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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在1971年4月28日的演講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3-04-24 21:44 | (分類:李光耀說)

國家成功的要素

1959 年到1965年這六年當中，我們是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半島合而爲一作爲策劃基礎的。但1965年8月9日，我們獨立，自己當家，從那裏起，我們不得不在我 們的政治、社會和安全政策上，作一些基本的調整和改變。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教育方面。必須改變原來的方向和節奏，爲你們納進一個和以前不同的生活方式 作準備，我們明白在安全或防衛事務上，我們須跟馬來西亞多方合作，但是我們也明白，要發展經濟合作，是需要慢慢來的。轉口貿易將會逐漸減少。我們一定要更 集中於製造業，主要是運銷世界市場的輸出品。因此我們需要書記和商店職員較少，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執行人員較多。

我把政治、經濟和安全這 三項，按照它們對你們前途的重要性的先後加以排列。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合理和現實的政治領導，那就不可能談到經濟發展。投資開設的工廠一定很少，工作 職位也一定很少，失業的人數就一定很多，危險的內部安全書面也就一定跟著産生。沒有繁榮的經濟，你們就不必擔心如何保衛你們還沒有建立起來的優美家園，和 還沒有製造出來的財富。

不幸的是許多新興國家的情形正是如此。在混亂的政治局面下，要爭取那些教育水準不夠的人民支援，往往得靠情感，而不是理性的辯論。結果，選出新政府之後，它也無從兌現所許下的諾言。人民在失望之餘，暴力行動就發生了。

像 新加坡這樣一個新興國家，面對許多問題。它所缺乏的是建立有效率的政府的工具，是足夠的受過訓練的行政谷、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是足夠的資金，是少有的工藝 方面的專門人才。受過訓練的人才本來已經很少，再加上沒有把他們健全地組織起來，使問題變得更糟。可是，如果有了剛毅和誠實的政治領導，這些問題是可以慢 慢克服的。

在西方，像英國這樣根基已穩的社會，它的政府制度經過三個多世紀，一直沒有什麽改變，或者只是逐漸地改變。這種社會培養出大批 的人才，他們一方面爲他們個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鬥爭，另一方面，他們已經養成了把國家利益放在本身利益之上的習慣，他們從經驗當中學到如果沒有國家安全 和強有力的經濟，他們本身的利益將會跟著喪失。他們一方面求個人的生存，也同時培養出集體生存所必需的自然反應。

在發生嚴重危機的時候——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就聯合組織一個全民政府，把政黨之間的敵對放在一旁，以確保國家的生存。

新興國家沒有這樣一個連綿不斷的作爲核心分子的人民，來提供政治領導方面的連續性。更糟的是他們甚至沒有足夠的對本國經濟有任何認識的領袖，知道如何推動經濟的成長。

第 一代的領袖是那些領導他們的人民爭取獨立的人物。他們多不明白政府的任務不單是動員人民的支援，抗議殖民地主義缺乏公平正義而已。爭取到獨立之後，他們就 沒有辦法向人民交代，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沒有認識到行政和經濟成長的相依關係。他們不能夠使人民對政府的諾言和承擔産生信心，他們無法吸引外國投資來充 實本國的資金。此外，他們沒有教育和訓練他們的青年，學習技能和養成守紀律的精神，使用資金和機器，讓美好的生活得以實現。

更糟的是當第一代領袖去世時，他們的繼承者都不習慣把國家利益看得比個人利益更高。他們只擔心本身的前途，而不大擔心人民的前途。於是，他們爲個人的前途打算。結果使經濟進一步衰退，社會秩序進一步惡化。

作出迅速反應，維護經濟利益
 
在 新加坡，還沒有足夠數量的人民作爲核心分子，具備國家生存該先于個人生存的反應，我們必須養成習慣，先照顧集體利益，然後才照顧個人的利益。新加坡人必須 深切覺悟到，在貧困和多災多難的亞洲，作爲個別存在的民族，我們得靠自己具備能力，能夠作出迅速和一致的反應，來保衛我們的經濟利益。

許 多人年紀太輕，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事究竟壞到什麽程度都記不起來了。他們把新加坡穩健的進步和持續的繁榮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那些對過去記憶猶新的人當然明 白我們現有的穩定和繁榮，都是由一小群人的團結、決心和策劃所建立起來的。我們規模雖小，但我們成功地創造出一個全面發展的國家，如果下一代瞭解成功的要 素是什麽，那麽，新加坡就有良好的機會可以繼續作爲成功的國家。這些要素是：

第一，一個穩定的政治局勢。

第二，一批有幹勁，願意付出代價，而又受過良好教育，並且訓練有素的人口。

第三，具有吸引高度工藝水準工業的能力。

第四，具有較美好生活的水準，而又具有更清潔、更青翠、更優雅的環境。

第五，具有能力的國防部隊，足以保證不讓任何人相信他可以長驅直入，佔據我們所創造和建立起來的一切。

目 前負責策劃和執行的重擔，主要是落在約300名主要分子的肩上。他們包括人民行動党要員、國會議員和幹部黨員——他們負責動員民衆和向民衆解釋政策，尤其 是某些政策引起一時的不便或照顧不到局部利益的時候。此外一些傑出的文官、警察部隊、武裝部隊人員、法定機構的主席和屬下的高級行政人員——他們負責擬定 政府政策的細節，並且確保政策有效的實施。這些人出生於清寒和中等階層的家庭。他們來自不同語文源流的學校。新加坡所實行的是人才主義制度。他們都靠著自 己的資質、刻苦工作和高度的表現升上來。他們聚合在一起，構成一個緊湊而互相配合的核心。如果這300人都同一在一架巨型噴射客機中撞毀而同時死去，那 麽，新加坡就難免要瓦解了。這正說明了我們在政治、經濟和保安領導層的基礎究竟小到什麽程度。我們必須而且決心要增加這個基礎單位的核心人數。

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往往決定於國家基本單位人員的素質、力量和眼光。這說來有些奇怪，但倒是千真萬確的。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在穩健的進步中團結堅強起來，或者在混亂中支離瓦解，衰敗墮落，都全由他們來決定。

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和他周圍的一小批人使整個國家獲得鼓舞和決心，與幾乎不可克服的險惡環境奮鬥。結果，他勝利了，而英國也勝利了。今天，英國新一 代的領袖也正在設法以類似的方法，謀求國家團結，群策群力使英國能在大不相同的世界形勢中，保持它在主要發達國家中的地位。這個領導層擁有幾位有才幹和有 決心的人物。但是，他們也必須同時具有能力，激發國人爲國家前途而團結，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工會利益或個人局部利益放在第二位元。

戴 高樂成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局面下，把支離破碎的法國重建成一個緊密團結的國家。1945年和1958年間，各政黨相互攻擊，帶來了一連串不穩定、短命 的、沒有長期打算或沒有一貫政策的聯合政府。最後，當他們爲了100萬名白種的法籍阿爾及利亞人而捲入阿爾及利亞動亂時，他們幾乎搞出內戰。法國繁榮的恢 復和目前享有的進步，主要應歸功於戴高樂，他的領導，以及他周圍的一群領袖。

應讓下一代人有更多共同點

我們應該給下一代人更多的共同點，以保障他們的前途。我們必須給我們的子女在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方面奠下根基，同時也通過一種第二語文，使他們産生最大的共同點，在這基礎上展開平等的競爭。

