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白岩松：爲什麽中國到處援助別國，卻缺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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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1 神筆記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土豪”。他的家裏窮得叮噹響，家人吃不飽穿不暖，常常需要人們的救濟，但是這個土豪又特別“有志氣”，認爲好心的人們的救濟根本就是看不起他，他不屑於這種救濟。白天說完這話，他又在晚上悄悄開了後門，等待救濟者上門援助，而第二天，他就會把接受到的救援連同家裏的餘物餘錢，慷慨大方地贈送給鄰居們，以求得鄰居們一句好話一個好名聲，但是大部分的鄰居都當他是“冤大頭”。家裏人責怪說家裏都還沒吃飽，孩子都快餓死了，怎麽可以那麽大方？土豪說：雖然我們家裏人多，還是發展中家庭，但是我很享受這種被依賴的、群星環繞的、萬邦來朝的感覺！

這個世界上，也有這麽個土豪國家，它叫中國。在前幾天，剛給鄰居印尼送去逾200億美元的投資。下面，我們先來看看讓白岩松大發感慨的土豪國對外援助史：

中國的對外援助，肇始於1949年建政之初，蒙古國和越南最早伸手要援助，從此中國對外援助的興頭一發不可收拾。

據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主張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援助。1970年，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把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紅十字會向匈牙利遭水災地區居民捐款15萬元人民幣一事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批示:“似太少，可贈50萬元”。到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即使是在1960年的大饑荒時代，中國人民已經開始用草根、樹皮充饑。這種情況下，中國卻義無反顧地把10萬噸大米借給遇到同樣危機的越南，對內竟宣稱蘇聯逼債勒緊褲腰帶，在此間數年，中國人民餓殍遍野。

中蘇翻臉後，中國更加擴大了對外援助的規模。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1962年以後援外更超過了償債（債是指中國欠另外的其他國家的外債）。一些受援國從工農業、軍事設施到日用品什麽都要，還有些援助國伸手要外匯還債。

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飈曾經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們給了阿爾巴尼亞9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有學者根據貨幣含金量、購買力測算，它相當於現在的上千億！它還相當於給當時人口規模爲200萬的阿國人每人發了4000多元的紅包！）從1954年起，中國政府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折合人民幣100多億元。這個數位相當於全國每人掏3850元，而當時中國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

根據2011年首次對外公佈的《中國對外援助白皮書》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累計對外提供援助金額達2562.9億元人民幣，其中無償援助1062億元，無息貸款765.4億元，優惠貸款735.5億元。先後6次免除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對華到期無息貸款債務。截至2009年底，中國與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50個國家簽署免債議定書，免除到期債務380筆，金額達255.8億元人民幣。

其次，中國共幫助發展中國家建成687個各類公共設施專案。斯里蘭卡紀念班達拉奈克國際會議大廈、蘇丹友誼廳、加納國家劇場、埃及開羅國際會議中心、科摩羅廣播電視中心、緬甸國際會議中心、肯尼亞國際體育中心、斐濟多功能體育館、坦桑尼亞國家體育場等公共設施和體育設施，成爲當地社會政治文化活動的中心和城市標誌性建築。毛里塔尼亞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專案、坦桑尼亞查林茲供水專案、尼日爾津德爾供水工程、安哥拉經濟住宅專案、蘇里南低造價住房專案等社會公共福利設施。

援外的建築物涉及“國家面子”，因此絕無“豆腐渣工程”，以至於前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感慨道：要看中國最好的體育設施，請到非洲去。

除此之外，近年來，中國還爲友邦援建了近100所農村小學校，大幅增加政府獎學金和來華培訓教師名額，派遣更多的教師幫助受援國發展薄弱學科，截至2009年底，中國共幫助發展中國家建成130多所學校。累計資助來自119個發展中國家共計70627名留學生來華進行各類專業學習，其中，2009年向11185名留學生提供了獎學金。共派遣近1萬名援外教師。共爲受援國培訓校長和教師1萬余名。並幫助發展中國家共計建成100多所醫院和醫療服務中心，並提供大量醫療設備和藥品。另有30多所醫院正在建設之中。

讀到這裏或許你已經膛目結舌，但以上資料僅供參考。美國的國會研究所引用紐約大學的報告顯示，僅2002-2007年間，各種報道中提及的中國對外援助金額加起來就達747.4億美元（約4708.62億人民幣），遠超《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顯示的資料。《彭博商業周刊》在《不靠譜的中國經濟統計》一文中指出，政府公佈的援助資料是被低估的。英國《金融時報》也指出，2009-2010年間，中國借給發展中國家的錢比世界銀行的還要多。《外交政策》則指出，中國的援助或貸款“沒有附加條件”，許多條款都是秘密協定，變相地支援了當地的腐敗（這一點，我在舊文《國際援助，你是誰爲了誰》中有具體分析）。

目前，可以查到的各種援助有（按年月列舉，歡迎補充）：

1950年-1953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出動100多萬志願軍，開支戰費7萬億元人民幣（舊幣）。1953年11月金日成訪問中國，中朝簽訂經濟文化合作協定，中國不僅將戰時費用一筆勾銷，又無償贈送朝鮮8萬億元人民幣（舊幣）。朝鮮戰爭期間我國對朝鮮的援助:槍6.7萬支，火炮920門，坦克和自行火炮120輛，汽車1233輛，無線電臺200部，有線電臺500部，炮彈61萬發，子彈5929萬發，手榴彈39.6萬個，地雷2萬個。

1950年-1954年，中國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萬億人民幣（舊幣）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來複電越南勞動黨中央：越南要求中國援助的軍事物資，均可予以解決，即由軍委總後勤部分批發貨。1950-1954年越南抗法戰爭期間我國對越南的援助：槍11.6萬支，火炮4630門，數量不詳的各類彈藥和工程通信器材。

1954年，外蒙古向中國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製造、廚師、裁縫、制靴、印染等近40個工種12250名工人的清單。當年中國派出8200名工人，幫助蒙古建學校、醫院、療養院、專家招待所、熱電站、玻璃廠、造紙廠、養雞場等，甚至修復古廟。中國不能製造蒙古提出的紡織廠設備，不惜動用緊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1955年，中國政府派出專家、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援建越南，並無償贈送越南8億元人民幣。在《關於中國1955年援助越南議定書》的附件中，中國不顧本國大米供應緊張，援助越南3萬噸大米以及300噸麵粉、5噸葡萄乾、1130箱酒及粉條、香煙、中成藥、醫療器械等；還有電爐、輪船、電話機、卡尺、燈泡；農業援助專案從農作物栽培、選種育種、病蟲害防治，到建獸醫院、家畜防疫藥劑製造廠、火柴廠、加固水壩等，還包括10個碾米廠、兩個汽油庫。1955-1963年我國對越南的軍事援助包括：槍24萬支,，火炮2730門，艦艇28艘，飛機15架，汽車100輛，舟橋15套，工程機械935部，無線電臺6300部，有線電臺2萬部，炮彈144萬發，子彈1.5億發，數量不詳的服裝和食品。

