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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推動反腐的關鍵：調查9個村長8個貪污

2014-04-21 國家人文歷史

導讀：1952年，毛澤東在《關於“三反”鬥爭展開後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的電報中，提請全黨全軍全國注意，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得出“老虎”的估計數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個省、每個城市及大軍區單位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及時地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也就兩年多的時間，毛澤東的警告言猶在耳，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就開始在黨內滋生和蔓延。毛澤東斷然決定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在黨、政、軍機關內部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開展的第一場針對自身的反腐倡廉的運動。

批轉東北局的報告

東北是中共最先奪取政權的地區，剛剛走上領導崗位的党的一些幹部，在物質和金錢的誘惑下，便開始紛紛敗下陣來。1949年，在瀋陽市就有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的贓款竟達5億人民幣（指舊幣。1955年3月1日發行新幣，新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同時，新政權中依然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官僚衙門的習氣也十分盛行。自1949至1951年，黨員中因貪污而受處分者的人數，竟一直上升，沒有下降的跡象。

東北局書記高崗最先看出東北存在著的嚴重的腐敗現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東北局的黨員幹部會議上極有針對性地作了《反對貪污、反對官僚主義》的講話。不久，東北局又正式作出《關於開展反對貪污蛻化傾向，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的規定》。高崗還在東北局黨員幹部會議上做報告，第一次提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概念。

毛澤東通過閱讀高崗的報告，敏銳地覺察到東北問題，對於全國既具有典型性，更含有普遍性。當時為配合抗美援朝，全國各階層正轟轟烈烈地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誰曾想運動剛一開始，竟然在東北暴露出這麼多的問題，毛澤東由此推論東北問題不是孤立的，全國其他地區仍有類似的問題。於是，1951年11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全國各地的電報時指示：

“茲將高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一件發給你們，中央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請你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緊接著，《人民日報》依據毛澤東的意見，發表《向貪污行為作堅決鬥爭》的社論，公開提出：“全國各地都應該迅速行動起來，展開一個堅決反對貪污的鬥爭，來徹底消滅一切貪污現象。”

這時，各地反映黨員幹部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報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澤東在閱讀這些報告後，更加確定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決心。這種決心在他給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報告的批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說：“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的貪污犯以後，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

毛澤東已堅定地認為這場鬥爭，決不是局部的區域性的鬥爭，而是“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而在閱讀了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劉瀾濤的報告後，他的心情更是難以平靜，報告中列舉的河北省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前任書記劉青山嚴重貪污犯罪的事實，觸目驚心。劉青山、張子善利用職權先後動用全專區地方糧折款25億元，從修潮白河民工供應站苛剝獲利22億元，貪污修飛機場節餘款和群眾房地補價款45億元，向銀行騙取貸款40億元。總計貪污挪用公款200億元以上（均為舊幣）。他們還勾結私商，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使國家蒙受極大的經濟損失。

劉青山、張子善的事情揭露後，河北省公安廳依法逮捕了他們。毛澤東完全同意對劉青山、張子善的逮捕法辦，並指示《人民日報》在頭版報導。他還及時將薄一波、劉瀾濤的報告批轉全國，並在批語中說：“華北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在決定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後，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的錯誤。現在必須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各級領導機關必須仿照實行懲治反革命條例那樣，大張旗鼓地發動一切工作人員和有關群眾進行學習，號召坦白和檢舉，並由主要負責同志親自督促和檢查。”

中共中央決定下發後，北京市委和貿易部黨組就分別向中央提交了黨政工作人員中貪污現象及開展反貪污鬥爭的報告，毛澤東閱讀了這兩份報告，當即批轉各地，並以十分嚴厲的語氣作出批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市委和貿易部黨組的報告樣式，在一個月內向中央報告當地反對貪污鬥爭的情況，批語中再次強調：“發動黨內外最廣大群眾（包括各民主黨派及社會民主人士），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檢查和懲治貪污人員。”“迅速訂出自己的反貪污計畫，並開始著手發動這一鬥爭。”全國範圍的“三反”運動由此正式開始。

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

中央各部委被發動起來，財政部、貿易部、水利部、輕工業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等單位反映，初步估計貪污人數將占機關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們貪污的方式五花八門，如：出賣財經情報；盜賣國家資財；貴買賤賣，從中謀利；侵吞公物，監守自盜；造假賬假單據；大鬥秤入、小鬥秤出，開稅票大頭小尾；以權謀私，敲詐勒索；受賄賂，吃回扣；報假賬吃空額等等，更有一些單位造假預算，搞兩套賬、虛報開支、損大公肥小公、以及藉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

這些現象的出現，使毛澤東無比擔心和焦慮，所以，在答覆福建省委辦公廳的詢問時，他極為嚴肅地表示，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鬥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甚至說：“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根據土改、鎮反的經驗，毛澤東原以為通過疾風驟雨的群眾運動，再結合整黨整風，三反鬥爭“就一般情形來說，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了”。可是，隨著貪污案件的增多，他顛覆了自己的計畫，三反運動一個月的時間不能完成的，因為他注意到，這些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已遠遠地超過了他原先的估計。他氣憤地說：“有些共產黨員比國民黨還壞。”對於已經暴露出來的腐敗醜惡現象，他深惡痛絕，多次在會上指出：“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從二中全會算起，如十年內不進行三反，共產黨就會變成國民黨。說黨不會變質，只有進行三反這一條下才有可能。如不進行三反，一樣可以腐化……過去看聯共黨史，看見開除大批黨員，當時瞭解不深刻，現在才體會到這一點。只有這樣党才能健康。”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是“三反”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震驚全國。劉、張都是久經血與火的生死考驗的老黨員、老革命。可是，進城掌了權後，便居功自傲起來，貪圖享樂，追求金錢和物質，切切實實地被糖衣炮彈打中了。劉、張一案極具典型的警示和教育意義，毛澤東尤為重視。1951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研究處理意見。經過慎重考慮，並徵求黨外人士意見，中共中央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當時，曾有人向毛澤東反映了這樣的意見，考慮到劉青山、張子善的歷史經歷，可否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毛澤東聽後深沉地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後，消息傳開，人心大快。共產黨廉潔清正、大公無私的形象，真實而具體地展現在人民的面前。當年在毛澤東領導下處理此案的薄一波，在事隔40多年後，回憶起來還是那麼的意味深長，他說：

“我黨得‘三反’鬥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出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後來，我們黨也多次下決心懲治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但往往失之過寬，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就更加證明了，在清除腐敗現象的鬥爭中，必須堅持這一條寶貴的經驗。”

三反運動中，接待室門口掛有檢舉箱

毛澤東親自抓“三反”鬥爭，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必須向中央提供“三反”報告，以便讓中央作出比較，“看出各級領導同志對這一場嚴重鬥爭哪些是積極努力的，哪些是消極怠工的（消極怠工的原因，一種是領導人有官僚主義，一種是領導人手面不乾淨），以便實行獎勵和懲處。不作報告者以違紀論，須推遲時間作報告者須申明理由”。

1951年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動員，要求中央所屬各部門，在規定的時間內務必把群眾發動起來，開展揭發檢舉和坦白交代，1952年1月10日前必須向中央交出合格報告，如若不然，“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理，一律撤職查辦”。並指出，不管什麼人，“手上不乾淨的，一律撤職，撤職後不給飯吃”。薄一波還當場宣佈對三名領導幹部“撤職查辦”的決定。當日會散後，各單位連夜開會，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長、副部長，參加完團拜會就立即回去佈置運動，謝絕了所有的娛樂活動。

