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楊奎松---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

來源： 董明明的日誌

(續前)

同 樣的情況，中國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強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擊的戰略。然而，珍寶島事件發生後，毛澤東一貫的反美立場迅速發生了改變。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清楚地發現，如果不聯合美國，中國很可能會成為蘇聯核打擊的目標。為了中國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開始接近和對話。而這對於那些一直以中 國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國革命黨來說，顯然是一種致命的打擊。本來中國的戰略是鼓動世界上所有革命黨來反帝的，現在中國自己卻與帝國主義搞到了一起去了，怎 麼理解？當時阿爾巴尼亞就公開站出來反對中國對美帝國主義妥協，正在與美國作戰的越南人對此也深為不滿。但是，毛澤東為了中國自身的利益，仍舊堅持要與美 國妥協。要知道，我們與美國妥協，不光是犧牲了過去的革命原則，犧牲了許多左派朋友，我們還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我們過去一向堅持的一個重要前提條 件，那就是要解決臺灣問題。當時我們與美國的談判，在臺灣問題上明顯地作了讓步，以至於至今美國仍舊與臺灣保持著某種特殊關係，甚至仍舊在向臺灣出售武 器。執政黨處理外交問題時需要著重于現實利益的考慮，而很難簡單地堅持意識形態立場或革命口號，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在另一方 面，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不同之處，也會極大地影響到兩個人的成長和成功。比如，在性格方面，毛澤東是很外向的，而蔣介石則比較拘謹。這影響到他們對事物的判 斷和想像力不能不有很大的區別。蔣介石自己生活規律，作風嚴謹，對部下要求也反映出他特別注意細節。比如一些臺灣朋友講述他們早年在臺灣當兵時的經歷，都 會提到蔣介石如何關心廁所的問題。這是因為蔣介石一來視察，長官就會要求士兵趕緊把廁所打掃乾淨，而且蔣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廁所，因為蔣介石的視察，總是 要去廁所檢查衛生。（笑聲）蔣介石太注重小節，使得他事無巨細都要親自去管，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政治決斷力和軍事指揮的能力，其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顯的局 限。

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成敗，軍事指揮上的優劣具有很大意義。照理說毛澤東沒有學過一天軍事，而蔣介石到底還算是學軍事出身。但是，蔣 介石考慮軍事問題時，戰略上的考慮卻十分欠缺。他關注的往往是一些細節。蔣介石一輩子有過無數次講演，但50歲之前講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對士兵和軍官的講演 了。而蔣介石講演當中經常會提到的內容，大都是如何整飭軍容軍紀。反映到軍事指揮上，他經常關注的也是一些明顯應該是由那些團長營長去關心的問題。蔣介石 當然也打過勝仗，但在有魄力、有豐富想像力的毛澤東面前，他必敗無疑。因為蔣介石打的勝仗，更多的靠的還是政治謀略，而多半並不是軍事指揮在戰略上的優 長。為什麼他能打敗馮玉祥這樣一些軍閥勢力，卻很難打敗日本人和共產黨呢？這是因為蔣介石在與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打仗時，常常會採用這樣的辦法：即用金錢 買通對手手下的軍官，給他們封官許願，搞分化瓦解。這樣，蔣介石的軍隊還沒有打過來，地方實力派陣線內部首先就亂了套。而對日本人或共產黨人，這些招數就 不靈了。再加上蔣介石一輩子都喜歡越級指揮，從當年對紅軍的圍剿，到後來解放戰爭時期的三大戰役，蔣幾乎從來都沒有改變過這種事無巨細一插到底的壞毛病。 許多國民黨的將軍在回憶錄裏都批評過蔣介石的這種作法。只不過，蔣在圍剿紅軍時可以越級指揮到團一級，而後來軍隊多了，大了，蔣的越級指揮就指揮到師一級 了。看看蔣介石指揮軍事的電報，我們甚至會發覺，他連部隊行軍時應當怎樣走路，怎樣露營，怎樣防空，怎樣布哨，都要管。這多半和蔣介石所受的軍事教育層級 太低有關。不少戰役就是由於蔣介石不顧國防部、軍令部的總體作戰計畫和戰略部署，越過上一級指揮機關，直接指揮到前方部隊去，從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湯 了。

毛澤東與蔣介石則恰恰相反。毛是個詩人，喜歡哲學，這影響到他具有很強的浪漫主義氣質，不喜歡去管什麼具體的細微末節，只喜歡海闊天 空。他會見尼克森、基辛格時，一上來就明白講，我不談具體的問題，只談哲學。（笑聲）具體的問題讓周恩來和基辛格去討論。這其實很反映他的性格。1945 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他把自己1936年寫的一首《沁園春·雪》送給了柳亞子，後來登在了重慶的報紙上，很是引人注目。蔣介石知道後非常生氣， 他不會寫詩詞，但還是曾要下面的人組織些文人墨客寫些更高雅的詩詞，以便把毛澤東的詞比下去。結果，國民黨人硬是沒有寫出一首能夠趕得上毛澤東的想像力的 詩詞。這件小事很能反映毛與蔣之間的差距。

毛澤東是詩人，但同時也是農民。這在軍事上就構成了毛澤東的重要特點。那就是，他一方面相當注 重保存實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戰略，往往會有超人的想像力和魄力，不墨守陳規，敢於冒險，不怕打爛罎罎罐罐。在早年共產黨的軍事實力弱小時，毛澤東注重保存 實力的一面表現得較為突出。結果在俄國人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眼裏，毛澤東明顯地是右傾保守的代表，因為他在軍事上絕對不贊同共產國際所強調的 “進攻路線”。如何保存實力？毛澤東的策略就是要能跑。他的十六字訣，中心思想就是一個字：“跑”。（笑聲）抗日戰爭期間，面對強敵日本，毛澤東也還是堅 持這樣一種策略。他不僅頂住了來自黨內的和莫斯科的非議，而且也頂住了來自國民黨的壓力，始終堅持他的遊擊戰方針，使共產黨的軍隊在敵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迅猛發展，為後來戰勝蔣介石國民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包括在毛澤東晚年，即我們上面講過的珍寶島事件之後，他的這一思想也再度表現了出來。當時為什麼下決 心要調整與美國的關係，不惜與美國妥協？就是因為毛澤東清楚地看出，中國當時沒有力量與蘇聯單獨對抗，必須拉上一個個幫手，這樣蘇聯就不敢打我們了。阿爾 巴尼亞黨批評中國右傾，毛澤東不管那一套，還理直氣壯地說：我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你能把我怎麼樣？（笑聲）

不過，毛澤東軍事指揮上更突出 的地方卻還是他作為詩人的浪漫主義的那一面。因為只關心大的戰略，關心大問題，他從不會去過問前線部隊具體怎麼做，更不會去干預前線指揮官的具體指揮行 動。我不知道毛澤東會不會圍棋，大概不會，但是他之善於佈局，確有信手拈來的架式。1944年歐洲戰場剛剛取得勝利，毛澤東就開始考慮戰後與國民黨爭奪天 下的問題了。為了造成牽制國民黨的有利戰略佈局，毛澤東硬是冒險將延安的兩個旅從國民黨和日本人佔領地之間塞到湘粵邊界一帶去。此舉雖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 終沒有實現，但毛澤東注重戰略佈局的特點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國民黨堅持在東北大打，毛澤東在關內實施報復作戰，用的也是同樣的戰法。儘管冒險，但 卻相當有威脅。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戰役，更是典型地表現出毛澤東的這樣一種戰略家的特質。他靈活地在戰役指揮中使用運動戰的戰法，大膽地調動部 隊迂回穿插，忽兒內線，忽兒外線，這些戰法不僅在蔣介石那裏無法看到，而且習慣於墨守成規的蔣介石也難以適應。毛蔣對抗，蔣介石失敗，幾乎是必然的。

當 然，蔣介石缺乏幻想和想像力，不夠浪漫，謹小慎微和墨守成規，也有它的好處。蔣去臺灣後始終堅持穩定高於一切，對臺灣的經濟建設就有相當的幫助。然而，毛 澤東在新中國建立，政權很快鞏固之後，不再有那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機感之後，其特性中浪漫主義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顯露出來。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為了追求和實現自己的理想目標，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種運動，結果是使得人們始終處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之中，幾乎沒有可能集中精力來搞經濟建設。大陸 在經濟上之所以越來越落後於臺灣，與此不無關係。