1956年，中蒙兩國簽訂經濟和技術援助協定，中國從1956年至1959年，無償援助蒙古1.6億盧布。1956年10月，中國與尼泊爾政府簽訂經濟援助協定。

1957年，中國無償贈予柬埔寨8億柬元(折合800萬英鎊)的物資。

1958-1963年，中國對阿爾及利亞的軍事援助：槍15萬支及少量火炮。

1959年，中越兩國政府簽訂7份文件，中國向越南提供人民幣3億元的長期貸款和1億元的無償援助。

1960年，中國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0000噸小麥和大米。中國向埃及等國提供經濟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術人員。中國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贊鐵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援外專案。截至1966年，中國援非金額累計已達4.23億美元。

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國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爲40.28億元人民幣，大部分給了越南、蒙古、朝鮮。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位，“一五”計劃中的援外占國家基建投資的1/10。

1960年，中國同意供應朝鮮10萬錠的棉紡設備，也同意供應其他專案，並同意分4年貸款4.2億盧布。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推遲10年甚至20年也未嘗不可，等後代還也可以。1960年11月，古巴的切-格瓦拉訪華，中國給了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0-1963年我國對古巴的軍事援助：槍1830支，無後坐力炮800門。1960年底，正值中國最嚴重的災荒時期，卻還是緊急援助了阿爾巴尼亞5萬噸糧食。

1961年1月，中國支援阿爾巴尼亞五億盧布，還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靠著中國的食品，阿爾巴尼亞人不知“定量”爲何物。這一切都發生在大饑荒時期。

1962年，中國政府和老撾王國政府簽訂航空運輸和修建公路協定，中國負責修建雲南孟臘至老撾豐沙裏的公路。1962年初，中國承諾對外援助69億多元人民幣，主要是越南、朝鮮、蒙古、阿爾巴尼亞，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爾、埃及、馬里、敍利亞、索馬利亞等亞非國家。1962年夏，中越兩國領導人在北京會商，中國向越南無償提供可裝備230個步兵營的武器。

1962年，爲滿足朝方急需，中國將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鄲第三、第五紡織廠的設備全套拆往朝鮮。

1964-1978年，中國對越南的軍事援助包括：槍177萬支，火炮3萬多門，坦克裝甲車810輛，飛機165架，艦艇117艘，汽車1.5萬輛，地對空導彈449枚，炮彈1660萬發，子彈10.4億發，地雷19萬個，1.5萬噸，雷達260部，無線電臺3.2萬部，有線電臺4.9萬部，工程機械4834台，數量不詳的其他軍用器材和食品等。

1964-1978年，中國對坦桑尼亞的軍事援助：數量不詳的武器彈藥，援建海軍基地一處，援建飛機場一座，各類軍用器材870套等。

1964-1978年，中國對老撾的軍事援助包括：槍11.5萬支，火炮2780門，坦克裝甲車34輛，汽車773輛，炮彈267萬發，子彈1.7億發，手榴彈92萬個，地雷25.4萬個，無線電臺2530部，有線電臺2654部，軍服257萬套，食品800噸等。

1964-1978年，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軍事援助包括：槍75.2萬支，火炮1.1萬門，坦克裝甲車890輛，飛機180架，艦艇46艘，地對空導彈224枚，魚雷196枚，汽車4230輛，炮彈822萬發，子彈15.64億發，援建阿爾巴尼亞全部的空軍和海軍基地，數量不詳的其他軍用設備。

1965年10月，應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國先後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鐵道兵、工程兵和後勤部隊共計32萬人，最高年份高達17萬人。1970年，中國軍隊奉命全部撤回國內，而1442位烈士的遺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65年3月，周恩來對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說：除已經提供的6000萬美元外，我們將繼續向你們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簽訂無償軍事援助議定書。僅此一年，中國對巴基斯坦的4筆無償援助已達1.8億元人民幣。1968年12月26日，中國再次無償援助巴基斯坦1億元人民幣。

1967年，中國對外經濟援助占國家財政支出的4.5%。

1970年，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說，“四五”計劃安排的對外經濟援助太少，特別是對巴基斯坦的經濟援助很不夠，要由原定的2億元人民幣增加到5億元人民幣。

1970年，中國向朝鮮提供石油15萬噸，1972年增加到140萬噸。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設輸油管，1974年2月破土動工，1976年1月輸油管竣工，年輸油能力爲400萬噸。同時，還援建了20萬千瓦火電廠、平壤地鐵等專案。

1970年，中國決定提供給阿爾巴尼亞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1970年至1976年，中國對非洲的援助金額高達18.15億美元。1970年代後，又同31個國家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1970年代，我國先後同智利、秘魯、牙買加、圭亞那等國簽訂了經濟合作協定。

1971年，中國與越南簽訂的無償援助協定共7筆，援助數額達36.1億元人民幣。這年，中國還同朝鮮、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國簽訂了援外協定，總額度爲74.25億元人民幣，是建國以來對外援助任務最重的一年。對外援助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發生特大水災，危及數十萬人。中國緊急調動飛機和火車，運送救災物資到越南。9月27日，中越兩國政府簽訂1972年中國向越南提供經濟、軍事物資援助協-定，確定中國無償援助越南27.98億元人民幣。

1972年，中國對外援助支出51.49億元人民幣，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國對越南簽署13項無償援助的協定，援助21.07億元人民幣。

1973年，中越簽署7筆包括一般物資、軍事裝備、成套專案和現匯在內的無償援助協-定，折合人民幣25.39億元，加上同其他國家簽訂的援助協定，國家財政對外援助支出達到57.98億，占國家財政支出的7.2%，是建國以來對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國與阿爾巴利亞簽訂貸款協定，中國貸款給阿爾巴尼亞10億元人民幣。中國又簽署了給予越南無償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協定，並擬定金額25億元的援助計劃。

1975年，對外援助總額基本維持“四五”水平，大約平均每年50億元人民幣。5月，中越兩國政府簽署中國向越南提供無息貸款協定和1976年中國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資的議定書。7月3日，中阿簽訂長期無息貸款等議定書。8月18日，中柬兩國政府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在北京簽字，中國向柬埔寨提供價值6億元人民幣的一般物資和成套專案的無償援助。

1976年，中國與柬埔寨簽訂提供無償軍事援助協定，援助額折合人民幣2.26億元。

至1978年5月底，中國向老撾先後派出18個工程大隊，3個民工總隊共七萬餘人，投入各種施工機械2250多台爲老撾修建公路。平均每公里公路造價爲人民幣31萬餘元，所有的修建費用都算作中國政府給予老撾王國政府無償的、不附帶任何條件的經濟援助。中國同時派出2.1萬人的高炮部隊擔負老撾的防空任務。

截至1978年，中國援越南的軍事物資可以裝備200萬陸海空軍隊，各種物資折價200多億美元。包括輕重武器、彈藥和軍需品，450個成套設備專案，346億米棉布，3.5萬輛汽車，500多萬噸糧食，200多萬噸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億美元的現匯。這些援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絕大部分無償，一小部分是無息貸款。