毛澤東對中央直屬機關的動員十分滿意，元旦剛過，他便在一份報告中向中央局及分局等黨的各級領導推薦，指出：“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現規定每十天開一次，除重病不得請假。估計到一月底，中央一級可以基本上解決問題。”而在具體部署上，他要求儘快進入實際的鬥爭中去，把學習檔的時間縮短到四五天，在十天之內就要把鬥爭開展起來，並及時將情況報告上來，否則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麼人，只要是妨礙運動的，都要撤職查辦。“在幹部會上應指名批評落後的單位及其領導人，指名獎勵做得好的單位及其領導人，宣佈撤職的名單及理由”。同時委託薄一波與各地負責同志電話聯繫，“每三天至五天通話一次，檢查各區三反進度”。

毛澤東不主張在三反的發動階段，給群眾設置過多的條條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無罪，告者不究，壓制民主者必辦。他指出運動的重點是那些管錢管物的單位，“無論黨政軍在哪一系統，哪一機關，只要是大批地管錢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很多機關壓迫民主，群眾怨憤極深，有些機關官僚主義極為嚴重，領導都脫離群眾，鬧得不像樣子。凡此一切，均須徹底揭發，才能解決問題”。

時至一月中旬，三反鬥爭的進展，還是不能讓他滿意，群眾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大小貪污分子還沒有完全揭露出來，毛澤東著急了，立即要求：“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後止。”運動之所以發展不平衡，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黨內有人擔心，揭露出那麼多的貪污分子，會不會使基層組織癱瘓，對此，毛澤東卻毫不擔心，他說：“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資產階級堡壘不垮，我們共產黨就要垮。犧牲貪污分子和犧牲党與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

從1952年1月中旬開始，“三反”運動進入“打虎”階段。所謂“老虎”是當時對貪污犯的通稱。當時給“大老虎”定了六條標準：個人貪污1億元以上者；貪污不滿1億元，但對國家經濟造成很大損失者；滿1億元以上的集體貪污的組織者，主謀者；貪污5000萬元以上且性質嚴重，如克扣救濟糧，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與私商勾結盜竊經濟情報或利用職務自肥使國家損失在1億元以上者；全國解放時隱瞞各級國家財產或官僚資本未報，價值在1億元以上者等。

毛澤東同意六條標準。1月23日，他在《關於“三反”鬥爭展開後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的電報中，提請全黨全軍全國注意，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得出“老虎”的估計數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個省、每個城市及大軍區單位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2月4日，他又在《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做預算定指標，多少帶有一定的盲目性，而這正反映出毛澤東的焦慮的心情，這種心情正來源於他對新生的國家政權的擔憂。正如他在一份批語中所說：“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乾淨，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他親自審閱、修改、批轉各地報來的“打虎”計畫。如此嚴厲督責，全國的“打虎”鬥爭，這才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了。

志願軍十九兵團黨委在送呈的報告上說：“一般財經管理幹部中，有些單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貪污，有的單位甚至達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縣裡無好人”了，這樣不切實際的估計，當然是誇大其辭的。可是，毛澤東出於發動群眾，全面展開“打虎”鬥爭的需要，非但不批評，反而明確批示：“這種認識是合乎事實的。”本著除惡務盡的決心，依循其一貫的“矯狂必須過正”的思路，他認為：“凡對清出一批中小貪污分子就認為已經滿足已經勝利的人，必須加以批判。已收場者必須重來，一個月不足，再加一個月。兩個月不足，再加一個月。”

這一階段，毛澤東的工作量尤為繁重，思想和精力都耗勞在“三反”運動上，事無巨細，親自過問，親自落實。秘書葉子龍考慮到毛澤東的勞累，有意減少他的工作量，特意給值班秘書打招呼：“軍隊，軍以下自直屬機關及師；地方，分局及地委、專署、縣關於‘三反’的報告，均不送給主席看。”2月9日，工作人員還將毛澤東請到小禮堂，看了越劇電影《梁山泊與祝英台》，以讓他的緊張勞累的身體，得以鬆弛和恢復。

“打虎”鬥爭已如毛澤東所期待的，被各級組織提到議事日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單位負責人會議，讓到會的主要負責人自報公議，訂出“打虎”指標，並由單位主要負責人親自動手打虎，限期具報。如果哪位元負責人說本單位沒有“老虎”，那麼，他就得簽字具結，作出保證，然後，上級機關再專門派人複查，以此提醒各級領導勿要麻痹鬆懈，更不可存僥倖心理，使“三反”運動走過場。

華北軍區在運動中組織“打虎基幹隊”，專案專人，包查包打，把打“虎”專業化，在5天的時間內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中老虎18只（五千萬元以上）。他們的貪污款額總計為65億。華北軍區在送呈的報告中稱，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計“將來擠乾淨時，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並且斷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組織力量，突擊追查。毛澤東對華北軍區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國學習其經驗：“華北軍區過去成績甚微，經過嚴詞督責，最近五天突飛猛進，捉虎甚多，令人振奮。打虎要有一套戰術，凡已普遍展開的，就要迅速總結經驗，組織專門打虎部隊，向大小老虎突擊。”於是，全國的大小單位都成立了“打虎隊”，由那些積極性極高的隊員們專門負責搜尋、清查、批判“老虎”。

毛澤東認為，凡屬管理錢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即大老虎，鬥爭的注意力當然要引向這些部門。但是，這並不等於說那些用錢不多的機關，如宣傳、教育機關和民眾團體，就沒有大老虎，持有這種認識的人，是糊塗的。他的意見已是十分明確，打虎鬥爭包括所有領域和單位，沒有任何單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縣9個村的初步調查顯示，有貪污行為的村幹部占33%，9個支書中7個貪污，9個村長8個貪污，其中1個村幹部貪污公糧一萬斤以上，已夠上小老虎。毛澤東抓住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鬥爭引向高潮，他說：“凡說鄉村幹部中沒有或很少貪污的，凡說鄉村中雖有貪污但是沒有老虎（當然不是說每鄉都一定有老虎），應即以香河縣的證據駁倒他。”這時，毛澤東的“打虎”信心更足了，立即向全國黨政軍黨委發出《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清查真假老虎，嚴禁逼供信

在全國性的“打虎”鬥爭中，由於定預算“指標”，過分強調“打虎”實績，自然使各單位爭當先進，惟恐落後而受批評。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趕，也就免不了逼供，於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許多假“老虎”，無形中傷害了好人，運動明顯地出現了偏差。這裡僅舉兩則比較典型的實例。

著名漫畫家沈同衡時在上海市文聯工作，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清水衙門”的文聯，也免不了大會接著小會，白天連著黑夜，人人檢討過關。這樣的疲勞戰術使一些人終於熬不過去，只得主動“坦白”，以求“過關”，而這其中沈同衡是“態度最好的一個”。他所交代的金額，使他成為上海市文聯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隊頭疼的是這麼大的貪污金額，竟超過了上海市美協的年度經費總額。揪出“老虎”時是格外高興，如今定案處理又缺乏證據，真正的成了“騎虎難下”。

打虎隊正一籌莫展時，意外地發現沈同衡的一幅《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漫畫，此畫發表于抗戰勝利前的重慶某報，當時中共七大已經召開。畫的內容是一座七層寶塔，一人正一層一層地向上攀登。此畫明明是歌頌中共七大後，中國的未來將一步一層樓，有著光明的前景。可是，“騎虎難下”的人，硬是說這幅畫是反動的，是歌頌國民黨的。沈同衡已被剝奪了話語權，方的被說成圓的，黑的被說成白的，於是，他又從經濟“老虎”過渡到政治“老虎”，停職反省、隔離審查，繼而被調離上海市文聯。

另一典型則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青。他的大姐毛澤建自小就過繼給毛順生，成為毛澤東的妹妹。1937年10月，毛澤青去延安找毛澤東，自此參加革命，並化名毛萬才，而隱去真實的姓名，無人知曉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參加革命後，他一直做經濟工作。1951年5月，調任東北軍區某陸軍醫院會計股長，後又改任供應股長。

