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故事很短，卻震撼了上億中國人！
2014-06-24 神筆記
故事一
有這樣一個兒子，他是個大款，母親老了，牙齒全壞掉了，於是他開車帶著母親去鑲牙，一進牙科診所，醫生開始推銷他們的假牙，可母親卻要了最便宜的那種。醫生不甘就此甘休，他一邊看著大款兒子，一邊耐心地給他們比較好牙與差牙的本質不同。可是令醫生非常失望的是，這個看是大款的兒子卻無動於衷，只顧著自己打電話抽雪茄，根本就不理會他。醫生拗不過母親，同意了她的要求。這時，母親顫顫悠悠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布包，一層一層打開，拿出錢交了押金，一周後再準備來鑲牙。
兩人走後，診所裡的人就開始大罵這個大款兒子，說他衣冠楚楚，吸的是上等的雪茄，可卻不捨得花錢給母親鑲一副好牙。正當他們義憤填膺時，不想大款兒子又回來了，他說：“醫生，麻煩您給我母親鑲最好的烤瓷牙，費用我來出，多少錢都無所謂。不過您千萬不要告訴她實情，我母親是個非常節儉的人，我不想讓她不高興。
故事二
我上床的時候是晚上11點，窗戶外面下著小雪。我縮到被子裡面，拿起鬧鐘，發現鬧鐘停了，我忘買電池了。天這麼冷，我不願意再起來。我就給媽媽打了個長途電話：
“媽，我鬧鐘沒電池了，明天還要去公司開會，要趕早，你六點的時候給我個電話叫我起床吧。”
媽媽在那頭的聲音有點啞，可能已經睡了，她說：“好，乖。”
電話響的時候我在做一個美夢，外面的天黑黑的。媽媽在那邊說：“小桔你快起床，今天要開會的。”我抬手看表，才五點四十。我不耐煩地叫起來，“我不是叫你六點嗎？我還想多睡一會兒呢，被你攪了！”媽媽在那頭突然不說話了，我掛了電話。
起來梳洗好，出門。天氣真冷啊，漫天的雪，天地間茫茫一片。公車月臺上我不停地跺著腳。周圍黑漆漆的，我旁邊卻站著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我聽著老先生對老太太說：“你看你一晚都沒有睡好，早幾個小時就開始催我了，現在等這麼久。”
是啊，第一趟班車還要五分鐘才來呢。終於車來了，我上車。開車的是一位很年輕的小夥子，他等我上車之後就轟轟地把車開走了。我說：“喂，司機，下面還有兩位老人呢，天氣這麼冷，人家等了很久，你怎麼不等他們上車就開車？”
那個小夥子很神氣地說：“沒關係的，那是我爸爸媽媽！今天是我第一天開公交，他們來看我的！”
我突然就哭了——我看到爸爸發來的短消息：“女兒，媽媽說，是她不好，她一直沒有睡好，很早就醒了，擔心你會遲到。”
想起一句猶太人諺語：
父親給兒子東西的時候，兒子笑了。
兒子給父親東西的時候，父親哭了。
看過後，記得做一個孝順的子女。這一輩子，能讓你欠太多的，而且不求回報的只有父母，
不要抱怨父母的嘮叨……
多多體諒他們、感恩他們、關心他們！
1942年宋美齡出訪美國與民國夫人外交
2014-06-24 國家人文歷史
1942年11月18日至1943年7月4日，宋美齡代表蔣介石民國政府赴美國訪問7個多月時間。她1943年2月12日出院後，全身心、全方位地開展了外交活動：作為羅斯福總統夫婦的貴賓，她入住過紐約郊外海德公園的總統別墅，訪問過白宮與美國政要舉行過會談，在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發表過演講，與羅斯福總統聯合舉行過記者招待會，到美國各地參觀訪問，並發表過一系列成功演講。其足跡遍及紐約、華盛頓、芝加哥、三藩市、洛杉磯。她一路走來一路演講，美國朝野被其純正的英語、高雅的風姿、卓越的才華所傾倒，她在美國社會刮起了一場“宋美齡旋風”。
橫跨美國東西部的全美巡迴演講，是宋美齡訪美的一件得意之作，它在美國輿論中激起的軒然大波不僅出人意料，而且令矚目於對德戰場的美國政要們也不無惶恐。刮起了一陣來勢不小的“宋美齡旋風”。2月18日，宋美齡在羅斯福總統夫人及副總統華萊士陪同下，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她是被允許向美國最高立法機關發表正式演說的第一位東方女性，演講實況經美國四大廣播公司向全美轉播，演說詞被美國各大報紙全文刊載。第二天，羅斯福在總統辦公室為之舉行了盛大的記者招待會。
宋美齡先後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三藩市、洛杉磯等大城市進行了多次正式演講。紐約麥迪森廣場上的演講，有一萬八千多美國聽眾，除各界名流外，還有美東部九州州長。在好萊塢，宋美齡會見了二百多位支援中國抗戰的影星，其中有秀蘭•鄧波兒、凱薩琳•赫本、亨利•方達等。面對上百記者，宋美齡反應敏捷，對答自如。美國媒體評價說：“國會議員們被她的優雅風度、嫵媚和智慧迷住了……”宋美齡每天收到的美國各界人士和普通民眾來信竟有三四千封，成了美國人心目中的偉大女性。
宋美齡的巡迴演講，充滿了正義感，又富於技巧性和感染力，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使美國各界上至美國總統、國會議員、軍政要人，下至普通工人，市民都對中國戰場的重要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激發了美國朝野對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普遍同情、崇敬和援助熱情，效應空前。據報紙報導：“……羅斯福總統重申美國意向，要將日寇給養線截斷，以中國作為根據地，而直接攻襲日寇三島。至於進攻時間間題，彼已與中國政府商議中。”各種捐款也隨之而來，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民間援華熱潮。
宋美齡的外交成功，有其特殊原因：宋美齡既是第一夫人又是政治參與者。通過蔣宋聯姻，蔣已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協助，尤其穩定了江浙地方財團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宋美齡依靠家族背景與個人才智，充當了蔣的賢內助，維護著蔣的威信，為蔣妥善處理各種人際關係。由於宋美齡的政治介入，為蔣的西化及現代化的形象改善提供了必要的幫助。蔣在宋的幫助下，步擴展人際脈絡，樹立了由單純崇尚軍權的軍事領袖轉變為具有某些西方民主因素的現代政府領導人的形象，使英美等西方國家認識到中國正在向西方不斷靠近，開始了現代化的歷程。宋美齡的政治參與是民國時期夫人政治的典型。
（鳳凰網授權轉載，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帝國與運河：挖出一條水道，搞垮一個王朝
2014-06-24 國家人文歷史
隋煬帝是個被高度符號化的人物。在過去，他一直被當成昏君暴君的代表，簡直沒有哪個皇帝比他更壞。在《隋書》《資治通鑒》這樣的正史裡，他的形象已經夠壞的了。在野史裡頭他更是從《開河記》一路壞到《隋唐演義》，壞得非常細膩，非常淫穢，給人的感覺就好像他佔據著大隋天子的崗位，卻一直幹著加藤鷹（日本最有名的成人電影男優）的工作。
後來也有人做翻案文章。有的翻案文章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當然了，做翻案文章往往容易極端，以強調其觀點的顛覆性。這一點可以理解，但有些說法確實太過分了。比如有人說隋煬帝不僅功大於過，而且是“偉大人物”“雄主英主”，是個大大的明君。但這很難解釋這個問題：這麼一個大明君，為什麼幹了十四年就把一個國家給幹倒了？
