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100年前光緒皇帝在北京大學的講話，凝重的讓人窒息。。。

2014-02-14 這不是歷史

光緒皇帝在北京大學的講話，讀後讓人有一種完全不同於過往認知的感受，一個封建皇帝沒有任何八股之氣息，即便今天社會上流行的陳舊腐朽之氣也全然感覺不到，沒有任何官場報告常用的官話、套話和空話，更加沒有假話、空話和廢話，讀後感到很新鮮，一個古代君臨天下傲視黎民的封建皇帝，卻看不到太多自以爲“奉天承運”偉大正確的那種帝王霸氣。這種氣質值得身爲現代人的我們深思。

可惜這樣一位立志改革竭力要有所作爲的青年帝王，竟被慈禧用水銀偷偷給毒死……

◎站在千名京師大學堂學生前面，光緒沈默了片刻後，徐徐說道，“今天是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的第一天，所謂學堂，在朕看來就是研習學問的地方。

◎雲軒閣我們的古人有一個傳統叫做坐而論道，今天，朕就和你們論一論這世間的道。”

◎說罷，光緒擡起右手輕輕的往下壓了壓：“大家都坐下吧，朕也坐下。”

◎衆人遲疑了片刻，都紛紛席地而坐，目光有些疑惑的望著前面的皇上。

◎一旁的太監也端過來一把放有明黃色座墊的椅子，光緒一提衣襟下擺，靜靜的坐下說道：“朕從識字開始，朕的老師就在教授朕爲君之道，朕親政後，也在不斷學習治國之道。

◎世間的道或許有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國家，什麽才是真正的大道，什麽才是讓國家振興之道!”

◎“這次開辦京師大學堂遇到了很多阻力和質疑，大家也都清楚，這其中還死了人。

◎死的這個人叫王長益，朕一直在想，他爲什麽會死呢?又是誰把他逼死的呢?

◎朕想到了幾百年前，也有一個姓王的人，叫王陽明，這個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經說過一句話，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所以朕以爲，王長益之死，就是死於心中之賊!而這個賊，不僅在他心中，也在我們每個人心中，要論清世間的大道，首先就要破除這心中之賊。”

◎王長益，因爲家貧如洗，在科舉上面又是幾番落第，頗不得意。這次聽說就讀京師大學堂每月都有生活津貼，將來畢業後還能謀得一個實缺，左思右想後，雖然心裏也並不是十分情願，但還是到京師大學堂報了名。

◎不曾想，他的這一舉動卻惹來了同住在旅店裏的其他學子們的譏諷和嘲笑。

◎王長益爲人忠厚老實，也不善言詞，再加上心中多少也有些羞愧，對這些人的謾駡更加不敢還擊，只是左躲右閃，儘量迴避和那些學子們見面。

◎誰料到有一天晚上，那群學子們在店中飲酒作對，一時興起，竟然在王長益的床頭貼了副對聯。

◎上聯是：孝悌忠信禮義廉,下聯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副對聯的上聯缺了一個恥字，意思是罵王長益無恥。

◎下聯少了一個八，忘八，意思就是罵王長益是王八。

◎那個時代的讀書人名節觀念甚重，王長益的面子又比較薄，再加上心胸不夠開闊，受了這些天無數的氣，心裏鬱結難遣。

◎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輾轉難眠，想到科舉失意，就讀京師大學堂又招致如此的侮辱，一時氣憤之下，竟然用床單在房間裏面懸梁自盡了。

◎坐在下面的學子們隱隱的發出一些竊竊私語的聲音，光緒淡淡一笑，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然而這個心中之賊究竟是什麽呢?

◎在朕看來，這第一個賊就是僞善! 平常大家學習程朱理學，學到的無非是，存天理，滅人欲。

◎可是翻翻我們的歷史，歷朝歷代，靠聖人之學，仁義道德當真就能夠治國平天下了?

◎滿口仁義道德是無法挽救一個國家的危亡的，你們想想，你們所學的四書五經、你們苦苦研習的八股文，能夠抵抗洋人的堅船利炮嗎?能夠改變貪腐橫行，土地兼併，流民千里，國家積弊叢生的局面嗎?

◎重名節而輕實務，這裏面隱藏著的其實就是虛僞和虛弱。

◎再說說你們，如果這次朝廷沒有下旨，讓京師大學堂的學子們畢業後，能夠享有科舉及第的待遇，你們能棄科舉而就新學嗎?

