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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孫中山去世後的接班問題（之一）

2013-4-15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402| 評論數: 0

編 者按抗戰時期，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在南京成立親日政權，造成抗日的重大危機。然而汪精衛到底是漢奸還是英雄，未有定論。本文作者張有朋為資深媒體人，特殊 因緣結識了軍統局的外勤工作人員李登科，常聽他們談論當年蔣介石的祕辛，震驚猶疑之餘，乃深入研究，寫成《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絕世祕密》一書，由INK印刻 出版。本版特予節錄，讓讀者一窺當年汪精衛與戴笠祕密接觸，以及他忍辱負重的過程。

在「軍」的領域上，孫中山認為非蔣介石不可。而在「政」的領域上，汪精衛顯然是孫中山以外最孚眾望人選。

同盟會成立後，汪精衛成為孫文得力助手，並在1907年陪伴孫文出走日本、赴東南亞宣揚革命理念。

同 盟會的組成，是整併了所有在日本的革命組織，以及其他各省留日同學所成立的一些較小團體；但這些革命志士大多是文人出身，同盟會總共進行了6次武裝起義全 都失敗，加上興中會時代的兩次起義，這8次的失敗犧牲了許多年輕熱血；梁啟超在他所創辦的《新民叢報》上乘機抨擊同盟會的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只會叫 別人往前送死，自己則躲在後面享受榮華富貴。同盟會內部開始浮現雜音，光復會出身的章炳麟和陶成章一向與孫文不合，利用機會寫了一篇〈孫文罪狀〉，攻擊孫 文私挪經費與專斷獨橫，並到處散發，導致同盟會一時之間出現分裂危機。

汪適時晉升執行者

汪精衛在許多革命志士產生懷疑的關鍵時刻，表態堅決擁護孫文的革命領導，並提出由他自己出面執行暗殺大清攝政王載灃；對孫文來說，汪精衛已經從他身邊的文膽、祕書、規畫者，提升到了流血革命的執行者角色。

刺 殺載灃的掩埋炸彈行動選在1910年3月31日半夜，地點是載灃北京所居王府的什剎海附近的銀錠橋上，汪精衛原來的想法是，等載灃經過橋上時將炸彈引爆、 完成任務，沒想到作業時不湊巧遭人發現被密報，汪因此被捕。汪精衛犧牲小我以成就革命志業並從容赴義的精神，引起當時中國人的普遍認同，也因此被視為民族 英雄，不但化解了同盟會瓦解的危機，更使革命事業快速向前推展；第二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汪精衛的刺載案，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從協和醫院移往鐵獅子山胡同行轅後病逝。

國民黨的領導制度是總理制，身為總理的孫中山並沒有交代總理繼任人選，汪精衛又是遺囑撰寫人，一般認為不符常情，當時的中國雖然由國民黨掌控中央，但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各省督軍擁兵自重一如古代諸侯割據，如果缺乏明確的領導人，統一情勢將更為艱難。

歷 史要回到1916年，袁世凱復辟雖然失敗，但中國各地勢力並未削平。1920年11月，孫中山在長期從事革命的廣東都督陳炯明協助下返回廣州，但陳炯明主 張的共和體制和孫中山不符、又不贊成出兵北伐，和孫中山愈行愈遠，反於1922年6月16日舉兵攻進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離開廣東，之後孫中山號召各路軍隊 討伐，但始終無法將陳炯明逐出廣東，直到1925年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出身的軍隊先後兩次東征，終於12月收復廣東全境。

民國成立後， 中 國事實上處於一個極端分裂的現實，孫中山在多次「以政領軍、討伐叛逆」的事件裡，都面臨軍隊不忠的現象，尤其是在1917年展開的「第三次革命」；直到在 俄國人支持下成立黃埔軍校、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後，才真正建立一支能夠貫徹命令的軍隊，而蔣介石在孫中山多次蒙難時，每次都能挺身出面護衛孫中山，並堅定執 行討伐命令。在「軍」的領域上，孫中山認為非蔣介石不可。而在「政」的領域上，汪精衛顯然是孫中山以外最孚眾望人選；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汪精衛以犀利的筆 鋒、動人的演講加上英俊的外貌，吸引廣泛人心支持、募集源源不斷的資金，為革命事業增添不可或缺的柴火，並在關鍵時刻化險為夷，若說革命事業有一半是汪撐 起來的亦不為過，且汪對孫中山始終追隨左右、忠心耿耿。

蔣適合領軍政階段

然而汪精衛雖然優秀，不沾名利、品德高尚，個人操守更甚孫中山，但這樣的性格在當時中國混亂的政經情勢裡反而並非優點，中國人說水清無魚，汪精衛正是政壇裡少見的一盆清水，容不得一絲絲雜黑混濁的汙水入內，因此無法和環境結合。

另外從孫中山所著「建國大綱」來看，三民主義的實行是先軍政、次訓政、後憲政；孫中山逝世當時，蔣介石還在進行第一次東征，北伐更還沒開始，中國還處在孫中山所定義的軍政階段，這個時期所需要的領導人，是要能有效控制軍隊的人物。

有史學家認為，孫中山應該是屬意由蔣介石繼任接班人選，在汪精衛面前沒有宣布，等於是表達了他內心的想法；或許孫中山不宣布接班人選有其兩難，也或許希望交由民主制度自然產生新的總理人選，但無論真正意思為何，這對日後汪精衛與蔣介石的爭權，的確造成間接影響。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和蔣介石的政治恩怨（之二）

2013-4-16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911| 評論數: 0

表面上汪精衛雖另立中央政府，而這也不是蔣、汪之間爭權的新模式，只不過汪是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才有這樣一個政府，蔣介石氣憤歸氣憤，但對他並無壞處，甚至還有好處。

汪精衛追隨孫中山的時間要比蔣介石早了3年，當汪精衛已經大大揚名、成為孫中山信徒的時候，蔣介石才剛進入革命領域。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時，蔣介石前往永豐艦護衛孫中山，這是他追隨孫中山最大的轉捩點，獲得孫中山高度信任與賞識。

孫中山逝世前，蔣介石就已經擔任東征總司令，因為率領第一支屬於國民政府的軍隊，並在1925年12月擊潰陳炯明、收復廣東省之後，個人聲勢大漲。在這之前，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處於黨內合作的狀態，當然那時蔣在國民黨內的輩分與資歷都還不及汪精衛。

競合式的政治競爭

蔣介石和汪精衛第一次衝突是因為1926年3月18日的「中山艦事件」。

容共政策是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定，但蔣介石在1923年請纓率團訪問蘇俄時，就已經看透蘇俄真正的企圖，對共產黨徹底失望。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展開左、右派之爭，汪精衛因支持總理容共政策而成為左派，而蔣介石則成為右派領導人物。

汪精衛對中山艦事件是很生氣的，他認為蔣介石採取這麼大動作明顯是越權行為，但國民黨右派元老紛紛替蔣介石講話，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後來出面道歉，蘇俄顧問季山嘉反而認為汪精衛的領導有瑕疵。汪精衛和他的夫人陳璧君在無奈之下離開政壇，前往法國。

