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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人的收入差距在持續惡化？(太透徹了)

2016-01-31 陳志武 21財聞匯

來源：經濟觀察報觀察家（ID：eeoobserver）

作者：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陳志武

在我們思考、討論中國收入差距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回到所謂“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到底該側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須看到現代經濟的特徵，認清新型行業在創造價值時跟傳統產業的差異，否則在政策層面難以對症下藥。

尤其是我們不能假定“政府等於公平”，不能認為“如果你在公平與效率中選擇了公平，那麼在政府與市場中你就選擇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組織的，要看權力部門、掌權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監督制約，否則，把更多資源、更多管制權給予政府，等於讓權力關係在收入機會分配中起更大的決定作用。

“贏者通吃”作為人類社會的現象，似乎勢不可擋，與其相伴的是收入差距惡化。如果我們以處於財富頂峰的富豪作為參照系，也能大致看到這其中的變化。十八、十九世紀時，中國富豪的財富以萬兩銀子作為基本計算單位；英國商人把百萬英鎊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數字；而1800年前後整個美國社會的貨幣供應大約是280萬美元，如果一個美國人的個人財富在那時如果能達百萬美元，他毫無疑問能進入當時的首富榜。

如今，中國首富的計算單位不再是“萬元戶”級，而是數百億級；在美國，蓋茨是首富，財富超600億美元……但與此同時，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紀，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個社會都有赤貧階層，他們在收入分佈的最底層，收入和財富幾乎一直為零。

因此，中國也好，美國、英國也好，財富和收入從最高到最低之間的距離被拉大了許多倍，也比以前更加分散。當然，富豪財富計算單位從以前的“萬元”級轉變到今天的“百億”級，肯定和各國貨幣體系從金銀本位到信用貨幣的變化有關，財富數量級的提升有相當一部分是“虛的”，是因為貨幣被濫發灌水貶值所致。但財富分佈、收入分佈的惡化也是存在的，這一基本事實難以否定。

那麼，收入差距的擴大到底因何而致？是像反自由貿易者所說的，是因為全球化？還是像“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推動者所指責的，是因為現代資本家的“道德淪喪”、“過度貪婪”？還是像英國《金融時報》等國際媒體所指責的，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點燃了“佔領華爾街”運動，而且在理論學術界引發了一場對資本主義的再反思。

在人類近兩個世紀的歷史中，這是第三輪對資本主義的反思——第一輪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第二輪是經濟大蕭條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麼，這一輪反思的結果會如何？是否會終結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體系？取而代之的又會是什麼？在我們都關心收入分配話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做的是認清今天的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到底是怎麼回事，有哪些特徵是之前沒有的。只有認清之後，政策決策才可能對症下藥，避免不著邊際甚至幫倒忙。

在本文中，我不試圖對未來的走向做預測，而是希望通過分析現代經濟的特徵，尤其是許多現代行業的商業模式以及資本市場提供的財富實現手段，來證明如下結論：

    財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不是因為現代資本家比以前“道德淪喪”，不是因為現代企業家更加貪婪，而是現代技術和規模化商業模式所致。

1、現代商業增大收入能力差距

各社會的制度不同，收入差距的程度當然也各異。特別是政府權力在資源配置、定價機制中的角色越大，社會群體間的收入機會就越不等，掌握權力或貼近權力的“特權”群體就越能獲得超額收入的機會。

例如，政府可以規定只有北京出生的人才能進入金融和電力行業，而湖南人只能種田，這樣，北京出生的和湖南出生的人之間，收入機會就會有天壤之別。我過去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權力越大的社會，往往也是收入機會越不平等的社會。在從制度層面找原因之前，我們先看看現代技術帶來的收入機會差別。

以騰訊公司為例，雖然這個互聯網公司成立於1998年，但13年後的2011年，收入已達280億元，利潤接近120億元。按照1萬名員工計算，騰訊人均創收280萬元，人均利潤120萬元。相比之下，2011年中國農業總產值在4萬億元左右，按3億農民計算，人均創收1.3萬元，不到騰訊的二百分之一。這樣一來，農民收入遠低於騰訊員工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為什麼騰訊的創收能力超越農業這麼多？是否跟收入分配制度、跟貪婪有關，即騰訊的員工比農民更貪婪呢？其實不然。關鍵是農業跟騰訊的經濟特徵完全不同，兩者的產出函數不一樣。

農業的產出與投入之間有極強的線性關係，這限制了農民創收空間。如果種一畝地需要花100小時勞動、200元種子和肥料成本，最終產出100公斤糧食，那麼，要生產1000公斤糧食，就需要種10畝地，投入1000小時勞動、2000元種子和肥料錢；為了生產1萬公斤，就需要種100畝地、花1萬小時……

不能因為這畝地種好了，下一畝地就可以少花勞動時間或肥料成本，每畝地所需要的勞動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獨立的，這就使農業生產難有規模效應。每人每天只有24小時，即使不睡覺不休息，農民的收入也難以逃脫產出跟投入間線性關係的約束，收入不可能太高，此即幾千年來沒有農民靠種田種出億萬富翁的原因。

