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如果閻錫山當年不抗日

作者： 葉若夫

喝了咖啡一高興突然想寫點關於日本的東西，yy一下能讓自己更集中精力學習。

我知道中國有很多人是反日的。

所以很多中國人看了我說的話肯定會不高興，但我不在乎。

因爲正常人都知道反日根本不是人幹的事，一西安老百姓全家起早貪黑辛苦攢點小錢好不容易買輛豐田凱美瑞，你二話不說上去給人砸了你還能算是人嗎？

稍微文明一點的中國人說要把自由主義新日本和軍國主義舊日本區別開來，今天的日本當然是個可敬可愛的國家沒錯，我們不應該反，但是當年日本人侵略我們，燒我們房子殺我們男人奸我們女人我們抗擊日本鬼子還是沒錯噠，說實話幾年前我自己也是這麽想的，現在想起來怪自己當時反洗腦不徹底讀的書不夠多。

我相信日本人肯定燒了我們不少房子殺了我們不少人也奸了我們不少姑娘，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也絕對是真的，照片紀錄片在那裏擺著我不會質疑，歷史告訴我們南京這地方不打仗則已，一但打仗不死上十幾二十萬人絕對是很不正常的，曾國藩進天京殺太平軍殺得能讓長江水都流不動，機關槍迫擊炮難道還不如鬼頭刀紅纓槍嗎？30萬這數位絕對是保守估計只會少不會多，改成50萬甚至100萬我也是相信的。

但殺不殺人燒不燒房子並不能成爲邪惡不邪惡的判斷依據，美國人當年殺日本人比日本人殺我們殺得更狠，日本的鋼筋水泥要用來造槍炮修工事，全國老百姓都節衣縮食住在竹子裏，李梅將軍的B29燃燒彈一燒一大片，東京最後除了天皇寓所其他地方差不多被燒光了，日本女人後來更是沒少給美國大兵玩，爲什麽大家還認爲美軍打日本是正義之舉呢？

蘇聯紅軍進柏林，德國前總理科爾的老婆都被老毛子給幹了，國際輿論雖然沒把蘇軍當英雄但也沒人覺得德國人有多委屈，連德國人自己也很少提這事。

再舉個例子，如果我今天看到一個姑娘長得挺漂亮，上去和人家日本男朋友說這姑娘自古以來就是我的，你得跟他分手，被日本男生打得半死以後我和大家說我被日本人給打啦，往死裏打啊！大家會同情我嗎？

共產黨教育我們說，落後就要挨打，其實這話不對，世界上比中國落後的國家多了去了，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比我們多了去了，但挨打的次數和烈度都比我們少得多。

落後不會挨打，犯賤才會挨打。

袁騰飛老師紅了以後很多中國人已經明白八國聯軍其實是正義之師的歷史真相了，你不違反國際規則殺人家外交官人家怎麽會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派兵來打你呢？你這國家根本就沒任何文明和法治可言，老百姓活得和奴隸和野人一樣，人家不要點治外法權怎麽用文明方式保護本國僑民和租界居民呢？

如果清朝官員能有點文化，不殺法國的傳教老頭，不把巴夏禮爲首的英國外交人員關起來嚴刑拷打百般折磨弄死人家十幾號人，而是像江主席那樣沈著冷靜，保持克制，被炸了使館撞了飛機也面不改色心不跳，有理有節地用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洋人還會派兵來打我們嗎？If so 圓明園至少還能多保存100年，直到文革時期再被紅衛兵砸掉，即便如此康生同志也可以爲中國人民多保存一些價值連城的文物。

如果共產黨哪天玩大了要禁網了，直接派一支隊武警把Google Yahoo 中國大樓封鎖，讓他們交人交資料，否則不給吃飯不給喝水，美軍爲了保護僑民出兵上海，能算是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嗎？ 其實當年林則徐收繳鴉片就是這麽幹的，當然我們的歷史書裏肯定不會這麽寫，我如果不說是我犯賤在先騷擾人家媳婦，而是直接傳一些吊繃帶打石膏的照片，很多人肯定也挺同情我的。

熟悉歷史事實的人都明白當年的滿洲現在的東北其實很像那個漂亮姑娘，日本還是日本，人家兩口子眉來眼去日子過得已經不錯了，連天皇都準備把家安在長春了。如果中國識趣的話，陪個笑臉上個紅包恭祝人家喜結連理成人之美，說不定人家還會發個請柬邀請你來喝杯喜酒。以後咱們好好做鄰居，互通有無，中國怎麽會被日本按在地上打上八年呢？結果我們這邊國民黨一天到晚像個怨婦一樣戀戀不捨，動不動搞什麽抗議請願反日遊行中山陵剖腹自殺，共產黨那邊隔三差五派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組織個抗聯遊擊隊騷擾人家老婆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不小心擦槍走火玩大了人家忍無可忍揍我們個半死是絲毫不值得同情的。

有人可能會說你怎麽能歪曲歷史胡說八道這麽大逆不道這麽漢奸呢？可大家想想我們學的歷史書都是誰編的？答共產黨，但我們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出的書其實是很sb的，90年代以前一直說朝鮮戰爭是美國發動的，現在自己抹了承認是金日成發動的了。五十年代稻田畝産萬斤都不算個事，八十年代用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只能産千把斤反倒得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了，79年的課本裏還是大叛徒的人80年就變無產階級革命家你說他們編的歷史書你還敢信麽？

一不小心說了這麽多其實主要就是爲了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學的抗戰史都是扯淡的，除了中國人自己沒人相信。

現在讓我們回到主題，如果現在是1937年，中日兩國要開戰了，我們山西人該怎麽辦，幫日本還是幫中國，幫還是不幫？

我最尊敬的山西人閻錫山閻長官當年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就犯了糊塗，日本人當年是極力拉攏閻錫山閻長官搞華北自治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開出的條件那是相當優厚，土肥原賢二三天兩頭往太原跑覲見閻長官，葉若夫每次看這段歷史的時候都直歎氣，如果能穿越回民國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像曹劌論戰一樣沖到今天太原府東街山西省政府把閻長官勸住。

如果閻長官當年不被共產黨慫恿，不熱血，不激動，不抗日，不憤青，而是同意讓日軍過路南下通行，會有什麽事情發生？

山西東面是山東，山東是不會打什麽仗的，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山東省主席韓複渠真是個明白人，知道自己不是皇軍的對手，一槍沒放就把山東讓給皇軍了，比起打得稀裏嘩啦的河南河北，濟南青島的老建築保存的最多吧？後來被毀了得怨華野打濟南戰役，怨不得皇軍。

河南的戰事就更順利了，河南人民會自發組織反華遊擊隊，幫助皇軍繳國民黨軍隊的槍，收拾這群只會在花園口決堤讓自己妻離子散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王八蛋，如果皇軍動作快一點，蔣介石說不定都來不及炸花園口，無數河南人民的生命財産都會得以保全。1944年豫湘桂會戰的時候皇軍已經是強弩之末，很多都是新征的十幾歲的娃娃兵，在這麽不利的情況下居然用了一個月就把湯恩伯幾十萬大軍打了個落花流水，還不忘賑濟可憐的河南災民，這不是我胡說，馮小剛的1942是中國人自己拍的吧？你說這樣可愛可敬的救災部隊和正義之師上哪兒去找？

山東河南一拿下，平漢、津浦兩條大動脈就打通了，台兒莊什麽的不會出現在歷史裏，日本人根本用不著發動什麽淞滬戰役，原本用於在上海登陸的海軍陸戰隊可以從臺灣出發在廣東登陸，北線的甲種主力師團可以沿著平漢線和津浦線源源不斷星夜南下，南京、武漢來不及組織防禦就會被皇軍攻克，損失也會小得多，我們都知道南京大屠殺是因爲皇軍從上海打到南京傷亡太大生氣了，皇軍損失小的話一高興說不定根本就不會發動南京大屠殺，你說這有多好。

西線的阪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可以齊裝滿員從大同乘動車，沿著同蒲鐵路直接開到臨汾，嘗一嘗我們的杏花村美酒再上車開到運城風陵渡，半個月從潼關打到寶雞沒有任何問題，再用三個月拿下四川問題也不大，駐守西安的東北軍連自己家都可以讓給日本人，會爲了羊肉泡饃和日本人拼命？第五師團是日軍陸軍第一主力，號稱“鋼軍”，二次大戰打殘了中國70個師，幾十萬晉綏軍中央軍守忻口占盡天時地利人和都沒擋住人家一個阪垣師團，西北軍川軍那點雜牌，自己都打得不可開交，怎麽可能擋得住呢？一個師團拿不下來再加一個也就差不多了。