現在，通曉兩種語文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我們的下一個難題是如何提高第二語文的程度，使學生可以在沒有深厚語文家庭背景熏陶的情形下，也能夠通曉兩種語文——自己的母語和英文。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家長逐漸瞭解這樣做才是對的。

爲了達到這目標，我的一位元受華文教育的內閣同僚已把他的子女送進英校，深信他們在校內學到的華文能在一個講華語的家庭中加強起來。另一們受華文和英文教育的內閣同僚把兩名兒女分別送入英校和華校。

三位受英文教育的內閣部長，也把他們的子女送進華校，深信華校的英文課程，再加上他們的家庭環境，能夠使他們掌握英文。許多政務次長、國會議員、甚至高級公務員和校長教師們，也同樣爲他們的兒女選擇學校。

公共服務委員會主席本人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家裏也講方言，但他卻把他的兒子送入一間有教授英文的華校。從這一點，你們就可以獲得應有的啓示。他負責掌管我國的人力，因此，他應比任何人更瞭解怎樣爲我們學生的前途作準備，什麽才是最好的的途徑。

未來幾年中，我們的學校應該能夠令學生有效地使用兩種語文，不管他們在家裏講的是哪一種語文，也不管他們在哪一種語文源流學校念書，這是一定要做到的。

這樣一來，我們將成爲一個更緊密團結的民族，所有的人民都有他們自己的傳統價值觀念和文化語言作根基，而且也都有效地掌握英語，這是獲取西方高深工藝知識的鑰匙。

如 果我們的政治局勢繼續保持穩定，如果我們不讓機會主義者破壞人們對新加坡前途所懷的普遍信心，那麽新加坡會有快速的經濟發展。西方工業家將在新加坡投資， 他們向我們輸出的將不是貨物，而是工廠，以及隨著這些工廠而來的有關製造精密産品所需的工藝知識和技能。這是獲得更好的工作，興建更好的住屋、學校、醫 院、牙科診療所、公園和娛樂中心的途徑。到了那時候，我們就有充裕的能力負擔自己的國防開支，由訓練有素的國民服役人員，在素質優越的專司戰鬥和參謀官員 的指揮下，運用特別精良和昂貴的武器，執行防衛工作。這一切都得靠領袖人才以及曾受良好教養、紀律優良的人民。有了健全的政治，才有良好的經濟發展，有了 良好的經濟發展，才能健康的社會和鞏固的國防。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安全和你們的前途。


南風窗評李光耀與李顯龍：“父與子”之獅城版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3-04-24 21:06 | (分類:南方周末)

父與子

埃·奧·布勞恩的系列漫畫《父與子》，說的是平民之樂：小孩“不成器”，大人亦“不成器”，父不父，子不子，父子倆整天玩著一出出開心的鬧劇，摔東打西，煙熏火燎，

但 如果生在帝王家，那裏面的孩子多半是臉色蒼白，冷漠而執拗，暴食，或厭食，腸胃常常不好。作爲帝制下的特殊囚徒，這些孩子只有在和太監們玩平民們玩剩下的 某種遊戲時，才間或會由衷地迸出三兩聲開心的大笑。卻是快活無盡。生活在這樣的“樂遊原”上，什麽規矩、等級、“社會影響”，都可以不講。

在 現代世界裏，最高領導人的兒女們在人生道路的選擇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他們中大多數會選擇除從政以外的職業，尤其是在實行多元競爭政體的國家，從政是 一件需從基層做起、時時要接受議會和媒體苛刻盤問的辛苦事情，倒不如做一個怡然自得的專業人士或錦衣玉食的商海富豪來得快活。

不過子女繼 承父業、父職的現象，仍然是存在的。而有意傳位於子女的最高領導人，一般會選擇最喜歡模仿父親作派與權力嗜好的那個孩子作爲自己職位的繼承人，常常令其隨 侍在側，秘授以種種爲君之術。新加坡的李光耀與李顯龍父子，中國臺灣的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都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

孩子往往是父親的一個 影像。李光耀說自己的兩子一女（顯龍、顯揚、瑋玲）的學業成績很相似：“科學和數學成績優異，華文中等，畫畫、歌唱、音樂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本人是一 個嚴謹、嚴肅的人，不大可能和孩子們玩布勞恩式的“父與子”遊戲。李光耀的子女們繼承了父親的不苟言笑，也像父親一樣經歷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 新加坡讀最好的中學，然後到西方學習除“畫畫、歌唱、音樂和手工”之外的經世致用學科。對於長子顯龍，李光耀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回憶說：顯龍一向對政府 和國家大事深感興趣，當他還是11歲的小學生時，就陪著父親到選區訪問。

現年51歲、和父親一樣嚴肅而強硬、擔任著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 長的李顯龍曾經是康橋大學數學學科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但他冷靜地在給導師的一封信中作出了一個重大抉擇：“現在，讓我說明我不要成爲專業數學家的原 因。……對於世界變成什麽樣或者國家往什麽方向發展，數學家所能做的實在有限。”李顯龍告訴導師，他將回新加坡從事能夠更好地爲國家服務的職業。作爲李光 耀的兒子，李顯龍清楚從政一途的艱辛，但他在信中寫下了這麽一段話：“我寧可選擇辦事而同時可能被別人咒駡，這總比只能咒駡他人而自己卻無法辦事來得 好。”李顯龍寫這段話的時候，只有20歲。

李顯龍先在新加坡軍中服務，一直做到準將。1984年，在父親的安排下，32歲的李顯龍辭去軍 職正式從政。李光耀曾經百感交集地說：“我本來不曉得他（顯龍）到底有多像我，直到有一天我在電視上觀察他才知道。當時電視裏播映顯龍出席一個記者招待 會，他做了一個小動作（把衣袖往肩上拉），和我的動作完全一樣，他還有其他和我近似的言行舉止。”在父親百感交集的、慈愛的注視之下，1990年，李顯龍 當上了副總理。

李顯龍是貫徹父親儒家觀念的好孩子，儘管公務繁忙，每周都會和父親聚餐；父親寫回憶錄時，電腦出了故障，也是由做副總理的 李顯龍修好的。然而李顯龍並沒有直接繼承父親的職位──到現在仍然沒有，不過在李光耀之後擔任新加坡總理近13年的吳作棟在2003年8月，已明確宣佈將 在兩年內把總理職位交給李顯龍—子繼父位的現代傳奇，仍然會在李光耀的慈愛注視下隔代兌現。

新加坡方式

蔣經國在父親去世後只等了三年，就經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禪讓”而成爲臺灣的最高領導人。這當然是在已去世的“先總統”蔣介石的預想之中的，讓老實人嚴家淦來爲蔣經國“暖席”，本來就是“先總統”的創意。

而 吳作棟自1990年起在總理位置上已經幹了近13年，顯然不是“暖席”人物。吳作棟、李顯龍在李光耀之後依序接班，是新加坡式的領導人更替模式下的産物， 這個模式的關鍵經驗是：接班人必須儘早、長期培養，使其具有足夠的經驗和威信；而接班人在其接班地位已被確認的情況下，仍需接受較長時間的觀察和考驗。

吳作棟於1984年（當時43歲）出任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顯示出作爲李光耀接班人的迹象。到1990年正式擔任總理時，吳作棟在接班人的位置上被培訓和考驗了六年多。

