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人物 | 羅貫中：亂世人的大歷史觀

原創 2016-02-01 十年砍柴 國家人文歷史

《三國演義》

文 | 十年砍柴

假設一下，今天各大出版社、影視公司按著統一的標準給古代作家開版稅和支付改編費，我以為中國兩千多年來，最富有的作家非羅貫中莫屬。我們可以說他是作品銷量最廣、社會影響最大的中國古代作家。

自朱元璋建立起明帝國並將蒙古人驅逐到漠北至今，600多年來，對中國民間社會的倫理綱常和中國人集體性格造成影響的小說——或者可以擴大為文藝作品，我以為沒有超過《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這兩部小說，都和一位至今生平不甚清晰的讀書人羅貫中聯繫在一起。《三國演義》為羅貫中所著；《水滸傳》的寫作者有三種說法：施耐庵所著；羅貫中所著；施耐庵在作品未完成時去世，由他的弟子羅貫中整理、續寫而成。現在的中國文學史多採用第三種說法。與《三國演義》（全名《三國志通俗演義》）及《水滸傳》（全名《忠義水滸傳》）獲得的巨大影響相比，羅貫中以及他的老師施耐庵的身世不甚清楚，經過後世文學史家的多方考證，亦迷霧重重。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羅貫中名本，“貫中”是他的表字，他大約生活在1330年至1400年之間，即元至順年間至明洪武年間，一生跨越元、明兩朝。他的籍貫也頗多爭議，主要有並州（山西太原）說、東原（山東東平）和杭州說，還有浙江慈溪說和江西廬陵說，我更傾向于山東東平說。羅貫中的父親是一位絲綢商人，元代的東平臨近大運河，大運河是江南財賦運送到大都北京的黃金水道。他出生在東平並在當地長大應無疑義。東平正處在京杭大運河起點杭州和終點大都的中間位置，商人靠這條黃金水道走南闖北做生意，甚是方便。他在成人後隨父親南下江浙做生意，機緣巧合拜浙江幾位學問出眾的大儒趙寶峰、施耐庵為師，繼續學業。這樣南北遊走的經歷對羅貫中瞭解社會底層，進而撰寫後來的鴻篇巨制大有裨益。

一生經歷亂世而寫亂世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兩書題材的共同點是什麼呢？就是寫亂世。前者著重寫了亂世中精英即廟堂人物的生存法則，後者則寫亂世中邊緣人即江湖人物的生存法則。這幾乎構成近700年來一個完整的中國社會。不僅僅是這兩部書，羅貫中的其他作品，如通俗小說《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傳》《三遂平妖傳》和雜居《趙太祖龍虎風雲會》寫的都是亂世，要麼是王朝鼎革之際的社會混亂狀態，要麼是民間武裝造反引發的動亂。

羅貫中為什麼喜歡寫亂世而又善於寫亂世？我想大約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他沒能出仕做官，又有一身才學，便有時間、有能力、有創作欲望著書，從而成為一位職業的通俗小說作家。元代乃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唐、宋那樣通過科舉遴選人才的制度，讀書人在出仕的路不通暢時，自然會想其他的出路，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羅貫中這些元代大作家中，除馬致遠做過一段時間小官而生平清楚地傳世，其他幾位無緣做官，一生只是職業碼字匠，由此造成在世時聲名不顯和作品在後世影響巨大的反差。做編劇或寫暢銷書是他們寄託情懷的方式，也是謀生的手段，他們不得不如此。二是羅貫中本人就生在亂世，目睹了亂世流離，有切身的體會和痛楚，因此其以歷史事件為背景而寫亂世，也可說出於一位偉大作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作為亂世人寫亂世，羅貫中的通俗小說和雜劇當然要以曲折的故事情節和生動的人物形象吸引人，這和官員寫詩賦不求商業價值是大不一樣的。但他這種符合商務邏輯的寫作同樣能表達出作者本人明確的大歷史觀。

以通俗小說為中國人寫痛史

羅貫中的一生都處在亂世之中，他對中國週期性的大浩劫給民眾帶來的痛楚、對生產力和文明的巨大破壞有清晰的認識和切身的體察。他總結出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對中國歷史上治亂迴圈的精確概括。

蒙古人滅宋並建立起疆域十分遼闊的大帝國，但元帝國未能解決外來政權華夏化的瓶頸，安穩的日子不長，很快就陷入了大動亂。元末農民大起義即史稱的“紅巾起義”爆發於至正十一年，而在此之前，為大起義做思想、組織上準備的明教、彌勒教、白蓮教早就在民間流行多年，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義，起義農民5000余人，“背心皆書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規模的起義、暴動已遍及全國，僅京南一帶的起義即達300餘起。

羅貫中就是在這種大動亂的環境中長大，當1351年劉福通為首的紅巾軍在潁州舉起義旗後，徐州的芝麻李、彭大、濠州的郭子興等接連起事；長江流域的彭瑩玉、徐壽輝等人也借用紅巾軍的名號起事。一時間全國各地出現隋末“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煙塵”的景象。紅巾起義幾乎是漢末黃巾起義、隋末瓦崗寨起義的重複或翻版。

此時正值弱冠之年的羅貫中怎麼可能置身度外？他一定在觀察時局，在尋找機會。他的故鄉山東東平及以南的運河兩岸地區，正是起義軍和官軍交戰的重點區域。這或許是羅貫中長期滯留在江南的重要原因。

兵燹所過，往往玉石俱焚，在戰爭中命運最慘的總是普通的老百姓。據葛劍雄主編的六卷本《中國人口史》記載：西漢末年的大亂全國人口從6000萬降到3500萬；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引起的動亂全國人口再從6000萬降到2300萬；隋唐之際的大亂，總人口由6000萬降到2500萬；宋元之際的大亂，宋、金、西夏等組成的中國地區總人口1.45億降到7500萬。而羅貫中親身經歷的元明之際的大亂，全國人口從9000萬降到7160萬。曹操詩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淒慘景象一再出現。

