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
VI.憲政民主社會的變革，政治制度，公共領域和信任關係的潛在崩塌：現代民主的解體傾向
我前文中已經詳述過，這些良性的社會條件本身並不能確保憲政民主體制的良好運行，延續和發展。雖然成功的憲政民主體制也會對政權合法性，信任關係，還有“非零和博弈化”這幾個方面進行自我強化，但是在任何的憲政民主政體之中，也同樣蘊含這削弱這些積極條件的因素。實際上，現代社會瞬息萬變的本質就在不斷地弱化了構建社會信任關係的一些初始條件。
一，因為現代的政體是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下不斷發展的，內部權力的架構會不斷改變，導致了許多已有的權力架構會被打破，如一些尋求打破壟斷權力的政策，在初期是為了將權力集中於政府以進行福利國家的建設，在後期卻使得國家的權力十分冗集以至與讓許多獨立的社會空間無法生存，也就是所謂的福利國家官僚化。這種社會政治生活的官僚化已經被托克維爾，馬克思和韋伯不斷強調過了，我在此進一步指出，二十世紀中的極權主義經驗非常精妙的展現了上述思想家的觀點。
但並不僅僅是上述兩者導致了權力的過分集聚，現代民主社會的以下特點也對權力集聚有助益，即資訊的製造和分配，現代社會的精細分工，政治內幕和知識的“專門化”。知識的專門化在政治領域的體現有可能會導致專家和政客對於資訊的壟斷，以至於削弱普羅大眾的廣泛知情權，將其摒除於政治領域之外。這些資訊時代的產物也同樣導致了政權內部的權力失衡，讓權力聚集於執行部門。
二，社會精英，政治核心，公共領域的相對獨立性會被極大地減弱。獨立的公民社會以及公共領域將會被侵蝕，大眾通過選舉這一管道來重構公共領域，調整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將會變得更加困難，而正因如此，新興的社會力量會去挑戰多元憲政體制本身，會傾向否定民主制度本身。這些新興的狹隘利益訴求，對於一切已有的利益格局持有完全否定的態度。（如法國的國民陣線，斯坎迪納維亞的極右翼政黨等）
在這個情況下，那些希望重建政治領域的人會對既有的代議制機構產生懷疑，而且既有的掌權者，如強大的壟斷式的寡頭集團，會維護自身的利益，於是貧困的階層就會對這種情況產生強烈的反感，並將掌權者視作特權階層，政治也就成為了上流社會的骯髒遊戲。
這些指控常常源于自左翼批評家對於自由主義政權的批判，最富象徵性意義的一句話來自阿納托爾·法朗士（法國諾貝爾獎作家）“法律，在他莊嚴的平等中，禁止富人跟窮人一樣睡在橋下，上街乞討，偷竊麵包”。但與此同時，既有的權力階層常自詡為公眾利益的代表者，並譴責那些新興的階層，指責其僅僅代表了狹隘的階級利益並且利用代議制機構來狂熱地追求這些利益。
在此般情形下來進行公民社會的重建，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民主理念的強烈分歧，社會共同意識難以集聚，多元憲政（極端至自由意志主義的）民主和參與式的（極端至雅各賓主義的）民主兩個流派會產生很大的矛盾。這些所有的可能情況其實都源于民主的可變性這一悖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於任何在民主基礎上的分歧最終都會引入“超驗/元合法性”這種超越現有憲政秩序的超驗性死結，這種死結是誰都打不開的，然而正是民主政治的制度架構讓我們無可避免地走向這種超驗性的死結，也同樣是民主政治的可變性產生了族群，階級，多元權力中心之間的信任，包容與和解，讓它們有了共同重構政治領域的合力，使他們不斷將政治領域往前推，推到超驗性死結這一個悖論的最終源頭。
這些民主的危機導致了民主國家的政體變更，如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到第五共和國的交替。這在現代社會屢見不鮮，在美國，以色列，印度和歐洲都發生了政治生態的大變更，最主要的有三方面，一，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的削弱，二，大眾媒體重要性的加強，三，政府和法院權力的增強。
政體變更其實與更大層面上的社會生態變革有很大關係，在此我將從啟蒙時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個時期劃為“前現代”，而將戰後劃為“後現代”。
前現代時期相對靜止，趨同，單一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衝擊，家庭，社區和社會性組織的邊界被重構，個人的自由得到擴大，並且越來越少收到社會制度的直接影響，工作，家庭，性別和居住地不再和階級屬性，政治屬性緊密聯繫在一起，這些社會角色會經常地改變並且同宏大的社會結構不再發生太大的關係。社會角色，公民責任，職業觀念的完全重構導致了政治中心，社會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完全分離。後現代公民開始發展出一套全新的社會文化屬性，這種屬性完全超越了舊有的政治和文化界限。
這些變化的結果就是政治群體，職業群體，階級群體之間的交錯融合，跟“現代工業社會”不同的是，在典型工業社會之中不同階級往往會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即階級屬性和文化屬性，政治屬性往往是對應的，但是在後現代的社會中並沒有如此嚴格的階級，文化，政治分野，我稱之為群體的崩塌以及再融合，這種融合的結果就是“大眾文化”。
社會階層正在被不斷地打破，崩塌並且重新構建起來，階級-文化-政治-國家之間的協同機制已經與此前完全不同，公共領域的生態也一樣。階級鬥爭這個觀念已經被漸漸淡忘，國家曾經被當作是一個“再分配的”機器（或至少是協調階級矛盾的機器），可如今隨著階級被打破，國家不可能僅僅服務勝選階級的利益，這個“再分配“的角色已經不再重要了。總而言之，左派和右派的界限也不再分明了，即使在歐洲和日本這兩個左右派系曾經如此分明的地方也是一樣。
這些變化與發展在1960年代的社會抗議運動中達到頂峰。這些由伯克利大學和索邦大學學生所引發的政治運動（以及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公會運動，社群運動等），並沒有遵循傳統社會運動的老路子，如意識形態對既有體制的挑戰，對政治領域的拓寬等，而是著力與對社會生活和社群參與程度的延伸，個人政治生活的延伸之上。
在這裏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也就是這些社會運動的訴求，已經超越了對“生活條件的改善”，從而尋求對“生活品質的提高”，而內在的邏輯就是1950年代拜戰後和平所賜的高速經濟發展讓西方社會在1970年代（即抗議年代）從“物質主義社會”飛躍到了“後物質主義社會”，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會運動也正是“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體現。
此類社會運動一致反對繼續進行政治核心的重建，它們重視新型社會空間的建立。這些改變本身就表明我們的政治中心，儘管仍然是資源分配的中心，卻不再是社會力量的引力中心，也就是說，我前文完整闡述的“內-外”的容納抗議象徵進核心的過程，以及核心自我重建和拓寬的政治動力機制正在消亡。
以上的改變其實跟我上述的政體變更有很大關聯。總的來說，這些種種的變化的合力將會導致憲政民主體制的解體（Diamond 1993， Linz and Stepan 1996）。他們將會導致憲政體制，法治還有個人自由的潛在倒退。
當今的憲政民主社會之中，我們可以見證公民社會的結構的倒退以及基礎的弱化（Dahrendorf 1990），如拉丁美洲的國家（Huber，Rueschemeyer and Stephens 1997)，民主參與程度在不斷地降低。
