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國家是如何滅亡的──韓國的故事

blogspot 張貼者： Feng-en Tu 於 2013-12-22 01:01

西元1909年10月26日早上9點，在中國東北哈爾濱車站的一起暗殺事件，震動了東亞世界。

遭到暗殺的一方，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大人物伊藤博文。

日本第一部的憲法，就是由伊藤博文負責起草。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過後，伊藤博文也以明治維新後第一任首相的身分，代表出面簽署馬關條約。他引領著日本的現代轉型，被日本人視為偉大的政治人物。

事件發生當天，他正準備要與俄羅斯的財政部長會面。俄羅斯方面，特別派員到火車站迎接他。

伊藤博文在眾人的歡迎中步下火車。當他站在月台上時，突然「砰」的一聲，有人朝他開槍。兇手一共發射了七發子彈，其中三發擊中了他的胸部和腹部。其餘的流彈，則打中了與他同行的外交官。

伊藤博文大叫：「我中了三發，對手是誰？」

在場的憲兵立刻逮捕了兇手──一位名叫安重根的年輕男子。

但安重根完全不打算抵抗或逃跑，他只是高喊著：「韓國萬歲！」

安重根的暗殺行動，是一連串韓國人抵禦日本進逼的最高峰。

事情要從19世紀末開始說起。

早在1870年代，日本就時常出現出兵韓國的呼聲。不過，這種意見被國內不同的勢力所牽制著。當時還有許多人認為應該以內政為先，無需急著擴張版圖。

但在1876年，日本還是憑藉著武力和韓國簽下了一份「江華島條約」。

這是份標準的不平等條約。它讓韓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又讓日本獲得了領事裁判權──從此日本人在韓國犯法，必須交由日本處理，韓國不得插手。除此之外，按照這份條約，韓國必須開放更多港口，並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真正重要的是，這份條約的一開始就明文規定：韓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與日本擁有平等的權利。

這句話表面上講的是日本與韓國，實際上卻是指向中國。

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中，韓國屬於中國的藩屬國，必須定期到北京朝貢，並接受冊封。韓國人雖然對打從一開始就看不起滿州人，認為清朝由野蠻民族所建立的，但他們唯一認可的世界中心仍是中國皇帝，而不是日本天皇。

日本不這麼想。他們要打破這個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局勢。而第一步就是要讓韓國脫離中國。

當時的韓國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外在世界，特別是日本，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他們知道韓國需要一場改革，問題只是，到底該怎麼做。

韓國國內的意見分歧。有人支持跟中國合作，有人認為應該向日本學習。有人主張面對外在勢力，態度需要強硬，有人則認為不該抱持鎖國心態，要積極對外開放。

抱持著不同想法的人，各自結成陣營，彼此攻訐，並且爭奪權力。人人都希望能把自己的那一套付諸實現。

就在韓國國內路線之爭越演越烈，日本正在逐漸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這個逐漸擴張的軍事勢力，終於在1894年，和中國之間產生了衝突──後來人們所稱的「甲午戰爭」。

這場戰爭，徹底改變了東亞各個國家的命運。

一向是東亞中心的中國，最後竟然在戰場上被日本扳倒。雙方簽訂了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成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個殖民地。除此之外，條約也再次重申：韓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從此不再是中國的藩屬國。

清朝在敗戰之後，雖然並未從此一厥不振，但仍顯得日暮西山。丟掉台灣，他已經無能為力。韓國要獨立自主，他當然也無法說不。

但脫離了清朝的韓國，並沒有因此就獲得了自由。相反地，他的自主權正在加速流失。

馬關條約簽訂後七個月，在一個半夜裡，韓國的王宮內突然起了一陣騷動。

有群人持刀闖進宮廷之內，他們看起來像日本的浪人，但是沒人能確定他們從何而來，又是為何而來。

他們到處抓人，用刀抵著人們的脖子，並且用韓國人無法理解的日語大聲嘶吼。整個王宮之內，充滿了呼叫聲和哭泣聲，陷入一片混亂。

情勢在天亮後才逐漸穩定下來，也是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知道這群暴徒闖入王宮的目的。

