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德國學者眼中的中國、日本歷史

2014-06-01 這不是歷史

那小兵：恩格爾教授，您和漢斯伯格都是我熟悉的德國學者，他專精軍事歷史，你則專精歐亞比較文化學，因此我想特別請你就中國、日本和德國關係上提出意見。我們知道，日本人一向崇拜德國人，中國人也一向崇拜德國人，那麼德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民族的呢？

恩格爾：謝謝您的採訪。坦白而言，德國人比較認同日本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某種程度惺惺相惜的意味。相比之下，中國人在德國人心目中一直是個韃靼帝國統治下的“異治”民族，她缺少真正的主權意識，缺少民權意識，缺少獨立人格，如此等等，中國文化在德國人眼中更接近于“古董文明”，就如埃及文明那種，但屬於“活化石”文明。

如果從戰爭角度看，真正的中華文明從秦朝開國就沒有了，而後來的中華文明“復興模式”到宋朝崖山戰役也結束了。我這麼說中國學者不認可，因為他們都以為“漢朝”才是真正的“中國漢族政權”，是“漢文化”代表。

德國歷史上是城邦國家，由許多城邦大公國結盟而成，因此德國人喜歡那種個人與城邦之間的忠誠關係，貴族與庶民之間存有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崇尚自我犧牲精神，但缺點是城邦主義嚴重，直到俾斯麥時代才真正統一起來，但始終保持著某種部落精神意識，因此各類行會、宗教團體、文化組織都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德國人對於中國式的大一統帝國感到陌生而且難接受，而對於日本那種武士道精神和城邦制度傳統非常習慣。德國人欣賞中國的先秦文化和社會精神，因為那時中華大地也是由城邦國家組成的，人與天，人與人，人與邦國等關係都類似於過去的德國。德國人對於後來中國歷史中的少數民族城邦國家依然非常有興趣，從戰爭歷史看，蒙古與西夏之戰在德國被看成是中國古代最英勇的戰役，但中國人自己卻不熟悉。

另外，蒙金戰爭、蒙宋戰爭等都是德國軍事學院歷史系所感興趣的題材，尤其是崖山戰役這樣一場蠻族和“初級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決戰，它讓中國人從此走上了沒有主權精神的歷史軌跡，令德國人歎息，甚至有德國人建議中國在崖山修建紀念碑。有個別德國人偏愛藏族也出於這種情趣。也正是出於這種感情，德國人心中當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恥辱，德國人選擇了復仇主義，由此產生了納粹主義，最後，德國在把血流乾後重新做人，經歷了分裂和統一，這就形成了現代德國。

許多中國學者認為德國是戰敗國，其實德國人的精神沒有潰敗，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德國沒有被異族統治過，沒有被“異治”的民族就不會喪失獨立意志，也容易保存公民共治意識。當然，這背後原因非常複雜，我只是簡單談談。

同樣，日本沒有被外族“異治”過，因此沒有中國那種服從大一統天下的概念，搞民主制度比較容易，但問題是如何不搞軍國主義，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完全解決。中國很難做到這點，秦朝大一統模式注定了所有中國統治者都必須壓制地方自治權力，方法就是剝奪民眾的獨立人格，先是搞法家專制，後來添加了儒家等級倫理統治，如同一個“少數民族貴族”統治整個“中華蒼生”，產生了皇權與民權，“外族”和“本族”之間的永遠對立，即使漢族皇朝也把自己當成“異族”看待，這可以是“八旗”也可以是“黨派”，永遠保持自己高於民眾地位，這在全球是罕見的。

那小兵：這種說法的確讓中國人吃驚。這種“異治”是否造成了中國和日本乃至德國之間不同的現代化軌道？

恩格爾：當然非常明顯的起到了作用。日本天皇歷史接近兩千年而不斷，中國則經歷了數十個不同朝代和王朝，可見兩者區別很大。日本神道與德國基督教不同，但也具有了某種普世價值特徵，比如“忠”的精神內核，不論是人與人之間，貴族與庶民之間，都具有忠義的相互依託情感觀念，這種觀念不是儒家那種繁雜重複的說教，而是一種思想和情感方式，不因為地位不同而有差異。

相比之下，中國沒人信仰，但卻有倫理，信仰是發至內心的感情感念，而倫理是大家遵守的規則，兩者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大差距，日本的“忠”可以讓日本人感到自我犧牲是一種絕對崇高，具有審美意義，而中國人的“孝”倫理卻是嘴裡說的，職位需要的，是做給別人看的。

中國人有“忠”嗎？我認為一個不信神的民族不會有真正的“忠”，根本就沒有那種至高的情感和衝動。當八國聯軍打到中國時，大批義和團和民眾投靠外國軍隊，這讓德國部隊十分驚訝，一問才知道他們都恨滿族統治，希望洋人解放他們。你知道嗎，德軍攻打北京最英勇的就是膠東華人先頭部隊，不惜流血犧牲為德軍立下汗馬功勞，這讓德國人後來常用華人部隊打主攻。德國人在天津駐紮一年，建設了中國最早的西化管理體系，後來被推廣了全國，可見中國人看重實惠，而不是愚忠。

同樣，德國在青島統治十七年，當地鄉紳個個擁護德軍臨時政府，市政建設一片欣欣向榮，後來日本人來攻打，青島民眾踴躍支持德軍抵抗。當年青島人歡迎德國人治理有幾個原因，一是德國建立了一套平等的司法制度，德國人和中國人按同一個套規則管理，治安良好，中國人第一次發現了“法律平等”的實施過程，二是德國人在青島建立教堂和學校，德國教徒和中國教徒平等，中國人第一次瞭解到什麼是“天賦人權”的信仰，三是德國人在遠東建立設想是“百年計畫”，不惜血本搞建設，青島經濟大大受益。德國在青島的經濟發展當時遠遠超越英國的香港，後來日本人和英國人攻入青島也自歎不如。德國人在青島的治理給後來的中國領袖人物一個良好印象，包括蔣介石也非常崇拜德國治國治軍文化。我前年到青島，一位老教授告訴我：青島人最喜歡德國人，最恨日本人，雖然他們都曾經是法西斯。當年希特勒也支援中國多於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教官，甚至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時，只有德國人敢於相救，所以中國人對於“德國法西斯”沒有特別痛恨。