吊詭地是，這些變革並不是因為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衝擊所導致的，而正是源于民主制度本身，這些由民主的悖論所產生的一切問題最終會將大眾引向對政權的不信任與冷漠，使得大眾對政治核心抱有懷疑的態度，從而走向極端主義路線，或者是探尋政治活動的新方向。
我們很可能正在親眼見證著這些新興政治運動在世界上的憲政民主體系以及半民主的威權體系中的興起，這些新興政治運動跟現代社會深遠的文化變革和合法性根基變革有關，雖然這些新的政治行為跟本文所述的民主悖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可是已經超出了本文的範圍了。
劉瑜：語言的貧困
來源: 張耕維的日誌 2013-01-28 00:56 | (分類:默認分類)
“今天，我們要學習的新詞包括大海、高速公路、遠足旅行……大海是一種皮質沙發，當你累了，你可以說，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陣強烈的風。遠足旅行則是一種堅硬的材料……”這是希臘電影《狗牙》的開場白，說的不是現代詩歌的創作，而是一個奇特的封閉家庭。這個家庭有著極權主義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牆把房子圍了起來，反覆告訴三個已近成年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兇險殘暴，只有高牆裏才幸福安全。他們還說，只有開車才能出門，而要學習開車，必須等到他們的“狗牙”掉落。他們家沒有網路報紙，沒有電視廣播，沒有任何外界的資訊，孩子們日復一日地玩著單調的遊戲。
在父親的治理術中，有暴力——孩子們經常挨打挨駡；有洗腦——答錄機播放的永遠是“愛家主義”宣傳；有賄賂——父親給孩子們買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給兒子送來性夥伴預防他逃跑……在這“教科書式”的極權統治裏，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對語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麼危險的事物，它蔚藍，遼闊，深不可測，喚起孩子們的憧憬。而沙發多麼安全舒適，上面只能坐著昏沉沉的屁股。於是大海被定義成沙發，神奇被定義成平淡，孩子們眼中的世界成了一個“脫敏”的世界。兒子從妓女那聽說一個新詞“鬼”，他問“什麼是鬼”，媽媽面無表情地說，鬼是一種很小的黃色的花。
一切專制者都試圖控制人的思想，但員警無法進駐人的大腦，於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達。語言因此必須被消毒、被馴化。一些詞被妖魔化，另一些詞被紮上蝴蝶結，一些詞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詞則被噴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後，一提起“農民起義”，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說到“國民黨”，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後我知道歷史並非如此非黑即白，但這些被“加工”過的辭彙在意識深處留下的情緒反射卻經久不去。以條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個詞語在展開其內容之前散發出某種“氣味”，正是此類教育的成功之處。
重新定義詞語只是閹割語言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則直接取消某些辭彙的存在。《1984》裏，大洋國發明了一種新的語言，叫做“新話”。大洋國的字典編輯興奮地宣告，新話是世界上惟一辭彙量逐年縮小的語言。“你難道不明白，新話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不可能有任何語言來表達這些思想。”
讓反動思想不可能找到詞語來表達，這可真是一個控制思想的絕招，幾乎相當於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燒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說“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鎖鏈”？對不起，世上並沒有“鎖鏈”這個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鎖”？對不起，世上也沒有“枷鎖”這個詞。鐐銬？查無此詞。繩索？查無此詞。緊箍咒？這是什麼東西？……好吧，讓你鬧革命，無產階級失去的全都是麵包。
當然，不斷增加敏感詞的代價就是語言越來越貧乏。極端的例子是“文革”大字報體，全都是“打倒”“萬歲”“毒草”“怒火”這樣乾癟的辭彙，漢語從一個水美草豐的田野變成不毛之地。郭沫若給江青寫道：“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甚至老舍也寫過“萬歲萬歲萬萬歲”。即使是極權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語言——他只能借用當權者的語言。遇羅克的《出身論》說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裏行間卻充滿“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字眼。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主張直接民主，但文中處處是“奪取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類的八股。
思想的鉗制造就語言的饑荒，但語言的饑荒也惡化思想的貧困。一個政權的專制程度，總是和它的詞語豐富程度成反比。《狗牙》裏，馴狗師說：“狗可以像泥土一樣被塑造。”這樣的隱喻真叫人驚恐，但果真如此嗎？秋菊不懂得“人權”概念，但她知道要個“說法”。普通人鮮有使用“民主”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實的情感總要找到它的語言出口，就像有翅膀的東西總想張開它的翅膀。《狗牙》的結尾，大女兒砸掉自己的牙齒，藏在車的後備箱裏逃了出來。有一天，她將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那時候，父親再也不能向她隱瞞這個世界有多麼神奇。
（作者為清華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來源: 財新網－《新世紀週刊》2011年第29期 | 來源日期：2011-07-23 | 責任編輯：魯南珞珈
這篇也是科普文，送給那些深受使用語言毒害的同學們。
大陸政改 可借鑒台灣和南韓
【中國時報/連雋偉／綜合報導】2013-2-18 09:37
針對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引述網路流傳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隱藏版」新南巡談話，指出他表面高談改革，骨子裡是個強硬派。著名自由撰稿人戴維·科恩（David Cohen）在日本《外交學者》雜誌網站發文反駁，他稱習近平以前蘇聯垮台為例是要證明改革之必要，並從國家權力退出經濟及反貪腐做起；更多大陸有志之士則認為，要借鑒台灣與南韓的例子，先有平穩的經濟增長與擴大的中產階級，政改才能成功。