人們發現，他們暗殺了國王高宗心愛的妻子：閔妃。

閔妃的遺體被發現時，身上還穿著侍女的衣服，人們推測她原本打算混在人群之中，以躲避暴徒襲擊。不過，兇手把她，連同她的兩個侍女，一併給殺害了。

被暗殺前的閔妃，是朝廷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她雖然只是王妃，卻能左右韓國的重大政策。她經歷了許多政治鬥爭，最後獲得大權，成為國王高宗的支柱。

閔妃一度對日本抱持開放態度，但隨著日本的擴張野心越來越明顯，她對日本也開始提警戒。她轉而積極地和清朝聯繫，希望能藉清朝的力量，來牽制日本的。

在日本的眼中，她成為了勢力擴張的最大絆腳石。

但閔妃的暗殺事件是由日本人指使的嗎？有人認為，真正的主導者是閔妃在韓國國內的政敵。但當時國際間，都認為日本與此事一定脫不了關係。

日本的態度很曖昧。出面處理此事的日本代表三浦梧樓，抵達皇宮之後，沒有多做調查，就直接下令把閔妃遺體移到王宮內的庭院，放一把火燒了。同時還要求韓國剝奪閔妃的頭銜，將她貶為庶人。

但是面對國際壓力，日本政府還是起訴了四十八名嫌疑犯，作為回應。只不過，在一年之後，這四十八人最後以證據不足的理由，全部無罪釋放。

少了閔妃的韓國朝廷，需要開始尋找新的求生之道。剛剛吞了敗仗的中國，自顧不暇，當然無法提供任何有力的協助。

韓國因此轉向了身邊的另一個大國：俄羅斯。在當時看來，俄羅斯似乎是整個東亞世界中，唯一還能牽制日本的勢力。從1896年起，韓國國王高宗甚至直接把宮廷搬到俄羅斯大使館內，以躲避日本勢力的干預。

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

於是一年後，高宗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在眾人的勸進下，他宣布把國家改為「大韓帝國」，自己則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在此之前，這是只有中國帝王才能擁有的頭銜。他意圖振作，並且希望將國家帶向真正的獨立自強，因此推行土地改革、貨幣改革，強化軍事實力，鼓吹愛國的思想。

高宗的舉動受到韓國國內的支持。有群知識分子組成了「獨立協會」，也是希望能讓韓國強盛起來，進而獲得真正的自主權。

可是韓國內部的改革似乎趕不上外在局勢的變化。

1904年，大韓帝國成立後七年，日俄戰爭爆發。結果日本竟然又一次贏得了勝利。

這下子，不只是中國，連俄羅斯都不是日本的對手。在整個韓國周圍，幾乎已經沒有比這個新興的帝國更為強大的勢力，再也沒有人能壓制他的擴張。

韓國的地位，顯得岌岌可危。

果然，就在日俄戰爭打完不久，韓國就被迫與日本簽下了一份「保護條約」。條約簽訂的前幾天，日本的軍隊已經在韓國首都街頭演習、示威，文攻武喝，讓韓國幾乎沒有拒絕的餘地。

根據這份條約，從此韓國一切外交關係，都要交由日本全權處理。這麼一來，韓國等於完全喪失了其國際地位。

不只如此，日本還要求在韓國首都設立統監府，用來處理外交事務。擔任統監的人，有著極大的權力，可以直接晉見韓國皇帝。

而擔任第一任統監的，就是暗殺事件的主角，伊藤博文。

條約的簽訂，等於是讓韓國淪落為日本的保護國，所以當消息一傳出，韓國全國上下震動不已。負責簽約的大臣被視為賣國賊，房子被燒燬。皇宮外面聚集了數千人，群情激憤。當時「皇城新聞」的社長，更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本日放聲大哭」的文章。只是，文章一刊出，新聞社立刻就被查禁。

韓國各地不斷出現反日事件，有人寫了萬言書，痛批日本缺乏道義，破壞世界和平。更有許多人人直接以自殺明志。沒有人願意眼睜睜看著國家淪入他人手中。

高宗也不想。他決定要放手一搏。

保護條約簽訂過後一年，荷蘭的海牙召開了一場「萬國和平會議」──這是個諷刺的名稱，當時與會的，都是國際上對外擴張的強權國家。韓國，當然不在與會之列。

但是高宗不想缺席。他派了三個密使，遠赴海牙，要向當時與會的歐洲強權求援，希望他們秉持正義，主持公道，阻止日本的野心。

三位密使──李相卨、李儁與李瑋鍾──到了海牙，想見各國代表，但都被拒絕了。他們都說，韓國已經隸屬日本，屬於他國內政，外人無從置喙。眾多代表中，只有荷蘭稍微表示了同情之意。