希特勒這個人十分看不起日本人，認為他們不配和德國爭奪天下。二戰後，德國人很快在思想意識上與美國融洽起來，一方面德國也是美國一樣的新教國家，民族主義挫敗後一步退回到普世價值原型，這個心理關不難跨越。東德則進入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圈，這個東西原本就是德國極端主義文化一部分，也不難調整，結果德國人成為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的寵兒。

日本就不同了，他們改成和平憲法是出於不得已，不見得很真誠，但美國人讓他們敬佩和服氣，服從就服從了，久而久之也習慣了。美國人在日本沒有搞皇朝更替，而是搞文化更新，這點比德國人更偉大。另外，日本在西化啟蒙階段就依靠與中國文化劃清界限搞起來，通過對中國文化貶低而全力搞西化，因此現代日本人一直對中國文化有偏見，同時，日本被美國“和平”後一直無法擺脫“異治”感覺，沒有自己的民族本體發展戰略，必須依附美國戰略，因此養成了依賴心理，像個不成熟的人，不成熟就不會感到有認罪責任。

日本一位著名學者曾對我講：日本可以向美國人認罪，可以向英國人認罪，可以向澳大利亞人認罪，因為英美都具備了懺悔文化，這種文化圈內的人有自我認罪的信仰，認罪是一種自我強大方式，但日本人絕不敢向中國人和其他亞洲國家認罪，因為一旦認罪就會被當成未來報復的理由，亞洲人沒有懺悔文化。我個人認為日本人永遠不會向亞洲人認罪，相反，德國人很誠懇地到青島和在德國本土向青島人民認罪了，德國人也就成了中國人的真誠朋友。

那小兵：非常高興您接受這次採訪，給我們讀者這麼多獨特的見解。補充一點，青島人至今喜歡德國人，希望日本人能學習德國人，做中國人民的朋友。


由唐到宋，中國人性格的轉變

2014-06-02 這不是歷史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顫：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唐代女人外向潑辣，宋代婦女卻內斂柔和。唐代女人喜歡騎著高頭大馬招搖過市，宋代婦女卻只能站在重重幃簾之後，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張望一下。唐代婦女可以和男人一樣，大呼大叫地參加集體體育運動，宋代婦女卻裹起了三寸金蓮，講究起行不動裙，笑不露齒。唐代婦女以豐肥壯碩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態，比如張子野的《菩薩蠻》中所描寫的那樣：“輕怯瘦腰身，紗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細膩。

凡是唐代的事物，無一不博大恢宏，健碩豐盛。唐代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氣勢不凡，雍容華貴。韋炯墓壁畫中那肥碩的女子和強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雙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飛揚的駿馬，無不體現出唐人強烈的自信和力量。

宋代文物的風格則細膩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晉祠的侍女像，藝術評論家說它的特點是“流暢、秀麗，特別是在刻畫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和這尊侍女像一樣，宋代雕塑體型普遍變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們均以小巧細緻，富有生活情趣而取勝。

唐人熱烈，宋人內斂。

唐人喜歡畫駿馬、蒼鷹和牡丹。因為這幾種熱烈、奔放、大氣的意向正抒發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別是牡丹，因為其熱烈奔放，豔壓百芳的強勁感官衝擊力和至強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為唐代的國花。與宋代的文人畫家卻偏愛畫梅蘭竹菊，它們獨處山中，低調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氣，宋瓷精緻。

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勝，宋瓷則精緻而謹慎。小山富士夫說：“唐瓷華貴，宋瓷純淨，明清瓷器精細俗豔。”宋瓷或為純白、漆黑，或為清澈無垢的青白，或為幽玄深邃的粉青。與大氣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簡潔清秀，反映出宋人細膩內向的心理性格。

唐詩熱烈，宋詩沉思。

唐朝文人們“甯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他們熱情地嚮往建功立業。李白“十五學劍術”、“一射兩虎穿”；岑參“近來學走馬，不弱並州兒”。他們下馬能飲酒，上馬能殺敵。

宋代文人卻不再嚮往到邊塞去領略風沙，習武從軍在他們看來是卑賤的事業。宋詩中很少出現邊塞、駿馬和戰爭。唐人筆下的邊塞壯麗無比：“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對比之下，宋代為數不多的邊塞詩詞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讀起來是那麼的淒涼。如果說唐詩體現的是少年精神，那麼宋詩則充滿了中年人的冷靜和沉思。

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變化源于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恐懼。

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然後是動盪不安的藩鎮割據，後來又是亂成一團麻的五代十國。

武人統治的時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離失所，連皇帝都是高危的職業。梁太祖朱溫、閩主王延鈞、趙王王容，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等人都是死于兒子(或養子)之手。兄弟相殘更是司空見慣：梁太祖的兒子們互相殘殺，到梁朝滅亡時，8個兒子(養子)一個不剩。五代14帝中，除唐莊宗、周世宗留個了幾個子嗣外，其餘12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斬草除根。

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開國不久，趙匡胤就通過“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

在成為皇帝之前，趙匡胤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也就是皇帝的禁衛軍司令。他深知在這個職務上，一個人可以做成什麼樣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後，這個職務被取消了。與此同時，趙匡胤又把軍事指揮權和軍隊調動權分開。這就從制度上杜絕了軍事政變的可能。為了降低人們對武官職務的興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設計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晉升卻非常緩慢。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見了文官，總是自覺低人一等。《宋史•曹彬傳》記載，即使是曹彬這樣位居樞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車馬，都會主動地命車夫駛入旁街小巷，所謂“必引車避之”。

除了給武將戴上枷鎖，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

開國十年之後的開寶三年（970），以一條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宋太祖頒佈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顯然不想再有第二個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孫趕下皇位。

趙匡胤的子孫們十分重視祖宗的這條“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慶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頒佈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種法律，禁止的地域範圍從首都擴展到了全國，武器種類則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來開荒種田。天聖八年，宋仁宗卻下詔禁止老百姓再使用這種刀：“川陝路不得造著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詔重申此令，並規定，不但使用者有罪，連造刀的人都要嚴懲。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在地方上，他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制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許三年。為防止一把手獨斷專行，他為各地知州設立了名為通判的副手，來監督知州。他又派轉運使到各地管理財政，取消地方上的財政處理權。

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於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復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乾綱獨斷境界。宋太祖顯然是一位愛讀歷史並且熱愛思考的武人。我們不得不說，他在制度設計上表現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無人可及。在專制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後，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勳，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

