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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力量：龍應臺北大演講全文
來源: 崔永久的日誌 2012-08-10 21:38 | (分類:默認分類)
龍應台用幻燈片（PPT）形式做主題演講，圖文並茂，現場還播放了幾首與主題相關的歌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臺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
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爲自信，所以開闊，因爲開闊，所以包容，因爲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里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沈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麽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制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 《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餘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200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象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象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麽？臺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爲。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爲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爲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擡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麽。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10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麽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爲“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爲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麽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爲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2000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9年1月1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爲“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沈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抛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爲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餘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麽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爲，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臺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産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臺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裏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爲“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 70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爲什麽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麽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麽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臺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麽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麽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麽、想什麽”的“臺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復地叮嚀
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復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啓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裏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啓山林
我們這裏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麽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10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麽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沖著他問“你是哪里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臺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臺灣2000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麽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
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爲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臺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爲注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麽？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産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爲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麽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抛棄了，逐漸發展爲臺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爲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麽？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麽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臺灣有那麽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麽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麽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麽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里，我看這個國家怎麽對待外來移民，怎麽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麽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麽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爲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爲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于水”？至少我不那麽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于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挽歌。一直忍著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麽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爲自信，所以開闊，因爲開闊，所以包容，因爲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 離開臺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念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麽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麽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白襯衫
龍應台：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2-09-03 17:33 | (分類:早安臺灣)
《紅燈記》在臺北