密使一事，很快就被日本方面知道，並激怒了日本國內的強硬派。他們決定展開報復。

伊藤博文進了皇宮，直接向高宗表達了不滿。他怒叱這種行為太過「陰險」，又說這種舉動無異於向日本宣戰。

他接著見了韓國的總理大臣，要求高宗立刻退位，為行為負責。

在韓國朝廷內，有些官員也開始呼籲高宗應該以大局為重，主動下台，以免觸怒日方。

在內外交迫下，高宗終於在1907年7月19日宣布讓位。

高宗下台後，他的兒子純宗接任了韓國皇帝。

三十三歲的他，完全淪為日本傀儡。就在他繼任不久，伊藤博文就要求韓國簽下又一個保護條約。這一次不只是外交，就連內政、司法都要一併交由統監府全權處理。同時，日本也解散了韓國的軍隊。

但是日本併吞朝鮮，靠的不只是武力。早在更久以前，日本的資本就已經進入了韓國。日本銀行和大企業都在韓國進行投資。當統監府設立時，日本已經相當程度掌控的韓國的金融資本。

日本也鼓勵人民移居韓國，以拉近兩國的關係。根據統計，1905年有4萬多名日本人居住在韓國，隔一年數字則暴增成了8萬。在韓國的主要城市，包括首都之內，出現越來越多的日本社區。

當然，要掌握人心，最重要的還是媒體。許多批評統監府的報紙，都遭到了取締。而日本除了發行御用報紙，為政策宣傳之外，還處心積慮，買下了當時頗具有影響力的「大韓每日申報」。

只是這些舉動，並沒有能壓制韓國民眾的憤怒，反而讓反抗勢力越走越激烈。

拿筆的文人，一方面鼓吹獨立思想，一方面企圖振興教育，希望能力挽狂瀾。直於拿槍的軍人，在被日本解散之後，則集結成了「義兵」，在各地以武裝抗爭──在日本眼中，這群人是標準的「匪徒」。

就這樣，終於到了1909年，有了安重根的暗殺行動。

其實，在暗殺事件發生當下，伊藤博文已經辭去統監一職。但他在政界的勢力並未立刻消退。

真正弔詭的是，在日本國內，伊藤博文是主張「漸進式」，慢慢併吞韓國的一方。他一死，反而加速了日本侵略韓國的速度。

1909年11月，日本官方在東京的日比谷公園，為伊藤博文舉辦了「國葬」。同一時間，日本政府則開始著手規劃合併韓國的細節。

日本的併吞計畫，得到了韓國國內一部分人的響應。當時在韓國，出現了名為「一進會」的團體。這個團體，原本以農民福祉、土地改革和文明開化為號召，但隨著時勢變化，團體的領導人逐漸與日本越走越近，互相呼應。

他們開始宣稱，為了多數人的利益，韓國人應該接受日本的統治，不能再目光如豆，違逆世界趨勢。

他們強調自己理性而愛國，甚至構想了一套「合邦論」。按照這套構想，韓國皇帝可以保持他的頭銜，韓國人民也可以擁有平等的待遇，只不過放棄原本的韓國，改隸屬日本國。在一進會看來，這是最好的結局了。

同時，日本開始向韓國朝廷施壓，並且悄悄地與各國聯繫，確認外國勢力對於日韓合併不會干預。

終於雙方在1910年9月22日簽下了合併條約。

條約一開頭說：「日本國皇帝陛下與韓國皇帝陛下，顧及兩國間之特殊而親密之關係，欲增進相互幸福，永久並確保東洋和平。為達此目的，確信韓國與日本國合併是最佳方法，茲決定兩國間締結合併條約。」