◎朕不是責怪你們，朕只是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能明白，道德改變不了一個人的命運，也根本改變不了一個國家的命運，空談道德仁義，就是世間最大的僞善。

◎“這第二個賊，就是守舊。

◎說到這一點，朕想把17年前李鴻章寫給恭王信裏的一段話念給大家：

◎中國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爲奇技術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

◎17年前李鴻章的這些話，至今仍然讓朕感慨啊。

◎17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的士大夫，乃至我們這個國家依然如故。

◎世間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

◎今日的世勢，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只會讓我們這個國家越來越落後，越來越衰弱。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啊。”

◎“所以朕今日說了這麽多，就是想告訴大家，朕爲什麽堅持要開辦這個京師大學堂，就是希望在座諸君，能夠破除我們心中之賊，以國家強盛爲己任，不驕狂，不自卑，正視現實，發憤圖強。”

◎整個禮堂內鴉雀無聲，連最初的竊竊私語都沒有了，只有一片凝重的讓人窒息的沈默。


伽利略：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

2014-02-15 這不是歷史

文中片段來自著名戲劇作家布萊希特的經典之作《伽利略傳》，塑造了一個有些有肉的伽利略。我們不怕科學家沒有成就，也不怕科學家性情文弱，就怕科學家沒有說真話的勇氣。

人的弱點與科學毫無關係

文/魏得勝

1633年6月22日下午5點，對於羅馬宗教當局，對於渴望真理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對立的尖峰時刻。如果在這一刻，聖·庫斯教堂的大鍾被敲響，則意味著伽利略向當局，同時也是向荒謬低了頭。

教堂的廣場上聚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伽利略的學生安德雷亞。此時此刻，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沈重。

在安德雷亞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的母親就把他帶到了伽利略的身邊，母親給伽利略當女傭，他則成了伽利略的小學生。因朝夕相處，伽利略與安德雷亞情同父子。對於伽利略的悔罪，安德雷亞自然有著與他人不同的感受。當伽利略置身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時，安德雷亞已成人，他對時局有著自己的判斷。

5點即將來臨，他情緒焦躁地捂住了耳朵。時間指向5點零3分，鐘聲沒響。安德雷亞情緒激動，他伸開雙臂緊緊擁住伽利略的助手費德爾佐尼，不住地高呼：“他頂住了！他頂住了！愚蠢被戰勝了！這就是說，人不怕死！”

然而，安德雷亞話音未落，教堂的大鍾便轟然鳴響，衆人瞠目結舌，呆若木雞。安德雷亞的情緒一落千丈，他歇斯底里地叫道：“沒有英雄的國家真不幸！”

安德雷亞並沒有察覺，就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老師伽利略已神情沮喪地走近他，血氣方剛的安德雷亞怒不可遏：“酒囊飯袋！保住一條狗命了吧？”

伽利略平心靜氣地說：“不，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正處在某種災難之中，伽利略沒有充當英雄，而是選擇了屈服。

伽利略的命是保住了，但他並沒有獲得人身自由。此後的8年多時間中，伽利略作爲宗教法庭的囚犯，被軟禁在一所農舍裏，直至死去。伽利略在被軟禁期間，憑藉微光寫下他的另一部偉大著作———《關於兩種新科學的對話》，並耗時6個月抄下其副本，由安德雷亞偷偷帶出義大利。這也正如一首詩裏所說，“知識越過國境線”。

不過，讓我感興趣的卻是安德雷亞與伽利略的一段對話。

見到被軟禁的老師伽利略，安德雷亞仿佛變了一個人，他說：“我們說您的雙手有污點（指悔罪），您說，有污點比雙手空空要好些。”伽利略說：“這話聽起來很現實，很像我說的話。”

安德雷亞接著又說：“您還說過，‘考慮到種種障礙，兩點之間最短的線可能是一條曲線。’您贏得了閒暇時間來寫只有您才寫得出來的科學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中終此一生，那人家就是勝利者了。”不料，伽利略卻說：“他們是勝利者。沒有什麽科學著作是只有某一個人才寫得出來的。”

這句話令安德雷亞十分費解：“那麽，當年您爲什麽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說：“因爲我害怕受皮肉之苦。”

這樣的話，不啻爲一個晴天霹靂。不要說在當時，就是在人類文化史上，享有盛譽的科學家以及其他學科的帶頭人，又有幾人敢如此坦率地承認內心的猥瑣呢？伽利略的坦誠，並沒有損害他在學生心中的形象，因爲他的這個學生，歷經風雨，已經懂得了很多。

伽利略的不同就在於，當學生懂得什麽更爲重要的時候，當一切暫趨緩和的時候，他又回到了大師原有的位置上來，並開始自責：“有數年之久，我和當局一樣強大。但我卻把我的知識拱手交給當權者，聽任他們爲了自己的目的決定用、不用或濫用。我背叛了我的職業。一個人做出我做過的這種事情，是不能被容于科學家行列的。”

也就是說，伽利略至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懦弱，儘管這是他的權利。一個矛盾的伽利略，一個未經掩飾的伽利略，才是一個真實的伽利略。我們不怕科學家沒有成就，也不怕科學家性情文弱，就怕科學家沒有說真話的勇氣。


