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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從倫敦經濟學院到康橋大學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3-04-28 16:46 | (分類:李光耀說)
(續前)
兩星期後，我坐下來寫信給帕裏教授，告訴他我決定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康橋。我接到他生氣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 局錄取你。你的作爲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你的忠實的D·休斯·帕裏。”收到信後我決定親自去見他，解釋自己爲什麽離開倫敦。我到他的辦公室 面對他，準備接受應得的處分。我敍述了自己在第一學期所面時的生活問題：從一個小城市，來到一個有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 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顧不了自己。
他聽了我的傾訴，看來相信了我所說的一切。他對我說，我早該告訴他這一切，他本來可以安 排我住到宿舍裏，我的一切需要都會得到照顧，語氣幾乎是原諒了我。如今回顧那些歲月，我爲自己沒留在倫敦感到慶倖，留下的話日子肯定不好過。但他特別照顧 我、我卻辜負了他，總感到後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倫敦大學校長，我成了新加坡總理，一度想寫信給他，最後認爲最好還是忘了過去。也許我是應該寫信的，告 訴他我沒忘記他的恩典。
不過倫敦也不是沒有優點。對未來的律師來說，這裏可以借鑒的地方很多。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學期，政治學教授哈羅 德·拉斯基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許多以前沒修政治學的學生一樣，聽了他的一些課。他個子小，長得不起眼，頭腦卻靈活極了，說話很有魅力。他的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對許多殖民地學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少人後來掌了權，他們自認爲從拉斯基那裏學來了理論，並根據他的理論推行不恰當的政策， 結果搞垮了本國發展不足的經濟。多虧我在執政之前，在能起壞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個經濟體失敗的經驗。從而提醒我這樣做是危險的。
在接觸 這類政治主張之前，我在萊佛士學院第一年上經濟課時，至少是在徵稅的課題上，已被灌輸英國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基本經濟教科書是溫和社會主義者貝納姆的著 作，公共財政教科書是戰後工黨財相多爾頓編寫的。他們所用的術語臆斷一些稅收是進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稅是公平進步的，因爲賺得多就得多繳稅，稅率 也更高；對食鹽和進口貨徵收一律的稅額或徵收國產稅是退步的。這些社會主義價值觀損害了英國的經濟成長。倡導這樣的主張的人沒考慮到人性的特點，因爲累進 稅會扼殺勤奮工作和創造財富的主動性，尤其是扼殺了有本領、有能力這樣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
我 聽過兩三次拉斯基講課，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社會主義理論，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應該機會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條的社會裏，不應由於人們或 他們父母的地位而出現貧富懸殊，這樣的主張我認爲是非常公平的。我對不同的種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們是英帝國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國人是在犧牲英籍其他 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過著優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所倡導的主張對殖民地學生有吸引力。我們都要獨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財富。
我 當時以爲，有沒有財富，主要取決於有沒有領土和自然資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發展農業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價值的礦藏和石油、天然氣。只有在掌權若干 年以後，我才認識到，新加坡不同種族的表現不一樣，同一個種族內部各類人的表現也不一樣。我嘗試過以好些方式來縮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漸得出結論：起 決定性作用的是人──他們的天賦才能，加上受過的教育和訓練，以及他們和他們政府的組織結構。知識和對技術的掌握，在創造財富時是至關重要的。
奪 取領土的鬥爭曾導致後果不堪設想的戰爭，誰也不是贏家。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通過國際貿易和交換貨物勞務進行的競爭，使參與的所有國家的産值得 到最大限度的增加。爲了爭取最高的國民總產值，人們必須在自由市場裏相互競爭，同時在大體是自由的市場裏跟其他國家競爭。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國期間，任 何殖民地學生都瞭解這一點。他們以爲，取代了離開的英國人，他們會自動富起來。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 義者認爲，人確實通過擁有更多資本和權力剝削其他人，由於人的産值超過他維持生存所需要消費來的數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餘的部分，這個看法我同 意。我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日本投降後，我見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新加坡如何殘酷無情，他 們立即向被懷疑當過奸細或出賣過他們的事業的人報復，根本不設法證明對方有罪。甚至他們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軟布帽，他們的言談舉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 都使人反感。我發現，倫敦經濟學院的共產黨人同樣熱心地向人強行灌輸他們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準備跟孤獨的殖民地學生交朋友的年輕婦女)，迫不 及待地促使人們改變信仰。
我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蘇聯人曾經利用佔領軍，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產黨政權。兩件事使我感到反 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長馬薩裏克被殺害，從窗口墮地“跌”死，共產黨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紅衣主教明森蒂挺身爲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辯護，受到了騷擾，不得不 躲進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康橋法律學院講師傑克·哈姆森是個天主教徒，他對這些事情氣憤得不得了。消息傳來的當天早上，上課時他花了一小時不講契約 法，卻大談蘇聯共産主義的邪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對共産主義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會的主張，對所有殖民地學生 都有吸引力。英國費邊主義者①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通 過征富人一輩子的稅，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産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我當時看不出有什 麽破綻。我年紀太輕了，不知道英國律師在訂信託契據時巧妙得很，使政府難以徵收太多遺産稅。
費邊主義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從英國回來後，我 訂閱他們的雜誌和小冊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們的不諳世事使我感到絕望。有一期雜誌的內容令人難以接受，那是有關教育的。兩個校長寫了一篇嚴肅 的文章說，英國的綜合學校制度失敗，不是因爲辦學方法不對，而是因爲最優秀的教師仍然在教最優秀的學生。文章認爲最優秀的教師應該教最差的學生，後者需要 前者教導才能獲得平等，好學生無淪如何都會有好成績。這種強求一致的主張我可受不了，於是不再訂閱他們的雜誌。
對於馬克思主義，我所獲得 的最有價值的教訓，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學華語的時候。雄心勃勃的工會親共活躍分子幾乎天天午餐時間都到我的辦公室來教我一小時，有時晚上到我家再 教。他們用《人生觀》等書名吸引人的小書教我，實際上是在宣傳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最發人深省的，是跟老師一起讀毛澤東原著。一篇有關共產黨 人如何摧毀敵人的文章，使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 盾。分析的關鍵是“人民”的定義。根據毛澤東的精確分析，“人民”的定義因時間和形勢而異。例如當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時，反對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國 民黨是人民。1945年抗戰勝利後，敵人日本被打敗了，國民黨在中國掌權，代表民族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群衆，國民黨成了敵人，反對國民黨的都成了“人民”。 我讀毛澤東辯證法這個樣本時得出結論，一旦英國人離開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動黨執政，我就會變成敵人。毛澤東說：“對敵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康 橋就在北海風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澤地以南，比倫敦冷得多，也潮濕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來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長的。儘管如此，在倫敦待過之後，康 橋是另一番天地。在戰爭剛結束的年代，這個地方上的集鎮寧靜安詳。車輛不多，腳踏車不少，私人汽車只有三幾輛，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車。多數大學教師、學院研 究生、導師、講師和教授都騎腳踏車，包括菲茨威廉學監本人和一個受人尊敬的、名叫溫菲爾德的在大學執教的律師。後者75歲左右，騎腳踏車動作還挺麻利。大 學生活跟萊佛士學院差別不大。
我花8英鎊買了一輛腳踏車，二手的，還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買的漂亮的禮裏牌腳踏車自然不能相 比。這是一輛設備十分簡單的腳踏車，20多年來由學生們一手轉一手地傳下來。車把前有個柳條籃子，用來放書籍、學生袍等東西。腳踏車沒有鏈罩，我跟大家一 樣，騎的時候用夾子夾住褲管。這裏的生活叫人不滿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沒有煤煙，沒有塵埃，沒有喧鬧的車輛來往，沒有巴士，也沒有 地鐵。我精神振奮了。
我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騎腳踏車到處逛，下雨也不例外。買了件連帽粗呢風雪大衣，這是海軍部的剩餘物資。風 帽既能保持頭部乾爽，又能撩到背後。雖然氈不如羊毛那麽暖和，但也頂事。三餐問題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還是以英國傳統方式烹調，談不上可 口，但比較有營養，有足夠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深海鱈魚和大比目魚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慣的近海魚那麽好吃。完全沒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鹽和胡椒， 有如在“大不列顛號”一樣。不時會有奇特的葷菜，像鯨魚肉，腥得不得了，難以下咽，還有罐燉野兔肉，這是英國佳肴，可我始終不喜歡。我在清潔潮濕的沼澤地 騎腳踏車，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後，蒙蒂羅醫生替我用X光檢查肺部，他通知說我在英國讀書時期患過輕微的肺結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裏只顯現 白色的一塊。無論如何，我還是爲能到康橋讀書而高興。留在倫敦的話肯定好不了。
爲了鍛煉體魄，我決定參加划船俱樂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 裏，而是在河邊練習劃槳，坐在一艘不動的練習艇裏，接受如何握槳，如何伸展身體往後拉以及把腳放在什麽地方的訓練。經過三星期每星期兩次的訓練之後，我便 正式划船。第二個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風雪，我以爲練習會取消便沒去，過後受到了嚴厲的責備。七個船員和舵手都到了，由於我缺席，湊不夠八個人， 劃不成。我認定英國人必定是瘋了，於是放棄划船，離開俱樂部。從此騎腳踏車從宿舍到講堂聽課，聽完再騎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鍛煉身體。
法 律系第一年預備班學生人數大約只有30人，比倫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學的多數是前國民服役人員，他們獲得特許，讀兩年便能考取學位，不必三年，因此直 接進入第二年。他們是跟我一起讀第二年。在這之前，我得讀第一年預備班，總共要讀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國學生是直接從中學來的十八九歲的年輕 人，我當時已經23歲。還有幾個學生來自馬來亞，包括20歲的楊邦孝，他來自吉隆坡(90年代他擔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個學期沒上課，邦孝借筆記繪 我。筆記寫得很工整，很全面，對我沒聽過的課做了很好的概要記錄。他的筆記是我求之不得的，因爲康橋課程標準所規定的科目跟我在倫敦第一年的課程不一樣。 倫敦的水平更高，包括憲制法和契約法。康橋要學生先瞭解歷史背景，所以必須修英國法律制度，這在律師考試裏是完全沒有關連的。對於羅馬法，倫敦和康橋的重 點也有所不同，但我應付過去了。我非這樣做不可。在大學的復活節假期裏，我拼命補完沒學過的功課，趕上了其他同學。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試舉行時，我已經準 備得不錯了。
嚴冬過後是愉快的夏天。樹木蔥蔥郁鬱，康橋煥發出新的光彩，學生都穿上顔色鮮豔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個星期後的6月，考試成績在評議會揭曉時，我欣喜雀躍。我和另幾名學生考獲一等榮譽。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父母。
學 監只憑我過去的學業成績，就讓我直接進入第二學期，我爲沒叫他失望感到高興。同學們都管學監叫比利·撤切爾。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腳踏車，準備進去吃午餐時， 他看見我，停下來祝賀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滿意。1946年12月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告訴我：“李，當你到康橋來，你是來參加一支特別的隊伍，就像參加 近衛騎兵團，不只是參加軍隊而已。你得出人頭地。”我回答說會設法爭取一等榮譽。他嚴肅地望著我說：“李，拿不到可別失望。在牛津和康橋，你需要有天才的 火花，得與衆不同，才能獲得一等榮譽。”當康橋的考官們認定我與衆不同時，我心中的石頭才放了下來。
傳來最好的消息
我 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那是軍方剩餘的舊物資，樣子不怎麽好看，引擎卻不錯，花了我60英鎊。突然之間，我變得能夠快捷地來來去去。我到康橋鄉下到處兜風， 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車到不了的地方觀光。遇到農民豎立告示牌招請工人來采櫻桃或草莓也歡迎其他人來買的地方，我會停車下來買。6月底芝寫信告訴我，她考到了 一等文憑，現在大有希望贏得到英國讀法律的女皇獎學金。我有把握她會贏得獎學金。臨近7月底傳來了最好的消息。芝從新加坡拍來電報說，她獲得了女皇獎學 金。但是在1947年10月開始的學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學可以讓她就讀，她必須等到1948年。我開始動腦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康橋來。
我 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書記巴雷特。他年近50，長得肥胖，既能幹又有經驗，來來去去的學生多的是，他都見過了。他知道學監喜歡我。我告訴他，一個新加坡女朋 友很聰明，獲得到英國深造的最好的獎學金，想讀法律，不曉得怎樣才能在秋季學期開學前及時進人康橋。他眨了眨眼對我說：“你知道學監跟格頓學院的女院長巴 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學監跟巴特勒小姐說情，情形可能不一樣。”既然有這種可能，我當然高興。
