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到底毀了多少字畫？每個字都看到心裏流血
作者： 篆刻
文革到底毀了多少字畫文物？混沌時代已無從記錄，但有不少民間檔案和口述回憶，令我們對那個無知的年代，所有踐踏文明的魯莽思想與無知行爲，痛徹骨髓。
1，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撕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駡是‘封建主義的玩意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2，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了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3，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老人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4，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也是八十四歲。他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蹟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逃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5，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6，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連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通通被燒成了灰。
7，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爲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爲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 ‘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爲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8，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80噸！
9，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肮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所有研究資料。
10，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淒慘地死去，國寶不再。
11，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繒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爲國寶贈送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他化了幾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乾二淨。
12，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13，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
14，因江青點名咒駡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余方齊白石爲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15，1925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爲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16，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中國的古迹少，博物館裏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憐，民間的文物十個有九個都是假的，爲什麽？因爲真的大多毀掉了。中國大多美術館古代書畫墨寶極少，爲什麽？因爲書畫是最容易毀掉的，扔到火裏一燒就沒了。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焚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這是幸運還是諷刺？
更諷刺的是，文革的文物破壞，卻造就了今天的中國富豪，中國女首富陳麗華就是把北京文革沒收文物的庫房中的“貨物”以低價佔有後，幾年就成爲中國前10富豪的。
人沒了，也許後繼有人，寶物沒了，就真的沒了。煙雲往事，懲前毖後，卻痛定思痛；前人愚昧，後人覺醒，但文明已殘缺…
來源：篆刻
一個遠比高爾基靈魂高貴的十四歲男孩
2014-04-27 這不是歷史
大凡在大陸中學學過散文詩《海燕之歌》的，對高爾基這個名字當不會陌生，這是一個生活在前蘇聯、被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的“偉大作家”。其生前極盡榮耀，並得到了列寧的賞識，列寧稱之為“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傑出代表”。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表面上看來十分“高貴”之人，卻曾用墨寫的謊言讓自己蒙羞，讓自己的靈魂墜入深淵。
上個世紀20年代，一個犯人從蘇聯的索洛維茨島勞改營中成功逃走，並在逃亡英國後出版了曝光島上黑幕的《在地獄島上》一書，該書讓歐洲人甚為震驚。為了消除負面影響，蘇聯政府決定派一個政治上可靠且在國際上享有聲望的作家親赴島上考察，以此駁斥西方的指責。符合這兩個條件的高爾基被選中了。
在國家相關官員的陪同下，高爾基來到了索洛維茨島。在他來之前，監獄方就做了精心地安排，改變了島上肅殺的氣氛，如將島上衣衫襤褸的犯人集中起來，然後用帆布遮住。
不過，在貌似溫暖、舒適的環境中，高爾基還是看出了一些端倪。有些被安排在長椅上躺著看報紙的囚犯，故意將報紙倒拿，大概是希望以此暗示高爾基：他所看到的都是顛倒黑白的，是假的。沒有人知道此時的高爾基是如何想的，他只是默默地走到那些將報紙拿倒的囚犯身邊，將報紙正了過來。
然而，出乎監獄當局和國家相關人員意外的是，當高爾基參觀兒童教養院時，一個十四歲男孩突然從歡迎隊伍中走出，輕輕地對高爾基說：“高爾基爺爺，你看見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相嗎？要我告訴你嗎？”高爾基十分吃驚，他摒退了所有人，在工棚中單獨和這個男孩談了一個多小時。男孩將監獄中所有的饑餓、毒打和虐待全部告訴了高爾基。
當高爾基從工棚中出來時，業已是淚流滿面。隨之他被四輪馬車接到了監獄長官的別墅中用餐。在用過餐後，高爾基離開了索洛維茨島。而那個冒著生命危險將真相告之的男孩在其剛剛離開後，就被槍決了。時間是1929年6月20日。
瞭解了真相回到莫斯科後的高爾基，立即在蘇聯和全世界各大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文章“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稱蘇聯政府拿索洛維茨島來恐嚇老百姓是“毫無根據”的，“犯人們在那裡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
或許，就在這一刻，高爾基的靈魂與那個小男孩的靈魂已然分出了高下。毫無疑問，那個付出了生命代價的誠實的男孩遠比高爾基高貴許多，畢竟他在內心得到了永久的安寧，而高爾基呢？卻選擇了背棄了良知。