而條約第一條寫著：「韓國皇帝陛下將關於韓國全部一切統治權，完全且永久讓與日本國皇帝陛下。」

簽約一事，原本是秘密地進行，沒有人知道。

日本很清楚，這個舉動將在韓國社會投下一顆震撼彈──雖然韓國人在過去已經被震撼過無數次，但剝奪韓國皇帝的統治權，等於是直接宣告韓國的滅亡。

因此，在簽約前後，日本在韓國實施了高度戒嚴，禁止所有的集會活動，並在各地部屬重兵，全力警戒反抗事件的發生。

幾天之後，日韓合併的消息，才正式公開。

在日本，民眾知道了這件事，歡欣鼓舞，慶祝日本的版圖擴張，帝國崛起。在東京街頭，有花車遊行和太鼓表演，人們飲酒作樂，高呼萬歲，活動從白天一直延續到半夜。

日本的媒體，也對此事大幅宣傳，並且強調合併韓國的正當性。他們說，合併一事對韓國有百利而無一害，反倒是日本有點吃虧。不過，他們又說，日韓雙方是同祖同根，自古是一家（這是當時常見的說法），所以犧牲一點，增進同胞的幸福，並無不可。

日本上下瀰漫這樣的氣氛，很少人能感受到韓國民眾的痛苦。

只有一位名為石川啄木的文學家，聽到了新聞之後，默默地在日記中寫著：

地圖上
墨跡塗染朝鮮國
聽著秋風

    
韓國人是如何變成日本皇民的？
( http://gushi.tw/archives/5104 )

故事 February 9, 2015 涂豐恩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我們誠心對天皇陛下盡忠盡義！我們會忍耐痛苦、自我鍛鍊，成為優秀而堅強的國民！」──皇民化運動中的口號

皇民是如何鍊成的

你一定聽過日本時代台灣的「皇民化運動」。從1930年代後期起，殖民政府為了動員臺灣的人力物力，開始推行同化政策。在新政策下，臺灣人必須學說日語，改日本姓，融入日本的信仰與文化。

不過，皇民化運動不只發生在臺灣。差不多同一時間，日本的另一個殖民地朝鮮（今天的韓國），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為了讓朝鮮半島上的韓國人，能夠在戰爭期間甘心為帝國拋頭顱、灑熱血，當時的日本政府喊出了「內鮮一體」的口號。內，就是內地日本；鮮，則是朝鮮。內鮮一體，也就是日本跟朝鮮要水乳交融，不分你我。

不過，喊口號容易，實際該怎麼做則是另外一回事。朝鮮總督府所面對的，可是從1910年亡國以來，就不斷頑強抵抗、比臺灣更難搞定的一群人。他們武裝起義、引爆炸彈、暗殺總督，樣樣都來，從來就不是乖乖聽政府命令行事的羊群。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如何在朝鮮半島推動皇民化？而強悍的韓國人，面對這個他們口中的「民族抹煞政策」，又是做何反應呢？

請說國語

從手段上來說，日本在臺灣與朝鮮的皇民化政策，有很多類似之處。比如說，推廣「國語」。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就在朝鮮半島頒佈規定，要求大家「說國語」──這裡的國語，指的當然是日語。平時打招呼要用日語，在公共場合聊天要用日語，百貨公司、電影院，也都配合著推廣日語。如果進了公家單位，不講日語，沒有人會理你。如果在學校裡頭講韓語，不但會被檢舉，還必須繳交罰金。

1942年，有位叫朴英玉的高中女生，因為在外頭講了幾句韓語，就被警察盯上。這原本是個小案件，沒想到事件卻像滾雪球一樣，越鬧越大。

原來，警方循線追蹤，發現她的老師丁泰鎮，平時就常常在學校發表反日言論。丁泰鎮因此被警方逮捕，而且受到嚴刑拷打。據說，在拷問當中，丁泰鎮又透露出一個名為「朝鮮語學會」的組織，其實是假借學術名義，策劃獨立運動的反日團體。

這讓日本警方有了藉口，擴大搜索規模，並且開始逮捕「朝鮮語學會」成員。後來這群學會的成員，被以破壞治安的名義送上法庭，其中不少人更遭到判刑。

其實，朝鮮語學會主要的活動，就是研究語言文學，並且編寫朝鮮語字典，未必對社會治安真的有什麼直接的威脅。不過，語言往往就是民族認同的根基，日本殖民政府也了解這一點。他們要剷除朝鮮語學會這樣的組織，並不讓人意外。

推廣國語最終的目的，是要讓韓國人連吵架、說夢話，都忘記母語，改用日語。換句話說，就是要從心靈上，從潛意識裡，徹底將韓國人皇民化。

不過，推廣國語的成效如何？

根據統計，到了1940年代，在朝鮮半島上能夠使用日語的人，也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換句話說，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仍然是母語。