打到這裏中國好像也就沒剩什麽地方了。

所以說日本人三個月滅亡中國是完全可能的。

國際形勢會發生重大變化，軸心國集團實力大大增強，美國國內以共和黨代表的右翼保守反戰集團就會佔據上風，蘇聯將難以生存，首先滅亡的將會是紅色法西斯而不是褐色法西斯，我們都知道歐洲歷來沒有大一統的文化傳統，亞歷山大到拿破侖都是曇花一現的人物，第三帝國靠武力鎮壓根本不可能長期維持，總之二戰會出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

有人會問咱山西人這樣幹對咱自己會有啥好處呢？

首先中國人再也不能欺負我們了，閻錫山會繼續穩穩當當的做他的山西王，三十萬晉綏軍會把我們的家鄉守護的安靜祥和。我們將在閻長官的領導下，繼續完善我們的鄉村自治建設，把中國人至今都搞不了也不敢搞的基層民主選舉制度建設的更好。

我們還將進一步完善自己的義務教育體系，1936年我們在閻長官率領下全省基礎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80%了，不收學費還提供免費午餐，這個資料中國搞了二十多年的希望工程今天仍然只是個希望。閻錫山清楚在中國這地方發展不了什麽高等教育，但是凡是有本事申請到歐美國家留學的山西孩子，他一概提供保證金，這種你不敢相信的好事當時連北歐福利國家挪威瑞典都做不到，山西孩子出國留學將比現在容易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山西不存在人口問題，戶籍人口只有山東的三分之一，河南的四分之一，我們的護照免簽國家會大大增加，至少達到今天韓國的程度。

高考歧視戶籍限制買房限購買車搖號啥啥的統統不會有。

內蒙古這個概念不會出現，山西和綏遠將在閻長官的融合政策下最終成爲政治經濟共同體，山西人民的人均資源儲量將位居世界前列，工業發展水平亞洲前三。

以西北實業公司爲代表的一批山西本土企業會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發展壯大，成長爲世界五百強，早于三星、LG，打入歐美市場，山西人民可以用實際行動證明我們的科技力和創造力。由於綏遠的存在，晉綏聯邦最終會擁有一批伊利、蒙牛這樣的乳製品加工生産企業，晉綏聯邦將成爲亞洲最大的乳製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安檢採用日式標準，山西人民不需要進口洋奶粉就可以獨立自主德解決嬰兒的食品安全問題。

山西人民的人類發展指數將處於東亞前列。

我們的前景會是無限美好的。

最後我們來說一說共產黨。

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當時其實還很小，連延安這樣的八線城市都管不到，也沒什麽像樣的縣城，最大的鎮子叫瓦窯堡，瓦窯堡是一定會被皇軍攻佔的，工農紅軍的命運恐怕不會比後來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好多少，最好的結果也就是進行第二次西征然後流亡新疆，如果運氣好能撐到蘇聯解體有可能和塔利班結盟，今天在烏魯木齊炸公交的很可能就是李小鵬毛新宇了。


【獨家】扒一扒開國領袖的工資：毛澤東家是“月光族”

2014-01-21 國家人文歷史

據媒體報道，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透露,他在全國兩會上關於制定離任國家領導人禮儀規定,明確退休官員待遇的提案已經得到答復。提案承辦單位稱,正在對省部級幹部生活待遇規定進行修訂,党和國家領導人生活待遇規定也正在研究修訂。這則提案因提到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問題，所以備受關注。此前，媒體也曾透露過有關領導人待遇的新聞，最受關注的一次是2011年6月20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上海交通大學黨的會議上，公開了自己月薪爲11000元人民幣。他還說，“不高也不低，比韓正市長稍低些。”

國家領導人工資是多少？他們的花銷是多少？下面我們就來扒一扒開國領袖們的工資和他們的花銷情況。

毛澤東：“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總歸還得有”

1955年，國家公務人員結束過去供給制和工資制並存的雙軌制，開始執行等級工資制。以周恩來爲首的領導小組開始編制工資方案，實行“四定”，即“定職、定級、定銜、定薪”。按照國務院第一次擬定的工資方案，行政級從1級到24級，一級是軍委主席毛澤東（大元帥）600元；二級是副主席、總理，550元，包括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三級是元帥，500元，包括陳雲、鄧小平和各位元帥；四級是大將，450元；五級是上將和大軍區、省、部級正職，400元。方案呈報到毛澤東那裏，他在看後說：“我看不妥，這樣不利於團結，貧富差距要縮小嘛！”其後，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你們讓我當大元帥，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一級幹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你們都是二級、三級，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太不夠朋友!我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史達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幹部。”

於是，周恩來等又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原劃分的24個行政級別未變，工資稍有改動。最終的方案是：一級594元，二、三、四、五級依次爲536、478、425、387元。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劃分爲4－11類），同級地方幹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軍隊幹部比地方幹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這套等級工資制是從老大哥蘇聯那裏學來的，毛澤東雖不滿意，但也很無奈。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蘇聯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又對等級工資制提出了批評：“現在高級幹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將來可以考慮減少一些薪金。”國務院據此迅速擬訂了降薪方案：黨政高級幹部，即行政十級以上幹部全面降薪。降薪後，行政一級降爲504元；二級降爲454元；三級降爲405元。

評級、評銜涉及個人利益，經常需要做出平衡調整。爲了照顧那些資歷老、戰功大，但職務、軍銜較低的人，也對特定的人給予“低職、低銜、高行政級”待遇。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行政級評爲五級，相當於上將和正省級。對於統戰物件——擔任重要職務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顧，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事例是宋慶齡，被評爲行政一級，當時全國被評爲一級的僅有她和毛澤東兩人。其他的如著名僑領陳嘉庚被評爲三級；章伯鈞爲交通部長，工資爲行政三級等等。

但在這次授銜評級中，也有主動要求降級的。大將許光達就曾兩次給中央軍委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打電話，申請降銜、降級，雖未獲批准，但在全軍傳爲佳話。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內經濟蕭條，出現了饑荒。身爲黨中央副主席的陳雲帶頭提出給自己降級、降薪，毛主席拍手稱好，說：“要降，我們一起降嘛！與全國人民共渡難關！”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動把工資降到三級，統一調整爲404.8元，自此直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去世，這個標準就一直未動。

毛澤東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

毛澤東家是“月光族”

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爲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資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按這個標準，領導們的工資也不算低，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的生活並不寬裕。

吳連登，1964年至1976年在毛澤東家任管理員。據他回憶，毛澤東每月的固定開銷包括黨費10元；他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爲200元。

毛澤東家裏的幾大開支，吃飯大約每月100元左右，吳連登說：“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

毛澤東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抽煙要花去100元，還有幾十元的茶葉。吳連登說：“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産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麽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毛澤東和江青花錢實行AA制

據吳連登回憶，毛澤東與江青花錢上實行AA制，各花各的錢，各記各的賬，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麽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

據1968年1月毛澤東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賬目,他的日常支出一欄列有：“月房租費125．02元；12月、1月黨費40元；日用消費品92．96元；液化氣9．6元；伙食659．13元”。由此可見，從收支上看，毛澤東加上江青的工資，“第一家庭”算是“月光族”。當然，除了工資，毛澤東還有一項大收入，就是稿費，他是有權支配的，但這個稿費是存在中辦特會室的名下，多用於公家的事務，毛的日常開支，還是自己的工資。

“你們怎麽多花了我一分錢?”