另外還應當提到的，是毛澤東與蔣介石因過去的經歷不同，生長環境不同，對社會的認知和對 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態度也頗不相同。毛澤東向來是比較傾向於下層勞苦民眾的，喜歡到農民和貧民當中去，並且能夠樂其所樂，憂其所憂，甚至聽到老百姓受苦就會 難過，掉眼淚。但他對富裕人家或社會中上層的喜怒哀樂就遠沒有那麼關心了。這一點與蔣介石恰好相反。我們什麼時候見過蔣介石到工人、農民當中去？什麼時候 見到蔣介石關心窮苦百姓的生活和命運？從來也沒有。他嘴裏也講過工農士兵，也講過人民，但他真正重視和關心的只是社會的中上層，尤其是統治階層，特別是直 接或間接影響其統治的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這種情況也影響到他們對知識份子的態度。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在臺灣卻把經濟搞上去了，與蔣介石對知識份子和專家 的態度是有關係的。蔣介石是沿海的鹽商出身，他對經商自然從小就不存惡感。沿海生長的經歷，更使他相信與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過國，去過日本，知道日本軍 事了得；去過蘇聯，知道蘇聯軍隊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國的專家。為蔣介石工作過的外國軍事專家從蘇聯，到德國，到美國，到日本，應有盡有。退到臺灣 後，他自然更是主動邀請外國專家到臺灣來幫國民黨設計經濟發展的方案。蔣介石在上海做過股票生意，以後在統一國家的戰爭中，不能不倚重各種專門的人材來幫 助他籌集經費，因此他很知道專門家的作用。國民黨人執政後，大量接納經濟、文化、法律各種知識份子和專家入閣當部長，並非偶然。當然，這與國民黨自身的社 會基礎也是有關係的。因為這些大知識份子、專門家通常也都是中產階級出身，他們也願意為國民黨這種執政黨服務，國民黨從鞏固政權和加速建設的角度出發，也 樂於傾聽這些人的意見。因為國民黨相信這些人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才是國民黨最為穩固的社會基礎。

不過，過於重視社會中上層的利益，使得國 民黨在大陸的時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為它依靠的階層是有恆產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有相當部分生活在城市，卻在農村有土地。要搞土 改，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些人的利益。國民黨雖然幾度想要搞減租，但真正推行起來，還是阻力很大。這與國民黨自身的社會基礎在中間階層這一點不無關係。共產黨 則沒有這樣的負擔，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國最廣大的社會階層農民的歡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得不到農民的擁護，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然而，這種情況到臺 灣以後卻改變了。因為國民黨到臺灣，與當地的地主及富裕階層並無多少關係，犧牲他們的利益很容易。何況國民黨解決土地問題用的還是孫中山的贖買的辦法，臺 灣那些靠土地吃飯的地主，多數也樂得拿政府買土地的錢或股票去投資工商業。結果是農民土地問題解決了，工商業也發展了，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一個社會階層也 沒有因為土改而成為社會的犧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蔣介石到臺灣實行的其實還是威權統治，只是這種威權統 治只是著重於政治和軍事，並不去干預經濟。國民黨退往臺灣時，曾經設想過要搞國家社會主義。後來被美國人反對掉了，實行的是美國式的自由經濟體制。並且在 經濟上大搞“專家治國”，任用了相當一批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知識份子，用經濟的方法來改造和建設臺灣。蔣介石對經濟建設的放任態度，對臺灣的經濟發展起了重 要的作用。一位美國的教授在介紹臺灣經濟建設的成就時，就特別強調了國民黨政府對專家的尊重問題。她指出：在臺灣，經濟專家的地位非常高，政府對專家們的 意見也很重視，而且政府要人通常會支持專家的意見。

大陸過去的做法卻恰恰相反。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對專家和知識份子的看法不好有關。 毛澤東從自己的經歷出發，總是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和“書讀得越多越蠢”之類的道理，並且總是自詡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動“小人物”來 打倒大人物。當然，我們也不應當回避，這種情況也與當年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有關。建國以後，我們經常會談論知識份子的地位問題。之所以會談論，就是因為不 好擺。我們過去是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從階級論的角度，知識份子算不得是什麼階級。於是就有了“毛”和“皮”的關係問題。知識份子這堆“毛”，究竟是附在 資產階級這張“皮”上呢，還是附在工人階級這張“皮”上呢？多數知識份子當然想要附在工人階級這張“皮”上。問題是，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因為列寧早就講 過：知識份子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是服務於資產階級的。你要想改變知識份子的階級屬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為只 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變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曾經有過那麼一段時間，知識份子的地位問題變得好一點了。那就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的 1956年前後。因為，社會主義改造既然完成了，私有制既然基本上消滅了，那麼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毛澤東這段時間也一直 在考慮如何面對階級逐漸消亡這樣一個新的社會和新的現象。他之所以會寫《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說到底就是想要提出一個可以適應新的時代的指 導性思想來。在《正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對這個現象其實頗為困惑。他沒有明確講階級是不是就沒有了，而是說：“階級鬥爭急風暴雨的時期已經 過去了”。今後社會的主要矛盾，將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要將主要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了。

這樣一種觀點其實是符合列寧主義 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就談到，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中才需要暴力，因為要通過這樣一個時期來剝奪剝奪者，即消滅私有制。但一旦私有制取消了， 生產資料公有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就不存在了。進入社會主義以後，國家的職能就將逐漸消失，而只剩下保護“形式上平等，實際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 法權的內容了，它只能是個“半國家”。1936年，蘇聯宣佈完成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造工作，因此，蘇聯已經沒有階級了。既然沒有階級了，知識份子自然也 不存在屬於哪一個階級的問題了。然而，這個問題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再度把知識份子的資產階級屬性問題提了出來。後來，毛澤東自 己的觀點也發生很大的變化。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路線的鬥爭依然存在，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 講。結果是，私有制消滅了，而階級鬥爭卻越來越厲害了。毛澤東本來就相信學校的教育有太多資產階級的傳統，本來就不信任知識份子，這一下對知識份子的態度 當然就更不可能好了。

中國大陸開始尊重知識份子，大概一直要到改革開放以後。記得改革開放之後，人們仍舊在討論知識份子的屬性問題。到 80年代中期這個問題才大致上得到了一個了斷，但也還是把知識份子和工人階級弄在一起，說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其實，這個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因 為在今天究竟存不存在階級，存在什麼樣的階級，究竟存不存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或者是像在今天西方社會通常所能看到的那樣，存 在著一個藍領的工人階級和一個白領的工人階級？總之，關於階級的問題在時代已經大大變化了的今天，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尚未能解決的問題。既然如此，知識份子 如何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

當然，這不是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我最後要說的是，毛澤東也有過他自己的理論思考，只可惜他沒有能夠脫離階 級鬥爭的那套理論，結果就變成了對知識份子的一成不變的既定看法，將以前知識份子留給他的不好的印象與意識形態上的觀念結合起來，知識份子或專家的處境自 然也就成了問題。毛澤東痛批知識份子的言論有很多，言辭有時相當激烈。數一數建國以來毛澤東發動的歷次大批判和政治運動，我們不難發現，他對知識份子是怎 樣地難以接受。中國的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搞不上去，與毛澤東不重視知識，不尊重知識份子也有一定的關係吧。

上面講的，只是個人的一點研究和看法，給大家提供一個參考，希望同學們多一些思考問題的角度。謝謝大家！


UDN 會員 altaiwang 回應文 2013-6-11

《李宗仁回憶錄》沒告訴你的十樁事:

1. 在李宗仁執政一年中，共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江南幾無激烈戰事。
2. 托人帶信給毛澤東，與共軍相約夾擊中央軍。
3. 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陳存恭訪問時，坦言李宗仁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祿薰心。
4. 心狠手辣槍斃王公度，草菅人命殺馬君武妾。
5. 與內奸衛立煌同惡相濟
6. 包庇叛徒陳儀
7. 與大貪污犯毛邦初狼狽為奸
8. 扶植重用共諜劉斐、郭汝瑰、韓練成。
9. 周恩來清楚李宗仁在美國熬不下去、亟欲回國投共，故透過劉仲容先給李宗仁20萬美金現鈔。
10.在周恩來安排下，76歲的李宗仁於與27歲的胡友松(胡蝶私生女)結婚，兩年半後李宗仁辭世。


(歷史大講堂, 新浪微博) 【歷史大講堂】細節現代中國：1923年蔣介石出使蘇聯，回國後致信廖仲愷，痛陳“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 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耶！”在這封信之末，更提醒國人：“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國人之人格！”http://t.cn /zHYKqRs (2013-6-19 11:39)


1941抗戰關鍵轉折 郝柏村新書解讀

【聯合報╱記者許紹軒／摘錄整理】2013.06.27 02:29 am

前言

在七七事變七十六周年前夕，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將出版六十萬字的著作──《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解讀這場悲壯戰役的因果脈絡。

郝柏村是曾親身參與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八二三砲戰的軍事將領，並於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隨侍蔣公長達五年。本報特先刊出書摘，與讀者回望歷史。

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認為一九四一年是抗戰內政、外交變化最大的一年，既是獨力抗戰的最後一年，也是中美英聯盟作戰開始的一年。

郝 柏村說，抗戰開始後，共黨表面上宣布共赴國難，並改編為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常與國軍發生衝突與襲擊。由於新四軍違抗調往黃河以北的命令，爆發了新四軍事 件，國府取消其番號。新四軍殘部逃往江蘇，中共明令恢復在蘇北發展，從此抗戰陣營正式分裂為兩個軍令權，抗戰初期軍令統一的形象徹底破壞，國共一面抗戰， 一面內鬥。

一九四一年底發生珍珠港事件，美國不得不對日宣戰，甚至其對德義同時宣戰，反在我國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我長期獨力抗日，進入了民主陣營對軸心國的聯盟作戰，美國的國力，是二次大戰致勝的決定因素，中國站在英美民主陣營，名正言順可以接受美國的軍事及經濟援助。

