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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語錄》的犀利與亢奮

2014-06-09 國家人文歷史

作者簡介：蕭延中，1955年出生于北京，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毛澤東政治思想研究。編著有《晚年毛澤東》，被美國哈佛大學“中國史研究叢書”列為必讀參考書。主編《西方學者評毛澤東》四卷本。對“毛氏語體”的修辭學研究，在國內獨樹一幟。

大約半個世紀前，一本“紅寶書”在中國構成了一道婦孺皆詠、倒背如流的風景奇觀。它猶如一股“神力”，全面而深刻地蕩滌了全中國，也攪得世界“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如果我們試圖通過一本270頁的語錄摘編，整體評說毛澤東的政治觀念，顯然不大可能。但其字裡行間，總體上準確地捕捉到了作者自身的思想傾向乃至意志情懷，這就是：執著的信仰尋求，亢奮的“鬥爭”意志，敏感的權力體悟，以及抑制不住的激憤情感。

1964年5月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左側為精裝版，右側為簡裝版。（記者：王德民/攝）

信仰尋求與“鬥爭”意志

毛澤東卓越的政治修辭能力，使其“筆桿子”的影響力絕不亞於“槍桿子”。《毛主席語錄》作為毛澤東話語的摘編，首先反映的是毛澤東作為領袖的信仰和追求。《毛主席語錄》中，一再顯現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信仰的堅信不疑。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題的第三專題，編入語錄28條，首段便引用了毛澤東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在這段充滿激情的宏觀論述之後，第三專題又引用了毛澤東從1955年“農業合作化”到1963年“避免修正主義”這段時期內的相關語錄27條。讀者可以明確感覺到，在毛澤東的觀念中，社會主義制度最重要的內涵應包括產權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兩項基本原則。換言之，只要涉及到了這兩塊基石，就觸動到了毛澤東價值理念的底線。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他“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來不讓步的”。

此外，《毛主席語錄》較準確地彰顯出了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理論的信服。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以“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為座右銘，以後在其生涯的各種情境中，這一信念從未改變。《毛主席語錄》將“階級和階級鬥爭”置於全書的第二專題，引用語錄22條，甚為精當。其中諸如：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些斷語，都成為那一時期振聾發聵的政治訓誡。

開篇前三個專題的安排——共產黨、階級和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疑突出地體現了作者的思維重心，但在以後的結構中，則看不出某種一以貫之的清晰線索，也把握不到作者強調次序的輕重緩急，顯現出相當的隨意性。此種編輯漏洞或許為信仰者們“創造性地”理解領袖意志，為己所用地“打語錄仗”，預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也許正合了林彪那“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的功利主義的節拍。

“力”與“心”的交織

當今社會，很多領導都在潛心鑽研如何提升“領導力”“溝通力”，而這些學問都是旨在達到一種“力”與“心”的交織。這裡的“力”指的是“權力支配”，而“心”則指“心悅誠服”。“力”與“心”的融會，就是領袖意志溶解到了群眾思維血漿之中，就是強制性的支配力默化為行動者“自我實現”的自豪與狂喜，權力得到了群眾的信服與支援，用當時的語言表達就是“偉大領袖與廣大群眾心連心”。這或許也是第二十二專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徵引語錄最多、達39條的原因所在。

中國歷代執權者無一不明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毛澤東也深得此古訓的恩澤。毛澤東的獨特之處則在於：以共產主義信仰為前提，將人群預設為“敵—我”兩大群體，他們之間的關係叫“階級鬥爭”，並以這組“矛盾”為動力，推動革命一浪接一浪的發展。這一思路構成了語錄的第五專題“戰爭與和平”、第六專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第七專題“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第八專題“人民戰爭”、第九專題“人民軍隊”的主要內容。

關於“力”的重要性，毛澤東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稱之為“真理”，這已廣為人知。他在1936年所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1938年所著《論持久戰》中把武裝鬥爭（暴力）的作用表述得更為清楚：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乾淨，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對中國下層民眾“欲望—情感”的深層體悟，是毛澤東最為深刻的成功奧秘之一。得人心者得天下。即使在戰爭環境中，獲取人心的重要性在毛澤東那裡一天也未減弱過。第十一專題 “群眾路線”就集中反映了這一突出信念：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這些都是毛澤東的推心置腹之言。1955年7月，他斷語：“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澤東甚至把“相信群眾”放到了“相信黨”前面，作為“兩條根本原理”的第一原理。

建立新中國後，在毛澤東的觀念中，“力”開始進一步向“心”的方向融合。即將進城時的1949年3月，他意識到：“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1956年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後，毛澤東把目光主要地轉向“人”，對準了“舊社會來的知識份子”，他要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人性”。在《毛主席語錄》第四專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這些思想均有全面的反映。

從《毛主席語錄》的性質看，毛澤東思想原則上是近代中國試圖替代儒學的一種信仰體系。毛澤東也坦率自稱，他只承認一個“偉大導師”的稱號。因而，“教育和訓練”也就成為《毛主席語錄》中必不可少的專題。由此看來，一些外國學者把《毛主席語錄》稱作“東方的《聖經》”就不難理解了，因為政治領袖的合法性最終要靠精神導師來支撐。

遺憾的是，《毛主席語錄》對於“敵”“我”的界定比較模糊，例如，1950年6月23日，毛澤東說過：

“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麼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

不難看出，到底誰是“革命派”，誰是“反革命派”，在重要標準方面存在著高度的模糊性，這就為旁人帶著情緒的主觀臆斷留下了巨大的彈性空間。

道德箴言與毛氏修辭

眾多中外學者早已注意到，道德箴言在《毛主席語錄》中十分醒目，甚至有學者據此把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思想和實踐定義為“德性的統治”或“道德的王國”。這些論述在《毛主席語錄》的第十七專題“為人民服務”、第十八專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第十九專題“革命英雄主義”、第二十一專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中都有集中體現，可以說它們散見於全書各處，比比皆是：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於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於青年，一貫的有益於革命，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

“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

與飽含激情的高調道德相適應的，是特有的“毛氏修辭和語體”。出身農村的毛澤東，對宣傳鼓動來說，可謂行家裡手，語出驚人。語言在他嘴中和筆下，從比喻到譏諷，從狀物到擬人，自由瀟灑，猶如出入無人之境。

《毛主席語錄》開篇第一個專題就是“共產黨”，第一條則是毛澤東1954年9月15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那句帶有對仗性質的政治詩句：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再有，闡述革命的三大法寶時，他用了一組“一個，一個，一個”的排比句，以強有力的語音韻律，闡發自己的經驗主張：“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連絡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党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在宣導學習白求恩的共產主義精神時，毛澤東再次運用這種“一個，一個，一個”的強調式修辭手段，給聽眾和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不會說官話的毛澤東，對那種言之無物的套路厭惡至極。在他那些未經修飾的講話記錄中，其話語所產生的巨大吸引力和衝擊力，經常令聽眾笑聲四起。例如，同樣是要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毛澤東的表達是“羊肉”“板鴨”和“火腿”：“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雲南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羊肉、鴨子應當更好吃，才能體現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

