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多數中國人在混日子 平庸導致遠離幸福
來自：陳晚
徐岱： 著名人文學者，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部主任、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學文藝學與美學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社會思想與文化批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體驗自由》、《藝術的精神》、《藝術新概念：消費時代的人文關懷》等。
“你幸福嗎？”是前段時間由央視走基層欄目引發的熱門話題，答案千奇百怪、笑料連連。近日，浙江大學教授徐岱做了一個與“幸福”相關的講座，他憂心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幸福。他是著名人文學者，有一股“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激情，對“人文”一往情深到忘乎所以。在他看來，幸福需要守住信仰，信仰來自生命對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摘錄
我們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越有人性，越會欣賞、理解藝術
可以貧窮，但一定要擁有並守住信仰
即便在貧窮當中，也要去追求、體會幸福
如何在這個一切都不確定的時代，體會到一種不容置疑的確定性
混日子不是認真的生活，說明他缺乏愛
有位大師講得很好，他說：“在這個時代，歌頌財富之聲，淹沒了其他價值觀。”今天很突出的問題，在我看來，是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庸、人越來越沒有人性。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有興趣的話，去網上查一下，看得你慘不忍睹。
著名漢學家顧彬先生今年來杭州講座，說中國人都在混日子，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說中國的小說基本上缺少愛。我覺得真是了不起，顧彬對中國人瞭解透了。混日子不是說現代的中國人混日子，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不混日子的時候，除了極個別的人。不要以為這是憤青說的話，我們應該坦然地承認，身為中國人，我們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小說當中缺少愛，是因為混日子的人怎麼可能愛呢？混日子不是認真的生活，說明他缺乏對自己的愛，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麼會愛別人呢？怎麼會在他作品當中體現出對世界的關懷呢？顧彬說得完全對。
同情是作為人的起碼倫理底線
關於人性的問題，最著名的一本書是前斯坦福大學教授津巴多的一個研究，叫《路西法效應》，這本書的副標題很吸引人，大意是好人是怎麼變壞的。他得出了一個很樸素的結論去人性化。只要把一個人身上人性的因素慢慢清理乾淨，那他就是惡魔。
哲學史家杜蘭特這樣說過：“信仰不在，希望不在，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症狀。讓我們悲觀的並不是大規模的戰爭，更無關乎近些年來的經濟衰退，不是我們的房子空了，也不是我們的國庫空了，空了的是我們的心靈，我們已經進入精神枯竭和絕望的年代，仿佛回到當初需要基督誕生的時候。”
倫理譜系有高端和低端，高端的倫理是正義感，低端的就是同情心。所以有一句話說：同情讓人成為一個人。同情是一個人作為人的起碼的倫理底線。如果你連同情心都沒有，那就不能成為人。一個人越有人性，他越會欣賞藝術、越會理解藝術、越會離不開藝術。
對文化、對人性的認識，要有一個“三座山”的過程
談談我對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認識。可以用禪宗的著名案例來加以解釋，叫“三座山”，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
我第一次對日本人的態度是非常仇恨的，因為我是50年代生的人，那時候的電影都是地雷戰、地道戰等，感覺日本人都是一些屠夫。但第二眼我對日本人的印象完全顛覆。在東京，有個日本教授跟我打賭，說只要我在大街上找到動不動吵架的人，他請我喝酒。有一個星期，我始終記著這句話，可沒有找到。最後我只好使了一招，瞄準一個男人故意蹭他一下，可這個男人一轉身，一個很深的鞠躬，我不習慣鞠躬，本能地做了一個手勢，他就鞠個沒完。回來以後我覺得很多日本人比我們中國人可愛得多。第三次就回到看山還是山了，當然這個山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山。日本的禮儀好不好？好得沒話說，但它不會浸到內心深處去，完全是表層的，這就是做秀文化的來源。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禮儀越好的民族越要警惕。
對文化、對人性的認識，也要有這麼一個過程，不要以為表面上禮節很好的人就是很有人性的人。
獨夫之罪可修復，平庸之惡不可修復
獨夫有兩種，一種是像史達林、希特勒這樣有權威性人格的人，還有一種隱性的，比如日本天皇裕仁。獨夫之罪觸目驚心，就像地震一樣，會讓很多人遇難。平庸之惡好像不顯山不露水，所以常常被人忽視。
其實，獨夫之罪儘管天崩地裂，但不會影響人類的終極文明。因為上帝在造人的時候，給了人類一種奇妙的機制，就是自我修復能力。所以南京大屠殺之後，南京城現在照樣生機勃勃，沒有因此而永遠留下一堆廢墟。獨夫之罪雖然可怕，但是沒有可怕到無法修復。平庸之惡沒有天崩地裂，沒有觸目驚心，但它不可修復。它甚至會讓你覺得好玩，讓你願意接受它。
平庸的人跟普通人、凡人的區別在哪？人格。平庸之人，他什麼都要，唯一可以不要的就是人格。韋小寶是典型的平庸的人，不重情、不講多少義，他的“義”是隨時可以挪動的。《鹿鼎記》是金庸小說當中最偉大、最了不起的一本書，也是中國小說當中最偉大的書之一。他對中國文化的平庸性揭露得非常徹底。
在平庸人為主導的社會當中，絕對沒有幸福可言
平庸之惡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在平庸人為主導的社會當中，絕對沒有幸福可言。什麼叫幸福？這是一個大事，也是一個很難正面回答的問題，我想用文學的方式來處理它。
法國著名的小說家杜拉斯說過一句名言，“上床45次，不如一次真正的愛情。”45當然是隨便說的一個數，愛情並不是上不上床的問題，重要的是內容不同。真正的愛情裏有幸福感，在沒有愛情的單純上床當中只有享受的快感。真正的愛情就是我們可以永遠彼此擁有，但是我們可以不再相見。
平庸最大的危害就是讓我們今生今世、來生來世遠離幸福感。
我們所要的不是快樂、不是享受，而是看起來跟快樂有點像、但內容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幸福，是孔子所說“回也不改其樂”的樂。顏回“一簞食，不瓢飲，在陋巷”，一般人不堪其憂，但“回也不改其樂”。貧窮不貧窮，有的時候是沒辦法的事，關鍵的是即便在貧窮當中，你也要去追求幸福、體會幸福。
信仰來自生命對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俗人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大家都是俗人，庸人是很可怕的。如果於丹式的東西講多了、易中天“三國就是三夥人打群架”之類的東西在老百姓當中深入人心，中國本來就沒有思想的思想界就變成玩笑界、哈哈界了。中國沒什麼真正的文化人，卻有許多名利之徒、招搖撞騙之徒。
生活中你可以貧窮，可以沒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買不起房子……但有一樣東西你一定要擁有它，一定要守住它，這就是信仰。
信從何來？如果從上帝而來，那這個信毫無意義，你最後就是宗教人。信應該從美感當中來。
這是個解構的時代，解構主義認為一切都不確定，但你不能不信在美中呈現出的讓人刻骨銘心的存在。換句話說，當你情難自禁地被深深的感動，因而默默無語卻淚流滿面的時候，你就會在這個一切都不確定的時代，體會到一種不容置疑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來自生命本身，來自生命對自身的那種祝福和肯定。（匡萍）
中國人缺少什麼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2012-09-27 01:43 | (分類:默認分類)
本文為周國平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一、對百年文化反省的一個反省：什麼逃脫了反省反而成了反省的前提？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從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來的，那篇文章的題目是《德國人缺少什麼》。遺憾的是，尼采講這樣的題目用不著做譬如說德國與東方或者德國與英國之類的比較，他只是把德國的現狀與他心目中的標準做一個比較，然後直截了當說出他的批評意見來。而一個中國人講《中國人缺少什麼》這樣的題目，似乎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一個所謂中西文化比較的題目。事實上，中國人也的確是在西方的衝擊下才開始反省自己的弱點的。我們本來是一個沒有反省習慣的民族，從來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裏。如果不是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挨打，我們到今天也不會想到反省。不過，挨打之後，我們也真著急了，反省得特別用力，以至於以中西比較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說得最多的話題。該說的話好像都說過了，再說就不免老調重彈，所以我從來不參加這類討論。
也許由於我始終與這個話題保持著一個距離，因此，當我現在來面對它的時候，我就獲得了一個與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來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個需要反省的物件呢？我發現情況確實如此。我已經說過，我們是因為挨打而開始反省的，反省是為了尋找挨打的原因，改變挨打的狀態。之所以挨打，明擺著的原因是中國的貧弱，西方國家富強。所以，必須使中國富強起來。於是，富強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為了富強，中國的先進分子便向西方尋求真理。所謂尋求真理，就是尋求西方國家富強的秘訣，尋求使中國富強起來的法寶。這種秘訣和法寶，在洋務派看來是先進的技術和武器，所謂“西洋奇器”和“堅船利炮”，在維新派和革命派看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憲或共和，在新文化運動看來是科學和民主。當然，你可以說認識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發點未變，就是把所要尋求的真理僅僅看做實現國家富強之目標的工具，與此相應，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會妨礙我們富強的弱點上。我不能說這樣的出發點完全不對，不妨說是形勢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這樣的尋求真理和這樣的反省中，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個嚴重弱點不但逃脫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動搖的前提，這個弱點就是重實用價值而輕精神價值。
二、以嚴複為例：用實用眼光向西方尋求真理
我以嚴複為例來說明我的看法。嚴複是一個適當的例子，他是百年來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行者和傑出代表，其影響覆蓋了世紀初整整一代中國知識份子。他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首先認識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憑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學上的根據，應該把這些哲學也引進來。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說，特別是他，亦是用實用眼光去尋求真理的。
大家知道，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嚴複翻譯了八部西方名著。關於他的翻譯，我想提示兩點。第一，他引進的主要是英國的社會哲學，之所以引進，除了他在英國留學這個經歷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有強烈的社會關切，在他看來，斯賓塞的進化論社會哲學是警醒國人起來求富強的合適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譯的方式是意譯和節譯，通過這個方式，他捨棄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內容，更加鮮明地貫徹了求富強這個意圖。
舉一個例子。在他的譯著中，有約翰·穆勒的《論自由》，他譯做《群已權界論》。這部著作的主旨是確定社會對於個人的合法權利的限度，為個人自由辯護。在書中，穆勒反復強調的一個論點是：個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類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類的生活豐富多樣，生氣勃勃。書中有一句話準確表達了他的出發點：“一個人自己規劃其存在的方式總是最好的，不是因為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實上，肯定個人本身就是價值，個人價值的實現本身就是目的，這個論點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無論是洛克、約翰。穆勒以及嚴複最信服的斯賓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義，還是以羅爾斯、哈耶克為代表的當代自由主義，都是把個人自由看做獨立的善。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一原則就是自由優先，他認為較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不能構成接受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還強調，自尊即個人對自己價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則反復闡明，個人自由是原始意義上的自由，不能用諸如政治自由、內在自由、作為能力的自由等具體的自由權利來混淆它的含義。
可是，在嚴複的譯著裏，這個核心不見了。在他所轉述的英國自由主義理論（見約翰·穆勒《群已權界論》和斯賓塞《群學肆言》）中，個人自由成了一種手段，其價值權權在於，通過個人能力的自由發展和競爭，可以使進化過程得以實現，從而導致國家富強。
與德國哲學相比，英國哲學本來就偏于功利性，而嚴複在引進的時候，又把本來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結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僅僅當做求富強的工具，而不同時和首先也當做目的本身，這種情況的發生就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樣一來，一方面，必定會對人家理論中與求富強的目的無關的那種內容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即使看見了，也會硬把它們塞進求富強這個套路中去。
這個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說明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傾向。究其原因，只能從我們重實用的文化傳統和國民性中去找。由於重實用，所以一接觸西方哲學，就急於從裏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論弄清楚。中國人是很少有純粹的理論興趣的，對於任何理論，都是看它能否儘快派上用場而決定取捨。在世紀初的這班人裏，嚴複算是好的，他畢竟讀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輩基本上是道聼塗説（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後信口開河（將聽來的個別詞句隨意發揮，與佛學、中國哲學、西方其他哲學片斷熔於一爐），為我所用。也由於重實用，所以對於西方哲學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學和精神關切的內容，就讀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般沒有精神價值的地位。無論什麼精神價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識、科學、宗教、真、善、美、愛情等等，非要找出它們的實用價值，非要把它們歸結為實用價值不可，否則就不承認它們是價值。
我不否認，中國有一些思想家對於人的精神問題也相當重視，例如嚴複提出要增進“民德”，梁啟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魯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籲要改造“國民性”。但是，第一，在他們那裏，個人不是被看做個人，而是被看做“國民”，個人精神素質之受到重視只因為它是造成民族和國家素質的材料。第二，他們對於精神層面的重視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關注道德的出發點仍是社會的改造。因此，在我看來，其基本思路仍不脫社會功利，個人精神的獨立價值始終落在視野外面。
三、王國維：重視精神價值的一個例外