蔣 介石與汪精衛的第二次衝突是武力分共事件。中山艦事件之後，國民黨內變成蔣介石一人獨大，蔣雖然領導北伐，但連黨內右派都認為他的作風獨裁專斷，又紛紛發 電報請求汪精衛回國。汪從法國返回後繼續左派作風，共產黨又在農村與基層搞鬥爭，右派人士擔心國民黨被共產黨整垮，反而又回頭聯合蔣介石；1927年4月 12日，由蔣指揮發動清黨，大規模逮捕共產黨員，包括共產黨創黨元老李大釗在內的300多人被處死。

蔣介石的武力分共，汪精衛除痛批外，並開除蔣介石的黨籍，更嚴令捉拿蔣介石。但蔣等右派在南京自立門戶，以有別於武漢中央政府，國民黨因此造成寧漢分裂。

中 原大戰是蔣、汪之爭最激烈的對抗。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處在一個無時無刻不在拉黨結派、爭權奪利的狀態。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分分合合，到1929年 底，各省派系軍隊大多和汪精衛聯合，反對蔣介石獨裁，於1930年4月和蔣系部隊爆發中原大戰，這是民國以來中國最大的內戰；緊要關頭時，張學良的東北部 隊從中立倒向蔣介石，使汪精衛等聯合陣容大敗，汪精衛於1931年元旦宣布下野。

寧粵戰爭是蔣、汪之間第二次嚴重對抗。蔣介石的獨裁個 性 不改，國民黨內部再起反彈，監察院發起對蔣的彈劾，兩廣將領也再度起身反抗蔣，汪精衛又被請回主持大局，發動護黨救國運動。1931年9月初，廣州政府軍 隊北上討蔣，爆發寧粵戰爭。沒想到日軍卻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使國民黨的內爭自動停息，變成一致對外。

九一八事變後，蔣、汪之爭變成攜手合作，汪主政、蔣主軍；汪對外交涉，蔣安內作戰。兩人共同謀國直到1938年12月，汪精衛出走重慶走上和談救國之路，和蔣介石的抗戰領袖分道揚鑣，為他的和平救國理想而自行努力。

汪 精衛出走重慶，形成蔣、汪弔詭關係。1939年3月蔣介石指示戴笠刺殺汪精衛，是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爭鬥達到了顛峰。1940年3月20日汪精衛南京國 民政府成立後，蔣、汪之間的恩怨成為一種新的弔詭關係。表面上汪精衛雖另立中央政府，而這也不是蔣、汪之間爭權的新模式，只不過汪是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 才有這樣一個政府，蔣介石氣憤歸氣憤，但對他並無壞處，甚至還有好處。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中國藉著盟軍的支持與優勢出現曙光，但也相對 擔 心被盟軍犧牲中國利益，更擔心共產黨被蘇俄培植坐大，蔣介石在預見日本即將戰敗的時刻，反而更想和日本簽定中日單獨合約；歷史上著名的密件《佐藤工作》就 是在1945年3月由蔣介石指示戴笠、讓南京政府考試院副院長繆斌對日進行和談，但最後因為時機已過加上文件曝光等因素，繆斌從功臣被打為漢奸，並迅速審 判槍決。

反動式的政敵鬥爭

繆斌案提供了一個假設的省思，如果汪精衛還在世時，透過 汪 精衛對日提出中日單獨談和，日本人應該會立即反應，不致像對繆斌那樣處處存疑的，繆斌的中日和談條件對中國利益無損，對國民黨壓制共產黨有利，對日本也有 利；日本最終仍會戰敗，而一旦和談成為事實，東北的情況可能完全改變，國共之爭的演變也可能大幅扭轉，或許就沒有今日的兩岸分裂了，當然最後當家的極可能 仍舊是國民黨。

蔣介石間接利用汪精衛南京政府對英美造成壓力，但沒有直接利用汪精衛和日本和談。對國民黨來說，或許這是兩人恩怨中最可惜的一點。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戴笠和汪精衛的祕密接觸（之三）

2013-4-17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954| 評論數: 0

汪先生也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總理的信徒，他是為了救中國，所以脫離國民黨、跑到越南去，這是和局長講好的，那是要取信日本人，讓日本人以為他和委員長是真正不合。

在 所有研究汪精衛歷史的相關文件、資料以及史學研究或著作等，從來都沒有揭露過戴笠和汪精衛之間的祕密接觸與約定，這表示這段祕史在當年相關當事人的保護或 恐懼被報復下，一直都隱藏得很好。而這段密史之所以能夠曝光，主要是兩位關鍵人物，一位直接關係人──前軍統局少將處長王新衡，一位間接人物──軍統老兵 「老蔣」李登科。

犧牲自己做日間諜

老蔣在擔任蔣介石的外侍時，就已經和蔣經國非常熟悉，經常叫老蔣幫忙跑腿送信，當時蔣經國官邸在長安東路一段18號，而蔣經國的部屬兼好友王新衡則住在現在的林森北路67巷。

王新衡曾和蔣經國同時留學俄國中山大學，蔣經國在俄國當了12年的人質，歷經俄國底層最困苦的生活，還差點死在俄國，這一段經歷使他和王新衡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

王新衡於1930年返回上海，因為他對蘇俄的瞭解、對共產黨的洞悉，獲得蔣介石欣賞而進入國民黨軍政系統工作，他以一個讀書人的背景、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在軍中升到少將。

1952年初的一天，老蔣去王新衡家替經國先生送信，蔣經國那時是總統府資料室主任，王新衡擔任立法委員，只不過不常去立法院，老蔣沒事時也會順道拜訪這位老長官聊聊天。

王新衡問老蔣：「最近有上山（前往蔣介石在陽明山的官邸）嗎？」

「最近沒去，前一陣子夫人去美國了。」老蔣回答。

「夫人又什麼事去美國？」王問。

「喔， 這是老先生（蔣介石）感冒了，後來打針的時候順手摸了護士屁股一把，剛好被夫人進門看到，夫人就很生氣啊，和老先生大吵一架，夫人愈吵愈生氣，乾脆就回美 國了。老先生就趕緊派祕書長（張群）去美國把夫人追回來，好笑得很，老先生自己還說了一句：『只不過是摸了一下，我又沒有吃她！』」老蔣生動的描述蔣介石 的事。

「大驚小怪，如果是汪精衛的話就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王新衡說完這句話後頓了一下又有感而發的說：「汪先生是我們中國一位大英雄。」

「汪精衛不是漢奸嗎？」老蔣很詫異，不但是因為王新衡說的內容，而且在當時那個年代，汪精衛話題是一項非常敏感的禁忌，沒有人敢公開談論汪精衛的事。

「小孩子不懂不要亂說話，汪先生一直是為我們中華民族在做事，他是為了救中國，如果沒有他犧牲自己和日本這樣打交道的話，我們中國恐怕要被日本人給滅掉了。」

「究竟怎麼回事啊，怎麼我們中國差一點要給日本人滅掉？」老蔣自己也是軍統局情報員出身，當時就覺得汪精衛的事情恐怕是一件大事。

王新衡本來是不太願意說的，老蔣窮追不捨。王新衡開始敘述說：「汪先生是和戴局長合作，要把日本人滅掉。汪先生他一個人沒有這個力量，所以和戴局長聯合，要把日本人滅掉，不早一點滅掉日本人的話，我們中國人就要吃大虧了。」