吳作棟上臺後，李顯龍的接班人地位凸顯出來。但吳作棟很快就受到國民擁戴，顯示自己不是爲李顯龍“暖席”的過渡性人物。李顯龍要獲得足夠的接班合法性，僅僅作爲“李光耀之子”是不夠的，必須通過勤政、廉潔乃至模仿吳作棟的親民作風來積累威望。

但 吳作棟在其威望處於高峰期時，卻直言不諱做總理時應當爲下一任總理“暖席”，因爲把自己塑造成一個不可替代的公共人物是危險的，“而我一向就認爲我是可替 代的”。 2003年8月，62歲的吳作棟表示自己將在兩年內退下來，他認爲總理人選最好是精力充沛、能夠與時並進的較年輕人物，李顯龍已經經受了考驗，當他還年輕 和充滿活力時，應當給他發揮才能的機會。當然，吳作棟也公開讚揚與李副總理同屬一代人的貿工部長楊榮文準將和國防部長張志賢準將，這兩人是吳作棟親自提 拔、與吳觀念接近、同樣具有群衆威望的“吳總理的人馬”。不出意外的話，上述兩人中至少有一人將擔任副總理，李顯龍仍然要在競爭中證明自己是最優秀的。

如 果僅僅是領導人提前安排卸任後的權力更替，那麽新加坡的經驗即便是在亞洲也不是惟一的。新加坡在執政黨內已被確認是接班人的人，還必須直接過民意這一關， 參加一人一票的國會選舉，獲得國會議員的資格，並領導本党在選舉中獲勝，才能出任總理。當然，接班人當選議員和執政黨獲得選舉勝利，在新加坡一套考究而又 變來變去的選區劃分制度下，都是上了十足的保險的，接班人丟臉地輸掉選舉的概率是零。但即便如此，“儲君”身份已明的人仍然要對選民存幾分敬畏之意，同 時，此人還要接受黨內適度的橫向競爭。

所以，新加坡最高權力的更替方式，是垂直選拔機制與橫向的多元競爭機制相結合，黨內的長期培養與外 部選民的選票認可相結合。垂直選拔、長期觀察，使接班事宜有著相當大的時間上的迴旋餘地，如果接班人不成熟或當初看走了眼，還有“糾錯”的機會。而直接面 對選民接受輿論的挑剔，以及面對黨內適當的橫向競爭，則使接班人無法再作獨一無二的鐵腕強人之想，只能通過親民、勤政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父親的時代終將過去

新加坡作爲東南亞政局最爲穩定的國家，其領導層代際權力更替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領導人必須及早選拔培養接班人而不是到晚期才匆忙指定。印尼的哈比比就是一個反面例子，此人被蘇哈托匆忙指定爲接班人，但不孚衆望，難當大任，很快下臺了事。

那 麽新加坡的權力更替經驗是否具有更廣的普適性？20世紀的最後20年，波及東亞和東歐的民主化浪潮使得多元的橫向競爭成爲權力更替的普遍方式，一個人明白 無誤地在十多年前被確認爲“儲君”並且最終將順理成章地“即位”的“新加坡方式”，雖然可能會被工程師證明是一套精密可靠的方案，但終究不符合時代潮流。

在印度，尼赫魯家族的“家國政治”早就止于拉吉夫·甘地，此後印度的領導人都是從激烈的一人一票的選舉脫穎而出的，且絕大多數是不靠祖上蔭庇的平民子弟。

在 中國臺灣，蔣家父子那套權力更替模式也早就成爲歷史，有政治抱負的人的政治信條是“愛拼才會贏”，政壇的遊戲規則是“願賭服輸”，沒有人能夠以“想多爲臺 灣人民服務幾年”這樣的可笑說詞來尋求連任，要想連任，只能去拼“怎樣把臺灣人民服務好”和“我是否很好地爲臺灣人民服務過”。

在美國，倒是也有父子在12年內相繼當選總統的事例，這就是布希父子。但美國的“父與子”故事與蔣家或李家的“父與子”故事是截然不同的。美國沒有世襲的貴族制度，在某些場合，美國人會對貴族血統推崇有加，不過不是對人，而是對狗。

中 國華西村版本的“父與子”故事，卻有點類似於“新加坡方式”。吳仁寶以私人公司的運作方式管理著一個村集體，並部分地模仿了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和嚴苛的 “社會管理”模式，然後隆重推出39歲的兒子吳協恩接任村書記一職，並且希望吳協恩“再幹21年，幹到60歲”。此後吳又爲自己度身定造進行了一番“制度 建設”，他要求黨委、村委會、集團公司各設立一個辦公室，在三個辦公室之上再設一個總辦。吳仁寶自贈了一個“總辦主任”的頭銜，這個職位在“村內閣”中排 名第二，與“李光耀資政”在新加坡內閣中的排名完全一樣。

在“新加坡方式”中，接班人的選拔雖然缺乏公共性和橫向競爭，不過幸運的是，這 些人都還幹得不錯，品行也還方正。但從長遠來看，現代政治發展的核心目標，應是“由民統治”（by the people），而非“爲民執政”（for the people），當然，這個路向轉換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由民統治”，可以從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開始。上任伊始，吳作棟就向新加坡人承諾：增強政策制訂 的透明度，廢除令人窒息、侵犯個人空間的條例，充分聽取民意和擴大公民參政空間。吳作棟所器重的楊榮文準將還強調：如果新加坡上一代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個 強大的政府，那麽現在這一代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

當然，對領導人更重要的是“觀其行”而不是“聽其言”，但在長期的父權政治氛圍之下，新一代領導人有這樣的表態，已經是一個進步。

李 光耀，這位新加坡的國父，新加坡人的“父親”，他雖然是一個倔強的人，但也承認新一代領導人在一個不斷變化中的世界裏應當有新的做法。而李顯龍雖然是父親 的好兒子，但他領導下的新加坡會尋求創新。在某種程度上，李顯龍的執政理念將和吳作棟更接近，他父親的時代，終將會過去。


駐台星光部隊(新加坡軍隊)軍官談臺灣部隊(國軍)

來源: 張耕維的日誌 2013-04-25 22:02 | (分類:默認分類)

前言：

新 加坡由於國土面積太小，三軍訓練地域嚴重不足，也缺乏戰略縱深，空軍幾乎有三分之一的裝備必須駐在外國基地，因此新加坡政府早期即擬定部隊在外訓練的政 策，同時，一旦新加坡發生戰爭，在外的新加坡軍隊能獲得友邦支援，進行反攻並收復國土。分配在臺灣的新加坡部隊稱為星光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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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星光部隊在臺灣有多個基地，


去臺灣輪訓的機會很大的。我個人去過臺灣兩次，每次都是長達半年的輪訓，與
臺灣部隊接觸頗多。去到臺灣多數都會待在臺灣南部的兩個基地，並且會下他們
在臺灣島最南端的三軍聯訓基地與臺灣的部隊一起聯訓。在基地是比較舒服的日
子，一但下了三軍聯訓基地那就辛苦了。遇過的臺灣軍人也是很怕下聯訓基地的
。但是他們每一年半都會輪訓一次，而我們的星光部隊則是每個受訓梯隊都固定
會下一次的。

臺灣部隊與別的部隊完全不一樣，他們沒有受過大平原作戰、山地作戰等各種的
的訓練。他們的編制僵化，行為準則非常奇怪。但是久了你就會瞭解會造成這樣
的情況是因為臺灣部隊已經特化成隻會打特定城鎮農村交錯地形的戰爭。因為他
們是守勢部隊，而且臺灣整個西部就都是這樣的景觀，所以他們非常擅長在這樣
的地形運動，就地取得補給，並幾乎對所有的街道瞭若指掌。