當然，這不是高爾基第一次說謊，也絕非是最後一次。也許我們可以從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撰寫的《莫斯科日記》中一窺高爾基選擇謊言的原因。高爾基曾對不滿蘇聯公然歧視政策的羅曼．羅蘭的妻子瑪莎如此說道：“如果需要做出選擇，犧牲什麼會更好一些？少數還是多數？”從高爾基的所作所為來看，自然，犧牲少數而維護所謂“大多數人的利益”無疑是正確的選擇。良知在此似乎已成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此外，究竟由誰來判斷誰是“少數”，誰是“多數”呢？這個仲裁者可以保持公正嗎？
對高爾基的詰問，瑪莎當時的回應是：“假設是少數，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有什麼權利對想在德國人中滅絕少數猶太人的希特勒感到憤怒呢？”誠如斯言，如果以高爾基的判斷標準，希特勒也的確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但歷史卻表明，希特勒遭到了所有世界上正義人士的唾棄，而這恰恰是因為他背棄了人的基本良知。歷史證明，泯滅了個體，犧牲了個體利益、權利和尊嚴的政權註定會灰飛煙滅。納粹德國如此，蘇聯東歐也是如此，下一個呢？
很想知道，地下的高爾基對於曾經竭力維護的政權如今早已崩潰作何感想，可惜，這也是我一廂情願了。只是，那些如高爾基一般思維的人是否可以從中學到些什麼呢？
蔣介石五個孫子的不同人生際遇
2014-04-28 這不是歷史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蘇聯西伯利亞刮起了多年未遇的颶風。
黎明前，在距“塔哈”車站只有一公里的烏拉爾機械廠工人宿舍裡，漆黑的沉寂中突然傳來一陣嬰兒降生的啼哭。
這簡陋破敗的宿舍裡住著個年輕的中國人，他的俄文名字叫尼古拉，而此人的真名和來蘇前的經歷，在剛剛建立不久的蘇維埃烏拉爾機械廠還不為人所知，甚至就連與他結為夫妻的俄羅斯少女芬娜，也還一無所知。尼古拉儘管早就加入了共產黨，可是，到任何時候他都是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嫡生之子。這個在蘇聯西伯利亞荒原裡誕生的孩子，就是蔣介石家族的第三代——蔣氏五兄弟中的長子！蔣經國當時不敢為他以蔣氏命名，卻為他取了個同樣有俄羅斯特色的名字——愛倫。
愛倫在蘇聯出生不久，從中國來到蘇聯已經十餘年的父親，忽然收到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的一封公函。要蔣經國馬上從西伯利亞前往莫斯科，原因是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３日，他在蘇聯《真理報》上發表的一封信引起了國內的關注。
這是蔣經國首次在俄羅斯政治舞臺上公開亮相，公開向遠在中國執政的父親蔣介石宣佈堅決對峙的政治立場。蔣經國的信是寫給奉化溪口的母親毛福梅的：
“親愛的母親：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經有十年了，我們分離的時候，您說出了您的願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經達到了。但是我達到的方式跟您當時說的大不相同，您的兒子已經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這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放被壓迫、被剝削人們的辦法。一九三七年您給我的信要我馬上回家，這個要求到今天還沒能實現。但是您的兒子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永遠不會回來了。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膽小的孩子。……”
愛倫第一次看到那封信的中譯本，已經是三十歲的成年人了。這樣言詞激烈的信，本可讓愛倫的父親與統治中國國民黨的祖父發生徹底的決裂，甚至可能因為政治觀點的極端對立導致父子的分道揚鑣。然而就在這封絕情信傳到中國不久，愛倫的父親蔣經國竟然與失和多年的祖父蔣介石發生了一次戲劇性的悲歡離合。在蔣介石和蔣經國中間暗中牽線的人，居然是一位共產黨人——當年以哲人的智慧使西安一場劍拔弩張的兵諫得以和平解決的周恩來。周恩來通過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從中斡旋，最後才讓蔣經國一家順利得到了回國的機會。這樣，在俄國出生的愛倫才得以回到蔣家的故里溪口。
第二個來軍校鍍金的蔣家子弟
１９４５年春天的一個上午，蔣孝武在戰時的山城重慶降生了。
那一年正是日本即將戰敗的前夕，也是其母蔣方良隨蔣經國從江西贛州來重慶不久。蔣孝武與他哥哥蔣孝文有所不同，他從出生時起就生活在十分優越的政治世家裡。那時蔣經國已回國多年，蔣介石也鑒於國民黨官場的形勢，開始考慮到自己的後事，所以事事都希望讓蔣經國在重慶官場上抛頭露面。１９４９年蔣孝武隨全家來到陌生的臺灣。
蔣經國一家（左上側兩個是蔣經國與章亞若所生的蔣孝嚴、蔣孝慈兄弟倆，前左為：蔣孝武、前右為蔣孝勇、後排大哥為蔣孝文）
蔣孝武置身在蔣氏家族的光環裡，有強烈的優越感。無論在臺灣長安東路讀小學，還是後來在士林地區的中學時代，蔣孝武都沒有把時間用在學業上。他和蔣孝文比試的不是彼此的學業成績，而是在如何搞惡作劇般的遊戲進行不懈的較量。到蔣孝武中學畢業前夕，他的學習成績已經滑到全班最低的位置。
蔣介石一直為這幾個不爭氣的孫子心煩意亂，依孝武的學業觀之，現在讓他投考大學，顯然力不從心。與其那樣趕鴨子上架，倒不如因勢利導，順其自然。孝武小時候喜歡舞槍弄棒，不如去當一個軍人。
事隔一個月，在中學成績江河日下的蔣孝武，忽然得到意想不到的好機會，來到鳳山軍校報了到。
蔣孝武入校不到一個月，就因軍事教官的嚴格訓導，發生過一場爭執。教官們對多次違犯紀律的蔣孝武進行批評時，這位蔣家二公子居然當眾給那不識時務的教官以無情的痛責。以後所有教官都長了見識，他們對我行我素的蔣孝武種種違紀劣跡雖看在眼裡，卻再沒有任何人敢當面教訓他了。這樣，蔣孝武就成了鳳山軍校中的特殊學員。他每天睡到太陽老高才起床，到飯廳吃飯時也可以不像普通學員那樣排隊打飯。更有甚者他還要點自己喜歡的飯菜，讓廚師特別為他開小灶。他只聽自己喜歡聽的課程，凡是不喜歡的功課，他隨時可以離開鳳山軍校，開著小轎車去臺北和高雄兜風。
在蔣介石看來，蔣緯國雖有兒子孝剛，但蔣緯國畢竟不是自己的親生子，故而就把蔣經國的兒子當成自己的後繼人。特別是長孫蔣孝文生病以後，蔣介石把全部希望都寄予在蔣孝武身上。
蔣經國也感到對不起父親：“孝武當初進鳳山軍校也不過是權宜之計，因為將來如若讓他們在臺灣發展，沒有大學文憑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讓孝武進大學？然後再讓他出國深造……”
蔣介石聽了這個主意，點了點頭說：“這倒是個好主意，我看，索性就讓孝武到臺灣大學當插班生吧。”這樣，蔣孝武就順利進了臺灣最高學府政治系當了插班生。
“將軍夢”破滅與商海弄潮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蔣經國的三子蔣孝勇，出生在動盪不安的上海。
那時的蔣家及其國民黨政權已處於人民解放軍摧枯拉朽的重重包圍之中，蔣孝勇就是在這種形勢下來到這個世界的。
蔣孝勇是在臺灣度過童年並長大的。他和兩個兄長不同的，是蔣孝勇雖然也生在政要家庭，但他從小勤奮，好學進取。他從小就有種自強自立的精神，但是儘管如此，蔣孝勇的學業也與兩個哥哥一樣，始終不能成為他所在學校和班級中的佼佼者。後來，當蔣孝勇中學畢業後，蔣介石和蔣經國又商量許久，竟然又打起了讓他進鳳山軍校學習的打算。
蔣孝勇心裡十分清楚，在他祖父蔣介石的眼裡，鳳山軍校始終是蔣家寄予厚望的地方。因為蔣介石始終認為，蔣家第三代在他百年之後是否能夠繼續其衣缽，關鍵在於是否手中握有兵權。蔣孝勇能否在臺灣政壇發跡，最好也像他當年躋身政治舞臺時一樣，首先從國民黨的軍界幹起。
蔣孝勇就這樣放棄考大學，直接進入了鳳山軍校。果然不出蔣介石和蔣經國所料，蔣孝勇來軍校後既不開汽車闖禍，也不隨便觸犯校規。他是個精靈懂事的孩子，有一陣子蔣孝勇在鳳山軍校內接受軍事訓練確實刻苦。在有關機械化武器課程的考試中，蔣孝勇也多次獲得高分，名列前茅。就在蔣孝勇正熱衷習練軍事的時候，忽然在一次夜間軍訓時，冒險翻越一條溝塹，他不慎扭傷了腳。
幾個月之後，蔣孝勇的足疾有所好轉，他也有重回軍校上課的心願，但因為鳳山軍校的課程拉得實在太多，他已經無法趕得上了。