「戴局長對汪先生說：『為了救中國，我希望你能犧牲你自己，你如果不肯犧牲自己，中國就沒有勝利的可能。』戴局長一直在說服汪先生，起先汪先生還在猶豫沒有同意，談了好幾次，汪先生才表示願意犧牲自己。」

「汪精衛不是刺殺過清朝的載灃嗎？不簡單哪，他是真正的英雄人物。」

「對啊，你看他連自己的命都不在乎了，他也是為了救中國人，所以最後答應戴局長，願意犧牲自己、和局長合作。」

王 新衡繼續提到：「汪先生也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總理的信徒，他是為了救中國，所以脫離國民黨、跑到越南去，這是和局長講好的，那是要取信日本人，讓日本人以 為他和委員長是真正不合。汪先生後來提供很多日本方面的情報，像長沙大捷就是汪先生給的情報正確，讓我們占了有利先機。後來日軍幾次戰役失利，川島芳子對 汪精衛產生強烈懷疑，經過暗中調查，認定汪精衛是間諜、洩漏日軍情報給重慶政府。」

與蔣不和難遭懷疑

王 新衡對老蔣說，戴局長第一次和汪精衛談這件合作的事情，是在汪精衛重慶的住所，大約在汪赴河內的半年前左右，第一次汪沒答應，後來汪終於點頭，表示願意犧 牲自己來救中國，但究竟談了多少次，戴笠並沒有明確告訴王新衡，顯然，汪精衛在忍辱負重、背負漢奸罪名上，心裡也是極度掙扎的。

戴笠為 何 要挑選汪精衛進行情報工作？王新衡的講法是，和日本人談和的工作有助於情報的吸收，而汪精衛是最適合人選，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政策是以和平談判代替抵抗， 汪精衛又和委員長不合，日本人更不會懷疑他，跟日本人和談甚至合作從而獲取有利情報，就能增加抵抗日本人的成功機會。而戴笠每次出去都會化妝易容，且從不 帶侍衛，沒有人知道局長什麼時候會出去、見什麼人，連王新衡也不知道戴笠什麼時候會找他、談什麼事。

王新衡會和老蔣聊這些機密大事，一方面無意中因感嘆而起，對老蔣這個年輕人也有好感，再加上他心中其實一直也對蔣介石的某些方面是不滿意的，只是不敢表露而已。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刺殺汪案官方版本（之四）

2013-4-18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00| 評論數: 0

特務登樓，即向該朝南房間衝去，發現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褲的人急起，準備開燈，特務從形影上認為是汪精衛本人，槍彈速射數十發，即下樓奪門而逃。

有關河內暗殺汪精衛事件的確是蔣介石直接下令戴笠進行，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恩怨太深，戴笠不敢把和汪精衛的合作向蔣介石報告。在蔣介石下令後，戴笠自然要取信蔣介石，因此挑選得力助手和精練幹員共18人，先後分多梯次經香港赴河內進行刺殺汪精衛行動。

當時王新衡是任職香港區區長，在這之前王新衡還曾任軍統局上海區區長、西北區區長，是戴笠最信任的部屬之一；刺汪行動成員在赴越南河內前，

戴笠特別和王新衡充分討論過人選的適當性，在聽過王新衡分析與建議後才將成員名單拍板定案。

四種行動可能

戴 笠是在更早之前將汪精衛的事情告訴了王新衡，在香港還是在重慶講的這件事，王新衡並沒有說，但是在汪精衛於1938年12月18日離開重慶前，戴笠是知道 的，因為戴笠告訴王新衡：「要走了，到河內之後，你們要暗殺他。」這句話有著很深的含意，戴笠曾對王新衡說過，委員長不知道這事，但暗殺汪精衛是委員長下 令，而戴笠在汪精衛離開重慶前就知道要在河內暗殺汪精衛，因此具體分析起來有四種可能情況：

一、蔣介石並不知道戴笠和汪精衛的合作，但絕對知道汪精衛要離開重慶從事對日和談工作，並和戴笠討論過，如果汪精衛超過權限、擅做主張，或做了賣國賊，就要暗殺他。

二、戴笠騙了王新衡，蔣介石從頭到尾都知道整個計畫，河內暗殺只是一場大戲，既演給日本人看，又讓汪精衛變成漢奸，遭世人唾罵。

三、蔣介石知道戴笠和汪精衛的合作計畫，但並不知道汪精衛要另外成立中央政府，成立南京政府是戴笠和汪精衛布的局。

四、蔣介石知道戴笠和汪精衛的合作計畫，但連戴笠都不知道汪精衛要成立南京政府。

最終，戴笠並沒有對河內刺汪行動成員透露內情，只給了一項重要指示：「嚇唬嚇唬他（汪精衛）就好，不能打死人。」戴笠的表面講法是，要用嚇唬警告的方式把汪精衛拉回國民黨。

這當然是白話一場，因為汪精衛連死都不怕。

戴笠在軍統局的地位與權威猶如天皇，就如同清朝名將年羹堯一樣，他的部將只知有年大將軍而不知有雍正皇帝。戴局長講的話所有人一定遵行，絲毫不敢怠慢，而且不敢問原因。

王新衡對戴笠是非常尊敬的，即使在戴笠死後，王新衡只要提到戴笠，言必稱「局長」或「戴局長」，從來沒有直呼「戴笠」或「戴雨農」。

蔣為根除後患

在越南河內暗殺汪精衛的經過，各類記載所描述的細節都非常清楚，僅以其中一段為例──

「1939年2月，蔣介石派出和汪有淵源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谷正鼎，兩次赴河內勸汪回重慶供職，遭到汪的拒絕。為了根除後患，蔣介石派戴笠手下的得力幹將陳恭澍到河內執行刺殺汪的任務。

汪住在河內高朗街27號。這是一座3層樓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園。汪精衛夫婦和曾仲鳴夫婦分別住在3樓的兩間臥室裡。2樓為會客廳及其他隨從人員臥室，一樓為汽車房及服務人員、衛士住所。陳恭澍為了狙擊汪精衛，在汪的住宅對面租了一幢房子窺察了一個多月才決定動手。

3 月21日，軍統特務爬牆入汪寓。特務偵得3樓朝南的一間房間，幾個晚上電燈通夜未熄，斷定此房必為汪之臥室無疑。特務登樓，即向該朝南房間衝去，發現正有 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褲的人急起，準備開燈，特務從形影上認為是汪精衛本人，槍彈速射數十發，即下樓奪門而逃。其實，這朝南大間睡的是曾仲鳴夫婦。

曾 仲鳴隨汪精衛到河內後，其妻方君璧從香港趕來會晤。汪精衛以為曾、方夫婦久未團聚，一定要把自己住的房間讓給他們同住，結果曾仲鳴做了替死鬼，方君璧腿部 受傷。當夜，汪精衛住在隔壁房間，原由一會武術的山東大漢趙國慶替他在房門口看守。趙聞聲立即避入汪室，連房門也來不及下鎖，趙躺在樓板上，頭靠著床，以 雙足抵房門。汪精衛倖免遇刺。」