離新學年開學只有兩個月。我要求見學 監。他不但接見我，還願意幫忙。8月1日他寫信給巴特勒小姐，爲了保險起見，也寫信給康橋另一所女學院紐納姆學院的院長。兩邊都立即回信。紐納姆準備在 1948年錄取。巴特勒小姐更積極，準備在1947年10月提供一個特別保留的學額，只要芝具備入學資格。撤切爾寫信繪我，把兩份答復都附上。我趕到設在 卡姆河畔銀街附近的考試委員會，告訴他們芝是在1936年參加康橋高級文憑考試的。他們查出她考試成績優異，是當年名列第一的學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過的 考試成績副本。
接著我寫信到格頓學院，要求見巴特勒小姐，她表示願意見我。8月6日早上，我依約見她。我告訴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聰明， 比我還聰明，在萊佛士學院就讀期間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說，我遲了一個學期才來康橋，在第一年淘汰考試中考得一等成績，相信柯小姐也會一 樣。巴特勒小姐戴眼鏡，頭髮銀白，有點富態，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個華族青年讚揚自己的女朋友學業成績比自己好，把她給逗樂了，她很想知道這個女孩子是 不是那麽出類拔萃。同一天我拍電報告訴芝：“格頓學院接受你入學。公函隨後就寄出。現在就做好準備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運兵 船。10月初，她終於抵達利物浦。我在碼頭上焦急地等待著。分離一整年之後再見到她，我興高采烈。我們立刻啓程，坐火車到倫敦。在倫敦，事前我已經向一個 英國同學借來一輛莫裏斯·牛律牌汽車，我駕車載著芝到處觀光，甚至在當天帶她到布賴頓看鋪滿小石子的海灘。在倫敦逗留五天後，我把汽車還給同學，兩個人坐 火車到了康橋。
學監的回信
這時我已經適應了康橋的生活，雖然老馬識途，但還是遇到新 的問題。菲茨威廉的初級導師兼財務總管龐茲分配給我的房間，是在康橋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嚇呆了。格頓學院是在市鎮的北邊。我千方百計物色離芝比較近的房 間，始終找不到。龐茲不講情，我向學監上訴，他的回信語氣很慈祥，但不乏一絲冷冰冰的幽默：
親愛的李：
……你申訴說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遙遠，或者說是妻子吧，因爲你顯然希望她會成爲你的妻子。實際的路途不像你所說的那麽遠，尤其是在愛情提供了動力的時候。我 不曉得你有沒有讀過偉大的神話，但你會記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爲的是見他心愛的女子。與此相比，到格頓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 位先生遊過海峽時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懷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頓附近找到房間，我們會盡力跟你配合，發出許可證。所以，如果你想去 找找看，就找找吧。
順便說說，格頓學院會不會賞識你那麽快跟這個少女結婚，我沒把握，因爲他們會順其自然，而且是恰當地假定，在愛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們只會花很少時間讀書。但我太老了，不能對一個男士和他心愛的人提什麽忠告。
你的真誠的
W．S．柴契爾
一星期後，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裏斯上尉的馬廄”找到一個房間。哈裏斯上尉養馬和獵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學生房客。租金很貴，光是床鋪和早餐每星期9英鎊，洗澡等其他服務另外算。我別無選擇，方便嘛。隨後兩年我就住在這裏，直到1949年夏天離開康橋。
現 在可輪到芝面對“文化震蕩”了。冬天她不習慣穿用厚呢絨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還有那用羊毛襯裏的長靴。呢絨衣是用衣料配給票買來的；這些衣物壓得她好不 辛苦。何況格頓學院又是在市鎮西北兩英里的地方，她不會騎腳踏車，只好乘巴士去上課。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後只好靠她自己去闖了。
但 是，她運氣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議，第一年選修經濟學，準備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由於她當年在萊佛士學院念過經濟學，功課應該不難應付，所以有閑余時 間可以修讀法科。可是，當經濟學研究主任，一個名叫瑪喬裏·霍蘭的美國人，發覺芝已經在萊佛士學院念過三年的經濟課程後，認爲再讀下去是浪費時間，便叫芝 去見她的丈夫哈裏·霍蘭教授。當時，霍蘭教授是法學院裏權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學院的特別研究員。他幫芝取得特別通融，即所謂豁兔權，她可以直接參加法 科第二：階段的資格考試。這跟另一所受承認的附屬大學的畢業生所享受的優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讀第二年的課程，並非一帆風順，她還得適應這裏的地理環 境、食物、氣候，以及諸如羅馬法之類的新科目，還有講師們的奇腔怪調。有一名愛爾蘭講師所講的話，聽起來不知所云。
經過幾個星期的大幅度 調整之後，芝對我說，她發現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樣。過去我是一個開朗、樂觀的活躍分子，沒有事情能夠難倒我，而且能盡情享受人生的樂趣；現在可不同了。儘管 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爾的特別照顧，而且在1947年陽光燦爛的夏季裏心情特別愉快，但我卻似乎變成了一個強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剷除英國 對馬來亞和新加坡殖民統治的意念。我在倫敦和康橋的一年裏，思想的轉變逐漸具體化。這種變化從1943年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便開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 英國本土的英國人。我懷疑他們是否能本著新馬人民的利益治理這兩個地區。在新馬的英國人對推動殖民地的進步毫無興趣，他們所在乎的是這些殖民地給他們帶來 的高級職位和豐厚薪金。在國家的層次上，英國人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輸出馬來亞的樹膠和錫，賺取美元外匯，以支援百病叢生的英鎊。
芝談起 我的思想如何轉變之後，我開始自我審察，看看這種轉變到底是怎麽發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國勞動階層當中所受的種族歧視引起的？這些英國低層人士，包括男女巴 士剪票員、商店女售貨員和餐館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漢普斯特德找房子時碰到的幾個女房東。好幾次，我到瑞士村地鐵站附近接著“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詢問時， 女房東一發覺我是華人，便說房間已經租出去了。後來，我爲了避免再碰釘子，便先打電話告訴女房東說我的名字叫Lee，拼寫起來是一個L加上兩個e，但我是 華人。如果她們不願把房間租給華人，可以當場拒絕，兔去我登門詢問的麻煩。
我所碰到的英國上層社會人士，如康橋大學和中殿法學協會的教 授、導師、秘書和圖書館管理員，都很有教養，而且彬彬有禮，樂於助人，只是有點拘謹。英國學生大體上都舉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現得很得體。當然， 每一回碰到運動隊伍爭名次，或是大學的校隊隊員和替補隊員爭資格時，種族歧視便擡頭了。亞洲學生幾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擻攬球或划船等主要的運動隊伍；划船 隊是最受尊崇的。
不過，如果說這一切都出於種族歧視，也不儘然。階級制度也是癥結所在。對我這個來自年輕而且富流動性的移民社會的人來說，這是另 一種奇異現象。即使在白人學生當中，那些出身於著名公學的，也處在有利的地位。至於其他學生，他們之所以渴求學院的院旗，是因爲將來可以把它列入履歷表， 而且可以作爲未來幹大事的墊腳石——任何學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隊隊員的資格，未來的職業便有了保障。同樣道理，一個學生如果當上康橋學生聯合會主席，便有助 於成爲工黨或保守黨選區的未來候選人，或是在這些政黨的研究局謀得一職。
要考最好的成績
我 對這些額外的活動不感興趣。我決定集中精力設法考到最好的成績，因爲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時，情況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領袖接 觸，特別是同那些能夠幫助我的人接觸。我的願望是早日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一個包括新加坡的獨立的馬來亞。工黨比保守黨較爲同情英國殖民地的獨立願 望。在我參加的集會中，英國保守黨人仍然以低沈、圓潤的聲調，大談“英王與帝國”。我也希望同將來可能在主要政黨裏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國學生接觸。在我日 後同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殖民當局糾纏不清時，這種聯繫自有好處。因此，我抱著濃厚的興趣，開始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國會民主制度，似 乎能發揮很好的作用。一場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驚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開。1945年5月，英國選民把邱吉爾和他的保守黨推下臺，雖然邱吉 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英國爭取到勝利。選民把艾德禮和工黨擁上臺，因爲他們答應給英國帶來歷史上最深遠的改革。艾德禮政府履行的綱領，目的在於創造一 個福利國，負責照顧英國各階層人士從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對黨卻沒有提出強烈的抗議，也沒有街頭流血事件。只有保守黨議員在國會和選區裏就人們的負擔能 力這一課題展開辯論，聲稱改革應有所節制和按照常識辦事時。才使用激烈的言語。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國民保健服務法案於1948年通過後 不久，我到康橋攝政街一家眼鏡店領取所配的眼鏡。我預料這副眼鏡需要五六英鎊。在櫃檯旁，眼鏡店老闆驕傲地對我說，我不需要付錢，並請我在一份表格上簽 名。我很高興，心想，這樣一個文明社會，確實能使人民過著優雅的生活。幾個月後，我在牙科診所也碰到同樣的情形。至於學院的醫生，他連請我在表格上簽名也 省了，因爲我已經在他的病人記錄簿裏登記了。這又使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當然，我是英籍民，有權享受新制度給予的福利。不過，報上的消息說，許多法國人 和其他歐陸人士也紛紛到英國看免費牙醫。我想這未免太過分了。但當時法國人的確比英國人窮得多。我對英國人所進行的改革，深表欽佩。
給我 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國政府創造的社會，使每一個人——不論貧富，也不論是屬於上層、中層或下層階級，都能有相當不錯的生活水準。這期間物資 仍然缺乏。戰時開始實施的糧食衣物配給制度，一直延續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黨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類、熏肉和雞蛋的配給，卻取消不 了。經濟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價格也合理，只是非憑配給票購買不可。
當時我年紀還輕，滿懷理想，根本不瞭解政府的負擔是何等沈重。更 糟的是，在這麽一個平均主義制度下，每一個人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他能夠從共同資源中得到些什麽東西，而不是他應該怎樣工作，爲共同資源做出貢獻。其實，個 人設法多賺錢，以改善生活條件，在人類進化史上，是進步的動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後，才瞭解政府負擔的沈重。小如彈丸的新加坡，比英國窮困得 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之前，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開拓稅源和創造財富。因此，當時根本無法談論重新分配財富的問題。
這期間，我從家書和英國 報紙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發生麻煩了。馬來亞共產黨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會不安。罷工罷市、政治騷亂時有所聞。到1948年6月，馬共開始在內 地射殺英籍樹膠園主。馬共遊擊隊又回到森林裏去，殖民地政府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而在公開的憲制舞臺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軟弱無 力、毫無骨氣、受英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巴不得順應和討好英國統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我們必須填補這個政治舞臺。我於是加人康橋 大學工黨俱樂部，並經常參加他們的集會，特別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長到俱樂部暢談該党向國會提出的各種綱領時，我一定出席。
難得的教訓
這 是一個令人振奮和變革的時代，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發揮作用的時代。一切都顯得那麽開明。工党政府的衛生部長貝文以極端刻薄的言詞，指保守黨“連害蟲也不如” 後，便使國民保健服務法案在國會通過。工党也替地方當局興建了許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們是靠政府大量津貼，才能把租金壓低的。工党也擴大福利的範 圍，以確保“安全網”能照顧到所有不足以應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對我來說，他們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記憶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窮二白之前的情況相比， 簡直是奢侈的享受。這是一個難得的教訓，關係到如何確保社會公正的問題。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 了工黨政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國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憲制傳統和容忍精神，使得權力和財富都在和平中進行基本的轉移。我們把在英國所看 到的一切，拿來同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新馬人民大多數沒受教育。報紙軟弱無力，對基本問題一概不理，只管報道重要人物的來來往往。所謂重要人物，多數是白 人老闆和周旋于他們之間的本地人。總之，新馬的情況顯得落後，前途未可樂觀。
李光耀：在劍橋的最後歲月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3-04-30 13:51 | (分類:李光耀說)
儘 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確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 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佈。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
在歐洲大陸的旅行
這 期間，我和芝討論了兩人在英國的生活，並著眼于未來。我們認為最好趁12月聖誕假期靜悄悄地結婚，並嚴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親征求意見，他們一定會 很不高興。格頓學院也未必會贊同；學院的學監就給我寫過信，提醒我這一點。女皇獎學金當局也可能表示異議。但我們都是20多歲的人，已經成熟了，也有自己 的想法。我們的一個來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們的真正動機，把當地的一家小旅館介紹給我們，認為那是歡度聖誕假期的理想地點。我們還可以到舉 世聞名的莎士比亞劇院觀賞莎翁名劇。然而我們一到達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訴當地的婚姻註冊官，並在住上兩個星期後，便依照手續結婚 了。我們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倫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攝政街給芝買一枚白金的結婚戒指。回到劍橋以後，芝用一條項鏈把戒指掛在脖子上，而不 是戴在手指上。
儘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確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 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佈。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芝 在法科第二階段資格考試中，獲得二等成績，她感到很失望。其實，她參加的不是榮譽學位考試，並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後兩人決定到歐陸度假兩星期。