而騰訊的產出和投入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非線性的，甚至沒有太大關係。在騰訊 QQ 空間裡，一頂虛擬帽子的設計可能要幾個設計師與程式師花幾天時間，而一旦設計好了，虛擬帽子賣一頂一塊錢，賣100萬頂創收100萬元。由於虛擬帽子銷售是電子記帳收費，每賣一頂並不需要重新製造，所以，騰訊賣一億頂虛擬帽子跟賣一萬頂在成本上幾乎沒有差別，但收入卻天壤之別。騰訊的虛擬衣服、虛擬裝飾、虛擬傢俱等，都是如此。這就造成了其收入和成本投入之間的關係非常弱，賺錢能力空前的高。

微軟的商業模式也有類似特點，一旦微軟把系統軟體發展好（這當然需要成本投入），它賣一萬份還是賣十億份，總體成本差別很小，因為每一份的邊際成本（包括製造成本）幾乎為零。但是，比起零製造成本的騰訊 QQ 虛擬衣服、虛擬帽子，微軟還是要為每一份軟體付出硬碟、刻盤、包裝、郵寄成本等。

金融服務業的產出與投入關係跟騰訊的也很類似。

比如，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幫客戶張三公司融資1000萬美元，為了盡職，可能需要一個10人團隊花十天時間；而另一家客戶李四公司需要融資10億美元，為了盡職，高盛可能也會派一個10人團隊花十幾天時間，成本基本不變，但收益卻高100倍。正因為這種規模效應的差別，高盛可能不會做1000萬美元甚至幾千萬美元的單子，金額太小對他們不合算。這也說明投資銀行的收益跟成本之間是非線性關係，甚至兩者間是沒太多關係的。

基金管理行業也是如此，像對沖基金或者私人股權基金，可能整個公司只有15到20人，這個團隊可以管理2億美元，也可以管理20億美元。因為一旦他們決定投一個公司的股票，投10萬和投1000萬美元對他們來說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時間完全一樣，管理2億和管理20億的運營成本類似，但利潤可能相差十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華爾街的公司賺得很多，年收入幾百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遠遠高於傳統農業甚至手工業，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金融交易特別的規模效應和金融行業的性質所決定的。金融交易的本質是其價值創造不完全取決於勞動時間，也不完全取決於成本的投入，而是取決於金融從業者的人力資本，包括他們所受的教育、積累的經驗、組織能力、個人情商、個人誠信和人脈關係網絡等。

既然金融交易具有上述的規模效應，為什麼華爾街公司不能少收費，特別是隨著交易金額的遞增讓單位交易額的收費下降呢？這不是證明他們過於貪婪嗎？

其實，這涉及到公平競爭、充分競爭的問題，只要金融行業對新手是開放的，只要監管沒有苛刻到新手沒機會進入華爾街，那麼，如果現有公司能夠繼續高收費，就說明他們有自己獨特的、其他人無法獲得的市場優勢。只要這種市場優勢是競爭中建立的、不是靠行政壟斷或法律壟斷獲得的，只要其他人有機會自由進入華爾街，這種高收費高收入就不存在貪婪或剝削。能夠收費高，說明交易的對方得到的收益也高，否則對方不會參與交易。

金融交易除了具備類似騰訊的規模效應外，還因為其對信任的超級依賴，使得這個行業更趨向於“贏者通吃”。

金融交易從本質上都是跨期價值交換，把今天的價值跟未來的價值進行置換，或者把未來兩個不同時間點的價值進行交換，所以是一種承諾，是一種跨期價值交換契約。而這種跨期交換契約是否信得過、是否值錢，完全取決於交易雙方的可信度，取決於金融仲介的可信度。

對於這種超級依賴交易各方可信度的交易來說，已經經過多年風吹雨打的百年老店們就顯得格外“值錢”。在金融消費者看來，一個華爾街公司存在的年份越久，其可信度就越高，就越靠譜。金融市場對信用、信譽的極度依賴決定了已經歷史悠久的華爾街公司總是佔據優勢，後來者總是面對極高的門檻，更顯得“贏者通吃”。

華爾街收入高，只能說是現代金融市場的特徵所致，而不能因為收入高就斷言華爾街更貪婪。

有人可能會說，在政府管制不過分的情況下這些行業的就業對誰都開放，但畢竟高科技公司、華爾街的公司都要求很高的教育背景和人力資本，只有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才能進入，社會中的其他群體就只能從事傳統的低收入行業，他們的收入也增長緩慢。所以，為了防止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就該對其收入設上限或者多徵稅。為什麼政策思路非要通過打擊能者來使其向弱者靠攏，而不是通過專業教育提升競爭失敗者的人力資本，同時由政府給他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呢？

如果強行對華爾街的收入設限，那只會打擊其發展與創新的積極性，社會與經濟所需要的金融供給就會受挫，就要付出很高的代價。現代經濟不僅對類似騰訊這樣的高科技公司依賴度越來越高，對華爾街金融經濟的依賴度也在日益上升，華爾街對現代經濟是不可或缺的。