馬勇：三個不同的“中華民國”

2014-02-08 國家人文歷史

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華民國創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國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時代，許多人、許多事似乎還沒有走遠，我們望著那些背影，不僅感到親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鳴，畢竟我們就是從那裏一步一步走來。只是從學術史意義上說，對於民國，我們其實很陌生。我們到目前爲止所知道的民國，可能還是一個不太真實的傳說。

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

如果從1912年中華民國開國算起，至1949年中華民國主體部分在大陸結束，中華民國的歷史不過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類歷史長河中不過滄海一粟，彈指一揮間。然而對於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三十八年歷史的中華民國相當複雜，我們不僅因爲意識形態分歧還沒有辦法與臺灣學者取得共識，即便在我們的意識中，這三十八年的中華民國也如雲如霧，因爲我們不僅反對蔣介石，而且反對袁世凱，反對“北洋軍閥”，我們唯一能認同的是孫中山和他的南京臨時政府，而這個臨時政府恰恰在民國法統中又存在許多爭議。不將這些仔細梳理，我們或許真的相信有一個“民國范兒”，如果將這些都說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確哪段錯誤了。

如果歷史主義地看待中華民國三十八年的歷史，至少應該分爲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及北洋系的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這樣三個大的階段。這三個階段不僅有著重大差別，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說是民國，但此民國非彼民國，因而各自的法統也就很不一樣，所信奉所執行的政策也就有著很大區別。

我們過去很長時間一直弄不清孫中山爲什麽在中華民國開國後一再聲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真實意思，一直以爲這是孫中山一句無關緊要的口號。其實，如果將這句口號落到實處，孫中山表達了民國法統中的大問題。

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孫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組織革命呼喚救亡的同時，也在爲中國未來設計政治路線圖。按照孫中山的理論，滿洲人是中國周邊一個族群，滿洲人不是中國人，滿洲過去兩百多年對中國的統治是殖民統治，因此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推翻這個殖民統治的政府，“驅除韃虜”；然後重建一個漢人的天下，“恢復中華”。只是孫中山畢竟不再是過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強調改朝換代，而是期待在這場種族革命的同時，一舉完成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所以孫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論表達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孫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之恥的重要覺醒，也是此後十幾年孫中山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憑藉著這樣的政治信念，孫中山“一個人的戰爭”終於喚醒了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追隨其革命的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至1905年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爲總理，中國革命至此出現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高潮。爲了將中國革命向深度廣度推進，孫中山和同盟會領導人在同盟會成立前後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訂了軍政府計劃，制定了一旦清廷垮臺究竟應該建立什麽樣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國家等一系列方針謀略。

孫中山在總統府主持召開中華民國第一次內閣會議

根據這些方針謀略，推翻清廷後的新政府應該以“五權憲法”作爲國家根本大法，這個“五權憲法”就是西方近代國家三權分立憲法的改良，增加了檢察權與考試權。在國家根本指導思想上，孫中山和同盟會明確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概念，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作爲中國革命必須實現的三個基本目標。在革命步驟上，孫中山此時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階段論，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構建“軍政府”，顯然蘊含著三階段的意思。

在對國內民主現狀的估計上，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都是相當悲觀的。在這一點上，他們都受到康有爲尤其是梁啓超的深刻影響，以爲中國長時期處在君主專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識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覺覺後覺，先知啓後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孫中山的意識中依然是傳統中國“爲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讓人民自己做主。

孫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徑的設計當然不能說有什麽問題。只是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十七年與國內政治幾乎徹底隔絕，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預備立憲開始政治環境略微寬鬆後，孫中山也沒有辦法踏進國門，實地考察國內政治實踐，所以他對國內政治形勢的判斷，也就必然具有相當誤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國內政治進步，不知道君主立憲的進展，除了消息隔絕，更重要的一個原因他畢竟是革命党的領袖，始終站在清廷對立面，始終用一種有色眼鏡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

不過，孫中山確實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偉大人物，當1911年政治改革機會來臨時，孫中山並沒有教條主義地堅守先前的規範。爲了實現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孫中山沒有頑強地堅持“驅除韃虜”的原則，反而同意對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給予優待和禮遇。這裏面當然有許多不得不如此的壓力，但孫中山走到這一步也確實不容易。

南京臨時政府因機緣巧合成立了，從這個政府實際運作情形看，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先前的那些理論設計似乎都沒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後制定的《臨時約法》也沒有體現五權憲法的權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說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了。新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的革命色彩確實強烈，比如對舊制度的改革，但在現實政治層面，臨時政府其實還是比較現實主義的，大致反映了時代思潮主流。