大多與史不符

類似這樣描述河內刺殺汪精衛情節的版 本 有很多種，但是大多和真正歷史不符，台灣官方記載版本完全失真，連陳恭澍本人所出版的回憶錄也沒有說實話，主要還是因為蔣介石的關係；而到台灣後期蔣經國 主政時代，由於蔣經國從不對汪案表態，沒有人知道蔣經國的想法，自然也不敢吐露汪案案情，不論是陳恭澍回憶錄或是台灣官方記載，仍舊維持原來的失真版本。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河內刺汪案真相（之五）

2013-4-19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2| 評論數: 0

「只要嚇唬嚇唬他就好，不能打死人。」王魯翹受命為主要殺手卻把汪的祕書打死了，對汪精衛來說，那是真的悲痛，不過從以後汪繼續和戴笠的接觸來看，汪精衛顯然並沒有因此遷怒戴笠。

陳 恭澍回憶錄中對刺汪經過回憶為：「魯翹飛步來到2樓，樓梯口的電燈還是亮著的，卻不見一個人影，間間房門也都緊緊關著。魯翹到了3樓，手扶欄杆往樓下一 瞄，鑒聲已經站在2樓的樓梯口，魯翹問道：『看見那個人沒有？』鑒聲搖了搖手。於是魯翹已無後顧之憂，這才放心大膽的奔向右首，靠近前端的那間主房。

這是我們預先偵察好了的，而且還叫唐英傑潛伏在房上複勘過兩次，所以在我們的心目中，確定這就是汪精衛的臥室，他每天起居就在這一間。

魯 翹推門，推不動，再扭動門上的把手，也扭不開，可以肯定這扇門是在裡面拴上了，同時也證明了房內一定有人。魯翹退後兩步，借著那股衝勁一腳踹去，還是踢不 開。他情急智生，轉身到樓梯口，打手勢給餘鑒聲快把斧頭傳上來，鑒聲會意，正預備縱身跳下去的時候，唐英傑飛一般的已把斧頭帶上了3樓。

鑒 聲招呼英傑下來代替他的警戒位置，自己也到了3樓。魯翹、鑒聲二人合力劈掉了這房門中間的一塊木板，探手摸著裡面的門球轉動了好幾次，還是沒有辦法把門弄 開，這才確定門是鎖上的。此刻，門板上已露出一個一尺見方的大窟窿，魯翹蹲下身子，歪著頭朝裡一看，在燈光照射下，只見床鋪底下趴著一個人，而且是個大男 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完全看不見，腰背雙腿則全部暴露在外面，想必是聞聲知警，一時不知所措的一種躲避行為。依據看得見的體形為斷，以及先入為主的意 識作用，這不是汪精衛還有誰？

魯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立刻作出了判定──趴在床底下的那個人，就是汪精衛。魯翹毫不遲疑，舉槍便射，他一連開了3槍，因為距離太逼近了，眼見粒粒子彈都射入床下人的腰背。其唯一使魯翹同志引為遺憾的，就是打不開門，而沒有辦法把那個人拖出來看個究竟。」

刺殺案後持續接觸

陳恭澍對於刺汪一案的行動過程交代得非常清楚，但並沒有提到戴笠所下的指令：「嚇唬嚇唬他就好，不能打死人。」這個指令是河內刺汪案的最重要關鍵，也是所有當事人在歷史上是否吐露實情的指標。

這 起暗殺雖然是委員長下令發動，但是行動成員全由局長戴笠親自挑選，中間還經過和王新衡的充分「討論」，戴笠的指示非常清楚：「只要嚇唬嚇唬他就好，不能打 死人。」王魯翹受命為主要殺手卻把汪的祕書打死了，對汪精衛來說，那是真的悲痛，曾仲鳴曾經同時和汪精衛留學法國，並和汪有遠親關係，稱汪為「四哥」，汪 則呼曾為「十一弟」；曾仲鳴本身的文學素養極佳，為汪精衛處理身邊大大小小各種事務，可說是汪的得力助手，對汪更是忠心耿耿，但這個變故完全出乎汪精衛的 預料，不過從以後汪繼續和戴笠的接觸來看，汪精衛顯然並沒有因此遷怒戴笠。

河內任務結束，王魯翹回到重慶後當面向戴笠報告說：「報告局長，我把汪精衛祕書打死了。」戴笠雖然早知道，但一聽之下還是勃然大怒，只吼了一句：「關起來！」現場沒一個人敢應聲、更不敢替王魯翹求情，只有立刻將王魯翹軟禁在軍統局重慶總部的一個房間。

戴笠為何悄赴河內

在陳恭澍回憶錄對於河內刺汪案的描述，還有兩段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段內容是：在河內刺汪成員還沒摸清汪精衛住處時，戴笠就已經知道汪先生住在哪兒了。這個情報究竟是從何處而來？可能的情況是──

一、戴笠直接和汪精衛聯繫，或和汪的代理人聯繫。

二、戴笠在河內另外安排了眼線。

三、汪在河內的住宅根本就是戴笠事先安排的。

但 問題是，戴笠為什麼不將這項情報直接告知刺汪小組？不管是上面哪一項，在戴笠知道汪精衛住處而軍統情報人員仍不知道的情況下，按照戴笠平常的習慣，一定會 對陳恭澍等人員大為不滿，而實際情形是，戴笠在當時以及任務結束回重慶後都沒有提起這事；因此以上的3種假設，可能部分甚或全部都是真實情況。

第 二段的內容是：戴笠曾於返回重慶後，悄悄再赴河內辦理極機密工作。戴笠的作風是，他什麼時候出門、要去哪，從來不會有人知道，他經常化妝出門、不帶隨從， 做什麼事雖沒人知，但一定是和機密任務有關；戴笠悄悄再赴河內究竟做了什麼事？是否和汪精衛見過面、討論未來發展情況或互通某些情報？

戴 笠對於軍統的領導是讓很多軍統人員又敬又怕的。對於編制外情報人員的吸收，戴笠經常運用的是激將法，以愛國情操、民族大義動之以情；但對於編制內的部屬， 經常會施加很大的壓力，有時因為一個任務始終無法達成或是工作進度落後，戴笠也經常會忍不住暴跳如雷、破口大罵，軍統人員對戴笠的脾氣非常清楚，但河內刺 殺汪精衛以及後續刺殺任務都告失敗，卻沒有任何人遭到懲處或被戴笠破口大罵，除了王魯翹，這顯然也不符合戴笠作風。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史料對汪「和平救國」（之六）

2013-4-20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5| 評論數: 0

汪精衛由主戰改為和談為主，主要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汪精衛都認為對日和談策略才是對的方向。

曾仲鳴的死令汪精衛悲憤異常，於是在3月27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舉一個例〉文章，透露部分重要內幕，顯示和日本談和是他與蔣介石的共識，是經過最高機關開會討論通過的決議，汪精衛更希望「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

汪 精衛所透露的國防最高會議第54次常務委員會議，是在1937年12月6日做成和談決議，做成這決議的重要原因是11月上海的淪陷，淞滬會戰只打了3個月 就結束，國軍根本擋不住日本軍隊，軍力嚴重耗損，土地仍舊不保，歐美列強又袖手旁觀。而首都南京更在決議後一周之內快速淪陷，汪精衛對於南京大屠殺有著很 深的悲痛，這更加深了他的主和之路，即使日本對於談和條件始終反反覆覆。