    實際上，產出是投入的線性函數不只是農業的特徵，許多傳統行業也如此。

新聞媒體差不多也是這樣，一般的新聞稿子需要幾小時、幾天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刊登一次後基本沒有再使用的價值，又得寫下一篇文章，這樣每篇文章就像農民的一畝地，文章之間雖然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沒有協同效應，但協同效應很有限，每天的新聞稿子還是要日復一日地寫。很少能因為今天的稿子使明天後天少寫，除非報紙雜誌的廣告收入能不斷增長，否則傳統紙媒的收入跟投入之間接近線性關係。這或許是在互聯網媒體興起之後紙媒正被不斷擠出的原因之一。

製造業企業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不是線性關係，因為它們可以通過新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減少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其生產規模優勢迫使其供應商降低價格，這些都能降低產出跟投入間的直接關係、幫助提高製造業的收入。但是，製造業最終逃不開每件產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實。

以汽車製造為例，雖然製造商可以壓低發動機、車身、刹車、輪胎等部件的進貨價格，但畢竟每生產一輛汽車都必須用上這些部件，每生產一輛汽車的邊際成本不可能降到零。也就是說，雖然汽車製造商可以通過技術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但每輛汽車的邊際成本降到一定水準後，製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依然會趨向於一種線性關係，增長就受到新的約束。

波音公司在世界飛機製造業獨一無二，它雇用了16萬名員工，其公司市值才540億美元，加上120億美元負債，相當於16萬人經營660億美元資產。相比之下，Bridgewater　As-sociates是對沖基金行業佼佼者之一，有1200名員工，但管理的資產為1250億美元，是波音公司市值的兩倍。而Blackrock是綜合性基金管理公司，員工9000人，管理3.5萬億美元的資產。在新型高科技行業中，谷歌有2.5萬名員工，市值2000多億美元。

正因為製造業跟騰訊、華爾街金融公司相比的不同特點，使他們的收入水準難以跟新型行業相提並論。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新型產業、金融行業跟傳統農業和工業的收入差距，並非像大眾媒體和政客們說的那樣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或貪婪所致，而更多的是由於這些現代產業具有全新的特徵。

    只要這些行業對各社會群體是開放的、機會是平等的，就不能因為張三有本事進去而你沒相應人力資本進入，而要求政府多干預、多對他們徵稅。

2、全球化帶來的機會差距

姚明在退出職業籃球賽之前，平均每打一場球的收入是25萬美元左右。這個數字相當於5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近30個中國家庭的年收入。對於習慣於勞動價值論的人來說，打一場籃球賽賺25萬美元，怎麼也難以從勞動時間和強度來解釋。

今天姚明打一場球，跟70年前的籃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時間和消耗的能量力氣應該差不多，即使有差別也不會是數量級意義上的。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數百倍、甚至一兩千倍。即使相對於同時期美國和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倍數，70年前籃球球星的每場球賽收入也不會是當時5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或30個中國家庭的年收入。

如果按照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的勞動價值論計算，一項經濟活動的價值等於勞動時間乘以單位勞動時間的平均社會成本，那麼，姚明一場球賽值多少呢？假如在美國姚明級別的人每小時勞動成本為1000美元，一場球賽按兩小時算，也就是2000美元。

當然，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今天跟70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70年前，一場籃球賽只有現場觀眾享受，即使門票貴到200美元一張，有1萬名觀眾，主辦方也只能得到200萬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辦方沒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籃球賽與其說是給在現場的觀眾打的，還不如說是給場外數量達到數億人的美國與中國觀眾打的，這些觀眾可以通過電視、互聯網視頻觀看實況，也可以在比賽之後通過互聯網下載觀看。

這種因為電視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經濟和體育打破了國界，帶來了受眾數量級的巨大變化，使同樣一場球賽、同樣多的勞動付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

所以，姚明每場球賽的收入這麼高，倒不是他比過去的球星多做了什麼，而是現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幫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資本增值，讓他的勞動所能帶來的價值大幅提升。

    換言之，現代技術和全球化使“贏者通吃”更上一層樓。

過去，各城市、各地區都有當地的籃球明星、排球明星、足球明星、乒乓球明星等等，雖然大家更想看世界明星的比賽，但是由於交通運輸障礙、電視與視頻的不存在，絕大多數球迷的夢想不可能成真，因為世界明星不方便經常到各地去參賽。所以，以前大家只能在當地看本地球手的比賽，不會太過癮，但比起沒有比賽可看還是好了很多。當然，這樣一來，各地的地方球星都有可靠的鐵飯碗，不用擔心世界球星搶走他們的本地球賽機會。

可是，今天的電視和互聯網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球星上了，本地球手比賽越來越沒人看了，更沒人願意花高價買門票了。從小打籃球、打排球的人要麼進入國家級、世界級，得到類似姚明的高收入，要麼就很快改行。在姚明們和普通職業球手之間，是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冰火兩重天，他們的收入差距比幾十年前拉大了許多倍。