我 們不想參加團體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後一站是威尼斯。巴黎到處積滿污垢，陰沉一片，經過德國四年的佔領，情形更糟。幸虧 德軍司令決定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時沒把整個城市摧毀。比起英國人來，法國人顯得很窮。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自豪和有組織。巴黎的公共交通比倫敦差得多， 雙節長巴士看起來又古怪又笨拙，轉彎時不容易操縱。交通一片混亂，司機的態度都很粗魯。法國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櫃檯付款時，都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排隊。他們 在車門口推推搡搡，上下車都亂擠一通，甚至他們在說“對不起，先生”時，也使勁把你推到一邊。巴黎的地鐵，票價比倫敦便宜許多。但在1948年那個時候， 一般列車都很骯髒，通風設備又差，空氣不新鮮。車上的乘客只顧自己，很少替別人著想。在倫敦，男士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女士，年輕人也會讓位給老年人。我離 開巴黎時，心裏對英國人更加敬佩。在社會準則和政府給人民提供設施方面，法國肯定比英國低幾級；所謂設施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基礎設施。
然 而對講究吃的人來說，法國餐是頂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別美，醬料也異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簡單的涼拌菜，也蠻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紅又甜的番茄 為料，加上少許橄欖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種，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國麵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過。尤其是法國麵包，比英國的鬆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國的 標準菜肴了。
我們乘夜班火車從巴黎到日內瓦去。醒來時，只覺得空氣很新鮮，氣候涼爽。日內瓦真是個潔淨無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車很少，來 往川行的有軌電車都很乾淨；鮮花正在燈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麼澆水的)。我們下榻的布里斯托爾旅館(戰前這家旅館的住客顯然都是英國人)，所有的床都鋪 上美麗的白被單，還有白桌布、白麵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乾乾淨淨，但是價錢一般比法國要貴。瑞士還是那麼純樸，戰爭既沒使物資匱乏，也沒帶來污 穢、陰沉的景象。
我們從日內瓦往南走，到洛桑和盧加諾。我們越南下，所見的城市就越骯髒。從同行的遊客口中，我們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 處散發著臭味。於是，我們決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館預訂的客房，而在盧加諾多住幾天。我們從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旅館轉到另一家叫“輝煌”的旅館。這有什麼不好？ 人生難得有這麼一次。我們在盧加諾痛痛快快地過了五天。每天面對著壯麗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務，又有極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 先令的納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處的職員看著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是的，不過，我是從新加坡來的。”對方說：“啊，蔣介石。”他不曉得我和中國人 之間的區別。我並不以蔣介石為榮，因為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了中國大陸。其實我已料到歐洲人會一成不變地把我看成中國人。我們這幾天所過的，依然是有生 以來最快樂的假期，觀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濱。我發覺瑞士人很守紀律，做事能幹有效，又很講究實際，而且待人態度得體，禮貌周到，只是不夠熱 情。他們不會要求你幫什麼忙，反過來他們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總之，他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之後不久，弟弟金耀也從 美國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一起。他隨身帶著精美昂貴的尼龍絲襪、可以快速晾乾的襯衫以及漂亮的行李——這一切都是在經濟緊縮的英國買不到的。美國看來像個物 產豐富的仙境，也像童話中溢流著牛乳和蜜糖的豐饒羊角。因此，我早年對美國的印象是，一個資源豐富、物質條件優越的社會。但是，我卻跟英國人抱著同樣的看 法，認為美國人缺乏經古老文明薰陶的高雅素質。他們過於急功近利，過於魯莽急躁，過於雄心勃勃，認為世界上沒有做不成的事，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10 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後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並埋頭苦讀。上課聽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裏斯上尉的馬 廄”我租用的房間裏溫習功課。但是生活並非只是讀書。有時在週末或傍晚，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裏的煤氣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請楊 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麵條、雞肉(取代豬 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繫。 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後，就能 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湯瑪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幾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後來在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党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餘的修讀法學的各種分科，後來成為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傑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 年 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住，塞勒 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讚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為這麼早就道出心裏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們返回新 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採取的路線之後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幾次到下議院聽演講。有些工党議員對殖民地學生極為友善 (反之，保守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願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區工党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裏跟我會面，以 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聽席旁聽。工黨裏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聽時，見識了工党議員斯塔福·克裏普斯如何以銳利 的言辭，把保守黨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餘地。他是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獲得唯一的特優獎
1949 年5月，我們參加法科的最後考試。6月成績公佈，我相當滿意。我在法科第二階段的榮譽學位考試中，考到一等成績，並獲得那年唯一的特優獎。芝也考獲一等成 績。我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我們的父母。我本來應該考到更好一點的成績，但一等成績也夠好的了，可以作為我返回新加坡以後展開另一階段生涯的優異標誌。根 據劍橋大學的規則，一個法科學生在考獲學位之前，必須“完成”至少九個學段，一個學段是八個星期，必須住在學院宿舍或是當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劍橋大學只有 六個學段的時間，我也只有八個學段。我們得到特別的豁免，都獲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領取學位。
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的傳統。這種傳統隨 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顯得奇特，但卻增加了劍橋作為一個古老學術中心的神秘性。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學生以所就讀學院的資歷高低為序，排成一行，然後在導 師帶領下，走進幾座法學院附近的評議會大廈。他們一進裏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著導師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導師逐一把他們帶到身穿禮袍坐著的校長跟前。學生 和導師也依照他們獲得的學位，穿上相關的禮袍。等待領取學位的學生身穿短禮服，肩上報著一條綴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後晃來晃去。導師把學生介紹給校長，校 長於是一面說著拉丁語，一面把學位頒授給學生。比利·撤切爾以學監的身份親自帶領我和其他學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學生因為不屬於劍橋大學的任何學院而排 在最後。典禮舉行過後，我們在指導教師和其他同學陪伴下，到評議會大廈外邊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學院幾位教過我和芝的法科講師，以督導的身份也到 場同我們分享快樂，特雷弗·湯瑪斯也在。楊邦孝把當時的情景一一攝入鏡頭。
接著我們轉到三一法學院湯瑪斯的套房，開香檳再慶祝一番。另 一位講師 T·伊利斯·路易斯博士也來參加。我們都很親切地叫他 TEL(姓名第一個字母的縮稱)。他教過我們，是個威爾士人。他有副討人喜歡而顯得滑稽的面孔，禿頭，細微的白發散在兩邊，臉上戴著無框眼鏡。他對我和芝 說：“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學院來。”
1952年我們的大兒子顯龍出世時，我寫信給三一法學院的高級導師，預先給他訂了個學 額。可是，19年後顯龍到劍橋大學深造，卻決定進入三一學院，也就是當年牛頓所建立的最優秀的數學學府。在三一學院的優秀導師教導下，他以兩年時間修完三 年的課程，並獲得數學一等榮譽學位。
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所拍的照片當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柴契爾站在我和芝中間的那一張。我沒有令他 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樣。撤切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對手下的學生不借花費許多時間細心教導。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 起喝茶時，他指著幾個正在特朗平頓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說，他們在短短三個小時裏就喝茶休息兩次，過去和戰爭期間他們的工作態度就不這樣。現在他們不願意賣力 工作，國家是不會進步的。我原本以為他是一個反動的老頭子，但他教的卻是經濟學。幾年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他知道國家的經濟靠什麼才會增長。又有一回， 他對我說：“你是華人，你們華人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後盾，這是極為有利的條件。”1949年6月，就在我們快要離開劍橋的時候，一天早晨他邀請我和芝最 後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輕拍一下芝的手，然後看著我說道：“他太急躁了。別讓他老是這樣匆匆忙忙。”他對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徹；但他也曉得我這一生有個 認真奮鬥的目標，而且一日不實現，絕不甘休。
既然畢業了，我們就趁機外出度假10天，這一次是乘旅行車到英格蘭和蘇格蘭遊覽觀光。但 是，我們對法科的研究還沒完成。要在新加坡當律師，單靠劍橋大學的學位是不夠的。我們還得在英國取得普通律師資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辦案的律師資格。我們於 是加人中殿法學協會。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四個法學協會之一，負責教導法科學生和鑒定學生的律師資格。
我們旅行回來便設法住在倫敦，不久找到了一個居住單位，距離菲茨薑道我的舊住所不遠。可是在芝方面，家務和學習總是難以兼顧。於是，我們決定不上法學協會的課，留在康沃爾的廷塔格爾獨自苦讀，準備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
我 們曾經在這個地方的一座莊園舊宅裏度過幾次假期。這座舊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個兒子協助管理。梅勒太太為人通情達理，樂於助人，對我們的飲食照顧得很周 到。整座房屋就住我們兩個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幾個住客。我們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著周圍的鄉間小路散步，呼吸新鮮的空氣。溫暖、潮濕的西南風吹 得我們心曠神情。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國內廣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機是我從劍橋買來的，它給我們帶來許多輕鬆歡樂的時刻。我發覺收音機比 電視更能起刺激作用。我們聽過好些節目，包括第一系列的“裏思講座”，由羅索主講，講題是《權威與個人》。羅素老人的聲音優美，帶點舊式的聲調和發音。他 的講話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簡單高雅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晚飯後則有《又是這個傢伙》的輕鬆娛樂節目，由托米·漢利主持。他所講的笑話逗人發笑，不 下流，有趣，不談性，也沒有雙關語。
在運動和消遣方面，我打高爾夫球，大半是一個人打，地點在亞瑟王城堡旅館的九洞高爾夫球場。除了假 期以外，這座球場平時空無人影，加以場內多丘陵又多風，像我這樣一個笨瓜，有這麼一個球場，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體健康。我和芝花費許多時間尋找打 失的高爾夫球，卻往往找到別人打失的，質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機採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們煮，味道倒是挺鮮美的。
馬來亞大廈裏的談論
我 們在中殿法學協會勉強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麼可口了。為了要取得律師資格，我們每個學段必須在協會的餐室“進晚餐”3次，這是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 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乘坐7個小時的火車，到帕丁頓車站。但這也讓我們有機會在布賴思斯頓廣場的馬來亞大廈，會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朋友。我們所談的，是 留學倫敦的英國殖民地學生所喜歡談論的課題，那就是我們未來的自由鬥爭。在我的萊佛士學院同學當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如吳慶瑞和杜進才。
