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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新書：蔣經國知人善用

【中央社╱新加坡16日專電】2013.09.16 08:53 pm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出版「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書中，李光耀評價蔣經國是「沉默冷靜、想法務實」，認為蔣經國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善於識人，確保身邊都是可靠之士。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今天出版「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書中記載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兩位中華民國前總統蔣經國和李登輝的評價。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轄下的國家檔案館和出版商共同發表華文叢書「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內容取自國家檔案局日前出版的英文圖書「李光耀言論集」，並翻譯成中文。

在「領袖篇東方」中，李光耀評價蔣經國「沉默冷靜、想法務實」，他認為蔣經國從不擺出思想家的模樣，但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善於識人，確保留在身邊都是可靠之士，隨時願坦誠提出己見，哪怕是逆耳忠言。蔣經國在開口前，必定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絕不信口開河。

1973年李光耀訪台，帶著女兒李瑋玲，李瑋玲能說流利華語，言談舉止也是個華人，因此讓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對李光耀夫婦和李瑋玲有不同的看法，從此確立了星台的獨特關係，此後到1990年，李光耀每年都會訪台1到2次。

書中形容蔣經國與李光耀私交甚篤，蔣經國能理解李光耀講的英語，李光耀也能說華語，因此雙方無須通譯，就能建立友好關係。

李光耀評價李登輝則是「抒發分離主義的情緒，低估中國統一的意願」；李光耀觀察，在李登輝出任總統的12年內，公開抒發了一直在台灣潛伏著的分離主義情緒，但李登輝低估了中國大陸領導人和人民實現統一的意願。

書中提到，在李光耀看來，李登輝充滿自信、博學，因為台灣遭受孤立而無法理解世界領袖為何不能像日本一樣同情台灣處境，李登輝視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對台灣至為重要。不過，李光耀摸不透李登輝的立場。

李登輝曾在1989年訪星，是第一位訪問東南亞的中華民國總統，不過，新加坡承認「一個中國」，對李登輝到訪格外小心，沒有國旗、軍禮和國是訪問的儀式，在新加坡官方文告中，不說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總統，只提他是「來自台灣的總統」。


1948年蔣經國上海打“虎”記

2014-03-17 國家人文歷史

1948年，蔣經國奉命到上海控制通脹，雖有“只打老虎，不拍蒼蠅”之豪言壯語，仍不免鎩羽而歸。圖為他耐心接待上訪店主的投訴

“小快樂”很不快樂。

這位1940年代上海最受歡迎的滑稽藝人，一直以來用他尖酸刻薄的時政笑話來娛樂上海大眾，甚至在日本人佔領下最黑暗的時期，他瘦削的尖嘴裡都能吐出足夠的插科打諢來喚起人們的笑聲。但在1947年5月，人們在“天聲”電臺裡聽到的卻是“小快樂”連諷帶罵的挑釁唱腔：苦哈哈長著把土耗子臉，嚼了草根吃樹皮，但米鋪的老闆卻沒心沒肺，壞了良心，囤積居奇——“他們是發了財的米蛀蟲，肚皮錢袋都塞滿，蓋了新洋房，買了五輛車，還有個小老婆家中藏。”

不出所料，這段唱詞引爆了大眾的憤怒——這毫不奇怪，連續兩周來瘋漲的糧價已經讓人們心頭的怒火越發高漲，而這段唱詞恰好唱出了人們的心聲，還很坦白地為大眾找到了一個公敵——米商。在人們看來，正是這些“米蛀蟲”把控糧食，肆意抬高價格，他們是合謀殺害了人們吃飽肚子的單純快樂，甚至就在這首“米蛀蟲”傳唱開了的該週週末，米價就上漲了一倍多。