而唱片、錄音帶、影碟的出現也使歌星、影星一下子全球化了，買唱片只買全國明星、世界明星的，看電影也只看世界明星的大片。今天有了互聯網下載的便捷之後，演藝界在全球範圍內“贏者通吃”的局面更被推到全新的高度，在世界級明星和非明星之間的機會鴻溝、收入鴻溝被大大拓寬了。

    這種現象不局限於體育界、演藝界，甚至學術界也如此。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家群體裡，也是“贏者通吃”局面日益加劇。

記得原來從北京到長沙，哪怕是特快火車也要將近一天時間，這意味著以前在湖南的經濟和商業會議上，主講嘉賓很少是來自北京的全國知名經濟學家，更多是湖南本省的專家。因為從北京到湖南、再從湖南返回北京需要坐兩天火車，加上開會一天，去一趟要花三天時間，漫長的路途使得再有名的經濟學家也很難一年跑遍全國各地進行會議演講。

今天，飛機大大縮短了全國各地間的距離。2008年金融危機高峰期，我碰到幾位全國知名經濟學家同仁，他們日理萬機，一天出席多場會議演講（包括筆者本人也在此列）。其中，一位同仁週六上午在日本大阪演講，下午在東京演講，晚上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日在北京上午下午分別有兩個會議演講，週一上午在天津會議演講，完後奔機場，於下午兩點鐘趕到上海的會議演講，晚上又要從上海飛深圳，週二上午在那裡發言，之後又是哈爾濱，等等。

按照這樣的行程，單個知名經濟專家在三天裡可以去六個省市，出席至少六個會議發言，而二三十年前要三天時間才能去一個省市。可見，現代航空交通使專家學者的生產率提升了至少五倍，他們能跑遍的省市數量和參加的會議數量翻了許多倍。

這樣一來，全國有名的專家學者也是“贏者通吃”，擠掉本來有不少演講機會的各地專家，讓少數全國有名的專家的收入大增，而地方專家的收入機會相對減少。

由此看到，專家學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值得慶倖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水漲船高，各種會議的數量也翻了多倍，即使全國知名專家一天跑三個省市，他們也無法囊括所有會議演講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高速增長後，全國性贏者的所得上升得最多，但其他專家的機會也會比以前好很多，只是相對於最頂尖的專家，收入的距離被科技拉大了。

交通技術、媒體技術改變了人類生活，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所見所聞，拓展了人生閱歷，而且大大提升了生產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天馬行空”、“日理萬機”不再是抽象的誇張隱喻，而是我們每天的真實生活。

    但是，也免不了造成許多其他後果，其中“贏者通吃”被不斷延伸，先是地區內的“贏者通吃”，後是省市範圍內的“贏者通吃”，再後是全國範圍內的“贏者通吃”，現在是全球範圍內的“贏者通吃”，與這一不斷延伸的過程相伴的是贏者與非贏者間的收入距離變得越來越大。

這是貪婪、是資本主義制度所致，還是人類社會日益進步的必然副作用？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否則我們就會對當今社會、經濟做出誤判。

3、商業模式影響收入分配結構

在傳統的中國、美國以及其他社會，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機會。

在鐵路、汽車、飛機、電話出現之前，各村、各鎮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場，那時沒有像沃爾瑪這樣的連鎖店集團公司，任何規模化的家電日用品生產、運輸與銷售都不可能實現。人工運貨的距離也許可達二三十公里，但更遠則體力難以支撐；即使馬車和驢車可使運輸距離增加，但由於沒有現今寬闊的公路網，馬車運輸的有限容量和高額成本還是極大限制了生產規模與市場範圍的擴張。

因此，張三在張家鎮、李四在李家鎮可各辦一家雜貨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辦得太大，張家鎮和李家鎮甚至還可容納多家雜貨店。從這種意義上講，正因為每家雜貨店規模都小、需要的創業資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創業意願和能力，多數人都有機會籌集到所需資金、進入“企業家”階層。

多數人有從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機會，而且這種致富機會人人平等，對於任何良序社會都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培育並維持一個足夠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的必要條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於太離譜的重要前提。一旦中產階級占多數，社會穩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產者有恒心，穩定會是他們自然偏好。

在這個意義上，正因為以前開飯館、開理髮店或者種田的選擇空間比較大，“創業機會”總體比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沒有現在大。當年的地主也許真的富有，但沒有幾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幾千倍、乃至幾萬倍。

像十九世紀中國首富胡雪巖，的確超級富有，但紅頂商人不代表社會中千千萬萬夫妻店階層，他們是靠官商勾結，做軍火以及其它跟官府相連的生意而成，或者乾脆就是官商，通過貪污賄賂積累巨額財富。在官商之外的廣泛社會，巨富的可能性很小，收入差距也沒那麼離譜。在我們的記憶中，傳統社會溫情脈脈，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千千萬萬夫妻雜貨店、夫妻餐飲店，這些夫妻店是中產階級主要的生存形式。

但是，隨著交通運輸與資訊技術的變遷，商業和餐飲業也在經歷公司化、規模化的發展過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規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費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更方便地買到物品，消費者和創業者雙贏。