當天皇碰上天主

除了國語運動之外，皇民化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讓殖民地的子民崇拜天皇，對他心悅臣服，為他出生入死。

和臺灣一樣，日本早就在朝鮮半島上蓋了許多神社，並從1935年起，強制要求學生參拜。

對韓國人而言，參拜神社，等於是接受敵人的信仰。所以光是這樣，就足夠激起許多反彈。但是除此之外，殖民政府還遭遇到另外一群人的強力抵抗，那就是朝鮮半島上的基督教徒。

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崇拜偶像是不被允許的，崇拜天皇當然也一樣。有間名叫「崇實學堂」的基督教學校，就以此為理由，拒絕讓學生參拜神社。日本政府見狀，威脅要將學校給廢除，以此逼迫他們屈服。沒想到崇實學堂的負責人，說什麼也不肯讓步，最後寧可選擇讓學校給關了。

還有一位名叫朱基徹的牧師，同樣拒絕參拜神社。為此，他甚至不惜槓上當時日本基督教會的大議會長富田滿。富田滿跟日本政府走的很近，屬於官方代言人。他說神道跟一般信仰不一樣，不是偶像崇拜，而是愛國行為，所以基督徒可以、也應該到神社參拜。

朱基徹卻對這種說法很不滿，他指責富田滿誤解了聖經，更再次強調參拜神社是觸犯十戒、違反教義。

因為堅持信仰，朱基徹被關進了大牢，並且在牢中飽受酷刑。日本警察用各種慘無人道的手段虐待他、拷問他，想要擊垮他的意志，動搖他的信念。但朱基徹沒有屈服，反而堅定地說：「如果不信上帝，就連天皇也會下地獄。」

南韓今天的基督教與天主教信徒眾多，估計超過一千兩百萬人，派出的傳教士人數更高居世界第二，這和基督信仰在當年在抗日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密切關係的。

「犬糞食衛」先生

皇民化的第三個重要手段，是讓殖民地的人民取個日本名字。在朝鮮，這個政策被稱之為「創氏改名」。

改名就改名，為什麼前面還要加上「創氏」兩個字呢？這有些複雜，在此無法細談。簡單來說，日本政府主張韓國傳統只有「姓」，沒有「氏」，所以需要創造出日本化的「氏」，來取代韓國原本的「姓」。

這當然是殖民政府為了宣傳政策，有意製造出的說法。但無論它是真是假，日本要韓國人改姓名的目標，是確切無疑的。

1940年，殖民地政府大肆宣傳，鼓勵朝鮮民眾申請改名。 按照日本神話，1940年2月1號是「建國兩千六百年」的紀念日，日本政府本來預計招攬大批改名人潮，以此慶祝這個國家的重大日子。

沒想到，政策推出的頭一個月，朝鮮民眾反應冷淡，沒有什麼人主動報名。當時的《京城日報》上頭說，仁川一帶，兩天之內竟然只有三個人提出申請。

有些尷尬的殖民地政府，只好轉而要求一些親日的朝鮮士紳以身作則，為同胞做出「良好示範」。可是，就連這些親日的「有力者」，對於改名一事都感到興趣缺缺。

朝鮮總督府眼看情勢不對，決定動用警察的力量，強制要求民眾改名。這樣一來，申請改名的人數果然大幅上升。根據統計，1940年三月份，申請改名的件數還不到五萬，五月份則增加到了三十多萬，七、八月的申請件數，更超過了一百萬。

不過，改名要怎麼改呢？變化可就多了。

比如姓金的，可以改叫金山、金田；姓柳的，可以改成柳原、柳川；有位叫做李光洙的作家，改成了「香山光郎」，另一位律師李升雨，則改叫「梧村升雨」。

有很多姓朴的人，把他們的新姓氏取做「高村」，這是自韓國建國神話中的地名「高墟村」；另外有一些人，則發明了保留韓國味道、傳統日本社會中不存在的姓氏，比如韓原、崔本、朴澤，這讓他們在改名後，勉強還能維持一點民族認同。

但是別忘了，不是每個人都是樂於改名的。所以，有些人在申請時，故意搗蛋，要給日本人難堪。韓國作家金達壽的小說《玄海灘》中，描述有人把新的姓氏取做「日本」，而把妻子改名「良子」。為什麼要叫良子？因為這是日本皇后的名字。

