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陸對NGO註冊鬆綁 公民社會興起

2014-4-14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25| 評論數: 0

英國《經濟學人》最新一期的文章認為，中國大陸放鬆社團登記法規，向民間力量釋放了「合作」的信息。這是中國非政府組織（NGO）演進歷程中一個重要的改變，《經濟學人》稱為「冰山下茂盛的公民社會」。

報 導指出，中國登記在案的非政府組織數量超過50萬個，還有大約150萬個未註冊的民間團體，其中一些從事的活動往往令當局擔憂。NGO的數量和影響都在增 長，代表這個國度裡存在一股自下而上的蓬勃社會力量。對NGO登記註冊的鬆綁，標誌著大陸當局部分兌現了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

雖然NGO新規只適用於從事幫助老弱病殘群體的社團，涉及政治的團體仍屬被懷疑對象，倡導人權、宗教、勞工和少數民族權益保護的團體依然被禁，但部分為工人維權的團體現在似乎受到了較寬容的對待。

一派意見認為這是政府分化民間力量的計謀，另一派認為公民社會的發展空間增大，能夠逐漸從體制內部催化改革。

報導分析了中國知名的NGO案例，結論是正在興起的公民社會的生存要素是與體制打交道的智慧和技能，因為這是個陣線模糊、多變，雙方在不斷談判、博弈和妥協中共存的動態世界。


劉亞洲談甲午戰爭：是民族之哀 同時還是民族之幸

鳳凰網資訊 2014年04月14日 11:26

來源：新華網

本報“軍事名家的甲午殤思”系列報導自3月3日連續刊發以來，得到社會各界極大關注。在本系列報導結束前夕，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空軍上將接受了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劉聲東和《參考消息》報社總編輯張鐵柱的採訪，就甲午戰爭談了自己的看法。本報特刊登此文作為本系列報導的收官之作，以饗讀者。

記者：請您談談對甲午戰爭的看法。

劉亞洲：習主席說，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這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再往大處看，它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於兩點：一、戰爭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二、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並未癒合，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從這個意義上講，甲午戰爭已成為一種標誌，一個符號。

一、制度

劉亞洲：甲午之敗並非海軍之敗，也非陸軍之敗，而是國家之敗。

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中日兩國同時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但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於外形。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當飯吃的消化了，強身健體;當衣服穿的只撐起了一個模樣。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澤諭吉這個順序走的，而清朝則反著走。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曾分別接待過中國和日本兩個代表團，後來有人問他對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他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回去就算了。”

記者：當時清朝有句口號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劉亞洲：中國古代文明太燦爛了，反而成了我們的包袱。日本從來不是領導世界歷史文明潮流的強國，因為它缺乏文明的原創力，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時能夠輕裝上陣。況且日本是個愛學習的民族，誰強跟誰學，而且學得有模有樣。當年它被唐朝打敗之後，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時日本彌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風。二戰結束後，東京的廢墟瓦礫還沒清除乾淨，裕仁天皇就簽發了向美國派出留學生的詔令。所以，明治維新短短30多年時間，便把日本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並不讓人驚訝。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清朝怎麼能贏？

記者：您說當時日本已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有什麼標誌？

劉亞洲：最主要的標誌是人的覺醒。日本秉承中國文化上千年，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母國是一樣的：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人民只有宗族意識，沒有國家意識。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與堅忍無與倫比，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對壓迫逆來順受，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國人的書叫《支那論》，說中國人“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沒有感覺，仍能繼續活著”。其實以此來形容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風東漸之際，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脫亞效歐，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人民變成了國民。

百姓是不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利，二是有沒有財富。明治維新時，日本還搞了“自由民權”運動，其核心是“納稅人的參政權”。大久保利通說：“國家強大源於民眾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腐朽的制度不僅阻礙民族發展，為敵國入侵提供可能性，並在關鍵時刻出賣民族利益。甲午戰敗後賠了那麼多錢，可戰前買軍艦，竟一分也掏不出來。有了國民，就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國民國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國家模式。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于萌芽之中。戰爭從來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軍人的事。威海衛陷落後，南洋艦隊曾派人向日本海軍請求，歸還被俘去的南洋艦隊的兩艘艦隻，因為這兩艘艦是北上參加北洋水師會操的，而非參戰，理應歸還。此事成了海戰史上的笑柄。

記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劉亞洲：梁啟超說：“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日本自然資源實在匱乏，所以就最大限度開發人的資源。明治維新時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它首先抓的是對人的教育。這裡說的教育指的是“歐化”後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後的舊式教育。甲午戰爭10年後，日本又打贏了日俄戰爭。日本天皇說，贏了這場戰爭，他最應當感謝的是日本的小學教師，因為日本士兵絕大多數都受過小學教育，而沙俄士兵則大多數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帶來了思想的革命。軍隊是更需要思想的。對一支軍隊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殺手鐧。紅軍就是一支有思想的軍隊，所以它戰無不勝。

記者：相比之下，清軍就差多了。

劉亞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國歷史上最差的教育。有個國家領導人在一次會議上拿出兩份清朝的名單，它們是收藏在國家圖書館的。第一個名單上的人是傅以漸、王式丹、林召堂、劉子壯、陳沅……第二個名單上的人是李漁、洪升、顧炎武、金聖歎、黃宗羲、吳敬梓、蒲松齡、袁世凱。第一份名單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狀元，第二份名單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這兩份名單最能說明教育的問題。

記者：這個對比太強烈了，也太有說服力了。

劉亞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戰時期日本軍隊的影像，總覺得日本軍人臉上有股異樣之氣，別人很難模仿。老幹部看了我國演員扮演的日本兵，總說：“不像。”為什麼不像？缺少了什麼？有一次，我在日本訪問，正值馬拉松比賽，七大電視臺全部轉播。日本幾乎是全國觀看。有一個運動員腿扭傷了，花了近五個小時才跑到終點，但日本電視一直在跟拍他。街道兩側，密密麻麻全是為他鼓氣的人。這時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種異樣之氣是什麼了。就在甲午戰爭前不久，李鴻章訪問英國，英皇室為他表演網球。事後問他觀感。李鴻章說：“很好，很好，只是實在太辛苦，何不雇人來打？”

記者：李鴻章這樣的人，還是洋務運動的精英。

劉亞洲：梁啟超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時勢的英雄。在他看來，日本的伊藤博文則是造時勢的英雄。他還說，像伊藤這樣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國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動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敗事也在人。李鴻章以一人來敵一個精英集團，怎能不敗？

二、戰略

劉亞洲：甲午戰爭其實也是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亞洲各國相繼沉淪，只有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發起洋務運動，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洋務運動的宣導者和參與者，在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上，與日本明治時期那代人，應該同樣值得尊重。問題是，東亞狹窄，容不下兩個國家同時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崛起，這就決定了中日間必有一戰。日本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則懵懵懂懂。中日雙方都在西方船堅炮利的逼迫下進行戰略轉移。日本實現了由傳統戰略向現代國家戰略上的徹底變革。相反，清朝在確立具有現代特徵的國家戰略上始終裹足不前。直到國家覆亡，都沒有制定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記者：這告訴我們，任何時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戰略。