與臺灣部隊打交道，你要知道誰才是基層連隊管事的人。值星的軍官、軍士不一
定是真正能解決事情的人。臺灣部隊因為也是徵兵制，加上教育非常普及，幾乎
所有的低階軍官、軍士班長都是大學生充任的，所以基層連隊是他們在維持運作
。有時候資深的軍士班長才是連隊運作發號司令的人，就能決定所有的事。找對
了人事情都能很快處理好。所以臺灣軍隊的運作每每不按照指揮層級來，壞處是
有時候非常混亂，好處則是非常的靈活。

臺灣因為是海島，所以部隊相對來說以空軍最為精銳，海軍次之，陸軍最為不被
重視。但是陸軍又以編號開頭數位越大的戰力越強。一般來而最差的就是1開頭
的守備旅，通常如果與這種二線部隊進行對抗演習那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而
最精銳的就是特戰旅，空中騎兵旅與海軍陸戰隊。若與這些碰頭，那在同一個聯
訓基地裡，就算不進行對抗演習，指揮官也難免會比較，那加強訓練是免不了的
。
新進的基層軍官與臺灣軍隊進行對抗演習有幾個關鍵要注意。臺灣是他們的地盤
，不管到哪裡，一個基層連隊中一定找的出幾個熟知當地環境的人。所以千萬不
要忘了這一點，你的部隊就算有地圖你還有沒有台軍熟悉當地地形環境。也因為
這一點，所以臺灣部隊能輕易取得油料、熱食、水源。就算他們與你一起長程運
動，你的油料快光了，你也要假設他們的油箱是滿的。因為臺灣鄉鎮密集，幾公
裏就有加油站，他們一定會想盡辦法把油加滿，就算這樣違反演習規則他們也照
作不誤，演習裁判官也認為這事天經地義，不會理會你的抗議。所以切記當你油
料已經快用盡時，絕非必要不要與之接戰，否則必敗無疑。

而且所有參演的臺灣部隊官士兵一定都會攜帶便服，便於在部隊暫停演習時溜出
去玩一下。但是也因此他們不論在何處，何時都可以弄到各種熱食，這對士氣是
有極大幫助的，當你啃了好幾天硬口糧，卻看到他們吃完移動後，丟了一地的便
當盒，上面寫著雞腿、排骨、咖哩時，士兵們是會很沮喪的。他們也一定會派出
著便服的人來偵察，他們通常會騎民人的機車，機動性極高，而且由於臺灣機車
非常普遍，整天都有騎機車的人會在四處出現，實在無法分辦誰才是偵查兵。而
且臺灣與我們一樣地小人稠，除了深山外實在沒有一個地方不會遇到民人，防不
勝防。因此別派出穿軍服的偵查兵，因為我們的軍服階級與臺灣部隊完全不同，
走過的地方都會引人注意，成年臺灣男子都當過兵，一眼就會發現你不是臺灣部
隊，等到你離開，臺灣部隊的偵查兵可能輕易在由民人的口中知道你的行蹤、去
向、人數、攜帶裝備，別忘了這些民人也都是後備軍人，他們都也是參與過演習
的老兵，不可與它國不懂軍事的路邊百姓相比。

臺灣的部隊規定不能攜帶行動電話，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有行動電話。你遇到的
任一個兵都可能正用他的行動電話通知他的排長接戰情形，所以別看他們有的部
隊還背著舊型的無線電，就以為他們訊息傳遞慢，他們自有一套傳遞的方式，而
且流暢的運作著。比如說他們的長官就隨時都能掌握演習裁判官的最新位置，這
在演習中佔有極大的優勢。他們一定會作弊，而且手段高超，會有不明的民車支
持他們，會有不明的民間修車廠幫他們排除故障車輛，會有不明的冷飲車補充他
們的飲水，所以當你有機會可以利用到民間物資，絕對不要放過，行前要記得請
軍需官把手上的錢換成當地貨幣，就算不能利用這些民間物資幫你取得演習勝利
，大家也可以利用這些錢過個舒服的演習。

演習中遇到較大的城鎮依規定要避開，但是臺灣部隊一定會派人進入補足他們所
缺的各樣物品，所以你也可以作一樣的事，但是一定要換穿便服。炮兵、裝甲部
隊等的軍官則有以前老兵留下的千年手冊，指點他們以前演習時在臺灣各地已經
建立過的良好陣地工事，他們只要把部隊開進展開就可以了。當你還在研究地圖
尋找建立防線的地點時，他們已經呼呼大睡了。曾經私下看過他們這些地點的記
錄資料，每一個重要戰術位置都有四五個備選陣地，有的甚至在二十年年來，每
次演習就不斷構築，不只掩體，連有線電話線路、廁所、軍官會議桌都一應俱全
。所以如果你可以先弄到這樣的資料，對你有極大的幫助。


要在對抗演習中打贏臺灣的部隊，有幾點一定要注意。永遠小心他們四處流動的
小股部隊，包括偵查兵班。因為這是他們的地盤，他們一定會善用地形伏擊你的
。防不勝防。但是他們運動能力較差，快速移動脫離戰場通常可以甩開他們。他
們的主力絕對不會像它國部隊一樣聚集。因為多數的臺灣地形容不下一個師展開
戰鬥隊型。這也是他們將師編製改為旅編製的原因。所以別想與他們所決戰，他
們也不會與你決戰。戰鬥是一場又一場的小型遭遇戰，小心不知不覺被他們的小
股部隊包圍蠶食。在不習慣這樣的作戰模式下，如果你照操典，一有接戰就進入
SOP的警戒模式，你的士兵會很累，很快運動能力與警戒心就會下降，讓敵方有
可趁之機。

小心臺灣的MP(憲兵)，他們有糾察軍人不當行為的權力。在車站、路上有不當行
為被捉到，會登記你的部隊、姓名，特別是車站，每一個臺灣車站都有憲兵辦公
室。臺灣的軍人被登記免不了要被處份，我們的長官則是會看你所犯的情節處理
，一但長官覺得你真的是違記，丟了新加坡的臉，為了表示記律的嚴明，處份也
絕對不會輕的。臺灣的軍人休假絕對不穿軍服，就是怕被MP找麻煩。萬一你在台
灣與當地民眾發生糾紛，也會由MP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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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挖苦台軍，哈哈。



附註

一九七五年，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我行政院長蔣經國秘密簽訂星光計畫，派遣一支以步兵、砲兵與裝甲兵混編的陸軍部隊到臺灣訓練，訓練基地包括屏東恆春三軍聯訓基地、雲林鬥六砲兵基地與新竹湖口裝甲兵基地等。

星 光部隊在台訓練，後來甚至擴展到海空軍，尤其是早年我國是東亞少數幾個擁有空戰類比儀的國家，新加坡空軍飛行員常與我方假想敵中隊教官切磋戰技﹔至於星國 海軍，過去常在高雄十三號碼頭停泊巡邏艦，左營軍港也有星國兩栖艦隊的蹤影，一旦星國有狀況發生，這些在台的星國軍隊，就成為反攻主力部隊。

二○○一年，台星兩國對星光計畫達成新的協定，除了過去就有的傳統部隊，包括星國主力戰車與鷹式防空飛彈等單位，也移到臺灣訓練，不過，在二○○三年ＳＡＲＳ疫情爆發後，星國政府緊急撤回為數五千餘人的星國部隊，疫情結束後雖然星光部隊陸續返台，但人數已經降到三千餘人。

