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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追憶父親胡耀邦

2014-04-15 國家人文歷史

1979年是全國上山下鄉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滾滾，怨氣難平，西雙版納農場知青下跪請願，群體臥軌，七萬人罷工事件，震驚了中南海。當時，華國鋒和胡耀邦對下鄉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決問題時，剛開始還停留在怎樣改進工作，加強領導，制止幹部違法亂紀的思路上。

當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聽取宣傳口和政法口的工作彙報時，觸及到知青返城問題，他立即和全國的就業問題聯繫起來。他說：

“要下決心解決就業問題。有關這方面的好經驗你們要登報。要不厭其煩。不惜篇幅。……知青辦應推薦。”

6月13日、14日、15日三天，耀邦同志抱著“要把就業問題說到家”的態度，一口氣談了三次就業問題，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仍有著十分驚人的前瞻性和準確的判斷力。在30年前改革開放尚未完全啟動的時候，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有企業不如民營企業（當時叫集體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大，並要求大力發展服務業，實為高瞻遠矚之見。

下鄉插隊是什麼馬克思主義？

耀邦同志有個習慣，愛記數字，愛算帳，對數字的加減乘除得心應手，尤其是對經濟問題。他說：

“現在有幾百萬青年要就業，今後每年要增三百萬，到一九八五年要二千萬……現在七百萬，再過幾年二千萬待業人員怎麼辦呢？”

當時，我黨在宣傳上，把“失業”稱為“待業”。對此，他非常不以為然，認為沒有必要掩蓋社會矛盾，自欺欺人，他說：

“要著重談一個問題，把城市幾百萬待業青年安排好。我們用‘待業’兩個字，外國人說他們本來是失業，……要把問題說到家。”

耀邦同志對知青上山下鄉早有看法，他認為經濟問題和就業困難是其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4月4日，他對中央黨校同志講：

“現在全世界都從農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們從城市到農村，這是暫時的還是長久的？到農村去搞飯吃，現在城市有許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務，二是建築。現在洗澡、理髮、交通都緊張，不搞這些，而到農村去搞飯吃，這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要下鄉，下鄉還要插隊，才是馬克思主義，太片面了。”

就業再走老路，就是新的“禍國殃民”

文革結束以後，黨中央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在耀邦同志看來，全國的總勞動力應在各生產部類重新分配，因為現代化的工業勢必要大量減少工人數量，他說：

“以後，我們現代化工業是要搞的，煤的現代化工業，油的現代化工業，鋼鐵的現代化工業，電的現代化工業，越是現代化，人越要少……絕不能糊裡糊塗在現代化、自動化工業裡增加很多人。”

他又舉寶鋼為例：

“我們的寶鋼，九年建成後，全部工人只要三萬人”。

“鋼鐵工人三百多萬人，多了。煤也是三百多萬人，多了。重工業的人是多了，不是少了，還擠在那裡幹什麼？還擠在那裡領工資去，就是新的禍國殃民。”

還擠在那裡，“就是新的禍國殃民”！這話太刺激，這話不是針對廣大就業群眾說的，也不是對重工業產業裡的產業工人說的。我認為是對當時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說的，因為對我國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來說，經濟體制、經濟制度決定了人們的就業門路和思想意識。在耀邦看來，這種就業制度，既害國又害民，所以他說這是禍國殃民的，是使人民不幸的就業制度。

我國解放以後，採取了一種“兩個人的飯，三個人來吃”的政策，也就是兩個人的工作，三個人去做。這反映了我國經濟制度著力追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的社會平等思想。它可以見效一時，但和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理論是相背離的。耀邦同志認為，這種就業制度是大大過時了，他說：

“你們是搞理論工作的，要想一想這個問題，要開動腦筋呐，把這個觀點講清楚，要徹底轉變我們這種就業思想。一律到全民所有制去，到工廠去，這是過時了，這是思想僵化了，這是不合時宜了，不把這個思想徹底打通，我們就業顧慮多得很。”

就業的出路在服務業和集體企業

既然全民所有制不需要那麼多人，大量上山下鄉的青年人的就業出路何在呢？耀邦同志認為：

“我們的同志們要徹底想清楚這個道理，就是搞輕工業、就是搞手工業，就是搞服務行業，我們有許多同志思想不對頭，把服務業搞臭了，手工業低人一等，服務行業更低人一等，集體所有制又低人一等。”

在耀邦同志看來，以上這些行業可以容納大批的勞動力，而且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也是很大的。他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有許多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比我們全民所有制企業進步得多，積累多，對國家貢獻大。他們自負盈虧嘛！他們的勞動生產率高嘛！所以我主張要徹底為手工業恢復名譽，為集體所有制恢復名譽，為服務行業恢復名譽。”

過去，人們把公有制企業裡的分配方式，如生產定額、平均主義、鞭打快牛等做法形象概括為大鍋飯、鐵飯碗。耀邦同志認為這種現象的背後，還有國家體制方面的原因。他說：

“一說就業，就講廠房、投資、全民所有制，這不行嘛。不要強調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本來應當是先進的，但我們搞起來卻比集體所有制落後，吃大鍋飯。”