但米商卻對自己成了眾矢之的感到憤怒和冤枉——畢竟價格瘋漲的又不是他一家，實際上，幾乎所有東西都在漲價，這種狂飆式的上漲已經持續了將近三年。從1945年9月開始，到“小快樂”的“米蛀蟲”登上全城熱歌排行榜首位的1947年5月，上海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70倍，到1948年那個熱死了不少街頭乞丐和車夫的8月到來時，物價指數又上漲194倍，此時“小快樂”連唱他不快樂的歌的勁頭也沒有了，因為和其他人一樣，他在收入和物價的競跑中徹底敗下陣來。

錢其實並不少，幾乎每個人都成了億萬富翁，只不過名不副實。《時代》週刊特意刊登了一篇上海電話公司發薪日的報導，1200名職員共領到了160億元法幣的工資，一筆薪水表都盛不下的鉅款。但花錢的方式卻已經由“張”變成了“捆”、“斤”和“袋”。一位經濟學家聲稱，如果鈔票的發行量再這樣激增的話，恐怕幾個月後，人類的數位計量單位就將不能滿足中國人的需要了。面對法幣低得可憐的購買力，“窮得只剩下錢了”，已經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話，而是苦澀的現實。

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回到南京，一個改革方案被強行通過，並於次日頒佈。在這個方案中，政府將發行一種名為“金圓券”的新貨幣來取代之前票面數額以萬計的法幣，限期強制收兌，同時限期收兌的還包括民眾手中持有的金銀外匯，除此以外，物價和工資的上漲將以政治手段強力加以禁止。方案的策劃者是財政部長王雲五和行政院長翁文灝，他們相信這個改革方案將會終止這場已被內戰、通貨膨脹和民眾不滿三力觸發的國內大地震。

關於這次改革，一個人在這天的日記中簡單寫道：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改革幣制的方案，這是一件國家大事。”

他就是蔣經國，蔣介石之子，8月19日，當他坐上從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時，心中深信“上海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要人有密切關係，且做後盾，將來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貫徹到底不可”。兩天後，他被正式任命為上海經濟督導員。

就在一年前，米商曾經用“不要想老虎頭上打蒼蠅”來威脅膽敢用“米蛀蟲”來諷刺他們的“小快樂”，而現在，被打的將不光是蒼蠅。

1948 年，上海街頭，蔣經國組織的反對通貨膨脹遊行，藉此來增加民眾對他行動的支持

“打虎將軍”

1948年9月12日，“小快樂”式的嬉笑怒駡的現實版大戲在上海街頭上演。市民快樂地看到了一場詭奇的出殯——一個頭戴瓜皮小帽，穿著長衫的老頭兒，從棺材裡爬出來，站在棺蓋上向圍觀的人群發表演說，滔滔不絕地大聲痛斥囤積倒賣的邪惡行徑，每痛斥一聲，他臉上誇張的圓片眼鏡和鬍子都會滑稽地抖動一下。“他的手裡緊緊抓著一條香煙，兩塊肥皂，幾盒手錶，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徵囤積倒賣的罪證，在“靈車”的前方是一塊巨大的牌子，大書“誰危害金圓信用，咱們就砍他的頭”。

這場精心安排的出殯遊行出自蔣經國本人的創意，大張旗鼓的遊行宣傳，對民眾憤怒情緒的鼓舞煽動，對匿名檢舉行為的支持和鼓勵——老百姓可以把匿名檢舉信投進設在街頭的建議箱，告發屬實者將獲得沒收的黃金、銀子、外幣或囤積物資價值的三成作為獎勵；還有街頭四處傳唱的“兩隻老虎，兩隻老虎”的“打虎歌”，這位38歲的政界年輕人有著自己的為政理念，而這一切又都根植于他的成長經歷。土地主式的遊行示威和發動群眾、鼓勵告密的作風，與他9年前在贛南推行新政時打擊奸商土豪的方式別無二致，而這一切，又是他1925年到1937年間滯留蘇聯回國後舶來的蘇式整肅模式的二手貨。兩者如此相像，以至美國人甚至認為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虎”作風，“全為俄共產主義之思想，”但蔣介石相信他兒子的為人處世，對美國人的警告一笑置之。