吳 慶瑞是我就讀萊佛士學院時期的經濟學導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理學士課程。杜進才則在倫敦大學攻讀生理學理學士課程。他們和其他幾個人組織了一個稱為 “馬來亞論壇”的團體，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種族群體，包括馬來人、華 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它採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產黨毫無關係。論壇的成員舉行集會 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黨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懷亞特或是保守黨和自由党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後，便從馬 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並沿著埃格韋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 年之後，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價錢很貴，威士卡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只 好一面喝啤酒，一面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後所要幹的大事。
我離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產黨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豐美接觸。林豐美于 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後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產主義事業吸引。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 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種粗糙的宣傳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傢伙。我打電話約他會面，他約我在《每日工人 報》辦事處外見面。《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 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後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來。這地 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產階級氣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為什麼所有共產黨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工人一舉吞沒，並且引用共產黨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做例子。他極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產主義陣營，是因為深信 共產主義事業比他們的優越。我認為他完全脫離現實，只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一兩個月 後，我接到新加坡員警總監福爾傑的一封信。他認識我的父母，並且聽說我在康沃爾，就邀請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頓的老家作客。我們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 興趣的，是衡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同他接觸，並且看看戰後的英國殖民地員警首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的球藝很差，但卻度 過了一個有意義的週末。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 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繫，也不同情共產黨的作為， 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那個週末，剛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 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必須為不在倫敦而付出代價。因為不在倫敦，我們沒聽 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們根據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 切還算順利。1950年6月21日，我們根據典禮的要求，戴上假髮，穿上禮袍，在中殿法學協會的宴會大廳裏，獲頒律師資格。生命即將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 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並不因為他們蒙受慘重的損 失而淪為失敗主義者，也不因為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整理得乾乾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種上 花草灌木，使廢墟顯得不那麼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 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懷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 學裏，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習。他們都是20多歲的歸國戰士，有些甚至30多歲，結了婚，有孩子。他們親眼看過死亡與破壞，變成很認真嚴肅的人。有些人 大難不死僥倖歸來。菲茨威廉就有一個學生因為所駕駛的飛機墜毀，臉部嚴重燒傷，儘管再三施行整容手術，看起來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戰勝了自己。他知道自己 臉容毀損變形，頭幾次碰面會把陌生人嚇一跳，所以儘量表現出一種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憐的神態。由於不向命運低頭，他的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當 時的劍橋並不是屬於那些只求玩樂、以華而不實的作風互相炫耀的年輕人的。不錯，校內有幾個在和平時期服役剛剛期滿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們是少數，起不 了帶頭作用。倒是那些復員後入學的學生，也就是那些帶著醜陋的戰爭傷疤的學生，使戰後的劍橋大學成為一個學習如何收拾戰爭殘局的地方。我有幸跟這一代的英 國人一同生活，一起學習。
當然，那時候也有過並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為我服務的英國男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 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梅勒太太和倫敦中國協會的管理人傑克遜太太那樣的英國人，她們待我非常好。我負笈英國數 年，最難以忘懷的就是傑克遜太太。會所設在戈登廣場的中國協會，是英國政府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協會向所有華族學生開放。會所靠近倫敦市中心，我覺得對華 族學生最為方便，何況地方又是那麼清靜。
傑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於我的位址從劍橋改為 倫敦，又從倫敦改為劍橋，再從劍橋改為廷塔格爾，戈登廣場16號便成為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 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裏頭用熱水、肥皂和乾淨的臉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只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於協會會所免付租金，所以傑克遜 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豐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於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後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裏，如果你 不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像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麼困難和不便。房東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過後，我和芝便得離開房間，好讓房東太太打 掃。我們只好到公共圖書館去讀書，午餐和晚餐則在餐館解決。因此能找到一個清潔寧靜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簡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況還是免費的。
意想不到的後果
1956 年，我在倫敦參加有關新加坡前途的憲制會談時，特地到戈登廣場探望傑克遜太大。她看見我異常高興，我又何嘗不是這樣。但我跟中國協會的聯繫，卻使我在政治 上面對意想不到的後果。好多年後，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檔案裏發現一些舊報告，指我和芝經常到中國協會去，以便同來自中國的親共分子打交道。當時，毛澤東在 中國內戰中即將取得全面的勝利，緊跟著在1949年10月1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一份報告甚至說芝是一個比我還要激進的左翼分子。我對政治部的報 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蘭郵船“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號”是來往於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間最好的輪船，很新， 又有冷氣設備，所提供的印尼和荷蘭飯食頂呱呱，還有幾百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爪哇侍應生殷勤服務。這該是我們告別英國的一次大膽花費。我們住頭等艙的兩個艙 房，旅途中始終很愉快。我只有兩次暈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時，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時候。我吃不下飯，只吃點不塗牛油的烤麵包和牛肉 幹。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8月1日，我們抵達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覺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從此將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而且是 一個異常不同的階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識到今後可能面對的危險。雖然我們住的是頭等艙，可是那位系著領結親自上船來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卻要我安分和識 趣。他讓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後，才查看我們的護照，然後莫測高深地說：“李先生，我想我們會多瞭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嚇我，我可不會被 他嚇倒！
後來，我發現他給我記下的黑點，包括懷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達佩斯出席世界青年節大會。那年暑假，蘇聯利用匈牙利充當東道 主，舉辦這個由共產黨組織的大會，設在倫敦的國際學生聯盟則邀請英國的有關團體參加。有些馬來亞和新加坡學生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這不過是一個出國廉價 旅行的大好機會，只需付回程的火車旅費而已。吳慶瑞、莫里斯·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許多人都去了。然而他們一到那裏，林豐美和新加坡一個秘密共產黨員 約翰·伊巴卻讓他們組成一支代表隊，舉著“馬來亞為自由而戰”的橫幅列隊遊行。英國情報人員得到這個消息，考慮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後可能鬧事，便把參加者 的名單寄給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員跟我父母親面談，然而由於父母親對我們的行動一無所知，無法作出任何澄清。結果，當局不曉得 他們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 Kim Yew 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 Kuan Yew Lee)。
不過，在有關我的檔案中，卻有其他的報告使我與眾不同，從而使我成為“威廉勒伊斯號”最後一名辦妥手續下船的乘客。 1981年，一名研究員把1950年 6月28日總督府的一份會議文件拿給我看。原來在這次會議上，政治部主任奈傑爾·莫里斯建議在我和芝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時，立刻扣留我們。但是員警總監福爾 傑，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請我們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週末的先生卻不同意。會議記錄還進一步記述總督、英軍總司令和輔政司支持福爾傑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兩 人都出身名門，如果逮捕我們，公眾的反應一定很壞。相反地，他們表示如果善待我們，並把我們爭取過去，那就有利無弊。有人認為英國駐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 納，“就是—個適當的東道主，因為他經常邀請學生共進晚餐”。事實上，我們返回家門幾個月後，麥唐納便邀請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中國人看南洋華人(轉載 這樣的文章真正讓人長知識）
來源： 張長遠的日誌
華人在海外最大，經濟上最成功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印尼兩億人口，約一千萬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約六百萬華人；泰國六千五百萬人，約九百萬華人；新加坡三百萬多人，華人占90%；菲律賓9千萬人，華人大約一百萬，不過1%，但有華人血統的要占大約20%。
東南亞華人，給全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們的經濟實力，比如，在馬來西亞，70％的中小企業被華人擁有，其中包括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我一個好朋友的家寰駝加腥砟ν諧凳諧〉囊話搿Ｖ泄母錕?8年開始，第一個5年到10年，事實上最大的投資者就是東南亞華人。
自 從萬隆會議，周恩來取消了中國的雙重國籍政策，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地的華人開始積極融入本國社會，特別是泰國和菲律賓，傳統意義上的華人已經很少，從姓 名和語言上，中國人已經分辨不出誰是華人，不過，本地人對那個家族有華人血統，都一清二楚。人們都知道菲律賓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的他信是華人，可能 很少有人知道，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但這些華人，已經和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一樣，僅僅只是血統上是華人而已了。在東南亞，真正能以一個大族 群的規模保持華人傳統的，只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
有人曾把這三地的華人分為兩種：傳統華人和海峽華人，前者一般說中文，談到中國很 親切，甚至自稱中國人，以陳嘉庚為代表。後者一般說英文，看海峽時報(英文)，親西方，甚至以自己的華人面孔為恥，以李光耀為代表。南洋華人這半個世紀以 來的心理變遷，某種程度上，就是這兩種華人的變遷史。
說到傳統華人和海峽華人的分別，不能不提到一個名詞：南洋大學。這所大學的興衰史，也就是南洋傳統華人的興衰史。瞭解這所大學歷史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對這所大學，這所大學的創辦人，還有這所大學的精神肅然起敬。
南 洋大學的創辦人叫陳六使，1950年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及福建會館主席，他是陳嘉庚的族侄，1916年在福建小學還沒畢業就來到新加坡。1953年， 陳六使捐助五百萬元，倡辦南洋大學。並以福建會館主席身份捐獻了五百二十三英畝在新加坡的雲南園作為南洋大學的校園。此後，連瀛洲宣佈獻捐廿五萬元。萬金 油大王胡文虎以他本人及故弟胡文豹名義捐建雙連學生宿舍一座。馬來西亞的李光前贊助1953-1957五年總捐助十份之一(此數超 過一千萬元)，鼓勵社會人士參加獻捐運動。檳城林連登捐出五十萬元，建築南洋大學圖書館(行政樓)。陸運濤獻捐南大理學院全部建築費(約卅萬元) 。
此 外，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商界，學界，計程車司機，三輪車夫，小販，吧女和理髮師，都先後參加樂捐，義駛，義踏，義賣，義演等活動，響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呼聲。他們的想法很簡單：他們自己沒有機會讀書，但都希望能盡點微薄之力，讓自己的後代有機會進一所華人自己的大學，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在他們的心裏，只有中國才是自己的國家。