“過去宣傳不夠，說國營比集體先進，集體是半社會主義，自己背個包袱。現在少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比集體所有制落後很多。要批評全民所有制‘鐵飯碗’，吃社會主義。”

如果脫離了生產力、經濟基礎的客觀現實，認為大公就是社會主義，小公就是半社會主義，個人就是資本主義，那就太幼稚、簡單了，正如耀邦同志所言，不經意中自己背上了越來越重的包袱。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館：

“北京新大北照相館，青年組織起來，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選景，態度很好，郵寄不要錢，顧客很多，一天賺五元錢，等於十三級幹部。放手搞，自負盈虧，搞點稅收。”

他反問，“服務不光彩？集體所有制企業為什麼不光彩？”

他對一件來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簽署，痛心疾首：

“今年美國的商人想加工眼鏡架子，要同我們訂加工六千萬副的合同。他送原料來，結果回答人家我們辦不了。這種現象聽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業，一面好多事情沒有人幹，飯館、旅館、理髮、縫衣服，多呢，現在縫衣服排隊，多的要等半年。”

我還記得為知青、青年人就業問題，耀邦同志在家中的院子裡和北京市政府領導葉林、王純同志互相交談過。王純同志談到，北京就業門路很多，真正利用起來，人還不夠，青年人是寶貴財富，其創造的財富更多。我在一旁聽到，都十分驚訝，心想，“就業問題不是天大的難事嗎？他是不是在說大話？”我記得，耀邦同志還去考察過天安門廣場觀禮台下為知青開闢的營業點，參觀後，據說他心情並不好，他希望青年人應該腳踏實地，對現在的就業應有長遠打算。

體制改革不搞不行

經濟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人類要生存，就要生產，要消費就要就業。一個社會不能解決就業問題，上層建築就要考慮經濟體制和經濟關係的變更，這就是改革。如果就業問題引起全社會矛盾的激化，上層建築還紋絲不動，就將引起動亂或革命。

耀邦同志從就業和一系列的問題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他說：

“我們過去搞了很多盲目性。多少年一手要投資一手減任務，不知浪費了多少錢。搞了三十年，家當可不少了。固定資產除了美國、蘇聯，我們占第三位。但有許多廠子不能開工，產品不對路，浪費驚人。已經吃不飽的地方，還要建新廠子，有的如輕工業，卻不投資。現在老百姓買東西要求高了，不光布匹、的確良，許多地方要收音機、自行車、電視機、錄相機，這些東西又不投資。有些東西不要多少錢可搞上去，不搞。不調整不行……。”

“我們要革命就得改革，經濟體制、財政體制要改革，幹部體制也要改革，不改革還得了？！各行各業的規章制度有許多適應不了這一形勢。”

耀邦同志在青年人就業問題上發揮的作用，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實現的。這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面對、參與的第一個經濟問題，社會效果是很好的。從知青就業問題出發，他直言不諱地談到四個現代化中，國營企業生產效率和用工流向的問題；社會總勞力在國民經濟生產各部類如何重新分配的問題；廣開就業門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經營的問題；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各自優勢比較的問題；擺脫過時觀念和樹立光彩就業觀念的問題；最終歸結到對黨中央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戰略思考上。今天看來，耀邦同志在此問題上，思考的不足之處是，把經濟體制改革中產生的困難估計不足，沒有就此問題和政府部門溝通，決心、魄力、熱情與工作藝術有所失衡。

我國現在就業的主管道已是多種所有制企業。絕大多數保留下來的國有企業也進行了改制，其中的職工比上世紀七十年代還減少了二千萬人。人們就業的領域大大拓寬了，其中的紡織、服裝、家電、網路、電子、建築、機械、餐飲、批發零售、一般服務業等等都有廣泛就業。眾多行業不僅使大量城市人口就業，還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農民工，人口數量達到一億五千萬左右。儘管有這樣驕人的成就，但我國13億人口的就業還是社會最重大的問題之一，仍是人們的最大需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在這一民生理念的指導下，把多方面的體制改革進行下去，使人民廣泛就業，逐漸進入學有所教，勞有所得，幼有所養，老有所歸，住有所居的小康社會。

（胡德平/文）


從紀念胡耀邦看人格魅力推動政改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 2014年04月15日 BBC中文網記者 嵇偉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之後對他的悼念活動發展為震驚世界的六四民運。

25年前的這一天，是一個被載入史冊的重要日子，可以稱作是共產黨中國的公眾民主意識覺醒和爆發的開始。

1989年4月15日，一星期前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突發心臟病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之後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發展為要求當局反腐與爭取民主的六四民運。

對於在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發起大規模真理標準討論的具體執行者胡耀邦的評價，不僅在他死後，就是在他生前，也是中國執政當局與知識界及平民百姓的一大分歧。

評價的分歧

胡耀邦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的學潮中，與垂簾聽政的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觀點相悖，他主張傾聽學生的訴求，因此被一些中共元老指責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於1987年被迫辭職。

但中國的知識界和普通老百姓卻普遍認為，胡耀邦是中共最高層中極少數積極支援和推動改革開放的領導者，也是罕見的開明與清廉的高官，而他的死則被看作是含冤去世。

胡耀邦去世後的許多年中，中國當局甚至忌諱提及他的名字，每年在他去世紀念日的悼念活動也一直保持極其低調，直到2005年才逐漸開始解禁，而在2013年4月，中國官方媒體卻罕見的高調刊登回顧和紀念耀邦的文章。