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傑勇，亦閒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身家安全的結果，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後，趙宋王朝終於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

從北宋中期開始，亡國滅種的威脅如同烏雲一樣，一直籠罩在每一個宋人的心頭，並且終於在南宋末年變成事實。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視的一個背景。事實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種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後來，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就越灰色和悲觀。這就是宋人癡迷梅花、竹子、蘭花、菊花這些幽雅冷靜意向的原因。

梅蘭竹菊在宋代以後被稱為“四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代表性的意向組合。分析這四種意向，我們會發現它們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特點：梅在嚴寒中怒放，展現著嚴酷環境中的不屈。蘭獨處於幽谷之中，代表著寂寞中堅守清操。竹則未曾出土先有節，表達是士人的自製和節操。菊花傲霜而開，殘敗猶抱霜枝，象徵的同樣是在逆境中的抗爭。總結起來，這四種事物所表現的，其實都是對即將到來的嚴酷環境所做的一種心理準備，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脅面前堅守氣節而進行的自我精神動員。

這是宋代士人獨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讀書人普遍意識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將摧殘中國的士人，於是士人們只好為此做精神上的準備，用梅蘭竹菊的精神來‘武裝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與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遜，豪飲高歌，笑傲王侯，鬥雞走馬，出塞入關，挾妓交遊……，身上充滿了充沛的活力和無憂無慮的樂觀。他們是青春、自由和歡樂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戰馬，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時刻處於威脅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卻只有老老實實寒窗苦讀，在案牘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著對人生茫然無著。連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緒滿懷的。唐代“少年負膽氣,好勇複知機”，宋代少年卻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淡淡憂傷中得到心理的滿足。


南方談話的發生邏輯

　　今天的中國，毫無疑問拜“南方談話”所賜。甚至可以說，中國社會的未來，都可以看成是“南方談話”的邏輯延伸。但有一點，是必須從“南方談話”開始，再返回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

作者：本刊記者石勇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2-01-02

　　20年來，在官方和民間敘事中，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始終是一個偉人、一個民族英雄在關鍵時刻出手拯救中國的動人故事。確實， 當中國從1978年出發，在改革開放的大道上行走時，始終面臨著往回走的牽制，一直到“南方談話”開始，才歷史性地不再回頭。
　　
　　從1978年出發

　　德國學者羅伯特•庫爾茨對蘇聯曾經有一個評價，“東方當初從一開始就不是另一個歷史選擇，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個更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是半途而廢的版本而已。”

　　這個版本在1991年終於徹底走到了盡頭，不得不努力向西方那個高級版本的低級形態回歸。

　　在1978年的時候，庫爾茨的聲音還沒有出現。而在那個時候，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因為過多地照搬蘇聯模式，加上“文革”的折騰，社會經濟結構已然陷於危機。它反過來質疑了“體制”一再宣稱的在改善人民生活水準上的優越性。

　　另外，曾經在20世紀60年代蔚為風潮的左派運動已經消退，世界開始“向右轉”。而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則借助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及國際分工這一千載難逢的時機迅速在經濟上崛起，映襯出“階級鬥爭”的荒誕。

　　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把中共的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議，其實就是在執政的焦慮下，對“社會主義”原有版本的一種重新設計調整。其思路是“改革開放”。政治上，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它被界定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並頻頻言說。

　　就是說，至少是在1978年，中共就力圖在蘇聯版本的“社會主義”這一現代性方案和西方版本的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立案之外開闢一條以發展經濟來自我拯救的道路。這條道路當然不是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說的那種歐洲語境中的“第三條道路”，在世界上它還沒有人摸索過並給出答案。鄧小平形象地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

　　1977年，鄧小平復出，很快進入中共權力核心和決策中心。他對中共和中國面臨的情勢以及民眾的願望，當然非常清楚。在“革命”的理想已顯虛妄，人們厭倦了各種意識形態鬥爭、廣場政治而力圖回歸世俗生活時，社會主義體制增強吸引力的最有效途徑就是讓民眾能夠生存得更好，在國家層面完成從百年前就開始的中國“現代化”未竟事業。而這，用意識形態的自我言說來自我證明已經不合時宜了。

　　正是在這一點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戰略，是在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之後的一次超越。改革開放在“政治正確”上如何，直接關係到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二代集體領導核心的權威。

　　不過，傳統意識形態當仁不讓地佔據著政治合法性解釋權的制高點。儘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改革開放仍然只有通過對民意基礎的獲得和取得的成績，才能夠把話語和實踐轉化為無可置疑的政治正確。

　　所以，儘管在幾乎是全民要求改變的情況下，改革的成本非常之低，而收益肯定相當巨大，但它或者有政治上的風險，或者設置了政治上的禁區，決定了突破傳統體制的艱難。

　　20世紀80年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臨。
　　
　　80年代的改革景觀

　　最先邁開步子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是無數為生存而掙扎的農民。

　　1978年，安徽小崗村自發地“包產到戶”。隨之，在全國形成風潮。1980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快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指出應該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到1983年，農村改革終於獲得國家層面的制度性承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此確立，並迅速瓦解了毛澤東時代的公社制度。

　　有資料表明，從1978年到1984年，中國這幾年的農業增長率是1949年以後最快的時期，年均達6.05%。不僅如此，由於在戶籍制度之下對社會流動的限制，在改革中釋放出來的農村的活力和資源，催生出了一批鄉鎮企業。在城鄉隔離制度尚未破除的情況下，農民的這一創舉被界定為“離土不離鄉”。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改革主戰場轉移到城市，農村通過釋放被壓抑活力而一度獲得的光環迅速黯淡。

　　按照事後的理解，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在農村和城市同時推行，分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這種表述其實具有誤導性。農村改革，包括鄉鎮企業的崛起，幾乎是在傳統體制中利益嚴重受損的農民自發的產物，官方並沒有提供多少資源，而且，城市仍然對農村保持著流動性的限制。官方要做的，只是在形成了農村能夠得到穩定發展，並且，還能夠提供給城市廉價的剩餘產品的預期下，對它進行合法化而已。

　　這一點，決定了雖然80年代農村的改革發展結束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體制，但是，它和政治結構、城市的社會結構仍然是脫節的。1985年以後，農村的發展，包括鄉鎮企業就開始走下坡路。1992年大範圍放開社會流動以後，它儲備的無數廉價勞動力，更是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一種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源”。