毛澤青一家數口，全憑他的微薄工資維持生活，家境比較艱難。“三反”運動的那年，同事們發現他突然“闊”起來了，身上披著毛皮大衣，腕上也戴上手錶，家中又添置一床毛毯。如此招人顯眼，自然成為運動的懷疑對象。打虎隊的人找他談話：你收入不多，妻子又沒有工作，哪裡來這麼多的錢顯擺？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從中……他很快便被懷疑有貪污行為，立即被隔離審查。此時再也不能隱瞞了，他只得拿出毛澤東的親筆信，並如實交代：自己的原先姓名是毛澤青，是毛主席的堂弟。主席見自己收入低、家境差，才從自己的稿費中匯來300萬元（舊幣），讓添置日用品。毛澤青的怨屈這才得以澄清。

毛澤東也關注到了運動中出現的偏差，他一面強調進度和指標，一面又在不斷地調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崗並告各同志的電報裡指出：個別單位“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種情況請予迅速糾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鬆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帳，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

他在轉發中直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還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當時，鑒於中小貪污分子占全體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們貪污的金額在舊幣1000萬元以下，考慮到擴大教育面，中央研究決定對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處分。在對小貪污分子的行政處分上，毛澤東也主張更寬大一些，在已規定的撤職、降級、調職、記過的處分外，他還特意加一項最輕的處分———警告，因為，這樣可以“使大多數小貪污分子減輕對抗情緒，利於團結改造”。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3月11日，政務院正式頒發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這個規定本著“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明確提出要區別對待不同類型的貪污分子：

凡貪污未滿100萬元者，只要徹底坦白、真誠悔過，保證永不再犯，不作貪污分子對待，也可以免於處分和追繳貪污款物；凡貪污超過100萬元而未滿1000萬元者，只要情節不惡劣，徹底承認錯誤，可免於刑事處分；凡貪污超過1000萬元而未滿1億元的貪污分子，可依其情節輕重，坦白認罪態度，退贓及檢舉主動情況，分別予以適當的處分，或免刑予以適當行政處分，應盡可能追繳貪污款物。凡貪污1億元以上，一般視其情節而給於不同的刑事處分，追繳貪污款物；他們之中如有主動坦白退出贓款贓物，有檢舉立功表現，也可免刑，改為行政處分。

“三反”運動已進入後期定案階段，毛澤東尤為重視落實政策，糾正運動中的錯案，指示：

“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是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關於結束“三反”運動的報告》，經審理，最後共有9942人判處有期徒刑，67人判處無期徒刑，9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42人判處死刑。“三反”已經過去60年了，回首新中國初建時期的那段鬥爭經歷，它對於樹立正氣，抵制歪風邪氣，在共產黨內部防腐拒變，樹立共產黨的威望，奠定新中國的基石等方面，無論給以什麼樣的積極肯定，都是不過分的。

（據《世紀風采》張家康/文）


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騰訊新聞 中紀委網站 2014-04-17 18:31

中新網4月17日電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華潤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1963年生的宋林是山東乳山人，中共黨員，同濟大學固體力學專業工程力學學士。華潤官網顯示，宋林1985年進入華潤集團，歷任香港華潤石化經理、高級經理、助理總經理、副總經理；華潤集團有限公司董事、企發部總經理及華潤投資開發公司董事長等職務。2004年起，擔任華潤(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2008年5月起，擔任華潤(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任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華潤微電子有限公司主席；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副主席、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2011年辭去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財富》2012中國最具影響力的50位商界領袖排行榜，宋林榜上有名，排名第20位。

回顧：宋林曾被記者二度實名舉報

4月15日，新華社《經濟參考報》首席記者王文志剛剛在微博上公開了一份給中紀委的實名舉報函。微博稱：“尊敬的中紀委領導：我在去年7月17日曾實名舉報副部級官員、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在華潤收購山西金業資產過程中存在嚴重的瀆職行為，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流失。出於對中央和中紀委的信任，今天我依然再次以公民的身份實名舉報宋林包養情婦，並涉嫌貪腐，具體見長微博和照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王文志。”

舉報函稱，宋林包養江蘇籍情婦楊麗娟多年。宋林認識楊後，利用職務影響將她安排到華潤的合作方瑞銀集團香港和上海的分支機搆上班，楊麗娟成為宋林收受賄賂和洗錢的重要管道。舉報還附有二人合影。從宋林和楊麗娟的合影看，兩人合影時的態度當屬親近。而有曾經見過宋林夫人的人士向記者證實，合影中的女性確實不是宋林夫人。

針對王文志的舉報，4月16日，華潤集團官方網站的公告中發佈了“宋林個人聲明”，聲明如下：本人注意到網路媒體上有署名人士王文志向中紀委舉報本人。本人謹此聲明：舉報內容純屬捏造和惡意中傷。此種行徑已經對本人及家人和公司的聲譽造成了極大傷害，希望有關上級機構及相關部門儘快進行調查，本人亦將通過法律途徑對一切造謠誹謗人士及機構追究民事及刑事責任。落款“宋林”。

《經濟參考報》在2013年7月5日曾經刊登王文志的報導，稱“華潤電力並購金業項目被指數十億國資流失，一收購煤礦成為放羊場地”。7月17日，王文志在微博公開舉報“宋林等高管在收購山西金業資產的百億並購案中故意放水，致使數十億元國資流失，宋林等已構成瀆職，並有巨額貪腐之嫌”。對此，華潤電力7月18日發佈澄清公告稱，公司此前並購山西金業集團原相煤礦等資產事宜不存在違規事項。

事實+

華潤集團官網4月份還更新其專欄

截至目前（4月17日），華潤集團官網專案位置依然保留著宋林的專欄。該專欄今年以來共更新四次，最後一次更新時間為4月1日。其中3月27日的專欄文章名為《改革再出發》，為宋林參加完全國“兩會”歸來後有感而發。

關於宋林的最近一次公開報導是2月12日，廣西日報報導，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彭清華在南寧會見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一行。該報導稱，宋林表示華潤集團將加大在廣西的投資力度。

目前，華潤集團下設7大戰略業務單元、21家一級利潤中心，有實體企業1,200多家，在職員工35萬人。華潤在香港擁有5家上市公司。其中，華潤創業、華潤電力、華潤置地位列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成為華潤旗下"藍籌三傑"。華潤集團是全球500強企業之一。（騰訊新聞綜合公開信息及第一財經日報、經濟參考報報導）


劉伯承告誡子女：不要做“紅牆裡的貴族”

2014-04-18 國家人文歷史

解放後，劉伯承擔任南京市首任市委書記、市長和軍管會主任。他十分注意聯繫群眾，反對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劉伯承反映，少數政府工作人員、部隊人員，不按規定手續購買車票，免費乘車;進入戲院、電影院和娛樂場所不買票，看“霸王戲”。得知這一情況後，劉伯承非常生氣，以軍管委的名義，連續下發了“乘坐車輛須按規定購票(佈告、軍字第一號)”、“進娛樂場所須購票入座(佈告、軍字第二號)”。這兩項“禁令”一出，違紀現象頓時消失，廣大市民拍手稱快。

劉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其長子劉太行回憶說，父親最反對的就是家屬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軍剛進城時，他就叮囑母親，現在解放了，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子女的生活，決不能特殊，要同群眾的生活大體相當才是。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時南京剛解放，父親是南京市長，有一天，他帶著我們去參觀中山陵。到了那裡，看到一張通知，說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參觀者。父親正要帶著我們回家，中山陵的負責幹部趕來了，可是父親還是堅持服從規定，拒絕了讓我們進去參觀的邀請。回家的路上，父親給我們講道理:‘爸爸雖然是個高級幹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不能搞特殊化。’”