也就是在這次講話中，他還喊出了 “開除球籍”的“毛氏格言”，號稱：“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什麼樣子？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有時，毛澤東這種譏諷笑駡的語言風格帶有強大的攻擊性，也會傷害他人的自尊。有文章回憶，在1938年下半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公開批評王明。會議閉幕那天，全體代表會餐。餐後，毛澤東指著身邊工作人員執意詢問：“我問你，你願意不願意去開一個牛皮公司，由你來當經理。”接著，他諷刺說：“開一個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領噢！第一，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厚臉皮；第二，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會誇誇其談，還要會阿諛奉承；第三，當牛皮公司的經理，還要會拉攏一幫人替他賣力；第四，當牛皮公司的經理，還要會作廣告，會印小冊子，擴大宣傳……”自然，誰都明白，這個被譏諷的牛皮公司經理是指王明。

純粹從語言學上看，《毛主席語錄》並不算毛澤東著作遺產中的珍品，可一旦將它置入具體歷史語境，其中所保留下來的對稱格言、排比警句、慷慨陳詞乃至即興亢奮，無論是諄諄教誨，還是嬉笑怒駡，就已經作為一個時代的思想意識符號，帶著中國人的深沉體味與敏銳反思，匯入了當代中國政治記憶那並不平靜的浩瀚長河之中。

（《環球人物》授權轉載，作者：蕭延中，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活跃】ahai 2014-6-10 10:27:40

一位晨练的大爷说：走什么路，并非国情，而是科学。人家吃饭你吃屎，不是你有特色，那是因为你傻逼。当今世界，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差，早已一目了然。并且人们已找到了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说起来很简单，制定公平的法制，保障人民的权利，给人民以选择的自由。还有别的吗？


黑C-公民李长胜3 2014-6-10 10:41:42

"中国的各级官员，既要向他人子女灌输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又要拼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国家念书。这些人让民众的子女在国内接受愚弄，自己的子女则在国外获取正常的知识和能力。这样一来，他们下一代就可以继续在中国统治一群愚笨的国民。......"一一张雪忠


防裸官變貪官 學者籲公開財產

2014-6-1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76| 評論數: 0

大陸下重手反官員貪腐，獨自在陸的「裸官」，也成為重點整治對象。廣東省日前創先以「接回家人、接受調職、提前退休」3選1的方式，要求省內上千名裸官抉擇。但大陸學者認為，要遏制「裸官成為貪官」，須釜底抽薪、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才有辦法治本。

《新京報》報導，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指出，裸官身分儼然成為貪官外逃的庇護管道，故裸官相對容易變成貪官。但大陸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卻指出，中央整治裸官多年，地方裸官數量卻未見減少，暴露出大陸官場現行制度的困境。

許耀桐說，大陸自去年開始抽查裸官資料，但範圍、比例有限，且缺乏可操作的查核制度，難以確定真實性，容易變成形式主義。

他認為，中共18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已提出「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從業、財產、出國（境）等有關事項公開制度的試點」，建議盡早實施財產公示（財產公開）制度。

許耀桐說，如果實施財產公示制度，讓所有官員的身家財產都「裸起來」，不管是半裸官還是全裸官「都不是問題」。

大陸廣東省今年5月底針對「治理裸官」亮出了成績單，1千多名裸官中，有200多人選擇將家人從海外遷回大陸；866名「裸官」選擇接受調職，其中還包括9名市廳級官員。

裸官小 靈 通

「裸體官員」，簡稱「裸官」，指公職人員自己單獨留在大陸境內當官，其配偶、子女卻在國（境）外定居、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其中配偶、子女全移居海外的稱「全裸官」；配偶留在大陸、僅子女移居海外的稱「半裸官」。（張雁雯）


民國小學生作文欣賞

2014-06-10 這不是歷史

在普通人眼裡，民國時代一去不復返，但民國風物依然存在，每年六一兒童節的時候，不僅令人想起了民國的4月4日兒童節，他們在那個時代過得好嗎？來欣賞下他們的小學生大作吧。

兒童節

兒童節那天早上，我和弟弟妹妹都穿了新衣裳、新鞋子，很是快樂。

媽媽請我們吃好東西，爸爸送我們好玩具，個個都很高興。我邀了許多小朋友來一同遊戲，吃糕餅。

下午，媽媽領我們到南京大戲院去看影戲 ，我走到戲院門口，一看他們紮了許多美麗的彩，又很熱鬧，和平常不同。我很奇怪。我聽得媽媽說："今天小朋友看影戲不用出錢買票的。"我更奇怪了。後來媽媽告訴我說："因為今天是兒童節的緣故。"我就明白了。兒童節的一天，真是我們最快樂的一天了。（馬恩皋）

春郊遊記

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課餘在家，殊無聊賴。聞街外有賣花之聲，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覺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綠水，白鳥紅花，楊柳垂綠，桃梅堆錦。仰望白雲如絮，俯視碧草如氈。見有茅亭，乃入座。未幾，炊煙四起，紅輪欲墜，乃步行而回。就燈下而記之。（廣東番禺三區南田小學 盧焯坡）

記撲螢

暑夜乘涼，偕諸兄妹坐庭院間，射謎語、捉迷藏、歌俗謠、撲流螢，覺人生之樂無逾於此。今言撲螢之樂。

螢之來也，必先有一螢，以為之招。又或庭中花樹蔥郁，則亦以為止息之地。否則常於簷牙屋角間盤旋不下矣。人之撲螢，也以其身體甚輕，故撲時宜徐緩；其知覺亦銳，故撲時宜寂靜，否則非隨風遠遁，即驚駭高飛而不可得矣。及其既得也，盛於器中絕其生理，不如置於扇上任其遊行。

故余之撲螢也，及其欲飛而以扇反撲之，再飛則再反撲之。斯時空中有他螢過焉，亦必下降矣。蓋以此螢為之招也。餘更舍此而撲彼，幸兩螢俱不去，則自是而三螢四螢眾光繚亂，應接不暇。及撲既，倦則皆縱之去。此余之樂也。他人不然，偶得螢則必盛於器中，使困頓不得其所，而以悶以弱以僕，而其光漸失而至於死，則奚有樂哉。