2001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裏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2月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臺點燃紅燈。這出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臺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練好了新臺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臺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臺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臺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臺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臺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臺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臺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臺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駡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臺灣人，不可以用臺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裏，來這樣一出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臺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臺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彩，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裏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沖著他說，“我不知道臺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它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殺害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1975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臺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臺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臺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臺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裏，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臺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臺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1950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精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臺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裏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敍述都是大敍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敍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裏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呐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裏，試圖推翻“大敍述”，建立“小敍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野火》書出，1985年的臺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沖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遊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臺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敍述打碎，讓小敍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敍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敍述，臺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臺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敍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裏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個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敍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敍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敍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臺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臺灣人分歧的小敍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凸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臺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臺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臺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臺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臺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裏，臺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臺灣獨立大敍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敍述的人，在今天的臺灣，都是少數；占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臺灣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歷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線的崇高大敍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臺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臺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受過日本統治的臺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1949年渡海到臺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臺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臺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臺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以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臺灣人，那麼臺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臺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裏。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檔，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裏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裏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臺。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員警，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報復。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裏；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同時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臺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臺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峽兩岸，哪里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沖？哪里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臺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臺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裏，這樣的學識精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殊。而在臺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裏，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況愈下，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臺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裏，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臺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臺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
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臺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相容並包之意”；他談臺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
他介紹了臺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臺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裏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厘清“臺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臺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臺灣十六年當中，臺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金增長到5829美金，成長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維持在4～5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
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臺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敍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敍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滿清皇族的嘆息
2012-10-5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2| 評論數: 0 |原作者: Yatsen Chang／台北市
西三環邊上，熙來攘往的車陣中，透露著北京的熱鬧與喧囂。走入一旁的小巷，彷彿走進了另一個世界，老人們靜靜地坐在小區的大門旁，搖著扇子，你一言我一語的聊著。一眼看去，當中領頭的也是年紀最長的，是位近百歲的老奶奶，其他人管她叫康大姊，而我都叫她康奶奶。
和他們越來越熟後，我特別喜歡聽這些老人們說故事，在他們的眼裡，北京不只是一個城市，而是他們親身經歷過的漫長故事。
某天，我們在聊故宮內的事時，我隨口搭了一句：「那，現在這些皇族後裔都到哪兒去了？我只知道北師大有一個，國民黨也有一個，還有其他人嗎？」一位老大爺笑著說：「小兄弟，怎麼沒有啊，你眼前不就一個祖上領皇糧的嗎！」
這時，突然大家都不講話，眾人的眼神紛紛白了老大爺一眼，老大爺趕緊顧左右而言他。當大家又開始起鬨嘻笑時，只有康奶奶一個人獨自走回家裡，似乎有心事。在康奶奶走後，大家也就散了，我抓著那位老大爺，問說為什麼剛才大家都不說話？
老大爺回答：「小兄弟你剛來，你不知道咱們這兒人的來歷，剛才我不小心說溜了嘴，那我現在就告訴你一點兒吧。你剛剛不是問了皇族後裔的事兒嗎？我說的，就是你康奶奶，我們都聽她兒媳婦說過，她祖上是正黃旗的，聽說在族中輩分不低，跟紫禁城內的關係特好，你康奶奶運氣不好，沒趕上好日子，她還有兩姊妹，都大她挺多的，有享受過真正的皇族待遇。如果你還想聽其他的故事，帶點好吃好玩的去找她兒媳婦吧，她一定會告訴你的。」
我立刻就請老大爺幫我約康奶奶的兒媳婦。那晚甫見面，她笑話我是個好事的小鬼，我拜託她別再吊我胃口，趕緊給我說故事吧。她喝了口咖啡，緩緩地開始說了。
原來，康奶奶是出生在某個城門內的大四合院裡，那時滿清皇帝已經退位了幾年，實力與財力大不如前，這些曾經領皇糧的貴族們，紛紛走出他們長年居住的大宅，開始憑自己的勞力換取溫飽，而後隨著皇帝的出走，日子是過得越來越平民。日本人攻占北京後，康奶奶開始在日本人的餐館裡打工，直到1949年；與此同時，她已經改了漢名漢姓，自稱是漢人了。建國後沒多久，康奶奶就和一位知名餐飲店的廚子成婚，平淡的日子一直過到「大難」前夕（大難，即是文化大革命）。
大難發生沒多久，奶奶一家人趕緊把滿屋子的瓷器給砸了，這全部都是祖輩們留下來的器皿，相當珍貴。一連砸了好幾天後，碎渣子全埋在後院裡，只留下了最珍貴兩樣首飾，還有一張桌子。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難過，康奶奶眼見族人一個接一個的被抄家，被批鬥，遊街，甚至被凌虐致死。她內心十分恐懼，每天活在生死邊緣，在提心吊膽中度日，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死不能承認自己的滿清皇族血統，並配合政府的政策，甚至是要違背自己的意願。終於，大難結束後，但是找得到的親人所剩無幾，也嚇到不敢相認了，不知道大難會不會再來一次，從此康奶奶再也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分。
聽完故事後，我說不出話，陷入了一股莫名的情緒中，原來康奶奶打死不承認自己的皇族血統，是有這麼深沉的歷史淵源，這樣龐大的歷史洪流，無情地拍打在康奶奶的身上。那天夜裡，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著康奶奶，想著自己讀過的歷史，究竟是多大的恐懼感，可以讓一個人連自己的血緣都可以放棄，並且已經過了三十餘年，依舊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真實身分。
看著天上彎彎的月亮，或許康奶奶也正在她那唯一留下的桌子旁獨自細數著從前，說服自己淡忘。然而，這樣的恐懼，是我們海峽另一邊的人，永遠無法體會的。
中山謁陵 喧囂肅穆
2012-10-16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66| 評論數: 0 |原作者: （師瑞德／台北市）
不管稱為國父，還是革命先行者，都無損孫中山先生在海峽兩岸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第一次來到南京中山陵，從最底下的「博愛」牌坊緩步拾上祭堂，內心情緒十分激動，並不是因為落差有73公尺，多達392階的石階爬得氣喘吁吁，而是終於得以一訪近代中國最偉大的先驅、勇者，感到興奮不已。
與我抱著同樣情懷的人不在少數，千餘名遊客絡繹不絕地造訪此地，連戰曾率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謁陵；連毛澤東、鄧小平也曾來過。
整個中山陵都用的是青色的琉璃瓦，青色以象徵青天，也符合中國國民黨黨旗的顏色──青天白日。青天象徵中華民族光明磊落、崇高偉大的人格和志氣。青色琉璃瓦乃含天下為公之意，以此來顯示孫中山為國為民的博大胸懷。祭堂中有孫中山大理石坐像一座，高4.6公尺，逼真生動。殿堂四周有孫中山革命事蹟的浮雕。祭堂東西護壁大理石刻著孫中山手書的《建國大綱》和胡漢民等人書寫的《總理遺囑》。不過可惜的是，安葬孫中山遺體的墓室，在中山陵免費開放後，便禁止遊客進入。
除了中山陵，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在北京天安門對面，則可見6公尺高、近兩噸重的巨幅孫中山畫像，據悉是毛澤東1971年決定的，主因是「充分體現對這位推翻清王朝的資產階級革命先驅的尊重」。
在天安門看到毛澤東與孫中山兩人畫像，遙遙相對，確實挺有趣，可見雖然中山先生建立的是中華民國，又是中國國民黨主席，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仍然能夠化解歧見，並肩攜手。
中山陵陵寢為免費開放，管理部門對遊客流量做出了限制，以保護建築不受損壞。但從山下到山上，甚至祭堂旁邊，到處都是販賣紀念品的小攤販，甚至還有播放「探中山墓室」的幻燈片可看，但一人收費人民幣兩元；現場叫囂喧嘩不絕於耳，完全失去莊嚴肅穆之感，此為最大缺點。
疏民怨、化矛盾 才有和諧社會
2012-10-7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9| 評論數: 0 |原作者: 羅印冲
討論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發展，必須先回到「公民運動」這個主題。不少人誤解公民運動的本質，認為公民運動一定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或勢必造成社會動盪，致使政府總得想著如何壓制公民運動，才能穩定社會。事實上，只要政府用心疏通民怨、化解社會矛盾，就可能將公民運動的正面力量，引導成為公民社會的養分。
有學者拿出統計數據，目前大陸上網人口達5.4億人，其中有上微博網站者超過3億人；一旦有人在網路登高一呼，號召民眾上街抗議，就可能讓社會問題爆發為群體性事件。
但網路無遠弗屆的聯結功能，是否能促成大陸公民社會的興起，恐怕還要打上很大的問號。首先，網路訊息真偽難辨，難以成為引導公民正確認知社會角色的平台；其次是網路上充斥所謂主流菁英的言論，反而抹煞普通公民的參與動力。最後是帶有特殊意圖的網路意見（如五毛黨），混淆網路世界的價值取向。
正如元智大學社會政策系教授王佳煌所言，大陸地方政府往往是壓制網路言論與社會集體行動的執行單位，也常是群體性事件主要抗爭與攻擊的對象；理由通常是地方政府貪汙腐化、官商勾結、強制徵收土地或拆遷不公等，造成民眾對政府缺乏信心，只好選擇上街維權。
回歸「公民運動」的本質，多數手無寸鐵的民眾無非就想捍衛自身權益、保全一家生計，而非有意讓社會陷入動盪，引發不安。就此而論，大陸政府應誠心傾聽民意，盡力疏通民怨、化解社會矛盾，減少人民必須走上街頭的無奈，才是推動大陸邁向公民社會、和諧社會的康莊大道。
西方人進教堂是爲了懺悔，中國人進廟是爲了賄賂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西方人進教堂是爲了懺悔，中國人進廟是爲了賄賂。善良不是一種願望，而是一種能力。一個人的道德品質。一個人的道德高低也許不重要，一個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個官員的道德高低也許不重要，一個執政集團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錯用壞人，但是壞人絕對不會錯用好人。我們對幹部進行這麽多考核，但翻開幹部履歷考察表，居然沒有一條是對幹部的人性道德進行考核的標準。這促使我們的幹部不必對下，更不必對自己承擔什麽道德義務，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