劉伯承還對子女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經常說，幹部子弟生活優裕，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

1964年，劉伯承的小女兒劉彌群在北京航空航太學院讀書，適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開展，大學生需到農村參加8個月的“社教”活動。劉伯承知道後非常支持女兒參加。“父親要我下去體會一下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還很嚴肅地指出，幹部子弟生活優裕，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他說下農村是好事，不要讓人說我們是‘紅牆裡的貴族’。”

在劉伯承家的電話間裡，一直貼著一張告示——兒女們，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你們私事絕對不許用這些電話。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不許帶到我們家裡來。

“我們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傳，甚至不分男女的。”劉彌群的弟弟劉蒙讀中學時，還穿著姐姐穿過的女式舊軍裝，以至於很多同學笑話他，叫他“黃皮”。回到家，劉蒙吵著以後再也不想穿女式軍裝了，還遭到母親的嚴厲批評。

1970年後，劉伯承的兒女們先後結婚，但都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長子劉太行結婚後，一直住在單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裡，廚房和廁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劉太行的孩子出生，單位才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米的套間。

（據中新網）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同為“總理”，為何差距如此大？

2014-04-20 國家人文歷史

如果沒有“長毛之亂”，李鴻章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絕對到不了朝廷大員的位置。他與曾國藩、左宗棠這些“中興之臣”是通過“非正當”的管道仕途高升的，應該具有一定的水準和活力。但即便是這樣的人物，到了官場中心之後，也蛻變為噤若寒蟬的動物。可見，還是生存空間與官場環境決定一個官員的素質。

李鴻章、曾國藩們在國內是一流的官員素質水準，然而一旦拿到國外，就根本失去了“優越性”。他們頂多是利益集團的佼佼者，而不會成為信仰集團的精英。所以，對於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無濟於事的。

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

俄國人在接觸李鴻章之後，認為中國素質很低，李鴻章是中國的上層，俄國人以為李鴻章代表中國。而在國內，如此素質的官員已經算“傑出”與“優秀”。可見，當時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準。

當李鴻章與袁世凱這樣在清政府裡“優秀”的官員與世界發達國家官員對比時，且不論西洋，即便是東洋，也不在一個級別。

李鴻章之於伊藤博文，二人分別是中日兩國“總理”級官員。甲午戰爭前，兩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馬關條約時，後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說“是”。李鴻章為了少賠幾兩銀子，甚至對伊藤博文說出了甘居“養子”的可憐話（“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餵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狀，猶如老鼠見貓一般。

曾經的對手，忽然間一方成為另一方的天敵，憑的是什麼？

國家之道與首相的處世哲學決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對話。

伊藤對李鴻章揶揄道：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鮮來華與李鴻章談判，被李鴻章斷然拒絕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後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歎了一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這段對話儼然可為李鴻章所蒙受的“冤屈”開脫甲午之敗，非李鴻章之罪也。而是“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導致的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是個人解決不了的。

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嗎？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分別是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開始的明治維新早8年，但結果卻是日本後來居上，洋務運動的首領俯首於明治維新首領面前，簽訂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屈辱的《馬關條約》。

為什麼會有這種結局呢？李鴻章所抱怨的彌漫於中國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舊勢力對近代化運動的阻撓破壞無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鴻章又算是哪種進步勢力呢？

我們不能拿敵國首腦的諛辭當做“真理”，關於李鴻章，梁啟超早有到位的評價 “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對一個破屋只知修葺卻不能改造” 。

在世界形勢摧枯拉朽之時，作為大國“總理”，卻在一個破屋子裡，專注當一個裱糊匠。這種“人傑”，正如啟超所稱，為“庸眾中的傑士”，所謂“庸眾中的傑士”，畢竟還是庸才而已。

作為“改革總策劃”的李鴻章，其推行的洋務運動，只學技術不學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對“破房子”進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勢必被浩浩湯湯的世界潮流所淹沒。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響亮一記耳光，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

“國家太大，人心不齊” 這是一個國家堂而皇之不進步的理由嗎？只不過是抱殘守缺的庸官不作為的藉口罷了。

看伊藤博文當年，明治維新前，反對改革的幕府軍何等猖獗，他們打得改革派西鄉隆盛大敗自殺，日本改革派隨時都有性命之憂，其艱難程度數倍于大清洋務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鄉隆盛死後，毅然加入長州藩軍隊，繼續追隨大久保利通改革陣營，反對幕府統治，力主“開國進取”。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動一步到位的變法維新。從而使日本迅速在亞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徹底性，豈是拖泥帶水的李鴻章所能比擬的嗎？

翻看《馬關條約》那段歷史，必須承認：李鴻章對改革的見識與膽略，比伊藤博文差了一個檔次。以李鴻章的膽略，即便放到日本，怎麼會比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也要推進徹底改革的伊藤博文幹得好呢？

在勝利者面前，必須指出失敗者的殘缺。享用著勝利者諛辭的失敗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開脫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 下一個失敗的輪回！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作為不同，當然是與他們所處的內外環境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思想所決定的不同“物種”的巨大差距。

一個是封建官僚，一個是近代政治家，一個是舊地主階級，一個是新興資產階級，如此差距，豈不正環環相剋，天敵俱現哉？

伊藤博文從思想上，已經完成了由一個開明“藩士”到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質變。明治年間的日本的一切進步的設施，可以說得均由他創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宣導“歐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在明治維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戶孝允稱讚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開拓事業”。1872年，隨岩倉使節團在美國逗留期間，他在草擬的《奉命使節要點》的長篇意見書中說：“以我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洲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產，皆超絕東洋。由之，移開明之風於我國，將使我國民迅速進步至同等化域。”

在人才的發現與培養上，伊藤尤其顯露出與李鴻章迥然不同的新伯樂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資產階級教育體系，反對以“仁義忠孝為本，知識才藝為末”的儒學復辟逆流，堅決主張把“知識才藝”放在所謂“道德之學”的前面。

19世紀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歐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開化”，在日本開闢了“推行歐化主義時代”，力圖使日本在對外關係和文化上“脫亞入歐”。他“喜好洋風”，甚至帶領大臣舉行化裝舞會，自己裝扮成為威尼斯商人。儘管此事鬧得滿城風雨，一時傳為笑談，但從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開化”、轉移社會風尚方面一往無前、不遺餘力。

當時世界的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這是近代化國家的根本國家之道。而晚清的國家之道只是被動地換湯不換藥，既缺乏近代國家思想，更沒有近代國民觀念，這種國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員，即便是洋務派，充其量也不過是具有一定資本主義意識的封建官僚，比起資產階級改革家來，差的不是一絲半毫。

雖然伊藤博文還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識，他大力推行“天皇制的立憲政體”，與歐美近代民主政體相比，固然還相距甚遠，但畢竟推動了日本的質變 一個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開端。而裱糊匠李鴻章所致力的“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的晚清，仍只是中世紀封建王朝的苟延。

不同的“物種”有不同的膽識。思想的侷限，使李鴻章不停做出荒唐之事。

關於李鴻章的生存哲學與外交作為，常使我想起一個小故事

某人賣母，語買者曰：此吾母也，汝當善待之。

嗚呼！已失大義而欲全小節，可乎？

李鴻章誠如賣母之人，已失大義而欲全小節，算是哪等的人傑呢？

封建官僚體制下的首相哲學，除了固步自封的固態哲學，剩下的只能是亦步亦趨的家犬哲學。主人永遠是對的，這就是他們的價值觀與真理觀。彼時晚清的最高統治者是慈禧，李鴻章為國事可跟她據理力爭過一次嗎？她讓他打就打，讓他賣國就賣國。因為他深知，只有這個主子能確保他的官位。