郝 柏村分析，抗戰聯盟作戰並非一帆風順，蔣中正時感中國受英美輕視，尤以邱吉爾的謀略，及英美如命的淵源，「先歐後亞」的大戰略，我們幾乎毫無反對的發言 權。所幸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確定，達成抗戰的終極目標，終能解除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及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目標，一舉完成。

郝柏村指出，蔣 於日記料德必攻俄，精準如神，但在戰略思維上，對希特勒只能以「瘋狂」解釋。如以德國軍事將領的戰略素養，只有兩個條件下，德攻俄才有勝算，一為西和英 國，高舉反馬克思政權大旗；二為東聯日本，日本素以反共脅迫中國，如以反共口號，與日本夾擊史達林，則俄必敗，資本主義的美國亦未必援俄抗德，扯日本的後 腿。

但蔣中正的判斷也並非事事皆準，郝柏村說，蔣一直主觀判斷日必向北進攻俄。要知道史達林以承認偽滿，換取日本簽中立條約，均符合兩國 戰略利益。就史達林而言，可避免德俄戰爭兩面作戰，同時亦鼓勵日本南進，而日本既決定南進，其最大的威脅為俄國扯後腿。當俄竟承認偽滿，以換取日俄中立， 互得其利；但蔣公始終認為日必攻俄，而終失算。


蔣不釋兵權 共軍假抗日真壯大

【聯合報╱記者許紹軒／摘錄整理】2013.06.27 02:29 am

郝柏村解讀蔣中正八年對日抗戰的日記，認為蔣中正拒絕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以及分發美製武器給共軍的政策並不正確；如果反其道而行，反而可以破解中共的國際宣傳，露出「假抗日，真壯大」的狐狸尾巴。

郝柏村指出，蔣公堅持中國戰區的指揮權，與美援武器的分配權，這是僅從民族自尊觀點出發；但若從謀略觀點來看，未必有害無利。

他分析，史迪威爭指揮權，對象包括共軍，由於國軍接受美援裝備的部隊，均派有美軍顧問隨軍行動，若史迪威以十分之一的武器撥給共軍，則共軍亦必須接受美軍顧問；共軍如不願接受，美援自然不會交與共軍，用不著蔣公反對。

郝認為，如果共軍接受美援，美軍顧問就必須隨共軍行動，未來史迪威若對共軍賦予對日作戰任務，共軍假抗日的狐狸尾巴也就露出來了，用不著政府宣傳。如果共軍在美顧問隨行下，真正對日作戰，完成政府賦予的任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因此研判中共可能自動放棄美援武器。

另 就史迪威指揮中央軍而言，基本上，作戰任務都得自最高統帥的同意，如果史迪威強行以己見，賦予中央軍任務是行不通的。史迪威指揮華軍的問題，從謀略上看， 對政府是有利的。就對俄而言，俄國絕對支持中共。郝柏村猜測，俄亦必反對美軍顧問隨共軍行動，中國想要在美俄之間舉足輕重，兩得其利是做不到的，依美制俄 才是上策。

對日戰爭期間，共黨在國際宣傳勝國民黨一籌，其中美國在華記者多有同情中共者。

郝柏村認為，美國在華記者，百般要脅，無理取鬧，對我國元首來函，各種誣衊之詞層出不窮，蔣公始則謙詞慰之，而彼等益加荒謬不遜，甚至要求限期答覆，限期接見，但蔣公拒絕其要求。

郝說，各記者來自民主國家，已成新聞自由的無冕王，此際蔣公以數十年威權領導，很難適應；政府高層不少留美學者，應深知此情。中共的宣傳為何能影響美政府？乃透過美國記者。故記者是不能得罪的。但蔣中正身為元首，無肆應記者的經驗。

其實最有效的辦法，記者及媒體可先提書面問題，以書面答覆；如蔣公適應後，酌量接見友好記者，談抗戰艱難經驗，及治理中國分崩離析的困難，是不會被記者問倒的。以民主寬容形象注入美媒體，應是上策。


發表新書 籲大陸面對抗日史實 郝柏村：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

中國時報 2013-06-29 01:29【單厚之／台北報導】

高齡95歲的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28日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新書發表會，分享其著書過程及緣由。（劉宗龍攝）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昨天表示，八年抗戰大幅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華民族自此不再受壓迫，成為獨立自主的民族。他呼籲兩岸領導人，在兩岸正要開誠布公之際，應該客觀公正維護抗戰歷史真相，恢復這段屬於全中華民族的光榮歷史。

郝柏村昨天發表自己所寫的六十萬字新書《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已經九十五歲高齡的他，每天寫下一千字，歷時兩年才完成。郝柏村說，希望能喚起大家重視抗戰史，雖然不知道效果如何，但至少自己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死無憾矣」。

郝柏村說，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久、犧牲最慘烈的國際戰爭；但也讓中國的國際地位從次殖民地提高的國際四強、廢除了一百五十年的不平等條約，讓中華民族不再受壓迫，成為獨立自主的民族。

郝柏村說，自己曾受邀參觀上海「松滬抗戰紀念館」，對抗戰的紀錄「九十九％都是假的」；就連發生「七七事變」的蘆溝橋，對抗戰的描述也完全不對。他並嚴正駁斥大陸宣稱抗戰是毛澤東所領導的說法，強調「八年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沒有第二個人」。

郝柏村指出，「蔣委員長」當然也有很多缺點，「好罵人、好發脾氣」，但也堅持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完整、堅持抗戰，也因為這個決心，才有抗戰的勝利。

郝柏村說，大陸到處都是「愛國教育基地」，但教育內容卻都是馬克思，根本不是中國的東西；他認為，前人悲壯犧牲，讓世世代代中國人可以引以為傲的抗戰史，才是應該要被發揚的中華民族精神教材。

郝柏村強調，這一段歷史是中華民族不分黨派，最壯烈、慘烈，也是最光輝的一頁歷史；這段歷史的光榮，不只是國民黨的，而是全中華民族的歷史光榮。

郝柏村也呼籲兩岸領導人，在兩岸關係正要開誠布公之際，能客觀、公正的維護抗戰歷史的真相，讓這段光輝的抗戰歷史能夠永遠傳承下去；而非故意曲解、掩埋、竄改偽造這段歷史。


寫抗戰真相 郝柏村了心願

【聯合報╱記者錢震宇／台北報導】2013.06.29 02:54 am

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昨天發表「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新書，藉此呈現抗戰歷史真相。他希望兩岸領導人和民眾能重視抗戰的真相，因為「兩岸共同客觀地認同抗戰歷史真相，是兩岸互信很重要的一點」。

九十五歲的郝柏村以近兩年時間完成這本六十萬字的著作。他說，完成此書，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已「死而無憾」。

郝柏村希望正值兩岸關係開誠布公時，能客觀、公正維護抗戰歷史的真相。他表示，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光輝燦爛、最壯烈、悲慘的一頁歷史，世代子孫都不應該忘記。

郝柏村說，「蔣委員長日記」是最正確的抗戰歷史真相，是百分之百的真相，絕不是以訛傳訛。

他希望下一代的年輕人、兩岸年輕世代的政府負責人，都能重視這一段光榮、光輝的歷史；這是發揚中華民族精神的最好教材。

郝柏村說，「蔣委員長」當然也有很多缺點，「好罵人、好發脾氣」，但仍堅持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完整、堅持抗戰，也正是因為這個決心，才有抗戰的勝利。

他並駁斥中國大陸指抗戰為毛澤東所領導的說法，強調「八年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沒有第二個人」，希望當政者不應故意曲解這個歷史、掩埋歷史、竄改偽造這段歷史。


不武、棄獨、緩統 郝柏村提兩岸期望

【聯合報╱香港特派員李春／香港報導】2013.07.20 02:27 am

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昨天在香港演講，提出他對兩岸關係六字期望：「不武、棄獨、緩統」。

九十四歲的郝柏村應香港城市大學之邀，昨天在「城大傑出講座系列」擔任主講嘉賓。他說，實行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民主政治，將使中華民族走上自由、民主、和平、均富的道路。而現在處理兩岸關係，期望能做到「不武、棄獨、緩統」。

這場演講在香港城市大學新建的學術樓中進行，可容納五百人的演講廳早早就坐滿，後排和走道還有人站著。除城大師生，香港政壇左右兩派人士，都有人前往。

城大校長郭位說，城大有兩個叫座的講座，時常邀請世界各地的頂級學者專家和各界知名人士擔任主講嘉賓。郝先生數十年來密切關注兩岸情勢，不但親眼目睹，而且親身參與了許多歷史事件。

郝柏村昨天以「武力統一與和平統一─中國式民主的特色是甚麼？」為題演講。他從孫中山辦黃埔軍校談起，回顧民國以來的歷史，重點談及中華民族八年抗戰，以十個子題逐一闡述國民政府應對日本侵略的基本政策、抗戰的關鍵戰略、抗戰勝利的成果。又談到抗戰後的內戰，以及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的兩岸關係。