今年4月11日，剛卸任一年的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拜訪了湖南瀏陽中和鎮的胡耀邦故居，在那裡逗留了一小時，並向胡耀邦的銅像鞠躬致敬。

那麼這是否顯示了正在大力反腐並表示有改革決心的習近平政府會給胡耀邦一個符合民意的評價和恢復他應得的歷史名譽呢？

中國著名學者朱學勤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時表示，官方在紀念胡耀邦方面的態度漸趨寬鬆，前國家領導人在他逝世25周年之前瞻仰他的故居，比起從前甚至不能提他的名字，都是一種敢於面對史實的進步表現。

但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在接受臺灣媒體的採訪時卻表示，胡錦濤在卸任後只是一介平民，他訪問耀邦故居只是個人行為，不代表官方，所以胡德華不認為中國當局會對他父親有新的評價。

與此同時，在胡錦濤訪問胡耀邦故居之後的數天中，包括地方網站在內的中國官方媒體並未對此作任何報導，也被分析人士看作是當局不會為胡耀邦恢復歷史名譽的表示。

紀念意義雖然胡耀邦在世時被公眾看作是開放和清廉的高官，他的含冤去世直接引發了六四民主運動，但25年過去了，胡耀邦精神對現在的中共和中國還具有什麼樣的價值和意義呢？

六四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一王丹此前曾說過，胡耀邦的去世培養出了八九一代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也使這一代人開始脫離對當局的心理依賴，認識到公民以及公民社會的重要意義。

王丹說：“今天紀念胡耀邦，首先紀念的就是胡耀邦的理想主義人格。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現實主義者，但太缺少理想主義，太缺少人格者了，但願胡耀邦這個名字能夠喚醒我們內心深處的感動。”

就連六四後從上海《解放日報》調入北京任《人民日報》副總編的周瑞京，去年也在紀念胡耀邦的長篇文章中說：“在中國改革到了需要狠推一步、擊一猛掌的新的歷史時刻，緬懷耀邦，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

“耀邦始終堅持政治體制改革要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他為中國加快改革開放進程和加速經濟發展，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人們公認，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成了我們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人格魅力

對於今天紀念被稱為“真誠的改革推動者”的胡耀邦，在著名學者朱學勤教授看來，最大的意義是紀念他的人格魅力和對改革的理想與熱情。

朱學勤教授認為，如果沒有胡耀邦那樣的人格魅力，就難以想像中國會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改革的黃金十年，而中國的政治改革在胡耀邦去世後也從此陷入了僵局。

雖然現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的經濟改革方案得到經濟界的普遍讚賞，但是卻幾乎沒有觸及任何政治體制的改革，所以今天紀念胡耀邦，就是要認真汲取當年中國政改的啟動與停頓的原因和教訓。

朱學勤教授說，在中國剛走出文革傷痛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能出現枯木逢春般的改革的黃金十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最高領導人胡耀邦的人格魅力和理想境界。

現在中國要重啟政改需要很多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和決策圈內需要有像胡耀邦那樣的具有感召力和改革熱情的人，這樣才能凝聚共識，推動中國真正的改革。

來源：BBC中文網


【人物】北宋名臣寇準：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歡他？

2014-04-15 國家人文歷史

丁謂之所以能登上佞臣榜，僅僅因為一個人，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寇準寇大人；而其間的因緣際會，僅僅因為一件小事，那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溜須”事件。

關於溜須事件，史書上是這麼記載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後的寇準再度出山，取代王欽若成為宰相。也就在與寇準拜相的同一天，丁謂也再次升官進入中書省成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為同事，關係也非常親密。寇準曾多次向擔任丞相的進士同年李沆推薦丁謂，但被李拒絕。寇準問其原因，李回答說:“看他這個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嗎？”寇準說:“像丁謂這樣的人，相公能始終壓抑他屈居人下嗎？”然而，有一天，中央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會後，身為內閣成員的寇、丁二人都參加了宴會。宴會間，寇準的鬍鬚上沾有一些飯粒湯水，身旁的丁謂見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這一舉動在同事兼好友間，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準不以為謝，反而板起了臉，冷笑著說了一句讓丁謂下不了臺的話:“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

這就是典故“溜鬚拍馬”中“溜鬚”的出處。

現在想來，寇大人說這句話，無非有兩種解釋:一是寇大人認為丁謂身為參政，卻為他人拂羹湯，不成體統；一是寇大人裝大，在地位略低於自己的同事面前充上級，意在公共場合擺譜。前者是傳統的解釋，我以為，結合寇大人的為人，後一種解釋更切合當時的情境。假如真是不成體統的話，作為朋友，寇大人理應更低調處理，不必小題大做。

其實，說起來，丁謂也不是那種喜歡溜鬚拍馬之輩。

丁謂聽了“好友”寇準這話，頓時備感尷尬，從此記恨上了寇準。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最終將寇準擊敗，把他趕到雷州。