(待續)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3-04-28 16:46 | (分類:李光耀說)
(續前)
兩星期後，我坐下來寫信給帕裏教授，告訴他我決定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康橋。我接到他生氣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 局錄取你。你的作爲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你的忠實的D·休斯·帕裏。”收到信後我決定親自去見他，解釋自己爲什麽離開倫敦。我到他的辦公室 面對他，準備接受應得的處分。我敍述了自己在第一學期所面時的生活問題：從一個小城市，來到一個有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 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顧不了自己。
他聽了我的傾訴，看來相信了我所說的一切。他對我說，我早該告訴他這一切，他本來可以安 排我住到宿舍裏，我的一切需要都會得到照顧，語氣幾乎是原諒了我。如今回顧那些歲月，我爲自己沒留在倫敦感到慶倖，留下的話日子肯定不好過。但他特別照顧 我、我卻辜負了他，總感到後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倫敦大學校長，我成了新加坡總理，一度想寫信給他，最後認爲最好還是忘了過去。也許我是應該寫信的，告 訴他我沒忘記他的恩典。
不過倫敦也不是沒有優點。對未來的律師來說，這裏可以借鑒的地方很多。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學期，政治學教授哈羅 德·拉斯基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許多以前沒修政治學的學生一樣，聽了他的一些課。他個子小，長得不起眼，頭腦卻靈活極了，說話很有魅力。他的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對許多殖民地學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少人後來掌了權，他們自認爲從拉斯基那裏學來了理論，並根據他的理論推行不恰當的政策， 結果搞垮了本國發展不足的經濟。多虧我在執政之前，在能起壞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個經濟體失敗的經驗。從而提醒我這樣做是危險的。
在接觸 這類政治主張之前，我在萊佛士學院第一年上經濟課時，至少是在徵稅的課題上，已被灌輸英國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基本經濟教科書是溫和社會主義者貝納姆的著 作，公共財政教科書是戰後工黨財相多爾頓編寫的。他們所用的術語臆斷一些稅收是進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稅是公平進步的，因爲賺得多就得多繳稅，稅率 也更高；對食鹽和進口貨徵收一律的稅額或徵收國產稅是退步的。這些社會主義價值觀損害了英國的經濟成長。倡導這樣的主張的人沒考慮到人性的特點，因爲累進 稅會扼殺勤奮工作和創造財富的主動性，尤其是扼殺了有本領、有能力這樣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
我 聽過兩三次拉斯基講課，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社會主義理論，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應該機會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條的社會裏，不應由於人們或 他們父母的地位而出現貧富懸殊，這樣的主張我認爲是非常公平的。我對不同的種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們是英帝國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國人是在犧牲英籍其他 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過著優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所倡導的主張對殖民地學生有吸引力。我們都要獨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財富。
我 當時以爲，有沒有財富，主要取決於有沒有領土和自然資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發展農業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價值的礦藏和石油、天然氣。只有在掌權若干 年以後，我才認識到，新加坡不同種族的表現不一樣，同一個種族內部各類人的表現也不一樣。我嘗試過以好些方式來縮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漸得出結論：起 決定性作用的是人──他們的天賦才能，加上受過的教育和訓練，以及他們和他們政府的組織結構。知識和對技術的掌握，在創造財富時是至關重要的。
奪 取領土的鬥爭曾導致後果不堪設想的戰爭，誰也不是贏家。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通過國際貿易和交換貨物勞務進行的競爭，使參與的所有國家的産值得 到最大限度的增加。爲了爭取最高的國民總產值，人們必須在自由市場裏相互競爭，同時在大體是自由的市場裏跟其他國家競爭。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國期間，任 何殖民地學生都瞭解這一點。他們以爲，取代了離開的英國人，他們會自動富起來。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 義者認爲，人確實通過擁有更多資本和權力剝削其他人，由於人的産值超過他維持生存所需要消費來的數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餘的部分，這個看法我同 意。我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日本投降後，我見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新加坡如何殘酷無情，他 們立即向被懷疑當過奸細或出賣過他們的事業的人報復，根本不設法證明對方有罪。甚至他們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軟布帽，他們的言談舉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 都使人反感。我發現，倫敦經濟學院的共產黨人同樣熱心地向人強行灌輸他們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準備跟孤獨的殖民地學生交朋友的年輕婦女)，迫不 及待地促使人們改變信仰。
我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蘇聯人曾經利用佔領軍，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產黨政權。兩件事使我感到反 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長馬薩裏克被殺害，從窗口墮地“跌”死，共產黨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紅衣主教明森蒂挺身爲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辯護，受到了騷擾，不得不 躲進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康橋法律學院講師傑克·哈姆森是個天主教徒，他對這些事情氣憤得不得了。消息傳來的當天早上，上課時他花了一小時不講契約 法，卻大談蘇聯共産主義的邪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對共産主義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會的主張，對所有殖民地學生 都有吸引力。英國費邊主義者①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通 過征富人一輩子的稅，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産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我當時看不出有什 麽破綻。我年紀太輕了，不知道英國律師在訂信託契據時巧妙得很，使政府難以徵收太多遺産稅。
費邊主義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從英國回來後，我 訂閱他們的雜誌和小冊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們的不諳世事使我感到絕望。有一期雜誌的內容令人難以接受，那是有關教育的。兩個校長寫了一篇嚴肅 的文章說，英國的綜合學校制度失敗，不是因爲辦學方法不對，而是因爲最優秀的教師仍然在教最優秀的學生。文章認爲最優秀的教師應該教最差的學生，後者需要 前者教導才能獲得平等，好學生無淪如何都會有好成績。這種強求一致的主張我可受不了，於是不再訂閱他們的雜誌。
對於馬克思主義，我所獲得 的最有價值的教訓，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學華語的時候。雄心勃勃的工會親共活躍分子幾乎天天午餐時間都到我的辦公室來教我一小時，有時晚上到我家再 教。他們用《人生觀》等書名吸引人的小書教我，實際上是在宣傳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最發人深省的，是跟老師一起讀毛澤東原著。一篇有關共產黨 人如何摧毀敵人的文章，使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 盾。分析的關鍵是“人民”的定義。根據毛澤東的精確分析，“人民”的定義因時間和形勢而異。例如當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時，反對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國 民黨是人民。1945年抗戰勝利後，敵人日本被打敗了，國民黨在中國掌權，代表民族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群衆，國民黨成了敵人，反對國民黨的都成了“人民”。 我讀毛澤東辯證法這個樣本時得出結論，一旦英國人離開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動黨執政，我就會變成敵人。毛澤東說：“對敵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康 橋就在北海風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澤地以南，比倫敦冷得多，也潮濕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來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長的。儘管如此，在倫敦待過之後，康 橋是另一番天地。在戰爭剛結束的年代，這個地方上的集鎮寧靜安詳。車輛不多，腳踏車不少，私人汽車只有三幾輛，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車。多數大學教師、學院研 究生、導師、講師和教授都騎腳踏車，包括菲茨威廉學監本人和一個受人尊敬的、名叫溫菲爾德的在大學執教的律師。後者75歲左右，騎腳踏車動作還挺麻利。大 學生活跟萊佛士學院差別不大。
我花8英鎊買了一輛腳踏車，二手的，還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買的漂亮的禮裏牌腳踏車自然不能相 比。這是一輛設備十分簡單的腳踏車，20多年來由學生們一手轉一手地傳下來。車把前有個柳條籃子，用來放書籍、學生袍等東西。腳踏車沒有鏈罩，我跟大家一 樣，騎的時候用夾子夾住褲管。這裏的生活叫人不滿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沒有煤煙，沒有塵埃，沒有喧鬧的車輛來往，沒有巴士，也沒有 地鐵。我精神振奮了。
我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騎腳踏車到處逛，下雨也不例外。買了件連帽粗呢風雪大衣，這是海軍部的剩餘物資。風 帽既能保持頭部乾爽，又能撩到背後。雖然氈不如羊毛那麽暖和，但也頂事。三餐問題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還是以英國傳統方式烹調，談不上可 口，但比較有營養，有足夠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深海鱈魚和大比目魚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慣的近海魚那麽好吃。完全沒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鹽和胡椒， 有如在“大不列顛號”一樣。不時會有奇特的葷菜，像鯨魚肉，腥得不得了，難以下咽，還有罐燉野兔肉，這是英國佳肴，可我始終不喜歡。我在清潔潮濕的沼澤地 騎腳踏車，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後，蒙蒂羅醫生替我用X光檢查肺部，他通知說我在英國讀書時期患過輕微的肺結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裏只顯現 白色的一塊。無論如何，我還是爲能到康橋讀書而高興。留在倫敦的話肯定好不了。
爲了鍛煉體魄，我決定參加划船俱樂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 裏，而是在河邊練習劃槳，坐在一艘不動的練習艇裏，接受如何握槳，如何伸展身體往後拉以及把腳放在什麽地方的訓練。經過三星期每星期兩次的訓練之後，我便 正式划船。第二個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風雪，我以爲練習會取消便沒去，過後受到了嚴厲的責備。七個船員和舵手都到了，由於我缺席，湊不夠八個人， 劃不成。我認定英國人必定是瘋了，於是放棄划船，離開俱樂部。從此騎腳踏車從宿舍到講堂聽課，聽完再騎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鍛煉身體。
法 律系第一年預備班學生人數大約只有30人，比倫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學的多數是前國民服役人員，他們獲得特許，讀兩年便能考取學位，不必三年，因此直 接進入第二年。他們是跟我一起讀第二年。在這之前，我得讀第一年預備班，總共要讀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國學生是直接從中學來的十八九歲的年輕 人，我當時已經23歲。還有幾個學生來自馬來亞，包括20歲的楊邦孝，他來自吉隆坡(90年代他擔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個學期沒上課，邦孝借筆記繪 我。筆記寫得很工整，很全面，對我沒聽過的課做了很好的概要記錄。他的筆記是我求之不得的，因爲康橋課程標準所規定的科目跟我在倫敦第一年的課程不一樣。 倫敦的水平更高，包括憲制法和契約法。康橋要學生先瞭解歷史背景，所以必須修英國法律制度，這在律師考試裏是完全沒有關連的。對於羅馬法，倫敦和康橋的重 點也有所不同，但我應付過去了。我非這樣做不可。在大學的復活節假期裏，我拼命補完沒學過的功課，趕上了其他同學。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試舉行時，我已經準 備得不錯了。
嚴冬過後是愉快的夏天。樹木蔥蔥郁鬱，康橋煥發出新的光彩，學生都穿上顔色鮮豔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個星期後的6月，考試成績在評議會揭曉時，我欣喜雀躍。我和另幾名學生考獲一等榮譽。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父母。
學 監只憑我過去的學業成績，就讓我直接進入第二學期，我爲沒叫他失望感到高興。同學們都管學監叫比利·撤切爾。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腳踏車，準備進去吃午餐時， 他看見我，停下來祝賀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滿意。1946年12月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告訴我：“李，當你到康橋來，你是來參加一支特別的隊伍，就像參加 近衛騎兵團，不只是參加軍隊而已。你得出人頭地。”我回答說會設法爭取一等榮譽。他嚴肅地望著我說：“李，拿不到可別失望。在牛津和康橋，你需要有天才的 火花，得與衆不同，才能獲得一等榮譽。”當康橋的考官們認定我與衆不同時，我心中的石頭才放了下來。
傳來最好的消息
我 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那是軍方剩餘的舊物資，樣子不怎麽好看，引擎卻不錯，花了我60英鎊。突然之間，我變得能夠快捷地來來去去。我到康橋鄉下到處兜風， 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車到不了的地方觀光。遇到農民豎立告示牌招請工人來采櫻桃或草莓也歡迎其他人來買的地方，我會停車下來買。6月底芝寫信告訴我，她考到了 一等文憑，現在大有希望贏得到英國讀法律的女皇獎學金。我有把握她會贏得獎學金。臨近7月底傳來了最好的消息。芝從新加坡拍來電報說，她獲得了女皇獎學 金。但是在1947年10月開始的學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學可以讓她就讀，她必須等到1948年。我開始動腦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康橋來。
我 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書記巴雷特。他年近50，長得肥胖，既能幹又有經驗，來來去去的學生多的是，他都見過了。他知道學監喜歡我。我告訴他，一個新加坡女朋 友很聰明，獲得到英國深造的最好的獎學金，想讀法律，不曉得怎樣才能在秋季學期開學前及時進人康橋。他眨了眨眼對我說：“你知道學監跟格頓學院的女院長巴 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學監跟巴特勒小姐說情，情形可能不一樣。”既然有這種可能，我當然高興。