但蔣經國在上海“打虎”中劫富濟貧的政治哲學與他對底層民眾的同情一樣強烈而真誠，他會為蝸居在矮小破爛、四面透風的茅草棚戶裡的廣大民眾感到難過，更會為流落街頭巷尾，委身荒草溝渠之中的“乞丐大軍”流淚神傷，他在個人的日記（這部日記後來經過刪改處理後以《滬濱日記》為名發表）中時常流露出對受盡苦難的民眾的由衷同情。每週二、四，他在中央銀行三樓305辦公室的大門總會向這些苦主敞開：“下午接見民眾四十餘人，他們所講的都很平凡，發現老百姓實在太可憐。”而當老百姓用千年以來傳承至今的方式向蔣經國訴苦時，蔣也會用相應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苦難：“出門的時候，有幾個工人跪在地上，他們都是無錫火車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為其解決生活問題，老百姓真是太可憐了，但在這件事上，我又沒有法子幫他們的忙，心中非常難過”。蔣經國本人也是以一副普羅大眾的形象示人，《大地週報》為這位“打虎將軍”描繪了一幅畫像：“頭髮蓬鬆，不搽油，不吹風，香港衫，黃布褲，說話打哈哈，沒有官架子，然為市虎的死對頭。”對那些紛紛前來拜見的商人，蔣經國則將他們當做是“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國家身上滋長的有害病菌”，表現出嚴厲和刻意的粗魯，“（見了）很多唯利是圖的商人，但為了應付今天的環境，不得不和他們講話”。蔣經國自己演講時宣稱的目標也大大超越了他經濟督導員的身份：“這是一場用革命手段發動的社會革命，今天限制物價不過是一項技術任務，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倒社會中所有經濟上不平等的現象。”對貧窮的同情和對資本與財富的仇恨，使蔣經國已經不再像一位“打虎英雄”，而更像一位“革命者”。

1948 年，上海市為了發動群眾打擊奸商，成立了“大上海市青年服務總隊”，蔣經國在成立大會上講話，稱為“打老虎”行動

敲山震虎

“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嚴懲，就應從‘壞頭’開始。”抵達上海兩天后，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而這些所謂的“壞頭”，恰恰就是蔣介石獲得支持和賴以登臺的背後推手——江浙財閥。這些江浙財閥長久以來是蔣介石大抵可靠的“擁躉”，從蔣介石走上前臺開始，他們就用自己雄厚的資金實力和發達的關係網絡為蔣鋪平前程，蔣介石的姻親之家宋子文是他和江浙財閥之間的主要連絡人，每次赴滬召開所謂的“資本家聯誼會”和“財政會議”，都是宋與這些財閥進行討價還價，蔣的另一個外戚孔祥熙則被指稱本身就深陷于這些財閥不明不白的經濟關係中。

1948年八九月的報紙特別喜歡報導蔣經國整治這些昔日金融商業大佬的花邊新聞：“李馥蓀、徐寄顧、陳光甫都是浙江財團的領袖，一向是政府的熱烈擁護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們互相申訴自己不安的情緒”，在發洩完一通牢騷，並反覆指責“當局”“簡直沒有良心”之後，一位金融鉅子感嘆道：“他們把我們當做客人看待了。”

蔣經國確實將這些昔日的金融大佬當成不受歡迎的客人，這場“打老虎”運動除了“救危存亡”之外，另一個大作用就是為蔣經國這位可能的未來“儲君”“立威”。在這場“社會革命”中，蔣經國自然也尋到了自己的輔弼之臣，曾與他同時留俄又在贛南協助新政的高理文和俞季虞。這些人被蔣經國安插在經濟督導辦公室裡，使蔣介石派來掛名的正牌督導員俞鴻鈞“連一隻足都沒有插進”；蔣經國早年的至交，曾和他一起聽陽明學講課的宣鐵吾，此時早已在上海任警備司令，更是他“打虎”運動的得力幹將，因親手捉拿上海頭面人物、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幹將、“米老虎”萬墨林而聲名大噪。這位未來的“儲君”手下已經聚集了一批足以輔弼之士，可謂“如虎添翼”。