隋煬帝的野望
隋煬帝是個失敗的君主，有時候還很殘暴，缺少親情，但他並不昏庸，對女色也並不特別沉迷，把他描述成一個貪圖享受的色情狂是不對的。他的性格沒有這麼庸劣。相反，他骨子裡有一種強烈的文青氣質，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他的詩歌寫得非常好，就像《野望》：“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魂。”筆力不輸唐宋名家，有幾個帝王能寫出這樣的詩？不光是寫詩作賦，隋煬帝的文學氣質隨時隨地都會流露，比如他甚至還一本正經地下令將茄子改名“昆侖紫瓜”，我承認這個名字有點傻，但其中的文青氣息是不容否認的。
隋煬帝確實喜歡炫耀性的奢靡，正所謂“二百裡海山開勝景，十六院嬪禦鬥豪華”，但公平地講，他所處的中古時代，平民文化還沒有佔據上風，所以具有強烈的貴族色彩，崇尚奢靡鄙視儉樸。隋唐就是一個大開大合、濃烈華麗的時代，這不是隋煬帝一個人的問題，後來的武則天、唐玄宗也都有同樣的傾向。
隋煬帝不是陳後主，他喜歡奢靡生活，不過，並沒有沉溺於享樂。相反，他精力充沛得驚人，總是在熱心地從事某種事業，很少有安靜的時候。在位十四年，他出外巡行不下十次。其中固然有遊覽江都的輕鬆之旅，也有相當艱苦的旅程。比如大業五年，他西巡青海，部署對吐谷渾的圍剿，一路翻雪山穿峽谷。返程時在大鬥拔穀翻越祁連山，隊伍必須趕在天黑前穿過山谷，而偏偏風霰冥晦 ，行進艱難，結果隊形大亂，隋煬帝一行幾乎遇險。據史家推測，他的親姐姐楊麗華就死於這次跋涉。翻越祁連山後，隋煬帝沒有停止，接著一路西行，一直走到玉門關。此前帝王中，還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靠西的地方。《迷樓記》或者《隋唐演義》裡的那個滿腦子享樂的昏聵皇帝，是不可能做如此艱苦旅行的。
但是話說回來，如果隋煬帝是個只知道享樂的昏君，也許隋朝倒不會在他手裡垮臺。問題就出在他滿腹宏圖大志，充滿理想主義上。他將年號定為“大業”，就想追蹤秦皇漢武，創不朽事功，做一代雄主。
可他偏偏沒這個本事。
隋煬帝太過一帆風順，剛二十歲就做掛名元帥，平滅南陳，可以說沒有遇到過什麼真正挫折，他也就把天下事想得太過容易。可以說在他字典裡就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從他登基伊始，就急吼吼地開始一項又一項的大行動：建東都、開運河、修長城、巡突厥、開西域、滅吐谷渾、征高麗??但是人世間的力量終究有其極限。而隋煬帝又實在志大才疏，缺乏統籌規劃的才能，就像《劍橋隋唐史》裡說的那樣，歸根結底是個“政治美學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挺像當年那位一心開創全新世界的王莽。王莽、隋煬帝這樣幹勁十足的美學家皇帝是最可怕的，他們在十幾年內，就能起早貪黑幹完幾代昏君積攢的工作，折騰垮一個龐大帝國。
但是隋煬帝和王莽畢竟不同。王莽的事功及身而滅，隋煬帝卻留下了一個重要遺產：大運河。這條河深深地影響到以後各個王朝的命運，並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歷史。
帝國與運河
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河流幾乎都是東西流向，南北方向沒有大的河流，因此各個水系缺乏連接，不能形成完整的水運系統。
現代人習慣了公路鐵路，已經很難想像水運的重要性了。水路就像帝國的血管，將營養輸送到身體的各個部分。一旦脫離了水路，就會發生阻塞。這是因為陸路交通實在太貴。長距離的陸運簡直就是一場噩夢。就拿隋煬帝東征高麗來說，雖然他有了一條大運河，但是這條大運河只到涿州為止。從涿州到前線還是有一段漫長距離，這一段必須走陸路。沒辦法，隋煬帝徵發了六十萬人從涿州往大淩河運米，每兩個人推一個車子，上頭裝三石米。可是這三石米還不夠兩個車夫路上吃的呢。車夫們一路走一路吃，到最後推著一個空車子到前線，如何交差？只能逃亡。如果能通水運，哪會有這種事情？
此外，王朝政治中心也需要大量糧食。首都規模越大，距離糧食供應區越遠，交通問題就越加凸顯。各個王朝對此的應對策略不盡相同，而這種策略選擇往往影響到了王朝的最終命運。
秦漢時期首都在關中，主要產糧地在黃河中下游，糧食只需要逆黃河而上就行，交通運輸問題還不太明顯。當然也有麻煩。一個是從長安到黃河的這段漕渠，特別容易堰塞。就像一個閉環一般，通了堵，堵了通。這個問題畢竟還可以靠勤快來解決，可另一個問題是根本無解的，那就是從洛陽到長安，需要過三門峽的砥柱。這個地方非常危險，《水經注》裡說它是“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這段路程只能改走陸路，繞過砥柱後再恢復水路，如此一來成本大增。
當時已經有了一些很重要的運河，比如鴻溝。它曾是歷史上的“楚河漢界”，非常有名。它不是一條單獨的運河，而是一個複雜的運河系統，溝通了黃河和淮河水系。鴻溝的地位極其重要，甚至改變了中國的經濟佈局。但是在漢武帝時期，出了一件大事。黃河決口，發生了大改道，一直灌進了淮水。漢武帝也沒怎麼管，就讓它這麼流著。直到二十多年後，這個決口才被堵上。結果黃河的泥沙沖入鴻溝系統，淤積起來，鴻溝就此堰塞。後來的皇帝們拼命修補，鴻溝也沒能復原，只搶救出了一條運河：汴渠。這條管道遠遠比不上昔日的鴻溝，存在諸多問題，但也聊勝於無。
東漢瓦解後，經過幾百年的戰亂，到了隋朝才再度出現大一統帝國。這個帝國面臨著新的形勢。它規模更大，精力更加充沛，需要更多的糧食，而產糧地已經開始漸漸南移。光靠黃河中下游已無法供給龐大的帝國中樞。所以，對於交通問題，隋唐帝國需要一個新的答案。而隋煬帝提供的答案就是大運河。
千里長河一旦開
隋煬帝登基三個月之後，就宣佈營建洛陽東都。從此，洛陽就取代了長安，成了隋帝國的真正首都。關於隋煬帝這麼做的動機，《資治通鑒》上有個解釋。據司馬光說，有個叫章仇太翼的神棍跟隋煬帝說：“陛下是木命，而關中是木之沖，不可常住。”隋煬帝覺得很有道理，就決定搬遷到洛陽。這個說法出自野史《大業雜記》，把隋煬帝說得像個傻子。司馬光非常討厭隋煬帝，凡是對隋煬帝不利的材料，司馬光很少會放過。但這個說法根本靠不住。綜合看隋煬帝一連串的舉動，他明顯有一個龐大的戰略計畫。遷都洛陽，就是這個戰略計畫的第一步。
緊接著，他就開始了大運河計畫。大業元年三月，隋煬帝徵發上百萬民夫，開挖通濟渠。五個多月後工程即告竣工。這條運河引黃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最後經泗水入淮水，溝通了黃河和淮河。工程時間好像太短了，所以很多人懷疑它用的是汴渠古道。但後來經過考察，專家們傾向于認為：通濟渠和汴渠有部分重合處，但卻是一條新運河。它比汴渠要直得多，而且相當寬闊。堤壩大約高3到5米，寬大約35-40米。隋堤兩岸鋪設大道，遍種楊柳，其景象就像白居易的詩中所寫：“大業年中楊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至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恢弘程度遠遠超過以前的汴渠。