說竹

竹，植物之一也。性耐寒，四時常青，凌以霜雪而不凋，與梅菊松柏同其形。直而長，兀立林中，形圓而中空，節節回抱，故風不能折，其葉形與稻麥似。春夏之日，發芽出土，其長甚速，名之曰"筍"，可供食。越旬而成竹，可為編籬建屋之用，人家園圃中，多植之。炎夏之日，可以避暑其間，清風徐徐來，綠蔭婆娑 ，坐臥其間，令人輒作羲皇上人想。

面對這張上色的民國兒童舊照，小編只能說太溫馨了。

泅水記

余家負郭而居，田塍彌望，塘浦縱橫。舍後一塘，大可三畝，柳陰四圍，蜩鳴蛙唱。若相酬答村童數輩時，相與游泳其間。

同學范君，余良友也，能泅水。每當過訪輒散步塘側，羨其水清而地僻，以為天然游泳池也，急欲一試其技。於是解衣飄飄入水，覺天地沙鷗不過如此矣。其時村童亦相與來遊，咸集於此。其操術純熟者，均能與波上下出沒自如，其尤熟者或仰面臥水，或激水興波。窺其意蓋欲誇示其技之長，而笑余與范君之非其匹也。

余與范君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泅水非至難也，果竭吾力安知終不相若耶？范君以為然，乃並力競爭與之相較。然村童破浪衝波，而余與范君則氣衰力竭，不得已，遂登岸焉。然後知人之能力各有不同，無其力而強效之，弗若之矣。

余既登岸，村童亦登岸。余念彼輩非有教師之講授課程之督促也，而操術乃如是，豈性有獨近者歟？因就尤能者詢之，則應之曰：此無他，膽大又弗逆水性，泅水之術盡之矣。余謂范君曰，子聞之乎？明其術則易，昧其術則難，天下事大抵如是矣。乃濡筆記之。

冬夜

窗外的西北風，呼呼地吹著，天上的雲，黑沉沉地壓下來，沙沙的細雨，下個不停。

我們吃好了晚飯，正在溫習功課的時候，忽然聽得弄中有呼喊的聲音，我開窗一看，原來是一個大約十一二歲的小孩正在叫喊著，他喊著：“救救我！”他在這樣黑暗風雨之中，走來走去身上不住地發抖，這是多麼可憐呀！我立刻給他五分錢。

回到室中，我想起自己衣暖食飽，又能在明亮的電燈下，溫習功課，這是多麼的幸福呀！我應當加倍地努力，不負良好環境才好！（李景源）

救濟災區裡的災民

在這一年裡，黃河的水，漲得多麼大啊！我從北平到上海來的時候。乘火車經過徐州，看見黃河的大水把火車也淹沒了一半。災區裡多數的人都被大水淹死了，只有少數的人，爬到高大的樹上，得免一死，你看是多麼可憐啊！後來我們又經過微山湖，那裡也是漲起大水。可是沒有黃河那樣大。天冷了，災民很可憐，小朋友應該捐出錢來救濟災民。（宗汝立）

本文選自民國小學生作文


中國火柴工業百年史

2014-06-10 這不是歷史

1879年巧明火柴廠出品的“太和舞龍”為現存最早的國產火花。

火柴，老一輩人都叫它“洋火”，顧名思義它是個舶來品。清朝道光年間，西方國家以“火柴”作為高級禮品向道光皇帝朝貢。此後，火柴作為商品被大量引入中國，它順利地敲開了中國的大門。為了抵制國外火柴廠的壟斷，中國民族資本走上了創辦火柴廠的艱辛道路。 100多年來，中國火柴業歷經風雨，同時承載著一個民族的記憶。

道光年間火柴是奢侈品

據《深圳晚報》報導，1827年，英國化學家約翰•沃克發明了與現代火柴相近似的引火棍，並開始參照自己發現的辦法研製火柴。1827年4月7日，約翰• 沃克出售了他製作的第一盒火柴。他的火柴一盒有84根，售價一先令。火柴盒的一端貼有一小片砂紙，把火柴頭夾在砂紙中間，向外一拉，火柴便點燃。1830 年出現了黃磷火柴，這種火柴一經摩擦即可引燃，但容易出危險，而且它的煙有毒。1835年，有人發明了安全無害的赤磷火柴。到1848年，德國人又發明了今天通用的安全火柴，使用火柴的人更多了。

火柴是怎樣傳入中國的呢？道光年間，西方國家以火柴為高檔禮品向道光皇帝朝貢，這新奇的洋玩意立刻引起了皇親國戚和重臣富商的驚歎與追逐。外商瞄準商機，將火柴作為商品大量引進了中國市場，“洋火”由此得名並開始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點燃。在那時候，這神奇的“洋火”，對老百姓來講還是一種奢侈品。關於這段歷史，晚清文人孫玉璋所撰寫的《異聞瑣錄》(同治九年四月刻本)有這樣一段文字描述：“道光間，英夷所貢雜物，多謠巧好玩。中有自來火者，長僅盈寸，一端五色洋藥，擦之而火爆發。士大夫見之莫不驚奇，以為鬼物。今各大商埠均有市者，唯索值聽昂，非豪商顯宦無力求之耳。

佛山出現第一家民族火柴廠

為不依賴進口火柴，國人開始創辦火柴廠，獨立生產火柴，並為之進行了不斷的嘗試。火柴廠的出現，使得“洋火”不再只是來自“洋人”。

1879年，華僑商人衛省軒在廣東省佛山縣投資創辦我國第一家民族資本辦的火柴廠，名為巧明火柴廠。該廠初開辦時，資金短缺，全靠手工操作，工人多是水上居民，因此生產規模有限，每天僅生產數箱(每箱7200盒)火柴。但是，作為我國第一家民族資本辦的火柴廠，它具有重大的意義。隨後，巧明火柴廠擴大業務，遷至缸瓦欄(今中山路火車站附近)，並轉用機器生產。但由於生產技術落後，產量低而成本高，老百姓購買力低，日本火柴在中國傾銷等等原因，至1908 年，慘澹經營近30年的巧明火柴廠終因虧本嚴重而宣告停業，後由日本人接手。 19世紀20年代，瑞典火柴猛攻中國市場，我國民族資本火柴廠紛紛倒閉，巧明火柴廠也不例外地第二次宣告倒閉。此後，該廠經理尹景年集資收購廠子，並在廣州芳村開辦巧明公記火柴分廠。經過公私合營，以及火柴行業數度合併等改革，巧明廠名依然存在，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才改名為廣州火柴廠。

1880年，外資介入中國火柴業，在上海蘇州河南岸建立起了規模較大的火柴廠，名為燧昌自來火局。接著福州耀明火柴廠、長春廣仁津火柴廠以及吉林、重慶等火柴廠也紛紛建立起來。到1903年，全國火柴廠已達到18家，1913年增至70家。由於這些火柴廠的設立，中國的火柴進口量銳減：1913年中國進口火柴56萬箱，遞減至1920年，進口數就降至約17萬箱；到1923年更降至4.49萬箱。自主創辦火柴廠、不依賴進口火柴，使得火柴業開始紮根於中國，並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長。