劉亞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戰略意志。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日本學習。日本是個島國，它始終認為自己的出路在大陸。為了踏上列島西邊這片大陸，它已經準備了上千年。也就是說，它的對華戰略已經實施了上千年。歷史上的日本有兩個特點：一、一旦權力集中，就要征韓;二、每一次自然災難之後，就會出現要求對外動武的聲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島大地震後，日本右翼分子對釣魚島的染指。其實這都與它的大陸戰略有關。大陸情結貫穿了日本歷史的始終。

中國歷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戰略家，但是難以有跨越數代人的長久性大戰略和實行這種戰略的意志。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叫囂的是“國運相賭”。清朝就沒有這樣的國家意志。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是想永久佔領中國的，所以它學習的是滿清滅亡明朝的經驗，以摧毀中國人的心理和意志為主。這就是為什麼日軍在戰爭中對中國人那麼兇殘和幾次大屠殺的原因。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翻版。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屠殺不發生在南京，也一定會發生在其他地方。只不過南京更合適罷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遠大於揚州。這是日本的既定戰略。

記者：這樣一講，日本的戰略脈絡就看得很清晰了。

劉亞洲：其次是戰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遠。中國的歷史，首先是世界歷史進程的一部分，然後才是自身發展的歷史。只有佈局天下，才能佈局中國。甲午戰爭既是中日雙邊衝突，又是大國博弈的產物，對國際格局的影響至今未消。1853年，英國在克裡米亞戰爭中戰勝俄國，堵住了俄國南下的道路。不久後，左宗棠收復新疆，也讓俄國在中亞方向無所作為，所以它掉頭東進，這就與日本發生了衝突。甲午戰爭後，日俄衝突成為必然。10年後，雙方爆發了被西方稱為“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日俄戰爭，這場新列強戰勝老列強的戰爭，催生了日後的俄國“十月革命”，對世界大格局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記者：請您談談清朝的軍事戰略。

劉亞洲：美國人李普曼說，只要存在著一條軍事疆界，一條相應的政治疆界就會出現。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只要存在一條政治疆界，一條相應的軍事疆界就應該出現。軍事戰略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軍事戰略應當服從國家戰略。但是如果軍事戰略出了問題，仗打敗了，這個國家的國家戰略也就完了。退一萬步說，即使國家戰略出現失誤，如果軍事戰略恰當，還能為國家戰略重構創造機會。否則，即使國家戰略正確，如果沒有正確的軍事戰略配合，國家戰略照樣無法實現。縱觀當時中日兩國的國家戰略，最能說明這一點。清朝經過30年洋務運動，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將強未強。清朝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戰略機遇期不失去。日本則強調“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8次擴充軍備，準備“舉國發動，國運相搏”。誰的國家戰略目標正確，一目了然。但戰爭結果是，正確者失敗，錯誤者勝利。差距就在軍事戰略上。

清朝經過了30年的軍事變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脫胎換骨的新式海軍和陸軍，但它的軍事變革是失敗的，主要是觀念落後。勝利的軍隊用未來的觀念打今天的戰爭;失敗的軍隊用昨天的觀念打今天的戰爭。清朝的軍事變革，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評價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樣，“大鬍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鬍子、穿舊式服裝時期的那些思想卻留下了”。清朝的軍事改革從根子上沒有能夠擺脫農耕文明的桎梏。農耕生產方式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飯吃就滿足。農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內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內鬥那麼激烈也是農耕文化的產物。因此，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奉行的卻是長期防禦性戰略。這是一支農民的海軍，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軍，而不是一支經略大洋的海軍。表面上看，甲午海戰的戰場上，是雙方“海龜”的較量。軍艦都是從歐洲進口，雙方將領畢業自同一所軍校，且都用英語指揮。但那是農民與現代軍人的較量，那是雞蛋和石頭的碰撞。我曾為北洋水師在全部海戰中沒有擊沉過一艘日艦而震驚。後來我想透了，這絲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雞蛋聯合起來就能夠打過石頭嗎？退一步講，即使是防禦，第一道防線也應該在對馬海峽展開。反觀北洋水師，只敢在大陸沿海做些機動。作為失敗的典型，這支水師實在太“成功”了。

記者：清朝軍事變革還有什麼問題？

劉亞洲：還有兩點，第一是沒有現代軍事思想家。沒有軍事思想家就無法進行戰爭的頂層設計。而頂層設計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中國一貫有輕視軍事思想家的傳統。兵書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經的讀書人以讀兵書為恥。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在列強的監視和重壓下，從零開始，僅僅20年時間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機械化大軍，橫掃歐洲。德軍是怎麼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它們重視軍事理論家。古德里安因為他的理論被任命為德軍第一支裝甲兵團的司令官，官拜上將。中國自古很少有軍事理論家受到如此重視。與之相反，日本對華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設計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員，而是普通的學者和知識份子。

第二是難以衝破利益的藩籬。清朝的新軍本來就是在湘軍、淮軍基礎上組建的，門戶對立，內鬥激烈。朝廷上有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朝廷外有革命黨與保守黨的鬥爭。黃遵憲在甲午戰爭中悲憤地說：“噫籲哉！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鬥雞，不能群。”軍事工業分屬不同洋務集團，已然成了官員私產。戰爭中，日軍繳獲大量清軍裝備，這些裝備型號之多，令日軍瞠目。各個集團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師炮臺上的火炮型號達84種之多。

記者：這樣的軍隊怎能打勝仗？

劉亞洲：甲午戰爭中，一些優秀的清朝軍人盡力了，特別是北洋水師的一些將領。北洋水師共有11名管帶，7名殉國，近3000名官兵血灑海疆。但這並不能改變戰爭結局。他們越英勇，就越反襯政府無能，反襯戰略出錯所造成的代價之慘重。甲午戰爭，是近代歷史上中國軍隊與外國軍隊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又是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短暫的戰略機遇期徹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強盛。中國則自始墜入深淵。僅舉海軍為例，到二次大戰爆發時，日本海軍總噸位為98萬噸，擁有10艘航空母艦。此時中國海軍全部艦船總噸位只有5.9萬噸，還沒有日本一條“大和”號戰列艦的噸位（6.5萬噸）大。

三、信仰

劉亞洲：甲午之敗還是文化之敗。

記者：“甲午殤思”系列中專門有一篇文章談這個問題。

劉亞洲：瞭解一個民族首先要瞭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這是一個民族的基因。基因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特徵、發展和變異。要知道一個國家未來向哪裡去，可以先通過基因分析看看它從哪裡來。分析甲午戰爭，同樣必須分析雙方的基因，才能透過現象看清本質，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夠看清千年後的發展。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派出了大批間諜，我記得有一個間諜來到南方一處遊冶場所，傾聽緩慢、悠長、哀傷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說：“完了，這個大國完了。”他從音樂聲中看到了晚清中國人的精神狀態。