今天，中國一切問題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問題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問題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種表現形式呢？我還在思索這個問題。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有許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處。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決定了文化，文化決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決定了民族的命運。舉反腐敗爲例。懲治腐敗並不能根除腐敗。建立完善的社會制度是一種辦法，但根本的辦法還是要從文化入手, 宗教。中國的三個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學也稱爲一種宗教），對中國人形成今天這樣的心理狀態和道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歷史證明，這三個教根本無法振興中華。讓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宗教做個對比。中國文化教育我們"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認爲人生下來是惡的，人的本性也是惡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認爲，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不少人經過"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東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東西在人的心中。每個人的心靈中都有非常肮髒的一面。西方文化把這個剖露出來，展示出來。批判它，控制它。東方文化是把它包起來，養著它。西方的教堂有懺悔室。進了教堂之後，就把心靈的東西向神述說。把醜陋和肮髒的東西向神訴說了，他就輕鬆了。他的心靈得到了淨化。我在美國時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情景：人們總是愁眉苦臉地進去，神情輕鬆地出來。後來我才漸漸瞭解了其中的奧秘。久而久之，他就變成了一個健康的人，心態和心靈特別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須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須自己（而不是別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國人不會克制自己，不對會自己進行心靈拷問，於是他就去克制別人，去拷問別人。鞭笞和拷問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遠有信仰，有對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很多人去過西方的教堂，那裏的神是以一種血淋淋的、受苦受難的形象出現的。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聖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淚。那實則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難、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裏的神看似是神，其實是人。耶穌的死亡就已經完成了他從神到人的蛻變。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國的廟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無憂無慮，嘻皮笑臉，享受著人間煙火。個個吃得腦肥腸滿。西方人進教堂是爲了懺悔。中國人進廟是爲了賄賂。不是嗎？因爲要辦成某件事，向神祈禱，用錢買了香點上，或放上瓜果之類我們人間吃的供品，默默許願。這不是賄賂是什麽？西方人進教堂是爲了解脫精神上的苦難。中國人進廟宇是爲了解決實際生活中的苦難。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東方宗教的神在享樂，人民在受苦。這就是東西方宗教最大的區別。西方的教堂總是建在城市中心，與民親近。中國的廟宇總是建在深山老林中，與民疏遠。我曾說過中國人基本是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沒有信仰，不是指沒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國人信的東西最雜，包括氣功大師都信。什麽都信，恰恰就是什麽都不信。中國人心中沒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說深一點，就是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這種人是不會把自己的關心範圍擴大到家庭、甚至個人以外的。如果擴大出去，一定就是傷害別人。這樣的民族怎麽能不是"一盤散 沙"？在西方國家一輛車要壞到公路上，幾乎所有的車都會停下來，問你是否需要幫助。在中國，絕大多數車都會揚長而去，好不容易停下來問你，我可能還懷疑，你幹什麽？你有什麽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這個水珠確實能把整個太陽包容進去。千年來，東方和西方的競爭中，西方勝利了；東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競爭中，西方宗教勝利了。宗教的勝利是什麽樣的勝利？我認爲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沒有信仰，就沒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國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擁有的。
來源: 崔永久的日誌 2012-08-10 21:38 | (分類:默認分類)
龍應台用幻燈片（PPT）形式做主題演講，圖文並茂，現場還播放了幾首與主題相關的歌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臺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
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爲自信，所以開闊，因爲開闊，所以包容，因爲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里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沈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麽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制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 《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餘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200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象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象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麽？臺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爲。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爲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爲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擡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麽。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10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麽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爲“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爲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麽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爲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2000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9年1月1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爲“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沈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抛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爲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餘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麽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爲，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臺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産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臺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裏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爲“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 70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爲什麽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麽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麽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臺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麽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麽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麽、想什麽”的“臺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復地叮嚀