蔣也主張對日和談

事 實上蔣介石也是主張對日和談的，秦孝儀所主編的《先總統蔣公圖像墨跡集珍》中提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包括北平、上海、南京許多大學生紛紛赴南京請願， 情緒激昂的要求抗日救國，蔣公接見這些學生代表時說『關於抗日的事情，假如本人要想全國國民擁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我對日宣戰，全國國民一定是稱讚 我，把我抬得很高，但我為什麼不這樣做，反給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我是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斷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存危殆，我現在要為國家前途打 算，要為民族前途著想，不能為個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或者他的滅亡不過幾十年或幾百年，還是可以復興的話；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方法可使中國不亡，使中國不 致受這幾十年或幾百年亡國之苦，我們為什麼不採用呢？為什麼反願意嘗這幾十年或幾百年的痛苦呢？』」

這聽起來反而更像汪精衛說的話，但在1931年的時候，汪精衛是主戰的。

1932 年淞滬戰爭後，汪精衛由主戰改為和談為主，主要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汪精衛都認為對日和談策略才是對的方向。中日兩國軍力不但在數量上相差懸殊，而且在素 質方面落差也很大，日本軍隊完全是現代化制式訓練，裝備精良、規格統一；中國軍隊是由中央軍與各省地方軍隊組成，人員訓練不一，地方軍隊中有許多更被戲稱 為雜牌軍，武器裝備是集各國之大成，槍枝彈藥不能互通，戰力自然大打折扣，服裝襤褸不堪，醫藥等後勤物資也不夠。這種戰力比較的思考邏輯是：中國對日作戰 能維持多久？

另外在日本本身方面，對於侵華戰爭也有兩派，《李宗仁回憶錄》中就提到：「日本人對侵華、反蘇兩項抉擇實持有不同意見，縱 使 是少壯派軍人之間意見也相去甚遠。南進（指的是侵華）、北進（侵蘇）兩派頗為格格不入，陸軍和海軍也時相水火。當時訪粵的少壯軍人中，和知鷹二中佐便是不 贊同侵華而立主反蘇的重要分子。……他認為日本侵華是最大的錯誤，蘇聯才是日本真正的敵人，日本應聯華反蘇，不應把中國趕入蘇聯的懷抱。」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雖然對日宣戰，但並沒有放棄和談之路，只是他並不方便出面負責，在《胡適日記》中對這部分有很重要的記載。

須有政治家擔大任

胡適在1937年7月30日的日記中提到：「到高宗武家吃飯，在座的有蕭同茲、程滄波、裴復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件事：1.外交路線不能斷，應由高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2.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

《胡適日記》裡說「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雖然沒有指明是誰，但從之後發展來看，胡適和高宗武都非常清楚：汪精衛就是最適合、也是唯一的人選。

1937 年7月31日的《胡適日記》中又提到：「蔣先生約吃飯，在座者有梅、伯苓、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談話。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6個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說話，只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他（指蔣介石）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 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是一件miracle，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1937年8月6日的《胡適日記》：「同近衛內閣進行談判是可能的，而且不應錯過機會。」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蔣 介石後來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以尋求美國對中國的支持，胡適在1937年9月8日離開中國赴美前夕的日記中寫道：「10點到鐵道部官舍見汪精衛先生，他正 在開國防會議，囑我小待，待至11點半他才散會。談次，我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12點到高宗武家，只我們2人同飯，久談。我也勸他不要太性急，不 要太悲觀。」

從《胡適日記》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的對日態度還是維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而胡適和高宗武等人對汪精衛的政治人格，顯然是高度信任的。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承擔黑鍋的大哉之勇（之七）

2013-4-21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04| 評論數: 0

對照戴笠與汪精衛祕密接觸以及其他相關文件比對，「汪之出走，原意為緩兵之計，並照顧淪陷區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祕密。」並非臆測，而是事實。

侵 華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在七七事變時擔任日軍派駐北平的武官副官，戰後在《今井武夫回憶錄》中提到：「7月廬山會議中，周佛海、胡適、陶希聖、梅思平 等向蔣介石建議採取不擴大的方針。首先由張季鸞打頭陣，接著由左舜生和李璜跟上。在這期間，胡適和張君勱也曾幾次會見蔣介石，提出對中日和平的意見。」

中日有可講和的點

在 《高陶事件始末》裡也提到：「其實日本天皇也主張不擴大。他在《昭和天皇回憶錄》裡寫道：不久，這個事件（指盧溝橋事件）波及上海。近衛主張不擴大方針， 我則認為既然波及上海，要防止其擴大是很困難的。……我主張對中國予以威脅同時提出和平論，參謀本部贊成我的意見，但陸軍省卻反對。反對的可能是陸軍省軍 務局。因而又失去了妥協的機會。」

在南京臨時政府擔任過宣傳部長以及汪精衛祕書的胡蘭成，於1972年10月應台灣文化大學邀請，赴台 開 班授課，但拖了兩年才辦好入台手續，1974年中，胡蘭成登台講學，一直到1976年11月離開台灣，在台待了兩年多；胡蘭成這樣的身分要進入台灣是非常 敏感的，當然要經過蔣介石的同意，意思是蔣介石不但知道而且准許；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後由蔣經國接班主政，由於蔣經國痛恨日本人，胡蘭成因為和 日本關係太好而被蔣經國封殺返台，但胡蘭成並沒有因為和汪精衛的關係而被封殺。

胡蘭成在台灣時，於1975年9月7日寫給秦孝儀（蔣介石祕書）的信函中提到：「去年來此之前，曾奉書於　先生，即已料到在台灣之文化人將以僕與汪氏之舊事為言，今當然不作辯解。

惟 因　先生是關係民國史學之人，於茲敢舉一史實奉告：金榮華（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告僕，彼在墨西哥時聞朱庸壽言（戰時外交部護照課長），汪之出走，　蔣公是 知道的。朱云：那天忽然汪副總裁派人來要出國護照，朱不敢作主，請示外長王寵惠，王外長即以電話向　蔣公請示，是　蔣公說可以發給的，否則不可能出國。

汪 之出走，原意為緩兵之計，並照顧淪陷區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祕密。但其後汪氏主張當真與日本講和，這才是與　蔣公相違了。戰後第六年日本恢復獨立後，《每日 新聞》曾又全文重載汪氏對記者的談話：「我們與日本講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國會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國的；乃是怕戰爭延長下去，中國會亡於共產黨。 而於日本，戰爭延長下去亦將招來其在國際地位上的大禍，故中日兩國有可講和的利害交點。」