習近平上台後選擇改革開放起點廣東深圳作為首個視察地，讓外界對其改革形象寄予厚望，網上則流傳一份習在深圳視察時的內部講話。他強調，蘇聯和蘇共一夜崩盤原因是否定蘇共歷史、列寧及史達林等領導，習還感慨蘇共倒台時，黨員比中共多「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人出來抗爭。」
科恩曾用「社會主義3.0（指有別於毛澤東及鄧小平，即當今大陸的後改革時代）」的概念，來批判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而聲名大噪。他於英文《外交學者》部落格以題為「中國的蘇聯教訓」為題撰文指出，紐時引用內部講話證明習近平是強硬派看法是大錯特錯。他指出，過去廿年，中國不論是強硬派還是自由派都把蘇聯解體視為一記警鐘。
他說，他們從中得到的教訓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整治腐敗等社會問題，而不能等外力迫使，過早的政治改革是戈巴契夫的失誤。但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他所領導的政黨沒能實現經濟增長和良好的政府治理。
文章引述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李靜杰的話指出，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它沒能成功改變，蘇共領導人不懂經濟，他們一直回避改革，教條主義地堅持固有模式。
科恩強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中，蘇聯的民主轉型就是喪失大片領土，許多國有資產被新一代富豪竊取。與之相比，值得借鑒的是台灣和南韓，已有的經濟增長和擴大中的中產階層很大程度上為平穩的民主轉型提供動力。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在對黨內人士的講話中引用蘇聯的例子，是為說明改革勢在必行，同時明確承諾改革計畫不會動搖黨的政權。對中國領導人來說，蘇聯的例子恰好是實施一種漸進式改革的理由，這種改革可以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進行：認真遏制腐敗，進一步鼓勵消費，轉變國家支配經濟模式。
掃描四類大學生：富二代、中產子弟、城市平民子弟、農家兒女---精闢，準確，難得的好文章
來源： 馬東岩D.P.的日誌
對某些年輕人來說，現實很“豐滿”，對另一些年輕人來說，現實很“骨感”，或豐滿或骨感，都擋不住年青一代對自己理想的追尋，雖然活法並不盡相同。這篇並不短的文章將現實中四個“階層”的青年做了一番掃描：富二代、中產階級子弟、城市平民子弟、農家兒女，作者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是既令人失望由令人充滿希望的一代，但作者最後的結論是“……只不過，現在還沒輪到他們充分呈現影響力，而他們一旦整體發聲，十之七八都會是進步思想的認同者和光大者……”
原文：《中國青年各階層掃描》 （有刪節、文題有改動）
作者：梁曉聲（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一、“富二代”的現在和將來
“富二代”通常被認為是這樣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願實現起來非常容易，比如出國留學，比如買車購房，比如談婚論嫁。他們的消費現象，往往也傾向於高檔甚至奢侈。和“二世祖”們一樣，他們往往也擁有名車。他們的家庭資產分為有形和隱形兩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觀，隱形的究竟多少，他們大抵並不清楚，甚至連他們的父母自己也不清楚。
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對我說：“老師，人比人真是得死。我們這種學生，畢業後即使回省城謀生，房價也還是會讓我們望洋興嘆。可我認識的另一類大學生，剛談戀愛，雙方父母就都出錢在北京給他們買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結婚，就會給他們添輛好車。北京房價再高，人家也沒嫌高的感覺！”——那麼，“另一類”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富二代”，們的人生詞典中，通常沒有“差錢”二字。他們的家長尤其是父親們，要麼是中等私企老闆；要麼是國企高管；要麼是操實權握財柄的官員。倘是官員，其家庭隱形的財富有多少，他們確乎難以瞭解。他們往往一邊享受著“不差錢”的人生，一邊將眼瞥向“二世祖”們，對後者比自己還“不差錢”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每不服氣，故常在社會上弄出些與後者比賽“不差錢”的響動來。
我認為，對於父母是國企高管或實權派官員的他們，社會應予必要的關注。因為他們韓桂芝式、許宗衡式、文強式、成克傑式、陳同海式的父母，乃是現行弊端分明的體制的最大利益獲得者及最本能的捍衛者。這些身為父母的人，對於推動社會民主、公平、正義是不安且反感的。有這樣的父母的“富二代”，當他們步入中年，具有優勢甚至強勢話語權後，是會站在一向依賴並倍覺親密的利益集團一方，發揮本能的維護作用，還是會比較無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團，站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立場發符合社會良知之聲，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們成為後一種中年人，則必須從現在起，運用公平、正義之自覺的文化使他們受到人文影響。而談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響力，依我看來，在中國，不僅對於他們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對最廣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喪的。故我看未來的“富二代”的眼，總體上是憂鬱的。不排除他們中會產生足以秉持社會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計不會太多。
二、中產階層家庭的兒女們
在世界任何國家，中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幾乎必然是該國中產階層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則占1/3，多則占一半。中國國情特殊，上世紀80年代以前，除少數高級知識份子，一般大學教授的生活水準，雖比城市平民階層的生活水準高些，但其實高不到哪兒去。80年代後，這些人家生活水準提高的幅度不可謂不大，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直接受惠群體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不論從居住條件還是收入情況看，知識份子家庭的水準已普遍高於工薪階層。另一批，正有希望躋身於中產階層。最差的一批，生活水準也早已超過所謂小康。
