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日本，一個讓我們糾結千年的鄰居

2014-02-27 這不是歷史

我們在日本面前沒有秘密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因爲我們的GDP超越了日本，國內有很多的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就想當然地認爲我們不論在哪些方面都已經超過日本了。特別是日本經歷了大地震和大海嘯的重創，經歷了核泄漏的沈重打擊，就天真地認爲日本真的已經風光不再了。

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誤判。確切地說，我們並不真正瞭解日本。與我們對日本的瞭解相比，我們瞭解的日本只是表面的，甚至只是片面的、敵意的一面；而我們在日本面前，卻是透明的，人家對我們了如指掌。看看最近我們國內電視臺的各個頻道裏放映的電視劇就能夠知道，我們眼睛裏的日本，依然是65年以前那個對我們燒殺搶掠的日本，那個只是知道用戰爭和征服說話的日本，而近60多年以來日本做了什麽，我們卻知之甚少。

長期以來，日本歷屆政府都十分重視對中國的研究和考察。日本人來華修學旅行，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觀實證，重視文獻解析和實地踏查，與此伴生的還有縝密的諜報活動，因此對中國瞭解得十分詳盡，事無巨細而且相當深入深刻。

他們更注重培養通曉中國的人才。近50年以來，在北京的日本記者，每人都被輪流派駐香港、臺灣、上海等地工作，以便全面瞭解中國。他們經過在中國幾個地方的工作和生活，都成爲十分瞭解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地理的中國通，有些人成爲很有建樹的中國問題專家，回國以後就進入了國會和政府的研究機構。

1975年的春天，作爲對郭沫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訪日的回訪，日本文化代表團訪華。日本代表團團長吉川幸次郎站在大雁塔上，俯瞰繁華不再、荒蕪遍地的西安，像一個精通西安地理和歷史的導遊一樣講述當年長安的歷史和建築，引經據典，如數家珍，令中國陪同人員折服。

吉川幸次郎是文學博士，東方學會會長，日本中國學會評議員兼專門委員，日本外務省中國問題顧問，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中國文學和歷史研究家。他認爲，中國的日本研究僅相當於中學水平，“這樣，真正的日中文化交流不可能，也構不成真正意義的中日友好關係”。

錢鍾書先生曾經去日本講學，回來以後，他對於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瞭解感慨萬端：“到日本來講學，是很大膽的舉動。就算一個中國學者來講他的本國學問，他雖然不必通身是膽，也得有很大的膽。理由很明白簡單，日本對中國文化各個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認的。”

著名的日本問題研究專家王錦思先生在其專著《日本行，中國更行》中，痛徹心扉地呼籲國人，要直面現實，真正深入地瞭解我們這個鄰居。他說：日本雖小，卻像一面鏡子。這面鏡子被許多人塗黑或不願意觀看，結果看不清日本也看不清自己。日本人對中國瞭解得甚多、甚深、甚細，而中國人對日本則瞭解得較少、較淺、較粗。這種在國民層次相互瞭解方面的不平衡，可能比貿易收支的不平衡更令人擔憂。

在書籍出版上，旅日學者毛丹青認爲，相對於日本的“中國熱”，中國是“日本冷”，“我們恐怕難以做到知彼，最終甚至連知己的本領也會丟掉，這實在值得警惕”。

如果我們真正瞭解日本就會發現，日本內閣府發佈的2010年日本名義ＧＤＰ比中國少4044億美元，被中國超越而排名全球第三。但是，在人均ＧＤＰ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國的10倍多。日本經濟財政相與謝野馨就2010年日本名義ＧＤＰ被中國趕超回應稱：“日本將不會與中國競爭ＧＤＰ排名，我們搞經濟不是爲了爭排名，而是爲了使日本國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日本目前還遠遠地走在我們的前面，我們還沒有任何理由蔑視這個已經把我們研究透，並從我們的身上吸取了無窮智慧的鄰居。

我們要做的，不是永遠停留在回憶痛苦中，而是像他們研究我們那樣研究日本，發現他們的長處和優點，把他們的長處變成我們的智慧和動力。

一個箭在弦上的民族我曾經有一個機會到日本去，儘管旅程短暫，但所經歷的許多事情，一直沈甸甸地壓在心頭。這個民族的一舉一動，他們的憂患和警醒意識，他們那種時刻都箭在弦上的生存態度，讓人想起就不寒而慄。

下關是個港口城市，有幾條航線可以直達我國的上海、青島、大連等城市。我們入住的賓館就在港口附近，透過賓館的窗口，可清晰地看到港口繁忙的景象。傍晚，我們到港口散步，看到出出進進的船隻依然很多，有不少是來自中國的貨船。這些船運來的大多是山西和東北的優質煤。已經來日本幾年的朋友大衛告訴我們，其實，他們進口我們的煤現在並不用，而是用巨大的混凝土盒子，把運來的煤裝進去密封起來存放到大海裏。大衛說，據日本的朋友講，他們這些年存放起來的煤，已經相當於一個中等煤田了。

這還不是最令我們震驚的。日本煤田很少，他們買了煤存放起來慢慢用可以理解，但是，我們都知道日本的森林覆蓋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幾個國家之一，比我國高好幾倍。而且，木材不像煤，用完了就沒有了，它可以再生，伐一些，再栽上，幾年過去又成材了。但日本人不這樣想，他們嚴厲禁止砍伐森林，卻大量從我國進口木材。幾天以後到北海道的劄幌。劄幌的港口同下關一樣繁忙，看到有很多船是從大連來的，裝的都是我們東北的原木。而站在劄幌的一個制高點上極目遠眺，我們看到的是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甚至就在港口卸木材的岸邊，那些比運來的原木還要粗的大樹毫髮無損地站立著，一車車木材從那一排排茂盛的大樹邊上通過，運到他們的城市裏。

在酒店吃飯的時候，大衛看著我們一個個沈思不語的臉說，日本人用我們的木材不說，你們知道中國那些進口的成品木漿是怎麽來的嗎？他指著我們每個人手裏拿的一次性方便筷說，他們用我們的原木做成方便筷、牙籤，用完了再回收，做成木漿出口給我們，一進一出，淨掙我們一倍的錢。

我們一個個目瞪口呆：日本人心機狡詐如此！

最後一站是東京。我們要去訪一位漢學家，引見的是一位日本朋友小林。小林說，東京的車多，坐地鐵最快最方便。上車之前，我還真擔心地鐵會擁擠。我們上的是始發車，車上的座位都空著。我還想著先上車給老年人占個座，但奇怪的是那些日本人上了車以後沒有找座的，都在那裏站著。直到車開動了，他們才看看身邊的座位，確認座位空著沒人坐才坐下。一路經過十幾個站，我看到他們都是這樣，上車不找座；坐著的，一看有老年人或殘疾人上來，立刻起身讓座。小林告訴我，這在日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要離開東京了，我到郵局往家裏發一個郵件。一進門就有一位小姐給鞠了一個90度躬。到了櫃檯前，恰好我的前面有一個人，我想就排在那人後面吧，不料門口的小姐立刻幾步跑到我的面前，一個深鞠躬說：對不起，耽誤您的時間了，請您到那個櫃檯。小姐領我到另一個櫃檯，但我發現這個櫃檯的職能沒有我要辦的業務。我正在猶豫，裏面的小姐已經站起來，問清了我的業務，馬上辦了起來。這時候，門口的小姐一直沒有離開我的身邊，一再說，真對不起，耽誤您的時間了。也就是兩三分鐘，業務就辦完了，裏面的小姐也站起來說：很對不起，耽誤您的時間了。直到離開郵局，我一直在琢磨，我一點也沒有被怠慢，一點也沒有耽誤時間呀。