這玩笑開的還不夠，更有傳說，有個叫田炳夏的人，把日文名字改成了「田農丙下」，用日語唸起來，就像「天皇陛下」；另一個叫金文輯的人，則把自己取名為「犬糞食衛」，用低俗不堪的文字，嘲諷日本化的姓氏。

但這充其量只是小說與傳說，實際上是否真的發生過，還有一些疑義。不過，的確有記錄指出，有人曾經用「犬之子」，申請為新的姓氏，以示抗議。

為敵人作戰

就在朝鮮總督府在殖民地推動創氏改名的同時，帝國內部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說，日本的姓氏專屬於血統純正的日本人，朝鮮人是次等民族，不配使用，創氏改名的政策應該停止。內鮮可以一體，但是不能平等。

想像一下這種情境：你拋棄了原本的姓氏，已經感到屈辱，現在居然還有群人跑出來指指點點，說你連受辱的資格都沒有。

殖民時代的韓國人，面對就是這種情境。

在這種狀況下，還有什麼能夠保持尊嚴的辦法？大概就是加入軍隊了。唯有在戰場上，被殖民者才可以證明自己比殖民者更勇敢、更強壯──儘管他們必須為曾經的敵人作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徵調了數十萬韓國人上戰場，有男有女，有人在前線，有人擔任補給與後備。他們大多數是被強迫、沒有選擇的加入了戰爭。可是確實有一些人，是自願接受徵招，加入日本軍隊。他們很可能是受到戰爭期間大量官方宣傳的洗腦，也可能是像前面所說，為了出人頭地，為了爭一口氣。

有位改名為高木正雄的韓國人，就在中日大戰期間，毅然決然加入了日本在滿州的軍隊，成為一名軍官，在戰爭期間帶領著士兵，為殖民母國出生入死。

1945年，戰爭結束，高木正雄也回到了故鄉。日本的名字當然不能用了，他只好改回本名「朴正熙」。後來在一場軍事政變中，朴正熙當上了南韓總統，而且一當就是十六年。如果你不認得這個名字，他還有一個出名的女兒，叫做朴槿惠，也就是今天的南韓總統。

朴正熙不是唯一一位曾為日本人作戰的韓國人。只是，日本投降之後，他們原本在戰場上的光榮事蹟，頓時之間變成了最尷尬的印記。

日本學者宮田節子提過這樣一個案例，他是一位叫朴菖熙的「皇國少年」。在皇民化的期間，他曾經熱切地擁抱帝國。他的父親，對日本的戰爭宣傳反應冷淡，連帝國紀念日也不按照規定慶祝，一度讓他覺得不滿，甚至深感羞恥。可是戰爭結束後，他卻突然陷入恐慌，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帝國崩塌了，沒有力氣再去理會它親手改造出來的皇民。而祖國復活了，新的政府開始清算「親日反民族行為者」，沒有被點到名的，最好也趕快埋葬記憶，銷燬自己的過去。

戰爭結束後複雜的政治局面，讓皇民的歷史經驗，變得難以言喻。韓國如此，臺灣也是如此。

不久前臺灣選舉中，一段關於「皇民」的風波，似乎是提醒這個問題並沒有離我們遠去。難解的歷史，也是現實政治的課題。

不過，政治人物的口水，沒有辦法讓我們真正的脫離殖民。因為新來的威權統治者，並不打算看見歷史的複雜性。我們更該做的，不是像他們一樣把皇民一詞變得空洞、變得扁平，而是多花一些時間，多花一點力氣，認識各種被時代翻弄的命運。他們不見得都很美麗，可是其中總有一些認真活過的生命，有一些的身不由己，或許，也會有一些值得留下的記憶。

＊附註：

想要進一步了解臺灣與韓國皇民化運動的讀者，可以參考周婉窈教授所寫的〈從比較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文（點此閱讀），以及幾本相關著作：宮田節子、『朝鮮民衆と「皇民化」政策』 ；水野 直樹、『創氏改名―日本の朝鮮支配の中で』；ねずまさし、『現代史の断面・戦時下の朝鮮・台湾』；ブランドン パーマー、『検証 日本統治下朝鮮の戦時動員』；Takashi Fujitani, Race for Empire: Koreans as Japanese and Japanese as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