20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

火柴業在中國撒下種子後，雖然經歷風雨無數，但也獲得了不少豐收。 1920年，中國火柴業迎來了興旺的一年，這年中國民族資本開設了23家火柴廠。其中，包括有“火柴大王”之稱的劉鴻生所創辦的鴻生火柴廠。1920年10月，鴻生火柴廠正式開工生產。當時全廠擁有各式設備40余台，職工1700多名，每天能生產40多箱火柴。為保證品質，該廠的主要設備和主要原料都從日本、德國引進，劉鴻生還高薪聘請日本技師到廠傳授技術、培訓工人。可是產品的品質終是不如人意，結果導致該廠連年虧損。 1924年，劉鴻生接收他岳父經營的老牌的燮昌火柴廠，這給鴻生火柴廠注入了不同的血液，提高了它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工廠擴大後，還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如何提高產品品質。劉鴻生清楚地認識到，要擴大銷售，扭虧為盈，就必須解決火柴的化學配方問題。為此，他高薪聘用林天驥教授為總工程師。林天驥到職後，和技術人員一起，經過半年多的實驗研究，採用高強度的膠粘劑，徹底解決了火柴頭受潮脫落的難題；為提高赤磷面的品質，劉鴻生又購置了磨磷機。後又經過不少改革，鴻生火柴廠的火柴品質得到不斷提高，受到用戶的一致認可。它的火柴也因此成為國產名牌產品，而且遠銷越南等地，打入了南洋市場。

在當時，瑞典的火柴壟斷著世界火柴市場。 1924年後，瑞典的鳳凰牌火柴佔據中國進口火柴的絕大份額。而且，瑞典火柴商憑著自己的產品成本低，從1927年開始，不惜降價傾銷，企圖擠垮中國的民族工業，此時的鴻生火柴廠也面臨巨大威脅。 1930年，瑞典火柴再次捲土重來，國內的許多火柴廠紛紛倒閉。經過反復思考，劉鴻生認識到，自救必須要將同行業的各個公司合併起來，共同抵禦瑞典火柴的侵入。正為虧損嚴重而發愁的熒昌、中華二廠，立刻積極回應了“鴻生”的號召。 1930年7月，三家火柴廠正式合併，成立大中華火柴公司，公司各廠的生產面貌也大為改觀，當年產量和銷售量都達到了全國火柴產銷量的22%，大中華成為中國最大的火柴公司。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各級政府大力扶植火柴行業，並不斷對火柴生產進行技術革新，火柴業得到快速發展。 1988年，火柴生產達到了高峰，全國大大小小的火柴廠有151家，年生產能力達到3000萬件。

火柴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有規律的，中國火柴業也是如此，在經歷發展高峰後，也無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上世紀90年代初，打火機在中國出現，並憑著方便、輕巧、新潮等特點得到廣大群眾的喜歡。漸漸地，中國已成為打火機的主要生產國、輸出國，目前中國打火機的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70%。打火機在中國的發展，使得火柴市場形勢急轉直下，各個火柴廠家均出現了滯銷狀態，庫存積壓，火柴廠出現倒閉潮。 2007年9月，武漢火柴廠整體出售，這家走過百年風雨的老廠“壽終正寢”。至2012年9月，曾享譽中國火柴界的“五朵金花”泊頭、開封、安陽、濟寧、蚌埠等5家火柴廠全部退出歷史舞臺。

追溯中國火柴業衰落的原因，不只是打火機的出現。許多老火柴廠在機構設置、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用工制度等未能適應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改革，必然被淘汰。其次，國家稅收制度的改革對火柴業造成了直接影響：1994年1月1日起國家開始實行新的17%增值稅，稅率從4.4%上升到9.4%，增加了5個百分點，稅負增長113%。

一百多年過去，中國火柴業在歷史的塵煙中逐漸隱去，關於火柴的記憶，也深深地印在了不少人的心中。泊頭作為京杭大運河沿線的一座城市，正逐漸加大當地旅遊文化的開發和建設，其中就包括籌建泊頭火柴博物館。希望這個博物館可以留住這段歷史。

本文選自遼寧日報


看唐太宗如何做管理：收人，收心，收天下！

2014-06-08 截拳道

唐太宗的管理真言可用“屈己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寬厚愛民”16字來總結。在今天的中國，有很多企業家、管理者非常推崇唐太宗的管理之道和個人魅力，他們推崇唐太宗李世民為中國歷史上排名第一的CEO，並將他的管理之道借鑒運用到現代管理中來。

一、選才

對人才的重視、尊重和培養是唐太宗成功興國的首要策略。他善於選賢任能，培養直諫的氣氛，天下之才皆為他所用，集中大眾的智慧。他相信“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秉承“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在懷念一代名臣魏徵時他還說過一段千古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些，都是唐太宗留給後人的閃爍著光芒的智慧和寶貴財富。他的領導藝術與管理智慧曾為歷代統治者和有識之士所推崇。

企業用人，關鍵在於看得準、用得對。這樣，人才就會立刻出現在你面前，否則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見。唐人韓愈說：“世有伯樂，然後才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問題不在於是否有人才，而在於是否有發現人才的“伯樂”。

二、用才

諫議大夫魏徵就是一個典型的“逆才”，他經常對唐太宗的缺點和不足犯顏直諫，多次讓唐太宗威儀掃地。他於貞觀十三年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尖銳地指出唐太宗十個方面的過錯和缺點，令唐太宗非常尷尬。可唐太宗一貫將魏徵作為難得的賢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於尷尬之後，將《十漸不克終疏》列諸屏風，朝夕瞻視，並作為其當朝執政的座右銘。正因有魏徵之類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會有大唐基業的穩固和貞觀盛世的出現。

在企業中只有相信下屬，用人不疑，才能與下屬建立起密切關係，上下一心，做好事情。每一個下屬，都渴望獲得領導者的信任。如果領導者高度信任下屬，讓他們放開手腳大膽工作，那麼，下屬就會受到激勵最大限度地發揮聰明才智，積極肯幹，變革創新，表現出極大的工作熱情。

三、愛才

唐太宗選賢任能不論親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問出身。在唐初上層管理集團中，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兄長，房玄齡是隋朝舊臣，張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馬周本為中郎將常何的門客，魏徵則是政敵李建成的謀臣。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中流砥柱的人物，為唐朝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同時，唐太宗既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高士廉等人，也重用庶族地主張亮、侯君集諸人，打破了魏晉以來任用士族地主為官的定制。更為可貴的是，他敢於衝破民族偏見的藩籬，選拔少數民族人才。如貞觀六年，任鐵勒族酋長契何力為領軍將軍；貞觀十四年，封突厥族阿史那忠為大將軍；後又封突厥執失思力為安國公。