記者：評價甲午戰爭，都覺得中日兩軍精神狀態差距太大。

劉亞洲：清軍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豐島海戰、平壤之戰，乃至大東溝海戰，日軍無一戰有十足勝算，但清軍卻總是無一戰不一觸即潰。日本《日清戰爭實記》寫道：“支那大將身形高大，力氣超群，貌似可指揮三軍，然一旦開戰就變成弱蟲一條，尚未聽到槍聲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婦女衣裝，企圖蒙混過關。”以至於戰後在日本兒童遊戲時，辱駡失敗者是“支那”。兩國老百姓的精神狀態對比也非常強烈。中國老百姓送親人上前線，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啟超寫過了：“親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營房當作莫大光榮。那光榮的程度，中國人中舉人進士不過如此。”他還說，日本人歡送親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戰死”三字相贈。報刊所載贈人從軍詩，都以“勿生還”相祝賀。就連在日本社會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錢捐物資助國家戰爭。

旅順大屠殺時，中國百姓幾乎未有任何抵抗，絕大多數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鴻章幕僚羅豐祿描述：“倭人常謂中國人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福澤諭吉說：“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在中國，一共發生過兩次刺殺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兩個義士都是朝鮮流亡者。朝鮮人在中國土地上有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讓日本人膽寒。我常常想，如果他們是中國人該多好。如果一條魚病了，是魚的問題;如果一條河的魚全病了，那就是水的問題。

記者：這個“水”指的是中國文化嗎？

劉亞洲：是的。中國的國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輝煌的。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思想燦爛絢麗，極富進取心，也極富創造力。到處是慷慨悲歌、俠肝義膽之士。與之相得益彰的則是直到今天仍令我們神往的諸子百家，洋洋大觀！那時的中國人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的是中國傳統中最健康的東西，如信、義、仁等等。秦始皇之後，專制皇權大行其道，對人民一代一代進行奴化教育。被統治階級閹割後的儒學道統使得中國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權力不允許民眾樹立信仰與道德，因此成了一盤散沙。尤其是經過元、清兩個馬背民族的統治，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你看看明、清的繪畫，很多是顏色黑白的山水畫，愁雲慘霧，給人一種淒涼壓抑的感覺。戴季陶說，日本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的畫中，都含有不少殺伐之氣。200多年前，一個叫馬戛爾尼的英國人到中國走了一趟，回去後，一針見血地說了一句話：“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做官。”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國後得出一個結論：“人心腐敗已達極點。”他提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分子”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失誤還要可怕。

記者：日本似乎也沒有宗教。

劉亞洲：對，日本對外出口一切，但獨不輸出或輸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來源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豪俠人格。石原莞爾認為，中國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這種“武士”在宋朝以後永遠消失了。中國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發揚光大。日本神道最強調“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種宗教，並成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緣由是這個島國歷史上幾乎從未受過外來侵略，也沒有發生過王朝更替，是所謂“萬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對天皇的忠誠，使日本出現了一種畸形的信仰，將死亡視為解脫，認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譴責。武士道強調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學習的就是忍耐、冒險和自殺。“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於生死兩難之際，要當機立斷，首先選擇死”，而且是果斷地死，毫不猶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對不起領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殺以謝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認罪看得很重。正因為如此才不會輕易認罪。切腹自殺是最痛苦的一種自殺方式，卻最受日本推崇。這種信仰調教出來的人，在侵略戰爭和屠殺中是不會有任何道義和憐憫的。我看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軍的照片，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清軍士兵無論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厚道的農民;而日本農民不管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軍歌：“……沖向高山，讓屍骸填滿溝壑;走向大海，讓浮屍浮滿洋面。”在現代世界軍隊中，哪支軍隊有這樣又是屍體、又是鮮血的軍歌？

記者：聽上去像今天恐怖主義分子的調門。

劉亞洲：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國，從來就是以屠殺為手段。有一種研究認為，甲午海戰時，北洋水師炮的口徑大，日艦的炮口徑小，但射速快。日軍是打人不打船。當4至5倍於清艦射速的炮彈雨點般地落在船上時，給北洋水師造成的肉體創傷和精神打擊是巨大的。日軍攻擊旅順，遠沒有像10年後日俄戰爭時那麼吃力，傷亡那麼大，但它還要在旅順進行大屠殺，殺得旅順只剩下36人。面對這樣兇殘的敵人，你想當時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下的中國人能夠抵擋嗎？

記者：難以想像。

劉亞洲：可是，一個奇怪的情景發生了。就在甲午戰爭發生40年後，有一批中國人做出了這個民族近千年來不曾有過的壯舉。這個壯舉令世界震驚，也令中國人自己震驚。這就是紅軍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國工農紅軍一掃甲午年間中國人的那種懦弱、麻木、貪生怕死，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精神面貌。他們是那樣英勇，大無畏，那樣藐視死亡和苦難。長征，被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比作猶太人出埃及、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和美國人征服西部，他認為：“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熱津斯基說：“對嶄露頭角的新中國來講，長征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它是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後東西的必要因素。”這支衣衫襤褸、面帶饑色的軍隊從南中國出發時有8.6萬人，到陝北時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這支軍隊，後來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新生政權。僅僅40年，他們應該還算是甲午同代人。他們怎麼會這樣？是什麼使他們改變得如此面目全非？

記者：您說是什麼？

劉亞洲：我給你講一個長征中的故事：紅軍翻越一座叫黨嶺的雪山，那是長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為缺氧和勞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裡。後來部隊上來後，發現有一隻胳膊伸出雪堆，拳頭緊握。他們掰開這只手一看，裡面是黨證和一塊銀元。黨證裡寫道：劉志海，中共正式黨員，1933年入黨。從這個故事中，你一定會明白紅軍的力量來自哪裡。

四、國運

劉亞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認為，它同時還是民族之幸。因為在這場戰爭之後，一個奇妙的瞬間誕生了。在這個瞬間裡，歷史向古老的中國打開了另外一扇門。

記者：為什麼這麼說？

劉亞洲：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覺醒。甲午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梁啟超曾有過入木三分的評論：“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從準確意義講，不是鴉片戰爭，而是甲午大敗才是中國人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始。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發生。甲午年6月，時年28歲的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指出器物層面改進不足以勝西洋，結果不被採納。3個月後，黃海兵敗。同年11月，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次年2月，香港興中會成立。興中會就是同盟會的前身。同盟會成立幾年後，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為不滿日本強加給中國的所謂“21條”，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正是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從此，中國歷史開始了偉大的轉折。

毛澤東出生在甲午戰爭前一年。鄧小平出生在甲午戰爭10年後也就是日俄戰爭的當年。他們的青年時代，正是甲午風雲掀起的巨濤對中國近代史衝擊最猛烈的時代。啟蒙、自強與救亡，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他們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們肯定從來不曾忘記甲午。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談到中印領土爭端時說過“不能做李鴻章”的話。1982年，面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不願把香港歸還中國，鄧小平說：“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正是在這兩位偉人手中，中華民族獲得了復興。