那麼，有沒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說幾乎是惟一的一個例外。正因為此，他不是一個幸運的例外，而是一個不幸的例外，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外，而是一個失敗的例外。在世紀初的學者中，只有這一個人為精神本身的神聖和獨立價值辯護，並立足於此而尖銳地批評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精神的實用品格。但是，在當時舉國求富強的呐喊聲中，他的聲音被完全淹沒了。
我想從一件與北大多少有點關係的往事說起。兩年前，北大熱鬧非凡地慶祝了它的百年大典。當時，純種的北大人或者與北大沾親帶故的不純種的北大人紛紛著書立說，登臺演講，慷慨陳詞，為北大傳統正名。一時間，蔡元培、梁啟超、胡適、李大釗、蔣夢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貫耳，人們從他們身上發現了正宗的北大傳統．可是，北大歷史上的這件在我看來也很重要的往事卻好像沒有人提起，我相信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歷史從１８９８年京師大學堂成立算起。１９０３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張之洞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這個章程就成了辦學的指導方針。章程剛出臺，就有一個小人物對它提出了尖銳的挑戰。這個小人物名叫王國維，現在我們倒是把他封做了國學大師，但那時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雜誌的一個青年編輯，而且搞的不是國學，而是德國哲學。當時，他在自己編輯的這份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張之洞擬定的章程雖然大致取法日本，卻惟獨于大學文科中削除了哲學一科。青年王國維旗幟鮮明地主張，大學文科必須設立哲學專科和哲學公共課。他所說的哲學是指西方哲學，在他看來，西方哲學才是純粹的哲學，而中國最缺少，因此最需要從西方引進的正是純粹的哲學。
王國維是通過鑽研德國哲學獲得關於純粹的哲學的概念的。在本世紀初，整個中國思想界都勢中于嚴複引進的英國哲學，惟有他一人醉心於德國哲學。英國哲學重功利、重經驗知識，德國哲學重思辯、重形而上學，這裏面已顯示了他們與眾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對德國哲學經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得、叔本華的主要著作都讀了。《純粹理性批判》那麼難懂的書，他花幾年的時間讀了四遍，終於讀懂了。在我看來，他研究德國哲學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個枝節問題上，諸如把叔本華美學思想應用於《紅樓夢》研究之類，許多評論者把眼光集中於此，實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過對德國哲學的研究，他真正進入了西方哲學的問題之思路，領悟了原本意義上的哲學即他所說的純粹的哲學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王國維所認為的純粹的哲學是什麼樣子的呢？簡單地說，哲學就是形而上學，即對宇宙人生做出解釋，以解除我們靈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學的這個性質得出了兩個極重要的推論。其一，既然哲學尋求的是“天下萬世之真理，非一時之真理”，那麼，它的價值必定是非實用的，不可能符合“當世之用”。但這不說明它沒有價值，相反，它具有最神聖、最尊貴的精神價值。”無用之用“勝於有用之用，精神價值遠高於實用價值，因為它滿足的是人的靈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遠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堅持哲學的獨立品格便是哲學家的天職，決不可把哲學當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廣之，一切學術都如此，唯以求真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學術之發達“。
用這個標準衡量，中國沒有純粹的哲學，只有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從孔孟起，到漢之賈、董，宋之張、程、朱、陸、明之羅、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當而沒有當成的人。不但哲學家如此，詩人也如此。所謂”詩外沿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無足觀”，是中國人的金科玉律。中國出不了大哲學家、大詩人，原因就在這裏。
尤使王國維感到憤恨的是，當時的新學主流派不但不通過引進西方的精神文明來扭轉中國文化的實用傳統，反而把引進西學也當成了實現政治目的或實利目的工具，使得中國在這方面發生改變的轉機也喪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們混混然輸入泰西的物質文明，而實際上，中國在精神文明上與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國無純粹的哲學，無固有之宗教，無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的大文學家，如希臘之荷馬、英之莎士比亞、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設無比困難：“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養起來又難，現在只顧引進西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憂了。
四、中西比較：對精神價值的態度
這麼看來，對於“中國人缺少什麼”這個問題，在本世紀初已經有兩種相反的答案。一種是王國維的答案，認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種是除王國維以外幾乎所有人的答案，認為最缺的是物質文明，即富強，以及為實現富強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於精神文明，他們或者還來不及去想，或者乾脆認為中國已經充分具備。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個共同結論，說西方是物質文明發達，中國是精神文明發達，甚至是全世界最發達。直到今天，還有人宣佈，中國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並且承擔著拯救世界的偉大命命，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世紀云云。
當然，在這兩種不同答案中，對於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國維看來，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對精神價值的尊敬，承認精神有物質不可比擬的神聖價值和不可用物質尺度來徇的獨立價值，一個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體現為它在哲學、文學、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說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學說，其成就體現為社會的穩定。
你們一定已經想到，我是選面王國維的答案的。在我看來，中國人缺少對精神價值的尊敬，從而也缺少對守護和創造了精神價值的人的尊敬，這是明顯的事實。我暫時先提一下這方面最直觀的一個方面。在歐洲國家，任何一個城鎮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經有某某著名的哲學家、藝術家、學者在那裏生活過，或者居住過一些日子，他們必會精心保存其故居，掛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時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這個僅幾萬人口的小城，這樣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數十處。在巴黎先賢祠正廳裏只安放了兩座精美的墓，分別葬著伏爾泰和盧梭。如果不算建祠時葬在這裏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些政治家和軍人，進入先賢祠的必是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總統之類是沒有資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幾處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麼人有資格進入八寶山的主體部分，我們就可知道其間的差別了。
五、從頭腦方面看中國人缺少精神性
說我們不重視精神本身的價值，這是一個婉轉的說法。換一個直截了當的說法，我要說中國人、中國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說精神性相當弱。所謂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兩個層次。理性屬於頭腦，超越性屬於靈魂。所以，精神性之強弱，可以從頭腦和靈魂兩個層次來看。
精神性的一個層次是理性。通俗地說，有理性即有自己的頭腦。所謂有自己的頭腦，就是在知識的問題上認真，一種道德是否真理，一種認識是否真知，一定要追問其根據。從總體上看，西方人在知識的根據問題上非常認真，而我們則比較馬虎。
熟悉西方哲學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學家們極關注知識的可靠性問題，尤其是近代以來，這方面的討論成了西方哲學的主題。如果要對人類知識的根據追根究底，就會發現其可靠性面臨著兩大難題：第一，如果說與物件符合的認識才是真知，可是物件本身又永遠不能在我們意識中出現，一旦出現就成了我們的認識，那麼，我們如何可能將二者比較而判斷其是否符合？第二，我們承認經驗是知識的惟一來源，同時我們又相信在人類的知識中有一種必然的普遍的知識，它們不可能來自有限的經驗，那麼，它們從何而來？康得以來的許多西方哲學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決這兩個難題，就是想把人類的知識建立在一個完全可靠的基礎上，否則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國的哲學家對這類問題不甚關心，在中國哲學史上，從總體上懷疑知識之可靠性的只有莊子，但基本上沒能後繼者。知識論是中國傳統哲學最薄弱的環節之一，即使討論也偏於知行關係問題。宋明時期算是最重視知識論的，可是所討論的知識也偏于道德認識，即所謂“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陸王的盡心窮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徑。
在哲學之外的情況也是這樣。在西方，具有純粹的思想興趣、學術興趣、科學研究興趣的人比較多，他們在從事研究時只以真知為目的而不問效用，正是在他們中產生了大思想家、大學者、大科學家。中國人則少這樣的人。以效用為目的研究是很難深入下去的，一旦覺得夠用，就會停下來。同時，惟有層層深入地追問根據，才能使理論思維趨於嚴密，而由於中國人不喜追根究底，滿足模棱兩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論思維不發達。此外，本來意義上的熱愛真理也源於知識問題上的認真，因為認真，所以對於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須堅持，不肯向任何外來的壓力（政府，教會，學術權威，輿論，時尚）屈服。中國曾經有過許多為某種社會理想獻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蘇格拉底這樣為一個人生真理的哲學烈士，或像布魯諾這樣為一個宇宙真理牲的科學烈士。
六、從靈魂方面看中國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個層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說，有超越性即有自已的靈魂。所謂有自己的靈魂，就是在人生的問題上認真，人為何活著，怎樣的活法為好，一定要追問其根據，自己來為自己的生命尋求一種意義，自己來確定在世間安身亡命的原則和方式，決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塗地度過。而一個人如果對人生的根據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會而臨諸如死亡與不朽、世俗與神聖之類根本性的問題，會要求以某種方式超越有限的肉體生命而達于更高的精神存在。從總體上看，我們在生命的根據問題上是遠不如西方人認真。
有人說，人生哲學是中國哲學的最大成就，中國哲學在這個方面非常豐富和深刻，為世界之最。從比重看，人生哲學的確是中國哲學的主體部分，而在西方哲學中則好像沒有這麼重要的地位。若論人生思考的豐富和深刻，我仍覺得中國不及西方。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活？或者說，活著有什麼根據，什麼意思？這是一個人面對宇宙大全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追問的是生命的終極根據和意義。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靈魂哲學，是宗教。中國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怎麼活？或者說，怎樣處世做人，應當用什麼態度與別人相處？這是一個人面對他人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尋求的是妥善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所以，中國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道德哲學，是倫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我推測，很可能是因為對死抱著不同的態度。對於西方人來說，死是一個頭等重要的人生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死使人生一切價值面臨毀滅的威脅，不解決這個問題，人生其餘問題便無從討論起。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把哲學看做預習死的一種活動。自古希臘開始，西方哲學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學傳統，即致力於尋求和建構某種絕對的精神性的宇宙本體，潛在的動機就是為了使這上靈魂達于某種意義上的不死。至於在基督教那裏，所謂上帝無非是靈魂不死的保證罷了。中國人卻往往回避死的問題，認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討論，討論也沒有用處。在這個問題上，哲學家的態度和老百姓一樣樸素，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莊子“以死生為一條”，抱的也是回避的態度。從死不可避免來說，對死的思考的確沒有用處，但不等於沒有意義，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義。事實上，對死的思考不但不關閉，反而敝開了人生思考，把它從人生內部事務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為生命尋找一種高於生命本身的根據和意義。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內部事務的安排了。中國之缺少形而上學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學中的宇宙論遠不具備形而上學的品格，僅是其道德學說的延伸，然後又回過頭來用做道德學說的論證。所謂“天人合一”，無非是說支配著宇宙和人倫的同一種道德秩序罷了。
由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中國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當一個人的靈魂在茫茫宇宙中發現自己孤獨無助、沒有根據之時，便會在絕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喚，渴望世界有一種精神本質並且與之建立牢固的聯繫。這就是本來意義的宗教感情，在聖奧古斯丁、巴斯卡爾、克爾凱郭爾、托爾斯泰身上可以看見其典型的表現。我們對這樣的感情是陌生的。我們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靈魂生活，很少為純粹精神性的問題而不安和痛苦，很少執著于乃至獻身于某種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們中很難產生精神聖徒，我們的理想人格是能夠恰當處理人際關係的君子。也因此，我們缺少各種各樣的人生試驗者和精神探險家，我們在精神上容易安於現狀，我們的人生模式容易趨於雷同。