在日本時間不長，但這個民族時時刻刻無處不在的自覺、自醒精神，那使命般的憂患意識，每每想起，都令我不寒而慄。我相信，這個在經濟上創造了世界奇迹的民族，遲早會在所有的領域也創造出世界奇迹。他們不會永遠安於太平洋中那樣的一小片島嶼，他們不會甘心于永遠做一個總是爲歷史道歉的角色。總有一天，他們必定會捲土重來！

我們的文化精髓成爲日本智慧

當一個中國旅遊團到日本的時候，日本人最喜歡談論中國文化。他們引經據典，說古論今，仿佛是在得意地炫耀自己祖宗的輝煌成就。在日本這次大地震之前，就有一個旅遊團遇到了這樣的事情：日本的接地導遊看到名單上有一個人姓衛，她立即興致勃勃地談起漢代的衛青和衛皇后來。結果，看到我們這位姓衛的團員一臉的茫然，她認爲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她很失望地說：自己有這樣驕傲的祖宗，怎麽能夠輕易地忘記呢？

國學大師辜鴻銘赴日講學的時候，看到中國文化在日本的發揚光大，十分震驚，他說：“實際上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應該說，今日的日本人是唐代的中國人，那時中國的精神今天在日本繼承著，而在中國都已經大部分失傳了。真正得到中國文化的精華，只有今天的日本。”

日本的歷史短，也談不上有什麽古代的文化，但是，現代的日本人，卻把我們的文化融會貫通到了精妙絕倫的地步，無論是《孫子兵法》，還是《論語》，還是《三國演義》，他們都駕輕就熟地應用到了所有的領域。

二戰時，日本研究《孫子兵法》成風。戰敗後，《孫子兵法》廣泛應用於日本的外交、商業和文化體育領域，有關著作達到上千種，研究者近百萬人。日本的《孫子兵法》研究專家，曾經將其撰著的《新編＜孫子十三篇＞》全五卷呈獻毛澤東的服部千春這樣說：“今日躋身于世界先進企業之列的日本企業家的成長，主要取決於《孫子兵法》。”

大橋武夫侵華時學習到了《孫子兵法》，作爲兵法經營學派的首創者，他使東洋精密工業企業起死回生不斷壯大。而日本的軟體巨頭孫正義學習了《孫子兵法》之後，用“智信仁勇”創立的“一流攻擊群”方法，把自己的企業引領到行業的最前沿。

日本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是運用中國文化經營企業的典範。他一手拿算盤，一手拿《論語》，成爲日本企業爭相效仿的偶像。他認爲，《論語》是“工商之本”、“商業聖經”，忠、孝、仁、義的儒家學說與在商求利的算盤並不矛盾，關鍵是做到“見利思義”，他根據自己對《論語》的理解，提出了著名的“士魂商才”的觀點，打破了官尊商卑的陋習，創立了500多家企業，並成爲日本儒商的旗幟。

而本田公司的的創始人本田宗一郎則信奉儒家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處處運用儒家的觀點，知人善任，儘早隱退，親屬也不能進公司，成爲世界企業界的佳話。

《三國演義》在日本影響深遠，諸葛亮以其智慧、神秘和計謀最受日本人的膜拜。日本有數以百計的三國迷俱樂部，有關的讀本和電視劇層出不窮。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十分推崇儒學和《三國演義》，他提出把“合作、報恩、報國”作爲企業的基本精神，強調“兼相愛，交相利”至誠無欺，學習“吳越同舟”精神，危機期間不解雇工人，效法劉備三顧茅廬的用人之道，啓用只有高中學歷的山下俊彥爲總經理，使企業走出困境。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和應用，千百年以來沒有一刻中斷過。日本的國學大師內藤湖南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衣服，他說：“雖說是從中國借來的衣服，但當中國人脫得精光時，日本人身上總還有一件穿在身上沒有脫下。”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訪問中國的時候，面對浩瀚的中國文明感概萬千：“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源頭和日本的精神故鄉，今天，我們日本人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就激動不已，就是因爲這種文化至今仍然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我們的文化在日本生根發芽，幫助日本事業發展壯大的事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面對這個對我們的文化好學不倦，從我們的文化中得到無窮智慧的鄰居，我們除了對祖宗的偉大感到驕傲之外，更多的還要有幾分警醒和深思。不然就真如當年徐悲鴻先生的預言了：“日本文化還將興起，中國如不振作，取而代之者將是吾敵國之日本人代表東方藝術，倘不幸如是，我們將有何顔面以對祖宗。”

有人說，文化是一個民族最悠久的靈魂和最後一道防線。是的，這道防線我們必須永遠堅守。

日本人的嚴謹和認真

最近我們國內發生的很多事故，高鐵事故，礦難事故，樓房事故，校車事故等等，毫無疑問都是因爲我們做事最缺少嚴謹認真的態度，缺少負責到底的責任心，面對生死攸關的事情，總是馬馬虎虎、差不多就行了。

魯迅先生是最瞭解我們民族的弱點的，他曾經針對我們中很多人對自身缺點麻木不仁，不知道自我反省的現象這樣說：“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相比日本，我們有很多的不足。2008年5月胡J濤訪問日本的時候，曾經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講。他在演講中這樣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民努力學習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逐步發展成爲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國土資源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日本在製造業、資訊、金融、物流等領域位居世界前列，擁有世界一流的節能環保技術，這是日本人民的驕傲，也值得中國人民學習。”

抗戰結束之後，日本與我們基本處於同一個起點上，國內經濟甚至比我們還要差，爲什麽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迅速崛起爲世界強國？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有一點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就是日本人做事的嚴謹和認真。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們民族的弱點。

甲午戰爭即將開始之前，自以爲是的北洋艦隊訪問日本。他們以爲自己無論在哪個方面都早已經超越了日本，日本的艦隊根本不是自己的對手了。日本海軍司令官東鄉代表日本海軍上艦參觀。上艦之後，看到的現象，讓這位日本海軍將領啼笑皆非。他看到，北洋艦隊的士兵把洗的衣服晾在炮管上，欄杆的扶手佈滿了灰塵，士兵列隊也很不整齊，雜物很不規矩地亂放在甲板上。東鄉向日軍統帥部這樣報告：“清朝海軍艦隊雖然噸位高，但不堪一擊。他們的紀律如此鬆懈，做事這樣不嚴謹，怎麽能夠打仗？”

這位日本將領一語道破了我們與日本的不同，我們在很多時候，最缺少嚴謹認真的態度，而日本則凡事講究嚴謹和認真。

魯迅在留學日本的時候，最深切地體會到這種不同。他曾經這樣回憶藤野先生：“從頭到末，都用紅筆塗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魯迅痛徹心扉地這樣寫道：“中國的四億人於今都害有病，馬馬虎虎病，這種病如果不醫好，中國是很難得救的，想找一找醫這種病的藥，卻發現在日本人那裏有，這就是日本人的認真。”