當時的歷史時期，那個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國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變國家命運的政治家。

而沒落的王朝，國家的需要和統治者的需要並不在同一條軌道。

慈禧太后這個剛愎自用的最高統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務型奴才”，即“大勤務兵”，並不指望誰替她定國安邦。

李鴻章的出現，恰恰滿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國家需求。

庸相李鴻章，最懂慈禧太后的心思，做好“大勤務兵”，並在“裱糊方面”的功夫一流。李鴻章一貫主張對外和平，避戰周旋，這既有別於“鷹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別與頑梗不化的“保守派”剛毅等大臣，苟延殘喘功夫一流，故最得太后之心。太后需要他與友邦周旋，忍國家之辱，負權貴之重。

清朝是中國官員最奴化的時代，大員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稱。朝廷用人講究的是“我的奴才”。奴才所做的一切是為主子服務，什麼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都可以置之度外。就如這直隸總督李鴻章，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簽了一個又一個，割地賠款一茬接著一茬，你以為他是“為國分憂”，其實他不過是“為太后分憂”，他就是“唯老佛爺馬首是瞻”的一奴才，其升官路數跟大太監李蓮英沒有本質不同。

伯樂的眼界與需要，決定了所相之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這個“老大”是少謀寡斷的，或者英年有為的，那麼她或許需要真正的人才為她開天闢地，但事實上，慈禧太后這個“老大”，既不有為，也不少謀寡斷，而是個“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的固執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然後才是才。先奴後才者，不庸豈不拙拙怪事？！

一個庸奴，即便他表現得再怎麼“敬業”，或肝腦塗地，或殫精竭慮，也註定成為不了“偉大首相”。

而真正的傑出首相，一般少“乖乖”多“獨斷”，這正是李最忌憚的，也是庸才與英才的又一大界限。李鴻章為了“拼命做官”可以放棄一切尊嚴，他給慈禧太后提供服務，一切按主子意志行事，為主子忍辱分憂，卻不敢越雷池半步，

這位以“拼命做官”為畢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於一切，在他眼裡，政治信念是個虛無的東西。他絕不會用已經滿足的權力去冒“變法圖強”的風險。做事為了做官，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這就是李鴻章的“官本哲學”。

官僚與政治家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做事是為了做官，後者做官則是為了做事。前者沒有精神追求，而後者則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

伊藤之所以成為李的天敵，除了客觀政治處境的不同，根本差異就是一個資產階級政治家與封建官僚的距離。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對決，是一個老成的封建官僚去對付一個傑出的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家，乃圏中老狼與草原頭狼的博弈，在正常的遊戲規則下，草原狼戰勝羊圈狼是必然結局。

（摘自《逆淘汰：中國歷史上的毀人遊戲》）


稱雄亞洲的民國足球

2014-04-23 國家人文歷史

民國的足球運動，沒有官方管理機構，沒有經驗豐富的外籍教練，沒有職業運動員，沒有頻繁的國際交流，中國足球卻在亞洲獲九連冠，產生了“亞洲球王”李惠堂，登上奧運賽場。

京師大學堂足球隊隊員合影。該校足球隊成立於1910年。1905年4月24日，京師大學堂舉行了第一屆運動會。發文告說：“蓋學堂之宗旨，必以造成人才為指歸，而造就人才之方，必兼德育、體育而後為完備”，開我國高等學校舉辦運動會之先河。

清末，拖著長辮的廣東嶺南學堂學生與河南（珠江南岸）小學學生進行足球比賽。嶺南學堂較早地引進了西方近代運動項目。當嶺南學堂在澳門辦理時，就在課外開展足球、棒球等球類運動，並與當地中葡人士進行足球比賽。1904年遷校廣州河南康樂村後，在校內開闢了足球場。

1917年－1919年，福州市基督教青年會大院裡，穿長衫的青年在踢球。中國的現代足球運動引進跟西方人的進入有非常大的關係，西方人所到之處，都會有足球的影子。中國足球文化的傳播，首先是在香港、澳門、上海、福州等東南沿海，然後才進入內地。西德尼•甘博攝影。

1918年－1919年，德國、奧匈戰俘在北京西苑俘虜收容所新所的足球場上踢球。一戰於1918年11月結束，剛剛參戰一年的中華民國作為協約國的一份子，取得勝利。在中國共建立了六所俘虜收容所，關押同盟國在中國的外交官員以及士兵。俘虜們的文體活動豐富。

上世紀初期，蘭開夏隊與法商隊在打比賽。上海的外國僑民在1867年成立了“上海足球會”，起初只有外國僑民參加。中國人稱之為“西聯會”，成員主要有西商隊、西捕隊、法商隊、英國駐滬軍隊等。1926年起，中國人開始參與“西聯會”的比賽。上海圖書館上海年華/圖

1911年4月，威海衛國王飯店運動場上舉行的足球賽。1898年，清政府將威海租給了英國。從此，威海成了英國在中國的第二塊殖民地。現代足球起源於英國，隨著新航路的開闢和越來越多殖民地的佔領，英國也將足球運動帶到世界各地。

1922年的聖約翰大學足球隊。該隊成立於1901年，與次年成立的南洋公學足球隊一起被譽為“上海雙雄”。兩隊每年都有比賽，氣氛激烈。兩隊都有自己的啦啦隊。民國足球萌芽於高校，尤其是教會學校。沒有職業足球運動員，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上海圖書館上海年華/圖

1924年，紐約當地學生足球聯合會歡迎南華足球隊來訪的宣傳海報。南華足球隊成立於1908年，是香港首支華人足球隊。1921年，16歲的李惠堂加入，很快成為中國足壇的神話。征澳洲、打日本、進南洋，一路披荊斬棘，為中國人甩掉“東亞病夫”的帽子，做出了巨大貢獻。

1928年，“亞洲球王”李惠堂和他獲得的獎盃。李惠堂1905年出生於香港，1922年入選南華足球隊，開始足球生涯。1923年入選中國國家隊，分別於1923年、1925年、1930年、1934年參加了第六、七、九和十屆遠東運動會足球賽，四次均奪冠。

1929年，華北足球隊員合影。華北足球隊是由清華、匯文和協和三校的學生組成的球隊。從1913年－1917年，三所學校每年一度的三角對抗賽中，都有足球比賽。華北足球隊曾在191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全國運動會上獲得亞軍。

民國時期，上海大眾書局印製發行《足球成功法》封面。英國人亨塔著、林長茂翻譯。書中主要介紹足球基本練習法以及作戰策略。全書分6章，包括球員須知、守門、後衛、前鋒與中堅等。

1929年，輔仁大學足球隊在校園（濤貝勒府）花園亭前合影。民國時對北京足球貢獻最大的當屬輔仁大學。30年代末，輔仁大學成立“紫星”隊，講究球技，注重球風。後來在我國足壇享有盛譽的李鳳樓就是“紫星”成員。輔仁大學還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國家隊和北京隊隊員。

上世紀30年代，東華足球隊與西商隊（英僑商人）比賽，以6-2大勝。東華足球隊創建於1931年，隊員最初由上海各大學的精銳組成，後發展成醫師、金融、工商界職員以及大學生組成的純業餘體育團體。活動經費由上海工商界人士中熱心者成立董事會提供。

參加1936年奧運會國足隊員合影。大名單共22人，其中有“亞洲球王”李惠堂和著名歌星譚詠麟的父親譚江柏。這是中國足球隊第一次參加奧運會，賽前，為籌集資金，也為提高技術水準，足球隊員提前兩月出發，先到東南亞踢了27場球，籌得資金5萬元。