李嘉誠由一個出身微賤的打工仔成為香港首富，“長江”企業由一間破舊不堪的小廠成為龐大的跨國集團公司，他的巨大成功離不開其用人之道。李嘉誠的企業取名“長江”，就是基於其不擇細流，有容乃大。精于用人之道的李嘉誠，不僅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大膽起用不同才能的人，而且在企業發展的同一階段注重任用經驗豐富、極具專長的“客卿”。他的“智囊團”裡既有朝氣蓬勃、精明強幹的年輕人，又有一批老謀深算的“客卿”。

四、用真情

“先存百姓”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唐太宗親身經歷了隋末的社會大動盪，親眼看到龐大的隋朝迅速崩潰，為避免重蹈隋亡覆轍，安邦定國，唐太宗首先確定了治國的大政方針。這種“存百姓”的思想就是他吸取隋亡教訓、探討歷代興亡更替得出的最重要的治國思想。他深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從而認識到存百姓就是要讓百姓生活安定，只有安定百姓，國家才會長治久安，才能富強，這是最重要的“為君之道”。

而遺憾的是，今天很多企業管理者對自己的下屬表現得不夠尊重。他們發佈強硬的命令，進行粗魯的指揮、控制和監督，甚至對下屬隨意地斥責、詆毀，毫不顧及下屬的感受，更不會理會他們的想法和意見。他們認為這樣可以使自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智慧、理性、有權威。事實上，這種做法並沒有使他們顯得更加睿智，相反卻很愚蠢。

五、找激情

在初唐統一戰爭的歷次戰役中，李世民衝鋒在前、身先士卒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在同王世充的對陣中，他令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別統率騎兵輪番向敵陣發起衝擊，而他本人則輪番參加每一次衝擊並率隊為前鋒。李世民總是身先士卒打頭陣。有一次，他帶五百騎兵巡視前方地形，結果被敵人騎兵包圍。敵將單雄信挺槊直取李世民，尉遲敬德躍馬而出，將單雄信刺落馬下，掩護李世民突出了重圍。

只有領導者率先示範，以身作則地努力工作，這種熱情和精神才會影響其下屬，讓大家都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形成熱情的工作氛圍。可以說，領導者的榜樣作用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是一種無聲的命令、最好的示範，對部下的行動是一種極大的激勵。

從一定意義上講，領導者在群眾中，是一級組織的代表，領導的言行對群眾影響非常大。在很多情況下，領導者說之無心，而群眾卻能聽出你話裡的弦外之音。領導者一定要慎言，不該說的不說，不該講的不能亂講；要約束自己的言行，做到言必適時，言必適情，言必適度。只有這樣才會一點一點的積累自我的權威，才能鑄就卓越的管理。


【揭秘】周恩來與蔣介石的最後一面

2014-06-10 國家人文歷史

因為張家口問題,國共和談幾瀕決裂。民盟和工商界的代表都去上海找周恩來， 勸他繼續同國民黨談判，不要打內戰。周恩來接受大家的要求，並表示中共方面絕不願意打內戰。這時，蔣介石也派王世傑、邵力子、雷震、吳鐵城等到上海，歡迎周恩來回南京，也歡迎民盟和工商界。大家一同回到南京。孫科到機場迎接，說: “委員長在等大家，請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員長官邸。”這一夥人就坐車到蔣介石的住處，他果然在等待。等一一握過手，蔣介石就走了，說臺灣慶祝光復一周年，他和夫人要去臺灣。

國民黨代表又來和周恩來談蘇北淮陰縣的地方政權問題。這個縣是中共方面占著，並建立了由國共和民主人士三方參加的聯合政權，國民黨想要共軍撤出，由國軍進駐。周恩來強忍著憤怒:“我們可以撤出，但是這個聯合政權要保持，不能改變。” 國方代表不依。周恩來拍案大怒:“我是淮陰這個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這一點上讓步， 我有何面目見地方父老?!”

國民黨代表做不了主，就去請示蔣介石，蔣介石說不行，國方代表又回頭說“不行”，完全成了傳話筒。

7月2日，周恩來和董必武一起去見蔣介石。蔣介石一開口就說:“好了， 你們占的地盤已經很多了，蘇北要讓出來，現在還有這麼四個問題(蘇北問題在內)，交給你們五個人(周恩來、董必武、邵力子、王世傑和陳誠)去商談，不必再麻煩馬帥了。”他往往尊稱馬歇爾為馬帥。他又說，“這個解決了，全國和平了，一個月以後就可開國大，改組政府。”

周恩來不抱樂觀:“今日必須一面求全面停戰，一面開政協，談改組政府。”

蔣介石又說:“蘇北地方並不大，讓出來不算什麼。你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 現在大家都看到，你們在蘇北，對南京。上海威脅很大。膠濟路如不讓出，則常遭破壞交通，就無法安定。北寧路無承德掩護，也不安。你們讓出這些地方，全國人民都說你們好，你們不會吃虧的。”

其後，五人商談多次，問題沒有絲毫解決。到了7月12日， 這四個問題原封不動交還蔣介石。蔣大怒，下令開火大打。他自己於14日上了廬山。他一上廬山，他的部下都知道要大打了。於是李公樸(於11日)和聞一多(於15日)二人先後遭到他部下的毒手。

8月10日，馬歇爾和司徒雷登宣佈“調處”失敗。

7月16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決議，以二百七十一艘艦艇贈送給蔣介石；8月31日，美國把它在西太平洋的原價值八億多美元的剩餘物資，以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低價售給蔣介石，組成機械化部隊。

蔣介石陶醉地對陳布雷說:“我自己覺得，好久沒有那麼痛快了。‘壯士斷腕， 不惜一戰’!我和馬帥夫婦、魯斯等在上星期一遊太湖避壽的時候，已經說過， 這次正式交戰後，用不了一年，可以全部敉平共區，陳誠比我更樂觀，他認為用不了半年，他就可以雲遊四海了!”