祖母宋美齡說：“依我看索性就別讓孝勇再回軍校了，他那只受傷的腳好不容易才治好，萬一將來在軍校裡繼續受訓，如果再要扭傷了，又將如何得了呢？”
因宋美齡和蔣介石一錘定音，不久，腳疾痊癒的蔣孝勇便遵從祖父祖母之命，走進了臺灣大學政治系的課堂。他在政治系教授連戰的指導下，很快成為該系一位活躍學生。
蔣孝勇雖然生活在政治家族裡，可他看透了國民黨官場的爾虞我詐，喜歡上與政治全然不搭界的商貿。他認為自己的選擇不該是從政為官之道，而是想另闢蹊徑，走一條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經商之路。
“這樣也好。因為人各有志嘛！”蔣經國從瘦削精幹的蔣孝勇簡短談吐中，已經體察到他從內心厭惡國民黨官場的本性。他雖然有些失望，但蔣經國終究是善解人意的父親，深知子女的前程擇業，不可以違心強求。他喟歎說：“孝勇，我想，即便允許你經商，也不能當民間的商人。那樣和咱們蔣家的前輩反差太大了。我看，你不妨先在國民黨的財務委員會裡任個職，怎樣？”
就在那次談話之後，蔣孝勇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的財務委員會委員，同時進入“鴻霖集團”——包括臺灣旅遊、餐飲、娛樂和貨運的大型綜合企業公司。蔣孝勇的老誠持重及管理企業的靈活手段，再加上他獨有的特殊身分，使一度並不景氣的鴻霖集團年利潤迅速飆增。不久，為謀求更大的發展，蔣經國又建議蔣孝勇接管臺灣一家頗具實力的黨營公司——中興電器公司，一上任就當上了董事長。蔣孝勇上任以後，“中興”便一改以前的頹局。由於蔣孝勇的神力，凡是臺灣所有大型冷氣設備的安裝，一律劃為蔣孝勇的“中興公司”承包安裝。眨眼幾年過去了，從前在實業上沒有多少經驗的蔣孝勇，很快就變得名聲日隆了！
到了１９８０年，蔣孝勇不但抓住兩個上市公司不放，而且又成了臺灣“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的常務理事和國民黨中委，蔣孝勇不僅有財權，又有了黨權，如此一來他在臺灣就可以呼風喚雨了。
１９８５年，正當蔣孝勇在“中興”董事長位置上幹得有聲有色的時候，他二哥蔣孝武出事了。本來在政海宦途幹得大有希望的二哥，不想由於涉嫌“江南事件”，在這一年初春被蔣經國“外放”到新加坡去了。恰恰就在二哥黯然離台不久，蔣經國的先天性糖尿病越發嚴重了。他不但改裝一隻名存實亡的義眼，又因下肢行走不便，不得不以輪椅代步。這樣一來，實業繁忙、日理萬機的“中興公司”董事長，就只好把公務推給手下總經理全權代管，眼看著由他慘澹經營起來的“中興公司”落入了他人之手。
苦水裡泡大的難兄難弟
１９４２年３月３日淩晨時分，在廣西桂林省立醫院，忽然傳來幾聲嬰兒降生的啼哭。那是一間普通的產房，這裡在兩個月前忽然住進一位大腹便便的青年少婦。沒有誰知道此人的來歷，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和職業，附近鄰居只知這位深居簡出的嫵媚少婦有些特殊的背景來頭。因為自從她住進這裡以後，經常可見一些小汽車在夜間出沒在這個醫院裡。
這位不知從何處來桂林待產的女人，名叫章亞若，她生下的兩個嬰兒，原來竟是與蔣經國的非婚生子。她分娩不久，兩個孩子就分別取名為蔣孝嚴和蔣孝慈。後來，蔣孝嚴和蔣孝慈又改名為章孝嚴和章孝慈。
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期，蔣經國被江西軍閥熊式輝帶到贛州任職，有位嬌柔善良的青年女子闖進了他的生活。此時蔣方良帶著孝文、孝勇等孩子正在奉化，而這位贛州公署新上任的女秘書章亞若，則馬上成為了蔣經國開闢新區的得力助手。當蔣經國和章亞若的愛情到了開花結果之時，遠在重慶的蔣介石忽然獲悉此事，他大發雷霆，決心拆散這對可以葬送蔣家政治前程的野鴛鴦。
章孝嚴和章孝慈永遠不會理解這政治家族森嚴可怖的家規，特別對於已被蔣介石暗定政治繼任者的蔣經國來說，更不允許他在私生活中做出半點有損政治威信的事來。
蔣經國為保護章亞若和尚未降生的孩子的安全，同時也為保住自己的名譽，在桂林西郊麗獅路租了一所民房。然後讓章亞若在那裡神不知鬼不覺地生下孩子。
蔣介石獲知章亞若在桂林順利產下兩個孩子的消息後，大為震驚。
“混帳！真是為女人就不要前程了！”他無法允許一個女人隨便毀壞他兒子的政治前程，於是便向戴笠吩咐馬上派人，去桂林執行一個秘密計畫……
贛南的八月，天氣說變就變。蔣經國正在專員公署裡等候桂林方面的消息，不料這時忽然收到章亞若女友桂昌德發自桂林的加急電報。上面有一行可怕的字：“江西贛州專員公署蔣經國先生，亞若今天中午突然病亡，速來料理後事……”
王升作為章亞若後事的直接處理人，他在桂林已把章亞若安葬在城外鳳凰嶺下。又把尚不懂事的大毛和二毛，委託人送給章亞若的母親代為撫養。蔣經國眼裡流著淚叮囑王升說：“你馬上代我給章亞若母親送一筆錢，並讓她老人家把兩個孩子送到萬安居住。還要特別關照老人，今後孝嚴和孝慈兄弟兩人，就改為母姓好了。告訴他們千萬不要再姓蔣了！……”
１９４９年章孝嚴和章孝慈隨外婆及舅舅從江西前往臺灣。
由於生活在社會底層，以普通貧民子弟出現在學校裡的他們，當然不能知道自己父親就是當時在臺灣執政的蔣介石之子。章孝嚴和章孝慈也不清楚他們已經去世的母親，早年與蔣經國曾有過的繾綣情緣及幾十年後仍是不解之謎的桂林之死。
章孝嚴和章孝慈少年時在臺灣新竹縣的鄉間生活，他們看慣了新竹附近青翠起伏的群山，遠離城市和消息的極不靈通，讓兩個過早成熟的孩子在學業上相當刻苦。１９６６年章孝嚴以新竹考生絕無僅有的成績，考進臺北的大學攻讀，這讓多年隱居在鄉村的章氏兄弟第一次有機會走進大城市。１９６７年章孝慈也步其兄後塵，考進臺北東吳大學，而且他堅決要攻讀法律專業。章孝嚴１９７０年以優秀成績考上公費出國留學，隨之弟弟章孝慈也於１９７１年赴美國求學，在南美以美大學繼續攻讀法律專業。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後期章氏兄弟相繼學成歸來。哥哥章孝嚴在國民黨“外交部”任職，許多不知情者對此曾有許多非議。認為他從一個平民百姓，一躍而為國民黨的“外交官”，身後必有極深的政治背景在起作用，暗示章孝嚴考取外交官系蔣經國暗助所致。對此，章孝嚴自有自己的解釋。他說：“進入外交部必須要參加特考，或者先在國外拿到學位，然後再經人介紹，以專員的名義進來。可是以我當時的情況來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會願意出面幫我的忙，介紹我進外交部。但由於有一個考試制度，也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阻止我進外交部。讓我有機會和所有人展開硬對硬的公平競爭。我要在競爭中證明自己的意志，發展自己的前程……”
章孝嚴確像他所說的那樣，中學畢業後，他先到國民黨軍隊裡當了兵。就在這時候剛好有個外交官乙等考試的機會，以他的學業成績和臨場發揮的才能，誰也沒有想到章孝嚴竟會在百餘名參選者中以優秀成績考取了第四名！特別是他的英語和法語，在考場上幾乎沒有幾人可與他匹敵。等到後來章孝嚴參加“外交官”甲等特考的時候，他居然一下子考了個第一名！也許這就是他為什麼在無依無靠的政治境遇中當上國民黨“外交官”的原由吧。
而弟弟章孝慈則始終默默無聞地攻讀學問。他學法律卻又不想當律師，到美國求學多年，回來後又無意於政治舞臺。他徘徊了許久，最後決定回母校東吳大學執教。到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章孝慈的教學資歷與學問已經引起人們的重視，於是這位在黑板前辛苦教課多年的老教授，才終於擺脫了沉重的課程。他先後歷任東吳大學的法學院院長、東吳大學教務長、副校長及校長等職。蔣經國病逝後，他在國民黨十三屆代表大會上又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委員”。１９９３年章孝慈毅然辭去公職，成為前來大陸為亡母掃墓的蔣氏家族第一人。
你不知道的“東北海軍”：軍閥時代中國最強艦隊
2014-04-28 國家人文歷史
“海圻”號巡洋艦訪美進入紐約港
東北海軍誕生在北洋時期，張作霖“撿洋落”將其招入麾下。
東北海軍曾經是中國最強大的艦隊，她擁有中國第一艘環球航行的巡洋艦，艦上火炮齊射，趕得上一個炮兵團。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就誕生在東北海軍，艦載飛機曾飛臨上海江南造船廠轟炸……