然而2009年以來的房價大飆升，使中產階層生活狀態大受威脅，他們的心理也受到重創，帶有明顯的挫敗感。
僅以我語言大學的同事為例，有人為了資助兒子結婚買房，耗盡二三十年的積蓄不說，兒子也還需貸款一百余萬，淪為“房奴”。所買卻只不過八九十平方米面積的住房而已。還有人，夫妻雙方都是五十來歲的大學教授，從教都已二十幾年，手攥著百余萬存款，兒子也到了結婚年齡，眼睜睜看著房價升勢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喚奈何。
他們的兒女，皆當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學學歷甚至是碩士博士。這些青年成家立業後，原本最有可能奮鬥為中產階層人士，但現在看來，可能性大大降低了，願景極為遙遠了。他們順利地謀到“白領”職業是不成問題的，然“白領”終究不等於中產階層。中產階層也終究得有那麼點兒“產”可言，起碼人生到頭來該有產權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後夫妻二人各自月薪萬元，要買下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儘管父母代付部分購房款，也還得自己貸款一百幾十萬的。按每年可償還10萬，亦需十幾年方能還清。又，他們從參加工作到實現月薪萬元，即使工資隔年一升估計至少也需10年。那麼，前後加起來可就是二十幾年了，他們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50歲時，才終於擁有產權屬於自己的兩居室，儘管總算有份“物業”了，恐怕也還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產”。何況，他們自己也總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兒女，那一份支出就大為可觀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閒視之。於是，擁有產權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標，便離他們比遙遠更遙遠了。倘若雙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兩位同時或先後患了難以治療的疾病，他們小家庭的生活狀況也就可想而知。
好在，據我瞭解，這樣一些青年，因為終究是知識份子家庭的後代，可以“知識出身”這一良好形象為心理的盾，抵擋住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現實的猛烈擊打。所以，他們在精神狀態方面一般還是比較樂觀的。他們普遍的人生主張是活在當下，抓住當下，享受當下；更在乎的是於當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覺。這一種拒瞻將來，拒想將來，多少有點兒及時行樂主義的人生態度，雖然每令父母輩搖頭歎息，對他們自己卻未嘗不是一種明智。並且，他們大抵是當下青年中的晚婚主義者。內心潛持獨身主義者，在他們中也為數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齡結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國當下青年中，他們是格外重視精神享受的。他們也青睞時尚，但追求比較精緻的東西，每自標品位高雅。他們是都市文化消費的主力軍，並且對文化標準的要求往往顯得苛刻，有時近於尖刻。他們中一些人極有可能一生清貧，但大抵不至於潦倒，更不至於淪為“草根”或弱勢。成為物質生活方面的富人對於他們既已不易，他們便似乎都想做中國之精神貴族了。事實上，他們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徵，也確乎同時具有精神貴族的特徵。
一個國家是不可以沒有一點兒精神貴族的。絕然沒有，這個國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們的文化精品為快事的“精神貴族”。
他們中有不少人將成為中國未來高品質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說這類守望者只能出在他們中間，而是說由他們之間產生更必然些，也會更多些。
三、城市平民階層的兒女
出身于這個階層的當下青年，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相當一部分內心是很淒涼悲苦的。因為他們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此類父母的人生大抵歷經坎坷，青年時過好生活的願景強烈，但後來終於被社會和時代所粉碎。但願景的碎片還保存在內心深處，並且時常也還是要發一下光的，所謂未泯。設身處地想一想確實令人心疼。中國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從前肯定比農村人家強，也是被農民所嚮往和羡慕的。但現在是否還比農村強，那則不一定了。現在的不少城市平民人家，往往會反過來羡慕富裕農村的農民，起碼富裕農村裏那些別墅般的二三層小樓，便是他們每一看見便會自歎弗如的。但若有農民願與他們換，他們又是肯定搖頭的。他們的根已紮在城市好幾代了，不論對於植物還是人，移根是冒險的，會水土不服。對於人，水土不服卻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謂日子，過的還不是兒女的日子！”這是城市平民父母們之間常說的一句話，意指兒女是唯一的精神寄託，也是唯一過上好日子的依賴，更是使整個家庭脫胎換骨的希望。故他們與兒女的關係，很像是體育教練與運動員的關係，甚至是拳擊教練與拳手的關係。在他們看來，社會正是一個大賽場，而這也基本是事實，起碼是目前中國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所以他們也常對兒女們心事忡忡、表情嚴肅地說：“孩子，咱家過上好生活可全看你怎麼樣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從小到大，有幾個沒聽過父母那樣的話呢？
可那樣的話和十字架又有什麼區別？話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須考上名牌大學；只有畢業于名牌大學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機會出人頭地；只有出人頭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驕傲，並過上幸福又有尊嚴的生活；只有那樣，你才算對得起父母……
即使嘴上不這麼說，心裏也是這麼想的。