規模化零售也給社會帶來挑戰，它們能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從生產廠商採購，利用現代物流低成本運往各地，由於它們採購量很大，掌握進貨的定價權，能把進貨價壓到最低，進而能大打價格戰。相比之下，夫妻雜貨店的規模小，它們進貨沒有砍價能力，只能被動地接受廠商給的價格。所以，規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極強競爭優勢，夫妻雜貨店很難生存。於是，今天人們作“小本生意”的機會越來越少，中產階級難以擴大。

餐飲行業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麥當勞等連鎖餐飲公司，因其規模優勢，能把各類食物原料進貨價壓到最低，而夫妻餐飲店卻不能。這勢必造成傳統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連鎖餐飲公司取而代之。還記得《水滸傳》中的武大郎嗎？不管是武大郎開的酒店還是飯館，都會分別被連鎖酒店和連鎖餐飲取代，武大郎開店實實在在地成了歷史。

在許多“勉勉強強”小規模創業機會不復存在後，張三李四們當然可以挖掘其它創業機會，也可選擇成為國美、華聯、沃爾瑪、俏江南、如家連鎖酒店的職員：只要這些連鎖公司的收入在增長，張三李四們的工資也能增長，只是他們不再擁有經營性產權，沒有財產性收入，生活方式跟自己做老闆也不同。

總之，零售業、餐飲業、酒店業、手工業這些傳統夫妻店行業，這些年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去夫妻店化”的洗禮，由一個個大公司取而代之。社會因此失去了眾多中等收入機會，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階層，讓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出現更為嚴重的分化。

    只是這種分化不是因為資本家剝削或貪婪而來，而是企業家利用現代技術帶來的便利，通過規模化經營降低了進貨成本和改善了運營效率。這樣，他們比傳統夫妻店更能給消費者優惠的價格、好的服務和更多的商品選擇。儘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擠掉了眾多夫妻店，擴大了社會財富差距，但這是“創造性破壞”，而且其背後並沒有剝削，也不一定是貪婪使然。

4、股市提升財富的數量級

收入差距、財富差距的擴大也跟資本市場有關，而由資本市場產生的財富差距表象對社會不是壞事，而是積極的事。

為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又對比一下。在缺乏資本市場的社會裡，說“張三很有錢”，意思是“張三過去賺了很多錢，並且積攢下來沒花掉”，“有錢”、“財富”更多指“過去的收入”。畢竟人的生命有限，靠一代人甚至兩三代人累積到最後，個人財富、家庭財富最多如前面所說，以“萬兩銀子”計算，不會以“億兩銀子”計算。

也就是說，在沒有股票市場的社會裡，不僅普遍顯得沒錢，而且即使一個創業者已成功，不管他是美國的蓋茨，還是中國的李彥宏、馬化騰，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著收穫創業的果實。

在過去的世界裡，成功企業家也得等上幾代才能成為“萬兩銀子戶”、百萬富翁，而成為億萬富翁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富不過三代”的詛咒會終止創業者後代的收入流。因此，沒有股市的社會裡，再有錢的人家也不會離譜地有錢，收入差距有限。

可是，股票市場改變了財富數量級。股市給上市公司股票定的價，從本質上是對未來的定價，是對創業者創辦的企業之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定價。現代公司治理讓公司能脫離創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經營下去，使公司的壽命沒有明確的上限。

於是，微軟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值可以有2000多億美元，蓋茨20多歲時就成了億萬美元富翁。同樣道理，李彥宏和馬化騰都是30多歲就成為數十億美元富翁。股市讓他們不需要等幾十年、幾代才能實現創業的果實，而是現在就能把公司的未來變現。

以馬化騰為例，從2004年到2011年，騰訊的利潤分別為4.4億、4.8億、10.6億、15.6億、27.8億、52.2億、81億和120億。馬化騰持有騰訊14%的股權，假如2004年至今騰訊沒有在香港上市，也就是說還沒辦法對騰訊未來做定價。那麼，馬化騰的個人財富只能通過過去的收入體現，亦即大約等於過去這些年騰訊的利潤總和乘以14%，也就是43.8億元。

這裡，我們當然是假定即使騰訊沒上市，其利潤也如2004年上市後的一樣，這一假定在現實中難以成立，但我們不妨以這個為基礎計算馬化騰的個人財富（儘管這明顯是高估了）。由此知道，如果騰訊還沒上市，馬化騰最多只有43.8億，這雖然也是巨大的財富，但遠遠低於他今天近600億港幣的個人財富，這近600億港幣的財富來源於股票市場對騰訊未來的定價。

這說明，雖然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企業與個人都有未來收入預期，但以前沒有資本市場，沒辦法對未來收入預期做定價，也沒辦法把未來收入轉變成今天就能算數、就能花的財富，因此，過去即使張三創業成功，有很好的未來收入預期，人們也不一定認為他是百萬富翁、億萬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麼多億萬富翁，部分是資本市場所致，因資本市場對未來做定價而來，是資本市場量化了未來收入預期才有了那麼多的億萬富翁，而不是因為企業家、資本家更貪婪或更剝削的結果。對於由資本市場帶來的這種財富差距幻覺，政策和法律層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應，因為過去和現今社會都有未來收入預期，只是一個沒對這些定價，另一個對此進行了定價。