1998年朝鮮周年國慶時，中國向其提供了８萬噸重油的無償援助。據韓國國政監察資料表明，1999年—2002年，中國向朝鮮提供了175萬噸石油，並呈逐年增加趨勢，即便是受朝核危機衝擊最嚴重的２００３年，中國援朝石油量仍達47萬餘噸，價值達7646萬美元。對朝鮮的糧食援助，使中國從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糧食贊助國之列，排名僅次於美國和歐盟。

據世界糧食計劃署統計，2005年，中國援朝糧食達53.1萬噸，占當年國際對朝援糧的92％。2004年—2005年，中朝共簽訂2.5億美元的投資協定，這些資金集中幫助朝鮮開發武山、稷東等礦山。2006年，中國對朝投資總額達1.13億美元，占朝鮮吸引外資總量的97％，這些投資大多用於平壤西區火力發電所和北昌火力發電所的設備更新，所需設備完全由中國廠商負責。2010年，中國繼續援助朝鮮100億美金。

2005年，中國政府無償援助馬達加斯加政府5000噸大米。

2006年，中國政府又向東帝汶無償援助五百噸大米，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向東帝汶提供了兩次糧食援助。三月，中方向東帝汶政府捐贈了四千五百噸大米和五十噸食用油。

2009年5月，中國政府無償援助肯尼亞政府價值1300萬元人民幣波形鐵皮物資。

2010年，中國政府向多哥政府提供8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和3000萬元人民幣的無息貸款。兩項協定總額合計爲1．1億元人民幣，將用於實施兩國政府商定的專案。向印尼提供1000萬元人民幣現匯人道主義援助，再向巴基斯坦提供2億美元援助，向柬埔寨提供3億多美元優惠貸款援助。

2011年，中國向利比亞人民提供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向馬其頓捐助23輛校車，幫助改善當地學生學習環境。同年，向科特迪瓦捐贈180台筆記本電腦、250套臺式電腦、250台印表機、600部手機和6台影印機。

2011年，中國政府宣佈：近10年來累計對外提供各類援款1700多億元人民幣，免除50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近300億元人民幣到期債務，承諾對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7%的稅目的産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爲173個發展中國家和13個地區性國際組織培訓各類人員6萬多名。

2012年，中國政府向阿富汗提供1.5億元人民幣無償援助。向埃及提供9000萬人民幣無償援助，用於雙方商定的專案，還將在著名旅遊景區盧克索建立一個中國公園。向津巴布韋災民無償援助的近1.5萬噸大米和小麥。向也門提供1億元人民幣無償援助。援助尼日利亞500萬元物資用於防治禽流感。今後三年，向非盟提供6億元人民幣無償援助，用於雙方商定的專案。

周恩來曾對越南領導人說：爲了支援你們，我們不惜承擔了最大的民族犧牲。——這個“爲了支援你們”，是否徵求了當時三餐不繼的中國人民的意見？而又是誰給了權力讓你們肆意犧牲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呢？莫非真如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所言：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鮮可以，政府可以，官員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獨老百姓不能用？

以往我們經常說，是蔣介石帶了很多黃金去臺灣，才導致中國大陸的貧窮。蔣介石帶走的黃金數量，大陸出版的《中國通史》說法爲277萬兩，對於全中國來說，這個數位，說少不少，說多也不多。提供兩組資料作參考：（1）爲了抗美援朝，中國大陸欠下蘇聯的外債爲40億美元；（2）截至1978年，中國大陸對越南的援助總額爲200億美元左右（按當時國際市場價格計算），其中，無償援助占93.3%，無息貸款占6.7%。也就是說，蔣介石帶到臺灣去的金銀，僅僅相當於抗美援朝中國大陸欠蘇聯外債的八分之一，是大陸支援越南的四十分之一。

對於中國的對外援助，央視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發問：爲什麽中國到處援助別國，卻缺少朋友？

白岩松說：中國人都有這樣的感慨，爲什麽我們在國力並不雄厚，人民並不富裕的情況下，寧可自己受窮，傾盡國力去支援一些國家，卻並沒有得到友誼。中國人勒緊褲帶，把最好的物質奉獻給我們的朋友，結果往往是反目爲仇。當年在我們國家糧食非常緊張的時候，我們用寶貴的外匯購買糧食支援阿爾巴尼亞，但最後兩國反目爲仇；我們無償支援越南，最後卻兵戎相見；我們支援朝鮮石油、糧食，卻發現那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我們支援外蒙古建設，他們卻把中國工人關進監獄；我們支援非洲國家建立工廠，他們卻責怪中國設備落後。這些受援國家的政府和平民並沒有對中國有好感，中國的犧牲和奉獻得不到友誼，難道中國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

白岩松告訴了我們爲什麽。白岩松說，他到美國參觀了一家報紙博物館，這裏珍藏了世界主要國家的報紙。美國9.11恐怖襲擊後，世界幾乎所有9月12號的報紙頭條都是關於9.11的報道，唯一只有中國的報紙頭條是領導人的接見活動。白岩松感慨道，中國與世界脫節最大的是普世價值，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所以對外援助再多，也得不到朋友。

參考資料：

1、搜狐網：對外援助60年：受援助國肆意揮霍中國援助物資

2、舒雲：中國外援往事：建國初期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

3、王沖：中國對外援助60年變遷史

4、《蔣介石運往臺灣的黃金怎麽這麽少？》


【人文中國論壇】鄧飛：公益、公民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2014-02-27 國家人文歷史

鄧飛：香港《鳳凰周刊》雜誌編委，記者部主任，一系列深度報道震驚海內外，如《瀋陽螞蟻夢》、《殺死陽宗海》、《狗日的普九造》、《湘西州長的北京一夜》、《南中國販童鏈》、《周莊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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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很榮幸能來到這裏見到這些老師，受益匪淺。我在《鳳凰周刊》做調查記者，我們關切的更多可能是現實，我十年間寫了160多篇調查報告，我們寫的是國家的黑暗性。

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國家的歷史拐點，我認爲真的是這樣，我們站在了國家和歷史的拐點上，我們今天經濟發展看起來很厲害，GDP全球第二位，但是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我們留下了6200萬留守兒童和3000多萬流動兒童，我們整個國家未來就處於這種不安定不穩定的局面，沒有愛沒有陪伴；我們付出了空氣的代價，我們的北京，沒有北風就沒有辦法看到藍天，最多的霧霾可以籠罩300多萬平方公里；我們也付出水的代價，具體的情況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的家鄉洞庭湖還有隔壁的鄱陽湖都已經變成了濕地。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水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什麽樣的原因，當然說法很多，但是我們現在找不到乾淨的河流，因爲我們的河流裏有農藥等等，我在北京、在北京的周邊，找不到一條乾淨的河流，所以我們發起了一個中國水安全的活動。因爲我們的水、空氣和土壤都出現了問題，所以我們的身體狀況也出現了問題。有關資料表明，到2012年，我們的癌症新增病人到達330多萬，占全球的21.8%，2012年因爲癌症死亡的人數爲220多萬，占全球的26.9%。現在的癌症主要是肝癌、肺癌、胃癌和食道癌，這個已經被證明就是因爲我們的水、空氣、食品有污染物導致的，我們爲什麽會這樣？我們的國家是被誰搞砸了？怎麽搞砸的？有很多說法，但是我認爲有兩點。

