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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聯合蘇聯反攻大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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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 blog SKYFLEET 2011/01/05 16:42:49
蔣介石對蘇聯的態度
1923年，孫中山把蔣介石派到蘇聯去訪問，給蔣介石一個頭銜，叫孫逸仙軍事代表團團長。孫中山給當時已經病重的列寧寫信介紹，說蔣介石是我的朋友，我是信任的人，希望列寧能夠支援蔣介石。
蔣 介石到蘇聯主要是完成一個任務：要求蘇聯方面同意在蒙古的庫倫（今烏蘭巴托）建立一所國民黨的軍官學堂，建立一個國民黨的軍事基地，然後在庫倫訓練一支國 民黨的部隊。從庫倫進攻當時北洋軍閥的統治中心——北京。當時北京被直系軍閥統治，總統叫曹錕。大家聽到這裏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孫中山的根據地是在廣州， 為何放棄廣州讓蔣介石跑到莫斯科，要求莫斯科允許把庫倫作軍事基地呢？當時的廣東的確是孫中山的根據地，孫中山本來是想由廣州北伐打到北京去，但利用廣州 作根據地，有兩大困難：
第一，廣東的南面是香港，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國民黨部隊要北伐，英國人隨時可以在廣州旁邊的香港搗亂，使其後院起火。
第 二，從廣州北伐要路經廣東、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七個省份，要跨過長江、黃河兩條大河，列強的軍艦完全可以從上海開到武昌江面，把國民黨的北 伐軍攔腰截斷。如果選擇庫倫，出了庫倫就是河北省，到了張家口就差不多到了北京。如果從庫倫開展北伐的話，不需要走遙遠的路程，沒有高山峻嶺，沒有長江大 河，沒有帝國主義軍艦。蔣介石在日本是學習軍事的，懂得這一點。所以蔣介石受孫中山的委託，向蘇聯提出要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大家可能有一個問題，庫倫當 時是中國的領土，為何要征得蘇聯的同意？蘇聯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紅軍一直駐紮在庫倫，蘇聯一直把蒙古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蔣介石到蘇聯以後跟蘇聯的軍事 主席托洛斯基提出這個請求。但托洛斯基說，中國人如果要進攻北京的話，只能從蒙古的邊境上出發，國民黨人的腳步絕對不允許踏進蒙古的土地。當天晚上，蔣介 石在日記裏寫了這一段話：“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別看他口口聲聲講是你的盟友、同志，但考慮問題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第二天，蔣介石回到中國後，就給廖仲愷寫了一封信，說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好的，但跟實際行動有很大的差距。蘇聯共產黨對中國的邊疆，對蒙古、新疆有野心，蔣介石後來一輩子反蘇，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反對蘇聯的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
蔣 介石退到臺灣以後，1968年他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要反攻大陸。蔣介石反攻大陸靠誰？最初蔣介石把希望寄託在美國人身上，希望用美國的金錢、武器反攻大 陸，可是經過幾年的交涉，蔣介石最後發現一個道理：美國人實際上是把國民黨看成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看門狗。蔣介石認為，靠美國人反攻大陸沒有希望。大家知 道，60年代正好是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吵得最厲害時。開始時，中共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和叛徒集團。1968年蘇軍出動了武力，鎮壓了捷克的改革運動， 中共又批判蘇聯不僅是修正主義而且是社會帝國主義，兩個黨吵翻了，兩個國家的關係也鬧僵了。在這個情況下，蘇聯人主動找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先在南美，蘇 聯的外交官和臺灣的外交官在墨西哥談判，雙方聯合起來反攻大陸；後來蘇聯又派一個記者路易斯，這個人公開的身份是英國《倫敦晚報》的記者，當過赫魯雪夫的 翻譯，路易斯到臺灣跟蔣經國進行了會談。