離新學年開學只有兩個月。我要求見學 監。他不但接見我，還願意幫忙。8月1日他寫信給巴特勒小姐，爲了保險起見，也寫信給康橋另一所女學院紐納姆學院的院長。兩邊都立即回信。紐納姆準備在 1948年錄取。巴特勒小姐更積極，準備在1947年10月提供一個特別保留的學額，只要芝具備入學資格。撤切爾寫信繪我，把兩份答復都附上。我趕到設在 卡姆河畔銀街附近的考試委員會，告訴他們芝是在1936年參加康橋高級文憑考試的。他們查出她考試成績優異，是當年名列第一的學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過的 考試成績副本。
接著我寫信到格頓學院，要求見巴特勒小姐，她表示願意見我。8月6日早上，我依約見她。我告訴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聰明， 比我還聰明，在萊佛士學院就讀期間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說，我遲了一個學期才來康橋，在第一年淘汰考試中考得一等成績，相信柯小姐也會一 樣。巴特勒小姐戴眼鏡，頭髮銀白，有點富態，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個華族青年讚揚自己的女朋友學業成績比自己好，把她給逗樂了，她很想知道這個女孩子是 不是那麽出類拔萃。同一天我拍電報告訴芝：“格頓學院接受你入學。公函隨後就寄出。現在就做好準備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運兵 船。10月初，她終於抵達利物浦。我在碼頭上焦急地等待著。分離一整年之後再見到她，我興高采烈。我們立刻啓程，坐火車到倫敦。在倫敦，事前我已經向一個 英國同學借來一輛莫裏斯·牛律牌汽車，我駕車載著芝到處觀光，甚至在當天帶她到布賴頓看鋪滿小石子的海灘。在倫敦逗留五天後，我把汽車還給同學，兩個人坐 火車到了康橋。
學監的回信
這時我已經適應了康橋的生活，雖然老馬識途，但還是遇到新 的問題。菲茨威廉的初級導師兼財務總管龐茲分配給我的房間，是在康橋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嚇呆了。格頓學院是在市鎮的北邊。我千方百計物色離芝比較近的房 間，始終找不到。龐茲不講情，我向學監上訴，他的回信語氣很慈祥，但不乏一絲冷冰冰的幽默：
親愛的李：
……你申訴說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遙遠，或者說是妻子吧，因爲你顯然希望她會成爲你的妻子。實際的路途不像你所說的那麽遠，尤其是在愛情提供了動力的時候。我 不曉得你有沒有讀過偉大的神話，但你會記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爲的是見他心愛的女子。與此相比，到格頓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 位先生遊過海峽時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懷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頓附近找到房間，我們會盡力跟你配合，發出許可證。所以，如果你想去 找找看，就找找吧。
順便說說，格頓學院會不會賞識你那麽快跟這個少女結婚，我沒把握，因爲他們會順其自然，而且是恰當地假定，在愛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們只會花很少時間讀書。但我太老了，不能對一個男士和他心愛的人提什麽忠告。
你的真誠的
W．S．柴契爾
一星期後，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裏斯上尉的馬廄”找到一個房間。哈裏斯上尉養馬和獵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學生房客。租金很貴，光是床鋪和早餐每星期9英鎊，洗澡等其他服務另外算。我別無選擇，方便嘛。隨後兩年我就住在這裏，直到1949年夏天離開康橋。
現 在可輪到芝面對“文化震蕩”了。冬天她不習慣穿用厚呢絨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還有那用羊毛襯裏的長靴。呢絨衣是用衣料配給票買來的；這些衣物壓得她好不 辛苦。何況格頓學院又是在市鎮西北兩英里的地方，她不會騎腳踏車，只好乘巴士去上課。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後只好靠她自己去闖了。
但 是，她運氣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議，第一年選修經濟學，準備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由於她當年在萊佛士學院念過經濟學，功課應該不難應付，所以有閑余時 間可以修讀法科。可是，當經濟學研究主任，一個名叫瑪喬裏·霍蘭的美國人，發覺芝已經在萊佛士學院念過三年的經濟課程後，認爲再讀下去是浪費時間，便叫芝 去見她的丈夫哈裏·霍蘭教授。當時，霍蘭教授是法學院裏權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學院的特別研究員。他幫芝取得特別通融，即所謂豁兔權，她可以直接參加法 科第二：階段的資格考試。這跟另一所受承認的附屬大學的畢業生所享受的優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讀第二年的課程，並非一帆風順，她還得適應這裏的地理環 境、食物、氣候，以及諸如羅馬法之類的新科目，還有講師們的奇腔怪調。有一名愛爾蘭講師所講的話，聽起來不知所云。
經過幾個星期的大幅度 調整之後，芝對我說，她發現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樣。過去我是一個開朗、樂觀的活躍分子，沒有事情能夠難倒我，而且能盡情享受人生的樂趣；現在可不同了。儘管 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爾的特別照顧，而且在1947年陽光燦爛的夏季裏心情特別愉快，但我卻似乎變成了一個強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剷除英國 對馬來亞和新加坡殖民統治的意念。我在倫敦和康橋的一年裏，思想的轉變逐漸具體化。這種變化從1943年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便開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 英國本土的英國人。我懷疑他們是否能本著新馬人民的利益治理這兩個地區。在新馬的英國人對推動殖民地的進步毫無興趣，他們所在乎的是這些殖民地給他們帶來 的高級職位和豐厚薪金。在國家的層次上，英國人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輸出馬來亞的樹膠和錫，賺取美元外匯，以支援百病叢生的英鎊。
芝談起 我的思想如何轉變之後，我開始自我審察，看看這種轉變到底是怎麽發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國勞動階層當中所受的種族歧視引起的？這些英國低層人士，包括男女巴 士剪票員、商店女售貨員和餐館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漢普斯特德找房子時碰到的幾個女房東。好幾次，我到瑞士村地鐵站附近接著“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詢問時， 女房東一發覺我是華人，便說房間已經租出去了。後來，我爲了避免再碰釘子，便先打電話告訴女房東說我的名字叫Lee，拼寫起來是一個L加上兩個e，但我是 華人。如果她們不願把房間租給華人，可以當場拒絕，兔去我登門詢問的麻煩。
我所碰到的英國上層社會人士，如康橋大學和中殿法學協會的教 授、導師、秘書和圖書館管理員，都很有教養，而且彬彬有禮，樂於助人，只是有點拘謹。英國學生大體上都舉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現得很得體。當然， 每一回碰到運動隊伍爭名次，或是大學的校隊隊員和替補隊員爭資格時，種族歧視便擡頭了。亞洲學生幾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擻攬球或划船等主要的運動隊伍；划船 隊是最受尊崇的。
不過，如果說這一切都出於種族歧視，也不儘然。階級制度也是癥結所在。對我這個來自年輕而且富流動性的移民社會的人來說，這是另 一種奇異現象。即使在白人學生當中，那些出身於著名公學的，也處在有利的地位。至於其他學生，他們之所以渴求學院的院旗，是因爲將來可以把它列入履歷表， 而且可以作爲未來幹大事的墊腳石——任何學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隊隊員的資格，未來的職業便有了保障。同樣道理，一個學生如果當上康橋學生聯合會主席，便有助 於成爲工黨或保守黨選區的未來候選人，或是在這些政黨的研究局謀得一職。
要考最好的成績
我 對這些額外的活動不感興趣。我決定集中精力設法考到最好的成績，因爲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時，情況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領袖接 觸，特別是同那些能夠幫助我的人接觸。我的願望是早日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一個包括新加坡的獨立的馬來亞。工黨比保守黨較爲同情英國殖民地的獨立願 望。在我參加的集會中，英國保守黨人仍然以低沈、圓潤的聲調，大談“英王與帝國”。我也希望同將來可能在主要政黨裏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國學生接觸。在我日 後同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殖民當局糾纏不清時，這種聯繫自有好處。因此，我抱著濃厚的興趣，開始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國會民主制度，似 乎能發揮很好的作用。一場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驚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開。1945年5月，英國選民把邱吉爾和他的保守黨推下臺，雖然邱吉 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英國爭取到勝利。選民把艾德禮和工黨擁上臺，因爲他們答應給英國帶來歷史上最深遠的改革。艾德禮政府履行的綱領，目的在於創造一 個福利國，負責照顧英國各階層人士從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對黨卻沒有提出強烈的抗議，也沒有街頭流血事件。只有保守黨議員在國會和選區裏就人們的負擔能 力這一課題展開辯論，聲稱改革應有所節制和按照常識辦事時。才使用激烈的言語。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國民保健服務法案於1948年通過後 不久，我到康橋攝政街一家眼鏡店領取所配的眼鏡。我預料這副眼鏡需要五六英鎊。在櫃檯旁，眼鏡店老闆驕傲地對我說，我不需要付錢，並請我在一份表格上簽 名。我很高興，心想，這樣一個文明社會，確實能使人民過著優雅的生活。幾個月後，我在牙科診所也碰到同樣的情形。至於學院的醫生，他連請我在表格上簽名也 省了，因爲我已經在他的病人記錄簿裏登記了。這又使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當然，我是英籍民，有權享受新制度給予的福利。不過，報上的消息說，許多法國人 和其他歐陸人士也紛紛到英國看免費牙醫。我想這未免太過分了。但當時法國人的確比英國人窮得多。我對英國人所進行的改革，深表欽佩。
給我 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國政府創造的社會，使每一個人——不論貧富，也不論是屬於上層、中層或下層階級，都能有相當不錯的生活水準。這期間物資 仍然缺乏。戰時開始實施的糧食衣物配給制度，一直延續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黨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類、熏肉和雞蛋的配給，卻取消不 了。經濟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價格也合理，只是非憑配給票購買不可。
當時我年紀還輕，滿懷理想，根本不瞭解政府的負擔是何等沈重。更 糟的是，在這麽一個平均主義制度下，每一個人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他能夠從共同資源中得到些什麽東西，而不是他應該怎樣工作，爲共同資源做出貢獻。其實，個 人設法多賺錢，以改善生活條件，在人類進化史上，是進步的動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後，才瞭解政府負擔的沈重。小如彈丸的新加坡，比英國窮困得 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之前，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開拓稅源和創造財富。因此，當時根本無法談論重新分配財富的問題。
這期間，我從家書和英國 報紙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發生麻煩了。馬來亞共產黨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會不安。罷工罷市、政治騷亂時有所聞。到1948年6月，馬共開始在內 地射殺英籍樹膠園主。馬共遊擊隊又回到森林裏去，殖民地政府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而在公開的憲制舞臺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軟弱無 力、毫無骨氣、受英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巴不得順應和討好英國統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我們必須填補這個政治舞臺。我於是加人康橋 大學工黨俱樂部，並經常參加他們的集會，特別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長到俱樂部暢談該党向國會提出的各種綱領時，我一定出席。
難得的教訓
這 是一個令人振奮和變革的時代，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發揮作用的時代。一切都顯得那麽開明。工党政府的衛生部長貝文以極端刻薄的言詞，指保守黨“連害蟲也不如” 後，便使國民保健服務法案在國會通過。工党也替地方當局興建了許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們是靠政府大量津貼，才能把租金壓低的。工党也擴大福利的範 圍，以確保“安全網”能照顧到所有不足以應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對我來說，他們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記憶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窮二白之前的情況相比， 簡直是奢侈的享受。這是一個難得的教訓，關係到如何確保社會公正的問題。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 了工黨政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國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憲制傳統和容忍精神，使得權力和財富都在和平中進行基本的轉移。我們把在英國所看 到的一切，拿來同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新馬人民大多數沒受教育。報紙軟弱無力，對基本問題一概不理，只管報道重要人物的來來往往。所謂重要人物，多數是白 人老闆和周旋于他們之間的本地人。總之，新馬的情況顯得落後，前途未可樂觀。
李光耀：在劍橋的最後歲月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3-04-30 13:51 | (分類:李光耀說)
儘 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確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 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佈。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
在歐洲大陸的旅行
這 期間，我和芝討論了兩人在英國的生活，並著眼于未來。我們認為最好趁12月聖誕假期靜悄悄地結婚，並嚴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親征求意見，他們一定會 很不高興。格頓學院也未必會贊同；學院的學監就給我寫過信，提醒我這一點。女皇獎學金當局也可能表示異議。但我們都是20多歲的人，已經成熟了，也有自己 的想法。我們的一個來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們的真正動機，把當地的一家小旅館介紹給我們，認為那是歡度聖誕假期的理想地點。我們還可以到舉 世聞名的莎士比亞劇院觀賞莎翁名劇。然而我們一到達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訴當地的婚姻註冊官，並在住上兩個星期後，便依照手續結婚 了。我們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倫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攝政街給芝買一枚白金的結婚戒指。回到劍橋以後，芝用一條項鏈把戒指掛在脖子上，而不 是戴在手指上。
儘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確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 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佈。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芝 在法科第二階段資格考試中，獲得二等成績，她感到很失望。其實，她參加的不是榮譽學位考試，並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後兩人決定到歐陸度假兩星期。