第一，我們的國家有一段時期，不論是我們的政府還是個人都瘋狂地開公司，一個縣也像一個公司，書記是董事長，縣長是總經理，我們追求GDP的發展第二個是唯上論。領導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現在我們的很多西部的縣城，承繼了我們的産業，我們應該怎麽辦？我是調查記者，以前我們做的就是批評政府，批評公權力。這有三個派別在我們社會，一，我們是大衆；第二我們是求政府，求政府把這件事辦好；第三個是我們不屌政府，不合作很冷漠。我罵政府11年，但我發現我們改變的太少。到了這個攝影的媒體後，我發現可以自己行動起來。我們在微博上表達我們的建議，當我們把這些問題表達出來之後，我們迅速地得到了政府的志願者，得到了資金和人財物，所以說我們開始行動起來。當很多人行動起來、參與進來以後，我們就會被逼著往前走，我們必須要採取民主的方法、透明的和聯合的方法，我們才能夠得到人心，得到信任，才能夠繼續得到捐款。當我們在不同的學校開展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形成制度、組織。這時候我們很幸運，因爲我們接觸到了微信，微信解決的就是我們結社自由的問題。我們在微信裏面建立了很多工作小組，我們用群的方法，實現了各界的聯合。我們聯合了政府，也聯合了企業。我們爲免費午餐已經籌集了9000萬資金，我們贊助了全國300多所學校，每天有7萬孩子用餐，最重要的是，我們這麽一個行動爲政府解決相同問題提供了一個方案，一個參考，然後我們影響了政府，於是他們拿出160個億來解決孩子的午餐問題、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方法，我們以前做調查記者就是批評，是批評社會的工具，我們興奮的是真相的力量；而我們現在發現我們的柔軟的力量、行動的力量、愛的力量，我們可以聯合起來，堅持起來，形成模型。之後我們又去關切鄉村孩子的醫療問題，我們發起了活動，我們給每個孩子要上保險，我們現在全國5個縣，20萬個孩子要上保險；我們發現孩子沒有棉衣，於是發起行動；我們發現在全國各地有大量動物被屠殺，我們發起了動物保護活動。我們已經做了8個公益專案和一個生存體驗，我們希望鄉村的父母能夠回家去，讓父母回家，緩解空巢老人的問題和留守孩子的問題，

我們這麽做能獲得什麽樣的價值？首先，我們認爲，我們解決了或者部分解決了現在的社會問題。我們也部分影響改變了國家的公共決策，因爲我們爲他們提供了方案和模型。我們改變了公民的人格，讓他們不只是抱怨，除了抱怨還要行動，還有堅守。三是我們提高了自我成長的能力，我們任何時候都不需要這麽依賴政府，公民社會可以慢慢地形成。

今年我寫了一本新書，叫《柔軟改變政府》，這本書裏面我有一些感受。第一，我們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是政府造成的；第二，沒有政府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我們需要有統一性；第三，我們每一個公民都是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同時也是社會問題的製造者，所以我們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我們應該成爲問題的解決者。第四，在現在這樣的新時代，我們如果說原意去做一件正義的事情，我們就得到信任支援，我們就得到技術給我們的權利，進而是整個社會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可以嘗試解決一些社會問題。第五，我們應該合作起來，社會、企業還有我們的政府，我們要三方聯手去共同解決我們的問題。

今天我來到咱們會場，看到這麽多歷史界的老師，我自己還有一個事情，我想懇請我們的同事以及歷史界的老師一起關切中國的鄉村，我們中國的鄉村被制度性抽空，農民勞力外流，留下的是空巢老人還有留守孩子和廢棄的建築，我們現在關切更多的是孩子和環境的問題，我實在是沒有能力也不可能什麽東西都去做，但是這個工作有非常關鍵。有一個人叫“愛的傳奇”，他是山東人，一個人跑到山西，去拍照片，在山西的大地上面有很多的古廟，古建築，大部分都是木結構的建築，沒人管，在坍塌，他一直在記錄，他奔走了兩年，他把它們放到我們的辦公室，今天我帶過來了。

我希望我們歷史界的老師們還有我們的雜誌社能夠支援，這不是支援他，是支援我們自己，我自己對歷史瞭解不是很多，但是這就是我們的歷史，活生生的歷史，如果說我們不行動起來的話，他真的被遺棄，我們這段歷史也會沒有，真的很可惜。我也願意和大家一起保護它們，如果我們聯合起來，各盡其能，我們就能發揮作用，謝謝大家。


【人文中國論壇】唐建光：大時代，小命運

2014-02-27 國家人文歷史

唐建光：資深媒體人，《看歷史》前主編，現任數位雜誌《我們的歷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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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站在這兒呢，有一個原因，因爲我最早創辦的雜誌就叫《國家歷史》，現在我不再是雜誌的主編了，所以對於我來說，非常高興看到《國家人文歷史》辦到百期，也希望它能辦到百年。

爲什麽我們從原來的《國家歷史》改名，成了現在的一個品牌叫“我們的歷史”，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演變。我們在2007年的時候創辦了雜誌，當時想叫什麽呢，叫《國家歷史》，我們覺得作爲一個媒體人，我們是有可能或者是有意願從某一方面來寫國家歷史的。但是辦了兩年，不讓我們叫國家歷史了，最多叫歷史，很多不讓我們來寫了，得由國家來寫。我們媒體人，或者說是體制外的媒體人，很多事是不方便讓我們去寫的，那麽我們就改名字，不讓寫了可以看，我們就叫《看歷史》。這個又做了兩年，在去年年初的時候呢，我們又不能看歷史了，我們就退出來了，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新的品牌叫我們的歷史。這個《國家人文歷史》的標題，從這個國家的字頭來講和歷史相關的一些問題，我自己的體會，從國家到旁觀，到我們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邏輯。

我想舉個例子，在2009年，那時候我們想做大時代這麽一個選題，叫解放。大家知道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的60周年，那麽我們怎麽去做解放這個大題目呢？怎麽去描述這麽一個開天闢地或者說是鬥轉星移的時刻呢？我們就去徵求意見，有一個人講了一個故事我覺得非常好。我們做了1948年淮北一個農民經歷的解放戰爭。這個講述者叫蘇琪，現在是《現代財經》雜誌的副主編，是安徽泰和人，姥爺當時是泰和縣的農民，被動員參加支前民工，然後跟他講，我們是爲了農民來打天下的。他姥爺說打天下這事呢我不想，我也不想去坐天下。又被勸說我們可以分田地，你看村裏誰欺負你。他姥爺說我倒是沒有覺得誰欺負我，我覺得人家能發財是墳頭冒煙，是命好。但是無論如何，這姥爺是被送到了前線，成爲我們解放戰爭中非常著名的百萬支前民工中的一員。然後他參加了一個戰鬥，這個戰鬥呢後來有人描述，就是擡擔架，負責把傷員擡回來。但是擡人是有原則的，就是有胳膊有腿的，還可以打人的。很不幸，他們擡完人之後，又有一批炮打過了，傷員就弄丟了，於是他就回去當了農民。後來蘇琪讀大學，知道這麽一個著名的戰役，在我們大陸的敍述叫淮海戰役，在臺灣的敍述叫徐蚌會戰。我們在小學課本中學課本中，對開天闢地、對解放戰爭的敍述，跟一個普通的當時在戰場上的民工的敍述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想，我們的國家歷史，就是從我們的歷史做起。