袁世凱和民國法統

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很快就結束了，因爲實事求是地說，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也確實不足以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孫中山擁有新思想，革命黨人擁有新精神，但這些都不足以將一個混亂的中國帶上常態發展軌道。在當時國內外一切關心時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舊河山一統江湖的，還是政治強人袁世凱。這就是所謂“非袁莫屬”的意思。

袁世凱是晚清政治強人，他從甲午戰後的維新走到戊戌年間的變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預備立憲，袁世凱都是這一系列政治變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內部舊官僚難得的新見解新思想，而且在過去十幾年官場曆練中，養成了別人難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辦事能力。他是光宣朝無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爲各種原因，袁世凱在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繼突然去世後被開缺回籍，靜養三年。

把袁世凱開缺回籍的故事非常複雜，但袁世凱並沒有因爲這個挫折而改變對清廷的忠誠。武昌起義發生後，清廷迅速啓用袁世凱，袁世凱也最大限度爭取南北和解重回君憲主義政治軌道。這在現在許多研究中已經得到了證明。然而到了最後，依然因爲滿洲貴族在根本問題即國會構成上不願讓步，君主立憲在最後時刻還是毀於一旦。這確實非常可惜。

君主立憲無法實現，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協達成後，清帝退位，頒詔宣佈委託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與南方革命黨人商量共建一個新國家。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遵守諾言將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的權杖轉移給袁世凱，是爲中華民國正式開國。

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確實沒有接著南京臨時政府的民國思路往下走，更沒有接納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這是因爲袁世凱畢竟是晚清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的倡導者和推動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與君主立憲並沒有根本區別，除了一個君主必須廢除外，共和體制下其實也應該是一種東西洋通用的代議制形式，而不是孫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國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議局的成熟度一點都不亞於東西洋各國，全部議員都是經過競選産生的職業政治家，他們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議制政治的一般訓練，熟悉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的運行規則。這是一個現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沒有必要繞開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訓練和成就，一切歸零，重新開始，而是接續晚清君主立憲往下走，將各省咨議局改造成各省議會，將各省巡撫和後來的都督改爲省長；將中央資政院改爲國會；至於那個責任政府，不論是在君主立憲體制下，還是在民主共和體制下，其實只是一個有限責任政府。政府首腦過去對皇上負責，現在對議會負責，僅此而已。

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實事求是地說，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作出這樣的變通是合乎歷史需求的，在當時在後世都沒有引起多大問題。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發“二次革命”，中華民國面臨深刻政治危機，也沒有人從體制上思考有什麽不合適。問題在於，袁世凱沒有始終如一堅持在民國政治架構中解決問題，沒有將民主共和原則貫徹到底。隨著內外危機相繼爆發，國內的政治動蕩和日本的“二十一條”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凱骨子裏的舊思想不斷發酵，身邊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凱踏上了“帝制自爲”的不歸路，不僅毀了自己，也坑害了國家，由此引發激烈的民國法統之爭。

黎元洪

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恢復“約法”，舊國會也予以恢復。然而爲時不久，總統府與國務院因中國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否向德國宣戰問題發生衝突，不可調解。段祺瑞力主參戰，而黎元洪和國會對此有保留不願參戰。府院衝突最後演化爲黎元洪利用大總統的權力罷免段祺瑞，並援引張勳督軍團進京調解。結果辮子大帥張勳乘機復辟，擁立廢帝溥儀，中華民國到了生死存亡的轉折關頭。

張勳復辟爲段祺瑞東山再起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段祺瑞馬廠誓師，出兵討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國。但舊國會已解散，中華民國原有法統至此不復存在了，南北各方開始對這個民國法統進行激烈爭奪。孫中山終於找到了機會，召集國民黨領袖及部分軍政要員討論重建共和，出師討逆，號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國會，組織臨時政府，於是連續數年的南北戰爭由此拉開帷幕。這也爲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找到了最合適的理由。

孫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性的分裂組織，並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認。但是南方革命政府畢竟是一個客觀存在，畢竟在那幾年中，北方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沒有辦法一統江湖，吃掉這個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以僥倖勝利需要派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南北之間的和談終於提上日程。

在這個時間段，中華民國的主導者，確實就是我們過去所說的那些“北洋軍閥”，不論是接替袁世凱的黎元洪、段祺瑞，還是稍後的馮國璋、徐世昌，直至吳佩孚、曹錕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軍人。對於這批人，我們過去真的不太理解，我們對他們的印象不是來自史料和直接認知，而是來自他們的反對派，即南方革命黨人的描述。所謂“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本身就不是一個科學概念，可是我們直至現在還在使用這個表述。