部隊演訓自然就有狀況發生，過去即曾發生星國「美洲豹」式直升機在台演訓時失事的意外事件，而新加坡軍人在台演習發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也層出不窮，不過也因為長期在台接受訓練，新加坡軍人後來與臺灣女性相戀，成為「臺灣女婿」的例子不在少數。

近 幾年來，新加坡陸續與周邊國家簽訂代訓的計畫，包括美國、法國、澳大利亞、汶萊與泰國等國家，因此，星光計畫對新加坡的重要性不若以往。中國甚至向新加坡 招手，表達願意提供海南島當作訓練基地，星國軍官曾前往會勘場地，但在美國反對下，星光計畫在臺灣還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記者許紹軒）

星國大兵愛踢足球、到墾丁逛街

星光部隊來台卅年，我國不少役男都有與新加坡軍人接觸經驗，不少人對新加坡部隊的印象是裝備精良，融合英式與美式的訓練風格，而且各色人種都有；此外，星國士兵的伙食費遠超過國軍，不少人回星國後都胖了一圈。

星光部隊的大本營在南部，因此不少下基地的陸軍士兵都曾與星光部隊接觸、甚至是同場訓練。不少退伍老兵回憶，習慣於美式裝備的國軍，最好奇的就是星光部隊的英式裝備，包括右駕的LAND ROVER軍車還有德國賓士車，大老遠就知道是新加坡部隊。

加上墾丁離恆春三軍聯訓基地甚近，不少星國士兵晚上都會被允許到墾丁大街上逛街，由於與臺灣人一樣黑眼睛黃皮膚，當地居民唯有到開口的時候才會確定，這些人是「新加坡兵仔」。

曾經有陸軍步兵部隊下基地，剛好與星光部隊在同一個路線行軍，發現沿路的電線桿都有一個虎頭的牌子釘在上面，當臺灣部隊一直走到晚上的時候，虎頭牌上還會多一根螢光棒提供照明，當時給臺灣士兵最大印象是：「新加坡軍隊真有錢。」

最有趣的是，當臺灣部隊抵達過夜地點紮營的時候，星光部隊也乘車抵達；老兵開玩笑說，同樣是行軍，臺灣兵靠兩條腿，新加坡兵靠輪子。而野營地點的夜間保護警戒，臺灣部隊靠鐵絲網掛飲料罐，星光部隊則是佈置感測器，雙方科技水準落差不小。

有時候國軍與星光部隊也會聯誼。深受英國影響，新加坡士兵足球踢得非常好，臺灣士兵雖然體能普遍較星國佳，但是踢起足球來幾乎是輸多勝少。

除 了幾個大基地，谷關特戰基地也是可以遇到星光部隊的地方，由於新加坡另外與英國、美國、澳洲都有密切的軍事交流，可以相互比較，幾年前曾有星國軍官告訴我 方將領：「與美國相比，臺灣特種作戰訓練大約停留在越戰時期。」不過，這個現象在這幾年台美軍事交流愈趨密切後，已有所改善。


李光耀：韓國人自強不息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3-04-26 09:32 | (分類:李光耀說)

過 去，我對朝鮮人的印象並不好，因為第一次見到的朝鮮人，他們穿著日本軍服。當時，日本人帶了兩批雇傭兵到新加坡來，除了朝鮮人，另一批是臺灣人。朝鮮人跟 日本軍人沒兩樣，粗暴而且出手重。臺灣人則充當福建話通譯，那是新加坡華族的主要方言。戰後，韓國發展經濟的沖勁消除了我以往的成見。

1979年10月，樸正熙在官邸——青瓦台接待我。他外表嚴肅，身材矮小結實，臉尖鼻窄。樸正熙

希 望我能幫助促進韓國同東盟的關係。他說朝鮮半島的和平前景並不樂觀。南方不願再陷人另一場戰爭，認為和平第一，統一第二。但是北方卻要以武力達到統一。我 問他美國是否會在1981年後繼續履行承諾，卡特總統曾經宣佈美軍將在那一年開始撤出。朴正熙說卡特的國防部長布朗已答應會在1981年以後，繼續負起防 衛的責任，而且曾公開表示韓國的安全對美國至為重要。我提醒他，卡特在1976年的競選宣言是從韓國撤軍，這討得美國人的歡心，如果這麼做又再受美國人歡 迎，卡特可能會有改變。他同意我的分析，並說美國推行的政策受4 年舉行一次的選舉週期影響，令他感到不安。

當晚在整個餐會上談的都是正 事，沒有閒聊的機會。樸正熙那20來歲、說英語的女兒熱情招待我們，確保沒有冷場。樸正熙說他接受的是軍官訓練。他委任各個領域的專家擔任部長和長官，在 做出重大的決定之前，他都會先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朴正熙的總理崔圭夏很能幹，受日本教育。總理夫人也在日本受過高深教育，跟夫婿一樣聰明。夫婦倆仍舊 閱讀日本小說和報章。韓國的知識份子跟臺灣知識界一樣，深受日本人的影響，程度同我受英國人的影響不相上下。

韓國人民決心追求經濟現代 化，因此，掌權了18年的樸正熙，得以帶領團結一心和嚴守紀律的人民，把經濟發展得蓬勃繁榮。在經濟策略上，他也緊隨日本人的作風，小心翼翼地保護國內市 場，同時大力推動出口。朴正熙鼓勵甚至強迫韓國人節儉，不許人民享受如彩色電視機這樣的奢侈品，而韓國彩色電視機的出口量卻與日俱增。他要韓國成功而展現 出的堅定和頑強的意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少了朴正熙，韓國也許永遠也不會發展成為工業國。我離開韓國5天后，樸正熙被他最親近的助手、也就是情報局長暗 殺了。韓國政府說，這起行刺事件是密謀奪權計畫的一部分。據當地報章報導，情報局局長一直很擔心會被他人取代，因為樸正熙曾經批評他沒有處理好釜山學生和 工人同員警毆鬥的事件。

那一次的訪問肯定了我對韓國人的看法，他們很強悍，能夠承受極大的痛苦。相繼而來的人侵者橫掃整個中亞大草原，但 是來到這個半島卻止步。他們屬於蒙古人種，臉型和體型突出，不容易把他們誤認為華人或日本人。他們為自己的歷史感到自豪。主人把我帶到慶州，那是他們古老 的文化中心，七世紀新羅王朝的國王都葬在那裏，從這些陵墓中出土了許多精緻的黃金和寶石手工藝術品。

極度憎恨日本人

他 們十分憎恨日本人。受日本統治的35年裏，他們的任何反抗行動都受到無情的壓制，這在他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們清楚記得在過去500年中，日本人對 他們進行過無數次的侵略，而每一次他們都會擊退敵人。即使是那些最日本化的韓國精英，包括崔總理和他的夫人，他們精通日語、日本文學和文化，但是心底裏還 是厭惡從前的統治者。當年朝鮮人抗拒殖民主義和支配式的統治，因此日本人對他們採取了強硬的手段。他們也抗拒中國人的君權，長達1000年，只不過沒有像 對日本那樣反感。他們採用漢字，因而吸收了儒家思想。