面對上個世紀初魯迅先生的發問，今天的我們不禁慚愧，先生已經作古七十多年，被先生痛恨的疾病，我們今天依然沒有醫治好。

在瀋陽，曾經傳出過一個日本音樂家教育中國學生認真的佳話：1994年，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回到出生地瀋陽，他決定指揮遼寧交響樂團上演《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第一天，在排練完第四樂章後，小澤的臉色驟然沈了下來，緊皺眉頭，低沈地自語道：“怎麽會這樣?這樣的樂團怎麽去演出?”忽然，他將指揮棒重重地敲了一下樂譜架後說：“從明天起，我們進行個人演奏過關訓練。”這等於在說，每個人需要從基本功訓練做起——這絕不是大師級指揮家做的事。但是此後，這位享譽世界的指揮家小澤征爾，每天堅持上訓練課6個鐘頭，小澤一次次仔細認真地糾正每一個樂手，儼然是一位元教音樂課的小學音樂教師。

到了第三天下午，小澤實在太疲勞了。他先是蹲在地板上指揮，後來，乾脆就跪在地板上指揮。臉上的汗水揮灑在樂譜和地板上。尤其是第一小提琴手，儘管他一次次地糾正，可還是難以讓他滿意。望著大師被汗水浸透了的頭髮，一臉的疲憊，第一小提琴手心中難受極了，先是流淚、抽泣，後是失聲哭了起來：“大師，對不起，您另選他人吧，我不行。”在場的人都以爲大師會發火。不料他卻十分平靜和悅地說：“你行，只差一點點，請再來一次。”當她拉完一遍，大師捋起頭髮：“謝謝，請再來一次好嗎?”就這樣，當第一小提琴手的演奏達到滿意的時候，她自己已經泣不成聲。大師大口喘息著接過毛巾笑著說：“你們都行，誰也沒有理由泄氣……”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所有參加了那一次演出的樂團樂手，都猶如接受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洗禮。不僅僅是在音樂方面，而是明白了一個樂手之所以成爲大師的秘密所在，也領教了日本人得嚴謹與認真。

魯迅的朋友內山完造先生曾經這樣描述他心目中的日本和中國人做事態度的不同：“日本人是徹底的，而中國人則是適可而止的。”

面對接二連三發生的事故，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像魯迅先生那樣自問：我們還要爲了這個病症付出多少代價？我們每一個人是否都要自省？

日本不接受讚美

上世紀8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日本問題研究專家沃格爾教授出版了一本名爲《日本第一》的研究專著，立即在美國引起轟動，成爲當年度美國最暢銷書之一。從一般的美國市民、學者到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乃至五角大樓的軍人都爭相閱讀，美國媒體也對此進行了大肆炒作。

沃格爾在書中寫道：日本地少人多，資源匱乏，二次大戰中被美國擊敗且被美國軍事託管，但戰後日本卻創造了一個經濟神話，在許多方面已超過一直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國，雖然日本的軍事戰爭沒有打敗美國，但通過經濟戰爭卻成功戰勝了美國。

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更大的反響。這個反響，不是對美國說自己已經達到世界第一的驕傲和自豪，而是引起了一場全民族的警覺和自省。影視界和出版界接連推出了一系列的憂患反省之作《日本沈沒》《日本即將崩潰》《日本的危機》《日本的挑戰》《日本的劣勢》等等。

他們的媒體公開這樣質疑：我們沒有那麽好，我們還有很多不足，美國人爲什麽不講我們的缺點？美國人這樣麻痹我們，背後有什麽陰謀？

人家本來是一個教授寫的一本學術研究著作，日本立刻上升到國家層面，對於人家發自內心的讚美産生了深刻的質疑。如果我們，我相信，如果有一個美國人寫了一本這樣的讚美我們的專著，我們的媒體和國人會高興地接受，而且會發自內心地認爲這是一個國際友人的善意。

可是，日本卻不，這個民族不接受讚美。他們從來都是把自己放在暗處，放在一個很低的位置，用很低調的聲音說話的。

他們深諳“槍打出頭鳥”的哲學，他們吸取了過去咄咄逼人而招致暗算和打擊的教訓，精心“化妝”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努力改變國際上流行的“日本第一”的國際形象。

日本政府公佈的資料常因缺乏透明度和具有暗箱操作性常常受到西方學者的批評和指責，但日本政府照樣的我行我素，照樣能通過“作假”的手法，始終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日益走向蕭條的國家，將自己定位在“危險”和“蕭條”的邊緣。日本的學術界也不斷地進行歷史總結和“學術創新”，毫無愧色地說過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而且還追加說，弄得不好還將再失去一個十年。惹得海內外輿論一起跟著唉聲歎氣。

在很多領域，日本竭力以低調和不事張揚的面貌出現，無論是在製造業、科技領域還是金融業，主動放棄了許多世界第一的稱號，以弱者的姿態出現在世人的面前，讓人們覺得日本是個正在衰落的國家，從而放鬆對日本的警惕。

但是常去日本的學者和專家，到了日本卻一點也感覺不到什麽蕭條。即使經歷了大地震和大海嘯，經歷了金融危機，日本人的日子照樣過得有滋有味。

毫無疑問，正是日本這種全國之“同仇敵愾”、“發憤圖強”、“臥薪嘗膽”的民族素養，讓這個民族能夠迅速從災難中奮起，始終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

面對這樣的一個民族，我們還能夠對GDP超越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僅僅樂道嗎？

我們的胸襟與氣度

我們與日本這個民族有著太多的恩恩怨怨，始終是有好有殆，有唐隋時代蜜月一樣的交流，更有清末和民國時期你死我活的戰爭。尤其是1937年開始的抗日戰爭，更是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徹骨之痛。因此，提起日本，我們中很多的人，尤其是一代代的青年人，至今充滿了敵意和仇視，對於日本很多優秀的東西也本能地排斥和拒絕。甚至，近幾年以來，這種仇視和敵意越來越深。

這實際上是一種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誤讀。日本侵略中國，他們在我們的國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但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應該具有這樣的胸襟和氣度：要勇於向對手學習，學習我們不如人家的地方，把人家優秀的東西拿來。魯迅先生對日本非常瞭解，對日本文化也推崇有加，他曾經針對國民對日本先進文明的麻木和排斥痛心地說：“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儘管現在的世界GDP排名中，日本已經被中國超越排名第三，但是，聯合國根據國民教育、飲食營養、健康衛生、權利平等以及環境因素等指標進行的排名，日本是世界第一，而中國的名次非常靠後。多年以來，世界公認日本的現代化程度位居世界首位。近15年以來，聯合國始終把日本排在最適宜居住的國家首位。而全球寬帶環境排行榜顯示，在通信速度、容量等指標中，日本始終是世界第一。美國《時代周刊》在2007年3月曾經在世界範圍內做過一個調查，讓大家就自己認爲的國家形象對世界上12個主要國家進行排名。結果是這樣的：日本國家形象世界第一，中國國家形象世界第五。