11月16日，蔣介石發表聲明，提出八項條件，要脅中共宣佈參加“國大”，提出代表名單。當天，國民黨監視周公館的特務發現周恩來常坐的汽車從周公館出來，直駛江邊碼頭，有兩個人攜帶行李登輪。他們以為周恩來離上海赴香港，立刻密報上海市長吳國楨。吳打電話到周公館詢問，才知是兩個工作人員乘輪北上。這天傍晚，周恩來乘車外出。汽車剛開動，特務的汽車又尾隨跟蹤。周恩來要司機繞道返回周公館門口，突然刹車。車一停穩，周恩來拉開車門跳了出來，大步走過來，厲聲責問:“我是周恩來， 你們為什麼跟蹤我的車子?是誰叫你們幹的?”並要他們出示證件。

兩個特務支支吾吾答不上來: “我……我們是盧灣員警分局……派來保護……”

周恩來把證件還給他們:“你們回去吧!我要打電話給你們吳國楨，我們還在談判，我又不走，為什麼要跟蹤?”

他叫隨行人員抄下特務的車號，回到周公館真的給盧灣分局打電話責問。盧灣分局只好推說是奉命而為。第二天上午，準備撤退到香港去的夏衍、喬冠華、龔澎到周公館辭行。談到中午，周恩來傷感地搖搖頭:“好容易打敗了日本，老百姓都想過好日子， 而現在又要打仗了。你們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幾年以後才能再見面了。”他振作一了一下，“走，我替你們餞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閘蟹。”於是他們四人和陳家康一起外出。剛走出一會兒，就發現後面有特務的汽車跟蹤。周恩來氣極了，再次下車質問，要把他們帶到吳國楨處。特務連忙擺手:“我們不是……黨部的人，只是， 只是……老百姓……”

“有這樣盯梢的老百姓嗎?”吃完飯，周恩來回到辦事處後， 又打電話向吳國楨抗議。

一天下午，從上海來到南京的周恩來，和陳布雷從蔣介石的辦公室走出來，兩人低頭不語，緩緩地走著。梧桐樹的枯黃葉子在風中翻卷。周恩來緊蹙著兩道濃眉，走到大門口轎車旁，昂起頭頗為傷感地說:“布雷先生，請留步吧，我們再見了!”

陳布雷抬起迷惘的略紅的眼睛，慢慢地伸出右手，默默地同周恩來握了握手。

周恩來又走到侍從室的項傳遠、居一僑跟前，伸出右手，同他們一一握手。

居一僑回到陳布雷的辦公室，一聲不吭地坐著，揣摩著陳布雷臉上泛起的一層陰雲。問道:“布雷先生，剛才周先生說的再見，是什麼意思呀?”

陳布雷抬起頭來，眼裡交織著痛苦和失望，語調裡帶著輕微的顫動: “剛才恩來兄和先生最後一晤了，恩來兄的意見被先生拒絕了。恩來兄痛哭流涕，國共合作決裂了!”

這天傍晚，周恩來驅車出蔣邸後，徑直向中山陵馳去。他拾步登上三百多級臺階，來到中山靈寢，恭敬地行謁陵之禮,默默低頭片刻，緩步走下山去。

周恩來返回上海不久，就要離開上海了。他向來道別的朋友說:“1931年冬天， 我要離開上海的時候，何時再回上海，覺得渺茫。現在可就不同了。看形勢，三、五年之後回來，可能性很大。無論南京或上海，我們是一定要回來的!”

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路過南京，凝眸望著他客居了一年的梅園新村，又冷冷地回望了新村廳井西側、蔣介石指使來監視他的特務們的窗戶幾眼，率領中共代表團鄧穎超、李維漢等十餘人。結束了歷時一年多的艱難曲折的談判，乘馬歇爾提供的美軍專機回到延安。從此，周恩來與蔣介石再也沒有見面。

（本文摘自《國共往事風雲錄4》，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授權轉載）


官場“不倒翁”文彥博：侍奉四朝皇帝，叱吒官場50多年

2014-06-24 國家人文歷史

人物簡介：

文彥博，字寬夫，號伊叟，汾州介休（今屬山西）人。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書法家。他出身名門望族，祖先是春秋時期齊國陳公子完，本姓敬，後因避晉高祖石敬塘的名諱而改姓文。

歷史上，文彥博是一個“神童”，更是一位賢相。他能文能武，經歷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出將入相達50年之久，封潞國公，堪稱朝堂上的常青樹。

化風波於無形

文彥博自幼聰明過人，有一次，他和幾個小夥伴一起踢球，一不小心，球掉進了一個樹洞，樹洞很深，怎麼也夠不到。大家束手無策，文彥博卻很冷靜，把水灌入樹洞中，結果隨著水位的增高，球也跟著浮了上來。

少年時，文彥博拜在潁昌（府名，治所在今河南許昌）大儒史炤門下學習。史炤的母親懂得相面之術，她看文彥博“相貌圓滿，儀容俊朗”，驚贊為“貴人”。果然，天聖五年（1027年），文彥博就高中進士，那一年，他才22歲。

事實上，文彥博在走上仕途後，正是憑藉聰明的頭腦、過人的機智，在處理一些突發性難題時經常靈光閃現，屢屢化解危機。

文彥博曾任成都知府。有一次，他與賓客在雪夜宴飲，天氣寒冷，當值的一些士卒心懷不滿，把官衙前的井欄折斷，圍在一起烤火。軍官驚慌地稟告文彥博，客人們也嚇得戰慄起來，擔心兵變一觸即發。文彥博平靜地說：“天氣實在很冷，可以准許他們折井欄燒火禦寒。”說完，神色自若地依舊飲酒作樂。故意尋釁的士卒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氣焰頓時消減了大半。第二天，文彥博追查出帶頭折斷井欄的士卒，處以杖刑後，打發他回家了。一場可能的風波，就此化於無形。

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殿中侍御史唐介彈劾時為宰相的文彥博，說他“陰結貴妃，專權任私”，證據是他任成都知府期間，曾贈送蜀錦賄賂張貴妃。原來有一年臨近上元節，張貴妃讓時在成都的文彥博進獻蜀錦，文彥博於是命人織成燈籠錦送進宮中。這種錦間以金線裝點，並配以燈籠、蓮花圖案，是蜀錦中的精品。唐介抓住這件事，攻擊他“結交宮掖”，是因為走了“夫人路線”，才當上了宰相。仁宗很生氣，各打五十大板，將文彥博宰相職務免去，貶至許州（今河南許昌），把唐介也轟出朝廷，貶至春州（今廣東春陽）。

僅僅過了4年，仁宗思賢心切，下詔讓文彥博官復原職。不料，文彥博接到任命後卻不願意回去，還上書仁宗說：“您不把唐介也召回去，我也不願獨自啟程。”面對仁宗的不解，文彥博解釋說：“唐介這個人自擔任禦史以來，其議論多數時候還是中肯的，雖然偶爾也有風聞參劾的失誤，但總的來看，做禦史還算稱職，建議皇上起複任用。”唐介因此被召回朝廷，回到了監察禦史的崗位。