記者：還沒有人從這個角度看甲午。

劉亞洲：從另一個意義上講，我們還應當感謝日本。毛澤東就講過類似的話。1956年，毛澤東在與訪華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日本是一個有特點、有優點的對手。中國是日本最早的老師，日本是中國最新的老師。沒有甲午一役，中國還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於造槍炮，而在於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中國共產黨在當代最偉大的歷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這群有信仰的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甲午戰爭失敗的陰影。抗日戰爭中，他們不僅徹底戰勝了日本侵略者，還在第二個甲午年到來之際，打勝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這似乎是一個宿命。當年的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抗美援朝戰爭，又回到了60年輪回的原點，這一仗不僅挽回了中國軍人自1840年以來屢戰屢敗失盡的顏面，而且為民族復興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撐點。這是毛澤東的大手筆。薩鎮冰曾是北洋水師的管帶，劉公島鏖戰時，夫人來探望。薩鎮冰說：“這裡是什麼地方？今天是什麼日子？告訴她就當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淚而歸，不久就去世了。薩鎮冰後來重建民國海軍，解放後還當過中央軍委委員，但終身沒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勝利後欣喜若狂，寫下了“終有揚眉吐氣天”的詩句。去世前還贈詩毛澤東：“尚望舟師能再振。”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真正開始正視中國並試探與中國建立邦交，自朝鮮戰爭始。

記者：請再談談日本甲午一役後的結局。

劉亞洲：日本的結局與中國正好相反。甲午戰爭中國敗了，卻是鳳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輝煌;日本勝了，卻在勝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戰爭不僅使日本淘到現代化的第一桶金，還嘗到了“國運相賭”，“以小博大”的甜頭，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已狂妄得沒有邊際了，竟然叫囂要“將旭日旗插上喜馬拉雅山山頂”。美國學者研究認為，日本患上了一種“勝利病”，什麼仗都敢打，什麼國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戰爭後的旅程，我認為就是一場奔喪的過程。直到犧牲了上千萬軍民，挨了兩顆原子彈，輸得一乾二淨：交出了朝鮮，交出了滿蒙，交出了臺灣，除了一個沖繩之外，其他吃進去的東西都被迫吐了出來。種未滅，國已亡，至今還是個非正常國家。這一切，不能不說都與甲午戰爭有關。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來是優點的東西，走到極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島民善冒險，總是搞突然襲擊。憑藉冒險和偷襲，日本贏得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濫用這種力量，在最後一場戰爭中則遭到慘敗。韓國學者李御寧指出：“襲擊珍珠港的念頭，來自刹那間一擊取勝的劍道和相撲，但那場地太大了。每當把盆景樹木要移植到廣闊的平原時，日本總是犯大錯誤。”當下的日本又是如此。（劉亞洲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空軍上將）

[責任編輯：PN050]


胡錦濤露面 分析：要老人別干政

【中央社╱台北15日電】2014.04.15 12:15 pm

中國大陸官媒近來報導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公開露面活動，又紛紛轉載報導中共17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退休生活，引起外界關注。分析認為，這是安撫退休元老，但也柔性勸導元老不要干政。

大陸官方媒體最近紛紛報導胡錦濤訪問湖南大學的消息，兩天後又紛紛集體轉載一篇報導中共17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退休文章，外界認為這明顯是輿論造勢。

胡錦濤2012年底在中共18大「裸退」（不再擔任何職務退休），釋放反對「老人干政」的明確訊號。他最近拜訪湖南大學，又接著參觀已故總書記胡耀邦故居，有人認為這是「挺習」（支持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挺改革」的訊號。

大陸官媒最近也集體轉載常委退休生活文章，報導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賀國強等人的退休生活，獨缺傳聞已被軟禁調查的周永康；但通篇文章呈現的重點，就是這些退休常委「無人干預朝政」。

此外，中共軍中反腐工作，也讓中共軍方內部暗潮洶湧。

因此，共軍喉舌報刊「解放軍報」日前大篇幅刊登中共七大軍區司令等重要將領的文章，表態支持現任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根據中共過去內部鬥爭經驗，香港明報的文章說，軍中高層集體表忠，過去都在中央高層就重大問題產生嚴重分歧的時候發生。

綜合明報等報刊分析文章指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強化反腐工作，傳聞「打老虎」要突破「刑不上常委」的傳統，導致「退休常委人人自危」，更傳出一些元老已私下串連反對「刑上常委」，盼反腐「適可而止」，並要求對周永康「內部處理就好」。

因此，胡錦濤這時以「退休老人」身份亮相，其實是以特殊的方式對習近平表示支持。他以自己的行為勸喻那些戀棧權力的元老：「不要再插手政務，特別不要干擾反腐進程」。


【觀點】徐賁：“你懂的”是中國特色的犬儒主義

2014-04-14 國家人文歷史

模棱兩可、含糊其辭不一定是委婉和禮貌，也可能是隱瞞和自欺

人們生活世界裡的禁忌和限制造成了語言交流的阻塞和曖昧，但卻無法消除語言交流需要本身。於是，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便被創造出來，“你懂的”就是這類語言創造中的一個新品種。例如：近日，山西交城縣委書記講話稿抄襲遭線民舉報，報導後，有網友說：領導講話哪有不抄襲的，原因嘛，你懂的……又如，據人民網的消息，一位元網友給四川中江縣委書記留言，稱村裡集資修路遭遇詐騙，現在已經集資3年，可是2公里左右公路的修建問題還是遲遲解決不了。網友很無奈地說：“詐騙工程就該我們老百姓埋單嗎？政府和承包商有沒有什麼？你懂的。”

人們對“你懂的”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也能運用自如，有人把它當作趣談，有人稱讚它是一種機智交流和應答，還有人說它不過是像英語中“you know”那樣的口頭禪，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我覺得，“你懂的”在公共語言中如此廣泛運用，甚至成為“兩會熱詞”和官方語言，已經不再是一件可談可不談的小事。

話語有公域和私域之分，這兩個領域中的教養和禮儀有一些相似之處，但也有明顯的區別。在私人交往和交談中，私人之間有一些話語之外的彼此瞭解，因此，有的事情不宜說穿，也不必說穿，大家彼此心裡有數，能心領神會就行。所謂話留三分、石中藏玉，這是交談者為了避免造成不適而保持的一種彼此默契。這是他們自己的需要，並不是迫於外在的壓制或脅迫。

但是，公共領域中陌生人之間的交談不同。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和背景，他們的交流不可避免會有令人不適的內容。因此，誠實、公開、準確、明曉的語言也就更為重要。在公共交談中不能公開透明，不是由於禮儀或教養，而是畏於某種外來的禁忌和禁止。交談者對打破禁忌或挑戰禁止的“嚴重後果”都心知肚明。因此，他們的模棱兩可、含糊其辭不是委婉和禮貌，而是隱瞞和自欺。

犬儒主義學派是古希臘四大學派之一。一般認為是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創立的，另一人物第歐根尼則因為住在木桶裡的怪異行為而成為更有名的犬儒主義者。當時奉行這一主義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他們的舉止言談行為方式甚至生活態度與狗的某些特徵很相似，他們旁若無人、放浪形骸、不知廉恥，卻忠誠可靠、感覺靈敏、敵我分明、敢咬敢鬥。於是人們就稱這些人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樣的人”。