路易斯和臺灣新聞局局長到奧地利維也納進行談判，談的內容是臺灣國民黨和蘇聯方面合作，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推倒 毛澤東，蘇聯方面表示：只要蔣介石反攻大陸，要錢蘇聯人可以出，要武器請你開清單，要什麼給什麼，要想利用蘇聯和中國邊界的基地，蘇聯也可以提供。當時， 蘇聯人希望利用蔣介石的力量反攻大陸，反對中國共產黨。在1969年，蔣介石在日記裏寫過兩段話：蘇聯想幫我反攻大陸，我要當心啊！當年吳三桂和洪承疇他 們走過的道路，前車之鑒，我要記住（1969年7月）。蔣介石提醒自己：蘇聯人要幫我反共，目的是想侵略中國，我不能夠當吳三桂、洪承疇。我要記住這個教 訓。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提出天才論，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先把陳伯達拉出來，在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改組北京軍區。大陸正是文革大動亂的年 代，而且中共內部林彪集團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力量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本來是反攻大陸的一個機會。但是，蔣介石在日記裏寫了一段話：我絕對不能夠也不 應該在這個時候反攻大陸，因蘇聯人完全有可能借這個機會侵佔中國華北。蔣介石和蘇聯領導合作沒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從前面的兩條看，蔣介石的民族主義 的立場顯然是起著作用的。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國、美國和蘇聯三者之間撲朔迷離、錯綜複雜的局勢中，台灣和蘇聯這對看來不可能 往來的宿敵，為了各自的戰略利益，卻有過多次驚世駭俗的秘密接觸。據報道，從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灣的蘇聯“秘使”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 灣，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以《倫敦晚報》記者身份為掩護，化名為維克托•路易斯的蘇聯“特務”維塔利•葉夫根尼耶維奇，在此期間他曾三次去台灣，密晤包括蔣 經國在內的台灣高層人士。同時台灣也應邀或主動派出“特使”在維也納等地與蘇聯“特使”接觸。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灣《聯合報》全文連載了台 灣前新聞局長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事情)，首次披露了這些驚人的秘聞，其中對路易斯第一次臺北之行和臺蘇雙方“特使”兩次維也納 會談的記錄尤為詳盡。
蘇聯“特使”路易斯第一次訪台
路易斯第一次到台灣是在1968 年10月。此時的中蘇關係已近水火之勢。利用台灣問題大做文章，這是自60年代初中蘇交惡以來蘇聯方面與中國鬥爭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蘇聯等國主 持的“部分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簽字時，蘇聯部同意把台灣當年“主權國家”，要它在條約上簽字。 1965年蘇聯通訊衛星日本大使館舉行招待會，特邀台灣有關人員出席。之後，蘇聯的外交人員、新聞記者與台灣的同行在華盛頓、東京、渥太華等許多地方進行 “非正式接觸的事”越來越多。蘇聯國內許多刊物上經常刊登台灣的“國旗”，稱蔣介石為“總統”。隨著中蘇關係的不斷惡化，蘇聯進一步考慮拉攏曾標榜誓死 “反共抗俄”的台灣共同反華的可能性，最終把台灣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成為它拼湊的“亞洲集體安全”的戰略計劃的重要環節。實現這一計劃無疑也是對美國的 沈重打擊。跑易斯就是蘇聯派出探路的馬前卒和拉攏台灣的說客。而台灣當局此時也頗欲利用國際變局有所作為。根據魏景蒙日記的透露，美國政府暗中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談判往來，台灣高層早就看在眼裏，而且評估美國不會幫助台灣“反攻大陸”。同時中日關係也有鬆動跡象。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辦事處此時在東京設立 了聯絡事務所，日本最具規模的報紙《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呼籲中日關係正常化。因此，臺蘇接觸，雖然開始是蘇聯主動，但終究是 兩相情願，一拍即合。
9月的一天，路易斯攜英籍妻子在東京外籍記者俱樂部見到台灣駐日本大使館新聞參事盧為，自我介紹說他是《倫敦晚報》 記者，開門見山地要求訪問台灣。進一步深談，盧為知道他持的是蘇聯護照，並可通過他聯繫蘇聯高層。後來盧進一步打聽對方的來路，知道其背景與蘇聯克格勃有 關。事關重大而且敏感，戶立即報告台灣駐日大使陳之邁。陳通過台灣外交部拍電給新聞局長魏景蒙。