北洋系軍人特別是他們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變革中都有相當成績，基本上都是政治變革的急先鋒，像段祺瑞幾次拯救共和，成爲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爲並不像南方反對者所描述的那樣不堪，他們在整個統治時期都努力遵循著民主共和的框架解決問題、處理問題。如果我們對此還有什麽疑惑的話，看看《建黨偉業》就能夠明白。

不過，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錕等人，雖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堅守，比如他寧願背負賄選惡名也不願用武力奪取政權。這是好的一面，但他們的民主素養確實沒有辦法與北洋第一代比，因而這就給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個重要契機。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北洋第二代領袖的退步和墮落爲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機，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實還有另外幾層因素。一是孫中山堅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獲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同情和支援，南方逐漸成爲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國革命重新高漲還與當時國際環境密切相關，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人此時思想轉軌具有無可估量的作用。蘇維埃社會主義啟動了俄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是事實，我們不能因爲後來的蘇聯垮臺而否定當時對中國的影響。第三，由於蘇聯當年的成就和氣勢，辛亥革命時期年輕一輩的知識份子開始對舊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魯迅那時所說，已有的中華民國不合乎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因爲這個民國除了換個招牌，其他一切都沒有變，人還是那些人，事還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變化的話，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隸成了主子，只是這樣的機遇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得到。

基於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到20世紀20年代，由北洋系主導的中華民國其實面臨南北夾攻，孫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斷北伐，而來自北方的俄國不僅源源不斷地向中國人傳遞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了一大批年輕知識份子，幫助中國籌建共產黨，而且還源源不斷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質的和思想上的幫助。北洋系的中華民國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實際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至1927年蔣介石利用國共合作領導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國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北洋系主導的中華民國迅即成爲過去。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使中華民國的歷史進入第三個階段，其代價主要是國共由此徹底決裂，進入此後國共紛爭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國民政府管控地區，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又是中國民族資本急速發展的“黃金十年”。

此後的歷史我們大致都知道，國共十年分裂衝突因日本侵華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戰，接著就是四年國共內戰。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後半程由於我們是勝利者，因而在過去半個多世紀，我們並不太清楚這段歷史真相，我們對民國這一段歷史其實真的很陌生。我們以爲國民黨是消極抗戰積極摩擦，我們以爲國民黨腐敗不堪，四大家族壟斷了國民經濟。我們雖然已經勝利了六十多年，但我們依然沒有走出“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傳統史觀，沒有能夠從一個中立者的立場去看待這段剛剛消逝的歷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但勝利者寫的歷史並不一定是真歷史。所以當“民國熱”不期然興起時，真誠期待我們這一代人能夠對這段歷史抱持一種溫情和敬意，重構一個接近於歷史真實的民國史。我們不僅應該重估孫中山對現代中國的歷史貢獻，也要重估袁世凱、蔣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軍政要員，他們構成了民國歷史豐富多彩的畫卷，沒有他們有血有肉的身影，書寫的歷史總是覺得有點蒼白，有點不那麽自然。

（摘自《中國歷史的側面》馬勇/文）


北美崔哥：中國移民來了，世界末日就來了

2014-02-19 這不是歷史

北美崔哥：中國移民來了，世界末日就來了。黃河般的中國人奔騰到哪裡，哪裡就會出現“世界末日”的美景。當年慈禧閉關鎖國，不讓中國人出來，就是不忍心給世界人民添堵。

千年古國的大門打開了，中國人來了。後面發生的一切只能用這四個字來形容“所向披靡”。

黃皮膚的中國人就像黃河之水般地坐著飛機從天上就下來了。國際歌裡怎麼唱來著，對了，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早來的各國移民看著中國人很新鮮：個子不高，眼睛小小的，但是特別發亮，據說從來不揉沙子。無論任何生意，只要被那雙小眼睛瞄上，其它國家的人就別想再幹了。可惜，當外國人發現這一真理時，已經晚了。

一位苦大仇深的菲律賓移民說：崔哥，我省吃儉用，好不容易攢夠了錢要買房子，結果中國人一來，把美國房價炒上去了.他們一買買兩套還嫌便宜，我還得再幹十五年才能重溫我的美國夢。我招誰了我，這就是你們中國人常說的“坑爹”對吧。

一位老實巴交的墨西哥移民說：崔哥，我裝地板幹了三十年，每間房收費三千，比白人少一千；中國人一來，連工帶料收兩千，幹得又快又好，還請客戶吃中餐。我們南美人哪裡鬥得過懂孫子兵法的中國人，得了，認倒楣，還是給中國人打工去算了。

一位吃苦耐勞的日本移民說：崔哥，我開亞洲速食快十年了，每份午飯賣六到八美元一份，生意還可以。中國人來了，就在我餐廳對面開了一家，打出招牌“一美元中餐店。”沒錯，是一美元，一勺一美元。身高馬大的老美要想吃個半飽，少說也得在盤子上來十一勺菜（就說這勺有多小了），再加個春捲，等於吃一頓飯20美元。數學不好的美國人逢人就說，“去過那家一美元中餐店嗎，便宜極了！”我想起這事死的心都有。