喬治•奧威爾說，有什麼樣的生活就會造成什麼樣的語言，而什麼樣的語言則又會強化最初的原因，導致相同結果的強化，“如此惡性循環，不知伊于胡底”。在公共生活中，既然是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事情，為什麼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來？為什麼不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呢？

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便是當今社會文化心理中的犬儒主義。“你懂的”產生於一種扭曲的、犬儒化了的公共資訊環境，反過來又會加劇這個環境中的犬儒主義。犬儒主義的一個特徵便是“看穿”但“不說穿”，不說穿是因為看穿了“說”的無用，而且還看穿，說不但沒有用，而且還是一件可能對說的人自己有害的事情。

要想說穿的人總還認為，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得弄個明白、說個明白，不能稀裡糊塗地裝傻。不想說穿的人則認為，事情根本就沒有什麼明白不明白，是否明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因為想弄明白自討苦吃。犬儒主義的“看穿”和“不說穿”都從極端功利主義出發的。

極端功利主義是犬儒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徵，在犬儒主義彌漫的社會裡，大多數人都抱著“看穿”的生活態度。人們對假話、欺騙變得習以為常，既不相信，也不憤怒，抱定“難得糊塗”，只當沒有這麼回事。少數堅持說真話的人仍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說真話，無非也就是說出一些大多數人都知道，但又無法說穿的事情。開始還有不少人對他們的真話感興趣，把他們當社會良心來尊敬。但是，越來越多的人看穿了和討厭起說真話的人來，嘲笑和咒駡他們是用心不良的“臭公知”。

在《俄國人》一書中，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談到過前蘇聯社會中對說真話者類似的鄙夷和抵制。他開始對這個現象感到不解，後來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蘇聯朋友跟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瞭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既然他們能夠看穿每一個人都在說謊、欺騙，那麼又何必去說穿。如果有人堅持要說穿，要講真話，那他一定是比承認自己不誠實的人更不誠實的傢伙，活該被罵一聲“臭公知”。

犬儒主義讓人既能看穿別人的假話，又可以自己不必說真話，它更能讓“你懂的”成為一個說了等於沒說的新招數。在公共語言裡，“你懂的”一旦氾濫，會成為一種形同霧霾的公害，因為它讓矯飾冒充為智慧，把含糊其辭當作正當修辭，因此也使真實在犬儒的語言中變得更加模糊。

（據《南方週末》作者徐賁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城隍廟的功用：古代曾是反腐戒貪教育基地

2014-04-13 國家人文歷史

天下三大“都城隍廟”之一，始建於明洪武二十年(1387)的西安都城隍廟

古代中國，有著多神崇拜的文化體系。而祭祀城隍的歷史久遠，逐漸形成了城隍廟的祭祀和商業功能。到了明清時期，城隍廟更是備受青睞，統治者擴展了其道德教化功能，使之兼具了醒世警世的功能。

孔子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朱熹說：“君子之心，常懷敬畏。”貪腐之人，無敬畏之心，故膽大妄為。在道德教化上，明清統治者恰恰利用了敬畏之心，突顯了城隍廟的反腐戒貪作用。

城隍廟的祭祀、祈禱的功用，以及商業文化氛圍

眾所周知，城隍神是古代中華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靈之一，是護城佑民、主掌冥籍的城市保護神。早在周朝，人們就開始臘祭“八神”，其中第七神“水庸神”即城隍神。

上海城隍廟九曲橋，但上面蓋有涼棚

城隍廟主祀城隍，記載最早的城隍祠，是西元239年孫權在安徽蕪湖建立的。隋、唐、宋、元四朝，城隍崇拜相當普遍，宋朝李昉在《太平廣記》中記載，吳地“每州縣必有城隍神”。

至明朝，據葉盛的《水東日記》記載：“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穰報賽，獨城隍而已。”可見，當時各府州縣幾乎都設城隍廟，而且，地方官員對城隍的重視，遠遠超過其他神靈。

譬如南京作為明初的都城，清朝嘉慶年間的《重刊江寧府志》中說：“都城隍廟在府治欽天山之陽，明洪武年間建。”“都城隍廟”即總城隍廟的意思。明初，南京的都城隍廟繁華興盛。史料顯示，明清之際，上海、廣州、直隸宣化等地的城隍廟也都相當熱鬧，有其商業功能。

清朝錢泳的《履園叢話》這樣記載：“惠山王婆墩對岸有漢紀信廟，裡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為城隍生日，是日歌樂喧天，遊人無數。”即便是不常出門的婦女也可以出來遊玩，廟街上攤點相連，人頭攢動，遊玩購物的同時，百姓還向城隍神焚香叩拜、祈福免災。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期，逢正月元宵、城隍壽誕、清明節、七月十五等大日子祭祀城隍的活動，都由官府衙門來舉辦。有些地區還要舉行“出會”活動，即把城隍神和土地神從廟裡抬到府、縣厲壇，由地方官主持祭祀，以驅逐厲鬼、保證豐年。

城隍廟是預防犯罪、反腐戒貪的“教育基地”

《履園叢話》中《大娘娘》一文記載了件奇事：

原本很正常的楊氏忽然發狂，某晚，她變作吳興口音說：“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了，原來你在這裡啊！”楊氏的女僕很害怕，就順著問：“尊神從哪裡來？有冤孽嗎？”她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侄為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于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臍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此後，楊氏更加瘋狂，常常哭著打滾，像是被上了刑似的，幾天後就死了。

雖然這個故事很迷信，但是可以看出，在時人的眼裡，“城隍神”是具有審案、斷案等神權的，他可以追索到人世間的活人，使得在世的活人都不由自主地產生敬畏之心。

這麼“厲害”的城隍神到底長什麼樣子呢？其實，並無固定不變的神像。宋代以後，多以去世後的英雄或名臣奉為城隍神，“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清廉愛民、造福一方的官員去世後，地方縉紳百姓常常會將其入祀城隍廟，世代供奉。

明永樂年間，上海知縣張守約將金山神廟改建成為上海城隍廟，距今已有600年歷史

《水東日記》記載：“陸遊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自故時祠漢紀信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為為善之報，亦正論也。”因“為善之報”成城隍神，類似陰間的地方官員，可謂是對勤政愛民官員的另一種表彰。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康熙年間曾任嘉定知縣的陸稼書在任很有惠政，受到百姓愛戴，“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為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履園叢話》)。可見，百姓心中有桿秤，這句話說得不錯。

再如蘇州城隍春申君，杭州城隍文天祥，泉州城隍韓琦，紹興城隍龐玉，北京城隍楊椒山，福州城隍周苛，上海城隍秦裕伯……無一例外，都是些赫赫有名的賢臣良將。

同時，很多城隍廟楹聯也都有醒世警世的現實意義，相當於一個“教育基地”。湖北應城城隍廟的楹聯是：“為人須憑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燒香點燭；做事若昧天理，半夜三更，謹防我鐵鍊鋼叉。”上海豫園城隍廟的楹聯：“做個好人，心在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還有個很多城隍廟都題的楹聯：“作事奸邪任爾焚香無益，居心正直見吾不拜何妨？”等等。