總起來說，我們缺少頭腦的認真和靈魂的認真，或者說，缺少廣義的科學精神和廣義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點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們在其他方面的缺點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為什麼我們不把個人自由本身看做價值和目的，而僅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人不覺得有必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思想自由地他就確實不重要；如果他不覺得有必要讓自己的靈魂來給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對他就確實不重要。關於這一點，梁淑溟說得很傳神：中國人“對於西方人的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這個做什麼，一種是吃驚得很，以為這豈不亂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來看中國人這般的不想要權利，這般的不把自由當回事，也大詫怪的”。因為他們一定會覺得，一個人如果在對世界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態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哈耶克確實告訴我們：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人人生而不同，每個人的獨特性是每個人的生命的獨特意義之所在；而強制之所以可惡，正是因為它把人看成了沒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靈魂的東西。奇怪的是，在當前的哈耶克熱中，人們對他的這種價值立場很少關注，往往把他的理論歸結成了經濟自由主義。
又例如，梁啟超曾經提出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中國人在精神的層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對社會的責任心。在我看來，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國人缺少真正的靈魂生活和廣義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沒有敬畏之心，沒有絕對命令意義上的自律。我們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聖，即某種決不可侵犯的東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喪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義。靈魂的嚴肅和豐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個對自己生命的意義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對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對社會有真正的責任心的。
我想再對中國知識份子問題說幾句話。我常常聽說，中國知識份子的弱點是缺乏社會承擔和獨立品格。據我看，表面上的社會承擔並不缺，真正缺的是獨立品格，而之所以沒有獨立品格，正是因為表面上的社會承擔太多了，內在的精神關切太少了。我並不反對適應分子有社會責任心，但這種責任心若沒有精神關切為底蘊，就只能是一種功利心。我們不妨把中國知識份子與俄國知識份子做一個比較。俄國知識份子在社會承擔方面決不亞於我們，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們同是又極關注靈魂問題，這使得他們能夠真正作為思想家來面對社會問題。只要想一想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們就會同意我的說法。一個人自己的靈魂不曾有過深刻的經歷，則任何外部的經歷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來。譬如說，中國知識份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難也許不亞于俄國知識份子在沙皇專制下或史達林專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們沒有寫出一部以“文革”為題材的優秀作品，哪怕能夠勉強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這恐怕不是偶然吧。
八，原因和出路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應該說，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頭腦，都有理性的認識能力。人是形而上學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靈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義。這本來都屬於共同的人性。事實上，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有人對於知識的根據問題和人生的根據問題持認真態度，而特別認真的也都是少數。那麼，為什麼在西方，人性中這些因素會進入民族性之核心，並成為一種文化傳統，而在中國卻不能？我承認，對這個問題，我尚未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必是複雜的。不管怎樣，作為綜合的結果，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了其實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後，這種文化便具有了一種淘汰機制，其發生作用的方式是：對實用性予以鼓勵，納入主流和傳統之中，對精神性則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為主流和傳統之外的孤立現象。
王國維的遭遇便是一個典型例證。在他的個性中，有兩點鮮明的特質。一是靈魂的認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義問題並產生了困惑。二是頭腦的認真，凡事不肯苟且馬虎，必欲尋得可靠的根據。這兩點特質結合起來，為靈魂的問題尋求理性的答案的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個具備哲學素質的人。因此，他與德國哲學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對哲學的這種具有強烈精神性的關注和研究在當時幾乎無人理睬，與嚴複的實用性的譯介之家喻戶曉成鮮明對照。他後來徹底鑽進故紙堆，從此閉口不談西方哲學乃至一切哲學，我認為應該從這裏來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們應能感覺到一種難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說，淘汰機制的作用迫使他從較強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較弱的精神性上來。
這裏有一個惡性循環：精神性越被淘汰，實用品格就越牢固；實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來，怕被淘汰就是一種實用的計算。如果你真的有純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應該堅持。我希望中國有更多立志從事純哲學、純文學、純藝術、純學術的人，即以精神價值為目的本身的人。由於我們缺乏這方面的整體素質和傳統資源，肯定在很長時間裏不能取得偉大成就，出不了海德爾、卡夫卡、畢卡索，這沒有關係。而且，如果你是為了成為海德格爾、卡夫卡、畢卡索才去從事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價值當做目的而是當做手段了，你的確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實用價值的事。我相信，堅持純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許在幾代人之後，我們民族的精神素質會有所改觀，也許那時候我們中會產生出世界級的大哲學家和大詩人了。
中國人說話的聲音為什麼特別大？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2012-09-27 01:50 | (分類:默認分類)
去過歐美日等國家的中國人回國後，經常回饋回來一個資訊：在外國，在公共場合裏，我們中國人講話的聲音特別大而刺耳，而這種現象與在西方經常表現出非常安靜的公共場合，形成了很顯明的對照。在自己的國家裏的公共場合雖然講話的聲音也很大，非常嘈雜刺耳，但是國人怕是早已習以為常了，所以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去了外國，這種特點才似乎被放置在一個差異非常大的背景上，被特別地凸顯出來了。
但是一個問題，也就特別需要解答：為什麼偏偏是我們中國人在公共場合裏講話的聲音大得刺耳呢？是我們中國人的耳朵的功能不全嗎？聽力弱嗎？顯然不是。我們並不要那麼大的聲音才聽得清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喜歡這樣大的聲音。民族的習慣後面，其實是有原因的。但是，這個原因究竟是什麼，長期以來卻是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讀完了美國大教育家杜威先生的《我們怎樣思維》(杜威著，姜文閔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才恍然大悟。
杜威說，一個民族，如果其科學理性思維缺乏的時候，就只有靠經驗思維來判斷了。而常常靠經驗思維的民族，也就是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除了“只會一味引證古老的定律或一大堆混雜的沒有經仔細審查的事實，而把探索和懷疑置諸腦後”外，就只會“不可避免地誇大過去的影響”了(162頁)，也就是說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總有一種十分頑固的迷古情緒是毫無疑問的了。但是，這還不夠，杜威還說：“一般經驗大體上受到各種偶發事件的直接力量和強度的控制。凡是強烈的光亮，突然發生的事情，巨大的響聲，都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並得到顯著的評價。凡是暗淡的、微弱的和連續發生的事物則被人們忽視，或被認為是無關緊要。”(166頁)，而對於具有科學思維的民族來說卻剛好相反：“思維要求這種直接即時的刺激服從于長遠的要求。微弱、細小的事物可能比強烈和龐大的事物更重要。”(166頁)中國人說話聲音，尤其在公共場合講話的聲音特別大，應該在杜威的這段論述裏可以找到答案。
因為在一個不懂科學邏輯理性的民族，如果要得到人們的認同與好評，特別是要引人注目，大聲叫喊就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聽話的人，不會從你的話語裏找到邏輯的力量與科學的理性之光，他們只會注意一個人或者一個事物的外表特徵。只會注意這個東西的發出的聲音有多麼洪亮與滔滔不絕，有沒有排山倒海之氣。而很少有人能夠認真分析一下這些話是有沒有道理，是不是經得起推敲的，是不是真的。這就迫使人們在講話時，要特別地提高嗓門，以引起人們的關注。而在一個有著發達理性的民族，說話常常是輕言細語的，即使是總統面對全國人民發表公開演講，也是輕言細語的。因為他相信，他的話語的力量不在於聲音的大小與語氣的氣勢磅礴，而在於理念的先進鐵的事實與強大的邏輯力量表現出來的說服力。他們的話語的力量是內在的，是蘊含其中的。但是，我們卻常常要靠了氣勢洶洶或者氣勢磅礴，以排山倒海之勢，才可以取得人們的好評，得到人們的認同。他們不是靠了理性的力量與邏輯論證來說服人，而是靠了情緒的渲染，富有激情的煽情及過於誇張的表演來博得聽眾的喝彩。這裏面的道理，你只要看看農村裏的潑婦駡街的本事，就知道了。她們從來不會比講道理，而是比聲音洪大，比語氣激烈，比罵出話語的頻率與罵人的狠毒。誰在這些方面贏了，誰就是最後的贏家。呵呵，有意思。中國人致勝的法寶。
據說，當年英國人到全世界去開發殖民地。當一向受過紳士教育，有著紳士風度的英國殖民者們來到一片片荒蠻之地，面對那些沒有開化的土著居民的時候，也被迫放棄了紳士風度式的講話方式，而改成了野蠻粗野的，聲音洪亮刺耳的講話方式。因為，在這裏有邏輯和理性的輕言細語根本派不上用場，只有大聲地吼叫，聲嘶力竭地吆喝才能夠讓那些土著居民服從甚至崇拜。英國人塞爾本勳爵在1924年的演說詞就是靠嗓音大而成功的典型：“對於清晰思維之光榮的無能是我們民族的突出標誌之一。它是我們的諸多巨大困難的原因，可也是我們的某些成功的秘訣。如果你們說黑人一旦接觸白人，他的教育就開始了，只要你們說得足夠頻繁、足夠響亮、足夠清楚，那些瞧不起你們的傳教事業的人終究會瞭解的。”（［英］L.S.斯泰賓.有效思維［M］.呂叔湘,李廣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
想起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們，常常不也是靠了這樣的辦法贏得大家的尊敬與愛戴嗎？他們常常靠排山倒海、氣勢磅礴、聲若洪鐘贏得聽眾。在一個未開化或者半開化的民族，講科學思維，用科學的道理來說服大家，無疑有點對牛彈琴的味道。對於一頭牛，其龐大的軀體與鋒利的角，面對一個只有五、六歲的小孩子卻毫無用處。因為小孩子只要不停地對它大聲地吆喝，用力地鞭打，然後再喂它一把青草，它就對你感激涕零，服服帖帖了。
這也是一個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的悲哀。杜威向我們提倡的科學思維的重要性的意義或許就在這裏吧。沒有這樣的科學思維，民主的社會離我們還遠著呢。
文明大陸
2012-11-22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3| 評論數: 0 |原作者: 羅艾妮／北京大學交換生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文明大陸，而非大陸文明，大陸有什麼古文明大家都知道，但我們更想知道到處都是「做一個文明人」標語的大陸，是否真的有實踐。身為一個學習社會科學的交換學生，我們深入大陸最基層，搭大眾運輸工具，包括幾10個小時的硬座火車、住在農村和當地人一起生活，我們發現四處的標語很諷刺地標明了人民做不到的事。
「請自覺排隊」，來過大陸的人應該都看過，任何需要排隊等候的地方都有這斗大的5個字。我這次剛到北京時，學校帶我們去參觀奧運公園，那裡的女廁大排長龍，也有自覺排隊的標語，但依然有人要插隊。「大嬸，排隊好嗎？沒看到有很多人在等嗎？」我出聲制止，得到同行友人的大拇指。其實只要有人說，他們大部分會怯生生地退後，只是時常大家都摸摸鼻子認虧而不去指證他人的錯誤，不知道該說是中國人有禮，還是膽子小。
不過對於插隊，大陸人可能還會有第二種回應：「不然我讓你先走！」上次在青島的公交樞紐站就遇到了這種情形，但他們擺明沒有搞清楚我的意思，不插我的隊也不代表可以插別人的隊，這時候後頭的人就一齊助陣，要他往後排。
這讓我想到幾年前上海世博會的時候，處處都是插隊的情形，還會有人跟你理直氣壯地說「又沒什麼關係！」而大部分的人都不制止，但只要有一個人出聲，大家就會開始聲援，這時候欺善怕惡的他們就會默默地後退了。
其他像是「不隨地大小便」、「不隨地吐痰」、「車上禁菸」等等標語也都是裝飾用居多，我跟朋友都戲稱大陸人很喜歡把做不到的事情寫成斗大標語貼給大家知道。
若想觀察這個情形，火車上最多，上回搭火車，車上的人可是把3個禁止標語通通違反了。甚至有爸爸帶著小孩在垃圾桶上小解，而穿著開檔褲的小孩小便在他人鞋子裡，禁菸的車廂竟然還販售菸，吐痰則是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輕易見到。我們的外國朋友雖然喜歡大陸，卻也表示大陸的地板真的很髒，人民的文化水平真的該加強。
中華文化在海外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2012-11-21 18:45 | (分類:默認分類)
2012年5月24日，傳來“美國要求孔子學院中國教師限期離境”的消息，彼時，本刊記者正在泰國曼谷採訪多元文化高峰論壇，論壇參加者是來自世界各國的文化、宗教界人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Katalin Bogyay亦在參會者之列。
一天前，Katalin Bogyay還在大會發言中強調：“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信仰都有不同，必須互相尊重，才能更和睦相處。”來自澳洲的淨宗學院院長徐業鴻教授，則在發言中引用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的一句話，“解決21世紀的社會問題，需要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
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境遇到底怎樣?這成為採訪的重心。
當北極熊遇到獵犬
當一隻北極熊遇到一條獵犬，會發生什麼故事?我們看到一張圖片，圖片上獵犬用前肢摟著北極熊的脖子。
“任何物種都有善意的種子，不僅是人類。他們不是生來就衝突，他們也會分享友誼，和睦相處。我的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印度人，祖母是天主教徒，我自己是伊斯蘭教徒，現在為中國的佛學教育部門工作，我真的很開心。”當漢尼夫在大會發言中，展示那張照片，並說出這句話時，聽眾席響起一片掌聲。
漢尼夫，是澳洲淨宗學院多元文化部的負責人。淨宗學院成立於2002年，創辦者是來自臺灣的徐業鴻教授，學院坐落在澳洲昆士蘭省的圖文巴，旨在弘揚孔孟之學與大乘佛法。
到圖文巴之前，漢尼夫是新加坡政府的公務員，主要工作是協調各宗教之間關係，化解衝突。2009年，漢尼夫受淨宗學院之邀，辭去新加坡的工作，到圖文巴開展新的多元文化交流與協作。
圖文巴是一個別具特色的城市，居民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常住人口雖然只有十多萬人，卻有八十多個民族，一百多種語言，他們有著不同的血統與文化、不同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
漢尼夫至今記得第一次去圖文巴的印象：生活在那裏的人很閉塞，只有你先伸出手，對方才會跟你握手，他們不會主動跟別人交流。
在圖文巴工作兩年多的漢尼夫收穫頗豐。他告訴記者，他所在的部門，每週六都舉行“溫馨晚宴”，當地不同種族、文化、宗教的人士，都可以自願來參加。他們的溫馨晚宴吸引了很多以前不善交際的本地人。
今年3月的第二周，漢尼夫在週二的時候臨時決定，當周週六的溫馨晚宴要編排一場文藝演出，為此漢尼夫打電話給當地的居民。在當地，如果有人很倉促地發出邀請，對方一般都會說，“沒有時間”。但是，漢尼夫卻沒有遭到拒絕。那個週六的晚上，節目豐富多彩，有土著歌舞，也有年輕女士們的合唱團，以往只有一百人左右的溫馨晚宴，當晚來了大約400人。
漢尼夫還告訴記者，就在兩周前，有一位當地警署的高級官員也主動來參加晚宴，他還帶來了一個蛋糕，分給大家吃。令漢尼夫都感到意外的是，蛋糕是那個警官親手製作的!