　　和農村不一樣，城市的國有企業改革一開始就是官方主導。國企的低效使權力中心感覺到它無法再按舊體制運轉下去。但改革國企會遇到兩個挑戰：一是可能會把很多人從一個既定的利益結構裡剝離，而這些人恰恰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二是涉及“產權”，它正是意識形態敏感的一個區域。在這種情況下，國企改革只能設定關鍵字：增效而不涉及產權和工人下崗。它和1992年以後的改革有天壤之別。

　　國企改革在80年代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可謂步步為營。第一步從1979年到1984年，政府對企業“放權讓利”，喚醒企業去追逐經濟效益。第二步在1984年到1986年之間，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允許企業搞“多種經營”，計劃經濟的壁壘開始鬆動。第三步重建企業經營機制，主要是搞承包制，並且得到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概念的庇護。

　　就80年代的社會和經濟結構而言，改革開放讓整個社會都實現了“帕累托改進”。但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家是從“增量”中受益，“存量”並沒有受到多少觸動。也因此，80年代的改革，並沒有像1992年以後那樣深刻地重塑社會階層，社會結構還是和傳統體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和此後的歷史相反，是思想觀念，而不是利益結構，決定了80年代的改革，以及中國社會的走向。

　　但改革的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它通過不斷地在現實中演繹，提出了這一命題：只有繼續改革，才能擺脫傳統體制的困境。從而，改革在“政治正確”上就可以自我論證。
　　
　　以開放促改革

　　放在從1840年開始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改革開放無疑是一種激進的現代性實踐。根據現代性“不斷地超越，不斷地解構”的邏輯，傳統社會，包括從1949年後形成的傳統體制，都遭到解構。

　　無論一開始想像能夠走多遠，當改革開放打開了“市場”這個潘朵拉魔盒的時候，必然面臨著對人的重新定義。要革命，就不能談錢，要做生意，談革命就毫無意思。

　　三十多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就是把人從以意識形態驅動為特徵的“階級人”，設計成具有權利意識的“公民”，從附庸於單位體制的“單位人”，設計成依附於市場的“社會人”。

　　但這一切在80年代只是開始。那個時候，通過對外開放，很多讓人眼花繚亂的思潮剛剛進來，它在中國社會空間所激起的討論，也還漂浮在理想主義的雲端。

　　按照鄧小平的設想，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都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兩大舉措。清楚的是，發展經濟，當時中國缺乏資金，急需引進外資，不開放根本不行。但對外開放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以此來推動對內改革。這種推動既包括經濟發展上的感召力和壓力，也包括思想觀念上的解放和更新。

　　和改革同步，1979年，福建和廣東率先對外開放。1980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建立。1984年，沿海14個港口城市和海南島開放。1985年，長三角、珠三角、閩南三角地區開放。1986年，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開放。1988年，建海南省並將其作為最大的經濟特區。在開放的過程中，外資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

　　而在思想解放上，對外開放更是功不可沒。

　　80年代的確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多年來對思想、對人們致富衝動的壓抑一旦解除，釋放的心理能量足以讓一個社會歡欣鼓舞。而中共對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宏偉描畫，更足以激勵一代人向它邁進。

　　對於知識階層來說，引進的西文思潮，從尼采、叔本華、柏格森，到薩特、佛洛依德、康德，從存在主義到人道主義，讓他們發現了作為人的另一種存在、中國人應該過的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對“人”的重新設計，為改革指向政治體制打下了思想基礎。
　　
　　思想觀念拉踞戰

　　不過，在80年代，無論是改革開放的話語及實踐，還是民主、自由、法治思想，都被視為對傳統意識形態教條的偏離。而也正因為在“政治正確”上它們相對於傳統意識形態教條處於劣勢，才盡力把自己的話語納入傳統意識形態框架內規避風險。

　　按照學者蕭功秦的研究，80年代的中國，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政治思想“派別”：一是傳統意識形態教條主義者，鄧小平所警惕的“極左派”；二是知識份子的民主、自由追求；三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前兩者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話語為中點，分佈於左右兩翼，反覆博弈。

　　改革派在一定程度上對知識份子的追求持同情態度，畢竟，後者是改革開放話語的同盟，對於瓦解傳統意識形態教條的束縛有推動作用，但有一個前提，即不能突破“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由權力主導的預設，不能“揚棄”既有的政治結構。因此，一旦知識份子的主張較為激進，可能就很難被接受。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8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遠沒有像1992年以後那樣深刻地改變社會結構，重構利益結構和改變階層關係。它確實造就了一批先富起來的人，引發了階層結構的一些變化，但變化並不太大。至於知識份子的民主、自由思想，更是漂浮於社會結構的表層。而博弈也主要不是在決定了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層面上展開，輕易就被上升為國家的政治走向。

　　那最終說話管用的，就不是思想觀念，而是權力的本能。
　　
　　改革開放再出發

　　進入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彌漫著普遍的沉悶氣氛。改革開放還能不能繼續，中國又將向何處去，成為一個大問題。

　　在80年代，不僅僅是中國，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也在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大家共同的命題。

　　然而，隨著國內出現一些問題，以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情況就不一樣了。傳統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捍衛者找到了否定改革開放的現實支持。他們指控，改革開放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拋棄它。

　　而鄧小平在1979年就開始有所論述，此後在80年代還多次講過的“市場作為一種方法，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的觀點，更是成為他們批判的靶子。一提“市場”，立馬就與“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本主義復辟”、“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領導”聯繫起來。

　　這段時間，可以說是改革開放所面臨的最艱難時期。

　　但這可能只是傳統體制的一種迴光返照。就民間來說，儘管理想主義的受挫讓很多人已經失去了當初的熱情，但80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讓他們已經不可能再擁抱過去。而對於龐大的官僚機構來說，他們也不會忘記從改革開放中所獲得的收益。意識形態教條主義者擁有的只是一套從歷史中獲得了力量的話語，從官方到民間都缺乏實際上的支持。

　　雖然繼續改革開放眾望所歸，但鑒於政治上的風險，大家都在等待。等待一個人出來一言九鼎。

　　在1989年到1992年，鄧小平一直觀察中國和世界的風雲變幻，尤其是權衡改革開放的風險和停滯不前甚至退回去的風險。他清楚，“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至於改革開放產生的風險，只要權力仍然主導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政治結構決定經濟和社會結構，那就完全是可控的。