5、挑戰在哪裡？

收入差距、財富差距在惡化，這是現實，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大致背景。

惡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運輸技術、資訊技術、互聯網為全球化提供了基礎，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贏者通吃”的地理範圍不斷擴大延伸，這樣，有能力的群體成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集中大量財富；而規模化商業模式一方面造就一批新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將許多傳統夫妻店擠出，讓眾多資產階級加入工薪大軍。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往兩個極端分化。

    但這些因素跟貪婪、剝削沒關係，政府要做的顯然不是去禁止技術革新，更不是去阻擋全球化。因為抑制革新的動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勵都會逆轉人類社會的進程。

各國政府可以做的是為社會底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給那些在競爭中不幸運或者天生人力資本不足的人有體面生活的機會。激勵上升通道、保障底層是上策。除此之外，強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會的人力資本，是應對現代經濟現實的良策。在國家層面如此，在個人層面更是如此，人力資本的價值高於任何時代。

前面談到的是全球經濟現實，就中國而言，收入差距的惡化顯然還有其它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

在中國，三座大山造成了權力關係對收入機會分配的決定作用：

第一，國有資產的壟斷地位，包括國有企業在重要行業的地位、國家對銀行以及其它金融資源的壟斷、政府對土地的壟斷，政府集中擁有這些資源後權力關係的價值就高，權力支持誰發展誰就能發大財，否則寸步難行；

第二，各行各業都充滿行政審批，行政管制無微不至，從餐飲、零售到製造業、互聯網、電信、能源、金融、銀行、基金等，得不到審批就無法開業或擴張；

第三，徵稅權不受制約，名義上徵稅是為了轉移支付、為了二次分配，但在缺乏財政透明監督的背景下，徵稅不僅沒實現應有的轉移支付，反而把更多國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給形象工程提供了更多資金。這些形象工程不僅讓資金錯配，社會就業被抑制，還讓擁有權力關係的群體得到更多超大專案。

在任何國家，政府權力都可以扭曲不同群體的收入機會。但是，當政府不壟斷金融資源、企業以私有為主、徵稅權受到制約、行政管制不是無孔不入時，權力就不會有那麼高的價值，掌握權力或接近權力的人不見得能輕易成為億萬富翁，行賄的動力不大，權力就不會是扭曲收入分配的主因。

相反，如果在一個國家裡一方面是政府權力不受制約，另一方面各類資源、國民收入和審批權又都掌握在政府權力手中，那麼，真的是政府想讓誰成為富翁，他就能成為富翁。

在中國，“贏者通吃”也是越來越顯著的現象，只是決定“贏者”的第一要素是權力關係，而不是現代技術、全球化或者規模化商業模式。即使有好的商業模式或者現代技術帶來新的發展機會，如果沒有權力關係，你未必能成為富翁。

有意思的是，國有銀行、國有資產和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權力價值的經濟基礎，現代商業模式使權力關係的經濟價值上升幾個數量級，而資本市場給權力關係變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需要等好久，當下就能變現。因此，在規模化商業模式和現代資本市場的幫助下，三座大山造就了中國獨特的收入差距與財富分配結構。

在我們思考、討論中國收入差距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回到所謂“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到底該側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須看到現代經濟的特徵，認清新型行業在創造價值時跟傳統產業的差異，否則在政策層面難以對症下藥。

尤其是我們不能假定“政府等於公平”，不能認為“如果你在公平與效率中選擇了公平，那麼在政府與市場中你就選擇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組織的，要看權力部門、掌權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監督制約，否則，把更多資源、更多管制權給予政府，等於讓權力關係在收入機會分配中起更大的決定作用。

當政府權力不受制約時，在“政府與市場”中選擇給政府更多權力，只會導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轉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和國有資產民有化。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文中投資建議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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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因忽視“供給側”錯失發展機遇

2016-01-27 陳忠海 國家人文歷史

明朝軍隊“出警入蹕”

文 | 陳忠海

轉自瞭望智庫公眾號（微信ID:zhczyj），本文已獲授權。

明朝中期開始的“消費升級”

明朝建立時，社會已經歷了長達20年的戰亂，經濟已無可避免地受到嚴重的打擊。據歷史記載，那時朝廷每年能收上來的稅糧只有1200萬石。明太祖朱元璋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善於總結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他積極宣導重農富民的思想，大力發展農業生產，通過獎勵墾荒、解放奴婢、興修水利、大量移民等措施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天下土地總面積為850多萬頃，是元朝末年的4倍多，朝廷徵收的稅糧3200多萬石，是元朝末年的270%。可以看出，明朝前期，經濟已經得到了一定的復蘇和發展。

不過經濟的復蘇和發展，並未迎來需求的擴張，反而被人為壓制了。出身貧寒的朱元璋一再強調節儉的重要性，他當上皇帝後“宮室器用一從樸素，飲食衣物皆有常供”，希望以身作則影響百官，並進而帶動整個社會形成節儉的風氣。朱元璋的表率作用收到了良好效果，明初的整體社會風氣皆以貪污浪費為恥，據《典故記聞》記載，有一次宦官用米喂雞，明成祖看到了立刻訓斥一番。