1936年，參加柏林奧運會的中國代表團在上海乘船離境時的場景。這條船上，並沒有中國足球隊隊員的身影。他們已經在東南亞踢比賽，熱身、賺錢。足球運動員們去柏林乘最低等艙位、住最便宜房間、自己買菜做飯。

1936年8月1日，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德國柏林舉行。進駐奧運村時，“亞洲球王”李惠堂為旗手。這屆運動會，中國參加了田徑、游泳、舉重、拳擊、自行車、籃球和足球6個大項的比賽，還進行了武術表演。

1935年左右，印度蘇門答臘，中國隊對陣印度。整個上世紀30年代，儘管國內戰亂不斷，中國足球與外界依然有零星的交流。

1936年8月6日，柏林奧運會上，經過舟車勞頓的中國足球隊與強大的英國隊進行比賽，最終以0:2敗北。此前，中國足球在十屆遠東運動會上獲得九次冠軍，國人對中國足球給予熱望，看臺上的中國啦啦隊有五六百人。

1936年8月31日，英國阿森納隊球員泰德•德雷克正在給一個中國球員簽名。柏林奧運會失利後，中國足球隊受歐洲各國的觀摩邀請，開始歐洲之旅，共踢了八場友誼賽。在倫敦，他們與伊斯靈頓的一支球隊比賽。

20世紀40年代，上海，馬來西亞聯華足球隊與西僑白鷹足球隊比賽，以4-0大勝。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足球隊常去東南亞以及一些歐洲國家參加比賽，東南亞球隊也經常受邀到上海參加比賽。

1947年6月，北平，清華大學足球隊與在中國的韓國僑進行了一場友誼賽。清華學堂於1911年4月開學，在辦學之初，清華學堂學生就成立了自己的足球隊。30年代初，北平五大學(清華、北大、師大、燕京、輔仁)的體育競賽會，都將足球列為競賽項目，贏得了很多觀眾。

（據新浪圖片）


紅顏染指秋末 2014-4-24

討論朝鮮人民幸福？伊拉克人民民主？？
討論最多的就是美國
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臺灣、俄羅斯、印度、香港、新加坡、加拿大、
主要就這些
談歐美主要就是有錢物價低，福利好，稅負低，民主、無污染，
談日本就是日本黑社會保護人民
談香港就是香港各種對，內地人被香港人罵是應該的
談印度就是印度雖然收入低，但是品質高，因為民主卻被人瞧得起
新加坡就是一黨世襲卻不腐敗
談臺灣要麼民主要麼傳統文化要麼電費低要麼生活簡樸
朝鮮和伊拉克是這樣的，要民主的人會說你不要民主就去朝鮮住一個星期，反駁他的人就會說我去朝鮮住一個星期，你去伊拉克住一個星期。。
俄羅斯討論要麼說俄羅斯軍事強大要麼說俄羅斯有免費醫療要麼說俄羅斯不腐敗要麼說俄羅斯自從蘇聯解體之後就有了很大提高
提德國就說德國入侵山東，結果山東什麼排水系統那麼好都是德國人功勞
這就是網路公共知識份子的說法。
一般拉丁美洲國家、東南亞國家、西亞國家、非洲國家公知吹捧的少
還有公知吹捧古代，說水滸傳裡面武大郎賣燒餅就能娶美女做老婆還能住兩層樓，證明古代房價低人民幸福，女生不物質，
這也算是世界觀


甲午戰前清朝軍費不足，僅相當於日本娼妓的戰爭捐款

2014-04-24 國家人文歷史

“天朝上國”的可憐軍費

甲午戰爭前夕，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清廷感到情況緊急，遂命李鴻章迅速拿出辦法。1894年6月30日，李鴻章提出添募士兵、加強北洋艦隊等方案，並請求戶部撥款二、三百萬兩，以作軍費。應該說，李鴻章提出的款子數目並不算大。要知道，整個甲午戰爭清政府共耗費五、六千萬兩銀子，而日本在6月以後，就已經有條件地陸續支出了額度約為4千萬兩銀子的預算外開支。

荒唐透頂的是，清政府一開始竟然僅僅拿出18萬兩銀子以充軍費。經過反復商議，戶部最後也只答應負責籌措150萬兩。而這些錢只相當於甲午戰爭中，日本娼妓為支援戰爭捐出的數目。即便這樣，這筆錢直到戰爭爆發也未全部到位。

8月14日，即戰爭爆發半個多月後，在嚴酷的戰場態勢逼迫下，戶部才提出4條籌餉緊急措施，即：一、停止工程；二、核扣俸廉；三、預繳鹽厘；四、酌提運本。9月23日，戶部又提出另外4條籌餉措施，即：一、顏緞兩庫折價，著照成案再減一成，均案四成實銀開放；二、典當各商捐輸；三、茶葉糖斤加厘；四、土藥行店捐輸。上述措施，不僅見效慢，而且收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

最後，清政府只好向商人開刀，採用了一個新鮮名目叫“息借商款”，就是借錢付利息。過去籌集軍費，都是讓商人直接捐，這次有利息，一開始還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實效。但是，由於“息借商款”系首次由政府向民間募借資金，對於清政府是一個新鮮事物。從上奏光緒皇帝“息借商款”，到最後大規模付諸施行，前後就花去數月時間。在全國推廣後，雖然有戶部奏准施行統一的章程可供依循，但各地的具體情況仍不盡統一，需要採取不同的措施應對。可以看出，由於平時沒有形成一系列規章制度，到戰時才提出方案，上下協商，白白浪費了籌措經費的寶貴時間。

即便如此絞盡腦汁，整個戰爭中，清政府從政府到民間籌集到的軍費也不超過3千萬兩銀子。反觀日本，整個戰爭中耗費約8千萬兩銀子，但其軍費預算高達2億5千萬日元，折銀1億6千萬兩左右。特別是在戰爭爆發時，中日同期籌集軍費的比例約為1∶10。由於軍費緊缺，前線各路將士人心浮動，後方受調清軍延期開拔。更有甚者，一些將領為節約經費，把守軍從已經設防的軍事要地撤回。各地催款的電報如雪片般飛向北京，令清政府焦頭爛額。

無奈之際，堂堂的“天朝上國”最後只好靠借外債來應戰。其中主要是1894年11月、1895年2月先後兩次向英國滙豐銀行所借，分別為1千萬兩和1800多萬兩白銀。

清王朝缺錢嗎？甲午戰爭前，清政府年實際收入約銀7千余萬兩，日本政府年則實際收入銀5千多萬兩。表面上看，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並不高日本多少。但據專家估計，中國國民年收入總量可達約銀30多億兩，清政府潛在的年財政收入總額可達約銀3億多兩；而日本卻幾乎沒有什麼潛在的財政收入可言。

還有，《馬關條約》要求中國賠款2億多兩銀子，其中的8千萬兩被要求在戰爭結束半年多的時間內就得付出。這些錢，清政府都拿了出來。那為什麼當戰爭來臨時，籌集軍費卻如此困難呢？

“鎮遠”艦上的累累彈痕(白線標出處)。

艱難背面寫滿落後與悲哀

清代前中期，各項財政收支均歸中央支配，地方政府只是扮演“代辦”角色。但是，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清政府軍費開支急劇膨脹，中央財政無款可撥，不得不讓各省自己籌款，並將部分財權下放各省。從此，各省開始截留稅收，隱匿地方收入，致使清政府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對全國財政的控制能力。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就只列厘捐、鹽厘等收入，而未列“土捐”等收入。至於厘金、雜捐的實收數量，各省隱匿虛報早已成為“潛規則”。因為有隱匿收入，所以各省無不有各種“小金庫”，如一個山西的善後局，不明來歷的餘款達幾十萬兩銀子。而在甲午軍費籌集過程中，地方疆吏卻對中央政府命令置若罔聞、互相推諉，甚至時時叫嚷財政困難，給人的印象是地方財政都陷入了危機狀態。