“第一家庭”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領導人也都差不多。據國務院原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中央領導人當中，劉少奇、朱德過得最“窮”，因爲要照顧的子女人數衆多。葉劍英元帥愛書如命，大約八成的工資都用在買書，只剩下20%的工資用於生活開支。

作爲“丁克家庭”，周恩來自己雖無子女，但他還要撫養他的侄兒，據周秉鈞（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的孩子）回憶，在他小的時候，他們兄妹就和周恩來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廳。“伯父把我們當成他自己的小孩，我們家孩子多，他把每月工資分一半撫養我們。”

周恩來堅持凡個人事務，他都要自己付費。周恩來外出工作的時日較多，他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簡單用餐。而且，這種工作餐周恩來都是如數付錢。一次，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接見完外賓後，已過了晚飯時間，他便在飯店吃了頓便飯，一共是2.8元錢。上車後，周恩來問秘書飯錢結了沒有，秘書發現臨走時忘了。周恩來當即讓秘書下車去補上。再比如在用車上，他不僅在去公園、到飯店理髮等私事用車上堅持交費，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訪，去賓館飯店看望外國朋友等這類在很大程度上應算是公事的用車，也都算作私人用車。一次，周恩來去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他乘車由西花廳先去北京飯店刮臉理髮，之後再去人民大會堂。從北京飯店出來上車後，周恩來提醒司機說：“從西花廳到北京飯店算私事，從這裏到人民大會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籠統搞錯了。”1963年，周恩來赴杭州治病，鄧穎超爲照顧他也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飯費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費了他們好幾年的工資積蓄。

周恩來的司機楊金銘掌管家裏的一切收支。一天中午，總理突然對楊金銘提出要聽聽家裏近兩個月詳細的收支情況。楊金銘翻開賬本，一筆一筆的彙報。突然，周恩來喊了一句：“停，食鹽應該是每斤1毛4分錢，你們怎麽多花了我一分錢?”楊金銘趕忙放下手中的賬本，跑去找來了當初買鹽時的那張原始發票，只見上面清晰地寫著：“鹹鹽一斤，壹角伍分。”便把發票遞給周恩來看。周恩來接過發票仔細查看後，眉頭不經意皺了一下，示意楊金銘退出辦公室，接著便拿起電話打給北京市有關部門，詢問民用食鹽每斤爲什麽比原來多了一分錢，原來是因北京衛生局爲預防市民患甲亢而對食鹽普遍加了碘，根據成本對食用鹽價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錢。

1956 年2 月2 日在和平賓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左）和北京市工商業者李胎贊的夫人王征萱談話

【鏈結】

夫人們的工資誰最高？

除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外，最高的應該是李富春的夫人蔡暢，她在1923年入黨，拿五級工資。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1925年入黨，比蔡暢低一級。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工資又比鄧穎超低一級，她是1929年與朱德結婚後兩年才入的黨。毛澤東的夫人江青開始拿的是九級工資，九大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工資也調高到六級。第一代領導人夫人工資最低的是王光美，因資歷較淺，工資定爲16級，才120多元。

（作者：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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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有沒有腐敗？

2014-01-21 國家人文歷史

“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這是國內國外許多人都感歎的事情。“文革”在中國，這不用解釋。“文革學”在國外，則是說，對“文革”的資料收集、整理，對“文革”從各個方面進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關機構，取得了頗爲可觀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關於“文革”的書籍問世。而在祖國大陸，對“文革”的研究可謂還未真正開始。我們自己不産生研究“文革”的書，海外研究“文革”的書，一般人也看不到。對於“文革”，人們是越來越無知了。

在對“文革”越來越無知的同時，是對“文革”的越來越美化。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論時有所見，幾乎成爲一股潮流。在電子網路上，這種潮流表現得最明顯，甚至愈來愈呈洶洶之勢。說“文革”時期有著真正的“民主”，是時常聽到的一種言論。“文革”開始時，我也開始記事。我的中小學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間完成的。對“文革”，我總算還有些切身瞭解。而對“民主”，我也不妨說有些基本的理論知識。說“文革”期間有真正的“民主”，對我來說，就等於說冰雪池中有荷花燦爛，火焰山上有玫瑰飄香;就等於說一條泥鰍在放聲高歌，一隻鹽水鴨在展翅飛翔。這種說法因過於荒謬，迷惑性還不算太大。而另一種美化“文革”的言論，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間是沒有腐敗的，“文革”時期的官員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質的反腐”:這就是那種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論。腐敗源於權力的不受監督和約束。如果說，在“文革”前，權力沒有有效的監督和約束，那在“文革”時期，造反派奪得了權力後，這權力就更不被監督和約束了。判斷腐敗嚴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員受賄的絕對數額有多大，或者說，主要不是看權錢交易的絕對“交易額”如何，而要看社會普遍的物質生活狀況與受賄金額、與權錢交易的“交易額”是一種怎樣的比例。數百萬元的腐敗案，今天已司空見慣;數千萬元的受賄，也不能讓人有絲毫驚訝。超過億元的權錢交易，這幾年也數度見聞。這種規模的腐敗，在“文革”時期當然不可能普遍。這首先是因爲“文革”時期整個社會在物質上都是極其匱乏的。一群強盜闖入一貧困之家，將室內最後一枚鐵釘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過幾百元;另一群強盜闖入一富豪之宅，只揀黃金美玉等值錢的拿，一般東西則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數十萬元:你決不能在這兩群強盜之間分出道德上的優劣;你決不能說闖入貧困之家的強盜因只搶得數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闖入富豪之宅的強盜高尚千萬倍。而在一定意義上，“文革”期間的腐敗官員，就像闖入那貧困之家的強盜，而今日的腐敗官員，闖入的則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間，我生活在最底層的鄉村。我的記憶告訴我，“權錢交易”在“文革”期間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後期一位公社副書記對我父親說過的一番話。他說:“要辦事情，就要學會送東西。送他東西，難道是在疼他?還不是在疼自己!”這番話令我父親有醍醐灌頂之感。辦事情要“送”，這一點我父親當然早已懂得。但“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父親此前似乎一直沒悟透。“還不是疼自己!”———那時在公社中學教書的父親，以爲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賄時，多少都有一點心理障礙，尤其剛開始幹這種勾當，事前事後，心裏都會很彆扭。但“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賄的心理障礙、消解行賄的心中彆扭。有位小說家前幾年寫了一部以“文革”爲背景的長篇小說，名爲《啓蒙時代》。如果把讓人對任何一種道理的懂得，都視作是“啓蒙”，那麽，在“文革”期間懂得了“還不是疼自己!”的父親，也可謂是被這位公社副書記進行了“行賄啓蒙”。被“啓蒙”的父親，此後多次以讚賞的口氣對我講解著“還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間就接受了“行賄教育”的。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父親對“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的鸚鵡學舌，在某些人生關頭，總在我耳邊響起。但因爲心中的障礙和彆扭過於堅固和強烈，“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擋。如果說對他人的“送”，是因爲要“疼自己”，那麽，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嗎!然而，前些年父親重病，從這家醫院轉到那家醫院，我也就給這個醫生送完紅包，又給那個送。這時候，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聲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卻不能不疼自己的父親!”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賭氣，卻不能拿父親的生命撒野。———這樣想後，便硬起頭皮，懷揣信封去找醫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從“還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親!”，說到底，還是“文革”期間接受的“行賄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間城市的情形，我沒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敗方式。在農村，那時候，縣以下是公社、大隊、生産隊三級“政權”。農民們每天面對的是生産隊的隊長。隊長，在那時候的農村，是有著極大權威的。生産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說了算。一個本來還算老實本分的人，當起了隊長、掌握了統禦全隊的絕對權力，就會變得驕橫起來。而再剛烈的人，在隊長的威權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爲隊長“官”雖不大，卻有整個國家的“專政機器”在爲他撐腰。敢與隊長較勁，敢違隊長之命，就意味著是在對整個國家政權挑戰，最終，肯定成爲“階級敵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個生産隊，就形成了這樣的“規矩”:任何一家來了客人，都要請隊長陪客;甚至家裏有了匠人，也要請隊長作陪。來了客人，家裏有了匠人，桌上的菜當然要好一些。所謂請隊長來“陪”，當然是請他來享用這自己也捨不得動筷的好菜。這隊長還不是“隊長”時，是滴酒不沾的。當了隊長後，硬是讓家家戶戶“請”成了一個酒癮極大者。酒癮極大的隊長，每喝必醉。醉了則大發酒瘋。那時上海産的“飛馬牌”香煙，是僅次於“大前門”的好煙。隊長在醉後，往往嘴裏叼著“飛馬”，將一個漢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顛動著，叼著煙的嘴，連聲喊著:“飛馬、飛馬……”有時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請他來吃喝的人。每當這時，最興奮的是孩子們。對於他們來說，這是難得的娛樂。