美國大學的韓國學生證明瞭他們不比日本人或華人遜色。然而儘管韓國人身體比較強壯， 他們的凝聚力和對公司的奉獻精神卻不如日本人。實行軍法統治時，韓國工人和工會都處於靜態。軍法統治取消後，工會變得激進，經常怠工靜坐和罷工，無視出口 市場出現問題，仍然要求加薪和更好的待遇。韓國工會不可能像日本工會那樣，跟它們的雇主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不論跟雇主的矛盾有多大，日本工會絕對不會破 壞公司的競爭力。

韓國人令人生畏。一暴動起來，他們跟鎮暴員警一樣有組織、有紀律。跟他們對峙的員警，像古羅馬的鬥士般戴著有塑膠面罩的 頭盔，拿著塑膠護盾。當工人和學生跟員警當街衝突時，他們儼然就是在戰場上的士兵。罷工者蹲在地上聆聽演說的同時，也有節奏地揮動著拳頭。他們是相當火暴 的一群，不願妥協。反對當權者時，他們既凶且狠。

韓國的領袖

80年代，我兩度訪問韓 國，先後同總統全鬥煥和盧泰愚見過面。1996年，我在新加坡同金泳三總統見面。從朴正熙到金泳三，4 位領袖都深切關注由於夾在中、俄、日三大強鄰之間，韓國在地緣政治上的脆弱性。1986年，我在漢城會見全鬥煥。他對朝鮮的專注和憂慮，令我驚訝。我覺得 很納悶。他們的人口比朝鮮多一倍，也富有得多，還獲得美國供應更好的軍事配備。雖然朝鮮的經濟捉襟見肘，跟我見過面的韓國外交部長，卻都流露出對朝鮮軍事 威力的畏怯。

跟韓國領袖會談，我們討論的另一個重點課題是新興工業經濟體（包括韓國和新加坡）跟歐洲的發達國家和美國的貿易與投資關係。 1686年，我向全鬥煥總統提及在美國和歐洲不斷滋長的保護主義情緒。我說，要是我們這些新興工業國不開放市場，回應美國和歐洲給予我們自由進出市場的權 利，久而久之，他們會覺得難以容忍保護主義思想必會蔓延。他同意新興工業經濟體應該開放市場，並強調韓國準備花兩年時間，按部就班地實現這個目標。我指出 儘管開放了市場，韓國關稅仍然高達16％至20％。對此，全鬥煥回應說韓國不是一個富有的國家，人均收人僅對2000美元，比新加坡的人均收人還少。除了 國防方面的負擔，它還負債465 億美元。

1986年，我在漢城的一個午餐會上向韓國的四大商會發表演說，發覺他們非常不願意開放他們的 市場。兩年後，我再次跟同樣的四大商會的代表共進午餐。我談到他們需要增加進口，促請他們連同其他新興工業經濟體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工業經濟體，商討 如何縮小相互貿易上的不平衡。他們也認識到不可能長期守住當時的地位，所以那一次比較能接受我的意見。

在全鬥煥擔任總統期間，工人經常舉 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暴動，使漢城不時停頓下來。到他即將卸任時，局面已經演變得不可收拾。他的得力助手盧泰愚很巧妙地緩和了緊張的局勢，在獲得支持之 後，盧泰愚參加競選並當選為下一任總統。盧泰愚是個溫文又嚴肅的人。我們在1986年7 月初次見面時，他是全鬥煥內閣中的部長。他當時就對廉潔的新加坡政府給證明，即使在大選前，他仍然能冷靜地應付大規模的暴動和騷亂，同時展現了他謙恭的一 面。這些資產就是他發展政治事業的基礎。

盧泰愚把兩大反對黨領袖之一的金泳三吸收到他的旗下，從而促使金泳三在1992年當選為第一位平 民總統。他的主要競選課題是肅清貪污和舞弊行為。由於分別涉及不同的貪污事件，3 名剛上任數星期的部長被他拉下了馬。他也撤換了好幾個高級法官肥一些高級軍官開除並監禁起來。軍方默許他的規定。韓國幾家電視臺和報章的記者先後到新加坡 來。製作記錄片和撰寫報導文章，介紹我們的反貪污法律和執法制度。

1996年，金泳三總統訪問新加坡。衣冠整齊的他自豪地對我說，他每天 早晨都會慢跑好幾公里。他還說，我們擁有相同的價值觀，比如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社會網路對家庭給予支援。我補充說，我們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確認美 國在亞洲地區保持影響力，這在戰略上是極其重要的。

金泳三總統在上任時曾表明他不會舊事重提。然而隨著國內壓力日益加強，他不得不在 1995年底改變初衷，國會通討了一項特別法令，取消對1979年的政變和任何跟1980年光州大屠殺有關的謀殺、煽動騷亂、貪污和其他罪行講行調查的限 制。結果，在他之前的兩位總統都被逮捕和定罪。我在電視蔔著到他們兩人被羞辱，還身穿囚衣被帶上法庭。我嚇了一跳，感到十分驚訝。全鬥煥和盧泰愚因 1979年的政變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殺事件，分別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兩人也因在任期間收取賄金而被罰款。上訴後，全鬥煥的刑罰改為終身監禁，盧 泰愚坐牢17年。

不久後，金泳三總統本身也捲入一樁涉及大筆款項的貪污醜聞。韓國一個大財團韓寶在數家國有銀行欠下數十億元，宣告破產。 金泳三的兒子被控收取700 萬美元，後被判入獄3 年，外加罰款150 萬美元。反對黨趁機聲稱金泳三本人也接受過韓寶的賄賂，在競選中的花費明顯超過法律上的規定。金總統雖然在電視上公開道歉，卻拒絕透露詳情。多起貪污醜聞 經過媒體大事報導，加上經濟管理不當，現任總統和執政黨的聲望已被摧毀。不翻舊賬，他們的政治制度所受的損害就不會那麼大。在南非，要是人們承認在實行種 族隔離體制時幹下暴行，調查與和解委員會就會原諒他們。雖然這樣做不一定促進和諧，但是至少沒使分裂尖銳化。

錯誤的資訊

兩 位前總統所經歷的審訊不只摧毀了他們和好些助手，同時也摧毀了協助創造現代韓國的人物。人民變得憤世嫉俗，對所有的官方機構都不再抱任何希望。韓國領袖要 重新獲得人民的尊重，看來得花上一段時間。他們兩人是根據當時韓國的慣例和標準行事，而根據那些準則，他們算不上是十惡不赦之徒。盧泰愚之所以會讓權力轉 移到金泳三手上，主要是受到美國輿論的壓力，他們不贊成由另一名軍人接班。其他國家軍人出身的領袖將從這一連串事件中得到錯誤的資訊，他們會以為把權力移 交給爭取群眾支持的平民政治家是危險的做法。

1999年，我以韓國工業聯合會國際諮詢團成員的身分到漢城出席會議。諮詢團在10月22日 的一個論壇上與韓國眾財團領袖進行討論。這些財團是韓國版的日本財閥。日本財問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要工業，韓國財團會以更低廉的人工和成本進場較量。他們同 日本人一樣，目的是佔有市場，無視現金流動和生意底線。韓國國內經濟尤其是工人的高儲蓄率，是集團取得低利率資本隨之專攻某些工業的基礎。日本的情況也是 如此。