“十月革命”催生了江防艦隊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以後，西伯利亞地區一片混亂。北洋政府為了防範邊境發生事端，赤色革命蔓延至中國境內，籌畫在黑龍江上建立一支江防艦隊。1919年7月，吉黑江防籌辦處成立。1920年4月，吉黑江防籌辦處將商船“江寧”、“同昌”、“江津”號分別改裝為淺水炮艦“江平”、“江安”、“江通”，並向中東鐵路局借調巡船6號，改名為“利濟”，江防艦隊初具規模。後來，俄國革命愈演愈烈，北洋政府決定壯大江防艦隊的實力，遂從長江流域調“江亨”、“利捷”、“利綏”三艘炮艦及武裝拖輪“利川”號，組成北上艦隊開往東北。
1920年深秋，北上艦隊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到達哈爾濱，與“江平”、“江安”、“江通”、“利濟”四艦組成東北第一支常駐的正規海軍艦隊，正式命名為吉黑江防艦隊，編有艦船8艘，總排水量約2200噸。這是東北擁有海軍的開始。
1922年，中國內地形成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總統輪流坐莊，城頭頻換大王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誰也顧不上這支遠離中央的小艦隊。江防艦隊經費沒了著落，窮的揭不開鍋，只能找東北地方財政要錢。最初，張作霖對這支海軍沒有太大的興趣，也看不上那幾條破船。因為他清楚海軍是個燒錢的玩意，世界上的海上強國無一不是經濟大國，沒一定的財政實力，是養不起海軍的。清朝舉全國之財力也才置辦成北洋海軍那麼一根弱苗，一交手就被日本給打了個稀巴爛。再說，軍艦又不能開進北京城，要那玩意幹什麼？有那閒錢能擴充多少陸軍啊？所以，任憑江防艦隊的軍官說破嘴皮子，張作霖只給一些日常維持費用，再多一個子也不給！
張作霖巧取豪奪，國臣成家將
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一敗塗地。張作霖坐火車經京奉線退回關外的途中，遭到遊弋在渤海灣的直系海軍炮火阻截。那炮彈呼嘯著從火車上面掠過，在鐵路兩旁爆炸。張作霖驚恐之餘，幡然醒悟：媽拉巴子，原來海軍還是有用的！
回到奉天后，張作霖立即在東北保安司令部下面設立了一個航警處，負責籌建東北海軍。為什麼不稱海軍司令部，而叫海警處呢？這也是張作霖的精明之處。其一，東北是地方政權，公然建立海軍，容易惹來麻煩；其二，當時國際上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以海警處的名義買船比較容易。海警處成立後，張作霖任命沈鴻烈為處長。
沈鴻烈早年東渡日本留學，專習海軍。在學校時，訓練中有摔跤一項。沈鴻烈身體瘦弱，個子矮小，但每次摔跤，他必參加，每次參加，他必失敗。不過他失敗了，從不言敗。按規定，凡被摔倒的人，在倒地之後，要用手在對手身上拍一下，表示輸了，算一回合。
但是，沈鴻烈被摔倒在地，卻從不用手拍對方，而是死纏亂打，使對方既不能脫身，也無法言勝，直到裁判員吹哨子勒令停摔，他才放手。因此，同學們常戲呼之“不敗將軍”。
沈鴻烈走馬上任後，請來日本留學的同學，建立起各級機構，並向張作霖打報告，提出一攬子建軍擴軍計畫。面對寵大的擴建資金，張作霖毫不猶豫，很快就批准了。沈鴻烈拿到張作霖的批文，興沖沖地跑到奉天財政廳要錢，財政廳的人毫不客氣地回答說：“沒錢”。沈鴻烈又氣呼呼地來找張作霖。張作霖二話沒說，帶著沈鴻烈來到財政廳，說：“買船的錢，財政廳能給多少，算多少，不夠，我拿出私人的錢補上。 ”
沈鴻烈有了張作霖的支持，放開手腳大幹，很快，東北的海軍就初具規模，有模有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京中央政府海軍部對張作霖這種不亞于巧取豪奪的行為，竟然予以承認。在東北海軍成立的儀式上，海軍部派人前去檢閱，以表祝賀！當時有人對此諷刺說，江防艦隊從此由國臣變成了家將……
張作霖繳獲渤海艦隊
東北海軍雖然成立了，可真要與直系海軍真刀真槍地在海上進行海戰，卻是萬萬不能。幾艘小艇不要說打仗，能不能開到海裡都是問題。沈鴻烈對此心知肚明，決定擴充艦隊實力。
1923年，沈鴻烈從日本買來兩艘商船，裝上東北兵工廠自造的槍炮，取了兩個很是唬人的名字--“鎮海”和“威海”，威震海疆的意思。 1924年，東北江海防指揮處正式成立，建立江海防艦隊，並陸續買了一艘俄國的破冰船和一艘日本退役的魚雷艦，改裝後叫“定海”號、“飛鵬”號。至此，東北海軍組成了兩個艦隊，江防艦隊和海防艦隊。艦隊雖不大，但軍艦的名字個個威武雄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奉軍攻勢猛烈，10月即攻佔大沽口。鑒於上次的教訓，張作霖對沈鴻烈說：“這次，你們給我好好幹，絕不能讓直系的海軍再來搗亂，幹好了，我給你們買船、買炮！ ”
開戰後，直軍陸上攻擊不順利，又老調重彈祭起海軍助陣這個法寶。然而，這次情況不一樣了，奉軍也有自己的海軍了。沈鴻烈不負張作霖厚望，親自率領艦隊巡防於營口、葫蘆島一線，並在關鍵的幾處海面上大批佈雷，使直軍的渤海艦隊一點便宜也沒占到。
直軍戰敗後，渤海艦隊的老巢青島被奉系大將張宗昌佔領，整支渤海艦隊被張宗昌收編。當時的渤海艦隊是中國最強大的艦隊，有巡洋艦“海圻”、“海琛”、“肇和”，驅逐艦“同安”號等眾多大型艦艇。
張宗昌雖然屬於奉系，但獨立性很強。收編渤海艦隊後，張宗昌將其視為自己的私人武裝。張作霖看著這支艦隊很眼紅，卻又沒有辦法拿過來。沈鴻烈向張作霖獻一計：任命張宗昌為東北海軍總司令，自己為副司令，並且將海軍總司令部設在青島。張作霖心領神會，馬上下令給張宗昌。張宗昌接到任命後，很為這個海軍總司令高興，卻沒有想到，你既然出任的是奉系的海軍總司令，那麼，渤海艦隊自然也就屬於奉系了。
海軍是專業性很強的軍種，沒有個十幾二十年的培訓，根本玩不轉。純外行的張宗昌在任上幹了沒多久，張作霖便以軍權統一為由，一腳踢開張宗昌，自任為海軍總司令，將江防、海防、渤海三艦隊正式合併為東北聯合艦隊。聯合艦隊總計有軍艦26艘，實力獨步神州。
在這些艦艇中，有兩艘特別引人矚目，一艘是“海圻”艦，是當年清政府購買的一艘排水量達4300噸的巡洋艦，裝備有各種火炮34門，一次齊射，趕上一個炮兵團的火力。 1911年4月，“海圻”艦從上海出發，出使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參加喬治五世國王的加冕慶典，並參與了英國舉行的海上閱兵，然後訪問美國、墨西哥、古巴，完成環球航行，被譽為“天朝第一艦”。另一艘是“鎮海”號，“鎮海”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艘航空母艦。“鎮海”艦原是商船，後改為軍艦，搭載一種叫做“施來克”的水上飛機。這種飛機產自法國，一共生產了9架，其中8架被奉軍訂購，張大帥對新式武器可真捨得花血本！ 1926年，在所訂購的飛機到位後，東北海軍成立了“水上飛機隊”，把“鎮海”號作為水上飛機隊的母艦。這樣，中國歷史上的第一艘航空母艦橫空出世。
海軍交戰史上的奇觀，軍艦俘獲軍艦
說東北海軍是一支在戰鬥中成長起來的部隊，並不為過。在收編了渤海艦隊以後，唯一能與其對抗的只剩下廣東國民政府的閩系海軍。但由於實力原因，兩軍交手的機會實在不多，閩系海軍根本不敢北上與奉系較量，整天龜縮在長江沿岸，在岸防炮的保護下得過且過，遠沒有它的兄弟--北伐部隊陸軍那麼英勇善戰。
既然久不出戰，東北海軍只能主動出擊了。 1927年3月26日，“海圻”、“鎮海”兩艦由長山島出發。“海圻”號在兩個煙囪之間加了一個偽裝煙囪，冒充義大利巡洋艦。當時國家十分貧弱，外國軍艦享有在中國領海航行的權利，誰也不會去管一艘義大利軍艦來幹什麼。“鎮海”則偽裝成商船，將船體塗成黑色，並在兩舷中間用白漆寫上“大昌”二字。對此次作戰行動，除“海圻”艦艦長淩霄等少數高級軍官知道外，其餘官兵只被告知是一次演習。
27日拂曉，兩艦乘天未大亮時進入長江，到達吳淞口。此時尚未日出，江面上被濃濃的晨霧所縈繞，閩系海軍的主力“海籌”、“應瑞”等艦艇正駐泊於吳淞口，“靖安”運輸艦泊鴨窩沙（現長興島一部）。由於是星期天，閩系海軍戒備鬆懈，各艦猶燈光明亮，僅僅通報：“有義大利軍艦一隻和大昌商船一隻進口”。“海圻”、“鎮海”兩艦滅燈，貼著停泊在長江口的英國航空母艦和一艘日本巡洋艦側，駛到距離“海籌”艦側方約800米處，驟然集中火力猛轟。
“海籌”號船員還在睡夢中，根本沒想到“神兵”天降。輪機長頭顱被彈片擊中，落入艙內而亡，水兵也有9人死亡，另外還有3名重傷，10餘人輕傷。“海籌”號軍官大多畢業于英國，雖然猛然遭到襲擊，但臨危不亂，馬上斬斷錨鏈向長江上游駛去。“應瑞”艦也急忙棄錨上駛。因為長江在三月是枯水期，水位不高，而“海圻”、“鎮海”又是大艦，如果追擊，有擱淺的危險。於是，“海圻”號打出旗語，下令返航。但由於天還沒有大亮，江面上霧氣又重，“鎮海”艦卻沒有看清“海圻”的返航旗號，依然在攻擊“靖安”號運輸艦。“應瑞”號看見“鎮海”勢單，又返航逼來，此時，吳淞炮臺也開始發炮轟擊，彈著點離“鎮海”很近。在這種情況下，“鎮海”艦隻得放棄攻擊，返航。