汪出走和蔣唱雙簧

汪 氏在河內遇刺倖免，其甥曾仲鳴死之。當時主持此一暗殺之陳恭澍後來被汪政府在上海之特工機關破獲，而被任用，但彼實際仍繼續與重慶方面聯絡，語人曰：「汪 先生在河內並非倖免，當時若為刺他，有幾個汪先生也刺殺了。」此亦是一證據。尚有汪氏歿後第15、6年，香港雜誌上初發表汪氏的遺書，其中隻字不提大亞洲 主義與親善合作的話，而純然是與敵謀和的敵意的語氣，僕當時讀之訝其不類，然細審之，又確是汪氏病篤中之作。今證以朱庸壽發給出國護照之言，與陳恭澍非刺 汪先生之語，乃彌為之慨然。僕初來台灣時謁岳軍先生，岳公曰：「汪先生他也是為國家。以汪先生這樣的人，他一定是有他的想法的。然此不足為外人道也，當俟 他日……後，其時國家修史，有良史識者或可稍存恕心乎。

對照戴笠與汪精衛祕密接觸，以及其他相關文件比對，「汪之出走，原意為緩兵之計，並照顧淪陷區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祕密。」並非臆測，而是事實。

胡 蘭成在他日文著作《寄日本人》文中寫道：「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以孫文為中心的革命黨在廣州起兵失敗，72人戰死。那就是所說的黃花崗起義。當時國內外孫文 指導的國民黨同志加起來共300人左右，失去72位同志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此時的汪兆銘才24歲，憑著胡漢民同志的話『革命有如做飯需要柴與鍋，比起柴更 需要有鍋的忍耐，若有容易的途徑，我願意化作柴而被燒盡。不管怎樣都希望你成為身負艱巨任務的鍋。』為了鼓舞士氣而趕赴北京，欲暗殺清王朝執政肅親王，但 以失敗而告終。此次暗殺震動了清王朝，促進了第二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由此看來便可知道戰時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有著怎樣的交合。」

意思就是汪精衛接納了胡漢民的建議，面對中國百姓生靈塗炭，汪精衛猶如面對當年犧牲的72位同志而感到不捨，在抗日戰爭中做了吃力不討好的「鍋」，而且這黑鍋一背就是幾十年，蔣介石則顯然扮演了可口的米飯；或者更具體的說，胡漢民根本就認為汪精衛具有承擔黑鍋的大哉之勇。

大師李敖曾不止一次的在公開場合說過：「按照馮玉祥的說法，汪精衛出走重慶是和蔣介石唱雙簧。汪精衛說：『說我出賣國家？我根本沒有國家可以賣，我只能出賣我自己。』」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汪南京國民政府的貢獻（之八）

2013-4-22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4| 評論數: 0

在大環境「談和即漢奸」局勢下、在抗戰民意要求下，沒有人敢出面負責和談，蔣介石善於試水溫、探風向，汪精衛做事只憑一股熱忱。

中 國對日抗戰，實際上要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正式宣戰、1937年8月淞滬會戰、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等，中國軍 隊都是屢戰屢敗，儘管中間出現幾次較大的勝利如台兒莊大捷、長沙大捷等，但到1944年二戰末期，盟軍在歐洲戰場上一路進逼柏林、勝利在望時，中國戰場上 中國軍隊還在節節敗退。

受到日本人尊敬

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是由汪精衛提出來的，日本人又是怎麼看待並對待的？

日 本人如何看待汪精衛其實要先分析日本人的性格。戰後美國為了管理日本，委託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對日本進行研究，之後發行成書籍《菊花與劍》。書中對於日本民族性格描繪分析令人深表同感。日本人相信，人有兩個靈魂，一個是溫和的， 一個是暴力的，這樣的信仰反映在民族性格上，就成為一個由兩種極端個性所融合的綜合體，「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理，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 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和中華民族的中庸性格完全不同。

日本人對中國人是極其蔑視的，但對於英雄人物卻又極為尊敬。汪精衛在三處地方是受到日本人尊敬的，一是汪在中國政壇上的領導地位，二是汪在革命事業上的貢獻成果，三是汪個人高尚的品格道德。

胡 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祕書的清水重參，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 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 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裡不說，心裡實在佩服。』」

和汪精衛一同努力中日和談的影佐禎昭，對汪精衛的人格就佩服不已，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這樣描述：「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麼呢？」

但 日本政府最初對於汪精衛主動提出另立中央政府的建議頗為驚訝，並曾一度猶豫不決，雖然汪是中國政壇上最具分量的領袖，蔣介石又曾派人暗殺汪精衛，但日本政 府對於汪精衛仍然無法完全信任，除了和談條件極為苛刻外，對於南京政府要求擁有所屬的50萬陸軍一項更是態度消極，使汪政權所擁有的只是一些雜牌軍。

日本進攻受延緩

不過整體而言，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另立中央，但對於整個抗日戰爭還是具有下列貢獻──

一、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每占領一個地方就會奸淫擄掠燒殺，但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日軍也予相對尊重，百姓的生活與經濟條件反而較為安定，對於人民生命財產保存以及戰後經濟復甦，相對較其他地區為佳。

二、日軍歸還華中地區與廣東省所有扣押的房屋、工廠以及商店。而南京國民政府在1940年以後所控制的區域主要為廣東、江蘇、浙江、安徽、淮海等省的大部分，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部分，以及南京、上海、漢口、廈門等市。

三、因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汪精衛有機會瞭解日軍最新政策消息與軍事情報，並且祕密傳遞給重慶國民政府，增加抗日作戰的成功機會。

四、由於汪精衛的對日和談，改變了日軍全力對中國作戰的策略，日軍進攻實質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延緩。

五、「清鄉工作」使南京國民政府管轄區域內治安愈來愈良好，江蘇常熟甚至出現幾十年來難得一見的太平生活，而清鄉也間接達到「防共」的功能，大幅降低共軍擴展能力，使重慶政府減少國共內鬥資源消耗，全力對日作戰。

六、英美等國不承認汪精衛政權，但相對的，汪精衛的對日和談也對英美造成壓力，對蔣介石的援助必須更為積極，以避免中國向日本靠攏。

七、南京國民政府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各國在中國的租界，包括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國租界，10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

對 日本人來說，要征服中國，已經晚了10年；而中國對日抗戰，又早了10年，因為中國根本還沒有準備好，這是汪精衛和蔣介石都非常清楚的事，只是在大環境 「談和即漢奸」局勢下、在抗戰民意要求下，沒有人敢出面負責和談，蔣介石善於試水溫、探風向，汪精衛做事只憑一股熱忱，自然吃力不討好的事就只能由汪來 做。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汪的個性與人格（之九）

2013-4-23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2| 評論數: 0

蔣介石勝利了，他變成中華民族的救星；毛澤東勝利了，他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偉大的領導；但汪精衛「失敗」了，只好被釘在漢奸的十字架上。

古希臘的一句諺語說：「性格決定命運」，不管環境如何、機會如何，一個人一生走的大方向其實和他自身的性格有著最深的關係。

蔣 介石可以談國土犧牲、談百姓犧牲，但汪精衛做不到，說他婦人之仁也好，或是具有悲天憫人之心也罷，他的政治性格不夠髒、不夠詭、不夠狠，不適於血腥殘暴式 的戰爭，或者具體的說，汪精衛更像是人道主義者，他關心人民的生存甚於國家的殘破、更甚於他自己的生命。這樣的政治性格適合於和平時期的民主式領導，在戰 亂時期就只能成為被計算的明顯目標。