後來又講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回到家還好，隱姓埋名沒被追究。當解放軍席捲淮北大地的時候，很多人就卷起細軟或者是抛售田地，姥爺拿家裏的錢買了土地，非常不幸的是，再過幾年之後，由於他買了這些土地就成了地主，他一家子就經歷了很多磨難。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名詞中的解放、土改、建國，各種大業，它最後落在一個普通人的手裏或者眼裏，在他身上是什麽樣的命運，這是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話題。所以後來我們在做從《國家歷史》到《看歷史》到《我們的歷史》，經歷的是一個我們對歷史認知的演變。無論是我們還是我們周邊的人，我們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讓我們身邊的人能寫自己的歷史。

說到土改，我們之前發起過一個活動叫全國中學生歷史寫作大賽，當時在2010年舉辦的一個活動中，資中筠先生也參加了，對中學生參與歷史的寫作做了一個表彰.有一個小孩寫了《土地，土地》講的就是土改，小孩的家裏人從來不講自己的過去，坦率地說，我們的很多長輩是不講自己的過去的，可能是因爲太心酸，可能是因爲太曲折，可能是因爲太複雜，不好一言以蔽之，所以採取了逃避。這個學生叫王穎，是揚州中學的高二的學生，由於參加《看歷史》發起的這個活動，就去問她的媽媽我能寫什麽？他就從一些細節中找到題目，他說，有一次他媽媽經過一個縣城時說，我們當時院子的院牆也有這麽高。他就很好奇，我們曾經是一個什麽樣的家庭，我們曾經有什麽樣的過去？他反復地問，問了很多親人，但是很多人都不願意作答。後來他瞭解到，原來他們家是地主，所以她的媽媽、舅舅很多很多人，在那麽20-30年裏是不太擡得起頭來的，所以他們對姥爺，就是她的外曾祖父非常抱怨，說你當時爲什麽要成爲地主？這個故事和蘇琪的差不多，就是當時地價低了，就想著我能有100畝或者200畝地，作爲農民的話，能夠保證一家人的安康，能夠保證有飯吃，能夠保證子女後代有一個能夠依託的未來。

我們再回過頭來講，這些東西每個故事都是一樣的，無論是我們從教材還是從我們的宏大巨制中，我們能看到關於歷史的定義，有這樣一個爭論和反思。從我們自己來講，我們發動了一個叫“我的歷史”的專案，就是希望無論是中學生還是像資老師這樣經歷了無數大風大浪的人，都能書寫自己的歷史，所以在做這個專案的時候，我們通過文字、影像，希望建立一個“我的歷史”圖書館，希望把這個個人史的東西能夠保存下來，能夠保護這樣的歷史。所以今天在此之前，紀彭跟我說要講國家、講歷史、講大背景，坦率地說，我認爲這是楊天石老師或秦暉老師最適合的題目，從我們一個普通人來講，作爲一個媒體工作者，或者說，作爲國家普通公民來講，作爲社會一員來講，我還是希望跟王總一起，跟各位歷史媒體的同道，既要推動國家的歷史書寫，也要推動公民和個人歷史。

謝謝大家！


【人文中國論壇】何建明：國家是公民的一份心理情感

2014-02-27 國家人文歷史

何建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長。著有長篇報告文學《破天荒》、《生命第一》、《中國農民革命風暴》、《東方光芒》、《根本利益》、《部長與國家》、《中國高考報告》、《國家行動》、《國家日記》、《大國的亮點》、《警衛領袖》等，中短篇《永遠的紅樹林》、《我們可以稱他是偉人》、《科學大師的名利場》等，長篇小說《東方毒蛇》，電影《西行囚車》、《信天遊》，電視連續劇《奠基者》、《命運的承諾》、《國家行動》，另有《何建明文集》、《何建明獲獎作品集》，學術著作《論紀實文學與寫作》等，共4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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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興參加這個會。剛才聽了兩位老先生對國家和對這本雜誌的理解，很多方面我是贊同的，也受到了很大的啓發。我跟他們一個差了20歲，一個差了26歲，應該說是隔了一代人，但是我跟年輕人又差了一代人，我處於這麽一個承上啓下的年齡，就讓我感覺到對國家的認識理解不太一樣，或者說，我自己作爲一個寫作者，對國家的理解，我完全不能贊同資老先生的看法。作爲一個寫作者，我有自己的感受，我們中國人談到國家的時候常常看到的是一個自己，一個國，大寫的一個國，是一個方塊，既像一個圍牆，又像一個嘴巴，在這個圍牆中間是一個皇權的皇，還要加點東西，這就是中國人理解的國。我們通常的思維方式就是這樣，我們在理解國家的歷史、國家的現象和制度的時候，基本上就是按照這個思路走的。因此也形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政治的文化和文化的政治，是否在今天我們做一些改造、改變，或者說一些反思、反省，我覺得值得我們思考。

大家知道，我們小時候，國家多麽神聖，第一次到北京是79年，在我們遙遠的西南邊境，我們正在打仗，帶著這樣的血腥，我們到天安門來，我面對天安門廣場是這麽神聖，天安門這麽高啊。現在天天走，也沒有什麽感覺，這種感覺是不是在我們國民性中都是這樣。國家越富裕，我們對國家的概念對民族的概念，就有一種思慮，這種思慮我們沒有講出來並不代表不存在，而且今天我認爲越來越嚴重。