那麼，丁謂為什麼會上佞臣榜，而寇準卻上了忠臣榜呢？

先來看丁謂這個人吧。

丁謂的遺憾也許就是現代人的遺憾，現代人的遺憾也就是寇準的遺憾。

丁謂，字謂之，後改為公言。蘇州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於966年，正牌的科舉進士。丁謂年少的時候就以才出名，當時著名文學家王禹偁看到丁謂寄來的作品後大驚，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來才有如此之作。可見他仕途起點之高，令人頭暈，也就不足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進士甲科之時，就擔任了大理評事、饒州通判，相當於副省長。只過了一年，就調回了中央，以直史館、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廢“道”為“路”，初為徵收賦稅、轉運漕糧而設，後逐漸帶有行政區劃和軍區的性質）去採訪。回來之後，就當地的茶鹽等重要問題寫了篇調查報告，引起了皇帝的重視，當上了轉運使，相當於節度使，並且還兼職三司戶部判官。不過，由於宋代派系鬥爭的傳統，丁謂仕途後來也有起伏。

丁謂的才幹，其實遠在寇準之上。

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了一個“一舉而三役濟”的故事，說的就是丁謂。大中祥符年間，禁宮失火，樓榭亭台，付之一炬。宋真宗命晉國公丁渭擔負起災後重建的重任，修葺宮廷。丁謂採取了“挖溝取土，解決土源；引水入溝，運輸建材；廢土建溝，處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將街衢挖成壕溝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溝，以便將城外的建材通過水路運進城中，等房屋建好後，那些壕溝又成了廢墟垃圾的回填場所，不僅“省費以億方計”，還大大縮短了工期。這樣精巧的規劃、縝密的思維，即使是現代都市的規劃師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裡的馬路有人恨不得裝條拉鍊就知道了。

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謂官拜副相之後，四川一帶發生了以王均為首的少數民族叛亂，中央先後徵調大批兵馬前往平亂，都被叛軍打得落花流水。丁謂受命於危難之際，深入蠻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勢，安撫了叛亂。

接下來看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人。比丁謂大五歲，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進士，淳化五年為參知政事。寇準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其實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學課本裡講的“澶淵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遼軍大舉侵宋，寇準力主抵抗，並促使宋真宗渡河親征，與遼訂立“澶淵之盟”，暫時穩定了局勢。《宋史》上提到寇準最多的就是兩個字“正直”。不過，說他“直”，沒話講；說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淵之盟”後，有人對皇帝說:“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聽說過賭博嗎？賭博就是傾其所有孤注一擲，寇準就是把您當作他的“孤注”啊。這個比方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當時的中央並沒有勢力和遼國抗衡，會盟前，寇準曾經威脅和談代表，說要是超過了某某數，就要砍他的頭。想來皇帝聽了這話，心上一定會隱隱作痛吧。

寇準一生為官遠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導致的。仗著“澶淵之盟”有功，寇準的權力欲達到頂峰。“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準極厚。”因而，寇準得以毫無顧忌地大權獨攬，實行宰相專政，常常居高臨下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特別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來依制度不應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準都大權在握。史載:“準在中書，喜用寒峻，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寇準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而不願遵守規定，“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當時中央流行著一種偏見，瞧不起南方人，寇準也終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歲的晏殊以神童召試，時任宰相的寇準因為他“(屬）江左人”，也想壓制他。所以後來丁謂偏要把他貶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讓他病死在那裡。

寇準第一次為相後不久即被他所瞧不起的南方人王欽若排擠罷相。罷相後出知陝州（今河南陝縣），寇大人基本上不理政事，沿襲多年官場的舊習，終日宴遊。“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宴遊。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還有記載說寇準在知天雄軍任上，與知雄州的李允則相互設宴，競比奢華之事。大概因為政治失意，寇準終日與酒相伴，還曾寫《醉題》一詩:“榴花滿甕撥寒醅，痛飲能令百恨開。大抵天真有高趣，騰騰須入醉鄉來。”

有記載說，在一次過生日時，寇準大擺筵席，廣邀賓客，當所有人到場之後，他突然穿出了一件新衣服，那是一種黃色且繡龍的皇帝制服，地地道道的龍袍！這消息立即披上了羽毛傳進了京城。皇帝把宰相王旦叫來，問:“寇準乃反耶？”王旦聽到大驚，立即表示去信呵斥，竟把大事化小了。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薦下，寇準重回權力之巔，任西府樞密正使。兩個人本來應該同心合力，但寇準似乎不大瞧得起這個晚於他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態度與王旦共事，而是不時地給他找些麻煩。史載:“（寇）準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即以聞。上謂（王）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惶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只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就是說，寇準對東府送來的檔，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找差錯，找到了，並不與東府商量，直接呈報給皇帝，借皇帝來責罰王旦，有意出東府的醜。

一報還一報，後來，東府的人也有樣學樣，凡西府送去的檔，他們也找岔子，以報復寇準。但王旦卻沒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書退給了樞密院，沒有報告給宋真宗。當樞密院吏把這件事彙報給寇準時，寇準感到非常慚愧，第二天，見到王旦，對王旦說:“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王旦的行為雖然讓寇準感動不已，但寇準還是一有機會就不放過攻擊王旦。他的行為與後來王旦處處保他相比較，真是“夫復何言”。