我沒有笑話他
5月25日，會議結束的當晚，宋寶蘭女士作為參會者，承擔了一些主辦方志願者的工作，忙前忙後，大約到了晚上九點的時候，等賓客散盡，她才坐下來吃飯。
她是華裔馬來西亞人，上世紀30年代，她的父輩為了避開中國的戰亂，到南洋謀生，來到馬來西亞，本希望掙到錢後可以回家，但是之後的戰亂加上政治運動，讓他們再也沒有回到家鄉，只好留在了馬來西亞。
宋寶蘭是第二代移民，她在馬來西亞出生，但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已過中年的她短髮齊耳，穿一套深色制服，態度幹練又溫和。她現為馬來西亞的中華文化教育中心專職教師。
中華文化教育中心是2009年在馬來西亞政府註冊的教育機構，主要面對小學生，在學校之外，教授倫理道德補習課。對此課程感興趣的家長，會帶著孩子前來，每星期一次課，每次一個半小時。
宋寶蘭教課的課本是《弟子規》。《弟子規》是中國古代教育孩子的啟蒙課本，其內容採用《論語》學而篇第六條的文義，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編纂而成。正如它的總敘中所說：“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弟子規》列述了在家、出外、待人、接物與學習上應該恪守的行為規範。宋寶蘭告訴記者，教育中心選擇《弟子規》作為教材，為了薰陶孩子，化解衝突，培養他們與別人團結合作的能力。
教育中心在課下，讓家長把觀察到的學生的言行記錄下來，然後與中心的教師溝通。家長們會帶來各種各樣的資訊，通常是瑣碎的事情，但給了教育中心老師們很大的鼓勵。
有一位家長告訴宋寶蘭，當她的孩子經過他以前經常去玩的一家網吧門口時，低下頭，走過去，然後跟媽媽說，“鬥鬧場，絕勿近”。還有的家長告訴宋寶蘭，他的孩子在學校拿著一支已經用得很短的鉛筆寫字時，其他同學笑話他，“你家裏這麼窮，連鉛筆也買不起。”他的孩子說道：“要節儉。不浪費。”
宋寶蘭告訴記者，馬來西亞是個寬容的地方，作為移民，他們保留了自己中文的名字和語言，雖然她沒有系統地學習過中國傳統文化，但是中華文明的根在家庭教育中傳承了下來。
“我父親是客家人，他從小教育我們‘寧可人負我，切勿我負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年輕人要有骨氣，不能有傲氣，要自強不息。’我的父親雖然文化不深，也很少說話，但他說的都是傳統文化。”
在到教育中心做教師之前，宋寶蘭在馬來西亞的一家廣播電臺做播音員，為了來這裏，她辭掉了播音員的工作。
“馬來西亞本地人為棕色人種，中國人的眼睛和皮膚跟他們都不一樣。以前，講到自己是中國人很沒有自信，因為會被認為吵鬧、沒有禮貌、落後，所以，華裔都很想學英語。但是，即使學了英語，染頭髮，甚至戴有顏色的隱形眼鏡，在別人眼裏，我們永遠都是黃皮膚的華人。沒有自己的文化，自己就沒有根，會被人看不起。”宋寶蘭說。
“但當我們越瞭解中國傳統文化，越有自信，因為老祖宗原來有如此燦爛的文化，在國外的年輕人學漢語，學習中華傳統文化，將來肯定有出路。”宋寶蘭說。
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教國家，馬來西亞本地人一出生，自然而然就成為伊斯蘭教徒。在這樣的一個國家，教授中華傳統文化，會不會受到抵制呢?
“當然不會。”宋寶蘭回答說，“《弟子規》中所講的道理，不是中國人獨有的，它是所有文化和民族的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其實，《可蘭經》和《聖經》中都有類似的內容，只是比較零散，比如，伊斯蘭教教導信徒不能對父母大喊大叫，在父母面前走過要低頭彎腰，而《弟子規》把它濃縮在很短的篇幅中，把做人的抽象道理，具體為家庭中的儀軌。”
在馬來西亞，華僑占總人口的25％左右，中華文化教育中心從2009年建立至今，已經培訓過四五百學生，其中大部分是華裔學生。當教育中心用英文上課的時候，也會有馬來西亞的孩子來聽課。
有一位學生家長還告訴宋寶蘭：她九歲的兒子，從學校回到家裏，對她說：“我們班有一個同學成績考得不好，所有同學都笑他笨，但是，媽媽，我沒有。”
新華網：習近平號召學習《弟子規》
十八大結束了，也是新起點的開始，淨空法師提倡的學習《弟子規》在原來基礎上將會普及全民，很歡喜。難得的是，新一任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號召學習《弟子規》，這實在是提高國民素質，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立足未來高瞻遠矚的大智慧眼光。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人，清廉和腐敗也取決於人心，《弟子規》正是規範人心，建立倫理道德的好書。
習近平號召學習《弟子規》如下：
習近平同志談到：“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各級領導幹部應該讀讀《弟子規》。《弟子規》1080個字，本是童蒙養正寶典，看似一本不顯眼的小書，實際上裏面蘊含著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大智慧。”
蔡禮旭老師細講《弟子規》
2005字幕版共41集（強烈推薦，非常受益）http://www.jzfjw.cn/move/VodHtml/a/159.html
弟子規》總敘中說：“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這裏面有七個科目，即孝，悌，謹，信，愛眾，親仁，學文，前六項屬於德育修養，後一項，即學文，屬於智育修養。《弟子規》彙集了中國至聖先賢的大智慧。《弟子規》首先教育我們孝順父母，恭敬兄長，繼而教育我們把對父兄的孝敬擴大到社會，“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進而教育我們泛愛眾，“凡是人，皆須愛”，通篇講的是愛心。父母對子女傾注了無私的愛，子女應該以無私的愛回報父母。這是天經地義的。人民群眾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把對父母的愛擴大到對人民的愛，必然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一個不忍心損傷自己父母利益的人，怎麼能夠損傷人民的利益呢？只要把這些道理弄清楚了，並且能夠付諸行動，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十年“文革”浩劫中，作為孔孟思想的重要內容，《弟子規》遭到無理批判。今天《弟子規》又同國人見面了，實在是好事，國人之福。
原文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0/content_11737697.htm
領導幹部不妨讀讀《弟子規》
2009年07月20日 10:25:17 來源：北京日報
近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提出：“領導幹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這傳達了一個重要資訊，就是，我們黨要通過新的讀書活動，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好又快地向前發展。
開展讀書活動，讀什麼書至關重要。習近平同志提出領導幹部要讀的好書有三個方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做好領導工作必需的各種知識書籍、古今中外優秀傳統文化書籍。
我認為，當前各級領導幹部最需要讀的是古今中外特別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書籍。習近平同志特別談到：“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各級領導幹部應該讀讀《弟子規》。《弟子規》1080個字，本是童蒙養正寶典，看似一本不顯眼的小書，實際上裏面蘊含著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大智慧。
《弟子規》總敘中說：“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這裏面有七個科目，即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學文，前六項屬於德育修養，後一項，即學文，屬於智育修養。《弟子規》彙集了中國至聖先賢的大智慧。《弟子規》首先教育我們孝順父母、恭敬兄長，繼而教育我們把對父兄的孝敬擴大到社會，“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進而教育我們泛愛眾，“凡是人，皆須愛”，通篇講的是愛心。父母對子女傾注了無私的愛，子女應該以無私的愛回報父母。這是天經地義的。人民群眾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把對父母的愛擴大到對人民的愛，必然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一個不忍心損傷自己父母利益的人，怎麼能夠損傷人民的利益呢？只要把這些道理弄清楚了，並且能夠付諸行動，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總之，學好《弟子規》，對於“知廉恥、明是非、懂榮辱、辨善惡，培養健全的道德品質”，具有重要意義。十年“文革”浩劫中，作為孔孟思想的重要內容，《弟子規》遭到無理批判。今天我們應該重新談談《弟子規》的積極一面了。(作者任登第為中央黨校教授)
共軍軍官拒升遷 退伍教國學經典
來源: 郝曉聞的日誌 2012-12-24 16:07 | (分類:默認分類)
中華傳統文化近年在大陸已變顯學，北京有對解放軍軍事院校退役的夫婦，放棄升遷機會， 義務傳授國學經典，讓家長和子女感受傳統文化的美德，學到尊重他人、惕勵自己。
家住北五環的安納是一名讀經師，從樸素的穿著、說話的平和語調，看不出她以前是個解放軍中校軍官。她在○四年以優異成績被北京某軍事院校選派到瑞士深造，在瑞士後接觸到佛光山。
「我原本教授理工科，看到佛光山有大量書籍，在那一年期間，做了幾十本的心得筆記， 那個時段很寶貴，很懷念，一直有久別重逢的感覺，回過來看四十年自己成長時光，很有反思。」
安納回到大陸後，邊上班、邊從事國學研究工作，直到○七年退伍離職，全心從事傳統文化推廣工作。
當安納提出退伍申請時，她的領導和親友都覺得很可惜，她當時即將提升為副師級（上校），面對大好前程，選擇離開，因為升職後再想退就不容易了。但她的決定獲得丈夫亢立波的支持。
安納表示，大陸從小接觸傳統文化很少，甚至 老一輩參與批鬥過傳統文化，批孔、破四舊等，他們對傳統文化比較反感，心裡不太接受。她說，大陸現在推動文化復興，其中恢復並重視國學是很重要的工作，大趨勢有利國學的推展，但需要全民一起推動。
胸懷文化理想 賦予古籍生命力
2012-12-3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2| 評論數: 0 |原作者: （曾冠傑╱台北市）
不少人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全力追求經濟成長與物質生活，社會的精神內涵顯得貧乏；然而在主流價值之外，對岸仍有一群胸懷文化理想的人，他們默默付出與努力，形成新時代的人文風貌，而傳古樓就是一例。
我日前與傳古樓創辦人陳志俊聊天，不只被他們的創業故事感動，也重新思考兩岸交流的意義。傳古樓是位於浙江杭州的民間出版團隊，在官方主導的中國出版業堪稱異數，而他們的出版理念，要從台灣的藝文印書館談起。
藝文印書館是台北老牌的國學出版社，創立於1952年，當年在中研院院士董作賓的鼓勵下，嚴一萍投入甲骨文研究，同時創辦藝文。藝文致力於出版經史古籍，雖然冷門卻滿足了學界的專業需求，受到相關領域師生與讀者的歡迎，對國學的研究與推廣影響深遠。
藝文印書館的出版理念，跨越台灣海峽影響了傳古樓。傳古樓一開始的創業動機很單純，在中國的網路社群上，一群有古籍情懷的人想合力出版古籍以傳世，陳志俊投入最深，於是與人合夥成立傳古樓。陳志俊本身有正職工作，他自謙是業餘出版人，受到藝文啟發，傳古樓採取原書影印的出版方式，首先向圖書館購買古籍的影印權，再透過出版社取得書號，正式出版發行。
經過眾人努力，傳古樓終於在今年推出創業作──宋儒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採用浙江圖書館藏的清嘉慶刊本，具有字體工整、版印清晰的優點，對於行家來說，無論賞玩還是閱讀都頗具雅趣。
然而我對傳古樓的最大好奇是，這樣曲高和寡的出版理念不會賠錢嗎？陳志俊說，傳古樓不以營利為目的，只求不賠錢。傳古樓的預期讀者，是中國13億人口中有古籍學背景的1萬人，這是一個非常小眾的市場，但一本書只要印1千冊並完全售出，就能攤平成本。
聽起來這是個美好的文化夢，然而有理想之外還需要實際行動。陳志俊不是嘴巴說說而已，他自己出錢，獨力承擔出版《四書章句集注》的事先開支，於是有傳古樓創業作的誕生。
藝文印書館與傳古樓都從事小眾的國學出版，也面臨同樣問題：如何確立市場規模，並建立穩定的營運模式。然而兩者時空環境不同，藝文當
來自：陳晚
徐岱： 著名人文學者，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部主任、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學文藝學與美學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社會思想與文化批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體驗自由》、《藝術的精神》、《藝術新概念：消費時代的人文關懷》等。
“你幸福嗎？”是前段時間由央視走基層欄目引發的熱門話題，答案千奇百怪、笑料連連。近日，浙江大學教授徐岱做了一個與“幸福”相關的講座，他憂心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幸福。他是著名人文學者，有一股“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激情，對“人文”一往情深到忘乎所以。在他看來，幸福需要守住信仰，信仰來自生命對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摘錄
我們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越有人性，越會欣賞、理解藝術
可以貧窮，但一定要擁有並守住信仰
即便在貧窮當中，也要去追求、體會幸福
如何在這個一切都不確定的時代，體會到一種不容置疑的確定性
混日子不是認真的生活，說明他缺乏愛
有位大師講得很好，他說：“在這個時代，歌頌財富之聲，淹沒了其他價值觀。”今天很突出的問題，在我看來，是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庸、人越來越沒有人性。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有興趣的話，去網上查一下，看得你慘不忍睹。
著名漢學家顧彬先生今年來杭州講座，說中國人都在混日子，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說中國的小說基本上缺少愛。我覺得真是了不起，顧彬對中國人瞭解透了。混日子不是說現代的中國人混日子，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不混日子的時候，除了極個別的人。不要以為這是憤青說的話，我們應該坦然地承認，身為中國人，我們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小說當中缺少愛，是因為混日子的人怎麼可能愛呢？混日子不是認真的生活，說明他缺乏對自己的愛，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麼會愛別人呢？怎麼會在他作品當中體現出對世界的關懷呢？顧彬說得完全對。
同情是作為人的起碼倫理底線
關於人性的問題，最著名的一本書是前斯坦福大學教授津巴多的一個研究，叫《路西法效應》，這本書的副標題很吸引人，大意是好人是怎麼變壞的。他得出了一個很樸素的結論去人性化。只要把一個人身上人性的因素慢慢清理乾淨，那他就是惡魔。
哲學史家杜蘭特這樣說過：“信仰不在，希望不在，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症狀。讓我們悲觀的並不是大規模的戰爭，更無關乎近些年來的經濟衰退，不是我們的房子空了，也不是我們的國庫空了，空了的是我們的心靈，我們已經進入精神枯竭和絕望的年代，仿佛回到當初需要基督誕生的時候。”
倫理譜系有高端和低端，高端的倫理是正義感，低端的就是同情心。所以有一句話說：同情讓人成為一個人。同情是一個人作為人的起碼的倫理底線。如果你連同情心都沒有，那就不能成為人。一個人越有人性，他越會欣賞藝術、越會理解藝術、越會離不開藝術。
對文化、對人性的認識，要有一個“三座山”的過程
談談我對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認識。可以用禪宗的著名案例來加以解釋，叫“三座山”，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