　　1992年初，鄧小平悄然南下，從1月18日到2月21日，先後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並發表震撼中國的“南方談話”。很難把這次談話當成有意的安排，但它迅速引領了整個中國的聲音，在短時間內，啟動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權力機構的運作和宣傳機器的高速運轉。其“政治正確”性終於再也無法撼動。

　　南風再起，中國再次出發。這一次，加快了奔跑的速度。
　　
　　“南方談話”的邏輯延伸

　　“南方談話”有兩個對此後的中國影響巨大的闡述，一個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搭配，另一個是“既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對於前者來說，要防止經濟改革在觀念上的反復折騰，最好明確地提出“市場經濟”的概念。基於此，中共十四大把它定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對於後者來說，終於有力地掃清了傳統意識形態教條對改革開放的干擾。

　　今天的中國，毫無疑問拜“南方談話”所賜。甚至可以說，中國社會的未來，都可以看成是“南方談話”的邏輯延伸。

　　但有一點，是必須從“南方談話”開始，再返回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今天中國社會的公平缺失，貧富懸殊，權力不受制約，正是沒有出現鄧小平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那種情況的後遺症。

　　如他所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已跟不上形勢”。


中國歷史上的十大黃金時代

2014-06-04 這不是歷史

一、周朝時期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問後世君王，有哪個能做到周公這樣？也只有劉玄德三顧茅廬和曹阿瞞倒履相迎許諸能勉強與之相提並論了。正是在周朝，中華民族的基本禮儀規範才得以確立，並一直沿用至今，並經孔夫子整理，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

二、春秋時期

說春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更多的是從文化和思想的角度來說的，畢竟“諸子百家，坐而論道”“百家爭辯”的景觀自從春秋後，是再也看不到了，更有孔子這個萬世聖師，讓我們民族有了精神核心和道德規範。那個時代真的是中國帝國思想最為活躍的時代，那是中華民族思想上的黃金時代。

三、漢武帝時代

漢武帝時代也是中國帝國的強盛時代，雖然比起開元盛世是遜色了一些，可同樣值得我們懷念，擊敗匈奴交通西域夜郎，天下混於一統，再加上名臣良將輩出，法紀肅然，能不是黃金時代乎？

四、三國時代

三國時代同樣是一個精彩的時代，三國鼎立是這個時代的基調，一切故事都是圍繞著這個基調而展開的，曹阿瞞的雄才，劉備的堅忍，諸葛亮的智慧，關羽的忠義，孫權的老謀，周瑜的小氣，陸遜的沉穩……，都是這個時代的最好寫照。

五、兩晉南北朝

南北朝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也是一個胡漢融合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主調是鐵與血。在這個時代裡，人性一展無遺，各式各樣的人都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而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活命！也正因為這樣，才有了“六州胡者敢言兵杖斬”的冉閔，有“關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蒼生望謝安”的一段傳奇，同樣也有苻堅、劉裕、拓跋跬這樣的一代天驕，當然同樣不能忘了高歡、宇文泰這對天生冤家，至於良將名士自然更不必說了，甚至還有那樣的美男子也是那樣的獨一無二，衛階居然被人看死……

六、貞觀之治

“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候”成為初唐時期人們的普遍追求，能登上凌煙閣，成為後人銘記的名臣，無疑是一種普遍的理想，而凌煙閣二十四相也果然為後世所傳誦，這一切當然不能忘了唐太宗這個雄才大略之主，正是他一手奠定了大唐將近三百年基業，更一手成就了大唐天可汗的威名。

七、開元盛世

毫無疑問，唐玄宗時代的開元盛世無疑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頂峰期，文治武功都很完美，民族尊嚴也是這個時候最高，中國的天可汗地位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達到頂峰的，整個亞州被中國和大食這兩大帝王國所佔據，中華帝國的聲勢也是空前絕後的，前人沒有做到，後人也沒有做到，只有唐朝做到了。那個時代的人們是鮮活的，是尚武崇文的，身上都有著戰士的血液。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這個時代，這是一個光輝時代，一個民族的光輝時代。

八、宋真宗至仁宗時期

之所以說這段歷史是黃金時代，和春秋一樣，同樣是基於文化基礎上說的，這個時代主要是天才太多，群英輩出，燦若星空，成為中國文化的柱石，歐陽修、王安石、三蘇、司馬光、曾鞏等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傳奇。

九、戰國時期

如果說春秋時期是思想家的黃金時代，那戰國就是武將與謀士的黃金時代，求賢若渴恐怕是後世永遠也無法做到的，注定只能存在於士子們的夢想中了。

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過去教科書告訴我們：中國在1949年以前是一個黑暗社會。可事實並不是這樣，至少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黃金時期，至少在1937年以前是這樣，大師比比皆是，各方面的人才相繼湧現，形成人才群體，光是大學校長就有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等，試問當今大學校長，有誰能像以上諸公受到學子的普遍尊重？更不用說其他教授。特別是梅貽琦的“大學者，非新建大樓之謂者，乃大師之謂也”，我敢說，現在的大學校長沒有一個能說出這番話來，因為沒有一個人能達到梅貽琦校長這樣的境界。


習近平西進 倡議新絲綢經濟

2014-6-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4| 評論數: 0 |原作者: 林建山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第四次峰會於5月在上海舉行，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此次峰會可謂是「亞信」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盛會，共有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負責人或代表與會，其中包括11位國家元首、2位政府首腦及10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在此次峰會上，中國正式接任2014年至2016年「亞信」主席國，也就是說「亞信」正式進入「中國時間」。

涵蓋亞洲90%面積

「亞信」於1992年10月由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第47屆聯合國大會上倡議成立，1993年3月起以領袖論壇方式展開活動；「亞信」建立了國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腦會議、外長會議、高官委員會會議、特別工作組會議機制。領袖峰會和外長會議每4年舉行一次，兩會交錯舉行，間隔2年，並由舉辦峰會和外長會議的國家任主席國。「亞信」常設執行機構「祕書處」設在哈薩克阿拉木圖，於2006年6月啟動，現任祕書長阿爾德米爾，主席國為土耳其。第一、二次「亞信峰會」，都在哈薩克舉行，第三次在土耳其，此次上海峰會主席國權利，正式交接到中國手上。