這麼短的時間內挖出這樣一道運河，可以想像當時的緊張情形。在古代的條件下，導致的死亡人數一定非常龐大。當然，隋煬帝的“政治美學”是不考慮普通人的死活的。自古以來凡是注重“政治美學”的君主都是如此，可能是因為普通人沒有美學價值吧。就像後來的史達林所說的，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而成千上萬人的死亡不過是個統計數字。據《開河記》裡說，“下塞之處，死屍遍野”。當然野史不可信，但是在安徽泗縣的運河邊上，就有為紀念隋煬帝開運河的鎮名“哭孩頭”，一直到民國也還叫這個名字。
民間堅信隋煬帝開通濟渠是為了淫樂。隋煬帝確實順通濟渠南下，巡幸江都（即揚州）。一路上氣派很大，據說在通濟渠上“舳艫相接二百餘裡，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整個船隊以及兩岸士兵總計二三十萬，簡直就是個移動中的都市。記載中說，最大的龍舟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司馬光對這個數字不滿意，一使勁變成了二百丈。二百隋丈超過一華里。這就大得有點缺德了。一裡多長的大船在運河裡開，想來也是壯觀，但我想司馬光一定沒有開過船。
隋煬帝南下江都，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極好的素材。一般的奢靡描寫實難饜後世文人之心，他們創作了各種匪夷所思的細節。比如野史裡就說，隋煬帝專選一千名吳越少女拉自己的龍舟，又選了“一千隻嫩羊”陪著少女一起拉船。還有豔詩為證，“一千條錦纜牽嬌，五百隻纖腰挽媚”云云，據說隋煬帝看後“歡喜無限”。但據我猜測，真正歡喜無限的怕還是作者本人。
隋煬帝著急開通濟渠，確實有順便遊覽的想法，否則工期多半不會定得這麼緊。但要說搞這麼大一個工程，就為了在上面划船，這個實在難以置信，而且也不符合隋煬帝的性格。況且通濟渠只是一個開始。緊接著，隋煬帝又開始整理邗溝。邗溝長三百里，溝通淮河和長江，最早是吳王夫差所開，中間經過多次整理。隋煬帝這次整理則是最徹底的一次，縮短了迂曲的路徑，將邗溝變得更直。
大業六年，隋煬帝又下令開挖江南運河，溝通了長江和錢塘江。江南運河自鎮江至杭州，全長八百里，寬十餘丈。這條運河將江南富庶之地納入帝國水道系統，意義非常重大，但是歷史記載偏偏很少，也許是因為這條運河大量利用了原有古老運河，工程量較小的緣故。
隋煬帝的運河系統以洛陽為中心，通濟渠、邗溝、江南運河三段環環相扣，直達杭州，打通了洛陽和南方的交通。但是這還不夠，在北方還需要一條河道。因此在大業四年，隋煬帝又開了一條永濟渠。這條運河全長近兩千里，溝通黃河和沁水、淇水，然後一路向北連接漳水和永定河，先到天津然後又折向北京西南的涿郡。當然，所謂開永濟渠，並非憑空挖出一條運河來，也要借助前人的運河系統。隋煬帝主要就是沾了曹操的光。曹操當年為了進攻袁紹，修了一條運河叫白溝。永濟渠的南段就利用了白溝河道。但就算有曹丞相幫忙，這個工程量還是很浩大，動員民力上百萬，男丁不夠用了，連婦女都一起上陣。
至此，隋煬帝的戰略部署已經非常清晰了。
世間恩怨本難明
他的規劃是背靠西方，立足中原，面向東方。首先，他將帝國中心從長安移到了中原洛陽，然後他以洛陽為軸心，通過通濟渠、邗溝、江南運河溝通南方，通過永濟渠溝通北方，將南北打成一片，形成一個整體。
這當然有好處。原來首都在長安，由於三門峽砥柱的關係，漕運始終是個大問題，現在首都搬到了洛陽，供給問題就不存在了。隨著大運河系統的完成，糧食大量湧入帝國中心，數量非常驚人。隋煬帝為了存這些糧食，修了好多糧倉，最大的洛口倉貯藏糧食兩千多萬石。後來帝國崩潰，瓦崗山的李密搶佔了這個糧倉。靠著洛口倉，他聚集了一支龐大力量，幾乎四面八方的窮人都來加入他的隊伍吃糧食。當然，李密犯了一個戰略錯誤。這個倉實在太好了，老鼠掉進面缸裡，李密哪兒都不想去了，就守著這個倉慢慢吃。後來吃光了他也就垮臺了。
但是缺點也很明顯。首先是民力被用得太多。隋煬帝太喜歡折騰，性子又太急，工程一個又一個，而且定的期限又短，民力實在不堪。有人統計過，隋煬帝在八年間的22項力役共徵用人力3012萬餘人。這個數字實在太龐大了。而且大運河的開通不僅耗費了大量人力，而且運輸更方便了，誘使隋煬帝進一步折騰。如果沒有永濟渠，也許東征高麗就不會發生，即便發生也不會如此大規模。如果沒有大運河，囤積在倉庫裡的糧食也許還散落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米缸裡，讓他們不至於淪為餓殍。“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帝王眼中的運河，和普通人眼中的運河，並非一回事。
黃仁宇對此有過一種解釋。他認為一個農業帝國，經濟沒有多元化，過多的糧食很容易成為累贅，因此隋煬帝的大工程，不失為解決過剩問題的一個辦法。黃仁宇很尖銳地質問道：不然的話，“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按照他的說法，這種解決方案其實蠻好的，只可惜一旦開動不易控制規模，所以隋煬帝最後吃了虧。這個看法雖然也能自圓其說，但可惜以今度古，和當時的史實記載相差太遠。
此外，隋煬帝的政策還產生了一個致命問題。要知道，隋朝脫胎於北周。北周是當年宇文泰裹挾北魏六鎮余兵入關所建，關隴軍事集團是其力量來源。不僅北周，後來的隋唐也是如此，舉個例子就能知其大概：北周、隋朝、唐朝，三代皇室祖上都是來自北魏六鎮中的武川鎮。隋煬帝最後逃到江都時，身邊的衛士還是關中人，可見他何等依賴于關中的武力。但是隋煬帝依託大運河，步步向東開拓，和關隴軍事集團漸行漸遠，也就一步步走向末路。所以，李世民後來對隋煬帝有一個評價:如果他長處關中，豈有傾敗？
大運河的影響所及，當然遠非隋煬帝一朝。後來的唐宋，也都和這條河糾纏不清。隋朝傾覆後，唐朝採取了折中策略，放棄洛陽，立足長安，靠隋煬帝的大運河向首都運輸物資，以東南財賦養西北甲兵。洛陽到長安那段水道有麻煩，但是李唐把它當成一種必要成本忍了下來。到了唐朝後期，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長安朝廷完全靠江南養活，通濟渠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成了皇朝的生命線。
大運河催生出了許多繁華都市，最重要的就是開封。開封位於通濟渠的北口，是一個起承轉合的關鍵點。五代時期，朱溫的後唐就定都在開封，後來的宋朝幾經猶豫後，也選擇了這個地方做都城，其原因無非是貪圖通濟渠的便利而已。被金朝打殘後，宋朝又跑到大運河的終點杭州建都，可以說，始終不敢脫離大運河一步。
定都開封，從經濟上看是最划算的，宋朝的富庶和這個選擇就有關係。但是從政治軍事上看它有極大的弱點。各地的物資開始向腹地集中，停止了對西北的大規模輸送，加劇了關中的凋敝，結果一個區區的西夏就能讓北宋左支右絀，如果大運河依舊是以長安為目的地，西北的情形會好得多。
此後，中國經濟進一步向東南移動，外患方向也從傳統上的西北移到了東北，大運河的任務進一步發生變化。它不再把物資從東方輸送到西方，而是要從南方輸送到北方。隋煬帝的大運河系統以洛陽為軸心，現在就顯得太偏西了。因此，元朝給運河做了一次大調整，變成了一條從杭州到北京的直線運河，也就是現在的京杭大運河。從此，隋煬帝的運河終告結束。
（本文原載于《國家人文歷史》6月上，作者：押沙龍）
“廚房政治”談笑間改變蘇聯
2014-06-24 國家人文歷史