冷戰結束後，外界情況起了變化。韓國也須像日本那樣，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他們的財團共借貸了約1500億美元的外幣， 在國內和國外——中國、東歐前共產國家、俄羅斯和前蘇聯的中亞細亞（中亞）共和國，迅速擴充發展工業。這些投資並不是在預算有多少回報後進行的，它們大舉 擴張業務，旨在佔據市場。近1997年底，這些財團無法償還貸款利息，韓元跟著暴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伸出援手，三個星期後，金大中在選舉中獲勝擔任總 統。

我告訴財團代表，韓國正處在十字路口。它不應繼續採用日本的工業和經濟模式，因為就連日本本身也走投無路，不得不放棄舊有的經濟模 式。韓國和日本現在是全球經濟和金融系統中的一分子，必須遵守美國和歐盟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貿易組織定下的規則。它們必須使投資更具競爭 力，如同任何美國或歐洲公司，著重盈虧。問題在於如果要具有競爭力，它們應如何從當前的狀況發展到所必須達到的地步。這些財團已擴展成龐大的聯合企業。如 今，它們應專注於做得最好的業務，以它作為核心業務，放棄那些無生產效益的業務。接下來，要使業務蒸蒸日上，就需聘請具有企業精神的管理人員。

當 我表示儒家思想並不是導致它們崩潰的因素時，財團領袖都感到欣慰。他們的弱點是做生意沒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在意回報和生意底線。他們的制度不夠透明、開 放、公正，會計法也沒根據國際標準，導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會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順利渡過金融風暴，是因為兩地履行英國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會 計法符合國際標準，公正平等地公開招標和商討合約，銀行貸款簡易方便。韓國人必須採納這些做法。韓國人做生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關 係，甚少注重規則和法律。財團領袖們明瞭重組的重要性，卻不願意放棄家族對過去40年來辛苦建立的大企業的監控。他們也不捨得把屬下的公司交托給管理人 員，後者已習慣了讓創辦人為公司所有企業的策略做決定。

出席了國際諮詢團會議後，我到青瓦台拜會金大中總統。此時的他已70多歲，身材魁 梧，比起他那一代的韓國人算是高大的。他走起路來一拐一拐，據說1971年，韓國中央情報局人員企圖謀殺他，他的腿就是在當時弄傷的。他臉部表情嚴肅而且 深沉，偶爾會笑一笑。會談中，他井然有序地從南北關係開始，談了一連串的課題，要我評價他的政策。從“陽光政策”說起，這個政策的目的一來是維持強硬的威 懾姿態以防戰爭，二來是要在不破壞或威脅朝鮮的情況下實現統一，最後是要營造適當的環境，讓兩地的私人企業界能在經濟和生意上密切合作。

我說，通過科技、管理和知識轉移，並鼓勵發展來幫助朝鮮改變，是合理實際的做法。這麼一來，朝鮮就能提高本身的生活水準，減輕南方的負擔。不過，與此同時，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更應有增無減，智囊團、大學和言論界的相互交流尤其重要，這樣，思想看法才會改變。

我 認為，把東北亞和東南亞結合成一個區域，指日可待。兩個分區的經濟體關係越來越緊密。韓國媒體以為我們會談到對亞洲（即儒家）價值觀的歧見，以及民主和人 權課題。我告訴他們，我們快80歲了，不太可能改變自己的看法，所以沒觸及這些課題。歷史將證明誰對儒家文化有較好的詮釋。

從金大中身 上，我看到一個人經歷重重危機後脾氣的轉變。為了達到更高層次的目的，他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他曾經在日本被韓國中央情報局逮捕，施以酷刑，要不是美國介 人，恐怕已被殺害。然而為了贏得1997年的選舉，他跟中央情報局前局長金鍾泌結盟，選舉勝利後肢委任金鍾泌為總理。

導致韓國目前在政 治、經濟和社會方面困難重重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從軍法統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轉變太倉促了。他們沒有早已確立的執法傳統來控制公眾集會，也沒有任何條 例管制工會，規定它們須在罷工或採取工業行動之前舉行秘密投票表決。我們的情況就不同。1959年，我們接手管理新加坡的時候，英國留下了一套輕罪法規， 因此在緊急法令終止後，碰上示威事件發生時，我們還能通過他途徑加以約束，以免示威運動超出可以容忍的範圍擾亂治安。

如果韓國能把民主進 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間制定所需的法律來調控示威和抗議，或許人民在示威抗議時，就不會那麼肆無忌憚，像憤怒的工人同學生跟員警對峙那樣。領袖和人民 之間的社會契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獲得更新。他們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讓人民知道不論是成功和較不成功的人、較優秀和受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層人員和工 人，都將獲得平等的對待。為爭取快速增長，各任總統遵循的政策對工業家、經理和工程師非常有利，工人卻沒得到什麼好處。隨著國內生產總值上升，貧富懸殊也 跟著擴大。不過，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會契約，韓國人將再次朝氣蓬勃地穩步前進。他們充滿活力，勤奮和能幹。自強不息的文化，驅使他們努力爭取成就。

幾次嘗試不果之後，朝鮮和韓國領導人終於在2000年6 月13日在平壤舉行峰會。韓國人在觀看電視現場轉播時，大為驚訝。被形容為惡棍的朝鮮領袖金正日，顯得熱情、幽默和友善。韓國人都為此而興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對他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幾天之後，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訪問北京和漢城。在漢城，她表明美軍將留駐韓國。但是，如果關係繼續解凍，她必定估計得到朝鮮將會施壓，要求美軍撤走，而韓國人也會鼓動和支持。如果朝鮮停止發展導彈，美國也就沒有必要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了。


李光耀：從倫敦經濟學院到康橋大學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3-04-28 16:46 | (分類:李光耀說)

兩星期後，我坐下來寫信給帕裏教授，告訴他我決定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康橋。我接到他生氣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爲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

從新加坡到倫敦經濟學院

“大 不列顛號”是丘納德公司的6．5萬噸客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的航線是從英國的利物浦經大西洋到美國的紐約。從英國南安普敦開到新加坡的客輪都 沒它這麽大，速度也沒它這麽快。這次，“大不列顛號”滿載著回英國復員的軍人，此外大約有40個亞洲人，多數是華人。每個房艙的搭客，比平常收費時分配的 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這艘船，就感到高興了。離開新加坡17天後的10月3日，船開抵利物浦。

沒有人知道我要來，沒人來接我，我連怎 麽到倫敦也不曉得，又要確保大衣箱和兩個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贊助留學的香港學生有倫敦殖民部官員接他們，我事前知道了，決定跟著他們坐順 風車。列車深夜開到倫敦，接著我坐的士尾隨香港學生到伯爵閣維多利亞同盟宿舍。分配給我的是底層一個地窖似的沒窗的房間，同樣是雙層床鋪位，有如在“大不 列顛號”輪船上。同房有大約20個非洲學生和加勒比海學生。這又使我吃了一驚。我一向沒在現實生活裏見過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過。他們身上所發出的奇異氣 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體所發出的大不相同。我毫無心理準備，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鐵到市區。按照宿舍女總管的指點，在銀行站下 車，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銀行。我身上有張有利銀行的300英鎊匯票。我開了個戶頭，提出30英鎊，然後直奔中殿法學協會。我把院方來信、康橋高 級文憑、出生證明書和身份證明書(當時新加坡還沒設立護照辦事處)一起交給櫃檯書記。接著註冊交費，拿到一張證明我是中殿法學協會學生的學生卡。一切手續 的辦理方式都很隨便，談不上有什麽人情昧。中殿法學協會許多地方都被炸壞了。圖書館設在一所瓦楞鐵皮圓頂、水泥地的臨時房子裏，沒有餐廳。給學生的指示並 不多。