當寇準得知將要被罷免樞密使時，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點的官（使相）。對於寇準這種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驚，說使相怎麼可以自己要求呢，並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別人的請托。王旦這種態度使寇準又羞又惱，“深恨之”。但當宋真宗問起王旦，寇準罷樞密使後應當給他個什麼官時，王旦卻說:“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在寇準為使相的任命頒出後，“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准者。準始愧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准所可測也’”。

王旦為相12年，病重之際，宋真宗讓人把王旦抬進宮中，問以後事:“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王旦開始並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問，僅說:“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沒辦法，只好一一點名來問，王旦都不表態。最後，真宗只好請王旦直說:“試以卿意言之。”王旦這才說:“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但宋真宗對寇準的性格不滿意，說:“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這時，王旦固執地堅持:“他人，臣不知也。”

在皇帝眼裡，寇準心胸狹隘，又過於偏執。與其他大臣也屢有衝突。無論君子、小人，都不喜歡他，宋真宗因此也不願碰這只燙手山芋。

但是，畢竟有王旦臨死前的推薦，寇準終於找到了機會。天禧三年，永興軍內有個叫朱能的巡檢，勾結內侍周懷政偽造了天書。寇準為了迎合熱中此道的宋真宗，上奏雲“天書降於乾佑山中”。果然此計奏效。十來天后，寇大人就被召赴京。到這年六月，王欽若因事下臺，寇準為相。

然而，這一次，寇大人一上來就碰上了丁謂這樣一個才氣和才幹都比他高的對手。寇準在和丁謂的爭鬥中，因為看不起劉皇后而得罪了她。擔心自己的處境，寇大人決意發動政變。然而，機事不密，一次酒後失言，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謂的親信覺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歸路，曾被寇準壓制過的馮拯等多人紛紛出了口惡氣。半年後，真宗還念念不忘:“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說到這裡，不得不歎，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該這樣。

有些事情，真的……

（據《百家講壇》）


【漫談】雍正批奏摺盡顯冷幽默：知汝懼死實甚，然羞則未也

2014-04-15 國家人文歷史

雍正帝批示奏摺很認真，有的還很睿智幽默，讀來令人發笑。如有個官員犯了罪，在獄中給雍正寫悔過書，以期得到赦免，內有“辜負天恩，羞懼交並”兩句話，雍正在一旁批道：“知道你害怕得要死，不過羞愧與否倒不一定（知汝懼死實甚，然羞則未也）。”

有次宮裡邀請了個戲班子，欲在宮中搭台唱戲，有個禦史認為此舉有失體統，力諫不可以，而且還很固執地一連上了三次奏摺，最後雍正不耐煩了，在奏摺上批道：“你想沽名釣譽，有這三個摺子就夠了，如果再敢囉嗦，要你的小命（爾欲沽名，三摺足矣。若再瑣瀆，必殺爾）。”

還有一個揭老底的批示，更是讓人忍俊不禁：“你以為朕是好騙的嗎？你別忘了朕登基時都四十多歲了，你們每個官吏的情況我都知道，你也不例外，我沒當皇帝時就知道你曾經彈劾過我，你還給我送禮物，希望我在先皇面前替你美言。告訴你，你以後給我小心著點，你的一舉一動，是逃不過朕的眼睛的（汝以朕為可欺乎？汝忘朕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官吏情偽朕盡知之。朕在藩邸時，即知汝名曾列彈章，汝又送朕禮物，冀朕在大行皇帝前轉圜。汝此後其小心謹慎，一舉一動，不能逃朕之洞鑒也）。”

（據《長沙晚報》）


美國式反腐：鍍金時代的扒糞運動

2014-04-16 國家人文歷史

報刊不僅能送更多的靈魂升入天堂，也能把更多的靈魂拯救出地獄。

——詹姆斯•戈登•貝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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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屠宰場都有殺豬房，每天殺豬房中總會運出一批掛有紅標籤的死豬，這些豬被發現感染有結核病毒，豬肉中含有致命的屍毒，無論經過何種處理，即使烹煮，屍毒都能存活，並能致命。政府要求把這些死豬放入槽中處理成肥料，槽由政府職員在底部封口，只有槽中的肉被銷毀，封印方可取掉。紙面上的規定很嚴格，但是這些槽總是開著的，從上面扔進的肉從下面出來後被製成了臘腸⋯⋯在充滿蒸汽的裝罐車間，地板水準下方有開口的罐子，工人可能會掉入這些大罐中,萬一掉入，被撈出來時軀體已所剩無幾，有時，他們會被忽略好幾天，直到只剩一把枯骨。那些血肉會隨著加工的肉類送到公眾的手裡。

這不是“3.15”的曝光場面，而是1906年美國出版的紀實小說裡的文字。25歲的調查記者厄普頓•辛克萊拿著《訴諸理性》週刊提供的五百美元經費以打工的名義潛伏到美國芝加哥的一間肉類加工場，一共七周的調查讓他看到了超乎想像的瘋狂場面，他把這一切寫成了一本書，起名叫《屠場》（TheJungle）。