20世紀50年代，“赫魯雪夫樓”的興建結束了蘇聯公眾沒有私人廚房的歷史。儘管條件簡陋，人們獲得了暢所欲言的空間，叛逆的火花從此在鍋臺和飯桌旁閃亮。
俄羅斯作曲家茱麗葉斯•金曾譜寫一曲《莫斯科廚房》，講述持不同政見者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故事。他歌曲中的廚房“是茶館、甜品屋、煎餅店、書房、賭坊、客廳、舞廳和醉鬼聚集的地方；吟游詩人們在那裡度過整晚……10平米的小屋招待著100位賓客。”
這首歌還提到：“這是顛覆思想成長擴大的地方，蘇聯的廚房，自由討論的故鄉。”近日，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播發系列節目，説明人們重溫蘇聯“廚房政治”的興起。
史達林時代，廚房裡氣氛緊張
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蘇聯經歷了疾風暴雨式的工業化，大量勞動力從鄉下湧入莫斯科。彼時，蘇聯政府的頭號課題就是為這些人找到住所。於是，新生的工人們住進富人和資本家曾經的豪宅，七八個家庭擠在一套房子裡，共用廚房和衛生間。
“共產主義公寓就像是蘇聯社會的縮影。”《蘇聯烹飪藝術》一書的作者安雅•馮•佈雷澤寫道，“各行各業的人住在一起，有些甚至是階級敵人。官方的說法是‘緻密化’，標準配置的生活空間為每人9平方米。”
擁擠的公寓內，可供烹飪和儲存食物的空間十分有限。從當時的老照片看，廚房中到處都是晾衣繩，濕衣服上滴下的水可以直接流進爐灶上的煎蛋鍋。
目前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的俄羅斯文學教授葛列格里•弗萊丁，就是在“共產主義公寓”中長大的。上世紀40年代，他與另外10戶家庭住在距克里姆林宮只有5個街區的房子裡。他告訴NPR：“我家的鄰居是在太平間清洗屍體的人，有兩間屋子的主人是克格勃；還有一個女人，她的丈夫因為從供職的麵包廠偷麵包，在牢裡服刑。”
公共廚房裡，每個家庭都有一張擺放鍋碗瓢盆的小桌，4個鍋位的電氣灶通常有兩部。人們飛快地做飯，交替使用廚房。“他們在廚房做飯，但從不在那裡吃飯，他們會端著鍋穿過走廊，回自己的房間開飯。”瑪莎•卡普說。她在莫斯科出生，後為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
俄羅斯作家和記者亞歷山大•吉尼斯認為，當年，廚房是最危險的地方，“共產主義廚房就是戰區”。那時的廚房氣氛緊張、衝突頻發。“水壺和鍋上都作了標記，”詩人愛德華•申德羅維奇回憶稱，“鄰里關係特別緊張的時候，連櫃子都要上鎖。”他還以嚴肅的語氣補充說，“共產主義廚房可不是款待朋友的地方。我想，這正是發明這種廚房的原因。每個共產主義公寓中都有很多雙眼睛在監督你。人們互相舉報，你永遠不知道誰會出賣你。”
NPR稱，早期的蘇聯政府將私人廚房視作假想敵，擔心人們會在那兒談論政治。吉尼斯則認為，“沒有廚房”才是最早的“廚房政治”：“廚房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一個家庭如果擁有了廚房，就在某種程度上有了私人生活和私人資產。”
“廚房辯論”後，民生受到重視
退休的布朗大學教授謝爾蓋•赫魯雪夫是尼基塔•赫魯雪夫之子，後者在1953~1964年間掌控著蘇聯的命運。謝爾蓋解釋：“史達林時代，對理想生活的描摹是人人平等，把女人從廚房的苦役中解放出來，讓她們發展獨立人格，彈鋼琴、寫詩、作畫，而非做飯洗衣。”
隨著史達林逝世和冷戰加劇，蘇聯的目標變為趕超美國。1959年，美蘇進行了第一次文化交流：在對方國家進行展覽。蘇聯在紐約展出了人造衛星、核動力破冰船和高大的工人塑像；美國在莫斯科的展覽則主打生活方式，展品包括爵士樂、籃球、一排排高跟鞋、抽象藝術，以及加長的美國汽車。這場展覽讓蘇聯人見識了許多聞所未聞的高檔消費品。
對很多有幸觀展的蘇聯公民來說，最搶風頭的是百事可樂。“人們爭先恐後地擁擠在百事可樂的展示區前——那兒正在派發裝在紙杯中的可樂。”弗萊丁當時只有13歲，卻對此記憶猶新。當時，距百事成為第一家正式進入蘇聯市場的美國企業，還有整整10個年頭。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檔案顯示，這次交流活動的高潮發生在“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展區旁。其中的“典型美式廚房”，包含了閃閃發亮的冰箱、洗碗機和所有最先進的電器。
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出席博覽會的開幕式，就在“樣板廚房”旁與赫魯雪夫展開了一番唇槍舌劍。“他們來到這個廚房，”謝爾蓋回憶，“尼克森談論著美國的成就，我父親談論蘇聯的成就。他們爭論著哪種制度更好。”
1959年的《紐約時報》記錄了當時的談話。“在政治問題上，”赫魯雪夫說，“我們不會認同你們。打個比方，米高揚喜歡加了胡椒的湯，我不喜歡，但這不妨礙我們和平相處。”
“你們可以學習我們，我們也可以向你們學習，”尼克森答，“讓人民選擇住哪種房子，喝哪種湯，追隨哪種理念。”
在廚房旁的方寸空間，兩人的話題從核戰爭、經濟計畫一直延伸到外交事務。而在吉尼斯看來，他們談論的焦點，歸根結底是“人們過怎樣的生活，該怎樣糊口”。
以這次辯論為里程碑，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成了東西方冷戰的新戰場。
“赫魯雪夫樓”孕育出新思想
事實上，赫魯雪夫當上蘇聯的一把手後，首先注意到的問題就包括住房和食品的短缺。“人們想要住在自己的公寓裡，”謝爾蓋說，“這在史達林時代根本不可能。父親執政後，保證說要大規模興建住宅樓，而且每套公寓只住一家人。”
這些被稱為“赫魯雪夫樓”的住宅外觀一致，是用預製混凝土板建成的5層小樓。“那種房子很糟糕，你能聽到鄰居的動靜，”申德羅維奇說，至今，他仍然記得低矮的天花板、窄小的衛生間和廚房。
然而，“不管多小，它終歸是你自己的。”卡普說，“廚房終於成為人們可以聚在一起說話，而不必害怕鄰居偷聽的場所。”
這些私人住宅成為赫魯雪夫時代的蘇聯人嶄新生活的標誌。相應地，赫魯雪夫執政的日子被稱為“解凍時期”。“就像在冬天，雖然大雪茫茫，但已經能夠窺探到新綠，而新草正在長出來。” 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說，“赫魯雪夫時代比之前自由了很多。”
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最多只有3~5平方米面積的私人廚房成為文化藝術的聚集地。人們在那裡聽音樂、朗讀詩歌，盜版翻錄的磁帶在那裡交換，就連被禁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也在那裡傳播。人們甚至會進行政治辯論，一些“地下”民間社團開始形成。
“廚房中的人是你最親密的朋友圈，”吉尼斯說，“進入廚房，你會拿出伏特加，從陽臺上拿些吃的”，接下來，談話就在醃捲心菜、煮土豆、沙丁魚間進行。
談話的主題經常涉及政治。儘管這麼做有風險，很多積極分子還是爭相表達對當局和官方意識形態的不同觀點。他們討論外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通過烏托邦式的暢想規劃國家的未來。也有些人將辯論變為行動，結果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背井離鄉。