最初，是有人爲巴結隊長而請其“陪客”。有人開了頭，別的人家就得跟上。當絕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請隊長陪時，那最不情願的人家，也不得不遵從已然形成的“規矩”。得罪了隊長，那就等於穿著濕衣服過日子，沒片刻舒服。隊長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裏拿著種棉花的小鐵鏟，走在田埂上。他們玩的是捉黃鱔的遊戲，這是一種古老的遊戲，一代代孩子都玩過。他們還沒有動手，隊長遠遠望見後跑了過來，將其中一個孩子手中的鐵鏟奪下，扔進不遠處的池塘;又屈起兩指，在這孩子頭上敲了兩個鑿栗，然後揚長而去。走了幾步，回過頭說:“田壩都讓你搞壞了!”不理會其他孩子，只對這個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臉惶惑。這孩子回家後將此事告訴父親，父親默然不語。父親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隊長了。父親想的當然不是找隊長討說法。他想的是以怎樣的方式賠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氣，說明得罪得並不嚴重，要賠罪該不難。下次請隊長陪客時，多敬幾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憐的農民們，請隊長吃飯，當然也是一種賄賂。這是一種“權吃關係”。這種“權吃關係”，確實與今日慣見的腐敗大爲不同。從“請吃”的農民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向隊長行賄，並不是爲了從隊長那裏得到什麽，而是爲了不得到什麽:不得到騷擾、刁難、迫害。從“吃請”的隊長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受賄，作爲回報，不是要爲對方做什麽，而只需不對對方做什麽:不在集體幹活時對對方家的人雞蛋裏找骨頭，不在派工時刻意爲難折磨對方家的人，不在對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動粗……行賄而僅僅是爲了避禍，這可以稱之爲防禦性行賄。這種防禦性行賄，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間卻普遍得多。

其實有許多文學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過“文革”期間的腐敗。1979年問世的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揭露的“文革”期間的腐敗現象，不也堪稱觸目驚心嗎?王守信，一個縣燃燒公司的經理兼支部書記，從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貪污了五十余萬元。那時候，月薪五十幾元，就是高工資了。五十余萬元，也相當於今日的數千萬元吧?貪污來的錢，王守信並沒有都落入自家腰包，相當一部分用於向上級部門行賄。王守信利用權和錢，編織了一張腐敗之網。這也說明，腐敗，在那個時候，也是極其普遍的現象。同樣是1979年問世的高曉聲的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也讓人看到“文革”期間的官員是怎樣對百姓巧取豪奪的。今天的一些人，他們之所以認爲“文革”期間沒有腐敗，是以爲那時的“群衆造反”是有效的反腐方式。這真是天大的誤會。“造反派”在奪得權力後，在斂財漁色上往往更肆無忌憚，更窮兇極惡。“文革”期間的“群衆造反”，本質上也是一種阿Q式的“革命”。阿Q如果以“造反”的方式成了未莊的主宰，他將怎樣奪取財物和女人，已由他自己做了預告。而“文革”期間以“造反”的方式奪得了大大小小的權力者，正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成功了的阿Q。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王守信，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小說《李順大造屋》中的那個公社磚瓦廠的“文革主任”，也是靠“造反”奪得權力的。如果說王守信到1971年才開始他的“貪腐事業”，那《李順大造屋》中的這個“文革主任”，則是一朝權在手，便把利來謀了。爲了讓那些美化“文革”的人明白那時候的“造反派”是什麽貨色，我還是照抄小說中的幾段:

李順大想得太落後了，在文明的時代裏，文明的人是無需使用那野蠻手段的。有一個造反派的頭頭，在光天化日之下，腰裏插著手槍，肩上挂著紅寶書（引按:“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今天一些歌頌“文革”的後生，恐怕未必知道。）由生産隊長陪同，到李順大家做客來了。原來他是公社磚瓦廠的文革主任，很講義氣，知道李順大要造房子買不到磚，特地跑來幫助解決困難。他大罵了一通走資派劉清不替貧下中農謀利益，現在則輪到他來當救世主了，只要李順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錢來，他負責代買一萬塊磚頭，下個月就可以提貨。這話說得過分漂亮，原是值得懷疑的。但李順大卻認爲，彼此都住同一大隊，雖然沒有交情，也三天兩頭見面，從前也不曾聽說過這人有什麽劣迹，現在出來革命，總也想做點好事，不見得馬上就騙人。況且又是生産隊長同來的，還有槍有紅寶書，真是講交情有交情，講信仰有信仰，講威勢有威勢，李順大雖然當過三次逃兵，還沒有經過這種軟硬兼施的場面，心一嚇，面一軟，雙手顫顫數出了二百一十七。

到了下個月，大概本來是可以提貨的，想不到李順大交了厄運，被公社專政機關請去了，要他交代幾件事:一、你當過三次反動兵，快把槍交出來;二、交代反動言行（例如他說過“樓房不及平房適用，電話壞了修不起”的話，就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

後來的事情就不用說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來後也沒有多言。不過有兩點頗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時候，是磚瓦廠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圍。作爲報答，事後私下商議從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關押他的那間房子造得相當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詳細地在那裏研究了建築學，對自己將來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輪廓。

從“土改”時始，李順大的全部生活目標，就是造幾間屬於自己的屋。以常人難以想象的節儉，到“大躍進”開始時，備齊了可造幾間房子的材料，卻都被充了公:磚頭被拿去造煉鐵爐，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車。“大躍進”過後，李順大開始了新一輪的節儉。有了上次的教訓，這次李順大不再積攢實物，只是存蓄現金，等到錢備齊了一下子把材料買來，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開始時，李順大又備齊了可造幾間屋的錢，卻什麽也買不到了;卻買什麽都要“走後門”了。用小說中的話說，那時，許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門，小官開後門，老百姓求別人”。正是看到了李順大急於造屋卻買不到材料，那個磚瓦廠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騙亦搶的流氓手段，從李順大手中弄去了那筆買磚的錢。“文革主任”錢到手後，便串通公社“專政機關”，對李順大關押拷打;待到李順大“吃不消”時，他再來“解圍”。這樣做，就是讓李順大從此不提錢和磚的事。

在生活必需品緊缺的年代，送上一定分量的這類物品，往往就是有效的賄賂。糧食、雞蛋、食油、老母雞這幾樣，是我們那裏農民“文革”期間用於賄賂的主要東西。送人母雞的情形比較少。母雞被稱爲“小銀行”。在那年代，農民的日常開銷，都指望著母雞生蛋。尤其是每日都必不可省的吃鹽和點燈，要完全靠賣雞蛋維持。每個大隊的小賣部，代國家收購雞蛋。那時候，國家收購農民的生豬和雞蛋，多多益善，據說是拿去換外匯。農民自家養的豬，是不能隨意宰殺的。殺自家的豬，像後來多生孩子一樣，要有“指標”，要先期獲得批准。在獲得“指標”的同時，要向國家交稅，所以農民都把這叫做“裁稅”。要殺豬須先“裁稅”。不“裁稅”而殺豬，公安局就會來抓人。其實，農民殺豬，是並不賣肉的。總是家中要辦婚事，才申請殺豬指標。婚事都定在臘月裏，逼近年根時辦。農民家裏，通常都只養一頭豬，多了沒東西喂。正月裏把小豬買回，臘月裏賣出。年底要辦婚事的人家，則老早就開始爭取年底殺豬的指標。我所非常熟悉的那個生産隊，幾十戶人家，每年臘月也就一家人家殺豬。自家養的豬，必須賣給國家，價格由國家定;自家養的豬，經批准後，殺了，要給親戚們送點肉，餘下的，就留著辦喜事和過年，並不賣出一兩，卻仍然必須向國家交稅———於此也可看出那時國家是怎樣剝奪農民的。殺豬沒辦法瞞人，所以國家可以控制。我相信，如果吃雞蛋國家也能控制，那時也會控制的。但實在無法制定一項禁止農民吃自家雞蛋的法令。所以農民如果把自家的雞蛋都留著自家吃，並不賣給國家，國家也無可奈何。但實際上，農民是很少吃雞蛋的。來了客人時，會蒸個雞蛋羹，那也是一個雞蛋加上一碗水。我一直納悶的是，國家那時在我們那裏收購雞蛋，是不論斤而論個的:無論大小，一律六分錢一個。那時，火柴二分錢一盒;食鹽一角五分一斤;煤油三角五分一斤;豬肉七角三分一斤;最便宜的香煙，八分錢一盒。六分錢，並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吃一個雞蛋，就等於吃下六分錢啊，人們怎麽捨得?雞蛋是母雞所産，所以農民也不會輕易用母雞送禮。但在有特別重要的事情要求人時，也會送上兩隻母雞。接受母雞的人家，也並不吃，而是養著，讓雞下蛋。送母雞雖不是送現金，但也相當於現金了。在一般情況下，農民求人辦事，是送上一籃子雞蛋、一擔稻子、數斤菜油。在食物緊缺、營養普遍不良的年代，其價值，也不亞於今日厚厚的一個信封了。