日本面積狹小，資源匱乏，但是其工業卻在世界上獨佔鰲頭，日本産品取得了無與倫比的世界奇迹。目前的世界500強中，日本企業佔據相當大的份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國、貸款國、資本輸出國、海外資産國，在汽車、造船、鋼鐵、家電、照相機、機器人等領域，其産品都佔據全球的一半以上。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認爲，日本成功主要依靠國民的創造力開發。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20年以來，始終認爲日本是最具革新性的國家。一個數位可以解釋這個問題：每萬名勞動人口中，研究人員數量，日本居於全球之首。世界上獲得專利最多的10家公司中，有7家日本公司。

諾貝爾獎是當今世界衡量一個國家科技實力和教育水平的重要標誌，我們中國還沒有一個人獲獎，而日本已經有十幾個科學家和文學家問鼎。

2008年5月，胡J濤訪問日本，他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說：“日本人民善於學習、善於創造，勤勞智慧、奮發向上。遠在1400多年前，日本就先後20多次向中國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借鑒中國的制度、典章、律令，引入佛教、漢字、技術，結合自己的實際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本文化。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民努力學習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逐步發展成爲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國土資源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日本在製造業、資訊、金融、物流等領域位居世界前列，擁有世界一流的節能環保技術。這是日本人民的驕傲，也值得中國人民學習。”

我們不是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夜郎自大，我們在肯定自己的優勢，發揚自己的傳統的同時，要有學習對手的勇氣，這才是一個偉大民族應有的胸襟和氣度。


中國離日本有多遠？

2014-03-04 這不是歷史

我記得我1996年第一次從香港飛美國的紐約，在洛杉磯轉機，到達紐約時人已經筋疲力盡，感覺美國很遙遠，在地球的另外一邊。

今年6月29日，我們一行9人從廣州新白雲機場起飛，3個小時，就降落在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就好像坐國內航班似的。如果從上海起飛，更短，只要一個半小時。如果從遼東半島的大連去日本，就更近，一個小時就到了。從地理距離上看，我們的確離日本很近。

從文化上看，你到日本，到處能看到漢字，它的標識系統，你能看懂個7-8成，上洗手間、找樓層，你基本沒有太大問題。

你再去日本的寺廟，比如清水寺，基本和中國的差不多，抽籤、打卦，基本都有，日本光在古都京都，大大小小的寺廟有8000座。

再看日本人，和中國人差不到，所以很多歐美外國人是把日本人和中國人混淆，常問的一個問題：Are you Japanese?

雖然你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漢字，但你根本聽不懂日本人在講什麽，他也聽不懂你講什麽，所以我們交流還得用英文，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講英文，就像雞同鴨講，很滑稽的一個場面。

爲什麽中日民衆的心理具體比美國還要遙遠?因爲他們在心理上已經脫亞入歐，而我們在和日本人交往時，因爲兩國的特殊的歷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國人交往還要有障礙。

你看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大學的創始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他同時也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他的頭像就印在日本的鈔票上，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經是香蕉人：黃皮白心。我們中國人，也就是他們所稱的支那人，在他們眼裏已經是落後的民族。

看看福澤諭吉《脫亞論》所寫：

“我日本國土地處亞洲之東陲，然不幸之有鄰國，一曰支那，一曰朝鮮????此兩國者，不知改進之道，其戀古風舊俗，千百年無異。在此文明日進之活舞臺上，論教育則云儒教主義，論教旨則曰仁義禮智，由一至於十，僅以虛飾爲其事。其於實際，則不唯無視真理原則，且極不廉恥，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輩視此二國，在今文明東漸之風潮中，此非維護獨立之道。若不思改革，於今不出數年，必亡其國，其國土必爲世界文明諸國分割無疑。”

1894年甲午一戰，開始印證福澤諭吉關於中國的預言。

真是一聲歎息!

乾淨背後的力量

1996年第一次去美國，心理上很震撼，也很難受，一個5000年歷史的民族，怎麽和一個建國200多年的國家相差那麽遠，我們5000年不白活了？我們唐朝的GDP在哪裡？我們宋朝的GDP在哪裡？我們明朝的GDP在哪裡？我們清朝的GDP在哪裡？怎麽都不見了？甚至，我們70年代的GDP在哪裡？全部毀滅在我們自己人手裡。

爲什麽我們勤勞不致富？爲什麽我們學習不進步？我一直在反省：我們的苦難，主要是內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兩個字：乾淨！比美國還要乾淨！信孚的董事長信力健去過基本所有的歐美的唐人街，發現日本的唐人街最乾淨。

日本不僅僅是大城市的主幹道乾淨，連小街小巷都特別乾淨。日本一家學術出版社的老闆晚餐後帶我們去他的出版社和書店，在東京大學大門的正對面， 要穿過一條小巷，當時還是晚上9點半，裏面也是特別精致和乾淨，更讓人吃驚的是小巷裏的安靜，更準確應該叫寂靜。裏面的路很窄，只能通行一輛車，但絕對沒有亂停放。

我們去箱根的農村地區，住在當地的日式酒店，應該有國內四星的標準，酒店門口就是菜地和一條小溪，道路也是特別齊整，溪流很乾淨，連道路的標識系統都很齊全。在日本感覺不到中國的地區發展不均衡：城市像歐洲，鄉村像非洲。

日本的乾淨絕對是全面的乾淨，全國的乾淨，不像我們僅僅是中心區、面子區的乾淨。

在日本，你看不到有人砍樹，他們國內的樹是絕對不能砍的。我在日本就沒有看見裸露的土地，全部要麽是柏油路，要麽是草地。

你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氣中沒有灰塵，連他們的牆面和玻璃都是特別乾淨，汽車也很多，但是沒有尾氣，更見不到冒黑煙的車。

在東京三天，我們基本沒有遇到塞車，我問導遊爲什麽？導遊說：在日本周一到周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闆，都不開私家車上班，全部坐鐵路和地鐵上班，因爲時間絕對有保證。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營業用車。

日本的公共交通極其發達，日本的第一條新幹線建成于1964年東京奧運會，到今天都運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國建成了覆蓋全國的鐵路新幹線系統，效率非常高，他們的鐵路像公交一樣運行，和地鐵、公交接駁得非常好，轉車很方便。

所以像中國這麽一個國家發展私家車是非常壞的國策，你看像香港、新加坡都限制私家車，而中國卻對私家車沒有任何限制，爲了一點眼前的GDP，犧牲中國的長期發展潛力。

我見到北京一群高三畢業的學生遊學訪問團，他們到日本七天了，我問他們有什麽感受，他們回答：就是比較乾淨，其他好像沒有什麽！

難道日本僅僅就是比較乾淨嗎？這乾淨背後難道真就那麽容易嗎？爲什麽我們做不到？因爲我們沒有公德心，所以我們亂扔垃圾。爲什麽我們亂扔垃圾？因爲我們的眼睛裏能容忍髒，爲什麽我們的眼睛能容忍髒，因爲我們的靈魂能容忍髒。

一個人能容忍辦公桌上的灰塵，他就能容忍工作的不完美。

乾淨和貧富沒有必然關係，和追求完美有關。一個人可以穿一件打補丁的衣服，但可以乾乾淨淨。

我和你舉個我們鄉下老家的例子。我小時候，應該是30年前，中國應該是很貧窮吧，我們村就有幾家人比較乾淨。爲什麽這幾家人乾淨？因爲他們的女主人愛乾淨。結果，我們村，也就這幾家人有出息，孩子都考上大學，都成了才。