於是，兒女領會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人間這個大賽場上過五關斬六將，奪取金牌金腰帶的。於是對於他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成了賽場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學已須終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學更是談何容易！並且，通常規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學，先得擠入重點小學。對於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點小學簡直和考入名牌大學同樣難，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學還難。名牌大學僅僅以高分為王，進入重點小學卻是要交贊助費的，那非是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的。往往即使借錢交，也找不到門路。故背負著改換門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兒女們，只有從小就將靈魂交換給中國的教育制度，變自己為善於考試的機器。但即使進了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終於躍過了龍門，卻發現在龍門那邊，自已仍不過是一條小魚。而一邁入社會，找工作雖比普通大學的畢業生容易點兒，工資卻也高不到哪兒去。本科如此，碩士博士，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於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隻考上普通大學的，高考一結束就覺得對不起父母了，大學一畢業就更覺得對不起父母了。那點兒工資，月月給父母，自己花起來更是拮据。不月月給父母，不但良心上過不去，連面子上也過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談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賴家而居。天天吃著父母的，別人不說“啃老”，實際上也等於“啃老”了。家在外地的，當然不願讓父母瞭解到自己變成了“蝸居”的“蟻族”。
和農村貧困人家的兒女們一樣，他們是中國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國以後少爭辦些動輒“大手筆”地耗費幾千億的“國際形象工程”，省下錢來，更多地花在苦孩子們身上——這才是正事！他們中考上大學者，幾乎都可視為堅忍卓毅之青年。他們中有人最易出現心理問題，倘缺乏關愛與集體溫暖，便會每釀自殺自殘悲劇，或傷害他人的慘案。然他們總體上絕非危險一族，而是內心最苦悶、最迷惘的一族，是糾結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掙扎且最覺寡助的一族。
他們的心，敏感多於情感，故為人處世每顯冷感。對於幫助他們的人，他們心裏也是懷有感激的，卻又往往倍覺自尊受傷的刺疼，結果常將感激封住不露，飾以淡漠的假像。而這又每使他們給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這種時候，他們的內心就又多了一種糾結和痛苦。比之於同情，他們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友善相待，他們更需要真誠的友誼。誰若果與他們結下了真誠的友誼，誰的心裏也就擁有了一份大信賴，他們往往會像狗忠實于主人那般忠實于那份友誼。他們那樣的朋友是最難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會是一輩子的朋友。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輕易或首先背叛友誼。
他們像極了于連。與于連的區別僅僅是，他們不至於有于連那麼大的野心。事實上他們的人生願望極現實，極易滿足，也極尋常。但對於他們，連那樣的願望實現起來也需不尋常的機會。“給我一次機會吧！”——這是他們默默在心裏不知說了多少遍的心語。但又一個問題是——此話有時真的有必要對掌握機會的人大聲地說出來，而他們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說之前的心理負擔。他們中之堅忍卓毅者，或可成將來靠百折不撓的個人奮鬥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將來足以向社會貢獻人文思想力的優秀人物。
四、農家兒女
家在農村的大學生，或已經參加工作的他們，倘若家鄉居然較富，如南方那種綠水青山，環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農村，則他們身處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裏普通人家的青年少一些。這是因為，他們的農民父母其實對他們並無太高的要求。倘他們能在大都市里站穩腳跟，安家落戶，父母自然高興；倘他們自己覺得在大都市里難過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樣高興，照樣認為他們並沒有白上大學。即使他們回到了就近的縣城謀到了一份工作，父母雖會感到有點兒遺憾，但不久那點兒遺憾就會過去的。
很少有農民對他們考上大學的兒女們說：“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結束咱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命運！”他們明白，那絕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兒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們供兒女讀完大學，想法相對單純：只要兒女們以後比他們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國農民大多數是些不求兒女回報什麼的父母。他們對土地的指望和依賴甚至要比對兒女們還多一些。
故不少幸運地在較富裕的農村以及小鎮小縣城有家的、就讀於大都市漂泊於大都市的學子和工作青年，心態比城市平民（或貧民）之家的學子、青年還要達觀幾分。因為他們的人生永遠有一條退路——他們的家園。如果家庭和睦，家園的門便永遠為他們敞開，家人永遠歡迎他們回去。所以，即使他們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裝箱——據說，南方已有將空置的集裝箱租給他們住的現象——他們往往也能咬緊牙關挺過去。他們留在大都市艱苦奮鬥，甚至年復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們個人心甘情願的選擇，與家庭寄託之壓力沒什麼關係。如果他們實在打拼累了，往往會回到家園休養、調整一段時日。同樣命運的城市平民或貧民人家的兒女，卻斷無一處“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家依樹系秋千”，“羅漢松遮花裏路，美人蕉錯雨中欞”的家園可以回歸。坐在那樣的家門口，回憶兒時“爭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之往事，真的近於是在療養。即使並沒回去，想一想那樣的家園，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論他們是就讀學子、就業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總有一種達觀在支撐著。是的，那只不過是種達觀，算不上是樂觀。但是能夠達觀，也已很值得為他們高興了。
不論一個當下青年是大學校園裏的學子、大都市里的臨時就業者或季節性打工者，若他們的家不但在農村，還在偏僻之地的貧窮農村，則他們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類青年，肯定截然相反。回到那樣的家園，即使是年節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憂愁的溫情有，快樂的心情無。