“打虎”儼然成了新一代對老一代的奪權運動，而這一切又在其父蔣介石的默許和支持下愈演愈烈。“昨晚接南京電話，要從速處理違犯經濟法令的各種案件，並主張嚴辦大的投機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當面對你說得好好的，而背後則是無惡不作。今天已下決心嚴辦奸商。”9月2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3日，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來，包括聲名煊赫的榮家頭號人物榮鴻元，煙草公司的總經理黃以聰和紙業公會的理事長詹沛霖，還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維屏。

也在同一天，第一隻被蔣經國拿來為“打虎”運動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被特種刑庭判處死刑，此人同時也是當時被稱為“太子爺”（蔣經國的“太子”身份直到1950年才被確認）行政院長國父哲嗣孫科的經紀人。儘管蔣經國宣稱一切依法辦理，但這場審判不過是一次蔣經國操控的政治秀，就像蔣當年在蘇聯親歷的史達林大清洗中的虛假審判一樣，王春哲的死刑判決早已暗中定下，王的辯護律師杜鏡吾在辯護時多次被粗暴打斷，王在8月19日法令之後便停止倒賣外匯的證據也被略去，法官不過是扮演走一趟過場再宣讀事先準備好的判決書的龍套角色——蔣經國定要見血，王春哲就成了這場“打虎”運動註定的犧牲品。

“打虎將軍”已經嘗到了權力的真味，但讓他始料未及的是，他胯下的老虎，已經開始不安分起來。

1948 年，上海商家向前來查訪的經濟員警說明物資庫存的情況

騎虎難下

從外表上看，很難看出陶啟明是只“大老虎”，他是“一個矮小清瘦的上海人，米色派力斯西裝筆挺，頭髮光得發亮。戴墨鏡是表示他身在囹圄羞於見人”。《新聞雜誌》的記者如此描述獄中的陶啟明。陶只是個在財政部剛剛任職兩個月的小小的機要秘書，這個小人物甚至在逮捕他時都對自己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罪感到莫名其妙，當員警隊長敲開他在財務部宿舍的房門，告訴他被拘捕的命令時，他“正躺在床上看小說”，然後，“就像電影鏡頭一樣，陶啟明沒有說話，穿上派力斯西裝跟著走了。”

要解開陶啟明被捕之謎，就要回到“打虎將軍”蔣經國抵達上海的兩天前。這天下午6點，一家飛機載著陶啟明和當時全國最重要的金融機密一起抵達上海。就在這天上午11點，財政部徐商次長接到部長王雲五的指示，在19日推行金圓券幣制改革時，銀行、錢莊及交易所暫停營業。秘書徐百齊將命令草擬好後，隨即交給陶啟明，讓其當天趕赴上海密報事宜。但徐卻從中嗅出了發財的味道，托陶轉告他的妻子楊淑瑤，讓陶的妻子李國蘭和楊一起進行一場投機活動，趁幣制改革和錢莊暫停營業之前，以拋售空股股票的方式，來牟取財富，這一招本身天衣無縫，因為楊淑瑤和李國蘭等人拋售的股票加在一起只有七百萬股，獲利也只有不過24億元，相當於金圓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盪——他們只想借機發發小財，補貼家用。但尾隨其後的真正大老虎，卻在嗅出了其中玄機後，總共拋出的永紗股票超過三千萬股，導致股市跌停板。這只“大老虎”就是楊、李拋售股票的華美公司鴻元證券號老闆，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