細細體味，這些警句對於預防犯罪、反腐戒貪都具有道德教化作用。

朱元璋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以此反腐戒貪

史上把城隍廟功能發揮到極致的，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

《水東日記》記載：“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如此，城隍神享受的不就是人世間官場的“政治待遇”了？

明太祖就是這個想法，他要求重建各地城隍廟，規模要與當地官署衙門完全一樣，還按級別配製冕旒袞服，“統一著裝”。不過，到了洪武三年，明太祖廢除了各地城隍神的封號，只稱“某處城隍之神”。

洪武四年，令各地城隍廟不得雜祀其他神靈，“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有小說家說因為朱元璋是出生在土地廟裡的，所以他對土地廟及其“上司”城隍極為崇敬，其實，這是太小看明太祖了，戲說而已。

歷史上的朱元璋是個善於借勢發力的皇帝，他“拔高”城隍廟地位的初衷正如他的剖白：“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這才是一個精明政治家的真正心思！

明朝形成了一個官方慣例，“新官赴任，必先謁神(城隍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裡，以安下民。”這是否就相當於簽“廉政責任書”？並且，祝祭之文以及禮儀程式，都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制訂。

明太祖一番爬梳剔抉、發揚光大，“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清朝對於城隍神的祭典，基本上也是承襲明制，“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壇、文武城隍廟以及鄉賢名宦諸祠，此皆列於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

以朱元璋為代表的最高統治者為何如此重看城隍祭典？當然最主要是為其統治服務，期在約束駕馭各級官吏，維護“家天下”。儘管祭祀城隍有迷信的成分，儘管封建時期依然存在屢見不鮮的貪污腐敗、行為失範現象，但其反腐戒貪、弘揚正義的世俗“擔當”，也對吏治，乃至於社會風氣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羊城晚報》李曉巧/文）


中國為何沒成"日不落帝國"：被鄭和艦隊撞沉的商業文明

2014-04-12 國家人文歷史

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前，中華帝國本可以成為日不落帝國。

彼時中華民族的海洋勢力十分強大，無可匹敵，足以讓炎黃旗幟飄揚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而且，西方此時還剛剛從睡夢中醒來，並不強大。中華帝國卻主動放棄廣袤的藍色疆土，甚至聯合剛剛崛起的西方國家，對這“藍色中華”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圍剿，將“藍色中華”逼下大海，成為“海盜”。

波濤之上，中國“海盜”們與西方“海盜”們爭奪著蔚藍色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不同的是，當西方“海盜”得到其祖國的強大支援、成為拓殖先鋒時，中國“海盜”卻必須時時面對自己祖國、來自背後的攻擊。

本報專欄作家雪珥，將從本期開始，從“海盜”這個獨特的視角，回顧明清兩代中國如何錯過了通過當“海盜”及打“海盜”的“普世路徑”，喪失了大國崛起的機會。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國首都南京充滿了節日般的歡樂。

遠航歸來的鄭和，在這裡舉行了隆重的獻俘儀式。當著文武百官和各國使臣的面，鄭和將其在南洋舊港擒獲的海盜首領陳祖義等三人獻給朝廷。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下令即刻處斬，“諸夷聞之震懾”。

舊港，就是現在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巴領旁（Palembang），此前名為三佛齊（Samboja），在中國史書中又名渤林邦國，位於麻六甲海峽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要地。

在官方的史冊中，陳祖義伏誅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揚威異域的一大勝利。“帝大悅，爵賞有差”（《明史》）。在擒獲陳祖義戰役中有功的舊港僑領施進卿，被任命為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宣慰使，是大明帝國為了治理邊疆少數民族而設的官職，為從三品。

在一片彈冠相慶之中，包括在後世的普遍稱頌聲中，大多數人都不曾注意到：劊子手的鬼頭刀，不僅斬下了陳祖義的腦袋，而且也斬下了海洋中華的希望。

舊港之戰

舊港之戰，完全是鄭和主動出擊。正史上描述的陳祖義詐降等，實際上是在為鄭和的主動攻擊尋找一個師出有名的理由。

陳祖義被擒，實在有些蹊蹺。

陳祖義是廣東潮州人，根據鄭和的助手馬歡在其回憶錄《瀛涯勝覽》中的記載，陳祖義全家在洪武年間“逃於此處（三佛齊）”。在只關注王侯將相的中國歷史中，陳祖義作為一位小人物，並沒能留下為何“逃於此處”的記載。根據推測，最大的可能就是他違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訂立的海禁措施，這也是當時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居民最容易觸犯的“罪行”，也是終明一代中國“海盜”被逼上波濤的主要原因。馬歡記錄說，三佛齊“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出逃到異國他鄉之後，陳祖義似乎發展得不錯。語焉不詳的中國正史，多稱他在海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武裝團體。有一些難以考證的野史，甚至說他還不時帶兵騷擾東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懸賞50萬兩白銀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將賞格提升到了750萬兩的高價，如果這一數額屬實，絕對可稱是傾國傾城的價碼了。

三佛齊不僅地理位置好，物產也很豐富。“地土甚肥，諺雲‘一季種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三佛齊從西元七世紀開始向中國進貢。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後，三佛齊便正式向明帝國朝貢。後來三佛齊發生內亂，陳祖義趁機佔據，自稱頭目，成為當地一名華人僑領。

根據正史，陳祖義的被殲完全是咎由自取。據說，海盜習氣不改的陳祖義，竟然打起了鄭和艦隊的主意，陰謀奪取滿載寶物的鄭和寶船。因此，他向鄭和“詐降，而潛謀邀劫”，此時，多虧另一“愛國華僑”、廣東人施進卿舉報。於是，鄭和將計就計，設伏“大敗其眾”。（《明史》、《明成祖實錄》等）

然而，根據鄭和助手馬歡的記載，陳祖義“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卻並沒有喪心病狂到劫掠鄭和寶船的任何記錄；施進卿的確舉報了陳祖義，罪名卻不是什麼“詐降”，而只是“兇橫”（《瀛涯勝覽》）。如果馬歡之說屬實，則舊港之戰，完全是鄭和主動出擊。正史上描述的陳祖義詐降等，實際上是在為鄭和的主動攻擊尋找一個師出有名的理由。馬歡作為鄭和的助手，絕無必要為陳祖義粉飾開脫，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馬歡的記載應該更為可靠。

其實，按常理推測，陳祖義能夠在異國他鄉成為“豪橫”的梟雄，智商與情商應該至少在中人以上，審時度勢是其生存的本能，絕不可能瘋狂到以卵擊石的地步。根據正史，鄭和的艦隊足有27000多人，艦船高大，裝備精良，絕對堪稱當時的“無敵大艦隊”。陳祖義雖然是一方梟雄，無非也只是被“千餘家”當地華人所認可和追隨而已，面對鄭和，陳祖義就仿佛小舢板面對航母艦隊一般。