到了明朝中期，以等級為特徵的傳統禮制進一步突破，知識份子階層、商人階層整體崛起，這些影響到社會風尚的變化。從消費的角度看，人們的消費觀逐步由樸素變為追求享受，需求進一步擴大化，一些原本只能由皇室、貴族和官員才有資格享受的衣食住行也逐漸走向商業化和世俗化。

從飲食消費看，一部分富裕家庭開始講究起來，萬曆年間編纂的《通州志》記載，該地之前在飲食上很簡樸，“貴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張筵”，但如今“無故宴客者，一月凡幾，客必專席”。《陶庵夢憶》是萬曆年間文人張岱的文集，裡面記載了大量美食及其有關的趣聞，僅作者喜歡的土特產就羅列了57種，北方人想吃南方的海鮮很快就能送到。

從服飾消費看，明朝中期以後人們逐漸突破了原有的服飾制度，富裕人家競尚奢華，明朝文人張翰在《松窗夢語》中說：“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制，洪武時期律令嚴明，人遵劃一之法。代變風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該書還記載“今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崇尚服飾奢華成為一種時髦。

從住房消費看，明朝中期以後不僅房舍等第之分不斷被突破，而且在江南又興起了“園林熱”，由士人帶動、富商跟進，私家園林被大量修建。明人所著《建業風俗記》記載，之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而到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

除此之外，明朝中期以後還興起了“旅遊熱”，一些鍾情山水的文人或結伴、或獨行，遍遊山川，出現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樣喜歡自然山水的畫家。

傳統經濟政策下的“供給約束”

明朝中期以後的“消費升級”現象是之前歷代所沒有的，與當時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變革潮流不無關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帶著經濟結構轉型的強烈資訊，在經濟上其實有著積極的意義。

當時世界範圍內正經歷著一場經濟變革，農業收入在一些發達的歐洲國家GDP中占比中已經下降到40%左右，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工業經濟及以交通運輸業為代表的服務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

然而明朝的經濟結構始終是農業占主導地位，管漢暉、李稻葵《明代GDP初探》認為整個明代“基本是農業主導的經濟結構，大部分時間農業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都在90%以上”，這是一種低效益的農業經濟，這樣的經濟結構自然難以滿足“人們日益豐富的物質需要”。

當時雖然在個別地區也出現了手工業、商業快速發展的勢頭，但總體來說還是局部的和自發的，沒有形成趨勢和潮流，農業在明朝的經濟結構中仍然占絕對地位。《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曾分析過中國明朝的經濟發展狀況，認為中國雖然一向是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土地肥沃、人民勤懇，“但它的經濟發展似乎停滯了”，以至於看到的中國經濟狀況“與500年前客居該國的馬可·波羅所描繪的情況沒有什麼區別”。

只有經濟結構調整才能滿足更為豐富多樣的需求，也才能帶動經濟的轉型，但明朝政府沒能主動抓住這一機遇，反而從強化集權統治的慣性思維出發實施了一系列扼制經濟轉型的政策。

朱元璋繼承了歷代君王重農抑商的思想，把農業稱為“本”，把商業、手工業稱為“末”，認為“崇本而怯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建立了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把人分成“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一般農民很難脫離本戶籍去經商，而商人想去外地經營手續也十分繁雜。商人、手工業者還要承擔很重的稅，明初規定三十稅一，到萬歷時提高到3倍，成為十稅一，天啟、崇禎時還繼續增加，沉重的商稅讓商戶們苦不堪言，有的倒閉，有的轉向農業生產。

政策的歧視、社會的鄙視和沉重的稅役，使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輕商”、“賤商”的氛圍。不僅如此，明朝政府還厲行專賣，對市場交易行為橫加限制，《大明律》首次設“鹽法”、“茶法”專條，規定對鹽、茶由國家壟斷經營，鹽商、茶商必須取得“鹽引”、“茶引”等專賣許可證才能經營，否則構成私鹽罪、私茶罪，處罰手段極為嚴厲。不僅傳統的生活必須品鹽和茶葉納入專賣，像金、銀、銅、錫等重要物資也全部實行專賣，抑制了市場經濟的發展。

傳統農業經濟只能提滿足初級的物質需求，進一步的物質需要只能通過大力發展手工業、商貿和服務業來解決，而這正是明朝經濟的短板。

表面繁榮的對外貿易沒有解決“供給側”問題

明中期以後經濟也發生了重要轉變，那就是海禁的解除。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已開始萌發，新航路開闢後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向歐洲，造成了物價迅速上漲，發生了所謂的價格革命。明朝在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和實物徵稅的經濟格局下擁有大量勞動力資源和低廉的物價，所盛產的茶葉、紡織品、瓷器等在國際市場上有極強的競爭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國商品，而小農經濟的局限性也讓明朝的財政出現了困難，朝廷迫切需要開闢新財源，在這種情況下，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下令開關，允許民間“遠販東西二洋”。