路遙的小說《人生》改編的電影

1982年問世的路遙的小說《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來是大隊小學的民辦教師，後來被大隊支書的兒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學是大隊的小學;大隊是支書的大隊;民辦教師的報酬由大隊支付，也就是由支書支付。大隊書記的兒子要當民辦教師，普通農民的兒子高加林當然就只能讓位。那時候，城市知青被稱爲下放知青，農村的孩子讀完初中或高中後被稱爲回鄉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調”，即到城裏工作。對於回鄉知青來說，能在大隊小學當個民辦教師，就是很幸運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學當個民辦教師，那就是天大的幸運了。要能有如此好運，就要向有權決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許多次，才有可能如願以償。如願以償後，並不能就不再“送”。有權給你這職位的人，也能夠隨時請你卷鋪蓋走人。爲了保住這職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鄉知青多而民辦教師的職位少，那就看誰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參軍，也是那時農村青年的一條出路。要能穿上軍裝，當然也得“送”。雖然那時是普遍窮困的，但也有比較寬裕和更爲寒窘之別。只有那種比較寬裕一點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當民辦教師、參軍一類事，是與那種寒窘之家無緣的。寒窘之家可以沒有非分之想，但卻免不了會有人生病。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額外之財。那時農村有所謂“赤腳醫生”，一個大隊一個。現在有些人對“文革”時期農村的“赤腳醫生”大唱讚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腳醫生”本身是農民，只懂得一點非常皮毛的醫學知識。他們往往是從泥田裏上來，背起藥箱就去給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夠做嚴格的統計，“文革”期間“赤腳醫生”治壞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爲，“赤腳醫生”完全是反智主義的産物，體現的是對科學的極端蔑視。“赤腳醫生”上門診治，理論上是毋須付診費的。這也是現在有些人歌頌“赤腳醫生”的一個理由。但實際上，卻並沒有這麽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個“赤腳醫生”，因爲懂得了一點衛生知識，知道有些病會傳染，所以從來不碰人家的茶碗。他到人家家裏來，也就是送個藥、打個針，幾分鐘的事，卻必定要吃人家一些東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來時，一碗麵條已經煮好，上面再加一兩個雞蛋。待他拿完藥或打完針，就把麵條端上。他也毫不推辭。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這樣招待，下次要請他，就難了。我每看見他並非吃飯時間在人家家裏慢條斯理地吃飯，都有一種怪異的感覺。令這個大隊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髒，怎麽就不怕人家飯髒呢?

“文革”期間，大隊開始有了手扶拖拉機。當手扶拖拉機買回時，頗引起些興奮和議論。這是那時農村擁有的最現代化的東西了。“文革”期間，每個大隊都辦起了所謂“林場”。

我們那裏並非林區，充其量有些丘陵。辦林場的目的，我以爲其實是爲了把分散在生産隊的下鄉知青集中起來，由大隊統一管理。下鄉知青分散在各生産隊，問題太多。而要把全大隊的下鄉知青集中起來，就得有個依託。林場，就是這樣一個依託。全大隊的下鄉知青都集中到林場，大隊派一個人當場長。這實際上是把下鄉知青與貧下中農相分離。林場裏的知青，在場長帶領下，除了種樹，也種些瓜果之類。當大隊有了手扶拖拉機時，大隊書記便派拖拉機，把林場出產的東西，一車一車地往公社書記家拉。那時，大隊也沒有什麽集體經濟，弄台拖拉機，其實是沒什麽用場的。用它來送禮，就是最大的用場了。

阿城小說《棋王》改編的電影

1984年問世的阿城小說《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爲了能“上調”到地區文教部門，把祖傳的一副明代烏木棋送給了地區文教書記。這還不夠，倪斌還寫信回家，叫寄些字畫來。說“文革”時期沒有腐敗的人，其實只要去問問那時的下鄉知青，就會知道自己有多麽荒謬。下鄉知青日間思、夜裏想的，是“上調”。“上調”的名額非常緊張，競爭是很激烈的。要得到這寶貴的名額，就得“送”，就得比別人多“送”。至於女知青，有時還得把自己的身體向那手裏有名額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實也有許多文學作品寫到了。即便不是爲了“上調”，即便僅僅是爲了平時所派的活輕一點、所受的待遇好一點，也得“送”。家庭條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請假不出工，就因爲“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兩頭回家。如果每次從家裏回來，都能“送”上可觀的孝敬，當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見過“下鄉”幾年卻幾乎都住在城裏的知青。每年來一兩次，住幾天又回，卻比別人更快地“上調”了。那原因，是盡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農村的生活狀況。這是“文革”期間的著名事件。李慶霖信中說:“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麽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說“文革”期間沒有腐敗的人，爲“文革”大唱讚歌的人，動輒說別人把“文革”妖魔化。難道他們不知道李慶霖“告禦狀”的事?難道他們沒有讀過這封信?李慶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膽，也不敢對毛澤東說謊吧?

對“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幾乎成爲一種潮流，原因是多樣的。這裏難以細細分析。只說一點，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頌“文革”的言論享有無窮的空間，想怎麽歌頌就怎麽歌頌;揭露“文革”、批判“文革”，總是受到限制、壓制。———那些對現實不滿的“文革”歌頌者，至少應該感謝“現實”給了他們盡情歌頌“文革”的自由吧?

（摘自《隨筆》作者：王彬彬）


陳小魯：我爲什麽說“文革”在劫難逃？

2014-02-13 國家人文歷史

時隔47年後，陳小魯再一次出名了，網路上鋪天蓋地都是他的名字，他感到很意外。

47年前，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京市叱吒風雲的學生領袖，是大名鼎鼎的“西糾”發起人，他曾組織過3000多人的批鬥大會，批鬥北京市教育局和西城區重點中學的“黑線人物”。40多年後，他爲自己當年的種種荒誕行爲，作出公開而誠懇的道歉。

陳小魯是中共元老陳毅元帥之子，作爲一名標準的“紅二代”，如此正式高調地爲“文革”道歉，自然引發外界各種解讀和猜想。由於大陸官方對“文革”歷史的諱莫如深，許多年輕人並不知曉那段紅色恐怖歷史，近期，在一些群體中甚至出現了“文革”翻案風，這正是陳小魯覺得有必要道歉的原因之一。

在北京雨兒胡同的家中，陳小魯接受了鳳凰周刊記者兩個半小時的專訪，暢談了自己的“文革”經歷和公開道歉的心路歷程。時隔四十多年後再來回顧那段歷史，尤其是在公開道歉以後，陳小魯已經非常釋然，對記者提出的諸多質疑，他也並不避諱。

他一再強調，道歉是個人行爲，“我在道歉中沒有提毛澤東，沒有提“四人幫”，沒有提任何人。我是在做自我批評，我希望能找出犯錯的原因，讓後人避免重蹈覆轍。”

與父親“劃清界限”

“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那一年，陳小魯是北京八中高三的學生，時年20歲。

因爲是“開國元勳”之子，再加上平時接人待物成熟穩重，學習成績優異，他在同學當中有相當高的威望，是學生中的精神領袖。

八中是北京市的重點中學，採取“三三制”原則招生，即學生中1/3是幹部子弟，1/3是普通知識份子和藝術家子女，還有1/3是出身不太好、家庭有問題的黑五類子弟。在“出身論”“血統論”盛行的年代，這種出身差異，讓學生之間有著天然無法消弭的隔閡。

“到了高中，我開始真正關心政治。”陳小魯在米鶴都主編的《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一書中寫道。外界紛紛擾擾的政治氣氛，讓本應該在學校好好讀書的學生，在政治上過分早熟。尤其是幹部子弟，因爲掌握更多的“內部資訊”，他們比其他學生更是先知先覺。

“文革”一開始，便宣佈取消高考，停課鬧革命，這讓正值高三、背負著高考壓力的陳小魯興奮不已。“我們當時都很高興，因爲學生就怕考試，我們高興得歡呼雀躍，把書都扔掉了。”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陳小魯臉上洋溢著喜悅。

沒過多久，全國局勢大亂，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一次，在吃飯的時候，陳毅問陳小魯，“文化革命來勢洶洶，你們學校怎麽樣了？”陳小魯說，學校停課了。

陳毅時任外交部部長，對“文革”仍然心存疑慮。他對兒子說，你要積極參加運動，但要把握住自己，謹慎從事，並提出“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也不要問，別人問就說不知道。你學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你也不要跟我說”。

就這樣，父子之間劃清了界線，也等於是建立了一道防火牆，時局的變幻莫測，讓所有人都謹小慎微。“後來我所有的行爲，跟父親都沒有關係。我從來沒向他報告過，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這些事情。”後來外交部也“著火”了，陳小魯卻有意識地避嫌，不去過問。