女主人爲什麽愛乾淨？因爲她們眼睛裏無法忍受髒，她們也無法忍受不完美的事務，他們總想把事情做完美一些，他們就把這個習慣傳給了她們的孩子，她們的孩子也就比同齡人、比同村的孩子更追求完美、追求完善，所以他們有出息。

乾淨代表一個習慣，一種追求。廣島亞運會，開幕式結束時，全世界的人發現，幾十萬人日本人退場後，在體育場裏，居然沒有發現一張丟掉的廢紙！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再給你們講一個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賣印刷機給大陸的印刷廠，他有一次帶一個國內一個印刷做的比較大的老闆去日本參觀，這個老闆也做得比較大，發展得很快，有點志得意滿。參觀時，日本人讓這個老闆進印刷廠前把鞋脫了，當他從印刷廠出來，發現白色得襪子居然還是白色的，整個印刷廠全部是自動化生産，就沒有幾個工人。這和國內印刷廠環境是天壤之別。當這個老闆回國後，到處都在講這個故事，這件事給他極大的震撼。

我帶隊參觀了東京的一所初中，他們的學校也特別乾淨，我們一進去需要換鞋，每個人有一個鞋櫃，上面居然預先寫好了每個參觀團團員的名字。

出來後，我就在想：爲什麽乾淨這麽簡單的事我們都做不好？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

我們的幼稚園不乾淨，小學肯定乾淨不了，小學不乾淨，中學乾淨不了，中學不乾淨，大學乾淨不了。我記得我1986年考上北航，當年的升學率很低，我們這些人也算是所謂“青年精英”，但當時男生宿舍之髒、之臭，實在是讓人至今難忘，我就明白：我們這些人走上社會，社會也乾淨不了。

地鐵裏可怕的皮鞋聲

我們住在東京廳附近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個很大的地鐵交換站，你早上來到這個地鐵站，你看見洪水般的但有序的人流，但是基本沒有人講話，更沒有人大聲講手機，你只能聽見可怕的皮鞋聲。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給別人添麻煩、不影響別人爲原則，這已經成爲他們靈魂深處的東西，已經完全內化了。

我們的孔子所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僅僅是在嘴上講講而已，我們的五講四美三熱愛，也不過是寫在牆上而已。我們都是一群只會說，不會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說”是專門用來騙人的。

你看黨章寫得多好，憲法寫得多好，我們的政治科作業寫得多好，全部是說說而已，很多是不當真的。

後來有人說：爲什麽中國普通民衆都不遵守紅綠燈？因爲這個國家的社會上層把憲法都不當回事時，你怎麽指望這個國家的下層遵守紅綠燈？

日本的教育和我們有什麽區別？

我弟弟媳婦的姐姐晏青一家在日本已經七年，他們的孩子也在日本上幼稚園，我們晚上在一起聚會，我就特意問他們：日本的教育和國內的教育有什麽不同？

晏青告訴我：日本人特別重視幼兒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親生了孩子之後辭掉工作全職帶孩子，爲什麽？因爲他們認爲孩子三歲前是幼苗期，特別重要 （中國也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長出現問題，特別難修正。而且日本人認爲：讓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強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 讓母親回歸家庭，等孩子3歲後再上班，對社會效率沒有任何影響，但對下一代的成長特別有利。

另外他們對孩子培養的一個原則就是：七分飽、七分暖。他們基本不讓孩子吃得太飽，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個單衣在外面玩水他們也不怕孩子受涼，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國一樣動不動打吊針，他們認爲孩子有很強的自癒能力。

日本人均壽命是全世界第一，這也說明日本人衛生條件、醫療條件、生態環境、飲食習慣、體育運動都做的很好。

日本的幼稚園特別乾淨，孩子一到幼稚園就要換鞋，不讓鞋子上的塵土帶進學校。

另外，我感覺日本的學校特別重視校服，他們的校服也特別漂亮，式樣很多，做工很好，我問他們爲什麽這麽重視校服？他們的回答讓你耳目一新：

一個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訴它：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任何一個人穿制服幹壞事內心總有一種不安。

另外，日本人讓人吃驚得就是，每個家庭都有家庭記帳本，家庭主婦不記帳是不可想像的事。

我記得在超市買東西，收銀員一定問的一個問題是：是列印一張單嗎？因爲日本家庭主婦很多時候在超市買東西是分單打印的，以方便記帳。比如文具歸文具、書籍歸書籍、食品歸食品，這樣她們每個月就能做統計，家庭理財的概念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在培養。

另外，日本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女人回歸家庭，但是男人的錢袋卻歸女人掌控。每個月，女人給男人一些零花錢，但男人還有一些加班費可以做私房錢。

我問晏青爲什麽會這樣？晏青的回答也是讓我吃驚：女人回歸家庭，如果再不掌控財政大權，這樣女人就沒有任何安全感，這樣的家庭也不穩定，也不利於孩子的成長。

我帶隊參觀了東京的一家中學，和他們的校長、教務長、心理輔導老師座談。

日本的中學特別重視動手能力，家政、縫紉、空手道、體育、興趣班全部開設，心理輔導老師的導入學生的日常學習，因爲他們發現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問題，所以每一個學校都有一個專職的心理輔導老師，我參觀的那所學校的心理輔導老師正好是一個華人，我就問了她無數的問題。

日本中學特別重視武士道課，他們每個學校都有專門的武士道館，也經常有相關的比賽，他們認爲，武士道課能培養孩子堅強的品格，永不服輸的精神。

所以，我建議中國教育部能把中國的武術列爲中學的必修課。我中學時就特別迷戀武術，少年的我渴望用暴力能改變世界，後來發現行不通。

任何偉大的理想都需要堅強的肉身能支撐，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總是沒有主動性、進攻性、侵略性的。中國幾千年的教育和科舉制度就是培養了太多這種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光會坐而論道，不會起而行。

當時我問了校長一個問題：你們是怎麽培養日本學生對規則的遵守的？你們是怎麽培養日本人視敬業爲天職的？你們是怎麽培養日本人服從精神的？

大而不當的故事

正當我在問校長以上問題時，信孚教育集團的信力健董事長給我遞了一個紙條：正心、誠意、平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我出來後，問他什麽意思，他說，你問題的答案就在這幾句話裏。結果我就和信總辯論起來。

中國人就喜歡講這些大而不當的大話，就好像向天空射箭，一定命中目標，但是無用。

講大道理很容易，但要明白大道理後面的小道理，小道理後面更小道理的，並能實行的人，才是真的深刻和偉大。

王陽明有一句話我特別喜歡：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未行，其實未知。很多道理我們好像是知道了，其實並沒有真正懂得，因爲我們沒有起而行。

鞠躬背後的敬業

在日本接受日本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據統計，一個日本百貨公司的電梯口的迎賓員，一天要鞠2500個躬。

我作爲一個企業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這麽鞠躬多麽不容易，支撐他們這麽常年累月做的是他們視敬業爲天職的理念。

比如我明天下一個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開始給上班的客戶鞠躬，明天他們可能能做到100%，後天他們可能就打95折，大後天他們打90折，最後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頭禪：沒有比敬業更好的愛國主義。

一個老師，愛你的學生，這就是愛國，一個編輯，出沒有校對差錯的書籍，這就是愛國。一個警察，保一方平安，把本職工作做好，這就是愛國。我最反對的一句口號就是：有困難找警察。這其實是一句很不負責任、也做不到的話，這話是一些政客做宣傳用，給一線的警察添無數的和本職工作無關的麻煩。

一個清潔工，把它負責的地方搞得乾乾淨淨，就是愛國。

在網上做一個愛國主義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價，太容易了。我要問他一句：你本職工作怎麽樣？這是分辨一個真正愛國主義者的放大鏡。

我們離日本有多遠？

很多沒有去過日本的朋友問我：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到底離日本有多遠?