我 們不想參加團體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後一站是威尼斯。巴黎到處積滿污垢，陰沉一片，經過德國四年的佔領，情形更糟。幸虧 德軍司令決定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時沒把整個城市摧毀。比起英國人來，法國人顯得很窮。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自豪和有組織。巴黎的公共交通比倫敦差得多， 雙節長巴士看起來又古怪又笨拙，轉彎時不容易操縱。交通一片混亂，司機的態度都很粗魯。法國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櫃檯付款時，都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排隊。他們 在車門口推推搡搡，上下車都亂擠一通，甚至他們在說“對不起，先生”時，也使勁把你推到一邊。巴黎的地鐵，票價比倫敦便宜許多。但在1948年那個時候， 一般列車都很骯髒，通風設備又差，空氣不新鮮。車上的乘客只顧自己，很少替別人著想。在倫敦，男士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女士，年輕人也會讓位給老年人。我離 開巴黎時，心裏對英國人更加敬佩。在社會準則和政府給人民提供設施方面，法國肯定比英國低幾級；所謂設施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基礎設施。
然 而對講究吃的人來說，法國餐是頂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別美，醬料也異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簡單的涼拌菜，也蠻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紅又甜的番茄 為料，加上少許橄欖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種，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國麵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過。尤其是法國麵包，比英國的鬆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國的 標準菜肴了。
我們乘夜班火車從巴黎到日內瓦去。醒來時，只覺得空氣很新鮮，氣候涼爽。日內瓦真是個潔淨無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車很少，來 往川行的有軌電車都很乾淨；鮮花正在燈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麼澆水的)。我們下榻的布里斯托爾旅館(戰前這家旅館的住客顯然都是英國人)，所有的床都鋪 上美麗的白被單，還有白桌布、白麵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乾乾淨淨，但是價錢一般比法國要貴。瑞士還是那麼純樸，戰爭既沒使物資匱乏，也沒帶來污 穢、陰沉的景象。
我們從日內瓦往南走，到洛桑和盧加諾。我們越南下，所見的城市就越骯髒。從同行的遊客口中，我們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 處散發著臭味。於是，我們決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館預訂的客房，而在盧加諾多住幾天。我們從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旅館轉到另一家叫“輝煌”的旅館。這有什麼不好？ 人生難得有這麼一次。我們在盧加諾痛痛快快地過了五天。每天面對著壯麗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務，又有極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 先令的納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處的職員看著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是的，不過，我是從新加坡來的。”對方說：“啊，蔣介石。”他不曉得我和中國人 之間的區別。我並不以蔣介石為榮，因為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了中國大陸。其實我已料到歐洲人會一成不變地把我看成中國人。我們這幾天所過的，依然是有生 以來最快樂的假期，觀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濱。我發覺瑞士人很守紀律，做事能幹有效，又很講究實際，而且待人態度得體，禮貌周到，只是不夠熱 情。他們不會要求你幫什麼忙，反過來他們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總之，他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之後不久，弟弟金耀也從 美國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一起。他隨身帶著精美昂貴的尼龍絲襪、可以快速晾乾的襯衫以及漂亮的行李——這一切都是在經濟緊縮的英國買不到的。美國看來像個物 產豐富的仙境，也像童話中溢流著牛乳和蜜糖的豐饒羊角。因此，我早年對美國的印象是，一個資源豐富、物質條件優越的社會。但是，我卻跟英國人抱著同樣的看 法，認為美國人缺乏經古老文明薰陶的高雅素質。他們過於急功近利，過於魯莽急躁，過於雄心勃勃，認為世界上沒有做不成的事，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10 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後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並埋頭苦讀。上課聽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裏斯上尉的馬 廄”我租用的房間裏溫習功課。但是生活並非只是讀書。有時在週末或傍晚，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裏的煤氣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請楊 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麵條、雞肉(取代豬 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繫。 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後，就能 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湯瑪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幾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後來在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党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餘的修讀法學的各種分科，後來成為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傑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 年 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住，塞勒 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讚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為這麼早就道出心裏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們返回新 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採取的路線之後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幾次到下議院聽演講。有些工党議員對殖民地學生極為友善 (反之，保守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願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區工党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裏跟我會面，以 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聽席旁聽。工黨裏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聽時，見識了工党議員斯塔福·克裏普斯如何以銳利 的言辭，把保守黨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餘地。他是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獲得唯一的特優獎
1949 年5月，我們參加法科的最後考試。6月成績公佈，我相當滿意。我在法科第二階段的榮譽學位考試中，考到一等成績，並獲得那年唯一的特優獎。芝也考獲一等成 績。我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我們的父母。我本來應該考到更好一點的成績，但一等成績也夠好的了，可以作為我返回新加坡以後展開另一階段生涯的優異標誌。根 據劍橋大學的規則，一個法科學生在考獲學位之前，必須“完成”至少九個學段，一個學段是八個星期，必須住在學院宿舍或是當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劍橋大學只有 六個學段的時間，我也只有八個學段。我們得到特別的豁免，都獲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領取學位。
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的傳統。這種傳統隨 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顯得奇特，但卻增加了劍橋作為一個古老學術中心的神秘性。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學生以所就讀學院的資歷高低為序，排成一行，然後在導 師帶領下，走進幾座法學院附近的評議會大廈。他們一進裏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著導師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導師逐一把他們帶到身穿禮袍坐著的校長跟前。學生 和導師也依照他們獲得的學位，穿上相關的禮袍。等待領取學位的學生身穿短禮服，肩上報著一條綴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後晃來晃去。導師把學生介紹給校長，校 長於是一面說著拉丁語，一面把學位頒授給學生。比利·撤切爾以學監的身份親自帶領我和其他學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學生因為不屬於劍橋大學的任何學院而排 在最後。典禮舉行過後，我們在指導教師和其他同學陪伴下，到評議會大廈外邊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學院幾位教過我和芝的法科講師，以督導的身份也到 場同我們分享快樂，特雷弗·湯瑪斯也在。楊邦孝把當時的情景一一攝入鏡頭。
接著我們轉到三一法學院湯瑪斯的套房，開香檳再慶祝一番。另 一位講師 T·伊利斯·路易斯博士也來參加。我們都很親切地叫他 TEL(姓名第一個字母的縮稱)。他教過我們，是個威爾士人。他有副討人喜歡而顯得滑稽的面孔，禿頭，細微的白發散在兩邊，臉上戴著無框眼鏡。他對我和芝 說：“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學院來。”
1952年我們的大兒子顯龍出世時，我寫信給三一法學院的高級導師，預先給他訂了個學 額。可是，19年後顯龍到劍橋大學深造，卻決定進入三一學院，也就是當年牛頓所建立的最優秀的數學學府。在三一學院的優秀導師教導下，他以兩年時間修完三 年的課程，並獲得數學一等榮譽學位。
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所拍的照片當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柴契爾站在我和芝中間的那一張。我沒有令他 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樣。撤切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對手下的學生不借花費許多時間細心教導。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 起喝茶時，他指著幾個正在特朗平頓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說，他們在短短三個小時裏就喝茶休息兩次，過去和戰爭期間他們的工作態度就不這樣。現在他們不願意賣力 工作，國家是不會進步的。我原本以為他是一個反動的老頭子，但他教的卻是經濟學。幾年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他知道國家的經濟靠什麼才會增長。又有一回， 他對我說：“你是華人，你們華人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後盾，這是極為有利的條件。”1949年6月，就在我們快要離開劍橋的時候，一天早晨他邀請我和芝最 後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輕拍一下芝的手，然後看著我說道：“他太急躁了。別讓他老是這樣匆匆忙忙。”他對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徹；但他也曉得我這一生有個 認真奮鬥的目標，而且一日不實現，絕不甘休。
既然畢業了，我們就趁機外出度假10天，這一次是乘旅行車到英格蘭和蘇格蘭遊覽觀光。但 是，我們對法科的研究還沒完成。要在新加坡當律師，單靠劍橋大學的學位是不夠的。我們還得在英國取得普通律師資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辦案的律師資格。我們於 是加人中殿法學協會。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四個法學協會之一，負責教導法科學生和鑒定學生的律師資格。
我們旅行回來便設法住在倫敦，不久找到了一個居住單位，距離菲茨薑道我的舊住所不遠。可是在芝方面，家務和學習總是難以兼顧。於是，我們決定不上法學協會的課，留在康沃爾的廷塔格爾獨自苦讀，準備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
我 們曾經在這個地方的一座莊園舊宅裏度過幾次假期。這座舊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個兒子協助管理。梅勒太太為人通情達理，樂於助人，對我們的飲食照顧得很周 到。整座房屋就住我們兩個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幾個住客。我們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著周圍的鄉間小路散步，呼吸新鮮的空氣。溫暖、潮濕的西南風吹 得我們心曠神情。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國內廣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機是我從劍橋買來的，它給我們帶來許多輕鬆歡樂的時刻。我發覺收音機比 電視更能起刺激作用。我們聽過好些節目，包括第一系列的“裏思講座”，由羅索主講，講題是《權威與個人》。羅素老人的聲音優美，帶點舊式的聲調和發音。他 的講話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簡單高雅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晚飯後則有《又是這個傢伙》的輕鬆娛樂節目，由托米·漢利主持。他所講的笑話逗人發笑，不 下流，有趣，不談性，也沒有雙關語。
在運動和消遣方面，我打高爾夫球，大半是一個人打，地點在亞瑟王城堡旅館的九洞高爾夫球場。除了假 期以外，這座球場平時空無人影，加以場內多丘陵又多風，像我這樣一個笨瓜，有這麼一個球場，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體健康。我和芝花費許多時間尋找打 失的高爾夫球，卻往往找到別人打失的，質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機採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們煮，味道倒是挺鮮美的。
馬來亞大廈裏的談論
我 們在中殿法學協會勉強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麼可口了。為了要取得律師資格，我們每個學段必須在協會的餐室“進晚餐”3次，這是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 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乘坐7個小時的火車，到帕丁頓車站。但這也讓我們有機會在布賴思斯頓廣場的馬來亞大廈，會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朋友。我們所談的，是 留學倫敦的英國殖民地學生所喜歡談論的課題，那就是我們未來的自由鬥爭。在我的萊佛士學院同學當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如吳慶瑞和杜進才。
吳 慶瑞是我就讀萊佛士學院時期的經濟學導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理學士課程。杜進才則在倫敦大學攻讀生理學理學士課程。他們和其他幾個人組織了一個稱為 “馬來亞論壇”的團體，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種族群體，包括馬來人、華 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它採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產黨毫無關係。論壇的成員舉行集會 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黨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懷亞特或是保守黨和自由党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後，便從馬 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並沿著埃格韋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 年之後，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價錢很貴，威士卡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只 好一面喝啤酒，一面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後所要幹的大事。