我第一次對日本人的態度是非常仇恨的，因為我是50年代生的人，那時候的電影都是地雷戰、地道戰等，感覺日本人都是一些屠夫。但第二眼我對日本人的印象完全顛覆。在東京，有個日本教授跟我打賭，說只要我在大街上找到動不動吵架的人，他請我喝酒。有一個星期，我始終記著這句話，可沒有找到。最後我只好使了一招，瞄準一個男人故意蹭他一下，可這個男人一轉身，一個很深的鞠躬，我不習慣鞠躬，本能地做了一個手勢，他就鞠個沒完。回來以後我覺得很多日本人比我們中國人可愛得多。第三次就回到看山還是山了，當然這個山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山。日本的禮儀好不好？好得沒話說，但它不會浸到內心深處去，完全是表層的，這就是做秀文化的來源。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禮儀越好的民族越要警惕。
對文化、對人性的認識，也要有這麼一個過程，不要以為表面上禮節很好的人就是很有人性的人。
獨夫之罪可修復，平庸之惡不可修復
獨夫有兩種，一種是像史達林、希特勒這樣有權威性人格的人，還有一種隱性的，比如日本天皇裕仁。獨夫之罪觸目驚心，就像地震一樣，會讓很多人遇難。平庸之惡好像不顯山不露水，所以常常被人忽視。
其實，獨夫之罪儘管天崩地裂，但不會影響人類的終極文明。因為上帝在造人的時候，給了人類一種奇妙的機制，就是自我修復能力。所以南京大屠殺之後，南京城現在照樣生機勃勃，沒有因此而永遠留下一堆廢墟。獨夫之罪雖然可怕，但是沒有可怕到無法修復。平庸之惡沒有天崩地裂，沒有觸目驚心，但它不可修復。它甚至會讓你覺得好玩，讓你願意接受它。
平庸的人跟普通人、凡人的區別在哪？人格。平庸之人，他什麼都要，唯一可以不要的就是人格。韋小寶是典型的平庸的人，不重情、不講多少義，他的“義”是隨時可以挪動的。《鹿鼎記》是金庸小說當中最偉大、最了不起的一本書，也是中國小說當中最偉大的書之一。他對中國文化的平庸性揭露得非常徹底。
在平庸人為主導的社會當中，絕對沒有幸福可言
平庸之惡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在平庸人為主導的社會當中，絕對沒有幸福可言。什麼叫幸福？這是一個大事，也是一個很難正面回答的問題，我想用文學的方式來處理它。
法國著名的小說家杜拉斯說過一句名言，“上床45次，不如一次真正的愛情。”45當然是隨便說的一個數，愛情並不是上不上床的問題，重要的是內容不同。真正的愛情裏有幸福感，在沒有愛情的單純上床當中只有享受的快感。真正的愛情就是我們可以永遠彼此擁有，但是我們可以不再相見。
平庸最大的危害就是讓我們今生今世、來生來世遠離幸福感。
我們所要的不是快樂、不是享受，而是看起來跟快樂有點像、但內容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幸福，是孔子所說“回也不改其樂”的樂。顏回“一簞食，不瓢飲，在陋巷”，一般人不堪其憂，但“回也不改其樂”。貧窮不貧窮，有的時候是沒辦法的事，關鍵的是即便在貧窮當中，你也要去追求幸福、體會幸福。
信仰來自生命對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俗人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大家都是俗人，庸人是很可怕的。如果於丹式的東西講多了、易中天“三國就是三夥人打群架”之類的東西在老百姓當中深入人心，中國本來就沒有思想的思想界就變成玩笑界、哈哈界了。中國沒什麼真正的文化人，卻有許多名利之徒、招搖撞騙之徒。
生活中你可以貧窮，可以沒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買不起房子……但有一樣東西你一定要擁有它，一定要守住它，這就是信仰。
信從何來？如果從上帝而來，那這個信毫無意義，你最後就是宗教人。信應該從美感當中來。
這是個解構的時代，解構主義認為一切都不確定，但你不能不信在美中呈現出的讓人刻骨銘心的存在。換句話說，當你情難自禁地被深深的感動，因而默默無語卻淚流滿面的時候，你就會在這個一切都不確定的時代，體會到一種不容置疑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來自生命本身，來自生命對自身的那種祝福和肯定。（匡萍）
中國人缺少什麼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2012-09-27 01:43 | (分類:默認分類)
本文為周國平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一、對百年文化反省的一個反省：什麼逃脫了反省反而成了反省的前提？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從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來的，那篇文章的題目是《德國人缺少什麼》。遺憾的是，尼采講這樣的題目用不著做譬如說德國與東方或者德國與英國之類的比較，他只是把德國的現狀與他心目中的標準做一個比較，然後直截了當說出他的批評意見來。而一個中國人講《中國人缺少什麼》這樣的題目，似乎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一個所謂中西文化比較的題目。事實上，中國人也的確是在西方的衝擊下才開始反省自己的弱點的。我們本來是一個沒有反省習慣的民族，從來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裏。如果不是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挨打，我們到今天也不會想到反省。不過，挨打之後，我們也真著急了，反省得特別用力，以至於以中西比較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說得最多的話題。該說的話好像都說過了，再說就不免老調重彈，所以我從來不參加這類討論。
也許由於我始終與這個話題保持著一個距離，因此，當我現在來面對它的時候，我就獲得了一個與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來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個需要反省的物件呢？我發現情況確實如此。我已經說過，我們是因為挨打而開始反省的，反省是為了尋找挨打的原因，改變挨打的狀態。之所以挨打，明擺著的原因是中國的貧弱，西方國家富強。所以，必須使中國富強起來。於是，富強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為了富強，中國的先進分子便向西方尋求真理。所謂尋求真理，就是尋求西方國家富強的秘訣，尋求使中國富強起來的法寶。這種秘訣和法寶，在洋務派看來是先進的技術和武器，所謂“西洋奇器”和“堅船利炮”，在維新派和革命派看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憲或共和，在新文化運動看來是科學和民主。當然，你可以說認識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發點未變，就是把所要尋求的真理僅僅看做實現國家富強之目標的工具，與此相應，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會妨礙我們富強的弱點上。我不能說這樣的出發點完全不對，不妨說是形勢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這樣的尋求真理和這樣的反省中，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個嚴重弱點不但逃脫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動搖的前提，這個弱點就是重實用價值而輕精神價值。
二、以嚴複為例：用實用眼光向西方尋求真理
我以嚴複為例來說明我的看法。嚴複是一個適當的例子，他是百年來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行者和傑出代表，其影響覆蓋了世紀初整整一代中國知識份子。他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首先認識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憑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學上的根據，應該把這些哲學也引進來。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說，特別是他，亦是用實用眼光去尋求真理的。
大家知道，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嚴複翻譯了八部西方名著。關於他的翻譯，我想提示兩點。第一，他引進的主要是英國的社會哲學，之所以引進，除了他在英國留學這個經歷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有強烈的社會關切，在他看來，斯賓塞的進化論社會哲學是警醒國人起來求富強的合適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譯的方式是意譯和節譯，通過這個方式，他捨棄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內容，更加鮮明地貫徹了求富強這個意圖。
舉一個例子。在他的譯著中，有約翰·穆勒的《論自由》，他譯做《群已權界論》。這部著作的主旨是確定社會對於個人的合法權利的限度，為個人自由辯護。在書中，穆勒反復強調的一個論點是：個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類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類的生活豐富多樣，生氣勃勃。書中有一句話準確表達了他的出發點：“一個人自己規劃其存在的方式總是最好的，不是因為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實上，肯定個人本身就是價值，個人價值的實現本身就是目的，這個論點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無論是洛克、約翰。穆勒以及嚴複最信服的斯賓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義，還是以羅爾斯、哈耶克為代表的當代自由主義，都是把個人自由看做獨立的善。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一原則就是自由優先，他認為較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不能構成接受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還強調，自尊即個人對自己價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則反復闡明，個人自由是原始意義上的自由，不能用諸如政治自由、內在自由、作為能力的自由等具體的自由權利來混淆它的含義。
可是，在嚴複的譯著裏，這個核心不見了。在他所轉述的英國自由主義理論（見約翰·穆勒《群已權界論》和斯賓塞《群學肆言》）中，個人自由成了一種手段，其價值權權在於，通過個人能力的自由發展和競爭，可以使進化過程得以實現，從而導致國家富強。
與德國哲學相比，英國哲學本來就偏于功利性，而嚴複在引進的時候，又把本來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結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僅僅當做求富強的工具，而不同時和首先也當做目的本身，這種情況的發生就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樣一來，一方面，必定會對人家理論中與求富強的目的無關的那種內容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即使看見了，也會硬把它們塞進求富強這個套路中去。
這個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說明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傾向。究其原因，只能從我們重實用的文化傳統和國民性中去找。由於重實用，所以一接觸西方哲學，就急於從裏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論弄清楚。中國人是很少有純粹的理論興趣的，對於任何理論，都是看它能否儘快派上用場而決定取捨。在世紀初的這班人裏，嚴複算是好的，他畢竟讀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輩基本上是道聼塗説（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後信口開河（將聽來的個別詞句隨意發揮，與佛學、中國哲學、西方其他哲學片斷熔於一爐），為我所用。也由於重實用，所以對於西方哲學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學和精神關切的內容，就讀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般沒有精神價值的地位。無論什麼精神價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識、科學、宗教、真、善、美、愛情等等，非要找出它們的實用價值，非要把它們歸結為實用價值不可，否則就不承認它們是價值。
我不否認，中國有一些思想家對於人的精神問題也相當重視，例如嚴複提出要增進“民德”，梁啟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魯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籲要改造“國民性”。但是，第一，在他們那裏，個人不是被看做個人，而是被看做“國民”，個人精神素質之受到重視只因為它是造成民族和國家素質的材料。第二，他們對於精神層面的重視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關注道德的出發點仍是社會的改造。因此，在我看來，其基本思路仍不脫社會功利，個人精神的獨立價值始終落在視野外面。
三、王國維：重視精神價值的一個例外
那麼，有沒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說幾乎是惟一的一個例外。正因為此，他不是一個幸運的例外，而是一個不幸的例外，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外，而是一個失敗的例外。在世紀初的學者中，只有這一個人為精神本身的神聖和獨立價值辯護，並立足於此而尖銳地批評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精神的實用品格。但是，在當時舉國求富強的呐喊聲中，他的聲音被完全淹沒了。
我想從一件與北大多少有點關係的往事說起。兩年前，北大熱鬧非凡地慶祝了它的百年大典。當時，純種的北大人或者與北大沾親帶故的不純種的北大人紛紛著書立說，登臺演講，慷慨陳詞，為北大傳統正名。一時間，蔡元培、梁啟超、胡適、李大釗、蔣夢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貫耳，人們從他們身上發現了正宗的北大傳統．可是，北大歷史上的這件在我看來也很重要的往事卻好像沒有人提起，我相信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歷史從１８９８年京師大學堂成立算起。１９０３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張之洞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這個章程就成了辦學的指導方針。章程剛出臺，就有一個小人物對它提出了尖銳的挑戰。這個小人物名叫王國維，現在我們倒是把他封做了國學大師，但那時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雜誌的一個青年編輯，而且搞的不是國學，而是德國哲學。當時，他在自己編輯的這份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張之洞擬定的章程雖然大致取法日本，卻惟獨于大學文科中削除了哲學一科。青年王國維旗幟鮮明地主張，大學文科必須設立哲學專科和哲學公共課。他所說的哲學是指西方哲學，在他看來，西方哲學才是純粹的哲學，而中國最缺少，因此最需要從西方引進的正是純粹的哲學。