「亞信」建立之初的成員國家很少，主要以中亞和西亞為主，以及南亞部分國家，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巴勒斯坦等，東亞國家更少，僅中國、南韓等，新加坡、印尼以及日本都未加入「亞信峰會」。埃及是傳統意義上的非洲國家，但按照「亞信」的相關規定，只要有一部分國家領土在亞洲，就可進入「亞信峰會」，並成為正式會員國。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現有26個成員國，涵蓋從印度到南韓，從亞塞拜然到柬埔寨，從阿聯酋到泰國，甚至還包括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樣的死對頭，以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這樣的全球性安全焦點國家：阿富汗、亞塞拜然、巴林、柬埔寨、中國、埃及、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約旦、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南韓、俄羅斯、塔吉克、泰國、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烏茲別克、越南。

把這些制度、文化迥異的國家串接在一起的軸線有二：一是地理位置，作為一個區域性國際組織，亞信成員國涵蓋了亞洲90%的面積和35億人口，已然超過全世界人口總數的一半以上，這可謂是一個「大亞洲概念」，因為成員國也包括了埃及和土耳其這樣的跨地域的橋梁性國家；二是共同理念：亞信強調平等協調的安全觀，拒絕單方面、你死我活的零和式安全觀。另外，並有13個觀察員（國家或國際組織）：孟加拉、印尼、斯里蘭卡、菲律賓、日本、馬來西亞、卡達、烏克蘭、美國，以及突厥語國家議會大會、聯合國、歐安組織，以及阿拉伯國家聯盟。

一帶一路西進戰略

「亞信峰會」是一個有關地緣政治經濟安全問題進行對話與磋商的多邊論壇，其宗旨在於促進部分亞洲國家之間，研議加強合作、增加多邊信任的措施平台機制；不過，亞信峰會是採行協商一致原則，所通過的任何決定，都只具有建議性質，截至目前已通過的基礎性文件有《亞信成員國相互關係指導原則宣言》、《阿拉木圖文件》、《亞信信任措施目錄》等。

中國崛起以來，經濟發展態勢良好，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想搭上「中國順風車」。習近平當然也就順勢利用「經濟合作」為槓桿，夯實了習近平倡議的中國的「西進戰略」的最重要部分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各國間推出各項可信可靠的合作機制，讓所有「亞信」會員國家之間雙贏或多贏，而形成為利益共同體，以為更長遠的發展。

習近平在上海峰會提出的「一帶一路」西進戰略，顯著不同於2011年美國提議以阿富汗為中心，連接中亞和南亞經濟發展帶的「新絲綢之路計畫」；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則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倡議，吸引了更多成員和組織，涵蓋了更廣泛內容，更符合亞洲國家的發展現實，尤其是在強調，亞洲國家間的消除合作壁壘，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增進經濟合作動能，打破相互之間的隔閡。

歐美日靜默以對

習近平在此次上海峰會，尋求特別是中亞、西亞國家支持促成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絕非一個象徵性的政治外交工程，而是為了建立一個鏈接東亞、中亞和歐洲的新經濟秩序，也就是中國可利用這一「西進戰略」措施建構一個「強經濟」的地緣生態圈，而非是簡單的經貿合作交流。習近平的倡議，甚至明白提出，要以中國為核心，使相互之間原本沒有任何直接經濟夥伴關係的國家，比如德國和哈薩克之間，也都可以直接透過中國的斡旋牽手，協力給經濟大國的中國，打開一個未來的全新局面。

正因為如此，當然讓「非亞信」的歐美日先進國家都認為，習近平的「野心」應該是在於建立一個龐大遼闊的「跨洲自由貿易區」，以與美國的TPP計畫一別苗頭。而這正好也可以有效解釋，為何多數西方主流媒體，對於此次亞信峰會，習近平祭起如此重要的中國「西進戰略」主軸之「新絲綢之路」，竟然如此不置一詞，而且保持高度靜默的主要原因。（作者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全球看陸 好惡兩極

2014-6-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4| 評論數: 0

英國廣播公司（BBC）針對全球16個國家和歐盟的正反印象所作調查顯示，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呈現好惡兩極化現象；其中，中日互看不順眼情況最嚴重，對中國持負面印象的日本人高達73%，而有90%中國人討厭日本，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國家主要集中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部分國家。給人印象最好的國家，則由德國蟬聯寶座。


文學批評家金聖嘆之死

2014-06-03 國家人文歷史

順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清政府有力地處置了一起尋釁滋事的群體事件，抓獲了製造謠言、煽動群眾鬧事的名流倪用賓等十一人，兩個月後，又捕獲此次群體事件的幕後策劃者、著名文人金聖嘆。

此次群體事件事後被稱為“哭廟案”。起因是有人舉報蘇州府吳縣縣令任惟初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徵稅任務，不恤民情，將不按時繳稅的民眾拉到縣衙打板子，以至打死了一個人。消息傳出後，又有人證實，任惟初自己盜賣官米，中飽私囊。於是，民情洶洶，士子憤慨，紛紛表示：“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來，未有如惟初之典守自盜者也。”

此時正值順治駕崩，按詔府衙應設靈舉哀痛哭三日。二月初四這天，一百多名當地生員學子紛紛來到文廟，以哭先帝為由聚集，旋即來到府堂，鳴鐘擊鼓，跪進揭帖，要求驅逐任縣令。隨同而至者達千餘人。

江南學子此舉是有傳承的，從明末以來，府縣學宮的明倫堂就是生員士子們聚集、討論地方事務的空間，在很多地方，士子們通過這樣的聚集、公評、甚至組織行動，參與、干涉了許多地方政治事務，成為抗衡官府的一個不可小覷的力量。萬曆四十四年，松江府華亭縣學生范昶被時已退居在家的湖廣提學副使董其昌逼死，松江府府學、華亭縣學、上海縣學、青浦縣學、金山衛學五學同袍齊發討伐檄，討伐董其昌“藐視諸生，復無狀於學校”，引起社會普遍共鳴。隨後接連數日，各處飛章投揭，佈滿街衢，兒童婦女競傳“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歌謠。半月後，五學生員鳴冤于府，次日引起百姓擁擠街道兩旁，不下百萬，罵聲如沸。當日，聚集的群眾拆毀董其昌家丁的房宅，晚上乘風勢焚搶了董其昌的住宅，到後來事態不斷擴大，民眾普遍參與，連城外的白龍潭書園樓居也被焚燒搶掠。