他認為，抗戰的真相，不容扭曲歷史真相，應該讓今天的人們知道。至於六十年來的兩岸關係，他認為有激烈交戰、交火相持、實質停火、由交火變交流四個階段。

他認定，中國的歷史長期以來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到一九七九年兩岸停火，結束中國人打中國人。而在蔣經國先生逝世後，台灣實現和平接管政權，結束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他相信，兩岸關係是「具國際因素的內政問題」，希望兩岸的領導階層以高度的政治智慧，把兩岸關係推進至和平發展的階段。因為中華民族必須是大一統和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武力統一的時代已經過去，和平統一的時代終將來臨。

在回應提問時，他婉拒評論馬英九角逐國民黨主席一事。但被問到兒子郝龍斌時，他說，台灣的民主政治中，人緣比政治重要，「我兒子在台北市做市長，可能有不良遺傳，我的人緣也不好。」但他強調，從一個市民的角度，他非常讚賞郝龍斌的政績，對他的選擇會「既不鼓勵，也不反對」。


文化認同錯亂 積非成是？

2013-7-10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2| 評論數: 0 |原作者: （李自寬／台中‧文字工作者）

日前台北市政府舉行北投公園成立百週年紀念儀式，但紀念儀式竟選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始政日」（6月17日)前後舉行，且紀念活動內容充斥日本風情，蘊涵肯定與美化日本在台灣半世紀殖民統治的情色暗示，引發爭議招致學者投書媒體，批評這種現象是文化和政治認同錯亂、失去自我主體性思考、混淆大是大非的官方負面示範。

無獨有偶，位在台中市南區、前身為台灣省立台中圖書館的「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將於今年7月至9月間舉辦「國資圖登科報捷」特展。但可怪的是該館官網活動公告介紹，標題竟大剌剌赫然用日文寫著「考?祭正式開催」，不僅讓筆者感到莫名其妙，更可能會讓不明就裏的讀者一頭霧水，若沒看到內文說明，會誤以為猶置身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中州立圖書館」。

事隔一個多紀，台灣遠離日本殖民統治也已將近70年，應該以中文書寫的官方文書，竟然用日文當主題，承辦活動的公僕到底在想些什麼？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文化認同混淆錯亂感慨油然而生。館方工作人員既能通過競爭激烈的國家考試窄門進用，國語文程度應具備一定水準，館方設計活動者為何用日文當作展覽活動標題？

台灣曾被日本殖民統治半個世紀，日本語文在台灣民間社會，特別是商業部門至今仍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商人想用日本語文詞彙打廣告，雖不值得鼓勵但那是他們的自由，但公立圖書館是政府機關，官方文書對社會公眾扮演著示範標竿角色，選擇用非本國語文，特別是前殖民統治者的語文當作活動主題非常不妥，不啻暗示台灣在文化與精神層面仍是日本殖民地。

台灣社會存在諸如此類「以曾被（日本）殖民為榮」的自我矮化潛意識，虛榮心態積非成是習焉不察，對社會建構主體性和自我認同來說，是很要不得的負面示範，更與去殖民地化世界潮流相悖。


《蔣介石傳》出版兩個月銷量逾110萬冊

朝鮮日報駐北京特派記者 安勇炫 (2013.09.16 15:39)

《人民日報》海外版14日報導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兩名元老級研究員撰寫的《蔣介石傳》出版兩個月銷量就達到110萬冊。嚴如平和鄭則民對曾擔任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和臺灣地區領導人的蔣介石進行了近40年的研究，兩人以在海外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和保密期限結束的相關公文等為基礎，寫出了蔣介石的傳記。這本書共有80萬字，分7個階段講述了蔣介石的一生。從學術角度分析了投身於辛亥革命、前往蘇聯留學、北伐戰爭、在南京統治中國、8年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統治臺灣等蔣介石平生經歷。這本書不僅記述了蔣介石的過失，還如實評價了蔣介石在抗日戰爭和中國統一等方面的功績。

一直以來中國大陸都很敵視蔣介石，甚至曾在初中和高中教科書中將蔣介石記述為“蔣匪”。但最近在大陸卻出現了想要好好研究並還原蔣介石的舉動。有人分析稱，這與中國大陸和臺灣繼經濟合作後，又在政治上積極交流的情況有關。


[世間萬象]蔣介石獲重新評價

朝鮮日報評論員 池海範 (2013.09.17 11:53)

在中國河南省鄭州有塊刻有“濟國安瀾”的石碑，意為“拯救國家，治理水道”。這是為紀念1938年抗日戰爭時，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下令炸毀黃河堤壩而樹立的。蔣介石為了阻擋日軍，在未通知居民的情況下炸毀了堤壩。結果，河水淹沒8000平方公里，導致89萬人死亡、1250萬人失去家園。中國人在批評蔣介石時，經常提起該事件。而且還將碑文“濟國安瀾”諷刺改成“濟國淹瀾”。

蔣介石共經歷了三場戰爭，分別是推翻軍閥的北伐、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雖然在前兩場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在最後一場戰爭中失敗，因此於1949年逃亡到臺灣。擁有430萬正規軍而且還有美國提供援助的蔣介石之所以敗給僅擁有120萬兵力的毛澤東，是因為軍隊內部的腐敗和失去民心。炸毀黃河堤壩，農田被淹，導致300萬人餓死時，國民黨幹部還在忙於收斂財物。

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將蔣介石稱為“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此外，毛澤東在接受美國女記者斯特朗的採訪時曾表示：“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是紙老虎。”毛澤東在共產黨政權上臺後曾表示：“蔣介石是中國最優秀的教師，教育了人民和共產黨員。”意思是，中國人應將蔣介石的失敗經歷視為“反面教材”。

蔣介石在中國教科書中曾被描述為“走狗”、“蔣匪”，但對他的評價在改革開放以後開始發生變化。上世紀80年代，中國不但維修了位於浙江省奉化的蔣介石故居，還復原了文革時期被破壞的蔣介石母親的墳墓。2011年出版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纂的《中華民國史》（全36冊）是重新評價蔣介石的象徵。其中寫道“蔣介石義無反顧地決定對日抗戰”。

今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兩名元老級研究員撰寫的《蔣介石傳》銷量已經達到110萬冊。兩位學者對蔣介石進行了40多年的研究，他們以蔣介石的日記和保密期限結束的檔為基礎，從客觀角度評價了蔣介石在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的功績。中國大陸對蔣介石進行重新評價是因為考慮到和臺灣的“政治統一”，試圖獲得2300萬臺灣人的民心。距離統一的日子越近，將蔣介石和毛澤東一起重新評價為20世紀前期英雄人物的舉動似乎更活躍。


二戰後 蔣曾準備半年統一中國

2013-10-13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11| 評論數: 0

國史館12日發表《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年1946》的新書。沈昌煥在日記記載，1946年，蔣中正總統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表示，他準備在6個月至1年內，統一中國。沈昌煥以他近距離的觀察指出，「有恆」及「有規律」是蔣中正成功的主要原因。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維開指出，沈昌煥在戰後第1年的日記中，不僅折射他日後從政並在外交界叱吒風雲的先跡前兆，包括國家大政和沈氏對蔣中正個人的觀察等方面，也頗有可觀之處。

沈昌煥是在1945年10月國府軍事機構改組之際調任國府文官處祕書，也就是原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該處主任為陳布雷，次年元月正式隨侍蔣中正，此本日記由1946年元旦起逐日記載。

沈昌煥為做好蔣中正英文祕書的工作，十分用心，任蔣總統的祕書必須把握謙虛、守分、保密等原則，此外要聽清楚蔣說話，不能有外務還要勤快。沈昌煥在日記中說，自己要「搜集主席之重要文告及演講精讀之。精讀英文名著。熟練寫作。」

根據劉維開的研究，此日記中記錄27處其他檔案未見的資料，對近代史研究有莫大貢獻。例如12月6日，記載蔣氏接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傅涇波的對話，蔣說無論美國贊成與否，「我決定要在明年內統一中國。中共如欲和平，仍可在此2、3個月內解決；否則余將準備實力，大約6個月至1年以內，可以實力統一中國。」

沈昌煥因為有近距離觀察蔣中正的機會，日記中也記載他的認知和啟發。在蔣中正的身邊工作半年後，他寫道：「深感主席之成功完全得力於『有恆』及『有規律』兩點」；「蓋主席真能做到『慎思』、『明辨』、『敏於事』、『寡於言』四點也。余隨侍此百世不一見之偉人，而尚不知以此自勵，俾有所成，則誠不可雕琢之朽木矣」。


解密：蔣介石的閱讀史 以聖賢豪傑自居（全文）

2013-11-17 14:23:06　來源: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聖賢、豪傑、革命領袖。蔣介石的閱讀取向，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自我定位的角色進行的：要做聖賢，故重視進德修身；要做豪傑，故關注兵略政術；要做革命領袖，故對各國革命史有持久的興趣。與三大角色關係不大的知識性、消遣性、趣味性的書籍，甚少旁騖。

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張：委員長人格實太偉大。但有一點不無令人遺憾，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太古太舊！

蔣：何謂古？何謂舊？又何謂太古？

張：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

蔣：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係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為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為新書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張：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

因為看了蔣介石的日記，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正在看什麼書。相隔七十年之後，蔣介石日記向學界開放，筆者有幸先睹為快。蔣介石讀過哪些書，愛讀哪些書，自是筆者查閱蔣日記的一個興趣點。查1936年的蔣介石日記，蔣是年所閱讀的書，主要有四種：《中庸》、《韓非子》、《墨子》、《孫子》，確如張學良所言。