這就是傳說中的以德報怨吧，文彥博的大度讓仁宗皇帝非常感慨。唐介更是為之感動，後來他被提拔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給文彥博當副手，兩人“相知為深”，關係如知己般融洽。

中國郵政2010 年發行的《文彥博灌水浮球》特種郵票。

天生就是幹大事的料

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突然病倒，與外界失去了聯繫。仁宗無子，事先也沒有立儲君，一旦暴薨，勢必引起政局混亂。當時文彥博是宰相，向隨侍太監史志聰詢問病情，史志聰藉口“禁密不敢漏言”，拒絕透露半點消息。文彥博大怒，厲聲斥責他說：“我等身為宰相，肩負國之安危，怎能不預知皇帝的情況，何謂洩露機密？從現在起，你要隨時報告皇帝的病情，不然就按軍法處置你！”隨後，他與同為執政大臣的富弼、劉沆吃住在皇宮裡，以隨時處理突發情況。史志聰又站出來反對說：“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先例。”文彥博說：“這個時候，還能考慮有沒有先例嗎？”

一天深夜，有人突然叩打宮門，宣稱要報告謀反的事情，文彥博唯恐有變，讓他等天亮再說。第二天，文彥博詳細查問，原來是一名禁衛舉報上司都虞侯圖謀造反。此事非同小可，劉沆想逮捕都虞侯治罪，文彥博叫來都指揮使許懷德詢問，許懷德擔保都虞侯不會謀反。文彥博說：“這件事一定是禁衛與都虞侯結怨，誣告罷了，應當立即把他斬首以安定眾心。”他請劉沆寫了份判詞，隨後將禁衛推出去殺了。

在仁宗生病的日子裡，京城的官吏百姓都惶恐不安，正是靠文彥博等人的主持，大家的情緒才逐漸安定下來。不過誰也未曾料到，仁宗病癒後，劉沆卻密報：“陛下身體不好時，文彥博曾擅自誅斬報告謀反的人。”仁宗將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文彥博，文彥博沒有辯白，只是拿出了那份劉沆的判詞，“帝意乃解”。不光善於化解國家的危難，同時也善於保護自己，文彥博天生就是幹大事的料，那種超人的膽識，縝密的思維，讓人望塵莫及。

文彥博的書法作品《左藏帖》。

不願宣揚自己的善德

宋仁宗病好後，文彥博和富弼建議早立儲君，仁宗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從宗室中選定了英宗趙曙。後來英宗知道了這段舊事，當面對文彥博表示感謝：“朕之立，卿之力也。”文彥博卻嚴肅地回答說：“陛下立為太子，承繼帝統，是仁宗皇帝和皇太后的意願，臣下沒有什麼功勞。而且陛下登基時我不在京城，是韓琦等人依照先帝遺願擁立您的，我也沒有參與。”後來，英宗的長子趙頊，也就是神宗也提起這段往事，對文彥博充滿了感激之情。文彥博依舊回答說：“英宗皇帝天命所在，臣下有什麼功勞可言？”神宗說：“雖然是天命，但也靠人謀，你品性深厚，不宣揚自己的善德罷了。”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拜陳升之為相，文彥博為樞密使，掌管軍事。宋朝重文輕武，同樣級別的文官排位要在武將之前，神宗考慮到文彥博德高望重，特別下詔說：“文彥博是朝廷歷朝臣子，令陳升之位在文彥博之下，以符合朕禮賢之意。”面對這份殊榮，文彥博堅決推辭說：“自我朝開始，從來沒有樞密使位次居於宰相之前的，我本人還稍稍知道一點禮節，不敢擾亂朝綱。”甘於人後的文彥博讓神宗大為感動。

有人感歎文彥博的修身之功非常人所及，其實他這份寬容、謙讓的涵養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有賴於日積月累的修養之功。文彥博小時候，雖然讀了很多聖賢書，但因為頑皮經常犯錯，父親為此憂心忡忡。文彥博為了加強對自己的監督，準備了兩個罐子，平時做了好事，就在一個罐子裡放一粒紅豆；做了壞事，就在另一個罐子裡放一粒黑豆。他每天檢查紅豆和黑豆的數目，以此提醒自己，終於使紅豆越來越多，黑豆越來越少，這兩個罐子使他一生受益匪淺。

北宋遺作《文潞公耆英會圖》，高2 米、寬0.96 米，是迄今發現留存於民間的尺幅最大的北宋作品。

敢和武將叫板

文彥博雖是一介書生，但也不乏軍事才能，可謂文武全才，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還將他寫進了長篇小說《平妖傳》中。

文彥博曾任河東路轉運副使，他所管轄的鄜州（鄜音同夫，今陝西富縣）與西夏相鄰，屢受西夏騷擾。文彥博發現通往鄜州城內的運糧道路迂回繞遠，不易行走，而距離最近的一條道路還是唐朝時所修，早已破敗不堪，無法通行。於是，他親自帶人修復了這條故道，同時在城裡儲存了很多糧草。人們都很困惑，不知道他的用意。後來西夏李元昊進攻鄜州，圍城10日，看到城內準備充分，只好撤兵而去，數年不敢來犯。此時，人們無不嘆服文彥博的深謀遠慮。

慶曆七年（1047年），文彥博被召回朝廷，擔任樞密副使（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這一年，農民出身的河北人王則發動起義，攻佔了貝州（今河北清河），建國號安陽，稱東平郡王。朝廷派大臣明鎬領兵鎮壓，可是貝州城牆極為堅固，易守難攻，宋軍打了很久，都未能攻破。仁宗很不滿意，感歎說：“這麼多執政大臣，竟然沒有一人可以為國家分憂！”文彥博於是主動請纓，仁宗高興地說：“貝字加文為敗，卿必擒則矣。”文彥博抵達貝州後，一邊指揮官兵猛攻北城，一邊派人在南邊往城內挖地道。僅僅十幾天，地道就挖好了，一支神兵突然出現在貝州城內，王則束手就擒。

北宋一朝，國境安穩始終是大問題。北方的遼國屢來侵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與遼國簽署和平協定後，數十年未起戰端，然而軍隊卻年年有增無減，國家財力不堪重負。文彥博認為和平時期國家沒有必要保持龐大的軍隊，提出要淘汰冗兵，節省經費。這個議題立刻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一位資深老臣說：“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年朝廷擔心災荒年間會發生災民暴動，這才在災區大規模徵兵，現在如果執意裁軍，恐怕這些被裁減之人會聚為盜賊，危害社會安定，到時候這個罪責你擔得起嗎？”宋仁宗聽了，一時遲疑難決。文彥博昂然地說：“現在國家公私困竭，冗兵是重要原因，如果因為裁撤冗兵而發生變故，甘願朝廷治我的死罪。”最終仁宗採納了他的意見，裁減軍隊達8萬多人，減輕了財政壓力，事後果然如他預言的那樣，沒有發生任何變故。