那麽國家是什麽呢？我前年寫了一本書，就叫《國家》。寫的是2012年，在利比亞有4萬我們的同胞在那。利比亞政變後，我們用8天時間把同胞從遙遠的非洲的槍林彈雨中解救出來的過程。這是外交部自建國以來唯一的一部讓作家寫的一部作品，我把它完成了，裏面讓我感覺到我們老百姓完全不同的對國家概念的理解。他們出去絕大多數是爲了賺錢，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因爲不願意看到國內社會的一些問題，想遠離這個地方。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當他們不再愛這個國家，對這個國家的種種問題産生強烈抵觸的時候，突然災難來了，利比亞政變，他們身上的錢和護照都被武裝民兵搶走了。怎麽辦？這時候他們唯一想到的就是跑到中國的大使館去了，這種感受我沒有，但是我聽他們講到、看到的時候，覺得國家在這個時候是多麽重要。當他們看到我們的軍艦從遙遠的地中海一直繞到利比亞的邊境上，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時候，幾千人都跪下了，高呼著祖國萬歲。當時所有的邊境都不能走了，只有突尼斯可以走，外交部通過各種關係打通了一個渠道，說給我們兩個小時闖關。後來我們有個中國建築公司的上萬人到那裏去，以爲很快可以通過邊界。一到那個地方，沒想到，好傢夥，6萬人，在一個小小的邊境上，根本不可能走。當時關卡已經卡死了，利比亞的軍隊已經不讓走了。我們的最高領導急得不行，因爲別的地方馬上要制裁利比亞，法國的飛機馬上就到。我們的人還在那，說得不好聽點，馬上要成人質了。後來我們好不容易打通渠道，允許中國人走，可是我們什麽證件都沒有，身份證都沒有，在這個時刻，東方人的面孔就可以出去了，但是東方人的面孔除了中國人還有菲律賓人、越南人、日本人等等都混在一塊。可是那天晚上必須出去，這怎麽辦？這個時候有個中國人說，咱們唱中國國歌吧。就這一句中國國歌，把中國人都找出來了。這就是國家的概念，國家是眼淚，情感，是信任。

關於國家的概念，我還有一個例子。剛才資教授講的我也非常贊同。國家難道就只有我們這種中國、美國的才叫國家嗎？去年我訪問希臘，希臘是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我在克裏特到看到的文物比我們中國古代輝煌得多得多。希臘人昂首闊步，長得也比我們中國人漂亮，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從來沒有低下頭顱過。但是現在不行了，債務危機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希臘的作家協會副主席、大學的副校長跟我們交流的時候說，他們今天冬天發不出工資，他們四個教授在教授樓裏，沒有暖氣凍得不行。他們幾個十分憤怒，找來幾把斧子，跑到蘇格拉底的神學院去砍了兩棵樹回來烤火。我聽得非常難受。希臘這麽文明的一個國家今天弄成這個樣子。中國人要給他錢，希臘人不要。我想，這是希臘人的尊嚴，這種民族的自尊心，我簡直是佩服得一塌糊塗。

我想，作爲一個作家我能做什麽？希臘有個尼克斯，是比我們的魯迅還要影響大的一位作家，可能好多人都不太瞭解，他有個作品拍成電影很有名，叫基督最後的誘惑，他還有兩個徒弟獲過諾貝爾文學獎。尼克斯曾經兩次訪問中國。1937年他訪問中國，看到了中國那種淒慘、苦哈哈的樣子，但是他說了一句話——世界的希望在中國。這個人是非常了不得的。1957年的時候，他聽說新中國成立了一定要再一次中國。那次他到中國的時候，周恩來親自爲他畫了一條旅遊線路，那條線路是按照當年李白的路線畫的。可惜離開中國後不久，他就病逝了。臨死的時候他跟夫人說，我死了以後，我的稿子無償地給中國。我一直在思考，今天，我作爲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的作家，又該如何表達對一個曾經很偉大但是今天很沒落的國家的情感？我想啊想，我走了三天時間，我看到了希臘的衰敗，看到了今天的中國是多麽繁榮。我看到了希臘機場到市內的高速路上，那麽多廣告牌沒有一個是有內容的，全是空的，證明希臘的經濟是多麽蕭條。但是希臘對我們的撤離是非常支援的，那麽一個小小的克裏特島，我們一萬五千人從那麽一個小島上撤離。這個國家這麽友好，我想表達一種感情，但是我想找到一種最好的感覺。如果說同情他們，希臘人是絕對不會接受的；如果說仰視他們，有一點，但是我們中國現在也挺好的。我寫了一首詩，我不是詩人，可是我從希臘回來我就成詩人了，我自己也很奇怪。那首詩的名字叫做《我想托起您的眼淚》。我沒想到，這首詩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行之後，有希臘朋友幫我翻譯了，在希臘竟然引起了小小的轟動。

很奇怪。一首詩，希臘人一邊在翻譯的時候一邊在掉眼淚。我想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來表達我們國與國之間的情感，我想托起您的眼淚，對這樣的國家我們不能同情，我們要保持我們尊嚴。我托起你的眼淚，不是擦幹，人家不要我擦幹。托起，我讓您的眼淚有價值有尊嚴。

有一次作家協會開會，著名作家阿來談到一件事讓我非常有感觸。他說我們中國正在強大，一天到晚講這個講那個，講我們是龍的傳人。我們爲什麽叫龍的傳人，中國龍，龍是漢民族的圖騰，我西藏的，這句話我就無法接受。龍是我們漢人的圖騰啊，他不是藏人的，也不是新疆人的，也不是其他民族的。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我們是國家、民族，我們講的是我們漢族的文化，而我們的國家有56個民族，因此對國的理解，對方塊的國的理解，我們更多的需要情感的表達。國家是我們公民的情感表達，當我們公民沒有這份感情的時候，國家還有嗎？因此，我覺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做得非常好，我們還可以做些情感方面的挖掘，我覺得要改變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還有傳統的專家學究和政治家的思維方式，包括我們普通人的思維方式，只有這樣我們中國才能真正強大，我們個人的強大，我們內心情感的強大，才是我們國家的強大。謝謝。


【人文中國論壇】資中筠:"愛國"加上"主義"有一種強制和功利性

2014-02-27 國家人文歷史

資中筠：資深學者、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精通英語及法語，是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因德高望重被尊稱爲“資先生”、“資中筠先生”。著有《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資中筠集》《資中筠自選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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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首先我應該祝賀《國家人文歷史》這個雜誌100期。我上次參加這個會，是從《文史參考》改爲《國家人文歷史》，當時我曾經有一個擔心，因爲我對國家兩個字常常産生一種警惕。我說，挺好的一個歷史參考，參考就特別好，能講的很寬，什麽都可以講，一加上國家不知道會變成什麽樣。不過，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改了名字以後這個雜誌還是未改初衷吧，我覺得還是值得慶倖的，看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剛才楊天石先生說應該向《炎黃春秋》學習，我是這樣想的，每一個雜誌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有它自己的範圍和讀者面，也有不同的處境。《炎黃春秋》能夠奮鬥到現在，有了十幾萬份的發行量，它的處境是屬於比較悲壯，我覺得《國家人文歷史》的處境要好的多，在這樣的處境裏頭，我還是希望能堅持這個良知和真相。在目前的這種情況下，要取得一個生存的空間，同時還要堅持良知和真相，是需要這個主持者有很高超的手段，有高超的藝術。同時， 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有堅定的理念，這是我題外的一點想法。

國家可以分爲三個層次

今天本來要講的就是對國家的看法。對於國家的看法，最近就是《國家人文歷史》給我發表了一篇我過去寫過的文章，是摘要發表的，基本上我的觀點都在這個裏頭了。講到國家，中國人最講愛國主義，我不喜歡主義兩個字，我喜歡愛國，我覺得我非常愛國，但是一加上主義呢，就有一種強制和功利性。所以，我覺得愛國是人的一種天生的感情，就和愛家鄉、愛父母、愛自己的親人是一樣的，是沒有人能夠強迫的。