打工青年們最終卻總是要回去的，但大學畢業生回去了毫無意義——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的家庭。他們連省城和縣裏也難以回去，因為省城也罷，縣裏也罷，適合於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根本不會有他們的份兒。而農村，通常也不會招聘什麼大學畢業生“村官”的。所以，當他們用“不放棄！絕不放棄！”之類的話語表達留在大都市的決心時，大都市應該予以理解，全社會也應該予以理解。
五、後記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以上兩句話，是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篇語。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此不贅述。狄氏將“好”寫在前，將“壞”寫在後，意味著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樣一個時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來說：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中國足以寄託希望的青年。說他們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來，他們身上有太多毛病。諸毛病中，以獨生子女的嬌驕二氣，“自我中心”的壞習性、逐娛樂鄙修養的玩世不恭為最討嫌。說他們足以令中國寄託希望，乃因他們是自1949年以後最真實地表現為人的一代，也可以說是忠順意識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義上脫胎換骨的一代。在他們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們的思想的底裏，對民主、自由、人道主義、社會公平正義的尊重和訴求，也比1949年以後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強烈……
只不過，現在還沒輪到他們充分呈現影響力，而他們一旦整體發聲，十之七八都會是進步思想的認同者和光大者……
吳敬璉：新加坡模式不適用大陸
2013-2-24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1| 評論數: 0
上個世紀末，大陸曾在蘇州工業園區學習新加坡模式，並拓展到整個蘇南地區，但是大陸經濟學泰斗吳敬璉（見圖，中新社資料照片）22日在一場論壇中表示，新加坡威權管理過去產生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21世紀就不適用於大陸了。
據鳳凰財經報導，吳敬璉於黑龍江亞布力舉行的企業家論壇上指出，大陸現在已經從一個追趕者變成領跑集團的一名成員，需要原始性的創新，這時候如果還是按照新加坡模式，用政府來指揮老百姓「幹這個、幹那個」，就不適用了，因為現在的大陸需要有創造性，需要減輕束縛。
早在1990年代，當吳敬璉在新加坡國內政治研究所工作時就知道，新加坡內部的調查發現新加坡的專業人員都覺得太束縛，不願意在新加坡待，當時大概有70%以上的新加坡人希望移民，而且都是專業移民。到了本世紀，新加坡領導人發現原來的威權管理模式已經行不通，於是就提出，在資訊時代要發揚的是企業家的創造精神。
競爭市場是改革核心
吳敬璉還提到，大陸目前經濟體制還有很大缺陷，不是一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他並高分貝抨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不可能出現黨政領導駕馭之下的市場經濟，因為「權力控制的市場經濟就不叫市場經濟」；同時企業家也不應在政府掌握資源的情況下選擇結交官府尋租，而應追求平等有效率的經濟制度。
市場經濟理想未實現
他表示，大陸自十二五規畫提出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畫，外界便猜測在三中全會時將提出明確的改革總體規畫、路線圖和時間表。
但吳敬璉強調，雖然十八大提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看來很接近市場經濟理想，但「沒有完全實現，甚至沒有實現」。
吳敬璉在論壇大力呼籲，企業家不要尋求特殊政策優惠，而應努力爭取建立平等競爭的制度環境。企業家做為社會中堅力量，一定要抵制敗壞商業文化的官商勾結尋租風氣，投身完善市場的改革當中。
張維迎：既得利益者改革 就有希望
2013-2-24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9| 評論數: 0
大陸知名經濟學家張維迎22日在黑龍江亞布力企業家論壇上表示，大陸企業家有許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但並非改革的阻力，反而更是助力。他期勉在座企業家，歷史上的許多改革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領導的，而當既得利益者變成改革者的時候，社會就有希望。
新浪財經報導，張維迎在演講中表示，從歷史角度分析，由於理念的力量、既得利益者間的博弈、以及以改革避免革命，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他也勉勵在座企業家應變身改革者。
他強調，人有理念的力量，人的行為並不完全由物質利益支配，縱觀歷史，許多偉大的變革都首先由觀念變革引起。他以華盛頓沒有當皇帝、鄧小平在文革之後發起改革，說明許多改革是基於理念而非利益。
此外，既得利益者之間也存在博弈，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可能遠大於統治者和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衝突，特權者本身其實特別不安全，所以他們要支持改革，實現法治、民主，以免一旦失去優勢就淪為階下囚。
第三，他以英國民主化的歷史佐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辦法，強調社會革命的威脅是英國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驅動力。
但他同時強調，既得利益者雖然可能變成改革者，但可能性不等於必然性；還要取決於既得利益者是否有足夠的聰明智慧、勇氣和領導力，能否做出明智的決策。
【蘇明評論】使中共恐慌的數字
( http://sumingming8964.blog.epochtimes.com/article/show?articleid=42393 )
成文日期：2013-02-01 08:01:26 更新日期：2013-02-01 08:01:26 點擊:12703
十年前胡、溫上臺，共黨喉舌們奉命宣傳了一陣胡、溫新政，民間反應很冷淡，大家都是保持著一個觀望的態度，想看看新政有什麽內容，很快胡錦濤發表了重要講話，要向朝鮮和古巴學習，接著又去了趟河北省的西柏坡，緬懷毛魔頭，於是民眾就明白了，新政不新仍然是極權。
轉眼十年，國人們對十八大已經不再抱觀望的態度了，而是以看熱鬧的心情對待十八大了，可喉舌們是老調重彈，又宣傳起了習、李新政。習近平倒是沒有說要向朝鮮、古巴學習，只是說學習領會十八大精神，至於十八大究竟體現出了什麽精神他卻沒有說。與胡錦濤不同的是，他去了趟廣東，於是喉舌們宣傳習近平將繼續走改革之路。