當“鎮海”艦行至長江口大戢山海面時，已經是次日淩晨。朦朧中，只見晨霧裡駛來一艘兩個煙筒的大艦，這正是由瀝港來滬的“江利”號炮艦。方念祖艦長當即命令用艦上兩門主炮轟擊，“江利”號不顧一切地仍向長江口內行駛。“海圻”艦聽到炮聲，也轉舵回來截擊。“江利”號見狀調頭急駛，直奔舟山群島，打算開到淺水處躲避。但是“海圻”號更快更猛，一邊追擊一邊用副炮射擊，共發炮30餘發，命中4發，擊穿6層舷板。不到半小時，便追到“江利”艦旁，令其停車。“江利”號被迫停車，升起白旗。“海圻”派航海大副孫英奇、槍炮大副楊超侖，“鎮海”也派航海大副汪積慈共帶武裝水兵和輪機兵20餘人登上“江利”炮艦，接管一切，監押“江利”號起錨。“海圻”在前，“鎮海”殿后，浩浩蕩蕩的將“江利”號押在中間一同北上。縱觀中國海軍交戰史，軍艦俘獲軍艦還是第一次！
海軍航空兵空襲上海
3月27日這一仗，東北海軍以偷襲成功，閩系海軍受到重創。此後閩系海軍嚴加戒備，一面用主力艦隊掩護北伐軍對長江北岸作戰，一面嚴守長江的要衝吳淞口，以防東北艦船竄入長江。
1927年7月22日，“鎮海”、“威海”這兩艦由商船改裝的兵艦秘密地駛向海州灣（現連雲港），在這次海戰中，“鎮海”號起用了艦載飛機。當兩艦行駛到海州灣外海時，“鎮海”號停車下錨，將所載的一架“施來克”水上飛機吊放入海中，飛機騰出水面，對海石、新浦等地的目標投下了數枚炸彈。這也是艦載飛機第一次投入作戰。空襲結束後，正準備撤退的“鎮海”號又發現了新的獵物，北伐軍的運兵船“三江”號正在海州灣航行。兩艦當即開炮攔截，“三江”號被迫停船。船上有船員17名，另裝有三民主義書刊數萬冊，軍衣8000套、雨衣1000套、水壺20箱以及馬槍5支，均被東北海軍俘獲。這算是東北海軍航空兵初出茅廬的第一仗，取得了不小的戰果。
海軍航空兵首戰告捷，張作霖大喜過望，白花花的銀子總算沒打水漂！ 9月3日，“海圻”、“鎮海”等4艦又一次出現在長江的“三夾水”附近。艦上打出升空信號後，吊入水中的飛機離水騰空而起，直奔上海高昌廟的江南造船廠。然而，由於飛機上沒有瞄準裝置，再加上地面目標被薄霧籠罩，空襲效果不大明顯。但是，這是上海第一次遭受空襲，人們壓根也沒有想到奉軍的飛機會漂洋過海地飛到這裡來轟炸，心理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
在1927年3月後的一年多時間內，東北海軍屢次南下襲擾蘇、浙、閩三省口岸。戰鬥規模雖不大，取得的成果也微不足道，但對閩系海軍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尤其是海軍航空兵的登臺亮相給閩系海軍以極大的威脅。閩系海軍只得龜縮于長江之內，制海權盡為東北海軍掌握。北伐軍難以利用海運，海上交通線完全被隔斷。
與蘇艦交戰中敗北
1929年，張學良為收回中東路，驅逐了蘇聯駐中東路的工作人員。當時局勢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沈鴻烈指揮東北海軍準備迎戰。
1929年10月12日晨，駐守在同江地區的東北海軍江防艦隊遭到蘇軍黑龍江艦隊和陸、空軍優勢兵力的攻擊。參戰的蘇聯軍艦有5艘，另外還有4條武裝輪船配合作戰。蘇軍共有152毫米大炮4門，120毫米大炮18門，並有飛機10餘架助戰。中國江防艦隊有8艘江防炮艦，即“江亨”、“江泰”、“江平”、“江安”、“江通”、“利綏”、“利捷”、“利濟”號，另有一艘武裝駁船“東乙”號。“江亨”艦為550噸，“利濟”艦為360噸，其餘均在200噸以下。艦隻噸位小，120毫米的艦炮只有5門，又沒有空軍支援，實力遠遜于蘇軍。
戰鬥從淩晨五時半開始，蘇軍艦炮發射炮彈2400多發，使中國軍艦和岸防工事遭到嚴重損壞。“利捷”號中彈沉沒，“江泰”號被炸毀，代理艦長莫耀明陣亡，“利綏”號受重傷後撤往富錦。在作戰中，“東乙”駁船上的120毫米大炮因發炮太多，炮膛炸裂後放水自沉。“江安”號鍋爐中彈爆炸沉入江中。“江平”號也中彈起火。中國各艦盡最大努力投入作戰，共發炮約600發。蘇聯艦船有3艘中彈沉沒，2架飛機被擊落，蘇軍艦隊司令及4名軍官中彈身亡。
中國軍艦被摧毀後，蘇軍飛機和艦船又集中火力掩護步兵400多人在三江口地區登陸，並對中國陣地發起衝擊。駐防該地的東北海軍陸戰隊第一大隊和陸軍1個營協同抵抗，擊退了蘇軍首次進攻。蘇軍調來援兵近3000人，繞到下游10餘裡處，迂回襲擊守軍側翼。蘇軍沖入守軍陣地後，雙方進行白刃格鬥，守軍大部分戰死，陣地被蘇軍佔領。
中東路事件中，江防艦隊完全不是蘇軍的對手，損失慘重。但艦隊官兵在與強敵交手時表現出來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讓後人嘆服！
東北江防艦隊成偽滿洲國江上軍
中東路事件後，東北重建江防艦隊。但這些艦艇在“九一八”事變後，全部落入日寇手中，大部分官兵投敵，成為偽滿洲國江上軍，但仍有一百多名官兵上岸，走上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道路。
遠在青島的第一、第二艦隊，因遠離東北，並未落入日寇之手。但在1932年，由於內部鬥爭，“海圻”號、“海琛”號、“肇和”號南下投靠閩系的廣東艦隊，曾經盛極一時的東北海軍就此走向沒落。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東北海軍的軍艦由於不適合現代戰爭，基本自沉于長江口岸，用來阻塞航道，也算是東北海軍對抗戰所做的一點兒貢獻吧！
（據《遼瀋晚報》）
富豪美女妻開公車18年 熊躍林：樂趣非豪宅、BMW能替
ETtoday 新聞雲 2014年05月3日 00:40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
重慶美女公車駕駛熊躍林因家境富裕，還有別墅、一輛BMW X5及一輛本田CRV轎車，但18年來卻每天清晨5點20分起床，準時開著當地126路公車上班，讓許多人驚訝，41歲的她給人氣質佳又皮膚白皙的印象。許多人好奇她為何要出來上班，她說，因為工作帶來的樂趣，不是BMW和豪宅能代替的。
據《新華網》引述《重慶晚報》報導，月領1.9萬元台幣的熊躍林，丈夫黃先生從事建築行業，家庭條件比一般人好。心疼妻子每天一大早出門上班，黃先生為特地為她買輛本田CRV轎車代步，但她幾乎沒開過去上班過。
身材清瘦、臉色紅潤，若不是熊躍林親口說，連當地記者都不相信她已經41歲。她告訴記者，自己開了18年公車，和公車有很深的感情。整個126路的團隊，都知道熊姐家境富裕，但大家不懂她為何愛上開公車，熊躍林回答很簡單「樂在其中。」每回有乘客上車，她都會面帶微笑說，「你好，請往裡面走，請抓好扶手，注意安全。」讓許多人感到親切。
熊躍林說，大專畢業後開始學開公車，23歲成為司機，回憶起第一次摸到方向盤，第一次拿到工資，第一次支付房租，「我永遠忘不了這份工作給我帶來的一切。」家裡所有人都勸她辭職，只有媽媽是唯一一個力挺她工作的人，她說「因為我們吃過苦，懂得要珍惜，所以不管條件怎麼變化，人都應該實現自我，不被現實所拋棄。」
中情局曾暗助禁書在蘇聯傳播
2014-04-30 國家人文歷史
儘管一度遭禁，《日瓦戈醫生》在“鐵幕”兩側產生過巨大影響。然而，包括原著作者在內的人們當時並不清楚，美國情報機關在該書秘密傳播過程中發揮了何種作用——直到相關檔案最近被解密。
原著小說對歷史真實的生動刻畫和1965年的同名電影，讓《日瓦戈醫生》成為蘇聯乃至世界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不過，冷戰鐵幕遮蔽之下，就這本書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意識形態鬥爭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人們所知甚少。
4月初，英美主流媒體通過最新披露的130多份解密檔案，詳細報導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是如何暗施推手，讓這部“禁書”穿過封鎖，在莫斯科和其他東歐國家流傳開來；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與政治脫不開干係的《日瓦戈醫生》掀起了無聲的文化風暴。
利用《日瓦戈醫生》“在蘇聯公民中播下懷疑的種子”，甚至“考慮讓它得諾貝爾獎”
1958年1月，一個包裹抵達位於弗吉尼亞州蘭利的中情局總部，那裡面裝著英國情報機關寄來的兩卷膠捲——《日瓦戈醫生》的微縮照片。