“俄羅斯之聲”網站稱，即便是與知識份子和異見人士無關的普通人，也通過創作和傳播政治笑話，嘲笑蘇聯領導人和許多荒謬的規定。一個廣為流傳的段子是：一個流浪兒告訴另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昨天我在街上遇到列寧了。”“你說了什麼？”“我說，‘列寧爺爺，給我一個麵包吧’。”“他怎麼說？”“他只是看著我並豎起中指，但他的眼神是那麼慈祥……”
當然，說起這些笑話的時候，人們總是習慣性地將門窗緊閉，即使是在私密的廚房中，普通人仍對克格勃心有餘悸。人們擔心監聽器和隱藏的麥克風，不是拔掉電話線，就是用枕頭捂住電話，或者打開自來水管掩蓋交談聲。
“我們中有人被跟蹤，”弗雷丁說，“有時，看到克格勃在公寓外或樓梯口‘站崗’，我們就知道晚間會有人被捕。”
是反抗的標誌，也是清談的象徵
“蘇聯人發展出特殊的廚房文化，原因在於人們沒有可以見面的地方。” 申德羅維奇指出，“你不能在公開場合或者工作單位討論政治，也不能到咖啡館去，它們都是國有的。於是，廚房就成為政權觸及不到的地方，俄羅斯文化在那裡存活下去。”
在廚房聚會上，除了政治話題，人們還會朗讀和傳閱被當局禁止的文學作品。通過筆耕或打字，製作“手抄本”，以便傳閱。1973年，卡普的一個朋友拿到了《日瓦戈醫生》的民間列印版本，開始了手不釋卷的徹夜閱讀。她捨不得將這本書借給別人，便向卡普發出邀請，“你可以到我家的廚房來讀這本書”。卡普欣然前往，用4個下午“消化”了這部名著。
讓吉尼斯印象最深的，則是和家人共同閱讀3卷本的《古拉格群島》。全家人圍坐在廚房的餐桌周圍，輪流朗讀。“我們害怕鄰居聽見，所以等她睡著後才開始。爸爸、媽媽、哥哥、我，還有沒受過教育的奶奶，坐在桌邊徹夜讀書，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個夜晚。”
與地下出版物一樣受歡迎的還有音樂。“我的歌曲就是我對現實事件和新聞的反應，”茱麗葉斯•金表示，“我會根據人們在廚房中討論的內容寫歌，並在討論中演唱它。如果有人隨身帶了答錄機，就會錄下來，在別的聚會上播放。音樂像有趣的故事一樣迅速傳播。”
多數家庭添置了收音機後，全家人不時會聚在廚房收聽BBC、美國之音等境外廣播電臺的節目。“這是我們廚房生活的一部分，”沃伊諾維奇說，“這是一個自由的視窗。”
廚房中還會舉行藝術展覽，甚至小型音樂會。文化和精神層面的碰撞，成為許多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靈感的源泉。
時光飛逝，蘇聯早已成為歷史，蘇聯時代形成的習慣卻沒有隨之消失。“廚房談話”的內容或許隨著時代在改變，但它對人們的意義始終未變。如今的俄羅斯人，仍然習慣於圍坐在廚房的桌邊，談論電視和報紙上諱莫如深的話題。“俄羅斯之聲”稱，正因為如此，“廚房談話”既被視為反抗官方權威和意識形態的標誌，也是“光說不做，只為清談的象徵”。
（《青年參考》授權轉載，作者：張慧，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普京警告中國，令所有國人震驚！
2014-06-19 雷養超
《普京的講話爲何震撼中國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真理報》發表講話說：“一個把老百姓的居住權、健康權和受教育權拿來拉動經濟的政府，一定是個沒有良心的政府，真正執政爲民的政權，一定要把這三種東西當作陽光和空氣，給予人民。一個國家不能變成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有人占幾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樣，執政當局沒有任何臉面賴在臺上，因爲民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就是執政者的責任。一個國家的執政文明，就表現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上，而不是表現 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現在經濟增長的資料。”
送給有夢想的年輕人
在美國，3%的大學生願意考公務員；
在法國，是5.3%；在新加坡，只有2%；
在日本，公務員排在第53位；
在英國，公務員進入20大厭惡職業榜；
而在中國，76.5%的大學生願意考公務員！
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說過，一個國家的青年，爭著去當公務員，這說明這個國家的腐敗已嚴重透了。
歐美發達國家，最宏偉的建築主要是教堂，因爲那裏存放著他們的信仰——博愛、自由、平等；
日本，最奢華的建築主要是學校，因爲那裏存放著他們的信仰——知識、技術、進取；
中國，最宏偉的建築主要是政府大樓、銀行，因爲那裏存放著他們的信仰——金錢、權力、傲慢。
狠狠的打了中國一巴掌！！！
中共黨報評反腐：大快人心
【中央社╱北京1日電】2014.07.01 10:57 am
中共選在7月1日慶祝黨慶93週年前夕大動作開除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黨籍。黨媒人民日報今天刊登評論文章說，面對腐惡毒瘤，刮骨療毒、壯士斷腕，反腐實績「大快人心」。
繼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蘇榮遭調查後，徐才厚是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18大）以來第二名官拜副國級落馬的官員，也是軍系落馬的最高層級。
在黨慶前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將反腐大刀揮向軍隊，被視為共產黨反腐決心的高調表態。
人民日報今天社論、時評都把中共黨慶93週年與反腐連結，頭版仍一如過往刊登最高領導人消息，將習近平談從嚴治黨及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主持4項改革方案談話放在顯著位置，而徐才厚遭開除黨籍的消息也登上頭版右下方版面。
頭版社論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在革命戰爭年代，看的是衝鋒陷陣、英勇獻身；現在，比的是改革智慧、執政能力，改革就是現在黨員最大的歷史擔當。
文章指出，中共自18大以來一系列抓鐵有痕的舉措，表明「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決心，正因敢於掃除作風之弊、行為之垢，堅決清除腐敗毒瘤，才能正風肅紀、取信於民。
高談反腐敗成為中共今天慶祝黨慶的方式。在五版時評中，署名詹勇的文章更直接點名，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開除徐才厚、大陸前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蔣潔敏及其他人的黨籍，這種自我淨化的決心與勇氣，在懲治腐敗上令人震撼。
從天使到魔鬼：毒品鴉片在舊中國氾濫成災的歷史真相
2014-06-30 國家人文歷史