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復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啓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裏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啓山林
我們這裏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麽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10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麽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沖著他問“你是哪里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臺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臺灣2000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麽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
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爲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臺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爲注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麽？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産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爲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麽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抛棄了，逐漸發展爲臺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爲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麽？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麽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臺灣有那麽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麽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麽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麽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里，我看這個國家怎麽對待外來移民，怎麽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麽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麽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爲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爲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于水”？至少我不那麽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于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挽歌。一直忍著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麽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爲自信，所以開闊，因爲開闊，所以包容，因爲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 離開臺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念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麽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麽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白襯衫
龍應台：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
來源: 李晟君的日誌 2012-09-03 17:33 | (分類:早安臺灣)
《紅燈記》在臺北
2001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裏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2月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臺點燃紅燈。這出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臺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練好了新臺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臺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臺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臺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臺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臺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臺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臺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臺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駡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臺灣人，不可以用臺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裏，來這樣一出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臺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臺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彩，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裏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沖著他說，“我不知道臺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它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殺害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1975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臺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臺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臺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臺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裏，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臺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臺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1950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精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臺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裏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敍述都是大敍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敍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裏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呐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裏，試圖推翻“大敍述”，建立“小敍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野火》書出，1985年的臺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沖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遊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臺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敍述打碎，讓小敍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敍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敍述，臺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臺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敍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裏