戰鬥相當殘酷，結局也是完全一邊倒。鄭和艦隊“殺賊黨五千多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及銅偽印二顆，生擒陳祖義等三人”（《明實錄》）。史料沒有記載鄭和艦隊的傷亡。

這就是鄭和下西洋時赫赫有名的“舊港之戰”，也是七下西洋過程中僅有的三次戰鬥的第一場，對手則是自己的海外同胞。

帝國關門

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全國民眾都被捆綁在戶口和土地的枷鎖下，大明國其實就是一個大型勞改農場。

在圍剿陳祖義的“舊港之戰”中，鄭和體現了高度敏銳、甚至過度敏銳的“亮劍”精神，這與之前他在爪哇三寶瓏的經歷完全不同。

鄭和艦隊登陸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年）6月30日。當時爪哇島上東、西二王剛剛結束了激烈內戰，西爪哇吞滅了東爪哇。見鄭和軍隊上岸，西爪哇以為是向與明朝友好的東爪哇請來的援兵，主動攻擊，上岸的明軍170多人被殺。這無疑是在“揚威異域”的鄭和艦隊臉上劈了一記耳光。

吊詭的是，鄭和艦隊似乎並沒有進行反擊，或者是反擊失利，因為官方史書上對此沒有任何記載。只是在鄭和押解著陳祖義返回南京的數日後，正史才記載了西爪哇國王派使臣到明帝國負荊請罪，被明成祖朱棣訓斥一頓後，僅罰款黃金6萬兩了事（《明成祖實錄》）。而此時，陳祖義的首級還掛在南京城示眾。

這筆罰款，直到鄭和二下西洋時仍未繳納，鄭和再度到了爪哇後，西爪哇國王只給他繳了1萬兩。消息傳回南京，禮部官員義憤填膺，認為這是藐視大明朝，建議將爪哇使節逮捕下獄，明成祖朱棣此時十分寬容，說：“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甯利其金耶？”於是不了了之(《明史》卷324)。

一邊是面對爪哇暴行的高度忍讓，一邊是對陳祖義“莫須有”罪名的“不教而誅”，鄭和的“亮劍”似乎是有選擇的、有針對性的。而這背後，就是鄭和下西洋背後的帝國邏輯：穩定壓倒一切。

早在朱棣剛剛奪得政權的時候，就發佈了一個詔令：對“蕃國之人”，比較客氣，要求“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資遣還”；而針對僑居海外的中國“流民”，則十分嚴厲：“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鹹赦前過，稗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明太宗實錄》)

這種“雖遠必誅”的強硬立場，曾在漢初出現過，但那是針對匈奴外敵的，所謂“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如今，朱棣的“雖遠必誅”，其矛頭卻是指向海外同胞，並且，對待土著招撫為主、對待僑胞鎮壓為主。

嚴厲的追殺令，只喚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選擇了用腳投票，飄零海外。其實，安土重遷的中國百姓，飄零海外也是無奈選擇，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嚴厲海禁政策，正式頒佈於洪武四年（1371年）。此前，剛剛立國的明朝還繼承了元朝的政策，維持著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後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並且嚴禁一切私人海外貿易。其原因，就在於朱元璋認為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是破壞大明國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以農立國，不因富裕而生異心，不因遷徙而生動亂。他不僅頒佈海禁，實際上也實行“陸禁”。根據大明律，任何人要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都必須先向政府申請通行證（“路引”）。路引上標明外出者的年齡籍貫，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門和歸來時間。而離鄉不回的“逸夫”，其刑罰就是死刑。全國民眾都被捆綁在戶口和土地的枷鎖下，大明國其實就是一個大型勞改農場。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進一步收緊了海禁，“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政府同時鼓勵檢舉揭發，舉報者可獲得“犯人家資之半”，而隱匿不報者，也要嚴厲處置，掀起了海禁的群眾運動。

一刀切的政令，試圖以犧牲沿海的民生作為穩定的代價。東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實際上不可能依賴單純的農業。比如福建，“田不供食，以海為生，以津舶為家者，十而九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民眾們祖祖輩輩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崗，原來的漁業、商業都被緊急“關停並轉”，政府卻又難以解決再就業的安置問題，這就逼迫沿海民眾面臨陳勝、吳廣般的“進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選擇。

“良民”轉型

政府的高壓，幾乎使“海盜”成為沿海民眾再就業的唯一出路，中國的“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是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

老百姓吃飯的問題，從來都比天還大，政府如果無法解決，民眾就會自行解決，這背後“看不見的手”，不光來自市場，更來自人類求生存的天賦本能。

海禁並沒有能斷絕海上貿易，只是將它們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國的對外貿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調節，如今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人為地減少了對國際市場的供給。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一下子全球緊缺，但是海外市場對“中國製造”的強勁需求卻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國商品的“經銷”——確切地說是“走私”——成為一個暴利行業，牛市奔騰。

當然，市場風險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國國內的供應商們，必須冒著可能掉腦袋的危險，迫使這條已經進入地下狀態的產業鏈進行與時俱進的自我調整。最為顯著的，就是商人們拿起了槍桿子，結成武裝商團。海禁政策引發的走私牛市，也加劇了傳統的海盜活動。一些海盜集團，憑藉其軍事上的優勢，也開始大力進入這一地下外貿網路，向“武裝海商”方向發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結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裝集團，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被明帝國稱為海盜或海賊。波濤之上，本來就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社會，槍桿子裡面不光出政權，也出財富。

明代200多年，海患不斷、海盜不止（包括實際上以華人為主的所謂“倭寇”），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吊詭的是，明清兩代中國“海盜”，所常用的旗幟，都是繪著神靈的色彩豔麗的旗幟，並非西方那種骷髏頭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幟。中國的所謂“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都是些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如此而已。

儘管只是混口飯吃，但流落異國他鄉，謀生本就艱難，加上背靠著一個敵對的祖國，東南亞的華人早在朱元璋時代就發展出了不容小覷的武裝力量。《明史》記載道，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國王就攻擊了“自稱元帥”的中國“海寇”張汝厚、林福，“賊魁溺死，獲其舟二十艘，蘇木七萬斤”，可見其實力相當龐大。這種在本土之外發展出來的武裝力量，本來是可以作為一個民族對外拓展生存空間的先鋒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都是如此，但是，中國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條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風中奪得皇位之後，實際上繼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單純的“關門”，而是開門出擊，打擊海外的僑胞勢力，對一切可能危及帝國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雖遠必誅”。

這種從國際大視角進行“維穩”的思路，的確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縱”，但對於整個民族而言，卻未必是好事。

“王化”出海

假以時日，東南亞地區將完全可能實現“王化”，成為中國進軍全球的橋頭堡和基地。但是，鄭和下西洋從根本上剷除了中華勢力在海洋上的擴張……

在鄭和下西洋前，中國早已是海洋大國。從技術能力的角度來看，完全具備了建立“日不落帝國”的基礎。

早在北宋時期的《萍洲可談》中，就記載了指南針在中國航海中的廣泛運用：“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宋代還出現了“針路”圖，即航線圖。此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和生產能力也雄視世界，大型海船載重量高達500噸~600噸，甚至出現了載重約1000噸的“神舟”。元代來華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記載，從印度洋去中國多乘中國船，中國船分大、中、小三種，大船居然有四層，設備齊全，可載上千人。