一位感覺良好的印度移民說：崔哥，在亞洲移民裡，我們印度人聰明，勤奮，英文好，應該算是二等白人吧。中國人一來，比我們還聰明，還勤奮，還能吃苦。往我們身邊一站，比我們誰都白，知道悲催和悲憤交加是什麼滋味嗎？我反正是懂了。

得，啥也別說了，中國人來了。

2012年，對於各國移民來說是徹底的世界末日，他們幾十年積累的在美國的貓膩，捷徑和旁門左道，隨著中國人的插手全都一個個崩塌了。

首先，假結婚。別國的移民比較低調，移民局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國人一來，一年整出五千例假結婚。夫妻們先假離婚，再各自找別的人假結婚，每結一次婚收費兩萬美元。見沒人管，馬上明目張膽在報紙上打廣告，國內找上家，國外找下家，產業鏈很快就形成了，不少公司還開始全球連鎖。移民局實在忍無可忍，嚴打，搜捕，驅逐，很快就把漏洞堵上了，就此宣判了假結婚的“末日”。各國移民淚眼相望，得，啥也別說了，中國人來了。

第二，到美國生孩子。既拿國籍，又吃救濟，還可以全家移民。這條道本來是墨西哥人踩出來的，每年成千上萬的孕婦就指著這個機會呢。得，中國人來了。先是在豪華住宅區買下三層高的公寓樓，讓老墨一頓裝修，隔出一百多個套間，每個套間裡住一個高價來美的中國孕婦。

等到某一天太陽出來了，本縣城的美國人突然發現，大街上徜徉著上百名挺著大肚子的中國孕婦，不少人腦門上蒙著白手巾，看上去既像本拉登那邊的人，又像敵後武工隊。一到開飯的時候，“月子樓”飄出折磨人的香味；一到深夜，幾百個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中國大喇叭裡的廣播體操。美國人民憤怒了，紛紛舉報給移民局，衛生局，防火局，稅務局，經過一通嚴打整頓，月子樓查封。今天，孕婦們即便有了來美簽證，在口岸也可能被拒絕入關。中國人把“生孩子”這條路也堵上了。

得，啥也別說了，中國人來了。

最後就是政治庇護。在過去十年裡，只要中國人說自己練過法什麼功，信天主教，或者生二胎，就立馬可以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撒這點謊對於中國人來說太不算什麼了，於是十年之內幾十萬人就這麼稀裡糊塗地拿到了庇護綠卡。

美國移民局如此關照中國大陸來的人，目的很簡單：幾十萬政治庇護的案例，說明中國人權記錄糟糕，這就是資料和證據。但是大家知道，我們中國人的美德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政治庇護得綠卡的消息一傳出，中國人就山呼海嘯地湧來了。於是，報紙上開始出現頭版廣告——庇護綠卡，不成功不收費，全程培訓，買二送一。洛杉磯機場開始出現律師舉牌子：申請庇護的跟我走！

墨西哥友人也開始練法什麼功了，人家說你又不是中國人；老墨急了，誰說不是，我們是中國蒙古人的後裔，我爺爺的爺爺叫成吉思汗。

美國移民局開始忍無可忍了，在2012年聖誕前夕，紐約上百名員警出動，搜捕查封幾十家涉嫌造假的庇護律師樓，抓捕多人。據說幾十萬庇護案例中，90%全是假的。那就是說，美國關於中國的人權記錄報告，90%全是TM瞎編的。完了，這回完了，政治庇護的漏洞也被堵上了。

這也不能怪美國政府。大部分申請庇護的人，前腳被移民局批准，在法庭上哭得跟淚人似的；後腳就舉著五星紅旗高唱國歌參加十一遊行，這，這也忒不給美國人面子了吧。要不就是說自己信天主教遭迫害，被批准庇護後，馬上就去佛堂給如來佛上香，這也太TM忘恩負義了吧。

一位羅馬尼亞移民問我：北美崔哥，為什麼你們中國人幹什麼事情都那麼邪乎？不把這件事幹死不甘休？我讓他舉幾個例子，他眉飛色舞地說：

“你看，所有國家都在食品裡放添加劑，包括美國。可是你們中國人一開始放，就在所有食品裡面放，放添加劑不解氣，後來直接放化學藥物。讓人吃死才甘休。聽說你們國內的食品一吃裡面全有毒藥，就直接吃人還安全點。”