都是同學，抄什麽家？

1966年6月9日，北京八中發生了“老黃賣血事件”，“老黃”是八中的工友，因生活艱難，賣過幾次血，這件事被學生發掘了出來，在學校貼了大字報，學生們認爲學校領導“太沒有階級感情”，於是把學校領導揪到臺上進行質問。

隨後，團中央派工作組到八中，宣佈校領導靠邊站、寫檢討，把學校控制了起來，但揭發來揭發去，並沒有發現學校領導有多少問題。陳小魯回憶道，在工作組主政的那段時間，整天就是開會，要求結合八中的實際學習報紙上的社論，大家都覺得很枯燥，但誰也不知道運動該怎麽搞，工作組也沒譜，一天天混日子。

當時，毛澤東對學校有一個基本判斷，即“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根據毛主席的這一指令，學生們暗自揣摩，究竟誰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最終答案是，“不是一般老師，而是校領導”。

陳小魯說，“我們當時對校領導的基本看法是，北京市是一個黑幫，官話叫‘反黨集團’，就是‘彭羅陸楊’。他們有一個組織系統，包括北京市委、區委，到校內黨支部，有一條黑線。校領導就是‘黑線人物’，而我們八中又是好學校，尤其在北京是個典型，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

工作組進校沒兩天，學校就召開教職員工大會，陳小魯作爲學生代表在會上激情澎湃地講話。他講，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我們當時只是要破除‘師道尊嚴’，動員老師起來造校領導的反，因爲老師們經受了反右鬥爭，不敢說話，但我們認爲老師是知情人，因爲老師離校領導比我們近。”

當時，北京許多學校都出現了毆打老師的情況，但是，作爲八中學生領袖的陳小魯認爲，多數老師都是團結的物件，只有個別能揭發出是“特務”或者“現行反革命”的除外。因爲陳小魯不主張鬥老師，所以在八中並沒有出現大規模批鬥老師的情況。

而對於同學，在陳小魯眼裏，則更應該是團結的物件，而不是鬥爭的物件。有同學主動提出要去抄自己家，陳小魯反問，“我們都是同學，抄什麽家？”他要那位同學回去整理家裏的東西，把“不好”的東西處理掉。陳小魯的這種態度，讓那位同學心懷感激，在陳小魯公開道歉後，他立即發來短信表示支援。

榮登“校革委會主任”

7月29日，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宣佈撤銷工作組。隨後，各校模仿巴黎公社原則選舉“校革委會”，來領導學校的運動。

陳小魯原本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但對“文革”究竟是怎麽回事，要怎麽搞，他心裏也很虛，所以當時並不想進校革委會。可選舉的結果，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差20多票就是滿票，他被選爲校革委會主任。他向記者回憶，“那時的青年人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也是衆望所歸。大家選了你，沒辦法，只得幹。”

就在這一天，還發生了另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原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的兒子、北京大學學生譚力夫貼出一副紅衛兵對聯，叫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一貼出來，就産生了轟動效應，圍觀者、傳抄者、批評者無數，紅五類和黑六類爲這幅對聯鬥得不可開交。

雖然陳小魯的“老子”無疑是英雄，他卻不能認同這種“血統論”。當時，每個學校的紅衛兵都有一個總部，還要有一個氣壯山河、激情澎湃的宣言。八中學生在討論成立紅衛兵總部的時候，有人提出也要用譚力夫的對聯作宣言，陳小魯卻不同意。

他提出，不如用毛主席的詩詞，“爲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這麽一說，也沒有人敢說不行，但是初中的學生卻不接受，結果沒談攏，八中紅衛兵也就一直沒有統一的總部，而陳小魯也因此沒有參加紅衛兵。

解散民主黨派

不過，這並沒有影響陳小魯出名，陳小魯的名字第一次廣爲人知，是因爲他以八中紅衛兵的名義發佈了“解散民主黨派”的通令。這在今天看來讓人心驚肉跳的事，在當時卻如兒戲般進行了，由此也可見，那是一個何其荒誕的年代。

當記者問道爲什麽會想要解散民主黨派時，陳小魯長長地喟歎，“這多少有點因爲年輕呐！當時破四舊，紅衛兵到處發通令，看到什麽不順眼，就發通令破掉。而且紅衛兵都有出版的權利，就像現在寫博客一樣，可以隨便寫，寫完了可以讓印廠免費印刷，印完了就拿去散發、張貼，也沒有人監督。我們也想寫，也想表現一下自己嘛，最後我就想到民主黨派還沒人碰。”

爲此，他們先學習了毛澤東的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講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但有兩個前提，一個是共產黨的領導沒有錯誤，另一個是民主黨派必須接受共產黨的改造。

“我們當時認爲第一條肯定沒有問題，共產黨領導沒有錯誤，毛主席領導怎麽會有錯呢？實際上文化革命就是共產黨領導錯了。我當時覺得第二點他們沒有做到，所以提出要把民主黨派解散了”。

於是，他們以八中紅衛兵的名義發佈了通令，要求民主黨派3天，即72小時內解散，發完通令，竟把這事給忘了。還沒到72個小時，民主黨派機關的群衆組織就來電話問，期限到了，你們怎麽辦？

其實當時誰也沒想好要怎麽解散，以爲民主黨派自己解散就完了，陳小魯靈機一動說，收大印。他們說，那好，我們派車接你們。結果八個民主黨派的大印都被沒收了。

沒想到這件事馬上傳開了，陳小魯的名氣陡增，他並沒有意識到此事的重大性，“這事多少有點鬧著玩，但它的牽動很大。”陳小魯對記者說。

兩天後，主管統戰工作和民主黨派工作的李富春把陳小魯叫去訓話，說你們好大的膽子，什麽都敢管，連中央的事情都敢管。這麽大的事情，你們就擅自作主？

失控的音樂堂批判會

8月18日，“文化大革命”迎來了第一個高潮，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了上百萬紅衛兵，陳小魯也跟著瘋狂的人群高呼“毛主席萬歲”。

如果說在8·18之前，局勢還可以控制的話，那麽在8·18之後，形勢已經完全失控。因爲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說了一句“要武嘛”，紅衛兵認爲這是個號召，武鬥就控制不住了。

此前，黨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文革“十六條”，陳小魯逐字逐句的學習，讀到“我們的目的是鬥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他自以爲找到了方向。

他認爲，運動搞了二個多月，沒聽說批鬥北京教育系統的走資派，既然以前工作組在的時候不批，現在他們走了，我們應該批。他就挑頭組織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書記張文松和教育局局長李晨，還有幾個西城區重點中學校領導的批判會。

除了八中外，陳小魯還聯絡了四中、六中，他們欣然同意參加；他又到北京市教育局，邀請教育局的群衆組織，他們也表示支援，並積極商定發言人，最後把場地安排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正好能容納四、六、八中的三千人。

8月19日，批判會如期舉行，陳小魯坐在主席臺上，他不是主持人，也沒有發言。他原本單純地以爲，批判會就是組織一些人發言，喊喊口號，發完言就該結束了。

沒想到意外很快發生，突然一群學生沖上主席臺，掄起皮帶抽那些書記、校長，打得他們頭破血流，陳小魯擋也擋不住。慌亂之中，他舉起紅衛兵的旗子，朝著那些沖上臺的學生喊口號，“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這樣才停了下來。

據八中當時的校長溫寒江回憶，自己是被幾個高一的學生押著，一路小跑才到的音樂堂，一路上被學生用皮帶抽打。在批判會結束之後，還被打了整整3個小時。

批判會結束後一兩天，死亡很快發生了，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殺。陳小魯至今追悔莫及，他還清楚地記得，自己趕到學校南側的那個教室裏時，華錦全身浮腫，一動不動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發起成立“西糾”

音樂堂的武鬥和華錦書記的死，給陳小魯帶來極大震撼，雖然他始終反對打人，但作爲批判會的發起人，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思想也漸漸地由激進的革命造反轉爲保守。

當時，北京城一片混亂，打人、抄家、批鬥都沒人敢管。周恩來也講，“中學紅衛兵是一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也管不起來，有些精神也傳不下去。”

聽到這個消息，陳小魯認爲，紅衛兵自身的缺點、錯誤，也應該有人來管。別人不敢管，也管不了，但自己應該管一管自己。他說：“十六條有規定，讓群衆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嘛！”

