2014.02.12 10:55 am
中共中央政法委近日集中公布10起司法人員違紀違法案件。專家說，這顯示中共當局決心清除政法界的害群之馬。
香港星島日報報導，被曝光的案件包括大陸公安部居民身分證密鑰管理中心前主任佟建鳴涉嫌受賄案。
佟建鳴被控自2001年任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以來，尤其是擔任公安部居民身分證密鑰管理中心期間，為相關企業謀取利益，涉嫌索賄、受賄人民幣223萬元。
據報導，佟建鳴已遭中共當局開除黨籍與公職，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此外，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諮詢委員會前秘書長劉湧涉嫌自2008年以來，接受多名案件當事人的請託，為案件說情打招呼，收受賄賂200多萬元。
劉湧已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周蓬安 2014-2-12
【环球时报：与央视对立会滑向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微评：环球日报也太“老套”了，还以为级别高的媒体声音就是主流，那就是“宇宙真理”了。再说，批评一下央视某一个观点，就是与央视对立？这是以偏概全。我希望央视放下身段“接地气”，说人话，和民智一同提高，不要总是高高在上、胡说八道。
徐知汉 [转发微博] 2014-2-12
1，没捐款就没资格过问～中国内政不需外人指手画脚。2，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相信党带领人民到达共产主义。3，老子捐了，勇士们愿意咋花咋花～三公经费，领导们就这样花的。4，谁质疑讨论公开谁就是五毛～谁质疑反对党谁就反革命。5，（部分）公开时机不到～官员财产吗。。
2.很多人为曲阜捐款吵，打，混战。那钱几乎成了试金石：凡是支持不公开的都是战士，要求公开哪怕讨论公开的就是五毛。结果在五毛水军的搅和下，大家心灰意冷。再加上成功转移视线到东莞，几个人再去关注勇士和事态？成功需要：1，组织。2，资金。所以钱，是严防死守的禁区。智力是很多人的短板。
3.争吵分歧，理性交流，这很正常。1，没捐款就没资格过问。如果白鸽如是说，你有没有资格过问红会？2，老子捐了，就是让勇士花的，哪怕贪污，老子乐意。那么何必要改变现状？贪官就代表人民花了。3，规则的建立，强于无底线的信任。4，发生争执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次次打，没思考，没进步。
4.我们所欠缺的恰好是民主思想。不能包容异己。听不得不同声音。容不得合理质疑。看见为曲阜募捐打成一片，很多人寒心远离。其实牵扯钱，次次混战。战，要思考为什么战？如何战？如何避免再战？最简单的，就是建立可复制的规矩。大家把对战斗的热情，转移到讨论：如何让募捐合理，可持续下去吧。
5.从捐款开始到现在，我绝对没有怀疑前线任何一个勇士贪污。我只想让：募捐持续下去，钱公平花在勇士身上。有问题，解决问题。不是次次不成熟，回回有问题。悲剧轮回的原因：蠢。大家思考一下：若每次开始轰轰烈烈，钱捐了，事情没咋，钱没了。咋没了，不许问。不知道。G民的信任还能透支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