王國維是通過鑽研德國哲學獲得關於純粹的哲學的概念的。在本世紀初，整個中國思想界都勢中于嚴複引進的英國哲學，惟有他一人醉心於德國哲學。英國哲學重功利、重經驗知識，德國哲學重思辯、重形而上學，這裏面已顯示了他們與眾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對德國哲學經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得、叔本華的主要著作都讀了。《純粹理性批判》那麼難懂的書，他花幾年的時間讀了四遍，終於讀懂了。在我看來，他研究德國哲學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個枝節問題上，諸如把叔本華美學思想應用於《紅樓夢》研究之類，許多評論者把眼光集中於此，實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過對德國哲學的研究，他真正進入了西方哲學的問題之思路，領悟了原本意義上的哲學即他所說的純粹的哲學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王國維所認為的純粹的哲學是什麼樣子的呢？簡單地說，哲學就是形而上學，即對宇宙人生做出解釋，以解除我們靈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學的這個性質得出了兩個極重要的推論。其一，既然哲學尋求的是“天下萬世之真理，非一時之真理”，那麼，它的價值必定是非實用的，不可能符合“當世之用”。但這不說明它沒有價值，相反，它具有最神聖、最尊貴的精神價值。”無用之用“勝於有用之用，精神價值遠高於實用價值，因為它滿足的是人的靈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遠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堅持哲學的獨立品格便是哲學家的天職，決不可把哲學當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廣之，一切學術都如此，唯以求真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學術之發達“。
用這個標準衡量，中國沒有純粹的哲學，只有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從孔孟起，到漢之賈、董，宋之張、程、朱、陸、明之羅、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當而沒有當成的人。不但哲學家如此，詩人也如此。所謂”詩外沿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無足觀”，是中國人的金科玉律。中國出不了大哲學家、大詩人，原因就在這裏。
尤使王國維感到憤恨的是，當時的新學主流派不但不通過引進西方的精神文明來扭轉中國文化的實用傳統，反而把引進西學也當成了實現政治目的或實利目的工具，使得中國在這方面發生改變的轉機也喪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們混混然輸入泰西的物質文明，而實際上，中國在精神文明上與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國無純粹的哲學，無固有之宗教，無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的大文學家，如希臘之荷馬、英之莎士比亞、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設無比困難：“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養起來又難，現在只顧引進西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憂了。
四、中西比較：對精神價值的態度
這麼看來，對於“中國人缺少什麼”這個問題，在本世紀初已經有兩種相反的答案。一種是王國維的答案，認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種是除王國維以外幾乎所有人的答案，認為最缺的是物質文明，即富強，以及為實現富強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於精神文明，他們或者還來不及去想，或者乾脆認為中國已經充分具備。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個共同結論，說西方是物質文明發達，中國是精神文明發達，甚至是全世界最發達。直到今天，還有人宣佈，中國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並且承擔著拯救世界的偉大命命，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世紀云云。
當然，在這兩種不同答案中，對於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國維看來，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對精神價值的尊敬，承認精神有物質不可比擬的神聖價值和不可用物質尺度來徇的獨立價值，一個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體現為它在哲學、文學、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說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學說，其成就體現為社會的穩定。
你們一定已經想到，我是選面王國維的答案的。在我看來，中國人缺少對精神價值的尊敬，從而也缺少對守護和創造了精神價值的人的尊敬，這是明顯的事實。我暫時先提一下這方面最直觀的一個方面。在歐洲國家，任何一個城鎮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經有某某著名的哲學家、藝術家、學者在那裏生活過，或者居住過一些日子，他們必會精心保存其故居，掛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時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這個僅幾萬人口的小城，這樣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數十處。在巴黎先賢祠正廳裏只安放了兩座精美的墓，分別葬著伏爾泰和盧梭。如果不算建祠時葬在這裏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些政治家和軍人，進入先賢祠的必是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總統之類是沒有資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幾處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麼人有資格進入八寶山的主體部分，我們就可知道其間的差別了。
五、從頭腦方面看中國人缺少精神性
說我們不重視精神本身的價值，這是一個婉轉的說法。換一個直截了當的說法，我要說中國人、中國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說精神性相當弱。所謂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兩個層次。理性屬於頭腦，超越性屬於靈魂。所以，精神性之強弱，可以從頭腦和靈魂兩個層次來看。
精神性的一個層次是理性。通俗地說，有理性即有自己的頭腦。所謂有自己的頭腦，就是在知識的問題上認真，一種道德是否真理，一種認識是否真知，一定要追問其根據。從總體上看，西方人在知識的根據問題上非常認真，而我們則比較馬虎。
熟悉西方哲學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學家們極關注知識的可靠性問題，尤其是近代以來，這方面的討論成了西方哲學的主題。如果要對人類知識的根據追根究底，就會發現其可靠性面臨著兩大難題：第一，如果說與物件符合的認識才是真知，可是物件本身又永遠不能在我們意識中出現，一旦出現就成了我們的認識，那麼，我們如何可能將二者比較而判斷其是否符合？第二，我們承認經驗是知識的惟一來源，同時我們又相信在人類的知識中有一種必然的普遍的知識，它們不可能來自有限的經驗，那麼，它們從何而來？康得以來的許多西方哲學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決這兩個難題，就是想把人類的知識建立在一個完全可靠的基礎上，否則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國的哲學家對這類問題不甚關心，在中國哲學史上，從總體上懷疑知識之可靠性的只有莊子，但基本上沒能後繼者。知識論是中國傳統哲學最薄弱的環節之一，即使討論也偏於知行關係問題。宋明時期算是最重視知識論的，可是所討論的知識也偏于道德認識，即所謂“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陸王的盡心窮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徑。
在哲學之外的情況也是這樣。在西方，具有純粹的思想興趣、學術興趣、科學研究興趣的人比較多，他們在從事研究時只以真知為目的而不問效用，正是在他們中產生了大思想家、大學者、大科學家。中國人則少這樣的人。以效用為目的研究是很難深入下去的，一旦覺得夠用，就會停下來。同時，惟有層層深入地追問根據，才能使理論思維趨於嚴密，而由於中國人不喜追根究底，滿足模棱兩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論思維不發達。此外，本來意義上的熱愛真理也源於知識問題上的認真，因為認真，所以對於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須堅持，不肯向任何外來的壓力（政府，教會，學術權威，輿論，時尚）屈服。中國曾經有過許多為某種社會理想獻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蘇格拉底這樣為一個人生真理的哲學烈士，或像布魯諾這樣為一個宇宙真理牲的科學烈士。
六、從靈魂方面看中國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個層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說，有超越性即有自已的靈魂。所謂有自己的靈魂，就是在人生的問題上認真，人為何活著，怎樣的活法為好，一定要追問其根據，自己來為自己的生命尋求一種意義，自己來確定在世間安身亡命的原則和方式，決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塗地度過。而一個人如果對人生的根據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會而臨諸如死亡與不朽、世俗與神聖之類根本性的問題，會要求以某種方式超越有限的肉體生命而達于更高的精神存在。從總體上看，我們在生命的根據問題上是遠不如西方人認真。
有人說，人生哲學是中國哲學的最大成就，中國哲學在這個方面非常豐富和深刻，為世界之最。從比重看，人生哲學的確是中國哲學的主體部分，而在西方哲學中則好像沒有這麼重要的地位。若論人生思考的豐富和深刻，我仍覺得中國不及西方。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活？或者說，活著有什麼根據，什麼意思？這是一個人面對宇宙大全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追問的是生命的終極根據和意義。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靈魂哲學，是宗教。中國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怎麼活？或者說，怎樣處世做人，應當用什麼態度與別人相處？這是一個人面對他人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尋求的是妥善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所以，中國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道德哲學，是倫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我推測，很可能是因為對死抱著不同的態度。對於西方人來說，死是一個頭等重要的人生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死使人生一切價值面臨毀滅的威脅，不解決這個問題，人生其餘問題便無從討論起。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把哲學看做預習死的一種活動。自古希臘開始，西方哲學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學傳統，即致力於尋求和建構某種絕對的精神性的宇宙本體，潛在的動機就是為了使這上靈魂達于某種意義上的不死。至於在基督教那裏，所謂上帝無非是靈魂不死的保證罷了。中國人卻往往回避死的問題，認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討論，討論也沒有用處。在這個問題上，哲學家的態度和老百姓一樣樸素，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莊子“以死生為一條”，抱的也是回避的態度。從死不可避免來說，對死的思考的確沒有用處，但不等於沒有意義，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義。事實上，對死的思考不但不關閉，反而敝開了人生思考，把它從人生內部事務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為生命尋找一種高於生命本身的根據和意義。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內部事務的安排了。中國之缺少形而上學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學中的宇宙論遠不具備形而上學的品格，僅是其道德學說的延伸，然後又回過頭來用做道德學說的論證。所謂“天人合一”，無非是說支配著宇宙和人倫的同一種道德秩序罷了。
由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中國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當一個人的靈魂在茫茫宇宙中發現自己孤獨無助、沒有根據之時，便會在絕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喚，渴望世界有一種精神本質並且與之建立牢固的聯繫。這就是本來意義的宗教感情，在聖奧古斯丁、巴斯卡爾、克爾凱郭爾、托爾斯泰身上可以看見其典型的表現。我們對這樣的感情是陌生的。我們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靈魂生活，很少為純粹精神性的問題而不安和痛苦，很少執著于乃至獻身于某種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們中很難產生精神聖徒，我們的理想人格是能夠恰當處理人際關係的君子。也因此，我們缺少各種各樣的人生試驗者和精神探險家，我們在精神上容易安於現狀，我們的人生模式容易趨於雷同。
總起來說，我們缺少頭腦的認真和靈魂的認真，或者說，缺少廣義的科學精神和廣義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點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們在其他方面的缺點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為什麼我們不把個人自由本身看做價值和目的，而僅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人不覺得有必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思想自由地他就確實不重要；如果他不覺得有必要讓自己的靈魂來給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對他就確實不重要。關於這一點，梁淑溟說得很傳神：中國人“對於西方人的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這個做什麼，一種是吃驚得很，以為這豈不亂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來看中國人這般的不想要權利，這般的不把自由當回事，也大詫怪的”。因為他們一定會覺得，一個人如果在對世界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態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哈耶克確實告訴我們：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人人生而不同，每個人的獨特性是每個人的生命的獨特意義之所在；而強制之所以可惡，正是因為它把人看成了沒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靈魂的東西。奇怪的是，在當前的哈耶克熱中，人們對他的這種價值立場很少關注，往往把他的理論歸結成了經濟自由主義。