於是，他萌生了成立一個糾察隊的想法，目的就是檢查紀律、維持秩序、糾正紅衛兵當中的不良作風，遏制紅衛兵在破四舊、批鬥領導過程中不講政策的行爲。

陳小魯與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每個學校紅衛兵組織，抽出十幾個優秀分子，做糾察隊隊員，管理好自己的學校，再組成一個聯合的指揮部統一調度。之所以是“西城糾察隊”，是因爲四、六、八中都在西城區，“我們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兒就可以了，海澱、東城的太大了，我們管不了。”

結果一拍即合，8月25日，西糾成立，由北京四中的學生領袖孔丹擔任西糾總司令，秦曉任宣傳部部長。孔丹是原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和周恩來秘書許明之子，秦曉則是中科院副秘書長秦力生之子，因爲都是紅二代領導，可以與中央直接聯繫，西糾的影響力非常大。

起初西城區有31個中學的紅衛兵加入，後來擴展到50個。在陳小魯的遊說之下，東城區和海澱區也相繼成立了東糾、海糾，但組織能力和影響力都不及西糾。

陳小魯介紹，西糾成立的時候，中央是很支援的，周恩來、葉劍英、謝富治都到西糾總部去看過。西糾總部的辦公地點也是中央批的，原來是在九三學社，後來搬到了西十六條，還專門撥了摩托車、軍大衣。

有人認爲陳小魯是西糾的副司令，但他告訴記者，自己並沒有擔任過領導職務，甚至在西糾總部只待了一天。“發起成立西糾，靠的是我在學校裏的威信，四中的同學成爲主要負責人，在那裏主政。我比較隨和，也自覺地不管什麽事了。那時西糾與總理保持著密切聯繫，總理、葉帥都很支援西糾的事。”陳小魯說。

“天邊”的部隊生活

隨著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黨政軍局勢已經完全混亂，陳小魯的父親陳毅和葉劍英、譚震林等老幹部，站出來聲討中央文革的錯誤，卻被定性爲“二月逆流”。

陳小魯看到許多自己熟悉的叔叔伯伯和朋友被打倒，他的內心也越來越矛盾和迷惘。從此，他淡出了運動，改名陳衛東，成了逍遙派，到北京718廠勞動去了。然而，關於陳小魯的種種留言，卻沒有因爲他的淡出而停止。陳毅被懷疑爲“聯動”後臺，而陳小魯則理所當然的是陳毅的“聯絡員”，中央文革企圖從陳小魯身上搜集到其父的黑材料。

1967年初，中央文革抓了數百西糾、聯動分子，包括孔丹、董必武的兒子董良翮等人在內，後來是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寫血書，告禦狀，毛主席下令釋放全部被抓的紅衛兵。

到了1968年初，中央文革又想抓陳小魯，周恩來爲了保護陳毅父子，就出了個主意，把陳小魯送到部隊去，使他跟社會隔離開來，這樣即使他是“聯絡員”，也無能爲力，抓起來也不容易。如果他不是聯絡員，當兵也是當時年輕人最好的選擇，也對得起陳家父子。

回憶到這裏，陳小魯感歎地說：“總理是有心人，有智慧，這麽小的事，想的如此周到，處理的如此得當！中央文革就想不到。”

在征得陳毅和陳小魯同意後，周恩來把陳小魯安排到遼寧盤錦的39軍，同時宣佈一條紀律：不得給家裏寫信、不得與外人聯繫。

部隊在盤錦的一個農場，離最近的鎮有30華里，用陳小魯的話說，“就跟天邊一樣”。住的是地窨子，喝的是從大幹渠裏放來的水，因爲含有過多的堿，味道是苦澀的，而平時連隊最好的菜就是海蠣子炒雞蛋。

在部隊，陳小魯並沒有改名，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作爲“二月逆流”黑幹將的子弟，他並沒有受到戰士的歧視或欺辱。他和戰士吃一樣的飯菜，一樣出操、訓練、下田、做班務，幹得比一些老戰士還努力，兩年都被評爲“五好戰士”。1970年初，陳小魯被正式批准入伍。同年3月8日，他加入了中囯共產黨。

同年5月，由於不能跟家裏通信，陳小魯天天聽廣播、看報紙，只能零星地得到父親的消息，到了九大以後，陳毅就沒再出現在報紙上。直到1971年，父親病重，陳小魯才被批准回家探望。1972年1月4日，陳小魯再次從部隊回到北京的時候，已是父親彌留之際，2天後，陳毅與世長辭。

在瀋陽軍區的幾年，雖然遠離政治中心北京，卻仍然不是“法外之地”。1975年底批鄧，瀋陽軍區亦不能倖免。此時，年僅29歲的陳小魯，已經是瀋陽軍區最年輕的團政治部主任，而他所在的團是軍區“學習小靳莊”的典型，而小靳莊是江青抓的點，他要主管“批鄧”和“學小靳莊”，即便心中極不情願，也不得不帶頭批鄧。

他在跟記者的對話中，談到文革中最後悔的五件事，其中之一便是批鄧，而在一次答網友問中，他更是表示，鄧小平是他心目中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對“文革”早已有了重新認識的陳小魯，無奈之下向岳父粟裕將軍寫信，請求調回北京，粟裕是從普通士兵一路升到大將的，他認爲軍人就應該在戰場上才能得到鍛煉，坐在機關沒有出息，因此不同意陳小魯離開野戰部隊，但看到信裏寫“道不同，不與爲謀”，他理解了，把陳小魯調回了北京。

行前軍長挽留陳小魯，說：“軍區組織部最近對新提拔的年輕幹部做了調查，你表現最好。你是我們的培養重點，要不了幾年，我這個位置就是你坐的。”陳小魯推託的理由是岳父身體不好和解決夫妻兩地分居，他調到總參二部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粉碎了，“文化革命”劃上了句號。

採訪最後，記者問到陳小魯對“文革”的體會，他說：“文革開始時，我是衝動的造反學生，文革結束，我是成熟的革命戰士，從此我再不盲從迷信，隨波逐流，儘管後來道路曲折，但我總能獨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實現思想的轉折，這是文革最大的收穫！”

（《鳳凰周刊》徐偉/文）


【國家人文歷史】古今“土豪”對比：昨天打“土豪”，今天和“土豪”做朋友

2014-01-25 楊津濤 國家人文歷史

“土豪”成爲網路流行語後，很快風靡全國。朋友見面，少不了相互調侃幾句：“今天攤煎餅加了五個雞蛋，我真是土豪啊！”“聽說老兄你買了輛凱迪拉克。土豪，我們做朋友吧。”很多時候，我們所說的“土豪”，其實著重的不是“豪”，而是“土”，在內心中含有那麽一點點鄙視：這傢夥真有錢，但也太沒品位了。

 古代土豪掌握武裝力量

“土豪”一詞古已有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含義，關鍵就在如何理解這個“土”字。漢朝有所謂豪強，他們依仗財勢，兼併土地，成爲一方霸主。

《水滸傳》中的曾頭市、祝家莊都是標準的土豪，他們劃地自守，對抗土匪。兩宋之交的時候，朝廷甚至徵發土豪去鎮壓民變、抵禦外敵。歐陽修給宋朝土豪下過一個定義，“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僞，凡于戰守，不至乖謀。”截止到兩宋，土豪都是一種體制外力量，他們握有武力，對地方政府構成一定的威脅，被朝廷視爲隱患。

明清時，土豪的身份發生了改變，“土”字作爲土著的意思減弱，可以簡簡單單地解釋爲土地了。從此，有土地的大富豪就是“土豪”了。

1950 年北京郊區完成了土地改革。這是翻身農民開會鬥爭惡霸地主。

“土豪”與“劣紳”並列

我們知道“土豪”這個詞，恐怕大都是源于中學歷史教科書。北伐期間，國共合作，兩黨聯手在各地開展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運動。原本中性的土豪一詞與“劣紳”並列，只好隨之萬劫不復。

1926年底，北伐軍攻入武漢，開啓了“打土豪”的先聲。農會的“革命熱情”被激發起來後，打土豪的節奏逐漸就脫離政府掌控，自行組織群衆對土豪毆打、遊街、罰款，乃至槍斃。爲了約束農會，兩湖等革命地區的國民黨黨部在中共幹部的幫助下，制定了“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如湖北規定，曾經有過“反抗革命或阻撓革命及作反革命宣傳者”、“藉故壓迫平民，致人死亡者”、“包攬鄉間政權，武斷鄉曲，劣迹卓著者”等11項行爲之一的，才是土豪劣紳。