我離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產黨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豐美接觸。林豐美于 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後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產主義事業吸引。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 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種粗糙的宣傳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傢伙。我打電話約他會面，他約我在《每日工人 報》辦事處外見面。《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 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後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來。這地 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產階級氣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為什麼所有共產黨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工人一舉吞沒，並且引用共產黨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做例子。他極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產主義陣營，是因為深信 共產主義事業比他們的優越。我認為他完全脫離現實，只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一兩個月 後，我接到新加坡員警總監福爾傑的一封信。他認識我的父母，並且聽說我在康沃爾，就邀請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頓的老家作客。我們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 興趣的，是衡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同他接觸，並且看看戰後的英國殖民地員警首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的球藝很差，但卻度 過了一個有意義的週末。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 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繫，也不同情共產黨的作為， 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那個週末，剛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 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必須為不在倫敦而付出代價。因為不在倫敦，我們沒聽 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們根據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 切還算順利。1950年6月21日，我們根據典禮的要求，戴上假髮，穿上禮袍，在中殿法學協會的宴會大廳裏，獲頒律師資格。生命即將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 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並不因為他們蒙受慘重的損 失而淪為失敗主義者，也不因為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整理得乾乾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種上 花草灌木，使廢墟顯得不那麼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 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懷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 學裏，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習。他們都是20多歲的歸國戰士，有些甚至30多歲，結了婚，有孩子。他們親眼看過死亡與破壞，變成很認真嚴肅的人。有些人 大難不死僥倖歸來。菲茨威廉就有一個學生因為所駕駛的飛機墜毀，臉部嚴重燒傷，儘管再三施行整容手術，看起來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戰勝了自己。他知道自己 臉容毀損變形，頭幾次碰面會把陌生人嚇一跳，所以儘量表現出一種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憐的神態。由於不向命運低頭，他的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當 時的劍橋並不是屬於那些只求玩樂、以華而不實的作風互相炫耀的年輕人的。不錯，校內有幾個在和平時期服役剛剛期滿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們是少數，起不 了帶頭作用。倒是那些復員後入學的學生，也就是那些帶著醜陋的戰爭傷疤的學生，使戰後的劍橋大學成為一個學習如何收拾戰爭殘局的地方。我有幸跟這一代的英 國人一同生活，一起學習。
當然，那時候也有過並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為我服務的英國男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 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梅勒太太和倫敦中國協會的管理人傑克遜太太那樣的英國人，她們待我非常好。我負笈英國數 年，最難以忘懷的就是傑克遜太太。會所設在戈登廣場的中國協會，是英國政府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協會向所有華族學生開放。會所靠近倫敦市中心，我覺得對華 族學生最為方便，何況地方又是那麼清靜。
傑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於我的位址從劍橋改為 倫敦，又從倫敦改為劍橋，再從劍橋改為廷塔格爾，戈登廣場16號便成為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 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裏頭用熱水、肥皂和乾淨的臉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只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於協會會所免付租金，所以傑克遜 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豐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於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後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裏，如果你 不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像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麼困難和不便。房東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過後，我和芝便得離開房間，好讓房東太太打 掃。我們只好到公共圖書館去讀書，午餐和晚餐則在餐館解決。因此能找到一個清潔寧靜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簡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況還是免費的。
意想不到的後果
1956 年，我在倫敦參加有關新加坡前途的憲制會談時，特地到戈登廣場探望傑克遜太大。她看見我異常高興，我又何嘗不是這樣。但我跟中國協會的聯繫，卻使我在政治 上面對意想不到的後果。好多年後，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檔案裏發現一些舊報告，指我和芝經常到中國協會去，以便同來自中國的親共分子打交道。當時，毛澤東在 中國內戰中即將取得全面的勝利，緊跟著在1949年10月1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一份報告甚至說芝是一個比我還要激進的左翼分子。我對政治部的報 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蘭郵船“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號”是來往於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間最好的輪船，很新， 又有冷氣設備，所提供的印尼和荷蘭飯食頂呱呱，還有幾百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爪哇侍應生殷勤服務。這該是我們告別英國的一次大膽花費。我們住頭等艙的兩個艙 房，旅途中始終很愉快。我只有兩次暈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時，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時候。我吃不下飯，只吃點不塗牛油的烤麵包和牛肉 幹。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8月1日，我們抵達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覺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從此將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而且是 一個異常不同的階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識到今後可能面對的危險。雖然我們住的是頭等艙，可是那位系著領結親自上船來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卻要我安分和識 趣。他讓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後，才查看我們的護照，然後莫測高深地說：“李先生，我想我們會多瞭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嚇我，我可不會被 他嚇倒！
後來，我發現他給我記下的黑點，包括懷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達佩斯出席世界青年節大會。那年暑假，蘇聯利用匈牙利充當東道 主，舉辦這個由共產黨組織的大會，設在倫敦的國際學生聯盟則邀請英國的有關團體參加。有些馬來亞和新加坡學生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這不過是一個出國廉價 旅行的大好機會，只需付回程的火車旅費而已。吳慶瑞、莫里斯·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許多人都去了。然而他們一到那裏，林豐美和新加坡一個秘密共產黨員 約翰·伊巴卻讓他們組成一支代表隊，舉著“馬來亞為自由而戰”的橫幅列隊遊行。英國情報人員得到這個消息，考慮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後可能鬧事，便把參加者 的名單寄給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員跟我父母親面談，然而由於父母親對我們的行動一無所知，無法作出任何澄清。結果，當局不曉得 他們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 Kim Yew 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 Kuan Yew Lee)。
不過，在有關我的檔案中，卻有其他的報告使我與眾不同，從而使我成為“威廉勒伊斯號”最後一名辦妥手續下船的乘客。 1981年，一名研究員把1950年 6月28日總督府的一份會議文件拿給我看。原來在這次會議上，政治部主任奈傑爾·莫里斯建議在我和芝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時，立刻扣留我們。但是員警總監福爾 傑，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請我們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週末的先生卻不同意。會議記錄還進一步記述總督、英軍總司令和輔政司支持福爾傑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兩 人都出身名門，如果逮捕我們，公眾的反應一定很壞。相反地，他們表示如果善待我們，並把我們爭取過去，那就有利無弊。有人認為英國駐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 納，“就是—個適當的東道主，因為他經常邀請學生共進晚餐”。事實上，我們返回家門幾個月後，麥唐納便邀請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中國人看南洋華人(轉載 這樣的文章真正讓人長知識）
來源： 張長遠的日誌
華人在海外最大，經濟上最成功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印尼兩億人口，約一千萬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約六百萬華人；泰國六千五百萬人，約九百萬華人；新加坡三百萬多人，華人占90%；菲律賓9千萬人，華人大約一百萬，不過1%，但有華人血統的要占大約20%。
東南亞華人，給全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們的經濟實力，比如，在馬來西亞，70％的中小企業被華人擁有，其中包括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我一個好朋友的家寰駝加腥砟ν諧凳諧〉囊話搿Ｖ泄母錕?8年開始，第一個5年到10年，事實上最大的投資者就是東南亞華人。
自 從萬隆會議，周恩來取消了中國的雙重國籍政策，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地的華人開始積極融入本國社會，特別是泰國和菲律賓，傳統意義上的華人已經很少，從姓 名和語言上，中國人已經分辨不出誰是華人，不過，本地人對那個家族有華人血統，都一清二楚。人們都知道菲律賓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的他信是華人，可能 很少有人知道，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但這些華人，已經和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一樣，僅僅只是血統上是華人而已了。在東南亞，真正能以一個大族 群的規模保持華人傳統的，只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
有人曾把這三地的華人分為兩種：傳統華人和海峽華人，前者一般說中文，談到中國很 親切，甚至自稱中國人，以陳嘉庚為代表。後者一般說英文，看海峽時報(英文)，親西方，甚至以自己的華人面孔為恥，以李光耀為代表。南洋華人這半個世紀以 來的心理變遷，某種程度上，就是這兩種華人的變遷史。
說到傳統華人和海峽華人的分別，不能不提到一個名詞：南洋大學。這所大學的興衰史，也就是南洋傳統華人的興衰史。瞭解這所大學歷史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對這所大學，這所大學的創辦人，還有這所大學的精神肅然起敬。
南 洋大學的創辦人叫陳六使，1950年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及福建會館主席，他是陳嘉庚的族侄，1916年在福建小學還沒畢業就來到新加坡。1953年， 陳六使捐助五百萬元，倡辦南洋大學。並以福建會館主席身份捐獻了五百二十三英畝在新加坡的雲南園作為南洋大學的校園。此後，連瀛洲宣佈獻捐廿五萬元。萬金 油大王胡文虎以他本人及故弟胡文豹名義捐建雙連學生宿舍一座。馬來西亞的李光前贊助1953-1957五年總捐助十份之一(此數超 過一千萬元)，鼓勵社會人士參加獻捐運動。檳城林連登捐出五十萬元，建築南洋大學圖書館(行政樓)。陸運濤獻捐南大理學院全部建築費(約卅萬元) 。
此 外，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商界，學界，計程車司機，三輪車夫，小販，吧女和理髮師，都先後參加樂捐，義駛，義踏，義賣，義演等活動，響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呼聲。他們的想法很簡單：他們自己沒有機會讀書，但都希望能盡點微薄之力，讓自己的後代有機會進一所華人自己的大學，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在他們的心裏，只有中國才是自己的國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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