一位埃及移民說：“你們中國人幹什麼都追求世界之最，蓋樓要蓋世界最高的，生人要生世界最多的，下雨要能下淹死人的雨，建高鐵要世界最快的而且得是能追尾的。你們打兵乓球，要囊括所有獎牌，不給別的國家留一塊，直到讓奧運會不得不取消這一項；你們出國要占最多的留學生，出口要占世界頭位，你們怎麼就不能中庸點呢？

一位加拿大移民說：崔哥，中國其實用不著和美國打仗就能征服美國。你們只要把新建成的航母裝滿了人，往美國運幾船人來，美國就徹底完了。

黃河般的中國人奔騰到哪裡，哪裡就會出現“世界末日”的美景。

採訪完後，各國移民開始手拉手緬懷一個中國偉人，她的名字叫慈禧。世界人民從內心懷念慈禧太后，覺得她老人家當年閉關鎖國，不讓中國人出來，就是不忍心給世界人民添堵。


官員溺色慾 明朝開掃黃先例  明宣宗廢官妓 清朝禁娼 私藏斬首

2014-2-2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91| 評論數: 0

中國歷史上的情色文化實則與知識分子脫不了關係，尋花問柳被視為文人雅士的一種風雅，妓院是文人社交和欣賞表演的場所，但即使是賣淫合法的古代，歷史上也多次出現統治者主導的掃黃行動。

據《深圳晚報》報導，春秋時代管仲便在齊桓公的同意下，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官辦妓院「女闆」；秦漢之後便開始形成所謂的青樓文化；唐代之後，妓女的地位開始下降；宋代開始朝廷明確規定，官妓可陪酒、陪舞但不得陪睡，官員違者，輕則打上幾十大板，重則開除公職。

康熙年間禁男女混雜

明朝開國許多達官顯貴不問朝政而沉溺於歌舞，娼妓業大為發達，甚至有研究、評價妓女的《嫖經》作為狎妓指南，於是明宣宗朱瞻基在宣德4年大動作裁汰官妓，是為中國歷史上第1次大規模掃黃運動。雖然官妓廢除，但民間娼妓業仍不受影響，官員也仍在家中蓄養女樂家妓，禁無可禁。至明宣宗駕崩後，明朝上下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彈，整個社會仍是淫風大熾。

清朝禁娼可謂歷史上真正的「法律禁娼」，清初，順治皇帝曾兩度裁減教坊女樂，以太監替代，並由此展開清代的禁娼運動。

康熙皇帝繼承順治的禁娼政策，明文規定「伙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康熙年間甚至頒詔禁止刊賣淫詞豔曲、禁止良家子弟演戲，嚴禁「男女混雜」的群體性娛樂活動，北京內城甚至不許開設戲館。

太平天國娼妓幾絕跡

儘管如此，明、清以降，春宮圖仍以各種形式存在於平民百姓生活中，而當時的性工作者也在檯面下繼續活動，風聲一緊便集體消失。

清末太平天國的天王、大王們為了防止淫亂會影響太平軍的鬥志而堅決掃黃，洪秀全更是經常告誡軍人：「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群……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投軍的戰士們雖帶著全家參軍，但不得與母親、妻女、姊妹同住，若私藏在家則斬首示眾，更遑論強姦、通姦或賣淫嫖娼者。

據曾深得忠王李秀成信任的英國人呤喇撰寫的《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看來，當時的鐵腕手段讓太平軍的政權範圍內「娼妓絕跡」。


強勢決策 習董控權主導改革  港媒稱1949、1976、2012年大陸三次政經危機臨界點

2014-2-2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0| 評論數: 0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處處可見強勢領導權。香港媒體評論稱，習近平在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到了危機重重的十字路口之際，肩負起改革的歷史責任；以其強勢領導的作風觀察，如用現代企業管理的董事長比喻，形同「控權型董事長」角色，在關鍵時刻，運用制度設計中的主導權把控全域。

新一屆中共兩會（人大和政協）即將舉行，習近平在十八屆領導集體中的治國風格再次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強勢形象 整治貪腐

香港《成報》指出，來自大陸內部調查，習在人民心中的強勢形象，尤其針對官場的各種反腐和整治舉措，振奮民心，同時有序開展解放軍內部各項整肅，也支持了習牢控軍權的觀點。

文章分析，去年堪稱中共中央全面控盤之年，面對「過去10年」內部貧富對立、環境汙染巨大、腐敗現象惡化、法治邊緣化、利益集團結幫固化、官民利益衝突，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到了危機重重的「十字路口」。

如此臨界點在中共建國史上曾出現過兩次。首次是1949年，其次是1976年，第三次是2012年，前兩次分別由毛澤東和鄧小平強勢扭轉，而第三次則由習近平肩負起歷史責任。

文章指出，毛與鄧在各自面對中國「百廢待興」之際，擁有相同的強勢調整、中共黨內一致擁護的政治威望、對軍隊的控制及對官僚體系錯綜複雜關係的洞悉。如此局面，在習主政中國時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面對的問題同樣棘手，也需要同等強勢的魄力。