作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蔣介石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閱讀取向、閱讀偏好以及閱讀反應等，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去探討。蔣不僅數十年持之以恆地讀書，也數十年持之以恆地寫日記，其閱讀書目和讀書感懷常記載於日記中。這為我們研究其閱讀史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以聖賢自待：進德修身

蔣介石是一個軍人政治家，瞧不起坐而論道的文人書生。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蔣一生總共讀過多少書，自然難以查考。1920-1940年代的蔣日記顯示，一般每年約讀書10種左右。1920年代看書較多，一般在10種以上，多至20餘種；1930、1940年代看書漸減，一般在10種以內，少則三五種。蔣的讀書習慣不是快速的泛讀，而是緩慢的精讀。讀每一本書他都要從頭至尾讀完，少有中輟。其中有少部分書是常年反覆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遍（《聖經》等宗教經典的日常誦讀，不在本文考察之列）。筆者粗略統計，1919-1945年間，蔣日記所記的閱讀(含請專家講讀)書目近200種，其中中國古籍(經、史、子、集)80多種，新書(清末民國時期所著譯)100多種。考慮到蔣未必將所有閱讀過的書都記於日記中，其實際閱讀數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蔣所閱讀的書籍，新書的總量看似超過古籍，其實蔣讀古籍的時間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覆閱讀。蔣好看古書，讀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記中規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書一篇”。蔣不僅自己讀，還要求他的兩個兒子讀。蔣經國1937年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給他佈置的首要任務即是讀古文。蔣介石少年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受中國傳統教育；16歲始入學校，受新式教育。那時所謂新式教育，其實是半舊半新，甚至新少舊多。

1905年科舉廢除後，蔣先入保定軍官學堂，繼入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一度遁跡東京。據蔣的年譜記載，在日本留學和流亡期間，除與軍事相關的教材外，主要閱讀王陽明（1472－1529）、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如梁啟超那樣“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狂飲大嚼、目不暇給者，只是一部分，可能還是小部分；多數人其實仍保存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觀念、心態和閱讀偏好。這批人在童蒙時期完全接受舊式教育，幾乎剛邁出私塾之門，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國之際，隨身攜帶著大批的中國古籍，如胡適初入美國康乃爾大學時，課餘讀的是《詩經》、《爾雅》、《老子》、《墨子》等書。只是胡適的閱讀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後就很快“西化”。蔣介石雖然留學日本，卻依然保守著傳統讀書人的閱讀偏好，而且終身不渝。

蔣閱讀中國古籍，經書是其首選。經書基本上在儒家經典之四書五經的範圍內。蔣讀經書，多是反覆讀。尤其是《大學》、《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時期均有閱讀。1934年9月，蔣在廬山給受訓的軍官將領專門講解《大學之道》。他憶述其青少年時期讀《大學》的經歷說：“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中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我到十八歲的時候，……先生重新要我再讀這一本《大學》……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孫中山）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我重新又來看。”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大學》之道，乃是我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可說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

同樣，蔣對《中庸》也推崇備至。蔣日記中，多處記錄讀《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蔣在南京陸軍大學專門講解《中庸要旨》，認為“《大學》以格致誠正為本，而《中庸》一書，亦以慎獨存誠的‘誠’字為體，……《中庸》是‘本體論’，而《大學》則是‘方法論’，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古聖昔賢遞相傳習的‘道統’”；並稱“我們如果能細心研究《中庸》一書而得其要旨，則立身處世，便可以受用不盡，也可以說是已得我國古代哲學之精義而無待於外求了。”

蔣對《大學》、《中庸》的解讀，均是以立身處世和修身養性為基點。雖然認為《大學》之道，蘊涵著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其實也是從“修己治人”立論，先加強個人的內在德性修養，然後對外發揚而及“治人”“治國”。蔣反覆強調，《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由修身做起，最終以“平天下”為目標，是中國固有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之處，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27日）。

除了《大學》《中庸》，蔣所選讀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國古代聖賢“內省修德”之作。蔣介石邊讀邊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懼自己“暴戾”個性的藥方：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書》，始恍然自覺，久不見聖賢書，難怪性心日下也。

1932年12月6日：看《孟子》，甚思將中華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導民族之出路。

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學案》完，頗有所得，自恨修養不早，以致矜燥無常也。

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學案》，積聖賢之書，仍不能戒懼自勉，可恥可痛。

蔣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國藩，一生受曾國藩的影響非常大。1904年，17歲的蔣介石首次讀曾國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兩次複讀。此後，又多次閱讀曾國藩的日記、家書、書牘、雜著以及治兵語錄等。他讀曾國藩的書，著眼處亦在立志養氣、立品修行方面，處處以曾國藩為道德楷模：

1925年3月23日：看曾公日記，急思立志，重新發奮為雄。

1930年8月20日：觀曾公日記，乃歎其修養之深，為學之切，後生可不自勉乎。

1930年8月25日：閱曾公日記，為之興感，此公于修己治人之道，講求甚精，吾擬學之。

以豪傑自居：兵略政術

除了修身進德，蔣閱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面臨地方實力派和中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急需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秘方。

《孫子》一書是蔣閱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歎為觀止之慨。蔣讀《孫子》強調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孫子》十三篇完。《孫子》一部書，惟在專一迅捷，審機察勢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孫子》完，甚覺有益。再以反間之法告各將領慎用之。

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於政治學，猶孫子之于軍事學也”，並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

是求，未有其能也”（蔣介石日記，1934年2月17日、3月6日）。1939年，蔣介石指定“幹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7日）。

蔣閱讀《韓非子》的時間是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後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余之心理無一不合也。”（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1日）韓非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蔣十分推崇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並認為自己的很多想法與韓非暗相契合。

與《韓非子》同時閱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自稱“閱《墨子》自遣”（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2日、12月18日），但日記中沒有留下閱讀《墨子》一書的感想。當時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在讀《韓非子》和《墨子》，直言蔣的思想太古太舊。

除此之外，蔣也會從儒家典籍中汲取治術權謀。如1934年6月12日日記中有這樣的文字：“恨不早習《禮記》，所謂元老……何能依賴!”這個時期，蔣對黨內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厭惡。可能是《禮記》中的相關論述，使他有感而發。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實力派各據一方，與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蔣試圖從清朝控制地方藩鎮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如他看《聖武記》後發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聖武記》第二冊完，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勝於歷朝也。觀此而歎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可不戒哉!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蔣對王安石和張居正情有獨鐘。王安石和張居正均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蔣介石日記，1935年5月25日）。對於張居正，蔣十分推崇其“治術”，並認為自己的氣節、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7日、5月2日）。1936年2月，蔣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長都要讀《張居正評傳》。3年之後，又將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傳記和文集指定為國民黨幹部的“應讀書籍”（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7日）。

革命領袖自視：讀革命史

蔣介石愛讀古籍，並不意味著他不讀新書。蔣讀古籍，大多是常年反覆閱讀，沒有明顯的階段性，而看新書則不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興趣，而且很少重覆閱讀。1919年新文化運動隨五四愛國運動而聲勢日張，已是33歲的蔣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當時中國知識界以辦雜誌、看雜誌為時髦，蔣介石也一邊“閱《新潮》、《新青年》、《東方雜誌》，揣摩風氣”，一邊讀《新村記》、《易蔔生記》、《俄國革命記》等書，跟蹤新思潮。五四時期看過這些書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蔣在日記中預定全年的學課，除習俄語、英語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計畫。查1920-1923年間蔣所閱讀的書目，內有《杜威講演集》、《馬克斯經濟學說》、《馬克斯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

五四時期，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風行中國。在這樣一種時代大潮中，蔣介石對馬克思的學說也產生了閱讀興趣。1923年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俄考察。正是赴蘇俄考察期間，蔣比較集中地閱讀了數本介紹馬克思學說及其生平的書籍。日記中生動地記載了蔣介石在旅俄期間閱讀馬克思書籍的情形：開始覺得深奧難懂，多次閱讀後，興趣漸濃，以至於“樂不掩卷”（蔣介石日記，1923年9月24日、10月10日、10月18日）。這大概是蔣介石一生接觸馬克思學說並對之產生濃厚興趣的唯一一次。此後日記中再也沒有相關閱讀記錄。

在蔣介石閱讀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時間大約從1925年一直持續到1935年前後。蔣先後看過《俄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國共產黨史》、《俄國共產黨之建設》、《列寧叢書》、《革命心理》、《變亂與革命技術》等書。尤其是《俄國革命史》和《法國革命史》兩書，1926、1929、1931年多次閱讀。

蔣介石為什麼會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在中國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與清末由單一黨派（同盟會）主導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成為多個黨派的共同訴求。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階級革命”與中國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同時並起。雖然三黨在革命目標和革命物件的設定上不盡相同，但都競相高舉“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黨”自居。革命高於一切，甚至以革命為社會行為的唯一規範和價值評判的最高標準。