我就反問他：中國足球隊離歐美強隊有多遠？

他就說：就單個隊員技戰術水平、體能來講，好像水平很近，但整個隊一旦上場打起來又好像差很遠，因爲：你根本就沒有贏的機會。

我說：你這就講對了，中國和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國足球隊和歐美強隊的距離，感覺差不遠，但實際差很遠。因爲人家已經霸住位了，你要接近還容易，你要超越很難。

我們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生活品質沒有上去，我們的生活品質上去了，生活品位沒有上去。

我當時就講了一個例子：中國很多老闆也能買賓士車當座駕，但是永遠不要忘了，坐賓士的民族和造賓士的民族絕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萬人民幣你就能買一架賓士S320，但你要造出同樣價格性能比的賓士車來，投資100億下去，卻未必能。

我這次也特意參觀松下研究院，發現中國製造的一些幻覺。

很多商品背後印有 Made in China，但其實很多是組裝在中國，設計不在中國，品牌不在中國、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國、製造工具、機床不在中國，市場渠道不控制在中國，還有，很多精密製造也不在中國，更不控制在中國人手上。

我參觀了日本出版業最大的一家中盤，東販的物流中心，他們的配貨差錯率居然控制在萬分之二以內，這個差錯率相當於：你在一本新華字典裏找到一個錯字。日本真正強大不在於我們前臺所看到的東西，而在於他們的後臺，以及這些能設計這些後臺的高素質的人才！

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個小細節

我記得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前，出了三次國。

第一次是去美國，卡特總統接待他，我想鄧小平心情一定是不平靜的：毛講得不對，美國鬼子不是紙老虎。

第二次是訪問日本，坐了日本的新幹線，他也一定感慨萬千：小日本不可小看。

第三次是去新加坡訪問，李光耀對他說：新加坡原來是一個漁村，新加坡人都是漁民，很落後，我們經過20多年的學習西方，也能搞成這樣，中國有很多人才，如果改革開放，一定會比我們進步得更快。

鄧小平回國後下定決心改革開放。

但這次我在日本發現，日本人當年明治維新，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1871年，日本派出以財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後來成爲日本首相）爲首的100餘人訪問團，對歐美進行了長達22個月的超長期考察，對政府制度、司法機構、教育體系進行詳盡的調查研究。當時的美國總統格蘭特、英國的女王維多利亞、法國總統齊魯、普魯士皇帝威廉二世、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二世都會見了日本使團。

注意：日本的政治精英是花了22個月對西方的政府制度、司法機構、教育體系、包括憲法做了詳盡的考察後，經過認真思考後才真正啓動明治維新的，包括他們採用德國的憲法。

而我們的鄧小平卻是三次訪問，每次幾天走馬觀花式的訪問後回國啓動改革開放，（這當然有他在文革中對舊體制的深刻反省），他後來講的“摸著石頭過河”是他內心的大實話。

所以，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沒有經過對西方認真研究後而實施的，就好像要拆一棟舊樓建新樓，舊樓還沒有拆，就在旁邊蓋新樓，新樓的圖紙還沒有設計完畢，就開工了。結果舊樓和新樓交叉在一起，怎麽拆舊樓也是一個難題。

心態決定未來

我們一行九人，一路參觀一路辯論，在車上要搶話筒，也講了很多關於日本的笑話，包括網上流行的武大郎和日本的故事，全部表達了阿Q精神和精神勝利法。

在中國演講，要全面闡述日本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而滿足中國人的虛榮心，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

我們這些年是言必GDP，GDP都成我們的圖騰了，其實像防盜網、防盜門、桶裝水這個産業的GDP整個就是負的。

上海這些年進步很大，上海人很自豪，但看看下面的數位，我想上海人、中國人緊迫感會更強：2003年的統計，一個東京的GDP，相當於20個上海，10個漢城，7個香港，5個巴黎，3.5個倫敦。

同樣是2003年統計，中國的GDP是1.4萬億美元，日本是4.3萬億美金，日本是中國的三倍。

你要知道，日本的人口是1.28億，中國是13億，中國是日本的10倍，而國土面積，中國是日本的26倍。但是中國的國土有40%是不可用國土，而日本就沒有沙漠，而且海岸線很長，海洋經濟區域大，海産品極其豐富。所以從人均佔有資源上來講，我們並不比日本有優勢。

我這篇文章寫得特別艱難，因爲你要寫日本民族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要說很多我們民族的很多劣根性，而且這些劣根性存在我們任何一個人包括我自己的靈魂深處和下意識的思維中。我曾在我公司內部就這個題目作過一次演講，已經引起抗日青年的激動，而後又在一家教育出版社做過一次，他們臉上好像沒有什麽反應（你這不是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讓我不敢深入講下去而轉向企業敬業精神，結果讓我這次演講有些邏輯混亂，主題不突出。一個人要否定自己而後自新自強都很難，何況一個有著5000年歷史一直以大中華自居的民族。強者永遠是霸道的，你爲了超越他們，你就不得不忍受他們的霸道，就像韓信要受胯下之辱一樣。

強者又因爲他們的強大而是我們的師傅，徒弟要超越師傅，除了放下架子全心全意向他們學習之外而後創新並無它法。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是張之洞的名言，但我覺得我們的積弱絕對是因爲體的問題，如果不深入反思體的問題，我們又怎麽奢談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我們一定要虛心，我們曾經是日本的老師，但今天他們是我們的老師，所以我們的心態要歸零，一定要把大中華、小日本兩個概念先去掉，這樣才學的快，超越的快。

我們在說別人長處和我們短處的時候，並不表示我們自卑，而是表達我們的自新和自強。

祖上的光榮不講或少講一些也並不表示它不存在，而且一個民族的自信也不能建立在祖上的光榮上。

我們不自卑，也不自負，我們腳踏實地，虛心學習，勇於創新。

我們今天的心態決定我們的未來。

中國應該鼓勵適度的經濟愛國主義

任何一個理性的愛國青年應該明白：用一種不理性的方式愛國很可能是誤國，口頭上的愛國主義者太容易，實際上的愛國主義者最難做。沒有比敬業更好的愛國主義者，先把本職工作做好，過嘴癮太容易。

你可以表達對日本民族一些右翼分子死不認錯的厭惡和不喜歡，但請用一種理性的方式，而不是謾駡的方式，而且你不要因爲這些情緒而影響我們學習他們的長處。

我們國家應該鼓勵一種適度的經濟愛國主義，在有民族品牌産品可以替代的情況下，雖然它價格可能差一點，品質差一些，也請一定支援民族品牌，因爲如果沒有民族品牌的興起，中華民族也絕對到達不了經濟食物鏈的上層，我們國家的復興是絕無可能。