對於路易斯要求訪台，台灣當局持慎重要而 積極的態度，對路易斯進行了多方面的瞭解，知道他不是一般的記者以及來臺的目的等。蔣介石考慮再三，裁定讓路易斯來臺，要蔣經國親自掌握，蔣氏父子又委託 來認魏景蒙具體負責，指令絕對不能走漏風聲。從10月2日中午路易斯乘華航班機抵臺北到31日離臺，路易斯始終受到台灣當局週到妥善的接待安排。此間，路 易斯與台灣當局高層官員舉行了多次“政治會晤”，包括新聞局長魏景蒙、新聞局聯絡室副主任羅啟、經濟部長陶聲洋、情報局長葉翔之和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 其中，重要的會談有三次，魏景蒙與路易斯的會談：葉翔之和魏景蒙與路易斯會談：蔣經國與路易斯的會談。
蔣介石聯合蘇聯反攻大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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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 blog SKYFLEET 2011/01/06 22:17:16
在 10月22日魏景蒙與路易斯首次晤談中，路易斯首先講了他來臺的目的：希望知道台灣“對另一邊(中共)的情況有何看法，尤其對打倒毛澤東的看法”、“對毛 澤東之後的情勢有保看法”，以及臺“對與莫斯科的關係有何建議”，並“探明是否可能與蘇聯重修舊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路還問：“兩個中國”能否使台灣 高興。魏答說“不行”，“因為中國人不希望中國長久分裂。”雙方有加強瞭解的必要。魏還表達了所謂“解放同胞”的決心，並告訴路“我們在中共內部有自己 人”。
路易斯在魏景蒙的陪同和參與下與葉翔之的全談有兩次。第一次是在25日上午。會談中，路易斯提出以下問題：1 我們能開展大使級之類的接觸嗎? 2 你們反攻大陸後，能容忍莫斯科的共產黨員以政黨身份存在嗎? 3 如果你們反攻大陸，俄國保持中立有所幫助嗎? 4 俄國不會喜歡具有敵意的國民黨作鄰居。5 希望知道台灣願意以哪個大命名館與莫斯科接觸。6 離開台灣後，應與誰談? 7 莫斯科願與台灣交換純屬中俄問題的情報。葉翔之答覆要點如下；1 如果俄國保持中立，我們會很高興。2 能像以前那樣與俄國合作。3 我們能容忍共產黨，條件是他們不能有軍隊。4 我們希望俄國真心展開工作。5 我們在中共軍隊、黨內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 6 我們也保持黨的中立。7 如果俄國保持中立，沒有美國幫助我們也能回去。8 在展開大使級接觸後，我們可以考慮運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9 如果俄國承認國民政府，這點可以考慮，但我們雙方必須對諸如目的等重要事宜要有更充分的瞭解。
路易斯與葉翔之第二次會面，魏景蒙也參加會 談。魏景蒙提出幾點請路易斯向莫斯科報告：1 我們願在光復大陸的實際行動之前和莫斯科磋商；2 請嚴守中立，或者索性幫助我們；3 聯絡的管道(東京大使館不錯)；4 廢除中蘇條約，有助鼓舞我國民心；5 是否建立親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6 兩個中國絕對不可能，而且行不通；7 美國、蘇聯、日本都不能有效地解決毛，唯一合理的政權就是台灣。
路易斯訪台最重要的活動是同蔣經國的會談。在會談中，路易斯首先談他見蔣 經國的主題是：“希望與台灣建立直接聯繫，並把聯繫位階提高到大使級的層次。建議臺北和莫斯科互設新聞處。希望台灣在短期內對大陸採取行動，蘇聯會在這件 事上保持中立態度，不會幫中共。”蔣經國強調莫斯科應該支援國民黨，他說：“當今中國大陸沒有人可以繼承毛，毛的接班人沒有一個膽敢不反蘇。毛澤東垮臺後 唯一能夠治中國的，就是國民黨。”，現在，重點是，俄國當局要我們容忍一支在中國的親莫斯科共產黨，……… 。果如此，當我們在大陸採取軍事行動時，莫斯科就會保持中立。”“我們的看法是，既然國民黨是社會主義黨，毛下臺後，蘇聯幹嘛不和我們合作。”對此，路易 斯表示，“莫斯科寧願透過親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來和你們共事，那個黨也會和國民黨合作。”
會談中，路易斯提出了如何進一步聯絡的問題。 30日，蔣經國向蔣介石報告之後就此答覆如下：1 魏景蒙會安排建立聯絡系統的計劃。2 互為將擔任“信差”，希望莫斯科任命一名東京的聯絡人和盧為接頭，必要時，盧為可以回臺報告。3 希望莫斯科稍後派一人前來臺北。4 只有蔣介石、蔣經國和魏景蒙知道這件事(葉翔之現在已在局外)。雙方約定，“收到維克托的問候”為識別身份的用語。路易斯來臺期間，蔣介石始終沒有考慮接 見他。但對他在他的一言一行甚為關切。除了聽蔣經國的彙報和仔細看書面報告之外，蔣介石還特別臺見羅啟兩次，任何小處都不放過。
臺蘇“特使”維也納相會