厄普頓•辛克萊，“社會醜事揭發派”作家，1906 年發表《屠場》

讓腳步等一等靈魂

美國史學家亨利•康馬傑說：1890年代是美國歷史的分水嶺，區分了農業美國和工業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美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全國處在工業化的浪潮中，美國人瘋狂地追逐著財富，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集中，城市群落在一個接一個生長出來。在企業逐利的本能驅使下，支配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壟斷企業越來越多，像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到1904年控制了國內石油貿易的80%和石油出口的90%。JP摩根以卡內基鋼鐵公司為中心，組建了美國鋼鐵公司，僅手中的現金就可以支付美國政府1880年的全部開支。壟斷企業們組成托拉斯置一切正義、公平、人道於不顧，瘋狂斂財。這就是美國的“鍍金時代”。

但美國人面對不斷刷新的GDP以及這個嶄新的時代“既無經驗也無精神準備”，政府的食品監管受賄成風，尸位素餐。整個美國的制假造假之風極為猖獗，食品和藥品公司的大幅廣告肆無忌憚地說謊。

藥品業的問題更加嚴重，有些製藥商利用一些人對陽痿、性病、癌症以及某些婦科病的無知和畏懼，打出了所謂獨家秘方。有一家製藥商把一種非洲草藥“BUCHU”捧成能治百病的神藥，以一藥治萬病，但這種草藥實際上在非洲只是一種化妝品，塗在皮膚上能揮發出一種類似胡椒和薄荷的氣味，披著種種神秘主義的偽裝，藥商引誘人們購買，結果使很多病人的病情雪上加霜。另一家藥品公司蘭多宣稱他們的新藥中含有鐳，功效神奇，但事實上其中的鐳含量與自來水差不多。美國一位著名醫學家赫爾姆斯曾氣憤地說：“假如能將現在所有用的全部藥物沉入海底，於人類乃是萬幸——而於魚類則是最遭殃不過的事了。”就是這些假藥每年從那些可憐的美國病人身上騙走了五千九百萬美元。

美國人對食品衛生業中的假惡醜也受夠了，民間流傳最好的肉被出口到德國，因為那裡有嚴格的肉類檢測標準，而那些不合標準的肉則留在了國內。

“代理處專門尋找年邁的、瘸腿的、病殃殃的牛來製作肉罐頭，例如，在附近的草原上，有上百個農場向市場供應牛奶，所有患齶瘤或因年老而無法產奶的牛到了能裝滿一車，也就是20頭時，就被送往這個地方製成罐頭⋯⋯這就足以使每個人覺得噁心，再想想人們還不得不吃那樣的肉；但是他們必須吃，因為罐頭廠還在繼續生產，年復一年！⋯⋯毫無疑問，正是這些製作‘芳香牛肉’的原料導致了數倍於西班牙子彈數目的美國士兵的死亡。而且，只有軍隊的牛肉不是用新鮮肉加工的，而是用在地窖中躺了數年的陳肉。”

利益集團激鬥揭黑記者

辛克萊本意是想揭示勞工的惡劣勞動條件，“寫此書的本意是打動公眾的心，可碰巧擊中了胃。”書中的文字足以讓被噁心到家的美國人再也沒有勇氣拿起刀叉。

《屠場》對肉類企業的殺傷力，使它的出版過程毫不遜色於書寫過程。先是原定的出版商害怕作者的社會主義傾向會惹來意識形態上的麻煩，要求辛克萊修改內容，並承諾如果按要求修改可以保證此書銷量至少增長十倍，但辛克萊在職業操守與經濟利益之間選擇了前者。

在經歷數家出版商的拒絕後，書稿感動了一家出版公司的老闆沃爾特•佩奇，他不但買下了版權，而且還對書中的內容進行了調查核實，最後予以出版。

聞風而動的全美牛肉托拉斯們展開了反擊，他們收買一些報刊雜誌對這本書進行口誅筆伐，發表一系列文章指責書中的內容失實、聳人聽聞、惡意誇大。辛克萊激怒之下又寫了一篇《可惡的肉類加工業》揭露肉類企業的代筆們用賄賂手段使證人撤回證言的事實，還出示了政府部門的報告書，顯示一些企業原本就承認過食品摻假行為。糖衣炮彈也接踵而來，一些肉類企業試圖拉攏辛克萊，提議以他的名義建立一個“模範肉類加工廠”，而且開出三十萬美元的巨額股份作為好處費，他只需簽字同意就可以從此名利雙收。“可能還會在理弗賽德•德理弗擁有一幢或者更多的別墅，美女則是想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根本不會有誰批評我。”

辛克萊沒有接受這些，反而揪住這些肉類企業又是一通猛打，為多家雜誌撰寫了後續調查，揭露無良企業對千萬美國人的傷害與欺騙。

新聞自由在美國有著根深蒂固的社會及法理基礎，在金錢與新聞的較量中，金錢逐漸失色。《屠場》順利出版，而且引發轟動，首發後一個半月賣出了兩萬五千冊，之後一年內始終釘在圖書暢銷榜的榜尖，並被翻譯成十七國文字向全世界傳播。