接著我得找住所。我在電話簿裏查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搭地鐵到托特納姆考特路。我向秘書解釋自己處境困難，問他能不能讓我租個房 間。他答應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間只住我一個人，有張單人床，配上潔白的床單；有張小書桌；還有洗臉盆，也有熱水。廁所在外面，是公用的。總的來 說，房間陳設簡樸、乾淨、實用。這下我輕鬆多了，馬上搬進去。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底層有個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時候經常游泳，便帶了泳褲到游泳池去。看到蒸 氣從水裏冒起，我滿懷高興，預料水是溫暖的，也許比新加坡的海水還溫暖。我跳進水裏，不禁大吃一驚。冰冷的水使我透不過氣來，只覺得肺部簡直要爆炸，於是 我就儘量快速遊動，以促進血液迴圈。我不曉得在寒冷的氣候裏，水裏的一點溫熱，竟然會在空氣中引起冷凝作用。

隨後我天天到漢普斯特德一帶 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會要求續租房子。我發現漢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學生聚居的地方，它離中殿法學協會很遠，卻不像伯爵閣那麽邋遢，是個好得多 的住宅區。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給我最後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後，我發現菲茨薑道8號有房間出租。菲茨姜道是條美麗靜謐的大路，兩旁都有樹木，走不遠就是 瑞士村地鐵站，13號巴士的車站也很近。我搭13號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倫敦經濟學院的斯特蘭大街。

我還得進人倫敦經濟學院，那不是件容 易的事。兩個星期前學期已經開始了，回國的復員軍人要進大學的太多了。我要求見法律系系主任帕裏教授，向他解釋日治時期我損失了三年半的時間，這回幸虧搭 上到英國的運兵船才能這麽快就來到英國。我還不知道原來可以把申請表格先郵寄過來。我拿出康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證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馬來亞最優 秀的學生，說服他相信，我雖然逾期入學，但要趕上其他同學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他同情我，錄取了我。

在歐洲六年戰爭時期，幾乎所有英國青年 都被徵召入伍。六七屆學生的學業因此中斷了，他們不得不在完成學業之前當兵。戰前進不起大學的青年，現在有資格申請退伍軍人補助金，結了婚的還可以獲得妻 子和子女津貼。他們是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態度嚴肅認真，渴望彌補失去的時間，決心取得成功。

當時只要講師和講堂排得過來，所有英國大學 都儘量招收學生。倫敦經濟學院爆滿了，學生常常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這裏通風設備差，冬天想開窗透點新鮮空氣的人最不受歡迎，很快就有人前來把窗 子關上。在學生過多的情況下，來自殖民地的學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們沒打過仗，沒犧牲過自己的事業，英國學生自然有權優先獲得所有大學的學額。其他學生主 要來自白人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來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倫敦經濟學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萊佛士學 院完全兩樣。萊佛士學院生活既悠閒又優雅，學生住在宿舍裏，可以優哉遊哉地走去講堂，或到休息室閒聊。輔導課每次只有兩三名學生參加，最多是四名。倫敦經 濟學院卻是座多層建築物，學生坐電梯沖上沖下，人人都忙著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聽課必須分秒必爭。我在倫敦經濟學院聽完一堂課．就得沖過斯特蘭大街到國王 學院聽第二堂，然後搭地鐵或巴士到尤斯頓倫敦大學學院聽第三堂。三所學院當中，倫敦大學學院環境最好，因爲它離開倫敦中區熱鬧地帶，學院內還有醫院，比較 有學院氣氛。

第一學年初期，倫敦經濟學院大門正廳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場面。大約有一個星期時間，代表各個俱樂部——工党俱樂部、自由黨俱 樂部、保守黨俱樂部和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學生站在貼著俱樂部海報的臨時小窩棚旁邊分派小冊子，招收新會員。最積極地向殖民地學生宣傳的是共產黨人，他們 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我跟所有俱樂部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認爲最好是慢慢摸索著前進。

在“文化震蕩”這個短語出現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蕩”。氣候、衣著、食物、種族、風俗、習慣、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語和具有少許英國文學知識，以及過去跟英國殖民地官員有過交往以外，其他對我來說一概生疏。

現 在我一星期花6英鎊租了一間大臥室兼起居室。對一個沒收入的人來說，這是個大數目，幸好還供應早餐。臥室裏有個煤氣爐，也有個可以拉動的煤氣圈。我得把幾 個先令塞進一個計量表裏，才能生火煮飯。做飯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給。可以不用配給票進餐的餐館則貴得很。買來的配給品我不懂得怎樣煮來吃，況且分量 也不夠。即使分量夠，我也不曉得怎樣分開一星期食用。我沒有冰櫃，那時也還沒有人撰寫有關如何在大臥室兼起居室裏的煤氣圈上煮東西的書。

我 有過慘痛的經歷。煮牛奶溢了出來，熏鹹肉、牛排和肉塊煎得縮水，在房間裏留下濃重的氣味，冒著天寒打開窗戶和門通風，幾個小時後依然不散。睡衣和布簾都有 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學院餐廳的午餐都使人發膩，難吃得要命。爲了換換口味，我有時光顧萊昂街角餐館或它的分店。那裏的食物也同樣膩人：冷肉煎餅面多肉 少，否則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腸。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圓麵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許多英國白領文員一起搭地鐵到瑞士村地 鐵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學生聚居區，感覺很好。但在住所裏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由於沒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早上早餐有人送進來 或自行解決。家務遇到困難，不知該怎麽辦，我便找英國女孩子幫忙，她們是合租頂樓的六個年輕的辦公室秘書。她們教我到哪里買肉，沒有冰櫃怎樣讓牛油牛奶保 鮮(留在窗沿保凍，放在屋裏會發酸)。

同學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臉盆的鏡子上晾乾，可以省下6便士，這卻不適用於襯衫和內衣。通常襯衫穿 不上一天便會被倫敦的煤煙弄髒。我異常氣惱，不爲什麽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認爲理所當然的小事。在家裏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顧。飯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 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麽就有什麽。如今我樣樣都必須自己動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時間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鐵時間也太長，我疲憊不 堪，沒有足夠的精力坐下來靜靜讀書和思考。

一天在倫敦經濟學院上完憲法輔導課之後，我找講師談話，他叫格蘭維爾·L·威廉斯。根據倫敦經 濟學院的記錄，他來自康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在那裏考取了博士學位。我向他打聽康橋大學和那裏的生活情況。他說，康橋跟倫敦大不相同，是個小鎮，就靠大學生 存。那裏生活悠閒得多，學生和教師都騎腳踏車代步。聽起來很吸引人，我決定去走走。

決定轉到康橋

1946 年l1月底我到康橋去，遇到了萊佛士學院的學生黃塞西爾。他進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個非院校機構，專門收比較窮的學生，收費也低得多。塞西爾帶我去見菲茨 威廉學監威廉·柴契爾。學監的職位相當於一所學院的院長。柴契爾給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佛蘭德斯受了重傷，臉上留下疤痕，榮獲了軍事十字 章。由於硬齶受過傷，說話受影響。他強烈信奉基督教原則，對發奮圖強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師和學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難題告訴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歡 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學期定於1947年1月初開課，他表示準備在這個學年錄取我，只要塞西爾願意讓我住進他的房間。塞西爾馬上答應了。我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