文武兼修的文彥博成了北宋名副其實的中流砥柱，難怪歷任皇帝都極為信任和倚重他，80多歲還捨不得放他回家養老。

位於洛陽的文彥博墓。

給“包青天”當靠山

在同僚中，文彥博與以剛正著稱的包拯友誼最為深厚，這一方面因為他們是同榜故交，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兩人都有正直無私的性格。

皇祐二年（1050年），文彥博、宋庠為相，包拯則在諫院任職，負責監督執政官員。宋仁宗因為寵倖張貴妃，一次就授予她伯父張堯佐宣徽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同群牧制置使4項要職，朝野上下無不震驚。包拯當即彈劾張堯佐“無功食祿，竊居高位，不知羞恥”，同時批評宰相曲意阿循，使皇上做了“私昵後宮”的錯事，這實際上把文彥博、宋庠都捎上了。這件事竟成了後來文彥博被免除宰相之職的導火索，不過文彥博知道包拯素來不肯以私情傷害公義，並未記在心上。

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因保舉不當，被降級罰俸，貶到池州（今安徽池州貴池區），心情十分鬱悶。這時，文彥博再度為相，包拯便給他寫了一首詩，引用西晉愛國將領劉琨“枕戈待旦”之語，表達了想熱心報國的心志。文彥博也給包拯回復了一首詩，其中寫道：“名高闕裡二三子，學繼台城百六公。別後愈知昆氣大，可能持久在江東？”暗示他，像你這樣胸懷大志的人，是不會長期滯留在江東的。果然，在他的舉薦下，不久包拯就回到了開封府的大堂。在傳統戲曲裡，有的說包拯有個大靠山是皇太后，也有的虛構出一個宰相王延齡，其實現實中最真實的靠山正是文彥博。

包拯嫉惡如仇，文彥博也毫不遜色，只是他沒有“包青天”的名頭響罷了。康定元年（1040年），時任監察禦史的文彥博曾審理了一件大案。那一年，西夏進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北宋名將劉平率軍與敵在三川口激戰，監軍黃德和臨陣脫逃，致使宋軍潰敗，劉平身負重傷，力盡被擒。事後，黃德和為了逃脫罪責，以重金收買劉平的部屬，誣陷劉平投降敵人，劉平一族200多口遭到逮捕。文彥博奉詔查勘此案，經過一番仔細調查，很快查清了事實真相，得出了“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加恤其子孫”的結論。黃德和在朝中黨羽眾多，眼見事情將要敗露，他連忙四處活動，居然說動朝廷指派其他禦史來代替文彥博。文彥博拒不交出案件的審理權，他對接任者說：“朝廷是擔心我無法做成判決，才派你來代替。現在我已經做成判決，如果有任何差誤，我願意承擔一切責任，同你沒有任何關係。”最終，黃德和被腰斬，劉平則被平冤昭雪。

可以說，正是這種敢於擔當的精神，使得文彥博與包拯惺惺相惜，互相引為知己。包拯病故後，文彥博承擔起了照顧包拯家屬的責任。元祐三年（1088年），年逾八旬、第四次為相的文彥博給當時的皇帝宋哲宗寫了封推薦信，這就是後來收在《文潞公集》裡的《舉包綬》一文。包綬是包拯的次子，包拯死時，他才5歲。長大後，他一直沒有得到重用。文彥博在文中說：包綬“能世其家，恬靜自守，不苟求進”，希望朝廷予以考慮。哲宗收到上書，授與了包綬濠州（今安徽鳳陽）團練判官的職位。

其實，文彥博對老朋友的緬懷與盡責還遠不止於此，據後來出土的《文氏墓誌》記載，文彥博還把小女兒嫁給了包綬。兩人同朝時，文彥博與包拯曾有“嘗願相與姻締”的約定，最終文彥博兌現了諾言，與包拯結為了兒女親家。

在洛陽辦起了“耆英會”

文彥博愛好十分廣泛，善文工書，他和當時的文人多有交往。這種交往十分純粹，全然脫離了宰相的權杖，著名學者邵雍、程顥兄弟等，與之都如布衣之交。

元豐五年（1082年），77歲的文彥博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洛陽，那時不少卿大夫退休後都居住在這兒。文彥博很羡慕唐朝白居易的“九老會”，於是著手組建“耆英會”，條件有兩個，一是身在洛陽，二是年齡70歲以上。“耆英會”極具號召力，司馬光當時不足70歲，也積極要求入會，文彥博特事特辦，批准了他的請求。宣徽使王拱宸雖然71歲了，可卻留守北京（河北大名府），聽說此事後也修書一封，遞交了入會申請，文彥博也特批了。“耆英會”排名的原則是“序齒不序官”，就是不論職位高低，而是以年齡為標準。13名會員的“耆英會”就這樣組成了，文彥博專門弄了一個耆英堂，命閩人鄭奐把入會者的畫像繪在其間。第一次聚會在最年長的富弼家的花園進行，此後輪流坐莊。從此在洛陽城經常會看到一群“鬚眉皓白，衣冠甚偉”的老頭兒，出沒于名園古刹、水竹林亭之中，賺足了人們的目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他們本身，就成為洛陽城中一道別致的風景線。

“耆英會”讓文彥博樂在其中，78歲那年，他得知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都與自己同齡，還專門舉辦了同甲會，並賦詩說：“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清譚亹亹（音同偉，形容緩慢流動，無止無休）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

文彥博的著述十分豐富，曾寫有《大饗明堂紀要》二卷、《藥准》一卷，可惜都已失傳，現在留有《文潞公集》40卷，收入《山右叢書》中。與詩文相比，他的書法更為有名，存世書跡有《祠部帖》《三帖卷》《得報帖》等，行書《三劄卷》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書法大家黃庭堅認為“潞公書極似蘇靈芝公”“筆執清勁，真不愧古人！”蘇靈芝是唐朝與顏真卿齊名的大師，其書法以遒勁著稱，足見文彥博書法的精妙。

紹聖四年（1097年），文彥博無疾而終，享年92歲。在充滿著險惡與沉浮的官場，這是一個讓人驚異的年齡，宋神宗也曾提出過這樣的疑問，問文彥博說：“你有養生之道嗎？”他的回答是：“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恰好即止。”“任意自適，恰好即止”，八個字道出了他長壽的秘訣。

《宋史》評價文彥博：“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一個“大”字，既是對他一生成就的概括，更是對他胸襟與修為的最好褒獎。畢竟，衡量一個人偉大與否，並不在於他的職位有多高，而在於他為我們留下了多少精神財富。

（《環球人物》授權轉載，作者：王愛軍，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