英國人主張，這本由伯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所著的小說，可以在鐵幕上打開一道縫隙。按照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說法，該設想很快引起華盛頓的興趣。
這部以自傳體形式寫就的作品，圍繞主人公日瓦戈的藝術、愛情和他在1917年革命中失去的一切展開。偶爾，出生於1890年的作者會在書中懷念十月革命前那段失落的歲月——雖然在蘇聯的價值觀中，那些都屬於“萬惡的舊社會”。
帕斯捷爾納克很清楚，對現實社會漠不關心、“只談風月、莫談國事”的蘇聯出版界，會在《日瓦戈醫生》驚世駭俗的言論前畏縮不前，但他並不在乎。
當許多人擔心受牽連時，這位作家主動跑去拜訪、接濟古拉格囚犯的家屬，要求政府寬恕政治犯，還為因莫須有罪名被判處死刑的“國家公敵”慷慨陳情。他覺得，因政治需要而扭曲藝術表達是不可取的，更是對自己文學天才的背叛。
結果可想而知——蘇聯政府和文學界對《日瓦戈醫生》發動了集體封殺。
幸運的是，帕斯捷爾納克的俄語手稿傳到了義大利。1957年11月，米蘭出版商吉安賈科莫•弗爾特裡奈利不顧蘇聯乃至義大利共產黨的抗議，出版了這部小說的意文版。
“這本書擁有巨大宣傳價值。”一封給CIA蘇聯處處長的備忘錄這樣寫道，“不只是其內容和發人深省的思考，也在於其出版情況。我們有機會讓蘇聯人民知道，他們的政府錯在何處，一位元偉大作家的優秀作品，竟無法在自己的國家，讓自己的人民用自己的語言閱讀。”
華盛頓的蘇聯專家很快分析出克里姆林宮為何對《日瓦戈醫生》如此厭惡。落款為1958年7月的另一份秘密文件提到，這本書“對克里姆林宮的世界觀形成明確威脅”。“帕斯捷爾納克的人道主義思想——人生而為人的權利應被尊重，而無論其政治忠誠的程度——從根本上對提倡‘人人都應為體制獻身’的蘇維埃道德構成了挑戰。”
CIA發現了一件絕佳的武器。為了“在蘇聯公民中播下懷疑的種子”，它決定全力散佈各語言版本的《日瓦戈醫生》，不遺餘力地讚美它，甚至“考慮讓它得諾貝爾獎”。
當然，這一切必須以秘不示人的方式進行，正如CIA的備忘錄上所寫：“美國政府之手，不得以任何形式暴露。”
《日瓦戈醫生》成“跳板”，話題被引向“自由與尊嚴”乃至“共產主義下的個人困境”等
有43個國家參展的1958年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成為美國情報人員的頭一個目標。讓CIA興奮的是，比利時向蘇聯公民發放了1.6萬份簽證，給了後者接觸西方世界的機會。
與紐約一家小出版商接洽未果後，CIA通過荷蘭同行，找到了海牙的一家出版社。美國駐海牙大使館沃爾特•奇尼告訴荷方人員，這是個“急活兒”，CIA可以提供俄文手稿和優厚的報酬。附加條件很簡單：不能留下任何線索，以防追查到美國或其他情報機關頭上。
1958年9月6日，藍色亞麻布封面的俄文版《日瓦戈醫生》在海牙面世。當天，這些珍貴的首版書就被包上牛皮紙，塞進大型旅行車，向各地派送——200冊抵達華盛頓；300多冊被發給CIA駐各國情報站；數目最大的一批（365本），準時來到了布魯塞爾。
美國展館當然不是派發這些書的理想場所，好在CIA有位鐵杆盟友——梵蒂岡。
在梵蒂岡展館“上帝之城”中，一群流亡的俄羅斯天主教徒拉起簾子，辦起了一家頗為隱蔽的小圖書館。帷幕後，CIA出版的《日瓦戈醫生》被悄悄塞進路過的蘇聯人手中。
CIA覺得這還不夠，遂指示特工鼓勵西方遊客與蘇聯人談論文學。在它看來，《日瓦戈醫生》是一塊“跳板”，可以將話題引向“自由與尊嚴”，乃至“共產主義下的個人困境”等。
不過，解密檔也顯示，CIA的計畫遠非一帆風順。
最開始，該機構曾指望其荷蘭代理人與弗爾特裡奈利達成協議，但遭後者拒絕，海牙的俄文版《日瓦戈醫生》成了盜版書。得知此事，那位脾氣火爆的義大利出版商大發雷霆。很快，美國政府從中作梗的猜測開始在各大媒體流傳，只是一直沒被抓到把柄。
蘇聯人倒不太在乎這些。拿到小說的人撕去封面，將書分成幾部分藏進口袋。沒過多久，莫斯科的大學宿舍裡，年輕人便開始熱切地傳閱這部“禁書”。同年10月，瑞典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自認受到“反蘇挑釁”的克里姆林宮開始向作者施壓。
“這一階段的行動可被視為圓滿完成。”1958年9~11月的CIA內部文件中寫道，“看到這本書對蘇聯的巨大影響，再麻煩也值得。”
從向中情局申請閱讀秘密檔到最終拿到手，美國歷史作家彼得•芬恩等了3年。奇怪的是，“之前從沒有人想把這些東西從故紙堆翻出，學術界似乎決心將它們永埋地下”。
如他所述，CIA似乎酷愛文學，無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還是喬伊絲、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納博科夫，都不自覺地成了CIA“剝削”的對象。
彼時，如果一部作品在蘇聯或東歐遭禁，它就更有機會成為挑戰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品。冷戰期間，1000多萬冊書籍或雜誌經由情報機構派發，成為政治鬥爭的組成部分。為此，美國每年耗資數百萬美元，《日瓦戈醫生》的秘密傳播，只是這一龐大計畫的冰山一角。
今年4月7日，上世紀50年代初曾在巴黎為CIA服務的作家彼得•馬修森去世。《紐約時報》的訃文指出，多年後，他的好友兼合作者喬治•普林頓才“憤怒而沮喪地發現，馬修森曾借創辦《巴黎評論》的幌子在法國暗中監視美國人”。
在遺作《在天堂》中，馬修森將這段不堪回首的間諜生涯歸咎于年輕時的天真幼稚：“那時我什麼都不懂。在那些日子裡，為祖國充當間諜被視為愛國行為。人們懼怕冷戰，你無法責怪他們。而我，一個老是泡在俱樂部喝馬提尼的耶魯大學學生，對政治能瞭解多少？”
美國《石板》雜誌稱，1953年，這個“懷著愛國主義感情”開始雙重生活的年輕人開始對CIA失望，因為它一心掀起政治迫害，絲毫不關心窮人，而共產黨卻在這麼做。
得知自己的作品被美國政府利用，特立獨行的帕斯捷爾納克本人也高興不起來。正如英國《衛報》指出，對蘇聯充滿矛盾感情的作家認定，“這是完全錯誤的”。
“這場由CIA一手炮製的特殊事件，是美國歷史、外交政策和意識形態戰爭中的醜聞，是違反情報機制的。”美國前情報語言學家斯科特•裡卡德告訴俄新社，“他們不僅對外國政府用這一手，也針對自己的人民。”他斷言，禁書是顛覆一個國家最簡單的方式之一。
儘管如此，《日瓦戈醫生》的巨大影響無法因CIA的介入而被抹殺，因為“它是克里姆林宮最反感的東西”，也因為“它發出人道主義，而非極權主義的聲音”。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告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世界上，許多人相信藝術比獨裁者更偉大。”
《1984》、《動物農場》和《失敗的上帝》也被利用
據解密檔記述，完成在比利時的攻勢後，CIA並未收手。為回應莫斯科對《日瓦戈醫生》的抨擊，它又開始了新的謀劃，斷定蘇聯學生和知識份子對此書有“可觀需求”。
這回，為避免版權風波，1959年7月，9000多本署有虛擬出版社名稱的袖珍平裝版《日內瓦醫生》，在CIA總部印刷廠出爐。為便於攜帶，這本恰好可以“放進男士西裝或褲子口袋”的“口袋書”分上下兩冊，由“與蘇聯遊客和官員有接觸的特工”負責散發。
恰好在同年舉辦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順理成章地成了CIA的“文學批發中心”。以14種語言寫就的3萬多冊“口袋書”在此間流向蘇聯及東歐，包括《1984》、《動物農場》、《失敗的上帝》和《日瓦戈醫生》。
據《紐約時報》報導，蘇聯青年的車隊到達悶熱的維也納時，他們“不可避免”地對在國內聲名遠播卻難得一見的《日瓦戈醫生》產生了興趣。看到“目標”出現，一群守候多時的政治流亡分子蜂擁而上，通過敞開的車窗，將一本本裝幀簡陋的小書扔了進去。
時隔多年，一位當時在場的蘇聯代表團成員仍能回想起車廂裡堆滿這類小冊子的場景。“當然，沒有人敢讀這本書，我們害怕。”他告訴《華盛頓郵報》。
儘管隨行的克格勃特工偽裝成了科研人員，每個學生都對他們作為監視者的真實使命心知肚明。讓蘇聯年輕人頗感意外的是，這些“研究人員”比想像中寬容得多。
“拿著吧，看吧。”他們說，“但千萬別帶回家。”
(《青年參考》高珮莙/文)
從寶塔尖到逍遙派：北京大院幹部子弟在“文革”
2014-04-30 國家人文歷史