我有時很同情像李東生、倪潤峰、任正非這些民族品牌的創立者，對他們充滿敬意。他們和洋人的競爭其實是不平等和不是一個數量級的競爭，你好像就在拳擊場上看見我們的60公斤選手在和洋人120公斤的選手在拚殺。

我親愛的國人，你怎麽能要求我們洗腳上田的農民企業家製造的産品和創立上百年的洋人跨國公司的産品品質一樣呢？就好像你怎麽能要求你剛學走路的孩子和已經成年的人洋人走得一樣快呢？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愛他們，讓孩子們自己充分競爭和成長，並給他們時間！

正是因爲韓國人的經濟愛國主義，才培養起來像三星、現代汽車這些和索尼齊名的韓國跨國公司，也正是這樣，日本人對韓國人才真正的尊重。三星、現代就是我們當年甲午海戰中能和日本軍艦抗衡的濟遠號啊！可是我們的民族濟遠號跨國軍艦在哪裡？又有幾艘可以跨海作戰的跨國公司？

如果韓國人沒有經濟愛國主義，韓國絕對不可能有今天的經濟成就。像韓國在李承晚和朴正熙的軍政年代，他們的統治階層，也絕對不用日本貨。不像我們一改革開放，幹部們出國，首先帶的是日本電器。我們沒有骨氣，把一切恩怨一筆勾銷。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作者: 吳曉波

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3-8-1
頁數: 246
定價: 42.00
裝幀: 平裝
ISBN: 9787308116268

內容簡介  · · · · · ·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再度發力！

向錢穆先生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致敬之作！

打破時間壁壘，勾勒歷代變法全貌！

探尋中國兩千多年來經濟變革的得與失！

如果不研究歷代經濟的變革，

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齊國宰相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爲霸主，傲視群雄；西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爲之緩解；西元1978年，總設計師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法，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産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著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的重大經濟變法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隱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爲鑒，實不失爲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作者簡介  · · · · · ·

吳曉波

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爲年度“中國青年領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卷）、《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卷）、《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西元前7世紀—1869年》、《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大敗局》、《大敗局Ⅱ》等。其中《激蕩三十年》被評爲“2007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2008年《新周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蕩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評爲“2009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爲“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目錄  · · · · · ·

導論　研究中國的方法
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誰家的“大勢”？
兩個研究工具及兩個結論

第一講　管仲變法：兩千多年前的“凱因斯主義”

被嚴重誤讀的“士農工商”
“放活微觀，管制宏觀”
“鹽鐵專營"的始作俑者
鼓勵消費的異端思想
“以商止戰”與和平稱霸
中國古代版的“凱因斯”

第二講　商鞅變法：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以農立國：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中嘗到甜頭
軍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個平民社會
郡縣制度：中央集權制的政治雛形
強國邏輯：中央集權制度的奠基之人
毛澤東：“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講　漢武帝變法：頂層設計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與後果
劉徹：大一統制度的集大成者
産業改革：鑄錢、鹽鐵與釀酒
流通改革：均輸與平準
稅收改革：告緡令與算緡令
變法造就第一個“半億帝國”
變法的負面效應及爭論
鹽鐵會議與“桑弘羊之問”

第四講　王莽變法：第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改革

變法背景：世族經濟威脅中央集權
改革三戰場：財政、貨幣和土地
最慘烈的改革結果
劉秀對世族開戰的失敗
“桃花源記”的經濟學詮釋

第五講　世民治國：最盛的王朝與最小的政府

科舉制以及世族勢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決吏政、兵政之患
關於專營政策的反復與爭議
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劉晏變法：專營制度的歸來
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出路

第六講　王安石變法：最後的整體配套改革

“杯酒釋兵權”的政策利弊
寬鬆與禁榷並舉
士紳經濟的定型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辯”
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改革標本”王安石
“世界時間”裏的變法

第七講　明清停滯：大陸孤立主義的後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惡質化
鐵桶陣：對外閉關鎖國
散沙術：對內男耕女織
城市化率的下滑
對“自轉慣性”的預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經濟
被槍炮打破的“超穩定結構”

第八講　洋務運動：缺乏現代性的現代化變革

洋務運動不是一場“遲到的運動”
以鐵路爲例：發展與穩定的取捨
以輪船招商局爲例：國營與民營的取捨
中日對比：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商人與知識精英在體制外“會師”
立憲運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選擇
洋務運動的制度性遺産

第九講　兩個民國：從極度自由到“統制經濟”

四個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壞
空前強大的民營經濟
地方自治的試驗
被歡呼回來的獨裁者
國民黨的經濟主張
擠壓民間資本的五種辦法

第十講　計劃經濟：從自負到自毀的大試驗

上海試驗：計劃經濟的體系雛形
“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經濟的建設模式
七年消滅私營經濟
兩次自毀性的經濟運動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亂十年

第十一講　改革開放（上）：沒有藍圖的改革

第三種社會主義經濟模式
增量改革：由農民發動的工業化運動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權與非均衡戰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積極參與和冒險支援
“哪裡是改革的主戰場”
物價闖關：轉捩點上的“意外失利”
80年代：“一切改革都從違法開始”

第十二講　改革開放（下）：集權主義的回歸

分稅制：從增量改革到整體改革
1998年的“三駕馬車”
國有企業的絕地復蘇
“大國崛起”與朱氏邏輯
從鐵本案到四萬億計劃：第六次“國進民退”
發展與公平：2013年的雙重困境

後記　回到歷史的基本面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兩個永恒性的主題：分權與均富
三個最特殊的戰場：國有經濟、土地和金融業
四股前所未見的新勢力：互聯網、NGO組織、企業家和自由知識份子

跋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讀後感──向吳曉波先生致敬

崔景士(中糧期貨董事總經理) 曾寧轉貼 2014-02-26 15:23:10

http://t.cn/8F3ajXF

記得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瑟瑟寒風中，讀了吳曉波先生的《激蕩三十年》一書。那是第一次讀吳先生的文字，因當時在交易上牽扯過重，便囫圇吞棗般的將上下兩冊讀完，對故事情節的掌握多於靈魂滌蕩的收穫。閱讀過程中，一次次的爲馬勝利和仰融們悲情著，爲馮根生和宗慶後們慶倖著。在那個百年大劫的時點，親身見證了一家大型民企從浮奢的天堂跌落至地獄只用了5個月時間，在最最絕望的時刻，在考慮將面臨怎樣一個“死亡方式”的時刻，救市的嗎啡強行注入。又是5個月時間，大家從地獄爬回了地平線，可以繼續活下去了，2009年6月時的真實感受就是：活著真好。