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個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敍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敍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敍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臺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臺灣人分歧的小敍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凸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臺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臺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臺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臺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臺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裏，臺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臺灣獨立大敍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敍述的人，在今天的臺灣，都是少數；占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臺灣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歷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線的崇高大敍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臺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臺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受過日本統治的臺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1949年渡海到臺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臺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臺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臺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以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臺灣人，那麼臺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臺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裏。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檔，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裏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裏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臺。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員警，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報復。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裏；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同時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臺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臺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峽兩岸，哪里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沖？哪里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臺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臺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裏，這樣的學識精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殊。而在臺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裏，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況愈下，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臺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裏，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臺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臺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
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臺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相容並包之意”；他談臺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
他介紹了臺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臺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裏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厘清“臺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臺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臺灣十六年當中，臺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金增長到5829美金，成長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維持在4～5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
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臺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敍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敍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滿清皇族的嘆息
2012-10-5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2| 評論數: 0 |原作者: Yatsen Chang／台北市
西三環邊上，熙來攘往的車陣中，透露著北京的熱鬧與喧囂。走入一旁的小巷，彷彿走進了另一個世界，老人們靜靜地坐在小區的大門旁，搖著扇子，你一言我一語的聊著。一眼看去，當中領頭的也是年紀最長的，是位近百歲的老奶奶，其他人管她叫康大姊，而我都叫她康奶奶。
和他們越來越熟後，我特別喜歡聽這些老人們說故事，在他們的眼裡，北京不只是一個城市，而是他們親身經歷過的漫長故事。
某天，我們在聊故宮內的事時，我隨口搭了一句：「那，現在這些皇族後裔都到哪兒去了？我只知道北師大有一個，國民黨也有一個，還有其他人嗎？」一位老大爺笑著說：「小兄弟，怎麼沒有啊，你眼前不就一個祖上領皇糧的嗎！」
這時，突然大家都不講話，眾人的眼神紛紛白了老大爺一眼，老大爺趕緊顧左右而言他。當大家又開始起鬨嘻笑時，只有康奶奶一個人獨自走回家裡，似乎有心事。在康奶奶走後，大家也就散了，我抓著那位老大爺，問說為什麼剛才大家都不說話？
老大爺回答：「小兄弟你剛來，你不知道咱們這兒人的來歷，剛才我不小心說溜了嘴，那我現在就告訴你一點兒吧。你剛剛不是問了皇族後裔的事兒嗎？我說的，就是你康奶奶，我們都聽她兒媳婦說過，她祖上是正黃旗的，聽說在族中輩分不低，跟紫禁城內的關係特好，你康奶奶運氣不好，沒趕上好日子，她還有兩姊妹，都大她挺多的，有享受過真正的皇族待遇。如果你還想聽其他的故事，帶點好吃好玩的去找她兒媳婦吧，她一定會告訴你的。」
我立刻就請老大爺幫我約康奶奶的兒媳婦。那晚甫見面，她笑話我是個好事的小鬼，我拜託她別再吊我胃口，趕緊給我說故事吧。她喝了口咖啡，緩緩地開始說了。
原來，康奶奶是出生在某個城門內的大四合院裡，那時滿清皇帝已經退位了幾年，實力與財力大不如前，這些曾經領皇糧的貴族們，紛紛走出他們長年居住的大宅，開始憑自己的勞力換取溫飽，而後隨著皇帝的出走，日子是過得越來越平民。日本人攻占北京後，康奶奶開始在日本人的餐館裡打工，直到1949年；與此同時，她已經改了漢名漢姓，自稱是漢人了。建國後沒多久，康奶奶就和一位知名餐飲店的廚子成婚，平淡的日子一直過到「大難」前夕（大難，即是文化大革命）。
大難發生沒多久，奶奶一家人趕緊把滿屋子的瓷器給砸了，這全部都是祖輩們留下來的器皿，相當珍貴。一連砸了好幾天後，碎渣子全埋在後院裡，只留下了最珍貴兩樣首飾，還有一張桌子。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難過，康奶奶眼見族人一個接一個的被抄家，被批鬥，遊街，甚至被凌虐致死。她內心十分恐懼，每天活在生死邊緣，在提心吊膽中度日，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死不能承認自己的滿清皇族血統，並配合政府的政策，甚至是要違背自己的意願。終於，大難結束後，但是找得到的親人所剩無幾，也嚇到不敢相認了，不知道大難會不會再來一次，從此康奶奶再也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分。
聽完故事後，我說不出話，陷入了一股莫名的情緒中，原來康奶奶打死不承認自己的皇族血統，是有這麼深沉的歷史淵源，這樣龐大的歷史洪流，無情地拍打在康奶奶的身上。那天夜裡，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著康奶奶，想著自己讀過的歷史，究竟是多大的恐懼感，可以讓一個人連自己的血緣都可以放棄，並且已經過了三十餘年，依舊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真實身分。