明朝的這次“對外開放”迅速帶來了對外貿易的繁榮。中國商品不僅實用而且價格很低，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以絲綢為例，在歐洲，中國同類商品的價格僅是本地產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國產品的價格僅是西班牙產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魯，這比價甚至達到了令人驚訝的1/9。

一時間，世界各地的商人紛紛湧向中國，瘋狂採購中國商品，據史料記載，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價格在中國採購生絲，運到歐洲就賣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達320%。中國商品在國際貿易市場上一時間所向無敵，儘管缺少這方面的準確統計資料，但從隨後白銀向中國淨流入的速度和數量判斷，明朝已毫無爭議地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

但是明朝的對外貿易呈現的是“一邊倒”態勢，出口量很大進口量卻很小，大量商品出口沒有換回同等數量的商品，而是換回大批白銀。明朝是當時世界上白銀最大的流入地，據《劍橋中國明代史》，當時美洲白銀總產量的1/2－1/3輸向了中國，1571－1821年間美洲有4億比索的白銀輸入馬尼拉，其中大部分最終轉到了中國。德國著名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提出，當時全世界白銀產量中的1/2流向了中國，總數多達數億兩，明朝成了名符其實的“白銀帝國”。

明朝對外出口的產品主要是絲綢、茶葉、瓷器等，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資金擴大再生產，所以商人們喜歡把手中的銀子囤積起來，形成了私人手中的巨大“白銀儲備”。李自成進入北京後通過“大索”的辦法逼官員、富商交出他們手中的白銀，居然很快得到了7000萬兩，相當於朝廷20年的財政收入，這還僅是北京一地。

富人階層普遍喜歡囤積白銀，一方面白銀是財富的象徵和避險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說明消費仍然不夠活躍，有錢都想花、也都會花，但花不出去也是問題。

而“重本抑末”政策對商人再投資也有鮮明導向。當時的社會排名是“士農工商”，當經商賺取到一定銀子後，這些富人們往往不去擴大再投資，反而是去買田置地，需求端一直處於長期乏力的狀態。

明朝中後期宏觀經濟調控的歷史局限

大量白銀沒有進入消費領域，物價不僅沒有上漲反而長期低迷。據彭信威《中國貨幣史》，15世紀初期明朝的米價為2－3錢/石，15世紀後半期有所上漲，達到5錢/石左右，此後一直到17世紀的100多年裡米價一直維持在這種超穩定狀態。

物價不漲對百姓來說或許是件好事，但100多年不漲似乎也有問題，這通常預示著經濟轉入了通貨緊縮。亞當·斯密分析中國明朝經濟發展情況時還說，當時的“財富已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極限”，“法律制度所允許之極限，恰好揭示出中國傳統法律對經濟的阻礙，是中國明朝中後期未能實現突破的一個重要原因”。

亞當·斯密強調“法律制度所允許”，是想說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經濟發展所起的關鍵性作用。在中國古代宏觀經濟調控思想中一直存在國家干預與不干預兩種主張，前一種如司馬遷的“善因論”，後一種如管仲的“輕重論”，這兩種主張經常互相爭論，最著名的是漢代的“鹽鐵會議”。

其實，干預還是不干預並無絕對好壞之分，要根據當時所處的具體經濟環境而定，商鞅主張國家強力干預經濟使秦國強大，漢初實行不干預的休養生息政策又帶來了文景之治，正確的宏觀調整思想應該是該干預的時候果斷出手干預，該放鬆的時候要放鬆。

在內部消費升級和外部工業革命的共同推動下，明朝中後期產生了以新經濟形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市場尋求經濟轉型的努力，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相信市場的力量，順應這種潮流，通過改革減少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束縛和干預，通過調整建立起以工業、運輸業、服務業為主導的新的經濟結構，那麼中國就能跟上全球化進程，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後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也就可能不會出現了。

明朝統治者似乎背道而馳，一方面希望經濟繁榮以不斷增加朝廷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堅守農業經濟的基本國策，抑制商業、手工業發展，使經濟轉型始終無法實現。為改變困局，尤其為了改善朝廷日益惡化的財政狀況，明朝中後期接連實施了多次經濟改革，包括嘉靖新政、隆萬新政和張居正改革等，但這些改革的主要舉措大多集中在財政稅收領域，無法觸及類似“供給側”這樣的深層次經濟問題，無法回應新經濟急需政策“鬆綁”的訴求。

“一條鞭法”等改革措施實施後朝廷的財政狀況雖然暫時得以好轉，但經濟轉型的目標仍未實現，整個明代經濟始終在低位徘徊。根據管漢暉、李稻葵《明代GDP初探》的測算，整個明代的200多年間GDP增速平均不到0.3%，印證了亞當·斯密的說法。

經濟通縮、人口激增，明朝的經濟狀況完全符合“馬爾薩斯陷阱”的描述。（原編者按：馬爾薩斯陷阱——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準）長期的經濟通縮在拖垮明朝經濟的同時也使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尖銳，崇禎皇帝繼位後朝廷已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重困境，雖然他勵精圖治，採取了一系列開源節流措施試圖改變糟糕的經濟狀況，但經濟領域裡的深層次問題已積重難返，早已無力回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