路 易斯第一次台灣之行結束返回莫斯科後，由於蘇共內部許多人反對，所以聯臺之事 “曾一再擱置”。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戰爭之後，蘇聯重新考慮聯臺，加緊拉攏台灣。在3月蘇共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分別代表“元老派”和“少壯派”的貝 裏舍、謝裏賓公開鼓吹與台灣合作，他們就此提出的5項建議得到了“有條件的支援”，即；1 毛制度有崩潰及內戰可能，蘇聯與台灣合作且極有希望。2 雙方合作基礎可用有條件或密約規定之。雙方協議在毛崩潰後，成立一個國民黨與新組織之共產黨合作之聯合政府。3 新的中國國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產黨名稱，但須符合社會經濟進步之條件。故在相當時期內，容許一個兩黨之“人民民主國家制度”。4 國共聯合政府僅屬過渡性制裁，蘇聯對於職合政府之援助，不僅於新中國共產黨；惟因該新中國共產黨需要相當長時間，始能在社會、政治方面發展成一個具有力量 之親蘇黨派，固蘇聯必須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5 美國的遠東政策，為莫斯科與臺北接近之最大障礙。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資助肩負溝通 台灣高層的使命，幾次從羅馬打電話給台灣的魏景蒙，要求雙方在上次會談的基礎上進一步商討合作事宜。路易斯提出從台灣駐羅馬“大使館”取得簽證，再次赴臺 北，顯得很急迫。台灣當局出於保密等方面的考慮，描繪此要求。最後雙方商定並經蔣經國批准，台灣派出魏景蒙為“特使”去維也納會晤路易斯。魏此行最重要的 任務就是使對方“以具體措詞談如何合作，以及應採何種步驟推翻毛政權”。對此，台灣最高當局十分重視，蔣介石不僅對魏景蒙之行有關細節(如所經國家、不帶 中文文件、所帶文件用後銷毀、與路易斯對答技巧、下次會談地點等)作出了安排。而且親自批示會談5點原則：1 中國大陸毛政權仍然存在，已經危害了甲乙雙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國，乙：蘇聯)，如再令其繼續發展必成更惡的劣的後果，此點即為甲乙雙方合作之基礎。2 有過合作之辦法，首先應以雙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權，以及推翻後甲乙雙方應採取之政策為先決條件，故商討各種辦法之前必先決定政策。3 甲乙共同推翻毛政權，可得到國內朝野及大陸人民之諒解。但決不能採取在歷史上已經失敗並因此而造成甲乙雙方極大之禍患，即所謂國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產 黨名義號召之舉，不獨遭到中國人民之恐懼、痛恨，就是毛共組織內之反毛分子亦將起而抵抗，此對乙方亦為絕對有害而不利的。當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蘇友好條約， 支援蔣委員長領導之國民政府謀得統一，則決不致形成今日對甲乙雙方共同這禍患。4 甲方為吸收毛政權內各部門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之下採取反毛救國聯合陣線，其在全國各黨派中成員之一參加共同討毛複國之戰爭。5 至於甲乙雙方之基本問題如邊疆、經濟、外交等，應作為今後商談之主要課題。
5月14日，魏景蒙按照為掩人耳目擬定的行程，在經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羅馬、波昂之後抵維也納。從14日晚到16日晨雙方分手，兩人先後會晤交談5次，會談內容概括起來有以下要點：
其 一，路易斯就上次臺北會晤時台灣要求說明一旦國共發生戰爭蘇聯的態度問題作了正式答覆，並向台灣保證：“不論由台灣或任何中國之一部發生任何形式之爭執， 蘇聯認為是純為中國之內政，與蘇聯無關，如形成內戰時，蘇聯決不支援毛澤東”。路易斯要求“以上文字請勿予外人道及。如有願告美國者，希望先商於蘇聯”。
其二，魏景蒙將蔣介石的五點批示向路易斯傳達。15日上午9點半，魏在自己的房間對路照文慢念，路認真筆錄，然後兩人復讀校對，確認無誤。
其 三，情報交換和軍事合作問題。關於交換情報，路易斯特別關注，反覆提出在14日晚的交談中，路就說：“(情報交換)希望即該開始，開始時可重量不重質，譬 如關於大陸軍隊之佈置(對蘇聯有關之資料) 、(中共)九中全會分析等。但每頁須以打字抄件送交，視合作交換情菜如何再加品質。”至於如何傳遞情報，路建議由臺派“貿易商”往來於莫斯科和臺北，或臺 指定一些領事館傳遞資訊。關於軍事合作和軍之交易，魏景蒙說：“如一旦大陸發生大變，或臺登大陸等等，蘇聯如何支援我們須事先有所計劃。如關於利用蘇聯基 地、我方需要軍火接濟之各點、武器種類、情報交換等等。”跑易斯表示：臺方所需軍火盡可提出並開列名單及交貨地點。並聲稱 “將來如臺動手時，蘇聯不怕製造邊疆之事件以應合之。”中蘇邊境蘇有重兵，如海參崴發生威脅，俄會全面作點。”
其四，下次會談地點及如何 加強雙方聯絡。對此，路易斯特別關心，並顯得很急迫。對於兩人下次會談，魏說，“如有必要，下次再談可在維也納”。路多次表示他可去臺，魏復以回臺後研究 之。關於“高級會談”之地點，雙方提出在分海或莫斯科。但魏景蒙提出如舉行“最高級談話”，則必須以臺北，並講明理由。關於雙方聯絡，路兩次提出臺派“貿 易商”常駐莫斯科的建議。此外，雙方約定了進一步聯絡的密碼和暗號。
其五，路易斯向魏景蒙講了“新疆騷亂”和“國際共產國家會議”的情 況。關於前者，路介紹說：“兩星期前中共在邊境派大批牛群入蘇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隱藏軍隊，現已挖好壕陣。蘇聯已決心將其攆出。可能有一場戰爭。牛群 為常有之事。”關於後者，路說：“莫斯科將召開國際共產會議。不參加者，到現在有毛澤東、阿爾巴尼亞、北北韓、北越、捷克、南斯拉伕、古巴。”