士子利用民眾情緒對抗官方，有有利於地方發展的一面，也有持吏長短，破壞地方管理秩序的方面，同時不排除某些“學蠹”利用輿論達到個人目的的情況。像哭廟案的所謂“幕後策劃人”金聖嘆，即是個並不關心時事，只是抓住機會炒作自己的人，經常發極端言論，以吸引世人注意，在當時是個很有爭議性的人物，有人特別喜歡他，有人極其厭惡他。他並沒有參與哭廟事件，只寫了篇文章，以保持自己的名氣。

官府對這種清議的態度是可以想見的——巴不得除之而後快。但在明季，當局對此還是相當寬容。上述董其昌案最後一直震動中央，但處理結果，也不過是將參與焚搶的騷亂者加以處斬，幾名生員遭到杖革而已，從中央到地方，都不太希望得罪士子，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士子的清議，成為一種制約皇權的輿論勢力，時人總結“吳下士子，好持公論，見官府有貪殘不法者，即集眾倡言，為孚號揚庭之舉，上合亦往往採納其言”。

由明入清，當局態度為之一變，大大收緊了對言論的控制，規定“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這次“哭廟案”，就成為新政實施後的首次大案。

哭廟案被官方定性為一場意識形態鬥爭，他們認為這是清定鼎後江南士子不滿其統治的表現。這一案一百多人被處死，凡是伐鼓聚眾、撰寫哭廟文、參與請願示威活動的人員均遭到處斬，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僅僅寫了篇哭廟文、甚至都沒有到過現場的金聖嘆被當作此案的主犯，陰差陽錯地當了“異議分子”。

金聖嘆被當作異議分子確實是冤死了，他不僅無異議，還對新朝頗心嚮往之。曾有人告訴他順治看過他的書，評價他是“古文高手，莫以時文看他”，他聽後當場淚下，向北叩首致敬，並寫了一大堆肉麻到吐的詩。順治死後，八歲的小皇帝康熙臨朝登基，他又寫了首《紀瑞詩》獻媚，以期得到賞識，北上“進身”。他平時雖然表現得很狂傲率性，但他也很識時務，為好幾個地方官寫過頌揚之詞。金聖嘆何止不反體制，而且很盼望得到體制的寵倖呢。

金的“被主犯”並非地方官無意中辦的錯案，而實在是金聖嘆多年來總是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正統人士早就看他不爽，當他是個“壞貨”，此案中牽連出他，官府自然“意料之中”。

離經叛道的金聖嘆被殺，泥沙俱下的清議被禁，想必在那個時候是有不少人覺得大快人心的，至少對政務的執行、對一方秩序是有一定好處的，然而此案的影響卻不止這一點。此案之後，士人反地方官的行為很難再有，士風“文藻盛而實行衰”，更重要的是，公共空間裡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很難再實現。公共事務得不到公開討論的後果，是私底下謠言更容易流行。因為無人啟蒙，資訊又缺乏公開，種種荒誕不經的說法都很容易被人信以為真。

整個有清一代，邪教特別盛行，謠言引發的群體事件史無前例地多。到晚清，種種離奇的說法在排外的民眾中傳播，導致了多起教案的發生，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喪命。

清廷查禁清議的目的，是不允許有人跟它分享對輿論的控制。然而它不明白的是，輿論是不會被完全控制的。人類社會是個複雜的組織，雜音是它必然有的形態。當表面聽上去只有一個聲音的時候，必有雜音在私下流傳。

（鳳凰網授權轉載，作者：宋燕，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在美國一流大學上學與念清華北大的本質區別

2014-06-09 這不是歷史

哈佛商學院2003年正式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募捐運動，目標是募集5億美元。根據2006年2月6日公佈的資料，募捐成果大大超過了原來的目標，達到6億美元。這是世界商學院中所募集到的最大的金額。

哈佛有錢，這並不是什麼新聞。若僅憑一個錢字，也不值得我們在這裡費筆墨。但是，這筆錢背後的理念，卻值得我們在自己的教育改革中深思。

我一直批評北大、清華這種名校展開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這並不是因為操辦者口口聲聲要模仿美國模式，而是他們在模仿時偷工減料，放棄最關鍵的環節，學最皮毛的東西。像哈佛、耶魯這種世界一流大學，和我們最大的不同是什麼？人家是私立，是自己在市場中競爭出來的，我們則是在吃皇糧，而且越是學人家，就皇糧吃得越多。再看美國頂尖的大學，基本全是私立。其中絕無僅有的幾所州立大學，如密歇根大學等等，也越來越依靠民間的財源而非州政府的經費。乃至有人說現在的名牌州立大學也開始私立化。

那麼，一流的私立大學怎麼經營？人家不是靠辦班、收學費過日子。要知道，這些私立大學學費雖然高得嚇人，獎學金也高得出奇，特別是對窮孩子，不僅免掉學費，而且給生活費，花錢請人家來讀書。美國精英教育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讓每一個才能卓著的孩子有機會接受一流的教育，絕不能讓經濟條件擋住堵住他們的路。這樣的理念，不僅是在這些名牌大學，就是在一些私立的“貴族”高中、小學，也得到貫徹。所以，如果你把一個名校收的學費和給出去的獎學金相抵，學校就剩不下幾個錢了。要單靠學費，我敢說美國所有的名牌大學都會迅速破產。

不領皇糧，又不靠學費，學校靠什麼吃飯？靠捐助！名校都有一筆巨額的捐贈基金，這是學校實力的基礎。那麼誰來捐呢？過去的畢業生，即校友，便是一大主力。為什麼校友們會這麼慷慨？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校友們事業成功，掙了大錢，有實力捐款。第二，這些校友當年在學校讀書時，度過了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對校園流連忘返，對學校感恩戴德，以後成功，就像孝敬父母一樣孝敬自己的學校。

按這個邏輯一看，你就明白美國的一流大學彼此在競爭什麼了。他們的競爭，實際上是產品的競爭，不是教育硬體的競爭。他們要比的是：誰培養的畢業生日後更成功？誰的教育，給學生的心靈留下了永久的印跡、奠定了他們一生的事業和生活的基礎？你到各名校看看就知道，學校對學生，就像家長對自己的孩子一樣體貼備至。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以後能沒有出息嗎？人家有出息後，能不回來“孝敬”學校嗎？