看來當初胡錦濤去西柏坡是想走僵化的老路，經過了十年的掙扎，此路不通。習近平去廣東，就是想表示出不會像胡錦濤那樣走僵化的老路，可是改革已經因爲政治制度的緣故走到了死路上了，任何的改旗易幟就都是邪路，所以即便是去了趟廣東，也沒有任何的新意，仍然是在死路上打轉。
中國大陸需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徹底變革和革新，此時此刻打出任何的改革的旗號，于國於民只要百害而無一利。上臺近兩個月了，總要做作一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喉舌加五毛們是大報共黨高層每月薪水收入是多少，說什麽常委的月薪是一萬一千塊錢，低一級的是一萬塊一個月，交了稅以後的淨收入才八千多塊錢。兩、三個月的工資不夠買一平方米的房子等等。
可是網上又報出了消息來說，因爲擔心反腐敗搞到自己的頭上，有些公務員抛售房子，一次就抛售七、八套，甚至抛售幾十套的。於是喉舌加五毛們又說，習近平有三套房子，銀行儲蓄是兩百五十萬；李克強有兩套房子，銀行的儲蓄是一百五十萬。習、李兩家的資産爲什麽要由喉舌和五毛們給報出來呢？
即便是這樣，由別人代爲申報出來，其可信度又有多少呢？一個局處級幹部都有多少套房子，都有千萬、億萬的財産，習、李不是從貧民一步跳到前七號人物的位置上的，他們也是從科、處、局、部，一級一級爬上去的，級級有油水，別人都在撈，怎麽去證明唯獨這兩個人是廉潔的呢？
況且即便是月工資一萬，掙了二十年不過才二百四十萬，又有兩、三套房子，又有一兩百萬的存款，又把子女送出國留學，二十年不吃不喝，收入和財産的兩筆賬也對不上號。如果自身的行爲廉潔，爲什麽不理直氣壯的向公衆公佈自己的家產呢？李克強的家產被公佈了，但是在國務院裏他僅是個副總理，總理的家產爲什麽不公佈呢？
在共黨整個體制腐敗爛透了的今天，還要打出廉潔的招牌，這又與在妓院裏建貞潔牌坊有什麽不同呢？有消息說，共黨體制內的幹部們有百分之九十七是反對公佈個人家產的，加強黨內民主已經喊叫了多少年了，既然百分之九十七的黨內絕大多數反對申報個人財産，習、李又爲什麽不執行絕大多數人的決議，反而由別人代爲公佈家產呢？這豈不是得罪了絕大多數的黨的寶貴財富了嗎？
反腐敗僅僅是個口號，習、李根本無能力去進行這一項工作，僅舉一例就可以證明。十八大期間進京上訪的冤民們，都被抓了起來，送到了專門關押冤民的久敬莊，習、李上臺以後，被關的冤民們都被釋放了，於是習、李獲得了一片的讚揚聲，又有人說習、李啓動了政治改革的機制。
但是就在十二月的二十四日，警察、城管們突然出動，把在北京市內的各信訪辦大肆抓捕上訪的冤民，有親眼目睹此一事情的人士說，一天之內至少有一萬訪民被抓，都被送到了久敬莊關押。
所謂的改革三十多年出現了巨大的冤民的群體，每一件冤案都是由於地方幹部的貪腐而造成的。溫家寶曾經接見過冤民的代表，但那僅是做戲而已，冤民的隊伍仍在擴大之中，習近平上臺伊始，釋放冤民，顯示也是在做戲。
冤民的出現是與共黨腐敗、搶劫有著直接關係的，腐敗不除，冤民的人數只會一天一天的增加，每一個冤案的背後都是一件貪腐的事實，真心打算反腐敗，就應該從每一件冤案去徹底追查。三、四千萬的冤民講出三、四千萬件冤案，不難從中清查出幾千萬個贓官、貪官和腐敗官們，估計也正是因爲贓官、貪官、腐敗官們太多了的緣故，一旦都清查了出來也就動搖了共黨當政的根本。
也就是共黨自己所說的亡黨了，所以溫家寶擺擺樣子，習近平是有樣學樣，腐敗是個燙手的山芋，在加上反腐的人自己本身也不乾淨，反腐的結果只能是腐敗分子們聯合起來打倒他。
十二月的二十八日，彭博通信社網站上的一篇文章被世界上各大電視臺播出，文章的內容是講：在毛死後最有權勢的八個共黨元老，鄧小平、王震、陳雲、李先念、彭真、宋任窮、楊尚昆和薄一波，這八個人的子女們有四十三個人是在國營企業的高管或者是老總，操控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命脈。
文章中特別提到，王震的兒子王軍、鄧小平的女婿賀平、陳雲的兒子陳元，僅這三個人所控制的公司的總市值在二零一一年就已經是一點六萬億美元了，約合人民幣十萬億。用此一數位去比較二零一零年中國大陸的GDP總值三點五萬億美元，僅這三個人的家產就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五。
在中國的歷史中，富可敵國的不過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晉朝的石崇，另一個是清朝的和紳，由於他們的財勢都大過了皇家，所以兩個人的後果都很慘，如此看來只有共黨這個朝代才能大批量的出現富可敵國的富豪們。早就有調查揭露，共黨的幾百個家庭控制著中國大陸兩百個經濟命脈的部分，二百三十萬的共黨家庭的總資産占到了全民資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就證實了前不久瑞士的德文報紙《每日彙報》的調查結果，調查出從二零零一年到二零一零年的十年間，中國大陸共有二萬七千四百億美元流出了中國，進入了西方的銀行，成爲了私人的儲蓄，這筆外逃的資金相當於人民幣二十萬億，占到了二零一零年三點五萬億美元的GDP的百分之八十。
美國的《紐約時報》揭露了溫家寶家族資産有二點七億美元，繼而又揭露了習近平家的資産是三億多美元，中國大陸是個貪腐大國，世界聞名，共黨既然喊出了反腐敗，世界上的各種機構組織就把他們多年調查腐敗的數位和事實公佈出來，目的無非有三個：一是提醒共黨反腐敗不是口號，事實數字俱在，是喊口號還是行動，你們共黨自己看著辦。
二是要告訴中國大陸的民眾，共黨的腐敗已經不是一般的腐敗了，而是威脅到了國家民族的安危和子孫後代生存的腐敗，甚至是影響到世界的秩序和安寧的腐敗，這種腐敗政權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應該是中國人當務之急的首要考慮了。
三是提醒世界各國的政府，在中國大陸經濟全面大崩潰和民衆對共黨貪腐憤怒的日益激昂的情形之下，應該重新調整對中國大陸的外交和經濟政策，防備末日共黨的狗急跳牆的瘋狂舉動，避免一場人權的大災難。
各主要媒體在報導這些揭露共黨腐敗的文章和調查結果時，同時也說出，這些調查和數位顯然是中共面對腐敗的一大挑戰，同時也會使中共感到恐慌，至少是極度的不舒服的感覺。
正是由於這些，所以在十二月的二十七日共黨下發了對網路的實名制的登記令，外國人不懂得這是什麽意思，但是中國人都懂，這是對網路封鎖和監控的又一愚蠢的措施。六十多年，中國人不知道中國的事情，要從外國人那裏才能得知一些中國的真實情況，這是共黨剝奪中國人的權利的一個例證。
任何一國的公民，都有權利知道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情的真實情形，中國人則成爲了例外，任何有關中國大陸的真實報導都被共黨指責是反華勢力、敵對勢力。這個意思就是說，任何人說了一句實話，就成爲了反對中國、反對中華民族、反對中國人民的反華分子和敵對分子了。
但是這些個揭露真情和說出了實話的人們，其實是揭穿了共黨的謊言，幫助中國人獲得知情權。在普世價值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以後，使得絕大多數的世界公民們認爲生活在極權專制獨裁政權下的人民有權利知道真相。
通常鐵幕國家政權的真相都是醜陋的、罪惡的、令人吃驚的罪惡。記得是在二零零九年初，一份調查報告在世界上公開了，內容是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後，海內外華人主動捐出的救災善款四百四十億人民幣，其中的百分之八十被共黨層層幹部們貪污了。
到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海外華人們被告知這一消息時，絕大多數的華人們是表示不相信，甚至反問說，這怎麽可能呢？但是沒有人說，這是反華，證明了中國人都知道共黨是惡事、壞事做絕了，但不知道的是共黨竟然惡到了如此的程度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新聞節目又播出四年半以前爲汶川地震設立的捐款箱近日被發現了，裏面的鈔票已經發黴了，共黨的紅十字會出面做一番解釋，但卻沒有認錯和愧對民意及愧對災區人民的表示，如今的共黨們已經都富得不耐煩了，誰也不會把捐款箱裏面的幾千幾萬塊錢當作錢了。