5 月27日，魏景蒙回到臺北之後，根據蔣經國的指示，向蔣介石彙報如下幾點：1 他們急於舉行高層會談。2 認為我們的5點內容空洞。3 下次見面的重點要變情報交換、高層會談方式、五點回音。見面地點將等其來電時約定。4 軍火之事，他們提出的方式、地點、種類。5 事務代表，兩個月內派聯絡員。蔣介石聽了彙報之後，對魏景蒙的維也納之行表示很滿意，決定等路易斯來電後再考慮下次見面及派人到莫斯科等問題。
羅馬會晤的流產
1969 年秋中蘇關繫緊張到可能爆發核戰爭的程度。8月28日蘇聯發出“欲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的狂妄叫囂。但當蘇聯就此暗中徵詢美國的意見時，遭到了 美國的堅決反對，美國稱：如果蘇聯那樣做，“美國將對蘇聯採取同樣的行動”。美國當政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符合美國與蘇聯全球爭 霸的國家利益。實行上當時美國很多人反對中國擁有核能力，8月20日美國禁核官員尤特在給其蘇聯同行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國和蘇聯聯手摧毀中國的核武 力，“以懲處不受管制之國家”。這封信還暗示台灣“願此項處理”。因此，蘇聯對中國的核戰爭企圖雖然遭到美國的反對，但卻煽起了台灣參與摧毀大陸核能力進 而反攻大陸的熱望。與此同時，中蘇關係在極度緊張的過程，又呈現了某引進緩和的跡象。9月11日，中蘇政府首腦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長達190分 鐘睥會談，討論緩和兩國關係等問題。因此，探明與蘇聯合作實施對大陸核打擊的可能性和中蘇關係現狀，一時成為台灣當局的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再加上跑維也 納會談之後，蘇聯對“蔣五點”一直沒有回音，蔣介石決定派魏景蒙為 “特使”向路易斯約會。9月14日，路易斯致電魏景蒙，要求全面，並提出見面的地點安排在羅馬，魏去電建議把時間定在10月2日或7日。雙方要求見面幾乎 不謀而合。
9月20日，蔣介石在榮民總醫院接見魏景蒙，蔣經國在座。老蔣對魏作出以下綱領性指示： “見到路易斯時，先聽他如何說法，如果其態度依然友好，或有積極之建議，我方不妨做以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1 在目前情形之下，中(臺)蘇兩國已經到了應作進一步增進雙邊友好關係。2 毛澤東擁有原子武器，甲乙雙方皆受其嚴重的威脅，甲方可與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徹底消滅之方法。3 如不用武力，毛政權是不會自行崩潰。甲方有足夠訓練的人力擔負其事，惟其海空軍的力量還不夠，故需要乙方供應適當海空軍之攻擊武器。(類如米格23、遠端 轟炸機、飛彈潛水艇等)、(第三項最好要待對方提出時我方再提，否則始終不提)、(此時可觀其反映如何，方清談地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幹空軍人員駕駛新式米格 轟炸機突襲其原子設備，未嘗不是一個方法) 4 為了造成毛澤東極不利之形勢，以及變更今後世界的局勢，甲方與乙方應共同磋商在適當的條件下，甲方可以考慮正式承認外蒙古並建立外交關係。”
之 後，蔣介石就約見路易斯再親筆9點具體指示：1 問他對我方所提五點(即蔣五點)，你們有否意見。2 我們始終遵循孫總理遺囑，願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總理教導我們，三民主義即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他主張親蘇(溶共)政策來實現三民主義 的建國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國害民之徒毛共。3 反毛之中共黨員如其有願皆可容納於國民黨之內，但其不能另有共黨之組織，亦不能跨黨。4 中共在國內若另有組織，則與國內各政黨的組織同在國民黨領導之下。5 如果問起要什麼武器，則可答應此事還待他們對我方所提5點有了確實答覆再行詳商，如無對我方5點有了確答，則待雙方正式代表會商時詳談。但我億欠缺者只是 海軍新式武器，至於陸軍武器現可自給之語。問其是否已準備派正式代表來臺，或要由我國駐雙方友好國家大使先議，但最後仍須在臺北舉行最後會談。6 外蒙問題可以略提我承認其獨立的可能性，但新疆與東三省的主權與領土必須完整。7 對毛具體計劃應由雙方組織參謀團共同實施。8 討毛行動必須由中華民國政府單獨實施，不須外國參加。9 對毛共核子武器，由他們供給武器，由我方負責實施摧毀。
魏景蒙把以上9點譯成英 文後，蔣經國交待再加三點：1 甲方不願為了中國討毛戰爭而引起世界之紛爭，故不需要外國參與其事，只要乙方聲明此為中國內政問題，不予干涉。2 乙方應當體念到過去支援毛共奪取政權之政策是史達林的絕對錯誤。經過毛共20年殘暴統治，中國大陸人民對其恨之入骨。今後乙方只有支援國民黨推翻毛共政 權，方能使中國人民對乙方發生好感。即中共黨員為軍隊亦將因此而親蘇，並將與乙方重歸於好。3 在甲乙雙方合作之下，國民黨領導全國從事討毛戰爭，在政治上可以容納一切反毛政治團體(包括反毛共黨分子)。