看著天上彎彎的月亮，或許康奶奶也正在她那唯一留下的桌子旁獨自細數著從前，說服自己淡忘。然而，這樣的恐懼，是我們海峽另一邊的人，永遠無法體會的。
中山謁陵 喧囂肅穆
2012-10-16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66| 評論數: 0 |原作者: （師瑞德／台北市）
不管稱為國父，還是革命先行者，都無損孫中山先生在海峽兩岸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第一次來到南京中山陵，從最底下的「博愛」牌坊緩步拾上祭堂，內心情緒十分激動，並不是因為落差有73公尺，多達392階的石階爬得氣喘吁吁，而是終於得以一訪近代中國最偉大的先驅、勇者，感到興奮不已。
與我抱著同樣情懷的人不在少數，千餘名遊客絡繹不絕地造訪此地，連戰曾率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謁陵；連毛澤東、鄧小平也曾來過。
整個中山陵都用的是青色的琉璃瓦，青色以象徵青天，也符合中國國民黨黨旗的顏色──青天白日。青天象徵中華民族光明磊落、崇高偉大的人格和志氣。青色琉璃瓦乃含天下為公之意，以此來顯示孫中山為國為民的博大胸懷。祭堂中有孫中山大理石坐像一座，高4.6公尺，逼真生動。殿堂四周有孫中山革命事蹟的浮雕。祭堂東西護壁大理石刻著孫中山手書的《建國大綱》和胡漢民等人書寫的《總理遺囑》。不過可惜的是，安葬孫中山遺體的墓室，在中山陵免費開放後，便禁止遊客進入。
除了中山陵，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在北京天安門對面，則可見6公尺高、近兩噸重的巨幅孫中山畫像，據悉是毛澤東1971年決定的，主因是「充分體現對這位推翻清王朝的資產階級革命先驅的尊重」。
在天安門看到毛澤東與孫中山兩人畫像，遙遙相對，確實挺有趣，可見雖然中山先生建立的是中華民國，又是中國國民黨主席，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仍然能夠化解歧見，並肩攜手。
中山陵陵寢為免費開放，管理部門對遊客流量做出了限制，以保護建築不受損壞。但從山下到山上，甚至祭堂旁邊，到處都是販賣紀念品的小攤販，甚至還有播放「探中山墓室」的幻燈片可看，但一人收費人民幣兩元；現場叫囂喧嘩不絕於耳，完全失去莊嚴肅穆之感，此為最大缺點。
疏民怨、化矛盾 才有和諧社會
2012-10-7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9| 評論數: 0 |原作者: 羅印冲
討論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發展，必須先回到「公民運動」這個主題。不少人誤解公民運動的本質，認為公民運動一定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或勢必造成社會動盪，致使政府總得想著如何壓制公民運動，才能穩定社會。事實上，只要政府用心疏通民怨、化解社會矛盾，就可能將公民運動的正面力量，引導成為公民社會的養分。
有學者拿出統計數據，目前大陸上網人口達5.4億人，其中有上微博網站者超過3億人；一旦有人在網路登高一呼，號召民眾上街抗議，就可能讓社會問題爆發為群體性事件。
但網路無遠弗屆的聯結功能，是否能促成大陸公民社會的興起，恐怕還要打上很大的問號。首先，網路訊息真偽難辨，難以成為引導公民正確認知社會角色的平台；其次是網路上充斥所謂主流菁英的言論，反而抹煞普通公民的參與動力。最後是帶有特殊意圖的網路意見（如五毛黨），混淆網路世界的價值取向。
正如元智大學社會政策系教授王佳煌所言，大陸地方政府往往是壓制網路言論與社會集體行動的執行單位，也常是群體性事件主要抗爭與攻擊的對象；理由通常是地方政府貪汙腐化、官商勾結、強制徵收土地或拆遷不公等，造成民眾對政府缺乏信心，只好選擇上街維權。
回歸「公民運動」的本質，多數手無寸鐵的民眾無非就想捍衛自身權益、保全一家生計，而非有意讓社會陷入動盪，引發不安。就此而論，大陸政府應誠心傾聽民意，盡力疏通民怨、化解社會矛盾，減少人民必須走上街頭的無奈，才是推動大陸邁向公民社會、和諧社會的康莊大道。
西方人進教堂是爲了懺悔，中國人進廟是爲了賄賂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西方人進教堂是爲了懺悔，中國人進廟是爲了賄賂。善良不是一種願望，而是一種能力。一個人的道德品質。一個人的道德高低也許不重要，一個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個官員的道德高低也許不重要，一個執政集團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錯用壞人，但是壞人絕對不會錯用好人。我們對幹部進行這麽多考核，但翻開幹部履歷考察表，居然沒有一條是對幹部的人性道德進行考核的標準。這促使我們的幹部不必對下，更不必對自己承擔什麽道德義務，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
今天，中國一切問題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問題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問題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種表現形式呢？我還在思索這個問題。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有許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處。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決定了文化，文化決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決定了民族的命運。舉反腐敗爲例。懲治腐敗並不能根除腐敗。建立完善的社會制度是一種辦法，但根本的辦法還是要從文化入手, 宗教。中國的三個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學也稱爲一種宗教），對中國人形成今天這樣的心理狀態和道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歷史證明，這三個教根本無法振興中華。讓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宗教做個對比。中國文化教育我們"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認爲人生下來是惡的，人的本性也是惡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認爲，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不少人經過"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東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東西在人的心中。每個人的心靈中都有非常肮髒的一面。西方文化把這個剖露出來，展示出來。批判它，控制它。東方文化是把它包起來，養著它。西方的教堂有懺悔室。進了教堂之後，就把心靈的東西向神述說。把醜陋和肮髒的東西向神訴說了，他就輕鬆了。他的心靈得到了淨化。我在美國時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情景：人們總是愁眉苦臉地進去，神情輕鬆地出來。後來我才漸漸瞭解了其中的奧秘。久而久之，他就變成了一個健康的人，心態和心靈特別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須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須自己（而不是別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國人不會克制自己，不對會自己進行心靈拷問，於是他就去克制別人，去拷問別人。鞭笞和拷問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遠有信仰，有對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很多人去過西方的教堂，那裏的神是以一種血淋淋的、受苦受難的形象出現的。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聖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淚。那實則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難、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裏的神看似是神，其實是人。耶穌的死亡就已經完成了他從神到人的蛻變。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國的廟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無憂無慮，嘻皮笑臉，享受著人間煙火。個個吃得腦肥腸滿。西方人進教堂是爲了懺悔。中國人進廟是爲了賄賂。不是嗎？因爲要辦成某件事，向神祈禱，用錢買了香點上，或放上瓜果之類我們人間吃的供品，默默許願。這不是賄賂是什麽？西方人進教堂是爲了解脫精神上的苦難。中國人進廟宇是爲了解決實際生活中的苦難。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東方宗教的神在享樂，人民在受苦。這就是東西方宗教最大的區別。西方的教堂總是建在城市中心，與民親近。中國的廟宇總是建在深山老林中，與民疏遠。我曾說過中國人基本是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沒有信仰，不是指沒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國人信的東西最雜，包括氣功大師都信。什麽都信，恰恰就是什麽都不信。中國人心中沒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說深一點，就是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這種人是不會把自己的關心範圍擴大到家庭、甚至個人以外的。如果擴大出去，一定就是傷害別人。這樣的民族怎麽能不是"一盤散 沙"？在西方國家一輛車要壞到公路上，幾乎所有的車都會停下來，問你是否需要幫助。在中國，絕大多數車都會揚長而去，好不容易停下來問你，我可能還懷疑，你幹什麽？你有什麽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這個水珠確實能把整個太陽包容進去。千年來，東方和西方的競爭中，西方勝利了；東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競爭中，西方宗教勝利了。宗教的勝利是什麽樣的勝利？我認爲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沒有信仰，就沒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國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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