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中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迷戀上鴉片？難道鴉片真有無窮的法力嗎？為什麼一向嗜好鴉片的印度人以及後來迷上鴉片的北美人沒有繼續迷戀這種東西？為什麼鴉片惟獨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災難？此前我們往往把這個問題簡單化和政治化，妨礙了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認識。
1837年在廣州和澳門出版的一份介紹中國的雜誌上，刊載了一位中國藝術家帶有插圖的文章，此文生動地描述了一個吸食鴉片的富商之子如何從健康、富足到痛苦、貧窮的過程，畫面依次如下：
1.一個在家的年輕人，穿著華貴，身體健康，充滿青春活力。背後的大理石桌面上擺放著一座精美的外國鐘。在他的右邊是一個珠寶箱，裡面裝滿金銀財寶，他的貼身僕人緊挨侍立其旁，稍遠處，他的另一個傭人買了藥正帶進來。
2.他斜躺在豪華的沙發裡，嘴裡叼著煙槍，被妓女圍著，其中兩個妓女年輕貌美。他出手闊綽，一擲千金。
3.他嗜藥如命，貪得無厭，沉溺於這種生活沒多久，隨即面如菜色，形容枯槁，消瘦無比，兩肩高聳，齜牙咧嘴，面呈死灰，終日昏昏沉沉，完全沒有一點活力。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坐在一個極普通的睡椅上叼著煙槍吸煙，身邊還擺著別的煙具。這時他的老婆們——一個妻和一個妾走了過來，妻子發現珠寶箱已空空如也，站在那兒皺著眉頭，滿是驚訝；小妾則滿臉疑惑地盯著睡椅上堆放的那些吸煙的玩意兒。
4.他的田產和房屋都化為烏有，睡椅也換成了一些粗糙的板子和破爛的墊子，光著腳，側著臉，頭向前傾著，喘著粗氣。他的妻兒站在面前，衣衫襤褸，忍饑挨餓。一個兒子憤怒地把他所有的煙具砸向地面，不諳世事的小兒子還拍著小手笑著做遊戲，而他對這一切無動於衷。
5.他的煙癮越來越厲害，但他現在的生活已貧困潦倒，極其絕望，如朽木一般，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湊了幾個銅板，急匆匆到一家煙館，買了一點點另一煙民煙槍中的碎煙屑，以減緩他難熬的煙癮。
6.他的角色固定下來，一個煙鬼。他坐在竹椅上，仍在不斷地吞著藥面，污穢不堪，必須借助茶水才能把藥吞下。他的妻兒坐在邊上，在竹捲筒上把一束束蠶絲拉直，然後繞成球，如此辛辛苦苦掙一點微薄的收入以維持生計，他們艱難度日。
這是一個典型的鴉片吸食者的肖像。如果再增加一幅畫面，我想應該就是妻離子散，最後這個可惡的煙鬼橫屍街頭，被野狗分而食之。
提起鴉片，中國人首先聯想起的是近代遭受的恥辱，它往往勾起中國人一段段痛苦的回憶，甚至很多人會認為鴉片是中國近代苦難的根源。這種認識大致沒有錯，但是我們對鴉片的認識如果僅止於此，是遠遠不夠的。
鴉片是毒品，現在無人不知。可是過去的幾千年中，鴉片大多時候被人們看做一種靈丹妙藥，甚至被當成一種神物。而且，鴉片在西方被發現和使用的歷史比中國久遠得多，影響也要大得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證明，歐洲是罌粟的故鄉，最早人工種植的罌粟也出現在歐洲。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在歐洲的許多地方就發現了保存完好的野生、人工種植的罌粟種子和果實的遺跡。不過今人對那時人們種植罌粟的目的尚不十分清楚，可能用於鎮痛劑或用來榨油，也可能用於宗教儀式。隨後這種植物傳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流域，蘇美爾人可能發現了罌粟的真正秘密，因為他們把罌粟稱為“使人快樂的植物”。至晚在距今3000年前，關於鴉片的知識已經廣泛傳遍歐洲、中東和北非。比較可靠的最早發現鴉片的記載來自埃及，因為大約在距今3500年前的墓葬裡，人們發現了鴉片樣本。埃及城市底比斯（Ｔｈｅｂｅｓ）以生產鴉片而聞名遐邇，鴉片中的一種重要成分即生物鹼中的蒂巴因（Ｔｈｅｂａｉｎｅ）也因此城市而得名。在埃及，鴉片被用來消膿腫、止頭痛、治外傷以及使吵鬧的小孩鎮靜。古埃及紙草文書中就有一則這樣的處方：“將罌粟果漿與牆上的蒼蠅糞和在一起，進行過濾。連服四日，效果即現。”此法竟被全世界的人們採用。史料記載，歐洲直到近代仍有母親或保姆給不安靜的嬰兒服用鴉片，英國紡織女工因為白天工作非常辛苦，為了能在晚上得到充分休息，很多母親也這樣做。另外，鴉片還有抑制食欲的功能，窮人家的孩子服食鴉片後可以減少饑餓感，節省食物支出。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到三四歲時，許多孩子因營養不良，健康狀況很差，“萎縮得像小老頭兒或者乾枯得像一隻猴子”。結果可想而知，這些窮孩子長大後大多繼續貧窮，很多成為癮君子。在近代中國，鴉片更有令人不可思議的作用，《廈門志》就記載說，不少富裕人家為了杜絕孩子們跑到外面賭博或惹是生非，不惜以鴉片為誘餌，把孩子圈在家裡吸食鴉片。
直到19世紀初，鴉片仍未被人們視為一種毒品。歐洲許多國家此前出臺了戒酒法令，但並未出現禁鴉片法令，人們仍然持“鴉片無害”的觀念。有學者甚至認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產生與鴉片有極大的關係，如果沒有鴉片，一些最出色的作品可能就不會誕生。浪漫主義文學的核心就是想像的復蘇，是想像的翅膀與敘述的結合，體現為更為自由和主觀的激情、傷感及其他個人情感的表達，而不是一味的描寫，這一切都需要使人暫時從思想上脫離塵俗的羈絆，因此作家需要鴉片的刺激。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如歌德、柯爾律治、華茲華斯、司各特、雪萊、拜倫、德•昆西等，他們相關作品的創作可能都多少與鴉片有關，有些作家還患上了鴉片癮。事實上也正是如此，許多作家在患上鴉片癮之後，才創作出了最著名最好的作品。勇敢的德•昆西在1821年出版了自傳體小說《一個吸鴉片者的自白》，他稱小說中真正的主人公是鴉片而不是他本人。他在作品中用大量篇幅描寫自己吸食鴉片後的奇妙感受，並寫下了著名的《鴉片頌》：
哦！公平的強大的鴉片啊！對於窮人和富人你一視同仁，你為那些永遠醫治不好的創傷和“那誘使精神反叛”的苦悶帶來了減輕痛苦的香脂——雄辯的鴉片啊！……你在黑暗的中心，運用頭腦幻想的心像建造了城市和廟宇……其富麗堂皇的程度超過了巴比倫（Ｂａｂｙｌｏｎ）和希卡托比羅斯（Ｈｅｋａｔｏｍｐｙｌｏｓ）；“從雜亂無章的睡夢中”把那久埋地下的美人和亡故的家庭成員的面孔，在洗淨了“墳墓的不光彩”之後，都召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只有你才能把這一切禮物贈給人類，只有你才掌握著天堂的鑰匙。
鴉片的服用絕不僅僅局限在普通人群之中，在許多國家的軍隊中也大量服用鴉片，並得到政府的許可。美國南北戰爭中雙方的軍隊都離不開鴉片，因為在艱苦惡劣的戰爭環境中，服食鴉片可以有效地治療和預防流行性痢疾和腹瀉，還可以暫時解脫因思鄉或失去親人而產生的痛苦。在聯邦軍隊中，鴉片是政府定量配給的，並定期發放到戰士手中。在歐洲各國軍隊中，鴉片大概是除酒類以外最受歡迎的東西了。