9月22日，魏景蒙銜命離臺 後到達印度孟買，在此寄信給王平(路易斯)：“親受的王平 “我於 10月2日至6日一定會在羅馬，我沒有在伊登旅館訂到房間，改住羅馬的PARCODIRPRINCIPI旅館，我的電話號碼大概是861089、 841071，我會在那裏等你的電話。”
但是，台灣當局精心準備的這次羅馬約會，卻在魏景蒙的一再等待中化為泡影。魏景蒙 2日如期到達羅馬後，就先打電話給伊登旅館，路易斯不在那裏，也沒有預訂房間。4日，魏先後5 次打電話到伊登旅館查詢，路易斯仍未住進。後來魏又打電話給路易斯家，路不在家，又打電話到莫斯科，轉告他的新地址，並把在羅馬等候的時間延長到7日。但 仍沒有路易斯的消息。
對於這次失約，路易斯後來對魏景蒙解釋說：當時中蘇將要在北京進行邊界談判(10月 20日舉行)，莫斯科的鴿派認為，如果晤面，會破壞北京會談，將是很困窘的事，鴿派的代表是柯西金。
臺蘇“特使”再會維也納
1970 年10月30日至31日，臺蘇雙方在經過多次函電往復之後，魏景蒙和路易斯在維也納再度相會。此間兩人集中會談兩次，共8個小時。概括起來，會談主要集中 在兩大主題：其一，要求台灣為蘇內部“鷹派”勢力提供證據情報，說明毛澤東及其以後的中共都不可能與蘇和好，以配合 “鷹派”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其二，進一步探討雙方軍事合作的途徑，推動台灣加快反攻大陸的步伐。
關於第一個問題，在30日的會談中，路易 斯說：“明年3月將召開蘇共代表大會，會充分討論權力問題，這是‘鷹派’表明他們觀點的重要時刻。”在臺北時，蔣經國曾告訴我，毛死後莫斯科和北平的關係 可能更加惡化。”路稱他“在多個場合轉達了此一觀點，效果甚佳”。“但如今鴿派認為，柯西金已與周恩來晤面，並建立了會談管道，且雙方並無戰事，情況已經 很好了。鷹派說，你不能保證將來沒有戰爭，而且只會給毛澤東更多的時間來戰爭。”路挑明瞭說：’ 如果台灣可以提供情況，證明毛澤東在積極準備發動更大的戰爭(對抗莫斯科)，我們就可以充分利用。”這正是路易斯此次要求見面的主要理由。
30 日會談結束後，魏景蒙當晚對此進行了認真思考，認為“比較容易做到”，“因為北京利用和談暗中積極準備攻打蘇聯的策略，是眾所週知之事。他們‘赤化亞洲’ 的計劃已定，正積極推動。蘇聯希望我們提供一些情報——不論是已發表的或未發表的，他們都歡迎。毛打算動用核子武器，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我們如果加以宣 揚，對路易斯和他提出的要求都有幫助。” 在第二天的會談中，魏景蒙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路易斯。
關於第二個問題，兩人花了大部分時間討 論。魏景蒙問：“蘇聯願意做到什麼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到什麼程度?”路乾脆地說：“上次在維也納，蘇聯已經很確定的承諾，如果國共交戰，蘇聯不會幫中 共。這一次，更進一步地說，蘇聯願和中華民國合作來消滅毛。”當魏談及以前曾涉及的共同開發西北東北的話題時，路對此不感興趣，認為這些事不應在現階段列 入談判，因為它們還太遙遠，他有興趣的是應如何在政治上及軍事上與台灣合作，以消滅毛澤東。
雙方合作反對中共是臺蘇兩相情願的事。但似 乎臺灣並沒有莫斯科積極主動。在這次會談中，當路易斯要求魏景蒙提出由莫斯科合作支援台灣反攻大陸的具體計劃時，魏景蒙經過一夜思考，謹慎地表示“這一點 臺灣很難準備，需要召開高層幕僚會議。”並說“做這種計劃，非我智慧所及。”而路易斯卻提出了具體方案，他進一步建議，“台灣可說出需要哪些裝備，要多 少，以及需要何種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階段。”“比方說，台灣提出，希望在展開登陸前，蘇聯先以飛彈摧毀臺海對岸的海防武器。”“又譬如，台灣可以要求 蘇聯提供轟炸機去摧毀羅布泊等等。讓臺飛行員使用伯利亞或其他地方的空軍基地。”他還解釋，“老美不會幫你們反攻大陸，只想要台灣和老毛保持和平，而俄國 卻會幫台灣光復大陸。路易斯還說：“這兩件事並不衝突，你們可以用概略的方式說。”路為此歸納了三點供魏參考：1 台灣原則同意蘇聯採取軍事行動。 2 台灣能作什麼，以及台灣希望蘇聯做什麼。3 台灣保時希望蘇聯協同行動。路還說：一旦這些構想被認為可行，蘇聯會“立刻”與台灣軍事將領展開數次會談。這樣做對台灣毫無損失，因為台灣早已誓言要反攻 大陸。
對於這次會談，蔣氏父子在聽了魏景蒙的彙報之後，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一，蔣介石對方提出的兩點要求表示“都 同意”，指示在對方要求的11月15日至20日之間交給他們需要的證據情報資料。其二，台灣當局決定全部釋放1954年7月23日台灣海軍在台灣海域截獲 的蘇聯船隻“陶普斯”號的42名船員。這批船員大部分已於1955、1957、1958年分三批釋放。蔣經國覺得在此時釋放剩餘船員“或許是個好主意”， 既然“中共釋放了美國人，我們也放人”，“下次釋放‘陶普斯號’船員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釋放的時間和將去的地點，再通知美國記者”。蔣這樣做顯然是向蘇聯 示好，同時也是做給美國看的。