幾乎所有與文革有關的影視文學作品，都繞不開大字報、紅寶書、批鬥“牛鬼蛇神”等典型元素，但姜文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卻將之一概摒棄。明明是拍攝十年動亂，導演回憶的，卻是捉弄老師、追女孩兒、偷看內部電影等個人體驗。而且這一切，全由明亮到幾乎都曝光過度的鏡頭來呈現。這種南轅北轍的荒誕感，在電影剛開始的旁白中便很明顯：“那時候好像永遠是夏天，太陽總是有空伴隨著我，陽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陣陣發黑……”
如此顛覆性的文革敘述，卻絕非編劇王朔和導演姜文的憑空捏造。在文革的某一個特定時期，京城裡確實有一批年輕人，過著與電影中的馬小軍和那幫“壞孩子”們類似的生活。他們主要是當時北京地區的大院幹部子弟，尤其是軍隊幹部子弟。但他們的特殊經歷，卻被充滿了血淚與控訴的主流文革話語給掩蓋了。和姜文的電影類似，葉維麗、馬笑冬的對談錄《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也是從親歷者的視角，還原大院幹部子弟的文革歲月，在很多方面，和電影可以相互印證。
“大院”是1949年後才在大陸出現的一種全新居住形態，其共同特徵是封閉、自成一體，“體現了共產黨對日常生活的一種改造”。它最早起源于延安，解放後被帶入全國各城市。大院對成年人而言，幾乎就是邊沁：即使回到家，同事間仍處於相互監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成為別人的把柄。但孩子們的大院則是樂園：他們從小在院裡成幫結夥，“呼嘯而過，打打殺殺，有玩不完的遊戲”，紅衛兵運動爆發後，他們就自然結成了最團結、戰鬥力最強的派系。所以葉維麗認為：“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紅衛兵運動絕不應該忽略大院，紅衛兵的中堅就是大院的孩子。”
通常只有中下層幹部及其家屬住在大院裡，“真正的高級幹部是不住大院的，他們住胡同裡的獨門獨院”。但同時，大院居民又比胡同裡的“老北京”高出一等，能享受到後者所享受不到的圖書館、食堂、醫院等公共服務，以及高人一等的物資配給。尤其在三年饑荒時期，口糧配給上的差異顯得更加明顯。馬笑冬回憶道，1960年她曾在街上遇到饑民索要她手中面餅吃，嚇得心怦怦直跳：“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討飯，覺得這種事不該發生在我們的社會。”
新華社大院的葉維麗從小“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直到升入小學後，這種情況才開始發生變化。由於同年級裡高官子弟雲集，學校的孩子們“對家長的地位和級別特別敏感”，連“什麼級別的人坐什麼車”都一清二楚。在這樣的環境下，葉維麗開始有了自卑感：開家長會時，看到別人坐小汽車、前呼後擁而來的家長，再看看自己只能步行來開會的父親，她不禁從心裡感歎道：“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車來。”
1949年之後，不論是用獨院、大院和胡同三種居住形態劃分居民，還是用懸殊的工資、待遇等級差別將幹部分成三六九等，既是中國官本位傳統的渣滓，又是革命鬥爭的遺產——“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理想雖崇高，但在實行過程中，卻只有嚴格規定上下尊卑，才能保證命令逐層向下嚴格貫徹，使整個組織高效運作；細密的等級劃分，又能使幹部對於自己付出和回報的關係更為敏感，最大限度地激發其工作熱情。
1964年前，社會等級制雖然確實地存在，但尚無人敢挑戰“人人平等”和“勞動最光榮”的觀念。所以就連高級幹部對自家的保姆，都必須以“同志”互稱，非常忌諱盛氣淩人。但自從1964年6月“培養接班人”的問題被提出來開始，“家庭出身”開始赤裸裸地凸顯。從1964年到1966年的“前文革時期”裡，“革命幹部子弟”成了最優越的出身。馬笑冬說：“就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幹部子弟’的意識”，有了一種“優越感”。原本自卑的葉維麗，也開始喜悅地發現：“做‘人上人’畢竟是一種不壞的感覺。”同時，“大講出身的結果就是圈子越劃越小，幹部子弟內部又無形中分普通幹部子弟和高級幹部子弟”。社會的裂縫，已經無法再掩飾了。
正如康得所說，一個社會存有某些道德的假像，總比連假像都沒有好，因為虛偽的存在，說明強者對弱者至少還有所顧忌：“這種德行的假像，也許最後會真的一步步喚醒德行”，所以虛偽其實“不是欺騙，而是我們自身中的無害的幻覺”。一個虛偽的社會往往不至於太壞，什麼時候連虛偽都消失了，才是真正可怕的時候——1964年後，對於階級性的過分強調，使得公孫龍“白馬非馬”式的悖論深入人心：“地富反壞右”的屬性可以使一個人自動喪失其為“人”的地位，所以“不但可以見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餘辜”。
要理解文革初期官方檔和各類政策的自相矛盾與前後抵牾，必須認識到：毛澤東在文革初期雖然是全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權威，但在政治上卻還處於“退居二線”的狀態。所以，1966年5月16日標誌著文革爆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雖是毛澤東的旨意，但政策的具體執行卻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從那天起到7月29日，是文化大革命中氣氛最詭異、各方角力最激烈的“工作組”時期。
工作組時期，務實派劉鄧延續了之前“反右”“四清”等政治運動的慣例，由黨委派工作組進校，“好好控制運動，維持好局面”。不但沒有實施《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批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要求，反而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原本的官僚等級制。此時“並沒有太多青少年‘自發’表現的空間，因為工作組強調‘文革’要在他們統一領導下按部就班的進行”。
葉維麗回憶道：“工作組時期我們每個班都有一個‘文革’領導小組，負責人差不多都是班裡父親官兒最大的，這種傾向在年級負責人裡更加明顯。”此時，住獨院的高幹子弟當仁不讓地成了運動的領導者，住大院的中下層幹部子弟則暫時靠邊站：“文革一開始，就是看誰家官大，誰大，誰就是人物。這一點就讓我覺得，這不是我的運動，是她們（高幹）子弟的運動。”
但這種情況沒有延續多久。7月18日，毛澤東忽然從南方返回北京，6天后決定撤銷工作組，29日，中共中央便在人民大會堂宣佈了這一決定。解散工作組是毛澤東奪取文革絕對領導權，使“政統”與“道統”在他身上合一的第一步。深諳權術的毛，同時又巧妙地保留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鄧二人的職務，避免給人留下過於咄咄逼人的印象。這種柔性手腕效果很明顯：在29日撤銷工作組的會議上，劉少奇公開承認錯誤：“文革怎麼搞，說老實話，我們也不曉得。”
不急於攻城掠地，而更注重摧毀敵人的“有生力量”，毛在文革初期的黨內路線鬥爭中延續了自己軍事思想的精髓。從7月24日到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頒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段時間，可稱為文革的“再發動時期”。這段時期，原本受“工作組”壓制的造反派得到了解放，“一大批原來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歷史舞臺”。
若仔細分析《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這兩份文革初期的綱領性檔，便可看出情況已發生多大的變化。《五•一六通知》總顯得底氣不足，欲言又止：“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問題”，“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但到了《十六條》時，語氣便已斬釘截鐵：“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更是迅速把運動推向全國。