邱吉爾說：“這部可怕的書⋯⋯刺穿了最厚的腦殼和最硬的心”。有一個廣泛傳說的段子說希歐多爾•羅斯福讀《屠場》時正在吃早餐，當讀到香腸中混進死老鼠等令人作嘔的加工環節時，大喊著“我中毒了！”把吃了一半的香腸扔出窗外，從此，總統變成了一個素食主義者，不敢再吃肉。

《屠場》使國內外的肉類產口銷量劇減，英德兩國向美國發出外交照會，裝載美國肉類產品的貨船被國外港口退回，美國肉類托拉斯陷入一場災難。

社會上響起一片改革的呼聲，羅斯福總統派了兩名紐約市社會工作者尼爾和雷諾茲組成新的調查組，前往事發地暗訪，結果證實辛克萊的作品所言非虛。

迫於壓力，也為了重振絕望的市場，肉類企業嘴上拒不承認所受的指控，私底下卻開始緊急清理工廠，並宣稱擁護政府調查和嚴格管理。

《屠場》也使國會反對派改變立場，1906年，也就是《屠場》出版的同年，國會通過了《純淨食品與藥品管理法》與《肉類檢查法》，要求對所有肉製品都要進行嚴格檢驗，美國食品藥品從此慢慢安全起來，公眾也逐漸恢復了信心。

1883 年，美國“鍍金時代”的政治漫畫《工廠的保護者》反映了有錢的商人階級與工人階級的依存關係，工人所受到的剝削和不公平待遇(Bernhard Gillam/ 繪)

壞消息更吸引眼球

像辛克萊這樣的記者“與政治家和勞工領袖、改革家和鼓動家、教授和牧師以及社會工作者一道，共同影響了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進程。”其中，記者是美國“黑幕揭發運動”的最大動力。

十九世紀美國的新聞業邁向廉價時代。

大眾化的雜誌價格更低、內容更通俗、更貼近大眾生活。雜誌較報紙出版週期更長、篇幅也更長，更適合長篇的揭黑報導，而且雜誌一般是全國發行，一旦揭開黑幕比較容易形成全國性影響，從而為雜誌贏得廣泛的社會聲譽、讀者訂戶以及經濟效益，是一條迅速上位的成功捷徑，因此成為揭發黑幕的主要載體。

這一時期著名的揭黑記者大多供職于一家或幾家雜誌，他們挖出了美國幾乎所有的黑暗與不公正，如“市政腐敗、經濟壟斷、食品衛生、藥品摻假、欺詐索賠、雇傭童工等等”，有的是文學型記者，擅長寫作動人的故事，有的是專家型記者，有深悉一切的調查能力。他們與報刊等新聞出版業為迎合讀者而支援揭黑不同，大多懷著對美國的愛而恨這個國家，立意推動社會進步，“拯救美國”，目標“浪漫崇高”。在他們看來，美國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發展過快，而道德的血液明顯跟不上肌體的需要，看似發達健壯的社會實際上藏著令人髮指的罪惡與黑暗，“希望在勸服和勉勵的基礎上，用良心的告誡鼓勵美國民眾參與這場有關道德的改革運動”。

美國眾傳媒的監督，使社會躲過一“劫”

貶義的“扒糞者”變成光榮稱號

美國新聞界爭當“烏鴉嘴”，不當“報喜鳥”，因此從報刊上看美國，民不聊生，遍地狼煙，嚴重影響了正在崛起的美利堅的形象。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政府官員、企業領袖天天被報刊指著鼻子罵，不但令友邦驚詫，也擾起了本國人民的不穩定因素。

愛達•塔貝爾抄了美孚石油公司的老底，林肯•斯蒂芬斯寫了有關都市政治機器的作品，雷•斯坦納德•貝克報導勞工問題的文章都曾引發極大的社會反響。1906年3月號的《世界主義者》發表了菲力浦斯的文章《參議院的叛國罪》，點名指責納爾遜•奧爾德里奇等20多位參議員，使用了“叛國”、“無恥”、“掠奪”、“強盜”等字眼，稱他們是“財團”的代言人，罵得太激進，令舉國皆驚。

希歐多爾•羅斯福在公開演說中給揭黑記者、作家安了一個“扒糞者”（Muckrakers）的稱呼。這個詞出自十七世紀英國作家約翰•班揚的小說《天路歷程》，其中有扒糞人，“手拿糞耙，目無旁視，只知朝下看；他被贈予天國王冠以替換他的糞耙，但他既不抬眼望天，也無視王冠，卻仍繼續耙那地上的穢物。”羅斯福的類比讓一些知名的揭黑者震怒，但是生動形象的稱呼還是不脛而走，更多揭黑者們以此為榮，揭黑運動於是又被稱為“扒糞運動”。

“扒糞運動”揭開的社會黑幕，張揚了報刊的輿論監督作用，甚至是媒體審判，但它完成了一次大眾的新聞洗禮，使人們的權利意識“大覺醒”，“進而在動盪而複雜的社會中幫助國人形成共識”。