又例如，梁啟超曾經提出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中國人在精神的層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對社會的責任心。在我看來，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國人缺少真正的靈魂生活和廣義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沒有敬畏之心，沒有絕對命令意義上的自律。我們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聖，即某種決不可侵犯的東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喪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義。靈魂的嚴肅和豐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個對自己生命的意義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對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對社會有真正的責任心的。
我想再對中國知識份子問題說幾句話。我常常聽說，中國知識份子的弱點是缺乏社會承擔和獨立品格。據我看，表面上的社會承擔並不缺，真正缺的是獨立品格，而之所以沒有獨立品格，正是因為表面上的社會承擔太多了，內在的精神關切太少了。我並不反對適應分子有社會責任心，但這種責任心若沒有精神關切為底蘊，就只能是一種功利心。我們不妨把中國知識份子與俄國知識份子做一個比較。俄國知識份子在社會承擔方面決不亞於我們，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們同是又極關注靈魂問題，這使得他們能夠真正作為思想家來面對社會問題。只要想一想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們就會同意我的說法。一個人自己的靈魂不曾有過深刻的經歷，則任何外部的經歷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來。譬如說，中國知識份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難也許不亞于俄國知識份子在沙皇專制下或史達林專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們沒有寫出一部以“文革”為題材的優秀作品，哪怕能夠勉強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這恐怕不是偶然吧。
八，原因和出路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應該說，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頭腦，都有理性的認識能力。人是形而上學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靈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義。這本來都屬於共同的人性。事實上，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有人對於知識的根據問題和人生的根據問題持認真態度，而特別認真的也都是少數。那麼，為什麼在西方，人性中這些因素會進入民族性之核心，並成為一種文化傳統，而在中國卻不能？我承認，對這個問題，我尚未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必是複雜的。不管怎樣，作為綜合的結果，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了其實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後，這種文化便具有了一種淘汰機制，其發生作用的方式是：對實用性予以鼓勵，納入主流和傳統之中，對精神性則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為主流和傳統之外的孤立現象。
王國維的遭遇便是一個典型例證。在他的個性中，有兩點鮮明的特質。一是靈魂的認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義問題並產生了困惑。二是頭腦的認真，凡事不肯苟且馬虎，必欲尋得可靠的根據。這兩點特質結合起來，為靈魂的問題尋求理性的答案的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個具備哲學素質的人。因此，他與德國哲學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對哲學的這種具有強烈精神性的關注和研究在當時幾乎無人理睬，與嚴複的實用性的譯介之家喻戶曉成鮮明對照。他後來徹底鑽進故紙堆，從此閉口不談西方哲學乃至一切哲學，我認為應該從這裏來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們應能感覺到一種難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說，淘汰機制的作用迫使他從較強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較弱的精神性上來。
這裏有一個惡性循環：精神性越被淘汰，實用品格就越牢固；實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來，怕被淘汰就是一種實用的計算。如果你真的有純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應該堅持。我希望中國有更多立志從事純哲學、純文學、純藝術、純學術的人，即以精神價值為目的本身的人。由於我們缺乏這方面的整體素質和傳統資源，肯定在很長時間裏不能取得偉大成就，出不了海德爾、卡夫卡、畢卡索，這沒有關係。而且，如果你是為了成為海德格爾、卡夫卡、畢卡索才去從事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價值當做目的而是當做手段了，你的確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實用價值的事。我相信，堅持純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許在幾代人之後，我們民族的精神素質會有所改觀，也許那時候我們中會產生出世界級的大哲學家和大詩人了。
中國人說話的聲音為什麼特別大？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2012-09-27 01:50 | (分類:默認分類)
去過歐美日等國家的中國人回國後，經常回饋回來一個資訊：在外國，在公共場合裏，我們中國人講話的聲音特別大而刺耳，而這種現象與在西方經常表現出非常安靜的公共場合，形成了很顯明的對照。在自己的國家裏的公共場合雖然講話的聲音也很大，非常嘈雜刺耳，但是國人怕是早已習以為常了，所以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去了外國，這種特點才似乎被放置在一個差異非常大的背景上，被特別地凸顯出來了。
但是一個問題，也就特別需要解答：為什麼偏偏是我們中國人在公共場合裏講話的聲音大得刺耳呢？是我們中國人的耳朵的功能不全嗎？聽力弱嗎？顯然不是。我們並不要那麼大的聲音才聽得清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喜歡這樣大的聲音。民族的習慣後面，其實是有原因的。但是，這個原因究竟是什麼，長期以來卻是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讀完了美國大教育家杜威先生的《我們怎樣思維》(杜威著，姜文閔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才恍然大悟。
杜威說，一個民族，如果其科學理性思維缺乏的時候，就只有靠經驗思維來判斷了。而常常靠經驗思維的民族，也就是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除了“只會一味引證古老的定律或一大堆混雜的沒有經仔細審查的事實，而把探索和懷疑置諸腦後”外，就只會“不可避免地誇大過去的影響”了(162頁)，也就是說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總有一種十分頑固的迷古情緒是毫無疑問的了。但是，這還不夠，杜威還說：“一般經驗大體上受到各種偶發事件的直接力量和強度的控制。凡是強烈的光亮，突然發生的事情，巨大的響聲，都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並得到顯著的評價。凡是暗淡的、微弱的和連續發生的事物則被人們忽視，或被認為是無關緊要。”(166頁)，而對於具有科學思維的民族來說卻剛好相反：“思維要求這種直接即時的刺激服從于長遠的要求。微弱、細小的事物可能比強烈和龐大的事物更重要。”(166頁)中國人說話聲音，尤其在公共場合講話的聲音特別大，應該在杜威的這段論述裏可以找到答案。
因為在一個不懂科學邏輯理性的民族，如果要得到人們的認同與好評，特別是要引人注目，大聲叫喊就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聽話的人，不會從你的話語裏找到邏輯的力量與科學的理性之光，他們只會注意一個人或者一個事物的外表特徵。只會注意這個東西的發出的聲音有多麼洪亮與滔滔不絕，有沒有排山倒海之氣。而很少有人能夠認真分析一下這些話是有沒有道理，是不是經得起推敲的，是不是真的。這就迫使人們在講話時，要特別地提高嗓門，以引起人們的關注。而在一個有著發達理性的民族，說話常常是輕言細語的，即使是總統面對全國人民發表公開演講，也是輕言細語的。因為他相信，他的話語的力量不在於聲音的大小與語氣的氣勢磅礴，而在於理念的先進鐵的事實與強大的邏輯力量表現出來的說服力。他們的話語的力量是內在的，是蘊含其中的。但是，我們卻常常要靠了氣勢洶洶或者氣勢磅礴，以排山倒海之勢，才可以取得人們的好評，得到人們的認同。他們不是靠了理性的力量與邏輯論證來說服人，而是靠了情緒的渲染，富有激情的煽情及過於誇張的表演來博得聽眾的喝彩。這裏面的道理，你只要看看農村裏的潑婦駡街的本事，就知道了。她們從來不會比講道理，而是比聲音洪大，比語氣激烈，比罵出話語的頻率與罵人的狠毒。誰在這些方面贏了，誰就是最後的贏家。呵呵，有意思。中國人致勝的法寶。
據說，當年英國人到全世界去開發殖民地。當一向受過紳士教育，有著紳士風度的英國殖民者們來到一片片荒蠻之地，面對那些沒有開化的土著居民的時候，也被迫放棄了紳士風度式的講話方式，而改成了野蠻粗野的，聲音洪亮刺耳的講話方式。因為，在這裏有邏輯和理性的輕言細語根本派不上用場，只有大聲地吼叫，聲嘶力竭地吆喝才能夠讓那些土著居民服從甚至崇拜。英國人塞爾本勳爵在1924年的演說詞就是靠嗓音大而成功的典型：“對於清晰思維之光榮的無能是我們民族的突出標誌之一。它是我們的諸多巨大困難的原因，可也是我們的某些成功的秘訣。如果你們說黑人一旦接觸白人，他的教育就開始了，只要你們說得足夠頻繁、足夠響亮、足夠清楚，那些瞧不起你們的傳教事業的人終究會瞭解的。”（［英］L.S.斯泰賓.有效思維［M］.呂叔湘,李廣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
想起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們，常常不也是靠了這樣的辦法贏得大家的尊敬與愛戴嗎？他們常常靠排山倒海、氣勢磅礴、聲若洪鐘贏得聽眾。在一個未開化或者半開化的民族，講科學思維，用科學的道理來說服大家，無疑有點對牛彈琴的味道。對於一頭牛，其龐大的軀體與鋒利的角，面對一個只有五、六歲的小孩子卻毫無用處。因為小孩子只要不停地對它大聲地吆喝，用力地鞭打，然後再喂它一把青草，它就對你感激涕零，服服帖帖了。
這也是一個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的悲哀。杜威向我們提倡的科學思維的重要性的意義或許就在這裏吧。沒有這樣的科學思維，民主的社會離我們還遠著呢。
文明大陸
2012-11-22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3| 評論數: 0 |原作者: 羅艾妮／北京大學交換生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文明大陸，而非大陸文明，大陸有什麼古文明大家都知道，但我們更想知道到處都是「做一個文明人」標語的大陸，是否真的有實踐。身為一個學習社會科學的交換學生，我們深入大陸最基層，搭大眾運輸工具，包括幾10個小時的硬座火車、住在農村和當地人一起生活，我們發現四處的標語很諷刺地標明了人民做不到的事。
「請自覺排隊」，來過大陸的人應該都看過，任何需要排隊等候的地方都有這斗大的5個字。我這次剛到北京時，學校帶我們去參觀奧運公園，那裡的女廁大排長龍，也有自覺排隊的標語，但依然有人要插隊。「大嬸，排隊好嗎？沒看到有很多人在等嗎？」我出聲制止，得到同行友人的大拇指。其實只要有人說，他們大部分會怯生生地退後，只是時常大家都摸摸鼻子認虧而不去指證他人的錯誤，不知道該說是中國人有禮，還是膽子小。
不過對於插隊，大陸人可能還會有第二種回應：「不然我讓你先走！」上次在青島的公交樞紐站就遇到了這種情形，但他們擺明沒有搞清楚我的意思，不插我的隊也不代表可以插別人的隊，這時候後頭的人就一齊助陣，要他往後排。
這讓我想到幾年前上海世博會的時候，處處都是插隊的情形，還會有人跟你理直氣壯地說「又沒什麼關係！」而大部分的人都不制止，但只要有一個人出聲，大家就會開始聲援，這時候欺善怕惡的他們就會默默地後退了。
其他像是「不隨地大小便」、「不隨地吐痰」、「車上禁菸」等等標語也都是裝飾用居多，我跟朋友都戲稱大陸人很喜歡把做不到的事情寫成斗大標語貼給大家知道。
若想觀察這個情形，火車上最多，上回搭火車，車上的人可是把3個禁止標語通通違反了。甚至有爸爸帶著小孩在垃圾桶上小解，而穿著開檔褲的小孩小便在他人鞋子裡，禁菸的車廂竟然還販售菸，吐痰則是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輕易見到。我們的外國朋友雖然喜歡大陸，卻也表示大陸的地板真的很髒，人民的文化水平真的該加強。
中華文化在海外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2012-11-21 18:45 | (分類:默認分類)
2012年5月24日，傳來“美國要求孔子學院中國教師限期離境”的消息，彼時，本刊記者正在泰國曼谷採訪多元文化高峰論壇，論壇參加者是來自世界各國的文化、宗教界人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Katalin Bogyay亦在參會者之列。
一天前，Katalin Bogyay還在大會發言中強調：“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信仰都有不同，必須互相尊重，才能更和睦相處。”來自澳洲的淨宗學院院長徐業鴻教授，則在發言中引用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的一句話，“解決21世紀的社會問題，需要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
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境遇到底怎樣?這成為採訪的重心。
當北極熊遇到獵犬
當一隻北極熊遇到一條獵犬，會發生什麼故事?我們看到一張圖片，圖片上獵犬用前肢摟著北極熊的脖子。
“任何物種都有善意的種子，不僅是人類。他們不是生來就衝突，他們也會分享友誼，和睦相處。我的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印度人，祖母是天主教徒，我自己是伊斯蘭教徒，現在為中國的佛學教育部門工作，我真的很開心。”當漢尼夫在大會發言中，展示那張照片，並說出這句話時，聽眾席響起一片掌聲。
漢尼夫，是澳洲淨宗學院多元文化部的負責人。淨宗學院成立於2002年，創辦者是來自臺灣的徐業鴻教授，學院坐落在澳洲昆士蘭省的圖文巴，旨在弘揚孔孟之學與大乘佛法。
到圖文巴之前，漢尼夫是新加坡政府的公務員，主要工作是協調各宗教之間關係，化解衝突。2009年，漢尼夫受淨宗學院之邀，辭去新加坡的工作，到圖文巴開展新的多元文化交流與協作。
圖文巴是一個別具特色的城市，居民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常住人口雖然只有十多萬人，卻有八十多個民族，一百多種語言，他們有著不同的血統與文化、不同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
漢尼夫至今記得第一次去圖文巴的印象：生活在那裏的人很閉塞，只有你先伸出手，對方才會跟你握手，他們不會主動跟別人交流。
在圖文巴工作兩年多的漢尼夫收穫頗豐。他告訴記者，他所在的部門，每週六都舉行“溫馨晚宴”，當地不同種族、文化、宗教的人士，都可以自願來參加。他們的溫馨晚宴吸引了很多以前不善交際的本地人。
今年3月的第二周，漢尼夫在週二的時候臨時決定，當周週六的溫馨晚宴要編排一場文藝演出，為此漢尼夫打電話給當地的居民。在當地，如果有人很倉促地發出邀請，對方一般都會說，“沒有時間”。但是，漢尼夫卻沒有遭到拒絕。那個週六的晚上，節目豐富多彩，有土著歌舞，也有年輕女士們的合唱團，以往只有一百人左右的溫馨晚宴，當晚來了大約400人。
漢尼夫還告訴記者，就在兩周前，有一位當地警署的高級官員也主動來參加晚宴，他還帶來了一個蛋糕，分給大家吃。令漢尼夫都感到意外的是，蛋糕是那個警官親手製作的!