如此一個重大的戰利品，蔣經國自然不會放過，杜維屏被捕，杜維屏委託拋售股票的林樂耕，也成了重點緝訊對象。但林和杜畢竟都是幫會人物，明白只要死咬住牙，不吐露實情，那麼自然會有人暗通關節，將其搭救出來，如果受了皮肉之苦，日後更會被幫眾捧為英雄好漢，更何況杜維屏乃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公子，更是萬無一失。所以，當員警詢問林樂耕和杜維屏時，兩人都守口如瓶，杜更是將所有責任都推給了鴻源證券號經理邱雲峰。最後的審訊結果，只得到了杜維屏場外交易證券這一條微不足道的罪名，這只“老虎”太過倔強，心思也太過縝密了，以至於只能將他關在籠子裡，卻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打他。

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左一穿長袍）在接受審判

但令人奇怪的是，當時藉口患咳疾休養的杜月笙，卻一再表示不會去請托搭救自己的兒子，甚至在一份報紙稱杜月笙“頗致怨恨”時，杜還特意公開表示：“二十年來，鏞之擁護領袖，服從政府，如所周知……幣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為心所祈求。經國先生執法相繩，不罔不縱，深致敬佩。”

面對這只數十年來縱橫上海灘的“老虎頭子”斂爪服軟，蔣經國非常得意，他非常希望這將會成為其敲山震虎頗有成效的精彩一筆，但媒體卻不願為蔣經國鼓噪呐喊。杜維屏被捕的照片被蔣經國的屬下送交申、新諸報，要求其製版登出，但這些報館中杜月笙的門徒卻故意把版面弄得模糊不清。面對蔣的追問，則以趕工所致為藉口小而化無，而且在報導關於杜維屏的新聞時，故意將其輕描淡寫，只是略提一筆，用以敷衍那些為蔣經國揚威而下來的檢察官們。

杜月笙的反擊也在暗中進行，蔣經國的親党，孔家長公子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借其父孔祥熙之勢，倒賣囤積，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礙于孔家勢力，未敢舉報。但杜月笙很快就搜集到了足夠的證據，並派人將這些證據報告警廳。一個頗具戲劇性但難以考證其實的說法是，在蔣經國于浦東大廈舉行的上海工商業巨頭會上，當蔣作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執法，誰若囤積逾期不報，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並予法辦！”的演講後，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對蔣說：

“我的小兒子囤積了六千多元的物資，違犯國家的規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資登記交出，而且把他交給蔣先生依法懲辦。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也可以說是今天到會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上海揚子公司的倉庫去檢查檢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盡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們的親友的物資登記封存交給國家處理，也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所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處理，這樣才服人心。”

蔣經國沒有想到最大的老虎居然就安臥在自己的身邊，10月3日，上海三家大報《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都以要聞或其他方式報導了揚子公司被查封的消息。但三家報刊報導的方式卻都曖昧不清。至於之後報紙新聞將如何來寫，所有人都在等待蔣經國的行動。

長達兩個月來的眾人矚目，終於變成了眾目睽睽。面對周圍人“孔令侃案究竟辦不辦”的追問，蔣經國除了沉默以對，就是大發雷霆。隨著疼愛外甥的繼母宋美齡的到來，蔣經國被置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一個戲劇性的一幕被當時在側的賈亦斌寫在回憶錄中：在中秋節那天，宋美齡特意將蔣經國與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蔣體念手足之情，顧念大局，但結果卻是一場撕破臉皮的爭吵，蔣表示要“依法辦事”，孔則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牆！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佈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這場調停的結局是“氣得臉色煞白”的宋美齡給她遠在北平指揮的夫君蔣介石打電話，要他火速南下，處理這場後院起火。

蔣經國在10月9日見到的父親，已經成了一個被前線共軍淩厲攻勢和身後政敵纏鬥不休折磨得滿臉疲憊和怒容的六旬老翁，任何差池都會引起這位元總統大人的勃然大怒。兩名官二代的內鬥更使他怒火中燒，而宋美齡和孔令侃卻如獲救星，“夫人禦黑色旗袍，孔禦灰色西裝，神態怡然”地覲見自己的夫和自己的舅舅——這一幕實在是對蔣經國和他“打虎”運動的全面示威。