靖康之變、宋室南渡之後，海洋貿易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南宋成為實際上的海洋大國。根據元初記載，僅與廣州通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就有143個（《大德南海志》）。

宋、元兩代政府，都積極推行海上貿易，鼓勵華商向大洋進軍，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余萬緡入洋。”泉州鉅賈蒲壽庚之婿“佛蓮”，“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後，遺產中僅珍珠就有130石。另一位泉州商人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泉州綱首（商船領隊）朱紡，遠航三佛齊，“曾不期年，獲利百倍”。福建“南安丘發林從航海起家，至其孫三世，均稱百萬”。在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達到80萬緡以上，約占南宋朝廷年財政收入的1/50，泉州與廣州兩地“市舶司”的年收入達到了200萬緡。

與海外貿易同步發展的，還有華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國人開始在東南亞一帶廣泛定居，華商的勢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並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權”性質的小王國，假以時日，東南亞地區將完全可能實現“王化”，成為中國進軍全球的橋頭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斷了這一進程。而鄭和下西洋，則從根本上剷除了中華勢力在海洋上的擴張。

根據《明史》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二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孫，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後，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靖難”，經過多年血戰，攻佔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個千古之謎，有的說是被燒死，有的說是外逃。《明史》所採用的，就是“外逃”說，追尋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個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隨者的下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動干戈，還是個疑問。

“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的目的，相對比較靠譜。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長期駐守北平的過程中，他成為對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奪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強大的武裝力量，真正是“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實踐者。登基前後，“耀兵”一直是他內政外交的基石，而通過“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不僅能以“萬邦來朝”的盛況增強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間接地打擊任何敢於挑戰其權威的反對勢力。

鄭和下西洋、“耀兵異域”，與朱元璋宣導的海禁政策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其本質上完全相同：那就是將一切可能的反對勢力徹底扼殺在萌芽狀態，確保政權的安寧。下西洋這一表面上看十分開放的行為，其幕後其實是同樣的保守動機，因此，在派遣鄭和的同時，朱棣頒佈了對於“執迷不悛”的海外華僑“命將發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殺令，並將倒楣的陳祖義押上了斷頭臺。

商業末路

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市舶司則從“海關”，變成了“救濟處”，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常見的說法，認為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貿易交流。而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恰恰摧毀了宋元兩代數百年來積累的中國商業文明和它的貿易體系。

鄭和自己曾說，下西洋就是“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天妃靈應之記碑》）。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根據《永樂實錄》記載，當時蘇門達臘與柯枝（今印度柯欽）等地胡椒每百斤價格約1兩白銀，明政府在《給賜番夷通例》中卻規定，每百斤胡椒的採購價為20兩，這種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龍興之地鳳陽，農戶們也從未有機會享受這種超常規的“政府保護價”。

“厚往薄來”的政策，在鄭和下西洋中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每到一地，鄭和便“昭示恩威”、“普賚天下”，大把撒錢，同時要求各國“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國”、“勉圖勿怠”。這等於是用金錢買到了一群“小弟”、買到了當“老大”的面子。東南亞最需要的中國產品，比如茶葉、絲綢、瓷器，鄭和無償或低價地到處送，當然主要是送給當地的貴族和頭人，大搞政府公關；而中國所需要的東南亞產品，比如香料，鄭和就以遠高於市場價的價格收購。當然，鄭和還大量採集奇珍異寶，將航行變成一次奢侈品購物遊，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無論“買”還是“賣”，在鄭和的強大“國資”介入後，市場秩序完全被擾亂乃至喪失。已經形成並運行了數百年的中外商貿體系，被鄭和切斷了命根子，遍佈東南亞的華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擊。

在“厚往薄來”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齎賜經濟”刺激下，東南亞的“朝貢者”們，免費搭乘鄭和的偉大艦隊，到中國大做其朝貢“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獻上幾句好話和幾個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實惠。在利益驅動下，這種“齎賜經濟”成為“藩屬們”撈錢的工具。比如，暹羅（泰國）的“碗石”，正統二年（ 1437年）的“齎賜價”是每斤250貫，暹羅人就使勁“上貢”，七年後（1444年）居然輸入8000斤，禮部無奈，只好降價為每斤50貫。之後，繼續打對折，但暹羅人還是繼續“上貢”，禮部最後只能明令禁止。同樣，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軍刀，大明帝國的“齎賜價”高達5000文，日本人立即將這作為好生意，前兩次每次“上貢”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達37000多把。大明朝民間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單全收。

隨著這種“二百五”的“生意”，朝貢使團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吃大戶”。明成祖在位期間（1402年~1424年），總共接待了193個使團。宋元以來就一直活躍的“市舶司”，自此實現了行政職能的轉變：本是為國家徵收稅賦的“海關”，結果成了“救濟處”，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從海洋帝國、商業帝國，轉型為內陸帝國、農業帝國後，“齎賜經濟”成為大明帝國的沉重負擔。朱元璋時代（1375年）就已經開始發行大明寶鈔，官價規定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到了鄭和下西洋最紅火的年代，政府為了控制寶鈔的急劇貶值，只好拿“上貢”而來的進口香料代替工資。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年~1424年），官員們的工資除了春夏兩季能領到鈔票外，秋冬都只能領取胡椒、蘇木。胡椒、蘇木成為另類“代價工資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庫存耗淨才停止。這期間，窮瘋了的官員們充分調動聰明才智，將中國官場的腐敗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強。

成化年間，有太監鼓動明憲宗朱見深效仿永樂故事，再下西洋。車駕郎中劉大夏燒毀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有檔，憤怒地說：“三寶（鄭和）下西洋，廢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殊域周諮錄》）劉大夏在日後被指責為毀滅鄭和航海資料的罪魁。其實，他無非只是說了句良心話、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人經過數百年的拓殖，已經將東南亞變成了中華大陸刺向大洋深處的一柄尖刀，橫跨太平洋，直達麻六甲，伸入印度洋。而彼時，西方的大航海時代尚未開始。

鄭和下西洋，只凸顯了航海技術層面的偉大，卻鑿沉了本可遨遊全球的“海洋中華”的巨輪，斷送了銳氣勃勃的海外華人社區，從此海內外華商被抽去了脊樑骨，不依附於權力就無法雄起；雖然是政治壓倒經濟的偉大，卻令數百年來和平、富庶、充滿朝氣的中國海疆成為海上墓地。

當“海盜”陳祖義在帝國的偉大首都被砍下頭顱時，官方史書照例瞎說“海道從此清寧”。實際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甯”的中華海疆，從此多事，“海盜”、“倭寇”、“外夷”紛紛踏浪而來，中華帝國罕見的“海盜”時代開始了……

（《中國經營報》雪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