我們今天讀《三國演義》《隋唐志傳》和《水滸傳》，佩服羅貫中把亂世流離之人，悲歡離合之事，征伐殺戮之場面寫的那樣逼真、生動，原因無他，這一切羅貫中或目睹，或耳聞，這樣的亂世就是羅貫中所生活的時代。

為後世塑造忠義人格

在亂世中，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一個人怎麼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問題。羅貫中通過他小說中的人物給出了答案：亂世中生存需要智慧和底線原則，底線原則就是“忠義”至上。諸葛亮是這二者的結合，自《三國演義》問世後，諸葛亮幾乎成為中國社會“智慧”的化身，魯迅甚至說其形象“近妖”；同時諸葛亮又是“忠義”原則的堅守者，自臥龍崗君臣際會後，他對劉備創建的蜀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哪怕君王是昏庸如劉禪那樣的人。《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則成了“義”的代名詞，可以說是這部通俗小說造就了關羽的歷史地位，直至為“武聖”，在民間享受“帝”的超規格待遇。

大亂之中人生存需要智慧容易理解，為什麼羅貫中更強調“忠義”。我以為這是他對中國社會流變精確觀察得出的結論。政權鼎革之際的動亂中，農耕社會相對靜止的生態被強力打破，一個個人被拋到流離之中，已經沒有了父母和家族的庇護，那麼能庇護自己的只能是陌生人結成的團隊。陌生人走到一起結成利益同盟，在那時候能約束團隊的最重要的倫理和規則是“義”。“義”者，合宜也，大夥志同道合在一起，誓言甘苦共嘗，“義”體現了某種契約原則，彼此有對應的權利和責任。所以《三國演義》第一回就寫“桃園三結義”，三位胸懷大志而飄零在亂世中的底層男人，只有通過“義”結合在一起，才能首先保護自己，其次成就一番事業。如此也能理解關、張被害死後，劉備不惜傾一國之力為兩位義弟報仇，他是在“履約”。

“正三綱、謹五常”維持政權合法性

嚴格地說，羅貫中那個時代並沒有政權“合法性”這一現代概念，但庶幾近之有“正統”“正朔”的概念。目睹黎民百姓飽受戰爭之苦的羅貫中，當然痛恨引發戰爭的暴君奸臣和各路擁兵自重的軍閥。他希望建立清明的統治，這種統治要符合儒家的王道概念，施政者要行仁政，社會道德和政治倫理遵循“三綱五常”。社會失序、暴力為王的狀態出現就是因為綱常失紀。

由此，羅貫中在他的通俗小說特別是《三國演義》中表達了“漢賊不兩立”的政治哲學，譴責用霸道而非王道來取得政權。所以《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被塑造成一位一生行詐術、信奉“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奸邪小人，而非統一北方的大英雄。“擁劉貶曹”是羅貫中的歷史觀，這和陳壽的《三國志》正好相反。

清代大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言：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也。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爭天下統也。

這是章氏對前輩史家同情之理解，西晉司馬氏和北宋的趙氏都是採用與曹丕一樣的方式（名義上的禪讓）得天下，如果否定這種方式，那等於間接否定自己所在朝廷的合法性；東晉和南宋衣冠南渡後，中原淪於異族之手，必須強調偏安江南的政權代表著正統。

羅貫中所處的情形是和習鑿齒、朱熹一樣的，他對歷史的解讀也是相似的。顯然他認為統治中國已近一百年的蒙元並不代表正統，只是靠武力威加中國，南方的紅巾軍（劉福通扶持的韓林兒就是以趙宋後裔的名義起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代表的是正統。我以為《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身上傾注著羅貫中的人生理想，作為一位讀書人，羅貫中希望像孔明那樣輔佐仁君、成就事業是十分正常的。諸葛亮作為山東琅琊人（羅貫中的同鄉），有管仲、樂毅之才，卻不去輔佐勢力更強大的曹操，而是隱居在南方，等待當時勢力最弱小的漢室中山王劉靖之後劉備的出現。顯然，這也體現羅貫中的底線原則，賢臣必須輔佐明君，明君必須代表著道統，不能有奶便是娘。

有史料說羅貫中曾短暫地入割據江東一帶的張士誠幕府，但沒有更翔實的史料進一步顯示他和張士誠的關係到底如何，但顯然不可能像諸葛亮遇劉備那樣如魚得水，否則他不會又飄零而去，繼續過著職業碼字匠的生涯。張士誠倒是和劉備有些相似，對待百姓和臣下仁義，卻非雄主，在與朱元璋爭奪江山中落敗；朱元璋先向韓林兒的龍鳳王朝稱臣，實力強大後取而代之，倒像曹氏對待漢室，司馬氏對待曹魏。

現在不清楚羅貫中對最後的勝出者明太祖朱元璋是何種態度，但顯然曾和張士誠有過短時間君臣關係的他，不可能在新王朝再有政治上的前途。他只得繼續行走江湖，如其自號“湖海散人”那般，完成寫作的天命。

對羅貫中而言，他生前毫無政治建樹，只能把所有的才華、抱負和對中國大歷史的見解凝結在那些通俗小說中，這無疑是不幸的。但對後世中國人來說，羅貫中個人不幸民族幸。他留下那些書流傳至今，婦孺皆知，真正成了一代代中國人的人生教科書。這教科書，是對死者枕藉、血流漂杵的大亂世總結而成的，代價也實在是太高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