相對于地方督撫爭相充實“小金庫”不同，清政府的國庫卻空蕩得可憐。據歷史學家估計，甲午戰前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約占國民總收入的3%左右，而日本的這個資料卻接近20%。

這是因為，甲午戰前中國的近代工業還剛剛創辦，且多是官辦企業，財政稅收仍以農業稅和人頭稅為主，主要的稅源是地丁、漕糧、洋稅、厘金、常稅、鹽稅等6項。地丁和漕糧，按照清朝定制，不便更改。關稅則被帝國主義控制，未經列強一致同意，想要更改關稅稅率難比登天。所以，清政府只能在厘金、鹽課和常稅中想辦法，財稅活動的空間十分有限。因此，在甲午戰爭前較長一段時間內，財政收入與潛在的財政規模之間的巨大差距，使清政府不能有效地集中全國的財力進行近代化國防建設，在戰時也缺乏足夠資金支持戰爭，由此對甲午戰爭的失敗結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缺乏近代金融機構與融資手段，也是令清政府面對巨額軍費籌措只能望“銀”興歎的一大因素。日本在西學的過程中極為重視金融手段的借鑒。早在1877年，日本就嘗試發行公債進行戰爭融資。甲午戰爭中，其募集的公債達1億多日元，其中絕大部分是民間公募。1889年，日本擁有的銀行已達218家，類似銀行的各種會社有695家，共有資本3189萬元。這些近代金融機構，使日本政府得以順利地籌集到巨額的軍費。

然而，甲午戰前偌大的中國還沒有一家銀行，靠傳統的典當業、票號和錢莊，無法迅速有效地把社會閒散的資金集中起來支持戰爭。雖然境外銀行在華的分支機搆已近50個，但全部控制在洋人手中。在軍情緊急、軍費不足的情況下，清政府不得不向洋人借款。“押款保台”、開鐵路、內地開礦、興商務工作，清政府開出了一系列優厚條件，以探詢西方列強的態度，英、俄兩國卻都以“嚴守局外”為藉口拒絕借款。雖然滙豐銀行最後答應借款，但“乃乘隙獨專其利”，提出了許多更為苛刻的條件挾制中國。所借的幾百萬英鎊，不僅屢經反復而後定，而且短時間內給付不到十分之一，其餘尚無定期，甚至不准清政府從其他銀行另借。但此時的清政府已經是饑不擇食，不論借款條件如何苛刻，只能委曲求全地答應了下來。

其實，很早就有英國商人說動李鴻章開設國家官方銀行，但數次都因遭到頑固派的反對而流產。直到甲午戰爭過後兩年，即1897年5月27日，“中國實業之父”盛宣懷才在清政府的批准下在上海設立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正如盛宣懷所言：“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銀行，故兵餉萬萬，皆借本國民債，無俟外求。中國地大民富而無銀行，以官力借民債，雖數百萬亦吃力。”

借民債、借外債如此吃力，清王朝的統治者們卻依舊只關心自己的私利，沒有多少人全心全意地對待這場關乎國家命運的戰爭，更有甚者趁機大發國難財。當時據戶部奏稱，甲午戰爭期間慈禧的萬壽慶典，各衙門承辦工程差務等項共需銀500多萬兩銀子，而在戰爭過程中，戶部給前線的兩次籌款卻只有250萬兩，還不到慶典支出的二分之一。戰爭中，翁同龢與戶部官員聯名奏請“停止慶典尋常工程”，慈禧太后顧及輿論，不得不下旨停止部分慶典活動，於9月24日“發宮中撙節銀300萬兩佐軍餉，製錢萬貫交直隸。”戰爭爆發後，前線的清軍總指揮葉志超數次致電李鴻章，述說清軍缺錢少糧的種種困難，請求朝廷速速撥款前往。但是，當日軍佔領葉志超防守的平壤後，卻繳獲金磚、金錠近100公斤，銀錠500多公斤以及大量錢幣；繳獲的糧食足夠攻打平壤的日軍吃一個半月；各種物資總計價值達1千萬兩銀子。如此只顧一己之私、罔顧國家利益的腐朽政治生態，無疑讓清政府本已十分艱難的軍費籌集“雪上加霜”。

歷史的錯誤今天的鏡鑒

據統計，美軍在朝鮮戰爭中平均每天消耗不到1億美元，在越南戰爭中平均每天消耗數億美元；在海灣戰爭中，平均每天的消耗一躍而升到十幾億美元；到了伊拉克戰爭，美國總共花費了1000多億美元，平均到每個美國家庭約為3000多美元。

可以看出，如今在資訊化條件下，高額的戰爭消耗、高節奏的戰爭進程，使得軍費籌措的任務變得更加緊迫而繁重。要想在短時間內將雄厚的綜合國力、戰爭潛力，迅速轉化為戰爭能力，我們唯有汲取甲午慘敗的深刻教訓，對軍費籌集予以高度重視，在平時加強新型融資手段的研究和軍費動員潛力培育，完善組織體系和法律法規制度，並在適當時候組織金融動員演練，以便戰爭來臨時，能夠快速反應、高效運轉，用雄厚的資金為贏得戰爭勝利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如此，歷史的錯誤才不會重演。

（據中國軍網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舒健/文 ）


德國唐人街消失之謎

2014-04-24 國家人文歷史

目前擁有15萬華人的德國並沒有唐人街。事實上，德國曾有過唐人街，二戰時卻被希特勒給“毀”了。德國歷史學家拉爾斯-阿梅達在《圖片報》上講述了其中的原委。

漢堡出現“小中國”

19世紀末期，一艘艘滿載著絲綢、瓷器和鴉片的歐洲商船從廣東回到漢堡港。船上走下一群中國人。他們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時間，被囚在船艙底下做供暖工或機房工。

20世紀初，從中國回來的歐洲商船漸漸多了起來。商人們開始同意婦女在船上作一些雜工。很多中國船員的妻子也跟著四處漂泊。日子久了，有些船員的家屬因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隨船隊出發，被遺棄在漢堡。他們就結伴搭夥，在港口聖保利區搭個小屋或幾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這一帶的中國人越來越多。

當1921年中國領事館建立時，聖保利區首飾街一帶已居住了2000多名華人。當時的《漢堡晚報》就稱這一帶是個“小中國”。1929年10月，來自浙江寧波的老海員陳紀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協會——“水手館”。

“中國人大逃亡”

1933年希特勒上臺以後，曾和中國有過一段蜜月期。德國需要中國的戰略物資鎢、鐵、錳，要造槍炮就需要這些物資。而中國需要德國的槍炮，進行軍事裝備。所以，平安地躲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國人，並沒有像大多數猶太人那樣早早收拾行李、變賣家當。相反，很多中國的士紳家庭子弟還選擇到德國留學。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純淨德國血統”政策，認為“五代都是德國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國人”。華人們被逼與德國太太離婚，理由是“會玷污日爾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後，二戰一觸即發，納粹政權逐步加大對各國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國人開始逃離漢堡。特別是1941年，納粹與中國斷交，華人地位急劇下降。沒過幾個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館、雜貨店等都被迫關閉。但是仍有大約300多名中國人留守在首飾街。他們認為，納粹最終抓的只是猶太人，對華人的舉動只是戰爭環境造成的。

捏造“通敵罪”迫害華人

風雲突變，1944年5月初，“水手館”陳老闆等人接到納粹內線的密信，說納粹準備向中國人動手。當夜，100多中國人逃離唐人街。13日，200多個秘密員警在佈雷希特的帶領下，從首飾街兩頭包抄進來。他們以憑空捏造的“通敵罪”把剩餘的130人全部逮捕。