在１９世紀初以前，世界各地並未把鴉片視為洪水猛獸，鴉片像酒、煙一樣，只是人們的一種嗜好，加之鴉片還有療病的功能，所以大多數人甚至認為鴉片是一種對人有益的東西。即使在科學家和醫生從鴉片中分離出其他更純的物質（實際上是更容易使人上癮的物質）後，人們仍未把鴉片視為毒品。鴉片中的成分非常複雜，已知有二十多種生物鹼，占其總重量的２５％，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是嗎啡（１０％）、可待因（０．５％）、蒂巴因（０．２％）、罌粟堿（１％）、諾司咳平（６％）等。海洛因是德國科學家從嗎啡中提取的另一種生物鹼，德文Ｈｅｒｏｉｓｃｈ意為“萬能的或英雄的”，因為臨床實驗證明，其藥效（鎮痛和鎮靜）是嗎啡的５到１０倍。可見，鴉片是幾種最主要的毒品的來源，人們將鴉片稱為“毒品之母”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在國際社會正式認識毒品之前，人們曾以毒攻毒，即以嗎啡來治療鴉片癮，因為當時人們認為通過注射嗎啡不會使人上癮（多數人認為，鴉片之所以會上癮，是因為經過口腔味覺以及胃的消化）；海洛因剛上市時，又被作為治療嗎啡癮的特效藥。直到１９１０年後，醫學界才對海洛因的危險性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醫學上的使用逐漸減少。然而，此時海洛因已經在全球造成難以挽回的影響了。
對鴉片史簡單的回顧有助於理解中國近代的鴉片問題。從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其他地方種植和使用鴉片的歷史遠比中國悠久，使用範圍更廣，但是其他國家基本沒有因為鴉片而引起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則不同，鴉片幾與近代中國的悲慘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這的確是非常值得思考的現象。
從史料記載來看，中國人直到唐代才從阿拉伯人那裡對罌粟有所瞭解並開始種植，最初它只是被作為一種觀賞植物而被栽培；宋代以後，人們逐漸瞭解了鴉片的藥用價值，在實踐中摸索出鴉片可主治痢疾、咳嗽、痔瘡等，並認識到這是一種猛藥，使用時要非常小心。直到明中葉以前，中國基本上不存在吃鴉片上癮的群體，因為鴉片的價格昂貴，只有富人才享用得起。而在同一時期，印度人已廣泛地使用鴉片並成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了。１５１３年，葡萄牙在印度的總督記載了印度人普遍使用鴉片的情況，他在寫給葡萄牙國王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殿下能相信我，我會讓葡萄牙的所有土地都種上罌粟，並從中制出鴉片，鴉片正是此地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商品……這樣，我們的工人就會大受其益，而印度人如果吃不到鴉片，就會失去一切。”可見印度服食鴉片的人數之多，此與３００年後中國的情形何其相似乃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總督的話並未完全應驗，因為印度此後不僅沒有成為進口鴉片的大國，反而成了最大的鴉片生產和出口國，葡萄牙國王也幸虧沒有聽從他的建議。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中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迷戀上鴉片？難道鴉片真有無窮的法力嗎？為什麼一向嗜好鴉片的印度人以及後來迷上鴉片的北美人沒有繼續迷戀這種東西？為什麼鴉片惟獨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災難？此前我們往往把這個問題簡單化和政治化，妨礙了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認識。
鴉片在中國的氾濫成災有兩個基本的原因，一是外來各種因素的影響，二是中國自身的原因。內外因的交互作用和巧合使中國人成為了鴉片的最大消費群體，也使中國人在近代化過程中成為最大的犧牲品和最大的輸家。沃勒斯坦說，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全世界可分為核心區、半邊緣地區和邊緣地區，邊緣地區無償地被剝奪，以服務于核心區。按照這個理論，近代中國自然是邊緣地區，是向核心區也就是西方無償地提供市場和原料的地區。
具體而言，外來因素是指在中國尚不知地球是方的還是圓的情況下，便糊裡糊塗地被拖進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進程之中。對東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對東方財富的貪欲，無數西方探險者來到東方。開始最成功的當然是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後來有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等。起初，他們用香料和白銀換取中國的商品，中國的絲綢和瓷器是他們感興趣的大宗商品，後來則是茶葉。同他們對中國商品的旺盛需求相比，中國人對他們的進口商品除鐘錶、呢絨等少數的幾種外，其他幾乎沒有興趣。這種狀況直到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仍未改變。在相當長的時期裡，中國人只對他們的一樣東西感興趣，這就是白銀，只有白銀能在在中國市場上暢通無阻。據此，有學者估計從明末到１９世紀上半期，世界白銀產量的１／３流入了中國，導致歐洲許多地方出現銀荒。與此同時，精明的歐洲商人發現中國人對鴉片的興趣越來越大，在很多地方鴉片甚至相當於硬通貨，這令他們欣喜若狂。於是，世界歷史上著名的三角貿易出現了：歐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國，然後在印度購買鴉片；把印度鴉片賣給中國，然後再從中國購買絲綢、瓷器和茶葉等，運往歐洲。後來走私和進口到中國的鴉片數量劇增，傳統商品已經遠遠不能抵付鴉片款，只能支付白銀，於是中國白銀開始大量倒流。很顯然，貿易的組織者和受益者是歐洲人，受毒害的是中國人，所以馬克思稱之為邪惡的三角貿易。也就是說，在世界經濟發展的鏈條中，中國是被剝奪的週邊地區，她還被強行拖進了近代化的旅途之中，只是因為她太衰弱了，列車剛啟動她就被無情地被拋棄了，而且被後面開過來的列車碾碎，慘不忍睹。