蔣經國的打虎日記的語氣也愈發變得狼狽和疲倦，處處都是失敗的味道，就在查封揚子公司的當天，“糧食已經發生問題了，這是一件一個月來所始終不能放心的事，煤恐怕亦會發生問題”。到10月4日，“自星期六起，市場已起波動，搶購之風益盛”。一項為減少政府赤字而提高煙酒稅收的方案被頒佈施行，為了安撫商人，允許其對煙酒調整零售價。上海本來自蔣經國來後，實行強硬的限價令，將所有價格限制在8月19日之前，但這一方案卻被當成是突破限價令的標誌。人們紛紛開始搶購所有可以搶購的東西，但商人卻叫苦不迭，因為蔣經國強硬的限價令從來沒有超出過上海以外的範圍，所以上海成了漲價汪洋中唯一一座限價孤島。到11月1日，蔣經國終於全面潰敗，到這一天，從糧食、棉花、藥品一直到棺材，全部從市場上消失，行政院在11月1日取消限價，徹底放飛了物價，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孔令侃最終的處理決定是什麼都不重要了，人們只關心今天能不能買到明天的糧食。至於引發這一切的陶啟明和他的上司徐百齊，早已被扔進了遺忘的垃圾堆，“徐很老很可憐”，看守的人對採訪的記者說。杜維屏在交了一筆保釋金後被放了出來，孔令侃則在繳納了罰款後遠赴香港——老虎仍在肆意彷徨，但打虎的武松卻不得不退場了。11月6日，蔣經國辭去督導員職務，在這天日記中，這位“武松”寫道：

“望黃浦江上的晚景，覺得格外淒慘。”

這天，上海的物價狂漲四倍。

也是“武松”？

一位全副京戲裡武生裝扮的彪形大漢，雙目圓睜，挽著袖子，亮著汗毛和肌肉的臂膀，分明是“武松打虎”的架勢，但手底按住痛打的，卻是一隻小貓，真正的老虎卻在背後看著這裝腔作勢的一幕哈哈大笑。1948年10月，漫畫家米穀在漫畫《也是“武松”》中以如此方式揶揄蔣經國虎頭蛇尾的“打虎”運動。

但“武松”所面對的絕非是一隻“小貓”，而是真正吃人的老虎，長久以來盤踞江浙的財閥力量，當地幫會的頭目，以及他們在國民政府中盤根錯節的關係。要想挑戰這種力量，唯有能夠完全脫離開這些關係網之外，並且握有強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對蔣經國來說，他無法掙脫開這種關係，尤其是親族的關係。但在民眾看來，如果他打不死老虎，他就不再是“武松”，甚至連一個悲劇英雄也不是。蔣經國“打虎”節節失敗的同時，國民黨在北方的防線也迅速崩潰，9月25日，濟南失守；10月20日，長春被攻陷，東北全線盡失；到11月9日，上海已經四處流傳著徐蚌會戰即將失敗的傳言。1949年，這座充滿了“老虎”的城市終於落入中共之手。

（ 李夏恩/文）


七海文化園區動工 馬憶蔣經國最後決策

風傳媒 仇佩芬 2014年08月28日 11:18

前總統蔣經國生前官邸七海寓所修復峻工，28日上午舉行峻工及「七海文化園區」動工典禮。馬英九總統在典禮致辭時回憶，在蔣經國過世前2個月，他曾親赴寓所臥室與蔣經國討論國大代表是否應設「大陸地區代表」；當時蔣經國指示，國大代表選出便代表中華民國，毋須特別設置大陸代表。馬英九說，蔣經國的指示使得之後國會改革阻力大為減少。

由台北市政府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會會共同舉行「七海文化園區」動土典禮，除邀請馬英九及副總統吳敦義外，前副總統連戰、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前監察院長錢復，以及蔣家後人蔣友梅、蔣孝嚴、蔣方智怡等人均應邀出席。