蓋世太保把無辜的華人關進了福爾斯布特蓋世太保監獄。在獄中，中國人必須進行強制勞動，否則沒有食物。3個月後，其中80人被投進位於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營”。由於集中營裡的衛生狀況很差，中國人又必須進行高強度勞動，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則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戰結束後，德國向被屠殺的猶太人、平民和盟軍戰俘的親屬提供了大量的撫恤金，唯獨對倖存的中國人沒有任何表示。他們認為當年對中國移民的大搜捕並非“種族滅絕行動”，和對猶太人的屠殺有著本質區別。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漢堡才越來越多出現中國人的身影。

如今，在首飾街街口，有一塊漆黑的、牢牢鑲嵌在牆上的鐵牌，上面寫著“這裡曾是中國唐人街的舊址。”德國從那時到現在，再也沒有出現過新的唐人街。

沒有唐人街的狀況或會改變

近10年來，在德華人迅速增加，華人工商界的影響力也在上升，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唐人街始終沒有形成，這無疑是一大遺憾。現在這一狀況終於要改觀了。科隆市於2005年就開始在“黃金地段”多伊茨區籌建一座“新中國城”(New Chinatown Cologne)，落成後將集餐飲、賓館、醫療、文化、商貿、旅遊為一體，凸現中國文化，結合傳統和現代。

此外，2007年5月，勃蘭登堡州的小城奧拉寧堡市議會也通過了建立一座大型中國城的投資計畫，預計投資額將達到5億歐元。規劃的場地原先是一座廢棄的飛機場，距柏林只有半小時車程，屆時，這裡將建成一座原汁原味的唐人街。儘管下了血本，但是前景甚好――政府也是希望能借此拉動旅遊，增加小城的吸引力。

但是，唯一令人擔心的是在德華人是否願意遷入中國城，如果招商和入住規模沒有達到預期的話，唐人街很有可能會“無疾而終”。

（據中國新聞網）


戴笠披露國軍令人髮指的貪腐

2014-04-25 國家人文歷史

近年來，媒體對滇緬戰場中國軍隊浴血奮戰之抗日事蹟，報導頗多，且延伸至圖書、影視劇領域，可算歷史領域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點。臺灣國史館所編纂之《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中，亦收錄有一則戴笠致蔣介石的電報密檔，可於浴血奮戰之外，對滇緬戰場國軍貪腐墮落的另一面，有所補充。

戴氏於抗戰期間執掌軍統，調查各戰區部隊切實情形，乃是其職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電報中，戴笠向蔣氏彙報了軍統工作人員，對雲南怒江前線部隊的調查情況。電報稱：

“今年二月間何總長由印度過昆明召集在滇中央各軍師長會議時，各師長提出報告，皆稱各該師現有戰鬥士兵八九千人，八十七師師長張紹勳為人爽直，席間照實報告該師僅有戰鬥士兵五千人，並以戰線過長，請求補充。何總長以各師皆有八九千人，該師獨僅有五千人，缺額過大，加以責備。實則各師士兵缺額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師現在騰北一帶遊擊，實數僅約四千人，八十八師現任怒江西面防務，實數僅約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師現任怒江正面防務，其戰鬥士兵有五千人，尚較其他各師為多。但其他各師師長所報之人數，均非實在之數目也。

“又查怒江前線各駐軍官兵，現多勾結商人，走私運貨。目前敵人缺乏食鹽，商人將食鹽由下關、保山等地運至前線後，則勾結當地駐軍官兵，送過怒江，換得棉紗布疋而回，交易地點有五、六處之多，但敵人狡猾異常，月前曾有我方軍官五、六人因販賣食鹽，私渡怒江，被敵發覺虜去。今年五月間，怒江西面馬面關之失，亦因敵人利用走私道路，化裝商人，乘隙侵入。查各師缺額過大，影響作戰實力，官兵走私運貨，每予敵人以可乘之機。當此怒江西岸敵人常思蠢動之際，上述情形，深可憂慮，似應一面嚴格查驗各師缺額，加以補充，並從嚴取締官兵走私，以免貽誤大局。”①

電報所言怒江前線部隊兩大劣跡——軍官普遍吃空額；勾結商人向敵戰區走私——實是抗戰期間國軍之普遍性頑疾。但戴笠電報中所言情形之嚴重，確實令人瞠目。怒江前線關乎抗戰大後方之安危，各師官長為吃空餉，竟坐視部隊半數戰力缺損而拒絕補充，其腐化墮落，殊堪髮指。

類似情報，在戴笠檔案中並非個案。如1938年，戴笠致電蔣介石，曾談及地方徵兵之殘酷，猶如抓捕罪犯：“生今午道經上饒，見員警由各鄉征來壯丁，均用繩索捆綁，連貫兩行。經調查結果，江西各縣徵集壯丁均如此辦理也。似此徵募，不僅不能為抗敵之用，影響政治實大。”②

再如，1942年浙贛會戰，以顧祝同所主持之第三戰區潰敗告終。戰役期間，戴笠即曾致電蔣介石，彙報三戰區作戰部隊之軍紀渙散情形：

“查此次參加浙東作戰之部隊，……各級官長大都有家眷隨身。日來，各部隊眷屬均向江山浦城一帶遷移，行李甚多，大都派兵護送，沿途拉夫，到處占住民房，查軍隊原有軍鹽發給，今則所過地方，則強要地方供給食鹽，而以所領軍鹽高價出售。因是各縣鄉鎮保長，均有無法供應之痛苦。”③

戰事結束後，戴笠又致電胡宗南（蔣時在胡處），披露三戰區之軍事官長，甚至有派人往上海接取女子前來前線娛玩之劣跡。電報稱：

“此次三戰區戰事之失敗，完全因生活優裕，官兵均無鬥志也。三分校學生……到處拉夫、鳴槍示威；前線退下之士兵，則到處搜劫；高級官平日，甚(至)有派副官赴上海接女子來玩者。”④

不獨如此，即便是當日舉國盛譽之薛嶽“三次長沙大捷”，在洞悉內幕之高層人士眼裡，亦是謊話連篇，貓膩重重。時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的徐永昌，在其日記中言及第二次長沙會戰，如此寫道：

“一、湘北戰之序幕，敵人掃蕩大雪山時，戰區所報我軍如何轉出反包圍敵人等等，完全子虛，斯役我第四軍吃虧極大。二、敵人打過汨羅江以後，我軍已無有戰鬥力之軍師。三、所報俘獲敵人不到十個，槍許有幾支，餘可想矣。”⑤

故徐永昌大發感慨：“由謊報一點看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於極點。”另據時任國民政府中宣部部長的王世傑披露，“當時薛嶽等之軍報，謂我軍始終未退出長沙，實屬謊報。聞委員長對此甚憤怒。”⑥

注釋：

①戴笠呈蔣中正請嚴查各師缺額並嚴格取締官兵走私(32.07.17發)，臺灣國史館典藏號：002080102038007。收錄于《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經濟作戰》。②戴笠電轉蔣中正江西各縣捆綁徵募壯丁影響政治觀感大（27年擬），臺灣國史館典藏號：1440101040001014。收錄于《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③戴笠電蔣中正報告浙東作戰各部隊軍紀狀況（31.06.02發），臺灣國史館典藏號：1440101040001016。收錄于《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④戴笠電胡宗南第三戰區戰事失敗全因生活優裕軍紀渙散致無鬥志（31.06.24發），臺灣國史館典藏號：1440101030004050。收錄于《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情戰報》。⑤《徐永昌日記》。轉引自：王奇生：《抗戰時期國軍的若干特質與面相一一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1期。⑥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編：《王世傑日記》(上冊)，2012，P387。

（據騰訊歷史 諶旭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