然而最後，在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嚴重對峙的情況下，出於方方面面的考慮，台灣當局領導人，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蔣經國，都不敢投到北極熊的懷抱中。這就決定了臺蘇之間秘密接觸，不會有什麼實質的突破，只能算是眉目傳情而已。
從德國.蘇聯.美國軍事顧問的證詞看蔣介石必定失去政權
( http://www.wretch.cc/blog/jetrul2001/1131999 )
無名小站 jetrul2001的網路日誌 April 13, 2013
從德國.蘇聯.美國軍事顧問的證詞看蔣介石必定失去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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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3
這兩天美國高層告知我
最近正在檢討對華政策
關於二戰後的國際勢力範圍的內幕
戰前列強與戰後列強對蔣介石政權形成定見的來龍去脈
關鍵內容為德國.蘇聯.美國軍事顧問的證詞
棺材釘是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搜出來的大量日本與蔣政權.汪政權的暗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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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大國派駐在中國的軍事顧問來頭有多大呢
統統可以直達各國天聽
德國軍事顧問有的可以用電台直接呼叫德國本土
參與最高軍事會議
下達命令指揮歐洲前線軍隊
希特勒命令撤回顧問是與日本達成密約
日本進攻蘇聯換德國撤顧問與援助
蘇聯來的至少有兩位是後來的元帥
美國派出來的則是開國元勳之後當監軍
官拜少尉可以指揮或撤換美軍在華最高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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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軍事顧問們名言
蔣介石抗日但親日
故意後撤
意圖藉日軍入侵玩政治
搞掉大上海就國民黨勢力
擴大在內陸統治區域
阻礙圍殲台兒莊之後十幾萬日軍
以及後來有兩次機會圍殲日軍精銳總數可達五十萬
理由之一是怕會打仗的將領影響統帥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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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軍事顧問
蔣不希望太多蘇聯援助
蔣介石與日本有密約
日本黑龍會一直有代表在重慶
蘇聯派了人總計八次與蔣密談
這些完整內容後來都在歐洲戰場英國快要支持不住前交給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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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事顧問們名言
多次故意阻礙美軍在中國大陸開拓戰場登陸
美軍只好在太平洋跳島奪島
妨礙美軍拉近飛行距離轟炸日本本土
延滯日本投降三年
是中國境內的日軍占領區支持日本財務與物資
造成美軍不必要死傷
<史迪威事件要求指揮中國軍隊只是一連串美國被中國掣肘出賣之後的做出的檯面宣示動作>
<事實上美國內部共識是把中國列入軸心國>
蔣的軍隊拿了美援裝備不抗日等著打內戰
楊奎松---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
來源： 董明明的日誌
上 個禮拜，我應北大博士生聯誼會的邀請做了一次講座，講的是新中國的革命外交。那天有同學問我，從我講述的內容中，如何能夠總結出一些有利於個人成長的東西 來？今天應國關之邀來做講座，聽說聽眾大都是本科生，因此我想是不是換個題目，講講跟個人成長有關的東西？因此我就想到了這個人物研究的題目，希望能對滿 足同學們的願望，對個人的成長有所借鑒和啟迪。當然，我講人物研究，並不是要在這裏得出什麼結論性的意見來。其實我們研究歷史的人講歷史，目的不過是希望 大家通過歷史演進的過程，看到歷史本身的複雜性，瞭解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從而得出一些有助於我們瞭解、認識和解決現實問題的經驗或教訓。