毛董威權 鄧董放權

如以現代企業管理的董事長身分來比喻，毛屬於威權型董事長，中共高層管理者組成「董事會」，管理分工呈「部長化」型態；鄧屬於放權型董事長，「董事會」分工治理曾各顯神通，鄧以導師角色導正航向，團隊分工意識清晰可見。

觀察中共十八大以來政治布局，以及三中全會以來的經改布局，習近平形同「控權型董事長」角色非常清晰，治理中國的風格也更具現代企業制度下的管理風貌，在關鍵時刻，運用制度設計中的主導權把控全域，不斷微調內政外交局面，這是「董事長」工作，習正身體力行。


一組一委 放權與維穩的平衡

2014-2-2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1| 評論數: 0 |原作者: 羅印冲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組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兩機構，且都由習近平出任一把手。這說明，北京清楚意識到，只有鞏固強勢中央，才能有效「令出中南海」；更重要的是，引進現代化管理思維，在放權與維穩之間取得維妙的平衡。

港媒以現代企管董事長制分析毛澤東、鄧小平與習近平，認為他們分別屬於威權型、放權型和控權型董座，比喻相當鮮活，也深入刻劃出中共領導人的決策作風。

從毛時代的威權，到鄧時期的放權，中國大陸走到今天，政經與社會問題複雜且艱難，習在威權與放權間，試圖尋找有效「控權」的空間與做法。一組一委，就是驗證、考驗中共中央的主要標的。

一組，指深改小組，將執行三中全會諸多放權主張，意在解放思想，與全球化思維對接，政府能不管的就不管，要激活民間能量。一委，即國安委，統合中共情蒐、軍警、國安與通訊等各方資源，意在維穩，鞏固中共統治。

中共兩會後，這一組一委將發揮多少影響力，主導多少改革進程，不僅關乎中國大陸未來10年發展道路，也將決定「習董」的歷史定位與評價。


政府戀權人民受苦

2014-2-21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74| 評論數: 0 |原作者: （畢曉哲／河北石家莊）

在大陸廣州市兩會政協代表座談會上，有委員現場展開一幅長3.8米的長卷，列出上百個一般常見辦理的證件，指出市民辦證的繁冗不易，並諷刺地說，中國人一輩子不是在辦證，就是在辦證的路上。

這張「人在證途」的長卷，相信每個人都會感同身受，其實與大陸社會管理思維有一定關係，向來強調「管」的一面。政府過度注重「管」，習慣把公民一出生就「框」在一個框子裡，而與公民伴隨一生的過百張證件，就是圍繞公民一生的框子，代表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制約，讓公民「規規矩矩」的行事和生活，絲毫不能逾矩。也正是這樣一種公權力管理思維，現代社會反而比過去不發達的時代「證件」辦的更多。

出生證明、身分證明、居住證、准生證……，無一不需要多少繳點費用，即使成本再怎麼減少，也還是要收取一些工本費，如多年來不斷精減的護照辦證費，辦照時的照相費就從未減免。發放公民證件和證明的背後有「利潤」，證件越多對公權力越有利益，不僅可以體現管理上的「政績」，更能直接獲得現實利益。

證件一多，必然辦事難、磨難多。某地夫妻為了辦一個准生證，兩地奔波數千公里，耗時數月辦不完，其中坎坷讓人辛酸。權力過度強調「管」的背後，是公民自治和社會組織自治發育嚴重不健全的表現，其實有些管理事務完全可以放給社會組織和公民自我管理。政府部門該放的權不放，該下放給市場的遲遲不想放手，其實便是「戀權」、「捨不得利益」。

另外，證件數量多，與各領域的信息溝通共享不足有關，比如醫療、養老、社保等完全可以實現「一卡（證）通」，多年來卻各自為政，信息無法共享。一些原本可以合併的，甚至原本不用辦的證件證明，因為地方與地方信息相互封閉，無形中給公民增加了辦證負擔。譬如居民身分證，公民到外地打工得要辦「居住證（暫住證）」，這就是典型的「本地不承認外地身分證」的實例。

信息不共享、溝通不及時的背後仍是利益問題，並非科技水平不夠。證件若整合了，許多機關就「喝西北風」了。部門和地方之間，往往是根本就不想打破部門和地區封鎖，從根本上不想簡化，這正是許多人一生「人在證途」的根本原因。

「人在證途」見證了公權力管理下的辦事困難，同時涉及權力監督以及日前被公眾熱論的「國家治理體系」問題。真誠希望這幅畫卷，能敲響大陸執政者的神經，大力整治積弊，讓廣大公民能夠「輕裝上路」，少些不必要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