吳先生在書中不加掩飾的流露出對民營經濟的傾向和對民營企業家的同情，該書對中國那些還健在的草根創業者而言無異于一劑心靈雞湯，對那些在悲愴中無奈逝去的創業者是一劑安魂湯。大家還應記得在健力寶案宣判後，坐在輪椅上的李經緯仰天長歎，老淚縱橫一刻吧？此書的出版，還給了逝者一個公義，一份尊嚴，願李經緯們天堂一切安好。讀完這本書後我心中的沈重感久久揮之不去，爲什麽總會這樣，這是草根們的必然宿命嗎？是這個時代必須的烙印嗎？亦或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嗎？這些疑惑困擾我多年，一直壓抑在心底。直到拜讀了吳先生的新作《歷代經濟變革得失》，思路頓時豁然開朗，有種“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淋漓盡致般的痛快。儘管書中觀點僅代表吳先生一家之言，我們還不能將其視爲終極真理，但至少對很多當代經濟問題的困惑有了基本的判斷標準。兩本書讓我對吳先生産生了仰慕之情，按圖索驥下去，發現吳先生還著有《跌蕩一百年》和《浩蕩兩千年》兩本書，它們作爲《激蕩三十年》的姊妹篇，時間跨度更廣，幾乎囊括了中國自中央集權制度形成後的所有經濟史。因時間關係還沒有拜讀這兩本書，但從出版時間上看，《歷代……》於2013年面世，在其他三本書之後，猜測應是對三本《…蕩…》的精煉提純。

《歷代…》共分12講，時間跨度從西元前685年至今天共計2698年。在導論中吳先生開篇宗義抛出了“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問題，質問“這是誰家的勢”？吳先生認爲由於種種原因，歷代中國人對於“大一統”有著宿命般的終極訴求，這一點和其他國家有著本質區別，因此研究中國歷史不能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費正清老先生便是這種觀點)。一旦偏離了這一出發點，中國歷史研究便猶如緣木求魚，一無所得。對於中國經濟變革史的研究方法，吳先生創造性的提出了“四個維度”分析法：1.郡縣制度，2.尊儒制度，3.科舉制度，4.國家專營制度。四個制度在縱深層次分別代表著1.中央集權模式，2.意識形態控制模式，3.統治階級分權模式和4.經濟控制模式。吳先生認爲，中國自進入中央集權社會形態後，歷代統治者都在潛移默化的尊奉著上述四個模式(知道孔夫子的地位爲什麽這麽高了吧，理解帝王們“儒表法裏”的權術了吧)，而當違背四個模式的時候，往往會出現大的社會動蕩。

第一和第二講分別講述了管仲變法和商鞅變法，吳先生認爲管仲變法的要點在於重視商業，可以稱爲中國版的凱因斯主義，而商鞅變法則是極端中央集權模式的典範。兩次變法的更重大歷史意義在於，它們從此圈定出中華民族歷次經濟變革的兩個邊界：極左和極右，此後歷朝歷代的任何一次變革無非是在這個已經劃好的圈內擺動而已，充其量是接近極左邊界或極右邊界，但無一次能夠越出這個範疇。

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經濟學界一直尊西方爲師，學習經邦濟世之道。殊不知早在西元前七世紀，我們的先人在黃海之濱就已演繹出重商主義的旋律，而演奏者就是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管仲。管仲早就洞悉了商業利潤遠高於農業利潤的奧秘，在齊國大興商業之道，利用黃海之濱的海鹽和附近的鐵山，和西部的各諸侯國做起了買賣，很快使齊國富強起來。而當一個英國紳士明白了這個道理並寫出《國富論》時，時間已經走過了2461年。管仲在治理齊國的過程中也發現了專業化分工的秘訣，說出了流芳千古的名言“四民分業，士農工商”。同樣還是在英國，當一個中年貴族終於也想明白了這個道理，用英國和西班牙生産羊毛和葡萄酒爲例，說明專業化分工可以産出更多的商品，時針已經指在了西元1817年。這兩位英國人就是被當代經濟學者頂禮膜拜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古典經濟學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宗師。

管仲變法中還包括一個有趣的小段子，但在“××挺住”被大肆抨擊的時刻，這個小段子好像難登大雅之堂。管仲首倡色情行業，由官府運作，把它當成一個做名正言順的生意來運作，照章納稅，服從管理。目的很簡單，賺取稅收，充實國庫。所以齊桓公當政時的臨淄城車水馬龍，名揚天下。中國各個行業都有祭祀祖師爺的傳統，比如青幫徒衆祭祀關羽，言必稱“二哥”，儒生祭祀孔夫子，滿嘴的“仁義道德”；那麽由此推斷，如果也允許性産業工作者祭祀的話，那麽祖師爺非管仲莫屬，同行見面會互報一聲“臨淄管子門下”。

商鞅變法的知名度遠高於管仲變法，主要是因爲這次變法促使積貧積弱的秦國強大起來，歷經七代人努力，一統天下，而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大統一，意義自然非凡。商鞅變法走的路子和管仲完全不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商鞅陸續頒佈了《墾草令》：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農耕；《秦律》：廢私鬥，獎軍功，輕罪重刑；建立爵位制：多殺敵和多産糧是晉爵的唯一途徑，即使公室子弟也不能例外。

商鞅出自法家門派，《秦律》便是以法家思想爲藍本制定的，處處體現出法家的嚴峻淩厲本質。比如他極度厭惡商業和商人，認爲使國家富強只需要兩種人：農民和士兵。農民多種田多産糧，供應士兵多打仗多占地；農民種更多的田，産更多的糧；供養更多的士兵殺更多的敵人，搶更多的地……如此迴圈下去，秦國必將一統天下。而商人在他眼中則是不事産業，囤積居奇，遊手好閒，投機取巧之流，對國家沒有任何幫助，必須大力抑制。商鞅把秦國的山海湖泊統統收歸國有，不許商人染指。再如，商鞅極度鄙視儒學和儒生，認爲他們是一群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人，整天只會空談禮崩樂壞，今不如故之類的陳詞濫調，對於國家沒有益處。在後面還會講到的其他改革者中，也不乏鄙夷儒學的人士，比如桑弘羊，他認爲儒生的治國方略無非就三條空口號：1.以農爲本；2.輕徭薄賦；3.克己仁義。但一到執行層面，儒生就束手無策了。正是改革者和儒生在治國理念的巨大差異，才産生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桑弘羊之問”。

(未完待續)


中國威脅論 傅瑩：渲染

2014-3-4 12:29| 發佈者: maganpower| 查看數: 79| 評論數: 0 |來自: 中央社

大陸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今天表示，中國國防力量是防禦性的，「幾個鄰國」因糾紛而渲染中國威脅論，如果有國家挑釁破壞地區安全和秩序，中國會做出有效回應。

大陸全國人大今天上午舉行記者會，傅瑩回答美國媒體問及中國軍費成長是否和與鄰國關係緊張及美國重返亞太有關？傅瑩有上述表示。

她說，中國大陸和「一些國家」有領土海域爭議，但中方一直主張用和平方式談判解決；如果有國家挑釁、破壞地區安全和秩序，中國必須做出「有效回應」，而這個回應的結果與目的是維護地區和平。

傅瑩強調，中國從來不會拿一個鄰國或一個國家當敵人或威脅，而中國的國防軍事力量是防禦性質。

她表示，如果美國及其他國家關心亞洲和平與安全，就應能冷靜客觀的理解中國希望維護領土主權的願望。

傅瑩還指出，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也曾多次強調「不是針對中國」，她意有所指的說，當然，美國的言行還要再觀察，而她理解的是中美這兩大國間願意多合作，也真心希望中美總體是合作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