為國謀事毫不計較

和汪精衛人道主義相反的案例 是：日本政府於1940年2月向議會提出一項「六年擴軍計畫」，在財政預算上每年經費為20億日圓，民政黨籍眾議院議員齋藤隆夫嚴厲質詢政府侵略中國的目 的，因為當時日本歲收絕大部分用於戰爭所需，日本國內民生凋蔽，人民生活困苦，但沒想到齋藤隆夫的質詢惹惱了陸軍大臣，竟威脅齋藤隆夫辭職。所謂的「日本 政府」，因為侵略中國而犧牲了日本人民生活，這究竟是為國家？還是為一群人的野心與私慾？這證明政府的作為不見得是對的。

許多史學家都認為汪精衛的個性優柔寡斷，個性反反覆覆，這是歷史給我們的感覺？還是對於失敗者的先射箭再畫靶？

汪 精衛生在一個混亂的年代，憑著自身滿腔熱血加上因緣際會，成為時代領導人物，早期他反抗的是腐敗的清廷、權謀的袁世凱；中期他反抗的是私利的軍閥、獨裁的 蔣介石；反抗獨裁專政、反抗不民主，從刺殺載灃到反抗袁世凱，他哪一次搖擺猶疑過？面對權勢名利，他可以瀟灑後拋、毫不計較；即使從國外返回，也是因為國 事動盪，被央請為國謀事，他哪一次曾經扭扭捏捏，或像袁世凱一般故作姿態？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日軍在當時國際輿論不佳 以 及優先經營東北等因素考量下，和中國簽訂《塘沽協定》，對中國來說是一項不平等條約，等於承認日軍在東北的主權。雖然蔣、汪都認為退一步可換取時間，國內 各界卻輿論大譁，但簽約的是軍事委員會代表，國民黨內又是由汪精衛和蔣介石共同領導，總要有人面對國人，於是汪精衛跳出來一肩承擔，讓蔣介石免除責任、無 後顧之憂，這樣的表現哪裡是優柔寡斷、個性反覆？如果是一名政客，怎敢在這時候跳出來？

同胞唾罵一肩承擔

汪 精衛人生後期要面對的是4億人民的生存與痛苦，內有政客、軍閥各擁私心，外有日本強敵張牙舞爪，自己手無兵權，又爭不到冷酷的列強給予援助，如果是個性反 覆，他大可像以往一樣遠離紛擾中心、避居法國。但因為他憂國憂民，不忍生靈塗炭，只能選擇一條適合他努力的道路，即使預見要面對同志同胞唾罵。

如果是個性優柔寡斷，如何肯大哉犧牲、忍辱負重？他要面對的選擇，比犧牲他自己的生命還要困難。如果汪精衛要賣國求榮，他大可發揮「高明的騙術」、對戴笠背信忘義，千方百計去進行真正奪取蔣介石政權的計畫。

蔣介石勝利了，他變成中華民族的救星；毛澤東勝利了，他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偉大的領導；但汪精衛「失敗」了，只好被釘在漢奸的十字架上。

正 如狄更斯在《雙城記》小說中的開頭：「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人類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滿 絕望的冬天。」小說裡的時代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深愛露西的青年卡登，因為不忍露西的丈夫被捕判處死刑，毅然代替露西的丈夫走上斷頭臺，這樣的愛何其令人感 動！

但感動是小說中的事，這種舉動在現實生活中，也許很多人卻會覺得傻的要命，然而這樣的自我犧牲其實正符合了胡適的名言：「生命的意義在於成人之美。」

胡適對於「生命的意義」還有進一步的詮釋：「生命的意義就是從生命的這一階段看生命的次一階段的發展。」

愛國情操反成漢奸

汪 精衛同樣生長在一個光明與黑暗的大時代，他的生命的意義絕對不在於只是走上斷頭台，他在他的人生中積極的創造了被利用的價值。除了貢獻自己的才華，追隨孫 中山革命以外，他廉潔的人格一再被政、軍各派拿來當作對抗蔣介石獨裁的招牌，他疼惜百姓生命以致被政客拿來當作捨身餵鷹的鴿子，他愛國的情操讓戴笠拿來當 作漢奸的犧牲者！他心甘情願為革命事業與中國人民做薪做鍋。


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汪精衛之死揭謎（之十）

2013-4-24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0| 評論數: 0

究竟在這個世上有多少人知道汪精衛犧牲自己、和平救國真相？比對歷史發展、保存文件、相關人等在回憶錄中的敘述，綜合推論，汪精衛和平救國確是有據可考。

汪精衛究竟如何死的？坊間一般出現4種不同的傳說──

一、蔣介石派軍統人員暗中毒殺汪精衛。

二、共產黨暗殺了汪精衛。

三、一名愛國的中醫師故意開錯藥給汪精衛。

四、日本人慢性殺害。

王 新衡在透露汪精衛救國真相時曾提到，日本間諜川島芳子曾經極度懷疑汪精衛，1943年底汪的健康開始惡化，到1944年3月汪同意赴日醫治，表面上雖然為 日本醫學專家黑川、齋藤等會診後建議汪赴日本接受治療，但王新衡的說法是，根據軍統局所掌握的情報，真正在幕後推動讓汪精衛前往日本的人物，其實就是川島 芳子。

臨終遺言問心無愧

在日軍正式承認汪精衛政權後，汪精衛在南京參與了很多日軍 政 策、軍事會議，但漸漸的，日軍很多重要機密不斷流出，川島芳子更發覺，許多跡象顯示，日軍的一些洩密事件是在剛開完會後不久，重慶政府就知道了，川島芳子 強烈懷疑汪精衛，還因此指使憲兵隊暗中逮捕形跡可疑人士嚴審訊問，最後確認汪精衛透過祕密管道經常和重慶政府聯絡、傳遞訊息。

川島芳子 是 日軍在中國的代表性特務，所有在中國的憲兵都可由川島芳子管轄調度，日本憲兵稱呼川島芳子為「組長」。在1943年底汪精衛健康情況開始惡化之前，有一次 汪精衛因感冒在南京官邸休養，但這一休息卻長達3個星期，軍統局南京分組的一名情報人員裝成一般百姓，在汪精衛官邸附近蒐集情報，並以日語搭訕在官邸外面 值勤的憲兵。

「我們汪主席怎麼感冒了3個星期都還沒好，還在休養，到底怎麼回事啊！」該名便衣情報人員說。「喔，那是我們組長故意給他打錯針的。」日本憲兵以為是自己人，便大喇喇的說。

這一情報線索獲得軍統局高度重視，之後軍統局進一步調查，是川島芳子趁汪精衛感冒期間，故意叫日本醫生給汪精衛注射慢性毒素，才導致汪精衛身體健康快速惡化。不久後，汪精衛槍彈舊疾復發，病情嚴重，終於同意赴日治療，這一切都是川島芳子在背後主導。

汪只要離開南京，日本人就可以完全掌握汪精衛，日軍不必再擔心流失重要情報。至於汪精衛在日本是否繼續不斷遭受慢性毒害則不確定，但軍統局絕對確定汪精衛的死是川島芳子造成。這也是軍統局許多情報人員對汪精衛極為佩服懷念的原因，「汪先生是為了國家犧牲他自己的生命。」