美國總體上是一個法治國家，“衡量社會運動成效的最重要標準是看它對立法進程的影響。”受“扒糞運動”的影響，“市、州和國家的社會立法洶湧而至，幾乎席捲公眾所感興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動方式。這些改革性法案有：憲法第十六、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純淨食品和藥物管理法（1906年）、肉食檢查法（1906年）、打擊放任自流式經濟的《赫伯恩法》（1906年）、聯邦儲備法（1914年）、克萊頓反托拉斯法（1914年）、聯邦貿易委員會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諸多法律：婦女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選任官人數、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

“扒糞運動”沒有唱衰美國，反而促使底層百姓、中產階級乃至一些大資本家形成了改革共識，針對社會問題，全社會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陸續出臺，權錢交易、有法不依因大批扒糞勞模們的“糞勺”而不得不收斂，推動了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完善了社會制度建設，令“鍍金時代”的美國社會轉型安全“著陸”，使美國成功建立起“民主自由而又井然有序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扒糞運動”開始衰落，戰爭牢牢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國際問題取代國內問題成為新的焦點，大戰面前，輿論自動開始對外，這個時候再槍口對準自己，回應者就寥寥了。

“扒糞運動”雖然逐漸終止了，但在記者中，能以一己之扒糞改良社會的，都會受到同行的尊敬。大名鼎鼎的普利策新聞獎是美國新聞界的風向標，在歷屆獲獎作品中都能看到揭露性報導的身影。在道格拉斯•貝茨所著的《美國普利策獎金內幕》一書中寫道：“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一向主要是揭露性新聞，它們所揭露的情況是某些政黨、尤其是政府所不願意洩露的。在1917-1990年的580個新聞獎中，約有40%屬於此類新聞”。“扒糞運動”以里程碑式的姿態留在了美國進步史與新聞史的記載中，它為新聞界留下了揭黑傳統影響至今。

（周斌/文）


圓中國夢 陸學者談民主政治

中央社 – 2014年4月16日 下午9:42

（中央社台北16日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今天表示，要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而民主與法治相輔相成，「沒有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難圓復興中華的中國夢。」

最新一期的「求是」雜誌刊出「如何認識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系列文章，其中一篇由俞可平撰寫「沿著民主法治的軌道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求是」是中共中央主辦的機關刊物，而俞可平是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重要文膽，他2006年曾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引發中外關注。

正當外界觀察中共是否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時，他又發文談民主的重要性，卻舊調重彈「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現實道路。」

俞可平說，民主與法治是硬幣兩面，不可分割；民主像桌子，而法治就是其中的柱子。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沒有法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而有序推動民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正確方向。

他說，「沒有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也難圓復興中華的中國夢。」

但他又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

俞可平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有三大關鍵。第一，任何組織和個人都須在憲法和法律規定架構中運行。第二，堅持依法治國。第三，黨在推動民主法治中起引領作用，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各級黨組織也須在憲法和法律內活動。

文章說，要牢固確立在國家事務中「憲法至上」和在黨內事務中「黨章至上」的觀念，堅決破除「黨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謎思。1030416


东方逸岚（： 2014-4-17 04:20:36

二二八紀念廟內的，多數是殺人犯或叫嗾殺人犯的主謀台灣皇民。還­有參與南京大屠殺、海南島姦淫婦女殺人犯的台灣­日­本­兵­­。­眾­多已逍遙法外。美國官方資料二二八死亡上­萬人­，那­­是被­台灣­皇民­屠殺的在台外省人老弱婦孺達萬人­。美­­國當時­搞不清­楚死亡­的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紐­約­時報當時­在3月4­­日報導，­身著軍服者(誤以為­是國­軍)「­在全台肆虐­」，對住家­破­門而入滅­門屠殺­！­以及在全台­街頭無差­別式的大屠­殺老­弱婦孺，姦淫­­­肢解、砍頭、­分屍孩童成兩半­、削掉鼻子、­­挖出眼­珠、­­割去耳朵及­生殖­器官、對孕婦開腸­破肚用武士刀將嬰­­兒­­­挑出摔死，慘絕人­­寰！國軍在3月4日­根本還未登陸！國­軍­­在3­月9日才登陸的­；原來是­頭戴日本軍­帽身著日本­軍服，­揮舞著日­­本軍刀的台­灣皇­民正在街頭姦淫屠­殺在­台外省人­老弱婦孺、破門而入­滅­­門屠殺外省人家­庭！全­­台足足殺­了十天！


David.He 2014-4-17 12:18:44

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貪污16億被雙規接受調查時談6點：

1、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就是貪場，憑什麼專整我？
2、真讓我交代，我能講三天三夜，把廣東官場翻個底朝天；
3、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
4、像我這種級別的，誰不能供出來百十個人？這個太平常了！
5、下起村長，上到國長，誰敢說自己沒有腐敗。
6、男人就得“提錢進步”女人得“日後提拔”；除了這，眼下誰要能當上官就不屬人類，誰不服氣？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叫他大爺！


ahai 2014-4-17 03:08:34

綁匪對關在屋裡的幾個人質說，你們當中要是有人敢大喊大叫求救，所有人都要挨一頓鞭打。有兩個人質不信邪，喊了兩次，害得所有人都挨了打。後來，每當這兩人想要求救，沒等發出聲音，就被其他的人質暴打一頓。綁匪十分高興，說，和諧與穩定是大家共同創造的，只要遵守規矩，大家都有好日子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