1927年國共分家後，共產黨認為蔣介石“叛變”了革命，而國民黨仍自視為革命黨，蔣介石亦自視為革命領袖。蔣介石將統一和穩固政權的一切舉措都視為是革命的繼續。他反覆閱讀各國革命史，並非認同各國革命的意識形態，而是力圖汲取各國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借鑒各國革命的方法與技術。1927年9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計畫出洋考察一年。他擬定的計畫中，其中一項是要去土耳其“學革命”（蔣介石日記，1927年9月16日）。當然，他的這一計畫最終沒有實現。

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閱讀和研究俄法兩國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記寫道：“亟欲研究法國革命史與俾斯麥歷史一番，使有以法則也。”1932年4月3日日記又稱：“近日急思求學，而終未得暇，俄法革命史與國際情報學，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記載：“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覺智慧學識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內憂外患：學以致用

蔣介石有時也會為了某一具體目標和計畫而閱讀。1932年蔣介石的閱讀經歷，即鮮明地表現出這一特徵。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給蔣介石以沉重打擊。1932年2月19日，蔣介石閱讀《日本侵略中國計畫》後寫道：“開券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對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敗，悔無及矣，以後應每日抽暇看書一小時，而且對外交尤應注意也。”兩天之後，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滿蒙計畫》，“益覺本身知識之淺，誤國自誤之罪也。”是年初夏，他請地質學家翁文灝講中國煤鐵礦業的分佈，其中談到東三省的煤鐵礦業占全國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是中國鐵礦百分之八十以上為日本佔有。蔣介石聽後“驚駭莫名”，在日記中寫道：“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17日）作為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對敵國侵略計畫及國家基本資源的分佈情況，竟如此茫然無知，確令人驚駭。這顯然與其長期的閱讀取向與知識結構的偏頗大有關係。 1932年2月29日，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力行社”。該組織是蔣推崇俾士麥的鐵血主義的產物，意在以法西斯手段鎮懾國內的反對派。3月3日，蔣介石開始看《俾斯麥傳》。4月20日日記載：“看《俾斯麥傳》，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國，惟‘鐵與血，危與死’四字，乃能解決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機以求成功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

作為特務組織，收集情報十分重要。為此，他專門找來一本《各國情報活動之內幕》閱讀，“閱之手難釋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2日日記稱：“今日窮一日之力，將《各國情報之內幕》看完，為近今最愛最要之書，……從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淺。”從蔣介石的閱讀中，我們能清楚地知道他建立“力行社”的思想基礎及其特務情報組織的技術來源。

也是在這一年，蔣介石請各方面的專家給他講課，內容涉及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國際經濟形勢、蘇聯計劃經濟、各國統計制度、統計學、土地學、教育學以及中國礦產資源分佈、幣制等專題，範圍相當廣泛（蔣介石日記，1932年5月11日、5月14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5日、6月18日、8月5日、8月9日、10月12日、10月21日、12月2日、12月8日）。他在聽完西方各大國政治制度的介紹後，得出結論說：“余於政府則仿美國總統制，于立法則仿德國之三院制，於選舉則地區與職業制並重，於中央與地方許可權關係則仿法國制。”（蔣介石日記，1932年8月4日）這雖然只是蔣的理想，但從中仍可窺見他的政治取向。

聽講也是一種閱讀。因此筆者有意將蔣介石的聽講納入其閱讀史的主題下討論。請什麼人講，講什麼，自然由蔣介石自己決定。由於閱讀必須依賴現成的書刊材料，當某一問題急需瞭解，卻缺乏適當的參考書籍時，請專家講解，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此後，蔣介石仍不定期請專家講授，但沒有1932年那樣頻繁。

由於蔣介石不能直接閱讀西文原著，其閱讀範圍勢必受到限制。比如有關西方哲學思想、政治學說等方面的書籍，蔣的閱讀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時期接觸過馬克思和杜威的學說外，抗戰時期閱讀黑格爾，就要算是其閱讀史上值得一記的事了。

1938年12月5日，蔣介石開始看《黑格爾辯證法》，隨後還將該書指定為“幹部應讀書籍”之一。為什麼突然對黑格爾的辯證法感興趣？在12月7日的日記中，蔣介石給出了答案：“革命鬥爭而不知辯證法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原來還是為了“革命鬥爭”的實際需要。蔣介石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閱讀興趣，前後持續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這對政治人物蔣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尋常。更令人稱奇的，是下面這則日記：

1940年12月18日，昨夜因晚餐後研究黑格爾哲學太遲，故又失眠不寧，今晨八時後方起床。

蔣介石竟然因“研究黑格爾哲學”太晚而失眠，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而且不是普通的“閱讀”，而是“研究”。蔣介石並不濫用“研究”一詞。而對黑格爾哲學，蔣介石日記中卻不止一次地寫著“研究”二字。蔣介石甚至直接摘引黑格爾的話作為格言記在日記中（蔣介石日記，1940年12月17日）。

持續三年的閱讀興趣，幾乎可以認定蔣介石在相當程度上認同甚至信仰黑格爾的學說。然而，1941年以後，情況又有所變化。1941年7月3日日記稱：“黑格爾矛盾學說，與中國陰陽消漲學說對比，乃知中國哲學為可貴也。”本以為他信仰了黑格爾學說，沒想到轉了一圈，最終仍回歸到中國傳統哲學。

比較中審視

1936－1937年間，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前只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蔣介石日記，1938年底“雜錄”）應該說，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聖賢、豪傑、革命領袖。蔣介石的閱讀取向，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自我定位的角色進行的：要做聖賢，故重視進德修身；要做豪傑，故關注兵略政術；要做革命領袖，故對各國革命史有持久的興趣。與三大角色關係不大的知識性、消遣性、趣味性的書籍，甚少旁騖。

一個人的閱讀取向，既與其政治地位和社會角色密不可分，也與其時代環境、教育背景密切相關。1905年清政府下令廢科舉時，蔣介石已18歲。這意味著蔣介石的教育背景是在科舉時代奠定的。甚至可以說，蔣介石是中國最後一代舊式讀書人中的一員，亦因為此，他的知識結構、他的思維方式、他的志趣愛好、他的行為規範、更多地與傳統讀書人相近。他對中國古籍的閱讀興趣明顯超過對新書的興趣。他對修身進德的刻意追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認同，與革命先輩孫中山迥然有異。

據姜義華研究，孫中山生前購置和收藏的西文書籍在1800種以上。當然，藏書未必皆讀，讀書未必皆藏。就閱讀量而言，蔣遠不如孫，應是無疑的。蔣、孫閱讀的不同，數量尚在其次，更主要的差異表現在閱讀類別上。孫中山50多年的生命歷程中，有長達30多年的海外生活經歷，其語言運用、知識結構、思維方法，都深受西方的影響。孫中山所讀的，主要是西文書籍，範圍涉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等眾多領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蔣介石雖然也曾留學日本，但時間不長。

外國語言方面，蔣先後學過日文、英文、德文、俄文，但都未能精通到可以熟練閱讀外文原著的程度。蔣日記中所記的閱讀書目均是中文書，未見有直接閱讀外文書籍的記載。這自然極大地限制了蔣介石的閱讀視野和知識結構。

由於蔣不能直接閱讀西書，他所閱讀的新書，或為翻譯過來的西書，或為國人自撰的書籍。清末民初以來，雖有大批西書被譯成漢文，但實際的印刷流通不能估計過高。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歷史學家的描繪中是如何的風雲激蕩，如何的氣勢如虹。但細察當時人的記載，情形並不盡然。鄭振鐸在1920年年初出版的《新社會》雜誌上撰文說，1919年的中國出版界，確實非常“熱鬧”，但這種“熱鬧”主要表現在傳播新思想的定期雜誌的繁榮，而圖書業則仍停留在“談鬼神”、論“先知術”以及黑幕小說之類書籍的熱銷，有關西方哲學和現代科學方面的書籍出版得極少。五四時期，中國“新書業”還剛剛起步，新書的出版機構也沒有幾家。直到1920年代末中國的新書業才逐漸繁榮起來。

當文化處於中西新舊交接轉型之際，無論是譯書還是國人自撰，基本上還處於粗淺的販賣階段。在新書出版相對落後的情況下，閱讀古籍是一種自然的選擇。1925年，《京報副刊》曾就“青年愛讀書”作過一次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列舉的63種“青年愛讀書”中，古籍有39種(62%)，新書刊24種(38%)。

在最愛讀的前10種書中，古籍8種，新書只有2種。這個時期的青年人，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愛讀舊籍居然超過愛讀新書。

青年人尚且如此，已邁入中年門檻的蔣介石愛讀舊籍似乎更在情理之中。蔣愛讀古書，認為“中國古書之精切于人生”，讀來味道醇正，相比如下，“現代之書，不足論矣”（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12日）。蔣介石讀古籍的結果，不僅認為古籍勝過現代之書，更感歎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博大精深，遠為西方所不及（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11日），認為中國“仁義道德之王道”，遠勝於西方“功利強權之霸道”（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1日），批評“國人近講哲學，專尚歐西之書，而將我國固有優美之哲學，置之不講，此今世文人之所以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27日）