當我們談到國家的時候，我想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是自然的國家，就是故土，就是你生於斯長於斯，也許你不一定終老於斯，但這就是你生長的地方，是不可改變的是自然的，那麽你自然地就對這個地方有感情。這個字，因爲中國字裏頭分得不是太清楚，我不得不用外國字，這個故土的字是COUNTRY,就是這個國家。這是先天的不是後天的。另外一個，當我們想到國家的時候是民族，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積澱了長遠的歷史和文化形成的一個特點，我們大家都認同的這是民族。民族用英文字來說就是NATION,這個裏頭呢，一半是先天的，一半是後天的，不是一個原始的土地，而是有很長的歷史和積澱在這裏頭。第三種情況呢，就是政治性的國家，帶有政權的國家，這個在英文字裏面是STATE,這個國家就是有一撥人在這統治，也可以換另外一撥人在這統治，但是國土還是它、民族還是它，但是這個國家的體制或者是一些統治者是可以改變的。

這是我對國家的理解的三個不同層次。國家作爲一個政治的政體的國家是可以消亡的，我們常常說中華民族是從來沒有消亡過的，是歷史上唯一的，這是不對的。你不能說印度和埃及是消亡過的，但是民族沒消亡。現在的印度人也還是印度人，你現在不能說印度人全變成英國人了，我們看見的印度人全是印度人，他的風俗甚至於他的陋習都還存在，但是它已經亡過國了，它曾經當過殖民地，所以這個民族和後來的帶有政權性的國家，是不同的一種觀念。

那我們愛國家愛什麽，我想我們真正的自然的愛是愛故鄉愛故國，走到天涯海角也忘不了我曾經生長的這個祖國。第二是愛民族，因爲我們寄靈在這個民族的文化裏頭，儘管我是學外國文學的，學了很多外國字的，但是無論如何，我能調動的根是中國的文化，我想到的成語，我想到的喜怒哀樂的表達方式，無論如何我是中國人，我不會變成外國人， 我外文學得再好我不會變成外國人，這是一個民族的概念。講到第三個層次的國家，那就很不一樣了，你可以不愛它，你也可以恨它，你也可以愛它，你也可以保衛它，你也可以推翻它，當年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理論依據就是第三個層次。他不可以代表國家，我還是中國人，我不愛你我要推翻你。這是革命的依據，無論是革命還是其他的方式，改朝換代都是拿這第三種國家作爲依據。所以這第三種國家是可以愛可以不愛的。不是天生的非要怎麽樣的，甚至於在全球化的時代，你可以不想當這個國家的國民，你就到別的國家去就入別的國籍了。而你心裏頭，可能還眷戀原來的故土，這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這三個層次是應該分清的。

我想舉一個外國人的例子，比如說當年英國人爲了爭取信仰自由，他就跑到了美洲去，在美洲反對自己本國的英國王，英王，這個後來就在美洲鬧獨立，那他本身是英國人，他還站在英國，他承載的是英國的文化，他把它帶到了美洲去，這是一種情況。

我還想舉一個美國人的例子。美國人最愛的是什麽，他最認同的國家是什麽？因爲美國人是全世界的移民都過去的，包括非洲人，包括亞洲人，包括歐洲人。他們都帶著自己本國的本土的文化和民族的特色移民到了美國去，他認同了美國，他變成了美國人，他愛美國，他愛的什麽東西？他愛它的憲法，這個憲法凝聚起來的這個國家，憲法所保護的人民的利益。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概念。假如他沒有了這個憲法，他換了一個體制，變成了專制體制，他們可能就跑掉了，跑到別的地方去了。有這麽一個例子，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很短的一個時期，大概是1935年，我們叫做他麥卡錫時期，非常專制，剝奪了很多人的自由。就在這個幾年裏頭，美國的很多精英就跑到歐洲去了，他覺得不能夠認同這樣一個專制的國家。其實它沒有變成一個專制的國家，他能控制的範圍極小，麥卡錫能控制的其實就是他的國家官員、國家公務員，但是那個時候美國人好多人都受不了了，比如我們熟悉的斯諾，就跑到瑞士去了；卓別林，他也是覺得受到了某些自由的限制，跑到瑞士去當公民了。要是麥卡錫主義長期下去的話，我覺得美國就會發生革命，或者是美國人全跑掉了，或者大部分的人可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所以第三層次的國家我們是另外一個觀念的國家，我在這篇文章中就講到，國家的目的，到底王朝是國家的目的還是保護民衆的權利和福利是國家的目的。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王朝是國家的目的，皇恩浩蕩，食君之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這樣的一個觀念。但是到了現代國家，這樣的觀念就改變了。

大部分現代文明國家是“談出來”的

國家的拐點在於從古代的國家到現代的國家，即是打出了的國家還是談出來的國家。打出了的國家就是誰掌握軍權，誰本事大，用暴力推翻另一個團體，佔領這個國家，然後我的子孫就要世世代代都要繼承這個國家。現代的國家是談出來的，假如你的意見對，我們就給你一個法律來保護人民的利益，如果你倒行逆施，到一定的時候，或者用選票或者用另外的方式，來換一個，這個是現代國家的概念，也就是說不是每個人都有義務愛第三種這個國家——用政權得到的國家。統治集團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保護人民的福利，完全可以以愛國的名義推翻它。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最好不要用暴力，而是用談判的方式來，用和平的方法，用一套機制一套法制的手段，或者是遊戲規則。我們建立一種遊戲規則，以後覺得誰不能代表了，我們就用這個遊戲規則換一換，換一撥人，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走向一個文明的國家，就不再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了，不再用流血來改變某種統治的方式。這是我覺得對現代國家的一個看法，而且以後一定要變成現代的國家。

古代已經過去，現在能用暴力來解決的國家實際上已經是碩果僅存的了。大部分現代文明的國家都是談出來的國家，都是用談判來實現改變某種方式、或者體制、或者某種法制的。我自己覺得愛國就是這麽一個愛法。我非常的愛國，即使跑到國外去了，有些人跑到國外去，變成了別的國家的國籍，但是他還是愛這個原來的故土，而且他也還眷戀原來的民族文化，願意爲原來的民族文化出一份力量，做一些事情，這個也無可厚非，完全應該加以鼓勵。但是一旦這兩個國家打起仗了，他必須要忠於某一個政權，要麽是這個要麽是那個。美日之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把一些已經入了美國國籍的日裔圈起來了（對此美國後來給道歉了），就是懷疑他們的忠誠，他到底是忠於原來的國家還是忠於現在的已經入了籍的這個國家，這是有個糾結的在裏頭。我想，現在已經進入了21世紀，對於國家的這個概念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文明的、向前的觀念。一個政府到底是誰養活誰，過去說食君之祿、皇恩浩蕩，現在應該說是納稅人養活政府，我們出錢養活你，請你爲我服務，請你爲我們管點事；要是你不管事的話，我們就換一撥人。誰養活誰的這個觀念應該是非常明確的。倒過來想的話，老百姓一點福利要是全是統治者恩賜的話，這個國家我認爲是倒行逆施的，整個邏輯是倒著的。