為什麼沒有人敢講這一段？還是因為兩蔣父子。

張 學良在90歲那年回憶往事，曾對汪精衛妻子陳璧君如此評價：「吳稚暉稱陳璧君是『女中豪傑』，想必不謬，而且這人一豪到底，她因為漢奸罪入獄，到解放還蹲 在號子裡，宋慶齡、何香凝聯手救她出來，她都不買帳，女人的豪氣有時確實勝過男人。在南京監獄時，汪的大員陳公博、褚民誼等臨刑前都提出要最後見見汪夫 人，對她鞠躬告別，陳璧君一點也不含糊，面無懼色，勉言相別，看來多少給臨刑前的這些夫君追隨者一些精神鼓勵。強悍如此，是讓人萌生佩服。」

究 竟在這個世上有多少人知道汪精衛犧牲自己、和平救國真相？比對歷史發展、保存文件、相關人等在回憶錄中的敘述，綜合推論，汪精衛和平救國確是有據可考，否 則不會遭川島芳子毒害；撇開川島芳子不談，一個品德高尚、在臨死前都要拚著最後一點力氣說出「我要回中國」的人，顯然是問心無愧，說他賣國求榮實在不符基 本邏輯。

抗日最力最用腦袋

另外一位老軍統人物胡鵬飛，聊起抗戰歷史鉅細靡遺，談起各方人物頭頭是道，他對汪精衛的評價另有一番見解：「沒有汪精衛的第三勢力，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燒殺姦淫搶絕不會中斷，汪自有其功勞。」

國民黨資深黨員周德偉，在重慶政府擔任第二屆國民參政員，之後更隨國府來台擔任財政部關稅署署長，並先後在央大、台大、政大任教。如此背景出身的周德偉卻說了一句語驚天下的名言：「吾不寫黨史，國民黨無真史也！」

周 德偉於1986年逝世後，他家人整理他生前的手稿，在2011年出版了《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書中直言蔣介石為「大愚人」，寧漢分裂 時，汪精衛的武漢政府比南京政府更具合法地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是用武力奪取的政府。對於汪精衛漢奸罪名，周德偉更說：「汪精衛是抗日最力、最用腦袋的政 治人物，他看到中國毫無對日作戰的能力，不如避免衝突，以待國際局勢變化。」對於孫中山的盛名，周更認為是汪精衛的文筆與口才，影響了世人，才造就了孫的 國父之名。

不管是蔣介石與汪精衛，不管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不管是中國與日本，這些複雜的恩怨已經成為過去，我們當然不能忘記歷史，但更不能背叛歷史，如果能夠證明一件歷史的真相，就應該讓它明明白白的還原，讓後人理解、記住教訓，尤其是一件影響無數中國人生存與發展的歷史！


胡適為什麼始終認為漢奸汪精衛是“烈士”？

2014-04-21 國家人文歷史

胡適說：汪精衛是一個有烈士情結的人。

徐復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愿。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說胡適：“舊學不過乾嘉，新學止于赫胥黎”。

鄭超麟說：胡適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沒有社會主義思想，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極致，它的統治形式就是民主統治。

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陳獨秀說李大釗：“從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個教私塾的人；從實質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章士釗說李大釗：“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梁漱溟說章士釗：“行嚴先生，論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藝亦複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說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

馬寅初說：蔣介石的光頭腦袋就是“電燈泡”，裡面真空，外面進不去。

胡漢民說蔣介石：“為人私欲過重，缺乏忠誠，不足以為民族復興的領袖。”

馬一浮見蔣介石一面之後，說蔣神情氣象偏狹，有劉裕偏安之才。

何廉說蔣介石：“他認識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從根本上說，他不是個現代的人，基本上屬於孔子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徐志摩、朱經農、曹誠英、胡適、汪精衛、陶行知、馬君武、Eloise Ellery（瓦薩學院的歷史教授，陳衡哲的老師）、陳衡哲（自左至右），1932年攝於杭州。此照片為瓦薩學院圖書館（Courtesy of Special Collections, Vassar College Library）所藏。　

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1945年7月，蔣介石派國民參政會議代表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五人訪問延安，毛澤東一見傅斯年就以學生身份請傅代他向胡適問好，傅就便和毛做一夜長談。毛給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時可謂有天壤之別：北大時毛澤東是窮弱書生，旁聽者，傅是風頭人物，學生領袖；延安的毛澤東有很強的個人權威，氣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風並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禮堂，看到各地領導獻來的密密匝匝的錦旗、決心書等，傅情不自禁地說：“堂哉皇哉！”

陳光甫對王世傑說，國民黨若自動取消一黨專政，可說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

張季鸞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張季鸞以國士自許，他對王芸生說：“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

晏陽初說：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這樣，你才有作實驗的絕對自由，這是能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則，你就會由於放棄原則而失敗。

胡風曾給綠原寫信，談到盧卡契：“我們只要能有這樣的理解，就好辦了，其實他說的也只是常識，但他能懂得，而且有決心這樣做，這就使我們亞洲小民不勝羡慕之至了。但我擔心還是不會在亞洲得到注意的。這不僅是‘思想上的懶漢’問題，還有一個只要劍而不要經的傳統嗜好問題，用劍，那是多麼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風的命運後來果然比盧卡契悲慘得多。

1948年，國民大會召開，余漢謀被委任為陸軍總司令。一年後，他就職廣東綏靖主任，回到廣州激憤地對人說：“我以前沒有做過京官，很少接觸黨國要人，總以為他們對國家大事會有一套辦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幾個月陸總，和他們接觸多些，才使我認識到這班官僚飯桶。二三十年來，他們除了樹立私人勢力，爭權奪利，對國家大事確實毫無辦法，根本談不上為國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軍渡過長江，勢必馬上解體，可以肯定是無法再堅持下去了。我這次回來為桑梓服務，希望團結廣東軍政人員，進而與廣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殘局。如不可能，只好認輸，絕不陳兵邊境，作最後掙扎，使廣東同胞重受戰禍，加重我的罪責。”

20世紀50年代，中共請人給自己提意見。在中華全國新聞界協會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吳冷西點名要張恨水發言，張站起來，馬上說：“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杆，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辮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杆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反右期間，江蘇省成績太差，毛澤東問江渭清：“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江說：“要反右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毛說：“渭清啊，你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江說：“主席啊，我是捨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毛澤東派彭真、康生來督陣。江渭清請彭真來省委常委講話，傳達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因為見省委常委和各地市縣主要領導中無一人打成右派，彭真不悅道：“江蘇為什麼不打右派？江蘇還有沒有右派？”江渭清說：“有右派啊，不過我還沒有發現。”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跟“秀才”們坦言，他40歲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在自己手中，現在也還有肝火。在江西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毛澤覃發脾氣，甚至要動手打人，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剛認為，胡適論政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他說，胡適對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唐最不滿胡適的，是他並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滿足於對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紹，“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應該與馬(克思)、杜(威)兩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漢！……胡博士不此之圖，而卻在馬、杜兩博士之間，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當，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棄了。”

1962年，楊振寧與父母在日內瓦見面，當時楊在美國，很少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臺灣學術界主流曾對錢穆有“牢可不破的成見”，而楊聯升對錢卻極為推重，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認為錢之《朱子新學案》提綱，“胡適之恐怕是寫不出來的。”

（據《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