外因容易看得清楚，在利益的驅動下歐洲人大量向中國走私和出口鴉片，導致鴉片數量大增，價格下降，吸食人數迅速盤升，但從根本上分析，這一切是由於中國人的內在需求引起的。需求旺盛，供應極其便利，價格越來越低，遂又引起更大的需求，這樣便形成了惡性循環。鴉片自１７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後，吸食人數呈幾何速度增長。到１９世紀後期，按照比較保守的估計，大約有４００萬以上的中國人吸食（有人估計超過１０００萬人）。說到這裡，我們不禁發問，為什麼此時的中國人那麼迷戀鴉片？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筆者在這裡僅提出一些簡單的想法，供大家討論。首先，１８世紀以後，中國人口增加迅猛，生存壓力加大，加之經常戰亂，人們的安全感下降，避世厭世的情緒增加，於是很多人採取消極的態度對待，吸食鴉片就是其中的一種主要方式。其次，政府的無能和無為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到１９世紀，清王朝表面上仍是一個“無所不有”的強大帝國，但實際的統治能力已經十分衰弱。就拿清朝軍隊來說，別說大規模作戰，就連一些小小的走私船隊都對付不了。那時中國還沒有海軍，不知海軍為何物，因為中國人對海洋以及海洋以外的地方毫無興趣。清朝軍隊的裝備仍以冷兵器為主，更無近代化的戰術和戰略觀念。可以想像，這樣的軍隊怎能與後來入侵中國的裝備先進、訓練有素的英國海軍相對抗。也就是說，清朝政府雖然從主觀願望上想阻斷鴉片的來源，但客觀上卻沒有這樣的能力。再次，中國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人們的行為主要靠自我、家庭（家族）的約束，但這種約束是道德上的。在清代，很多人認為吸食鴉片只是一種純粹的個人行為，它是否有違道德常引起人們的爭論。因而這種約束是相當鬆懈的。
林則徐的禁煙，無疑是順應民意、大快人心的愛國主義的行動。但是，與林的禁煙行動相比，另外一批官僚的主意簡直蠢不可及，他們竟主張“中國人的鴉片戰”，即中國人以自己種植和生產鴉片來對抗外國的鴉片，可連他們自己也未想到的是，此舉不僅沒有禁絕國外的鴉片，而且導致了鴉片的進一步氾濫：從沿海到內地，從內地到邊境；從城市到農村，從衙門到皇宮，幾至形成全民皆吸的盛大場面。鴉片的廣泛種植增加了政府的稅收，並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鴉片的進口，然而此舉帶來了更為嚴重的惡果，一方面鴉片種到哪裡，新的癮君子就擴展到哪裡，因為鴉片種植者往往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鴉片吸食者；另一方面，本來就非常寶貴的耕地種上罌粟後，導致糧食供應更加緊張，再加上災荒與社會混亂，人們生活於絕望和痛苦之中。清政府也是陷入了怪圈：禁種吧，不僅稅收減少，而且會鼓勵進口和走私；不禁種吧，禁煙法令肯定只能流於表面和形式。最後，政府只能採取明禁暗放的政策，任憑鴉片氾濫。國民黨執政時期，這種情況沒有改變。日軍侵華期間，日本侵略者繼續鼓勵中國人種植和吸食鴉片，他們想從靈魂深處徹底解除中國人的武裝。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痛下決心，採用一切強制手段消除鴉片隱患，到1960年，幾乎所有的中國大陸吸毒者都成功戒掉了毒癮，鴉片這個魔鬼終於結束了它在中國歷史上的生命。
（《歷史學家茶座》授權轉載，作者：仲偉民）
大清軍工業的突破：曾研發出中國第一艘潛水艇
2014-06-30 國家人文歷史
袁世凱從李鴻章那裡所承繼的諸多遺產中，天津機器局無疑是一項重要的資產。
在天津機器局的諸多成績中，長期被忽略、卻有著特殊意義的，是他們曾經于1880年成功研製並試運行的中國第一艘潛水艇。此時，距離1863年法國建造成功第一艘非人力（通過儲放壓縮空氣驅動）驅動潛艇“潛水者”號僅17年，而距1879年英國建成第一艘熱機驅動的潛艇“復活”號，僅1年。潛艇正在成為全球軍工研製和生產的最新熱門，而大清國卻在天津的河流中悄悄地趕上了世界的潮流。
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根據5月13日《益聞錄》的報導，此前一年，天津機器局的“某員”稟請試造特殊的“輪船”，經層層上報，中央批准“就廠局試辦，其能否合用，仍俟察查複奏”，並下撥專項經費。而且，這位姓名至今不詳的“某員”還保證，“如不適用，願將開去款項照數賠償”。隨後，“雇用工匠十余人，自備薪米油燭等費，並木料鐵皮分投採辦，不動該廠公項”，也就是說，這項科技攻關，完全獨立核算，與天津機器局的日常生產無關。同時，當局對這項軍工研製進行了嚴格的保密，“禁止外人窺探”。根據計畫，該特殊“輪船”在第二年的“春夏之際，當可竣工”。到了這艘“輪船”秘密下水時，人們才發現這居然是“駛行水底之機器也”。無疑，這是大清國軍事工業的巨大突破。
天津機器局本非造船廠，只是為了滿足駐津的北洋軍艦及招商局輪船的維修，才建立了附屬的船塢。但是，就是這一“兼職”，也令天津機器局在海軍裝備的研製上，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
天津機器局在大清國軍工企業整體佈局中，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相對來說，江南製造局側重大口徑艦炮、海岸炮的製造，湖北槍炮廠側重陸戰車炮製造，而天津機器局則成為全軍火藥的主要生產基地。同時，天津機器局也承擔華北、東北、西北這“三北地區”的防衛供應。
李鴻章接手天津機器局時，這家企業只能生產火藥。但在李鴻章的推動下，這家企業迅速變身綜合型的軍工企業：1875年，新增了“槍廠”，製造“林明敦”步槍，同時，還設立了“槍彈廠”；1876年，增設“電氣水雷局”，製造各種水雷，並培養製造和使用水雷的技術人員，到1877年，其產品就涵蓋了黑火藥、餅藥、銅帽、林明敦槍、槍彈、前膛炮彈、後膛鍍鉛來福炮彈、各式拉火、各式水雷等等，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軍工企業；1883年，增設“棉花火藥廠”；1887年，又增設了“栗色火藥廠”；同期，從海外引進鑄鋼機、水壓機、起重機和車床等設備，籌備生產海軍所用的新式長鋼炮炮彈；1895年，煉鋼廠投入使用，鑄造鋼質炮彈；1896年，增設“無煙火藥廠”……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天津機器局發展成為一個員工超過2000人，門類齊全的大型軍工企業，生產各種火藥、銅帽、槍彈和炮彈等。
天津機器局平時主要供應北洋艦隊及直隸、熱河、察哈爾、奉天、吉林、黑龍江、西北等地的駐軍。1880年，中俄因伊犁問題劍拔弩張，中國軍隊進入戰備狀態，天津機器局加班加點，趕造軍火，緊急供應山海關、樂亭、牛莊、煙臺、吉林等地前線駐軍；1884年，中法在越南發生衝突，法軍揚言將進攻華北，天津機器局也是“倍數趕制，各廠皆添做夜工”，以備戰爭之需；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天津機器局更是成為陸海兩軍的主要軍火庫。此外，天津機器局還先後設立了水師學堂、電報學堂、水雷學堂等，培養軍事人才，水師學堂還翻譯了大量西方著作，成為北方最大的改革開放大學校。
儘管在諸如潛艇等尖端科技方面曾經“與時俱進”，儘管在提升軍人對軍火技術方面也做了不少嘗試，天津機器局的大多數“高科技”產品，諸如潛艇、舟橋、佈雷艇等等，都沒有能轉化為批量生產，更沒有能轉化為清軍的戰鬥力。龐大的天津機器局，在少量的高精尖成果背後，其實還是一個龐大的作坊。
（本文原載于《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第13期，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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