但是想想地震以後，失去了親人和一切的災民們，一杯清水、一個饅頭會對他們的精神心理上起到多麽大的撫慰的作用呢？捐款的善士們希望他們的善款能夠起到這個作用，在生死線上掙扎的災民們巴望的是得到外界的幫助和支援，但是作爲人的人性的連接鏈卻被無人性的共黨們從中砍斷了。
在中國大陸，下情不能上達，那是極權體制有意造成的，上情不能下達，那是因爲上層的醜聞太多，不敢讓民眾知道，政令不出中南海，那是那是因爲共黨內幕各個利益團夥在較量之中，但是民眾之間的人性關懷的往來也被共黨從中給切斷了，這就沒有別的解釋了，只能說是共黨因爲害怕國民們知道的太多，於是聯合起來推翻共黨。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反對中國，沒有人反對中華民族和反對中國人的，共黨才是真正的一貫反對中國，反對中華民族，不僅反對中國人，而且是與整個人類敵對的政權。時至今日有些同胞一聽到反共就恐慌，但是轉過臉去馬上就換上了一副愛國者和民族主義者的面孔。
我們只能說這些同胞的人格不完整，國家被共黨出賣的七零八落，真正的愛國者是愛一千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平方公里的整個中國，而不是只愛被共黨賣的剩下來的中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愛的是民族文化和傳統，尤其要維護民族的尊嚴，發揚民族的精神，絕對不能做被共黨極權文化同化和奴役下的民族主義者。另外國家和民族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名詞，而是由億萬的公民和民眾充實起來的有血有肉的國家和民族。
當人民被貪腐搶劫，當人民辛苦創造的全民財富被共黨們卷逃去了外國，成爲了共黨們的私産時，真正的愛國者們和民族主義者們，難道不該拍案而起嗎？無正義無公理，人民在痛苦，又何以爲國家？何以爲民族呢？
不懂得愛民如愛己，不去關懷自己同胞們的艱辛和痛苦的人，又愛的是什麽國、什麽民族呢？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共黨貪腐搶劫搬空了中國大陸，反而使得中國大陸國力增強，強大輝煌了，於是一群五毛們就跳了出來喊打喊殺，又要打日本又要打越南，還要去打菲律賓，理由是這些國家侵佔了中國的領海。
本人承認自古以來的這個說法，但是在共黨當政以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中國大陸是無法治，但是在這個世界上是有國際法去約束各個國家的政府的。自從共黨當政以來，中國總共損失了四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和領海的面積，凡是得到了中國領土和領海的國家，都拿得出來和共黨正式簽字的文本，否則國際社會早就插手或者採取行動了。
國際社會是看的很清楚，共黨只能煽動民族主義的狂熱去轉移中國民眾對經濟崩潰和共黨貪腐的注意力，真正可憐的就是那群共黨的幫兇和篾片們。從理性上講，本人堅信中國大陸的經濟已經全面的崩潰了，而且這個崩潰的局面絕非共黨能夠收拾的了的。
從古今中外所有的事實上看，凡是腐敗的政權對於國家和人民所能作的永遠是禍國殃民，其結果永遠是要被人民推翻的。以共黨的腐敗和古今中外的腐敗政權相比較，共黨的腐敗是更甚，所以對於共黨的垮臺本人從來沒有懷疑過。
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各國股市二零一二年最後一天的表現，與二零一二年初相比較，德國、英國、法國的股市指數上漲了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日本和香港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三；美國和加拿大的指數已經完全恢復到了金融風暴之前的指數；臺灣也上升了百分之十六；而中國大陸的滬深指數卻是至少下跌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另外專家還估算，二零一二年中國大陸的財政赤字爲八千個億，到了二零一三年的赤字將達到一點二萬億，中國大陸已有國債九十萬億了，二零一二年又增加了八千億，到了二零一三年底，國債則至少是九十二萬億，這就不得不讓人們多想想，多問幾個問題了。
中國人不享受任何的國家福利，中國人掙著世界上最低的工資，中國人忍受著當前世界上最高的通貨膨脹率，共黨報出的是年年增長，結果是國家沒有強盛反而欠下了天文數字的國債，那麽錢都到哪兒去了呢？國際社會對共黨政權的看法非常壞，所以是處處防備。
現在該是中國人反思如何正確看待自己的時候了。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尊嚴和精神不能允許被政權所破壞泯滅，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但是這個偉大是要世世代代每一個人去維護的。
兩岸看兩會
2013-3-5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1| 評論數: 0
大陸正召開有年度「政治生活大事」之稱的全國兩會，大陸傳統媒體一片讚譽之聲，網民則忙著「吐槽」，台灣民眾卻是「攏看嘸」。
這與出席代表的「橡皮圖章」特色有關，84歲的申紀蘭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她1954年以農民代表身分出席第一屆全國兩會，後來連續12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她在2010年說「我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還表示人大代表與選民交流並不合適。這些言論遭到網民批評，昨日媒體報導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說「正廳級幹部申紀蘭保持了人民本色，誰能做得到？」網民抓住這句話的漏洞吐槽，質疑申紀蘭原來是幹部而非農民，而且超齡不退，同時反推其他幹部無法做到保持人民本色。
「柴靜看兩會」，這個從2006年起以知名主持人柴靜名字命名的中央電視台招牌欄目，只持續了4年。柴靜在新書《看見》回憶了做這個節目的點滴。她第一年試圖打破中央台的報導慣例，但處處碰壁：想做出深度，做不到；想事先設計，做不到；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採訪，做不到。她最終橫下心，不折騰，一切按慣例來。她說的「慣例」，應該可以用一句話簡單概括──熱熱鬧鬧走過場。
柴靜在書中說，到了第四年，她才開始想最簡單的問題：代表是誰？代表誰？兩會要幹嘛？這些問題看似簡單，但現實與原旨差距太大。所以，兩會熱鬧舉辦，媒體熱鬧報導，民眾熱鬧吐槽。
其實，從漠不關心到頻頻吐槽，表示大陸民眾對兩會的關心度已經提升，這是好事，吐槽多了，將推動兩會做出改變。如果台灣民眾也能從「攏看嘸」轉變為吐槽，相信熟悉民主生活的台灣民眾，對兩會可以有建設性的建言。無論如何，兩會仍是大陸當前重要的「政治生活發聲管道」，想要改變橡皮圖章之名，官方或許要更努力地讓民眾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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