商學院不同于一般的本科生學院和研究院，是職業學院，還屬於比較依靠學費收入的。而且，美國學生畢業後最認同的是自己讀本科的大學，那是唯一的母校、自己受教育的“老家”。日後的職業學院，和自己的關係一般淡得多。可是這次募捐，商學院22000多校友，即1/3的碩士班前畢業生慷慨解囊。人家要不是在這裡度過了一生難忘的時刻，對母校充滿感激，能這麼掏錢嗎？

再看看別人這6億美元到手後會怎麼花：

11400萬將花在學生的獎學金上，超過預定的1億的目標；10020萬花在雇用教授上，也超過預定的1億的目標；12530萬用於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超過12000萬的目標；12750萬用於全球性研究和國際交流，超過預定的1億的目標；校園整修募集了8570萬，超出8000萬的目標。另有6000多萬的機動基金。給學生的獎學金，占了總金額的將近1/5。

按我們一般的看法，所謂私立學校，就是從學生身上賺錢。錯了。人家一流的私立學校，是向學生身上投資！一個一流大學，就是一個超級的人才投資組織，能夠通過這種投資，把一個一文不名的人造就成百萬富翁。所以，當你看到美國各大名校爭奪優異的窮學生時，就不會奇怪了。

北大、清華這些中國的一流大學怎麼樣呢？它們的錢是國家給的，是納稅人讓他們用來培養學生的。我們能否查查他們的賬，看看他們是否把1／5，或者哪怕是1／10的經費通過獎學金的形式分到學生手裡？我們大學之間的競爭，是否體現在給學生提供的獎學金上？

我們的大學，拿到錢常常用來蓋大樓。也不算算一棟大樓是多少學子的獎學金。學校算得很明白：學生來來去去，最終不是學校的資產。大樓是要永遠留在那裡的。更有甚者，是對學生亂收費。學生還沒有畢業，就覺得自己被剝了一層皮。你能指望這樣的學生成功後會回來孝敬學校嗎？而看看人家，各個名校，永遠把學生看作自己最寶貴的資產。也只有這樣的大學，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學。


歷史不能寬恕

2014-06-09 這不是歷史

1960年，以色列特工成功地將在逃的最重要的納粹戰犯之一阿道夫-艾克曼從阿根廷綁架回國。隨後，以色列對艾克曼進行了持續近4個月的審判。

令許多人難以理解的是，站在人民面前的艾克曼看起來“一點兒也不粗野”，而且很顯然他並非是那種具有邪惡天性、以殺人為樂的人，甚至在法庭回答時也彬彬有禮，非常紳士。據說，他並不十分熱衷納粹思想，對意識形態也不感興趣，甚而連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也沒有讀過。他還在法庭的申訴中稱自己加入党衛軍是被 “吸收進去”的，而不是自己主動加入。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動”之人，卻在二戰期間成為了一個臭名昭著“死亡運輸專家”，雙手沾滿了猶太人的鮮血。儘管他還曾經是猶太文學、美術的愛好者，熟悉猶太經典，亦絕非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反猶主義者”。

根據法庭出示的材料，從1938年到1941年，擔任納粹保安總部第四局B-4課課長的艾克曼負責驅逐在德國的猶太人。1941到1945年，他則負責運送整個歐洲的猶太人以及波蘭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賽人前往死亡集中營。1944年3月在德國已經潰敗的情況下，艾克曼來到了布達佩斯，組織用車皮向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的運送。1944年3月15日起，他和其部下經常每天把1萬人送到指定地點。此後四個月中，他共組織運送了70多萬猶太人。到了戰爭快結束時，由於火車車皮不夠用，艾克曼便讓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營。

是什麼讓一個本質上並不邪惡的人，卻如此一絲不苟地行此邪惡之事？難道他的良心從沒有感到一絲一毫的不安嗎？不過，大概是艾克曼對“良心”的理解與正常人還是有所區別的吧。不妨看看以下的例子。

二戰後期，匈牙利的猶太人組織開始多次和納粹當局秘密交易，用金錢和財產換取猶太人的性命，但艾克曼從來不參與這樣的交易。他認為那樣做“違背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說，他的“良心”要求他每天將成千上萬的人送到指定的死亡之地。顯而易見，他的“良心”是建立在服從上級命令的基礎之上的。

還有一個原因或許是艾克曼自以為自己遠離罪惡，因此不必為罪惡承擔什麼責任。的確，他的主要工作只是在辦公室裡與各種檔、電報、電話以及紅色鉛筆打交道。他聽不見遇害者慘烈的叫喊，也不必去瞭解集中營的慘況，正如他在法庭上陳述的那樣：他只不過是齒輪系統中的一個，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但這只齒輪的效率是有目共睹的。

當然，艾克曼也曾有過不適應。一次他的上級要求他提供死亡報告，他因為不願意去現場目睹慘不忍睹的場景，而提出辭職報告（在法庭上他說自己會“噁心”），他的上司繆勒則對他說：“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性。”於是他繼續堅守他的崗位。或許可以這樣理解艾克曼，作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一名軍人，他認為自己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正是基於這一點，艾克曼在法庭上表示：沒有比作為一場組織起來的大屠殺的工具更為不幸的。

也許，艾克曼是“不幸的”，但是正如流亡的猶太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極權主義起源》一書的作者漢娜-阿倫特所言：“你執行了、因此積極地支持了一項大屠殺的政策。因為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和支持沒有什麼兩樣。儘管你和你的上司並沒有權利來決定誰能夠或者不能夠居住在這個地球上，但是你們卻制定和執行一種政策，不想讓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分享這個世界——因此，我們發現同樣也沒有人、沒有任何人類成員願意和你們一起居住在這個世界上。”

而這正是艾克曼必須被吊起來的唯一原因。1961年12月15日，艾克曼以“滅絕人類罪”被判以絞刑。次年5月31日，艾克曼被絞死。

在當今，像艾克曼這樣的大有人在，也許他們同艾克曼一樣認為：自己只不過是齒輪中的小小的一個，自己只不過是在服從上級的命令，自己並沒有真正參與罪惡，但是坦率地說，這些都不過是託辭。當你對一項迫害政策服從時，你不就是在支持它嗎？或許艾克曼的下場可以引為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