葉維麗對文革“再發動時期”的感覺是：“8月上、中旬一切都是亂糟糟的，形勢變化極快，‘一天等於二十年’，有時上午、下午的形勢都不一樣。也就是在這段時期，紅衛兵運動一轟而起。”上層政治風雲突變，下層紅衛兵運動也在激烈震盪。就在7月29日解散工作組當天，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幹部子女便貼出了著名的“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血統論”的橫空出世非常耐人尋味，它誕生于毛澤東重新掌握中央權力之時，但卻沒有證據表明這是毛澤東的思想。此時幹部子弟的處境，非常像南朝的門閥士族：唐長孺在研究西元5世紀南朝宋、齊的門閥制度時發現，正是在傳統門閥士族地位下降、寒門地主地位上升之時，高門士族們“不得不深溝高壘，嚴加堤防”，創造出“清流”、“濁流”這兩個概念，把自己和新貴們分別開來，“以保護自己的權益，阻斷寒門上升的途徑，企圖表明法令認可甚至皇權直接干預也不能代替和逾越士庶區別的傳統界限”。同理，對於政治風向極為敏感的幹部子弟也正是在地位受到威脅時，才悍然拋出“血統論”來抵抗紅衛兵運動正向底層蔓延的趨勢。
這一做法達到了不錯的效果：從1966年8月8日到當年年底，可稱為“幹部子弟領導期”。這一時期的紅衛兵運動，主要以學校為單位組織，幹部子弟由於其高貴的出身、對政治動態的瞭解，以及身為“革命接班人”的自信，使他們成了運動當之無愧的“寶塔尖”。雖然這一時期遇羅克的“出身論”也造成了很大影響，但根本上無法動搖“血統論”的霸權地位。
幹部子弟們最恐懼的，就是他們的父母一夜之間也被打倒，成了專政物件。因為這會使他們自動跌出革命接班人的行列，墮落為“非紅五類”——原本蔭蔽他們、帶給他們自豪感的“血統論”，馬上露出“以理殺人”的猙獰另一面。尤其在大院裡，這個“有點兒什麼事能傳得人人都知道”的居住空間裡，世態炎涼表現得更加殘酷：葉維麗的父親被打為“反革命、黑幫”後，她馬上感覺到“周圍的人都在指指點點地說我”，“街道上的小孩就欺負我妹妹，吐口水啐她，扔石頭打她，那時候她才六七歲”。
而隨著包括劉、鄧在內的一大批中高級幹部相繼被打倒，終於“到了1966年底，老紅衛兵衰敗了，紅衛兵組織變得五花八門，什麼人都能參加，是不是紅衛兵不足以區分人了”。革命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到了這個地步，在各自學校喪失領導地位的大院子弟們不得不重新組織，化零為整，“開始越來越多地在一起活動”，“這樣的群體活動多少減輕了家長出事對孩子們帶來的衝擊，使日子好過一些”。大院文化在這一時期開始走上街頭。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馬小軍的那幫大院“壞孩子”們，本來被分在不同的中學，大致就在這一時期重新組織：“本來分開了的好哥們兒，又相聚了。”
必須注意的是，文革時被打倒的，多是行政幹部；但由於中央“軍隊不能亂”的指示，軍隊幹部並沒有受到太大衝擊。所以“這時候大院文化應該主要以部隊大院為主，因為地方幹部子弟的家庭差不多都出事了，他們不太‘狂’得起來。部隊幹部受的衝擊小，他們的子弟‘氣’仍然比較‘盛’”。
大院幹部子弟紅衛兵從小生活在一起，本來就比分散居住的平民子弟紅衛兵團結得多。除此之外，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也就是青少年發育期時，幹部子弟有相對充足的食物供應，甚至肉、蛋等“奢侈品”，這就使得他們普遍比平民子弟高大強壯。更為重要的是，幹部子弟與官方、軍隊畢竟有著密切聯繫，他們可以得到更為精良的武器裝備，資訊管道也更為暢通——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正是這些因素，在文革後期長期維持幹部子弟之地位於不墜。
姜文電影中的一個場景——盧溝橋鐵軌下的未遂武鬥——反映了這一點：敵方的平民子弟紅衛兵雖黑壓壓一片，卻看上去氣勢不振，清一色的灰藍工裝、木棍和國產自行車，基本為冷兵器時代的低級配備；馬小軍在內的軍隊幹部子弟，卻人高馬大，穿著象徵身份的軍綠色上衣，手持鋼叉、匕首、原版和改裝過的霰彈槍等武器，甚至有車牌號為7-2866和7-2867的兩輛軍用卡車。不難想像，若真的開打，精銳且驍勇善戰的軍隊大院幹部子弟，無疑會給平民子弟紅衛兵造成極大的殺傷。
從1966年底到1968年底，可稱為“後幹部子弟領導期”。老紅衛兵的衰落，幾乎是必然的，因為毛發動文革的本意，便是推翻已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官僚階級，借助青年學生的新鮮血液，恢復黨內已被腐蝕的革命傳統。這一任務，怎麼可能由官僚階級的下一代來完成呢？但在1966年夏，大部分人對於文革還將信將疑之時，暫時先起用態度最積極的幹部子弟，乃是一種權宜之計。待到全國革命青年都被發動起來之時，便可棄“老紅衛兵”如芻狗了。
於是在1966年冬，幹部子弟們“終於發現，革命不僅不再是他們的特權，而且他們的家庭也成了革命的對象”，“他們中間有些人產生了很強烈的被利用的感覺”。他們成了“逍遙派”，或者“天橋打場子的”：“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為文革造了聲勢，現在‘場子’打出來了，他們也沒用了。”就是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聯動”等反文革組織開始出現，“很多老紅衛兵從運動初期的寵兒變成了反對派，公開和中央文革搗亂”，質疑文革的正當性。
文革的第一批幻滅者、清醒者、反行為者，就這麼在北京出現。沒有了父母的管教，失去了革命的衝動，“從極端革命到頹廢墮落也挺自然”。老紅衛兵們此後過著一種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偷竊、讀禁書、彈吉他唱歌、四處遊蕩；男孩披上父輩華麗的將校呢制服，女孩則穿起不久前他們“破四舊”時抄來的歐式白紗裙；北京最高檔的西餐廳“老莫”，成了他們最鍾愛的聚會場所；“拍婆子”在馬小軍、米蘭、劉憶苦、餘北蓓們之間盛行，禁欲主義已被完全拋棄——“18歲是和青春、和性成熟聯繫在一起的”。這既解放又禁錮，既反叛又保守，既“陽光燦爛”又“一陣陣發黑”的歲月，直到1968年冬上山下鄉運動全面開始後，才終於戛然而止了。
（據《領導者》尹敏志/文）
關注山區發展 關愛山區兒童——國曆公益“愛心助學”走進河北
2014-04-30 國家人文歷史
2014年4月19日，由人民日報社旗下《國家人文歷史》雜誌社、清華EMBA媒體同學會與免費午餐公益基金共同發起的“河北捐學公益行”活動拉開序幕，來自北京的40餘名志願者以及新京報、新浪網、人民網、樂途網等知名媒體參加此次活動。探訪團隊赴河北省秦皇島市青龍滿族自治縣七道河鄉石城子小學，現場捐贈了募集的兒童床以及課外書籍、文具等學習用品，並舉辦“石城子村旅遊文化發展研討會”，為當地經濟發展出謀劃策。
石城子小學是免費午餐公益基金定點捐助物件，其所在的石城子村是一個縣級貧困村。石城子小學規模小，教育教學配套設施簡陋，一些家庭貧困的學生，甚至缺少書本、文具等基本學習用品。經過前期實地考察，《國家人文歷史》雜誌社將石城子小學作為國曆公益“愛心助學”河北站的捐助對象，並通過官網、微博、微信等多種管道募集捐贈物資及探訪志願者。4月19日，由《國家人文歷史》雜誌社總編輯王翔宇帶隊，探訪團隊抵達石城子小學，將募集到的兒童床以及課外書籍、文具等捐贈物資送到孩子們手中。探訪團隊還積極參與到學生的課程實踐中，協助孩子們完成一幅幅充滿童趣的布貼畫、紙漿畫作品。這些作品將會作為“國曆公益”慈善義賣活動中的義賣品，由愛心人士認購，所得款項將用於為該校學生提供“免費午餐”。
發展經濟是改善教育環境的基礎。探防團隊考察了當地明長城遺址等古跡，並組織召開“石城子村旅遊文化發展研討會”，《國家人文歷史》雜誌社總編輯王翔宇主持會議，各界精英、愛心人士與當地政府領導幹部共同就石城子村旅遊文化發展問題展開討論，積極建言獻策，幫助村民尋找致富新路。
在歷史中發掘人文精神，在現實中承擔社會責任。自2013年開始，《國家人文歷史》雜誌推出公益品牌——國曆公益，並與免費午餐公益基金、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等多家公益組織開展合作，推出“國曆公益——訂國曆雜誌、送免費午餐”等公益活動，向需要幫助的人們伸出援手。
此次“河北捐學公益行”活動於4月20日圓滿結束，隨後，《國家人文歷史》雜誌社還將繼續開展“國曆公益”慈善義賣、拯救古建等一系列公益活動，集媒體、讀者與社會各界之力，為社會公益略盡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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