因爲時間的關係，我對國家的這三個層次不能很詳細地講，我有幾篇文章，包括在《國家人文歷史》上發表的這篇文章，表達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謝謝大家。


【人文中國論壇】楊天石:向《新青年》學習,創造一個時代

2014-02-27 國家人文歷史

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官員、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以研究中華民國史、國民黨史和孫中山、蔣介石等民國人物見長。著有《揭開民國史的真相》（7卷本）、《楊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辛亥前後史事發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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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很榮幸能被邀請參加《國家人文歷史》出版100期的盛會。我要表示熱烈地祝賀，還要向《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對於我的支援表達感謝。《國家人文歷史》剛剛創刊不久，就幾乎用一年的時間連載了我記述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帝制的終結》，由於《國家人文歷史》的支援、連載，我這本寫得並不好的著作，被《新京報》評爲2011年的年度歷史讀物。對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謝之意。

在來開會之前，《國家人文歷史》的編輯給我打電話，問我想講什麽題目，我想了一下，我說，我建議《國家人文歷史》向兩個刊物學習，一個就是五四前夜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新青年》雜誌最大的特點，是他們思想的，是的在中國近代思想解放裏巨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多年以前，我在辦《百年潮》的過程裏面，曾經出過一個專欄紀念《新青年》，用的題目是“一個刊物創造了一個時代”。也就是說，《新青年》創造了我們中國的現代史，沒有《新青年》，我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講，沒有中國的現代史，沒有中國的現代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各方的歷史。應該說在現代中國的刊物中，找不出第二本來對中國的近現代史曾經起過這麽大的作用。我也希望《國家人文歷史》能夠像《新青年》這樣，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思想社會、文化生活領域中發揮這種開創性的作用。最近大家都在講，中國的改革開放要進一步地深入，要進一步地發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解放思想，要掃除那些落後的、已經不適於時代的舊觀念、舊思想，我希望《國家人文歷史》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能夠像《新青年》一樣邁出更大的一步，發表更多振聾發聵的好文章。

第二個，我建議《國家人文歷史》學習的刊物是《炎黃春秋》。一講到《炎黃春秋》可能在讀者裏面就會有不同的反應。我記得前不久，《炎黃春秋》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的是文革期間湖南道縣的大屠殺，網上的跟貼裏面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反應，一種反應認爲《炎黃春秋》在造謠，在妖言惑衆，但也有許多讀者表示，湖南道縣這篇文章講的是事實，是多年來人們很少講或者不敢講的歷史。有讀者講，有了《炎黃春秋》中國就沒有安定的日子；但是也有讀者表示，正因爲有了《炎黃春秋》，中國才有希望。《炎黃春秋》的特點我覺得在於它的勇敢，在於它的敢於突破，突破禁區，敢於還原歷史、揭示歷史的精神。一部中國近現代史謊言太多，真相被掩蓋得太多，所以我希望《國家人文歷史》在還原歷史，揭示歷史真相的方面能夠向《炎黃春秋》靠近、學習。不管有關方面對《炎黃春秋》有怎麽樣分歧的評價，但是我覺得習仲勳同志給炎黃的題詞寫得很對，習仲勳同志給《炎黃春秋》的題詞是“《炎黃春秋》辦得不錯”，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向炎黃靠近、學習。這個是我對《國家人文歷史》的一點希望，謝謝大家！


【總編輯王翔宇】我們要有勇氣面向歷史，否則就只能背對現實

2014-02-27 國家人文歷史

《國家人文歷史》總編輯王翔宇先生

各位朋友、來賓，大家春節好！

按照我們東邊老家的傳統啊，沒出正月都算過年。所以今年啊，看到一張張熟悉而親切的面孔都洋溢著春天的氣息，心裏感到格外地高興。

最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段子，說的是比較中國和美國穿越劇的異同，發現美國的穿越劇大多穿越回到未來，而中國的穿越劇則無一例外地穿越回了古代。爲什麽呢？原來是一個國家沒有歷史，一個國家看不清歷史。當然這是一個戲言，卻發人深思。爲了紀念《國家人文歷史》創刊100期，我們特地推出了專刊，發表了許多文化學者的文章，主題是“堅守與迷失”。這是一個容易懷疑的時代，也是個稍不留神就迷失方向的時代，正因如此，對正義和良知的堅守就顯得尤爲可貴。我們要有勇氣面向歷史，否則就只能背對現實。

剛才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大廳的一側擺放著《國家人文歷史》，從《文史參考》創刊到現在的100期雜誌。當這100本雜誌一本本擺上桌子的時候，我心生感慨，四年多了，時間都去哪了？答案不言而喻，時間變成了這100期的雜誌，它的背後是我們付出的許許多多的努力，這100期帶給我們的有驚喜，有哀傷，有榮耀，也有遺憾。也許在讀者的眼裏它只是喜歡看的許多種報刊之一，也許他並不完美，但是在我們國曆人心目中， 它不單單只是一本雜誌，它是我們的青春，也是我們的心血。在此，我代表我們年輕的團隊，向一直以來給予我們充分支援和信任的報社領導，向給予我們關懷、幫助師長、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謝謝大家！

四年來，在報社領導的正確指導下，《國家人文歷史》的各項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國家人文歷史》的發行量與影響力連年大幅增長，此外，我們《思想理論動態》系列內參，受到黨政領導的歡迎，我們主辦的人民網文史頻道，點擊量和轉載量在同類媒體中名列前茅，我們還出版圖書，舉辦多場文史大講堂、沙龍等活動，在座的好多學者都曾受邀開講，包括德高望重的資中筠先生和楊天石先生。

面對社會深刻變革，新媒體新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將抓緊機遇，不僅要辦好雜誌和網站，爲正義振臂一呼，我們還要搭建一個平臺，彙聚各方力量，爲促進社會進步做一些扎扎實實的事情。

去年我們創辦了國曆公益專案，首次與鄧飛先生的免費午餐攜手，爲貧困地區的孩子送去了幾千份午餐。下一步，除了和免費午餐深度合作外，我們還將成立專門的機構，推動文化遺産的保護和傳承，我們還會出品一系列紀錄片，首部軍事歷史題材的紀錄片預計年中就會與大家見面。此外，我們還將推出基於移動互聯網的用戶端，微信矩陣等一系列新媒體産品，爲思想和價值的傳播開闢新的渠道。今天的首屆“人文中國論壇”實際上就是一個平臺，一次朋友的聚會，一次思想的盛宴，我們非常樂意創造更多這樣的平臺和機會，讓更多的人分享真知灼見。聚，是一團火，散，作滿天星。願我們聚齊這團火，帶給這個時代溫暖的力量，願我們每一顆星星的光芒照亮國家前行的方向。

最後，祝各位身體康泰，馬年大吉。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