馬英九在開工典禮上致辭時表示，在看到依原貌修復的故居之後，心中十分感慨，因為蔣經國執政時期是台灣現代化及民主化的關鍵，蔣經國開展10大建設、推動民主改革，並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對台灣後來的發展影響甚鉅。

馬英九回憶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時，工作一向在總統府進行，直到1987年11月底，他才第1次奉指示至七海寓所，在寓所臥室見到躺在病榻的蔣經國。馬英九說，蔣經國問起他的工作情況，他便將正在研議國民大會是否應設大陸地區代表的問題向蔣經國報告。

馬英九回憶，蔣經國當時要他確認，國民政府遷台時是否曾宣佈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蔣經國因而指示，國民大會不必設立代表來代表大陸，只要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產生的代表，就是代表中華民國。

馬英九說，蔣經國此話讓他感到大為振奮，雖然自己也認為設置大陸地區代表「不合理也不必要」，但得到長官的指示讓他大大鬆一口氣，未來推動國會改革阻力將大為減少；而2個月後，蔣經國便逝世。

七海寓所於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核定為古蹟，隨後由繼任市長郝龍斌著手進行寓所修復，以及七海文化園區規劃。修復工程已於今年7月峻工，文化園區建設隨即展開，預計於2019年完工並對外開放。


柯P稱讚蔣經國為政治典範 獨派反彈

風傳媒 顏振凱 2014年09月02日 18:00

在野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 2日中午在個人臉書貼文，指「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不過，日前才為計程車政見，和柯營政策總監張景森筆戰的獨派醫生楊斯棓，傍晚便在臉書批柯，質疑柯「竟然把恐怖統治稱之『操守、規範、典範』」，還嗆「柯文哲以為這次拄卵票很多，柯文哲以為含淚投票者會一個個那麼甘願嗎？」

柯文哲中午先貼文，指他日前参加一場基層座談的活動，一位民眾過來跟他握手加油，特別強調：「2010年，我支持郝龍斌。2012年，我投給馬英九。但是，這次我不會投給連勝文。」柯問他「為什麼？」這位民眾便回答：「兩位蔣總統對台灣的貢獻有多大，也不過父子兩代為官。難道他們（指連家）自認比蔣總統偉大嗎？民主政治不應該是家族政治，更不能是權貴世襲政治。」

柯文哲說，這段話讓他思考很久，也有很深的感觸。他深深覺得，台灣人民的社會参與和政治智慧，其實遠高於政治人物的想像，已經不是任何政黨可以動員或掌控。

柯文最後說，「對於過去的兩蔣時代，歷史和人民會有越來越清楚的評價。現在的年輕人也許不清楚，但是我一直認為，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值得所有執政者學習。」

不過，對柯的貼文，楊斯棓傍晚也在臉書質疑柯「台灣政治的典範」說法，「林義雄家死了三個人，就是死在這個『典範』的執政時期！」「郭雨新被做掉幾萬票，最高票落選，就是在這個『典範』的執政時期！」

楊文中還說，政論家孫慶餘曾有一篇文章名為《白色恐怖是蔣經國的遺產》，文中提及美國學者亞倫．懷丁當年訪問蔣經國，蔣曾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辦法。（我的）政工、特務、救國團被攻擊最兇，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不會有民主。」

楊強調，「柯文哲想增加勝率，不該奉蔣經國為宗師，這是死路。緬懷蔣經國的那一批人早就日薄西山，這些話是要說給誰聽？」「柯文哲想增加勝率，應該善用公民、網路力量，群策群力，擘畫未來城市。」

對楊這篇貼文，曾質疑柯文哲在學運期間去大甲媽祖遶境的1985發起人柳林瑋也按讚，還留言「聽說蔣經國那個時期，連家已經在當公務員了。應該也是謹守『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非常認真的理財才致富的吧。如果連家財產在蔣經國時期暴增那一定是有什麼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