對比蔣介石與毛澤東的閱讀興趣，酷愛讀書，尤其愛讀古書是兩人相似之處。同樣愛讀古書，兩人又不無差異。毛澤東從經史子集到稗官小說，幾乎無所不讀，尤其愛讀史書，四千萬字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和各朝紀事本末等史書均通讀過，其次是古典文學（包括詩、詞、曲、賦、小說等）和各類知識性、趣味性的雜書，也廣泛涉獵。相對而言，毛對儒家經典興趣不大。蔣介石則偏愛儒家經典，文史書讀得不多。日記顯示，蔣唯讀過《史記》、《通鑑輯覽》和《清史輯覽》等少數幾種史書。1924年預定要讀的書目中有《漢書》和《資治通鑑》，但是否讀了，不見記載。蔣對中國古典文學興趣也不大。古典詩、詞、曲、賦甚少涉覽。古典小說看過《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是否看過《紅樓夢》，未見記載。當然，日記中沒有記載的，不等同於沒有看過。日記並非什麼都記，尤其是消遣性的書籍，很可能看過而不記。蔣日記中有時只記看小說，而未記具體書名。蔣對現代小說沒興趣，所看小說應是古典小說。

毛澤東讀古書，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解讀古書的內容；二是“古為今用”，汲取古書精華，賦予新的含義，為現實鬥爭服務。蔣介石則有所不同。他以為要挽救國家，只有恢復民族性，恢復中國固有的“仁義道德之王道”（蔣介石日記，1932年9月7日）。蔣介石要以中國固有的“仁義道德之王道”來挽救國家和民族，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即必須從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上協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作為國民黨的第二代黨魁，蔣必須繼承孫中山開創的黨統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說，蔣介石不可能拋開孫中山三民主義。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主要源自其西學背景。蔣介石要想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作為全黨的意識形態，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三民主義儒家化。蔣介石日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十分引人注目：

1937年7月6日，看《三民主義哲學基礎》完，此書已看完十遍，實不忍掩卷也。

《三民主義哲學基礎》是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於1925年寫的一本小冊子。蔣介石大概自1931年開始看這本書，到1937年已看過十遍。這可能是蔣介石除《聖經》外閱讀次數最多的一本書。蔣介石自然也讀孫中山的著作，但讀的次數並不多。這似乎讓人匪夷所思：為什麼不直接讀孫中山原著，而反覆讀戴季陶的這本小冊子？原因其實很簡單，戴季陶在這本小書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即認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這正好為蔣介石解決了上述意識形態難題，完成了三民主義儒家化的理論建構。

換言之，毛澤東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性地解讀和汲取中國傳統文化，或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新的含義，為現實政治服務；而蔣介石則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來闡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將源于西學背景的三民主義異化為以儒家文化為內涵的三民主義，同樣為其現實政治服務。毛澤東讀史書，得出結論：“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蔣介石讀儒家經典，得出結論：三民主義是根據中國儒家文化的系統而發揚光大。

對於近代歷史人物，蔣介石一生最推崇曾國藩、胡林翼，反覆閱讀兩人的文集，將兩人作為自己修身立志的道德楷模。對曾、胡之後的歷史人物，則很少關注和肯定。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對曾國藩也一度十分推崇，但投身革命以後，轉而對魏源、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一批具有反叛性格和革命精神的人物予以特別關注和肯定，大量閱讀他們的文集與傳記。

蔣、毛兩人的讀書習慣有所不同。蔣的習慣是慢讀、精讀、複讀，閱讀量不可能很大。毛擅長快讀，記憶力超強，讀書效率高，故閱讀量大，閱讀面較廣。毛對自然科學技術有相當興趣，也閱讀過一些基本的科技書籍；而蔣對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書籍幾乎不讀。毛對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作品讀得很少，但酷愛中國古典文學；蔣對文學書籍，無論古典，還是現代，中國還是外國，興趣都不大。毛、蔣都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著，對西方現代政治與經濟管理等方面的書籍都讀得很少。有所不同的是，毛長期而大量地閱讀馬列著作，而蔣只在1923年前後略有涉獵。

王超 本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NN015


聞蔣介石死訊，毛澤東只說了三個字

文章提交者：yuanmingfei 加貼在 中國歷史 鐵血論壇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人間天堂”杭州並沒有使毛主席的身體很快康復。此時，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毛主席本來就虛弱的身體雪上加霜。最近幾年，周總理的身體越來越差，前幾年大便中偶有潛血出現，進行腸胃檢查，發現膀胱癌，經過兩次開刀、三次電燒，已能稍稍控制。最近大便中潛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暢通。進行食鋇和灌鋇檢查，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有一腫瘤，類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經此腫瘤處蠕動甚慢，通過亦窄。若此腫瘤發展，可堵塞腸道。不管是良性還是惡性，除了開刀取出外，別無其他治療方法。負責周恩來治療的政治局常委聽取了醫療組的彙報，看了X光照片和錄影電視，同意施行開刀手術並報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到報告，又仔細地詢問了隨身醫生，認真地聽了醫生對病情的分析後，才批准同意給周恩來總理做手術。

這些天鐵瑛見主席心情不好，有時間就過來陪主席聊一下天，在一次聊天時主席對鐵瑛說：國家面臨著領導危機。

對於這種危機，別人無法理解主席的這種憂愁。面對無法抗拒的生死自然規律，一種無奈時常折磨著毛主席。沒有人理解他對國家的憂患意識，更沒有人敢在他的跟前談論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是無論如何無法回避的。在無奈中他只好吟誦或聽讀一些中國古典詩詞，這些詩詞大多是民族英雄和愛國志士們的詠唱，或激昂豪放，或悲愴淒婉。這些詞詩，成爲毛澤東排解內心複雜而又難以言狀的愁緒的一種情感寄託

四月的西湖，春花綻放，柳枝搖曳，雀躍鶯啼，一派生機盎然的情形，毛澤東住在這裏已經兩個月了。毛主席最近一直在考慮一件事。祖國統一成了他心中最大的夙願。1950年、1955年的三次台海危急，毛主席將對台方針從武裝解放臺灣轉變爲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在1958年金門炮戰中，毛主席對中央領導同志說，臺灣是要胡適、陳誠，還是要蔣介石，我看還是要蔣介石好。從蔣介石退守臺灣島所經歷的風波曲折中，不管出於何種政治動機和政治意識，他在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確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立場是一貫的。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蔣介石和毛澤東有著強烈的共識，蔣介石在晚年多次公開反對“兩個中國”的主張。1967年9月7日，蔣介石在與日本首相談話時說，美國由於不願捲入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漩渦，於是有了兩個中國的想法，借此苟安于一時，殊不知兩個中國的辦法，是我所絕對反對，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僅爲一種幻想而已。

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又在進行促進國共和談與和平統一祖國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國的人前往紐約看望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駐美國大使”顧維鈞，邀請他來大陸看看，還要告訴他統一祖國是海峽兩岸愛國人士共同的願望。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專機送章士釗老先生飛香港，要架通溝通大陸與臺灣的和平橋梁。章士釗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1975年春節前後，蔣介石通過已經從美國回臺灣擔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經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主席到臺灣訪問的消息。陳立夫和談心切，在沒有得到回音的情況下，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了一篇《假設我是毛澤東》的文章，歡迎毛澤東和周恩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和談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陳立夫特別呼籲毛澤東“以大事小”，不計前嫌，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這時，從海峽彼岸傳來一條消息：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因心臟病在臺北士林寓所去世。警衛人員從收音機裏聽到這個消息都十分高興，起床後，便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毛主席。出乎大家的意料，毛主席聽後並沒有高興，相反一臉的凝重。他對身邊的人說：“知道了。”此時，沒有人能理解毛主席內心的複雜感情。毛主席還沒來得及將大陸的資訊反饋過去，蔣介石已溘然長逝。而蔣介石的去世，對於統一大業來說是一個損失。

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毛主席來杭州已經兩個多月了。春天給主席憂鬱的心情帶來稍許安慰。4月10日上午，一直陪同毛主席在杭州的中辦負責人汪東興、張耀祠通知毛主席警衛處負責人：金日成主席將率領朝鮮勞動黨和代表團訪華，毛主席準備在杭州與金日成會晤，警衛部隊要儘快做好準備。

金日成到杭州會見毛主席，鐵瑛立即責令警衛處制訂方案。根據以往的做法和經驗，警衛部隊很快制定了接待和警衛方案。兩天後，汪東興和鐵瑛一起聽取了警衛彙報，各項警衛工作均按要求就位。

中朝之間的友誼是鮮血凝成的。毛主席同金日成有著特殊的友誼和交往。前不久，毛主席過81歲生日，金日成特地送來賀壽禮物朝鮮蘋果，毛主席收到金日成捎來的蘋果非常高興。毛主席知道金日成眼有病時，立即調派國內最好的眼科專家到朝鮮爲金日成治病。專家在朝鮮期間，毛主席時刻關注著金日成的治療情況，並親自審閱有關診治情況的電報。

4月13日晚7時，原來的計劃突然改變了。當晚，警衛部門又接到通知，金日成不來杭州了，毛主席決定要回北京會見金日成。對如此突然的變化，一般都難免措手不及，但擔負毛主席警衛的部隊不愧是一支經驗豐富的部隊，他們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內，將毛主席離杭州的車輛調配、行走路線、沿途警衛迅速確定。晚上8點，毛主席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緩慢地走出劉莊一號樓。毛主席步履蹣跚，送別的人都泣不成聲。毛主席以疲憊的目光環視了一遍周圍的人，無力地點了點頭，算是向衆人告別。