按照以上規定，農會在處理土豪時，要經過一個“特別法庭”審判的程式，但事實上很少有地方遵守，導致不分青紅皂白打土豪的情況愈演愈烈。農會只要看上誰家闊綽，才不管是地主、商人，還是富農，一概是鬥倒再說。最後北伐軍將領們也無法倖免，不少都被抄了家。

走到這一步，兩黨也沒法合作了，夏鬥寅的反共通電指責中共“循至無紳不劣，有土皆豪，四境騷然”。中共領導下的群衆運動，過於激烈地打土豪，成爲國民黨“清黨”的重要理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糧食人民委員會1934年發行的借穀票。

蘇區中紅軍與土豪對峙

中共同國民黨分手後，打土豪的革命傳統被延續下來。1927年9月，毛澤東在文家市演講時說，“部隊的吃飯穿衣服都成問題，群衆生活也很艱難，不能向群衆攤派，相反的是土豪吃不完用不完，我們可以去打土豪。”中共隨即在文家市開展了第一次打土豪，解決了補給問題。毛澤東要求，部隊在留下充足的補給後，必須把剩下的分給當地群衆。但是窮人開始時不敢要土豪的東西，只好在晚上把糧食、衣服等偷偷地送到窮人家裏。“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也在文家市首次出現。

毛澤東帶部隊從文家市來到井岡山，開始了“工農武裝割據”，一個個蘇區相繼建立起來。在廣西左右江地區，“各地農民赤衛軍攻下豪紳地主的寨子，凡在寨子裏面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殺一個精光……對於邊區外的群衆，一律目爲反動派，互相仇殺。”作爲報復，廣西右江“土豪率地主武裝數十過河燒了三個村莊，搶牛、羊、女人。在各個蘇區都存在著赤白對立，白區土豪與蘇區群衆水火不容的情況。

這個問題在江西中央蘇區更爲嚴重，土豪們依仗村中的圍屋、山寨，聚集力量與紅軍對峙。

中共曾集中主力，對贛南鄉村中成百上千的土豪圍寨展開“攻堅”。石城縣的紅石寨地勢險要，附近的土豪、當地縣政府都前來避難，擁有1500多兵力。紅四軍花了兩個多月才拿下紅石寨。土豪圍寨的堅固由此可見。

後來紅軍加大兵力，到1932年2月，才將贛南的大多數“白點”拔除。但是剩下的圍寨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不僅時常騷擾紅軍後方，還主動進攻紅軍，成爲紅軍失敗的原因之一。

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打土豪分田地、活捉南霸天”

打土豪成了中共革命的標誌

中共的革命理論有很多，但在當時能被蘇區老百姓記住，且最徹底踐行的，大約就只有打土豪這一件事了。1929年，有中共幹部問農民：“你是革命嗎？”農民回答：“是的。”幹部問：“你怎樣革命法呢？”農民說：“殺盡土豪劣紳！”如果追問一句：“再呢？”很多人就答不出來了，至多是說：“殺盡土豪劣紳以後平分土地。”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開始了長征。這一路上，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幾萬人的補給如何解決呢？打土豪無疑是個捷徑。1931年1月，紅軍到達遵義，“沒收徵發委員會”主任林伯渠給紅軍士兵傳授了辨別土豪的簡便方法，即“一看、二摸”，所謂“看”就是看一戶人家的房子是否高大漂亮、家裏有沒有牲畜等“硬指標”；“摸”則是摸底調查，聽聽群衆的聲音。知道了基本情況，沒收徵發委員會就會出面，發動群衆去打土豪了。

土豪雖然不斷被打，但因基數很大，依舊在各地存在著。直到20世紀50年代，隨著土地革命在整個大陸的開展，原來意義上的土豪終於成爲了歷史名詞。等到改革開放後，土豪再一次現身時，其意義就同今天差不多了，基本等同於“土大款”。

（參考資料：黃道炫《蘇區時期的赤白對立》、錢偉新《攻堅: 土豪圍寨與中央蘇區的拔“白點”鬥爭》、梁尚賢《湖南農民運動中“左” 的錯誤及其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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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從公司治理看王朝政治

2014-01-28 國家人文歷史

如果我們將“家天下”時代的郡縣制帝國想象成公司，那麽它顯然是一個巨型的家族企業。皇室是這個家族産業的唯一股東，皇帝爲董事長，宰相則是皇帝聘請的CEO，率領一個由官僚組成的職業經理人團隊替皇上打理天下。這樣的權力框架，在秦漢時已經成形。

漢武帝是一個對獨裁權力具有特別嗜好的皇帝，他當然不打算跟其他人分享統治漢家天下的權力，更不打算當一名垂拱而治的“甩手掌櫃”。漢初，皇室與政府的分化，是國家治理結構成熟化的標誌。但這個分權的治理結構並不牢固，如果皇帝不甘心垂拱而治，則很容易出現所謂的君權與相權之爭，換句話說，就是産權所有人與經理層之間發生或明或暗的權力爭鬥。雄才大略的劉徹在當上漢帝國總公司的“董事長”之後，決心收回被子公司與CEO分走的權力，加強公司總部與董事長本人的權勢。武帝創設“內朝”，任用尚書、中書、侍中、中常侍等皇帝身邊的親信、近臣（即皇室“身邊人”），組成一個非正式的顧問與決策班子，架空外朝宰相之權。自此帝國中央便有了內朝、外朝之分。

在法理上，外朝是帝國正式的管理隊團，行使的是法定權力；內朝只是皇帝的私人班子，並無治理國家的職權，但因爲內朝諸人受到皇帝寵信，得以預聞政事，因而獲得了一種有實無名的、非正式的權力，我稱之爲“隱權力”。

漢武帝是個魅力型領袖，馭下有術，在他治下，“身邊人”尚不至帶來嚴重的問題。時過境遷，原來完全依附於皇權的“身邊人”，也會變得位高權重，不但不受人主控制，甚至威脅到皇權的安全。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恰恰也是外戚。這便是“身邊人控制”的惡果。

漢靈帝時期專權的十常侍

有漢一代，“身邊人”的問題越來越大。東漢中期之後，由於皇帝多是幼年登基，免不了出現母后柄權的情況，於是太后的“身邊人”——外戚常常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台，把持朝政。小皇帝成年之後，要奪回權柄，手法還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寵信的“身邊人”，只不過這時的“身邊人”換成了宦官。而宦官得勢之後，又複擅權亂政。最後，東漢産業被門閥世族瓜分、顛覆，中國進入近四百年之久的戰亂周期，直至李淵建立大唐政權，才迎來一個較長時段的承平之世。

在大唐“李記公司”內，董事長換成了李氏皇帝，CEO團隊的權力分配也發生了變化——宰相的權力一分爲三，由中書省頒發政令；門下省主復核，如不同意政令，有權“封駁”；尚書省則執行命令。中書、門下、尚書在漢代時都屬於皇室私臣，現在卻成了政府的正式首腦，即李記公司的CEO，當然也就不再是皇帝“身邊人”了。

漢代出現的産權所有人與經理層之間的權力爭鬥，在唐代依然存在。爲了避免CEO團隊坐大、擺脫控制，李唐王朝的“董事長”所想到的招數還是起用“身邊人”。首先受到李氏皇帝青睞的“身邊人”是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本來是由皇室供養的伎藝人員，以供皇帝隨時“召入禁中驅使”，就如企業的老闆出錢養了一班閒人，有事時讓他們提提建議，無事時則叫來下下棋。唐玄宗即位後又置立學士院，專掌內廷命令，標誌著唐代“身邊人控制”的制度化。顯然，皇帝是要以近臣（身邊人）來削弱外臣（CEO團隊）的職權。

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後，皇帝因猜疑武將而寵信宦官，宦官不僅掌握內廷機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統，擔任政府要職。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個“身邊人”班底來牽制CEO團隊，防止權柄下移，但是“身邊人控制”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式，一經啓動即無法制止，到後來，宦官權勢越來越大，以至於“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不但CEO團隊的權力被架空，不少翰林學士也成了宦官的鷹犬，就連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在宦官手中。唐代的皇帝不是想以“身邊人”鉗制CEO隊團、從而達到大權集于董事長一身的目的嗎？但是他們低估了“身邊人”領悟權術的智力。皇帝以爲“身邊人”更容易控制，但結果反被“身邊人”操控於股掌之中。

縱觀漢唐二代出現的“身邊人控制”及其惡果，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啓示：治理一個龐大的組織，制度重於人事。跟建立在成熟治理結構、制度化運作的CEO團隊相比，完全依賴於人事的“身邊人”更容易失控，更不可靠。

（吳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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