我沒有笑話他
5月25日，會議結束的當晚，宋寶蘭女士作為參會者，承擔了一些主辦方志願者的工作，忙前忙後，大約到了晚上九點的時候，等賓客散盡，她才坐下來吃飯。
她是華裔馬來西亞人，上世紀30年代，她的父輩為了避開中國的戰亂，到南洋謀生，來到馬來西亞，本希望掙到錢後可以回家，但是之後的戰亂加上政治運動，讓他們再也沒有回到家鄉，只好留在了馬來西亞。
宋寶蘭是第二代移民，她在馬來西亞出生，但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已過中年的她短髮齊耳，穿一套深色制服，態度幹練又溫和。她現為馬來西亞的中華文化教育中心專職教師。
中華文化教育中心是2009年在馬來西亞政府註冊的教育機構，主要面對小學生，在學校之外，教授倫理道德補習課。對此課程感興趣的家長，會帶著孩子前來，每星期一次課，每次一個半小時。
宋寶蘭教課的課本是《弟子規》。《弟子規》是中國古代教育孩子的啟蒙課本，其內容採用《論語》學而篇第六條的文義，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編纂而成。正如它的總敘中所說：“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弟子規》列述了在家、出外、待人、接物與學習上應該恪守的行為規範。宋寶蘭告訴記者，教育中心選擇《弟子規》作為教材，為了薰陶孩子，化解衝突，培養他們與別人團結合作的能力。
教育中心在課下，讓家長把觀察到的學生的言行記錄下來，然後與中心的教師溝通。家長們會帶來各種各樣的資訊，通常是瑣碎的事情，但給了教育中心老師們很大的鼓勵。
有一位家長告訴宋寶蘭，當她的孩子經過他以前經常去玩的一家網吧門口時，低下頭，走過去，然後跟媽媽說，“鬥鬧場，絕勿近”。還有的家長告訴宋寶蘭，他的孩子在學校拿著一支已經用得很短的鉛筆寫字時，其他同學笑話他，“你家裏這麼窮，連鉛筆也買不起。”他的孩子說道：“要節儉。不浪費。”
宋寶蘭告訴記者，馬來西亞是個寬容的地方，作為移民，他們保留了自己中文的名字和語言，雖然她沒有系統地學習過中國傳統文化，但是中華文明的根在家庭教育中傳承了下來。
“我父親是客家人，他從小教育我們‘寧可人負我，切勿我負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年輕人要有骨氣，不能有傲氣，要自強不息。’我的父親雖然文化不深，也很少說話，但他說的都是傳統文化。”
在到教育中心做教師之前，宋寶蘭在馬來西亞的一家廣播電臺做播音員，為了來這裏，她辭掉了播音員的工作。
“馬來西亞本地人為棕色人種，中國人的眼睛和皮膚跟他們都不一樣。以前，講到自己是中國人很沒有自信，因為會被認為吵鬧、沒有禮貌、落後，所以，華裔都很想學英語。但是，即使學了英語，染頭髮，甚至戴有顏色的隱形眼鏡，在別人眼裏，我們永遠都是黃皮膚的華人。沒有自己的文化，自己就沒有根，會被人看不起。”宋寶蘭說。
“但當我們越瞭解中國傳統文化，越有自信，因為老祖宗原來有如此燦爛的文化，在國外的年輕人學漢語，學習中華傳統文化，將來肯定有出路。”宋寶蘭說。
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教國家，馬來西亞本地人一出生，自然而然就成為伊斯蘭教徒。在這樣的一個國家，教授中華傳統文化，會不會受到抵制呢?
“當然不會。”宋寶蘭回答說，“《弟子規》中所講的道理，不是中國人獨有的，它是所有文化和民族的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其實，《可蘭經》和《聖經》中都有類似的內容，只是比較零散，比如，伊斯蘭教教導信徒不能對父母大喊大叫，在父母面前走過要低頭彎腰，而《弟子規》把它濃縮在很短的篇幅中，把做人的抽象道理，具體為家庭中的儀軌。”
在馬來西亞，華僑占總人口的25％左右，中華文化教育中心從2009年建立至今，已經培訓過四五百學生，其中大部分是華裔學生。當教育中心用英文上課的時候，也會有馬來西亞的孩子來聽課。
有一位學生家長還告訴宋寶蘭：她九歲的兒子，從學校回到家裏，對她說：“我們班有一個同學成績考得不好，所有同學都笑他笨，但是，媽媽，我沒有。”
新華網：習近平號召學習《弟子規》
十八大結束了，也是新起點的開始，淨空法師提倡的學習《弟子規》在原來基礎上將會普及全民，很歡喜。難得的是，新一任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號召學習《弟子規》，這實在是提高國民素質，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立足未來高瞻遠矚的大智慧眼光。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人，清廉和腐敗也取決於人心，《弟子規》正是規範人心，建立倫理道德的好書。
習近平號召學習《弟子規》如下：
習近平同志談到：“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各級領導幹部應該讀讀《弟子規》。《弟子規》1080個字，本是童蒙養正寶典，看似一本不顯眼的小書，實際上裏面蘊含著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大智慧。”
蔡禮旭老師細講《弟子規》
2005字幕版共41集（強烈推薦，非常受益）http://www.jzfjw.cn/move/VodHtml/a/159.html
弟子規》總敘中說：“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這裏面有七個科目，即孝，悌，謹，信，愛眾，親仁，學文，前六項屬於德育修養，後一項，即學文，屬於智育修養。《弟子規》彙集了中國至聖先賢的大智慧。《弟子規》首先教育我們孝順父母，恭敬兄長，繼而教育我們把對父兄的孝敬擴大到社會，“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進而教育我們泛愛眾，“凡是人，皆須愛”，通篇講的是愛心。父母對子女傾注了無私的愛，子女應該以無私的愛回報父母。這是天經地義的。人民群眾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把對父母的愛擴大到對人民的愛，必然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一個不忍心損傷自己父母利益的人，怎麼能夠損傷人民的利益呢？只要把這些道理弄清楚了，並且能夠付諸行動，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十年“文革”浩劫中，作為孔孟思想的重要內容，《弟子規》遭到無理批判。今天《弟子規》又同國人見面了，實在是好事，國人之福。
原文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0/content_11737697.htm
領導幹部不妨讀讀《弟子規》
2009年07月20日 10:25:17 來源：北京日報
近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提出：“領導幹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這傳達了一個重要資訊，就是，我們黨要通過新的讀書活動，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好又快地向前發展。
開展讀書活動，讀什麼書至關重要。習近平同志提出領導幹部要讀的好書有三個方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做好領導工作必需的各種知識書籍、古今中外優秀傳統文化書籍。
我認為，當前各級領導幹部最需要讀的是古今中外特別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書籍。習近平同志特別談到：“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各級領導幹部應該讀讀《弟子規》。《弟子規》1080個字，本是童蒙養正寶典，看似一本不顯眼的小書，實際上裏面蘊含著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大智慧。
《弟子規》總敘中說：“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這裏面有七個科目，即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學文，前六項屬於德育修養，後一項，即學文，屬於智育修養。《弟子規》彙集了中國至聖先賢的大智慧。《弟子規》首先教育我們孝順父母、恭敬兄長，繼而教育我們把對父兄的孝敬擴大到社會，“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進而教育我們泛愛眾，“凡是人，皆須愛”，通篇講的是愛心。父母對子女傾注了無私的愛，子女應該以無私的愛回報父母。這是天經地義的。人民群眾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把對父母的愛擴大到對人民的愛，必然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一個不忍心損傷自己父母利益的人，怎麼能夠損傷人民的利益呢？只要把這些道理弄清楚了，並且能夠付諸行動，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總之，學好《弟子規》，對於“知廉恥、明是非、懂榮辱、辨善惡，培養健全的道德品質”，具有重要意義。十年“文革”浩劫中，作為孔孟思想的重要內容，《弟子規》遭到無理批判。今天我們應該重新談談《弟子規》的積極一面了。(作者任登第為中央黨校教授)
共軍軍官拒升遷 退伍教國學經典
來源: 郝曉聞的日誌 2012-12-24 16:07 | (分類:默認分類)
中華傳統文化近年在大陸已變顯學，北京有對解放軍軍事院校退役的夫婦，放棄升遷機會， 義務傳授國學經典，讓家長和子女感受傳統文化的美德，學到尊重他人、惕勵自己。
家住北五環的安納是一名讀經師，從樸素的穿著、說話的平和語調，看不出她以前是個解放軍中校軍官。她在○四年以優異成績被北京某軍事院校選派到瑞士深造，在瑞士後接觸到佛光山。
「我原本教授理工科，看到佛光山有大量書籍，在那一年期間，做了幾十本的心得筆記， 那個時段很寶貴，很懷念，一直有久別重逢的感覺，回過來看四十年自己成長時光，很有反思。」
安納回到大陸後，邊上班、邊從事國學研究工作，直到○七年退伍離職，全心從事傳統文化推廣工作。
當安納提出退伍申請時，她的領導和親友都覺得很可惜，她當時即將提升為副師級（上校），面對大好前程，選擇離開，因為升職後再想退就不容易了。但她的決定獲得丈夫亢立波的支持。
安納表示，大陸從小接觸傳統文化很少，甚至 老一輩參與批鬥過傳統文化，批孔、破四舊等，他們對傳統文化比較反感，心裡不太接受。她說，大陸現在推動文化復興，其中恢復並重視國學是很重要的工作，大趨勢有利國學的推展，但需要全民一起推動。
胸懷文化理想 賦予古籍生命力
2012-12-3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2| 評論數: 0 |原作者: （曾冠傑╱台北市）
不少人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全力追求經濟成長與物質生活，社會的精神內涵顯得貧乏；然而在主流價值之外，對岸仍有一群胸懷文化理想的人，他們默默付出與努力，形成新時代的人文風貌，而傳古樓就是一例。
我日前與傳古樓創辦人陳志俊聊天，不只被他們的創業故事感動，也重新思考兩岸交流的意義。傳古樓是位於浙江杭州的民間出版團隊，在官方主導的中國出版業堪稱異數，而他們的出版理念，要從台灣的藝文印書館談起。
藝文印書館是台北老牌的國學出版社，創立於1952年，當年在中研院院士董作賓的鼓勵下，嚴一萍投入甲骨文研究，同時創辦藝文。藝文致力於出版經史古籍，雖然冷門卻滿足了學界的專業需求，受到相關領域師生與讀者的歡迎，對國學的研究與推廣影響深遠。
藝文印書館的出版理念，跨越台灣海峽影響了傳古樓。傳古樓一開始的創業動機很單純，在中國的網路社群上，一群有古籍情懷的人想合力出版古籍以傳世，陳志俊投入最深，於是與人合夥成立傳古樓。陳志俊本身有正職工作，他自謙是業餘出版人，受到藝文啟發，傳古樓採取原書影印的出版方式，首先向圖書館購買古籍的影印權，再透過出版社取得書號，正式出版發行。
經過眾人努力，傳古樓終於在今年推出創業作──宋儒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採用浙江圖書館藏的清嘉慶刊本，具有字體工整、版印清晰的優點，對於行家來說，無論賞玩還是閱讀都頗具雅趣。
然而我對傳古樓的最大好奇是，這樣曲高和寡的出版理念不會賠錢嗎？陳志俊說，傳古樓不以營利為目的，只求不賠錢。傳古樓的預期讀者，是中國13億人口中有古籍學背景的1萬人，這是一個非常小眾的市場，但一本書只要印1千冊並完全售出，就能攤平成本。
聽起來這是個美好的文化夢，然而有理想之外還需要實際行動。陳志俊不是嘴巴說說而已，他自己出錢，獨力承擔出版《四書章句集注》的事先開支，於是有傳古樓創業作的誕生。
藝文印書館與傳古樓都從事小眾的國學出版，也面臨同樣問題：如何確立市場規模，並建立穩定的營運模式。然而兩者時空環境不同，藝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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