毛主席突然離杭，使得當晚正在省委開會的譚啓龍、鐵瑛兩位書記措手不及。在接到毛澤東要離杭的緊急通知之後，譚啓龍和鐵瑛立即停止了會議，二人迅即坐車趕赴劉莊。但毛澤東已經離去。於是，他們又直駛杭州車站。待趕到站臺時，專列正徐徐啓動。他們跑著來到主席坐的車窗，這時只見車廂裏的毛澤東隔著玻璃窗，向兩位書記頻頻揮手告別。從留在劉莊中辦另一位負責人口中得知，毛主席原本打算離杭州前找譚、鐵二人談一次話。毛主席要談些什麽？他對第二故鄉杭州還有什麽話要說？這些隨著毛主席的逝世，永遠成爲了一個不解之謎。


我評蔣中正先生_1500字

作者：作文網整理 2009-12-17 12:21:27

在我們大多數人的心目中，蔣介石是大漢奸，是大壞蛋。但是我們知道如果從歷史上去評價一個人，應該從正反兩面去評價他！關於蔣中正先生負面的評價太多了，所以今天我在此只說蔣中正先生的正面光輝形象！北伐戰爭——結束割據局面

辛亥革命失敗後，中國出現軍閥割據的局面，各自為政，有點像五代十國時期。甚至有軍閥勾結洋鬼子，出賣國家利益。在這樣的亂世中，蔣中正先生領導兩次北伐戰爭，最終統一了中國。在當時的環境下進行北伐是極為困難的，蔣公通過其膽略和對祖國的一片赤心，不畏艱辛，最終基本實現祖國統一。北伐戰爭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大大提高，同時也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建立新省——維護國家統一

在內憂外患，極度艱難的情況下，穩固了邊疆，鞏固了中央政府的統治，避免了國家分裂。當時的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均有外國背景。蔣介石加強對蒙古西藏地方的治理，國民政府於1929年設立蒙藏委員會，主管蒙邊陲等少數民族集居地區行政事務。1938年9月24日，頒佈喇嘛轉世辦法計13條，明確規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木尊丹巴呼圖克圖暨各處向來轉世之呼圖克圖、諾門汗、班第達等圓寂後，應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備案；轉世靈童訪獲後，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簽等等。1928年國民政府把四川的西部和西藏東面的康部，建立為一新省，名西康省。1928年9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53次會議決議，9月17日發佈命令，將寧夏、青海分別建為行省。1929年1月，青海正式建省，以西寧為省會。其中尤以青海建省意義最大，向南配合西康省影響西藏局勢，向西可前進新疆。蘇德戰爭爆發後，蔣介石派軍入疆，架空盛世才（盛世才，統治新疆達十幾年之久的土皇帝。沒有老將的英明決斷，新疆或分裂獨立。），新疆終於重回中國懷抱。

深明大義——不做項羽第二

1949年是中共的開國大典，按照原定計劃，國民黨空軍將進行大規模的轟炸。但當天要執行執行任務時，蔣中正先生卻遲遲沒有下命令。空軍總司令周志柔幾次電話請示，蔣中正先生都說：“再等等。”眼看時間越來越緊迫，周志柔向蔣公表示，“再不起飛，我們就不能按時到達”，蔣公的回答是：“取消任務”。而取消任務的理由的是“我們不能做項羽、英法聯軍”。他擔心轟炸會把故宮、天安門等古蹟毀滅，成為民族罪人。受到全國乃至全世界輿論的譴責，連他的“大後臺”——美國也保不住他。

護航補給——國家利益至上

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顧中國一再警告，派兵侵佔中國西沙永樂群島，並與守島民兵發生衝突。從而展開了西沙海戰的序幕。南沙海軍火速支援，無奈越南艦隊噸位和火力都有絕對優勢，雖然中國海軍浴血奮戰，但是漸漸力不能支。緊要關頭，中央火速調動東海艦隊支援。然而，東海艦隊必然要通過臺灣國民黨海軍封鎖的臺灣海峽，如何安全通過，成為了中國海軍的一個難題（以前都是繞道臺灣東南的公海）。但是有很多黨和軍隊領導人都很擔心，毛澤東主席淡定的回答道：“。蔣先生是講民族大義的。”

中國人民海軍通過臺灣海峽的消息很快被臺灣國民黨得知，當臺灣海軍唐司令向蔣介石請示如何應對時，蔣公說了他一生中最閃光的一句話：“你不知道西沙吃緊嗎？”畢竟蔣介石明白，國共之爭屬內鬥，在外地入侵的時刻，中國人還是會團結一致的。唐司令欲領命而去，蔣介石又指示說：“你們要一路護航，保證艦隊安然通過。還有準備補給船，給前線送給養。”

結果，出乎東海艦隊意料。國民黨海軍不但大開綠燈放東海艦隊過海峽，而且一路護航，保證了艦隊的安全。此外，幾十艘臺灣補給船開赴西沙前線，為前線的解放軍戰士運送食物和淡水。1月20日，東海艦隊如期抵達前線，雙方兵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海軍形成絕對優勢，將入侵越軍幾乎全部殲滅。


批踢踢-當年國共戰爭蔣光頭是怎從贏玩到輸的?

作者 g6m3kimo (名為變態的神父)
標題 Re: [問卦] 當年國共戰爭蔣光頭是怎從贏玩到輸的?
時間 Sun Mar 1 04:28:49 2015

　我想關於這一點，由第三客觀方來看，會比較合理．

　事實上，將敗戰責任都歸咎於瑞元是不合理的，瑞元只是被矇蔽而已，讓我們看看米國總統杜魯門的一席話：

「他們（國民黨）都是賊，個個都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

　這句話的背景，來自杜魯門對於亨利．米勒，這位性解放作家的訪談，我們可以看到這段對話對於一國元首來說，十分露骨，不曉得是哪來的仇恨，杜魯門到死前都還在叫罵：

　「我從來沒有改變我對蔣他們那幫人的看法。他們個個都該進監獄！如果我活著看到他們鋃鐺入獄的那一天，我將很高興。」

　這時他已經７７歲了，究竟為什麼杜魯門那麼放不下，以致於失去政治家應該有的風範呢？

　這可歸咎於１９４８年，宋美齡的一席談話：

　「我不會再向美國人要什麼了，要不是你們愛我們，要不就是你們的心已背離了我們。」

　美齡訪問米國，當時可說是括起一陣炫風，每個人都為這位可人兒如癡如醉，揪境，是什麼讓他們有如此心境上的轉變？

　原來，米國人曾經援助蔣上億美元反擊共產黨，但這龐大的金錢，很快的又回到米國本土，結果孔宋家族接收了這筆錢，反而用來炒美國的房地產和地皮，進行所謂有遠見的「投資」他們甚至在米國本土的曼哈頓成立了所謂的「專戶」以及紐約的私人銀行戶頭．高貴的美齡後來募款失敗後，甚至反而批評米國政治「無恥的粗鄙無文」，我想她可能說的是事實，但是真實的話語總讓人心痛，也難怪杜魯門會這麼生氣了．

　關鍵字就是「房地產」和「投資」以及「專款專用」．

　簡單來說，都是ｔｈｅｙ的錯．
　

※ 引述《chuckni (SHOUGUN)》之銘言：
: ※ 引述《weiching5566 (就醬子吧)》之銘言：
: : 當年國共戰爭
: : 其實蔣光頭的軍閥實力一直都比共產黨大很多
: : 可是最後卻被共產黨趕出中國
: : 有沒有當年蔣光頭從贏玩到輸的卦??
: 給簡易版
: 抗日抗完雙方在北方搶地搶人，老共那時想談老蔣不給談，開始用八百萬大軍各路亂推
: 又打山東又打東北要南北包夾，結果山東東北都被打爆陷入停滯
: 當時老美通過軍援法案支持國民黨，結果老蔣家族這幫渾蛋拿去炒地皮美帝一怒之下斷絕
: 補助
: 當時抗戰剛結束光頭想順勢收掉共產黨但他忘了人民不想再打仗，這一打下去結果就是失
: 去民心，但失去民心的理由很多，當時國內經濟崩潰也是一點，那時共產黨相對國民黨勤
: 政愛民所以大家尤其鄉村都幫共產黨，而都市大多還是國民黨勢力因為這些地區財閥盤據
: 國民黨最照財閥了
: 但最後打起來三大會戰國民黨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全數投共，打到徐蚌會戰結束八百
: 萬大軍過半頭共去了，國民黨雖然人多但派閥盤據蔣光頭到這節骨眼想的仍然是怎麼削弱
: 其他軍閥惹得那些軍閥也不爽擺爛
: 當蔣光頭終於想談的時候換毛不想談了，人家直接全A過去就贏了還談屁?
: 至於國軍為什麼打不贏?國軍一離開城市進鄉間就全是敵地怎麼打，到處被人包餃子揍，揍
: 一揍還會自己投降，阿共當然越打越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