我 看今天在座的未必都是本科生，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吧？今天講的“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想來是大家都熟悉的兩個人物，同學們都對他們一定都有所 瞭解。選這個題目講，也有我自己的目的。這是因為我們過去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和說法，有太多褒貶的色彩，這顯然不利於我們全面地去認識他們。從學者的角度， 特別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我們必須要有一種客觀的態度，需要不帶感情色彩地去研究他們。我今天講“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也正是出於這樣一種目的。 即是希望大家能夠通過這樣一種不帶明顯褒貶的比較研究，更全面地來瞭解這兩個人。當然，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紹和評價這兩個人物，只能是從這 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長過程等方面來比較他們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從而總結出一些帶有某種邏輯性或規律性的東西來。
為了讓大家更深刻 地瞭解我的這一意圖，我們現在要提出一個問題：你們是否知道兩岸的人對毛澤東和蔣介石曾經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呢？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毛澤東和蔣介石相 繼去世，同學們是否知道，臺灣相當多民眾當年對蔣去世和大陸人民1976年對毛去世的悲痛的感覺幾乎一模一樣？他們那裏也曾出現過長街兩旁擠滿了送行和弔 唁的民眾。而由於臺灣保留了更多的傳統的東西，我們甚至可以發現有很多人是跪在地上痛哭失聲，他們認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倒塌了。在當年很多臺灣國民黨人的心 目中，蔣介石是最權威的領袖，是他們的恩人。如果我們當年看到這些場景，一定會很奇怪：為什麼“蔣匪”在臺灣竟會得到民眾這樣的擁護呢？（笑聲）其實，換 一個角度，站在當年臺灣國民黨人的角度，他們怕是也很難理解大陸人民當年對毛澤東的那種感情。因為他們多數人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大陸這邊是共匪的天下。 （笑聲）
大家不要小看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教育的影響力。我1995年隨一個學術會議的團隊到臺北，從機場到中研院學術研究中心，剛一下車， 就聽到在樓門口迎接的研究生一邊往裏跑一邊高聲喊：“共匪來了！共匪來了！”（笑聲）當時大陸已經實行對外開放很多年了，我們這裏早已沒有人叫他們“蔣 匪”了，他們卻還在習慣性地會叫我們是“共匪”。包括在學術討論會上，臺灣不少學者的發言也帶有很明顯的感情色彩。我們當時感覺很不習慣的就是，我們這邊 對毛澤東、周恩來等等領袖人物早就不叫他們的官銜了，而他們提到蔣介石的時候，卻幾乎從不直呼其名，而是每每要尊稱為“蔣先生”或“蔣總統”，甚至要用 “先總統蔣公”這種稱呼。很明顯，大陸和臺灣之所以在對待這兩人的態度上有如此大的不同，根本上還是因為有著太深歷史恩怨和意識形態色彩的國共兩黨，對自 己的領袖和對對方的領袖，有根本對立的政治和道德的評判。
講到這裏，很多同學可能會問：是不是蔣介石在臺灣的建設上起過好的作用呢？這一 點自然沒有問題。但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國共兩黨在1949年前後的命運如此不同呢？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前後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共產 黨人幾乎可以說是朝氣蓬勃，所向披靡，最後幾年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著國民黨。為什麼建國以後共產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卻走了很多彎路呢？與此相 反，當年在大陸一敗塗地的國民黨，到了臺灣以後。卻漸漸走上了成功發展的道路，實現了土改和政治穩定，經濟也早早就邁入了次發達的行列。對此，有很多人分 析過原因。有人說是因為蔣介石去臺灣時帶去了很多黃金（笑聲），也有人說是因為臺灣小好搞。對這些說法，我們可以提出很多問題：越南、朝鮮也很小，得到蘇 聯和中國的援助也不少，為什麼就沒有臺灣發展得好呢？
實際上，無論是站在大陸還是站在臺灣的角度來評價，都必須承認，毛澤東和蔣介石對中 國20世紀的歷史都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只是，如果我們從歷史上來看問題，具體地比較毛澤東與蔣介石的話，我們沒有必要把他們神化或者妖魔化。因為只要深 入研究一下就會發覺，他們其實也都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無論成功與失敗，都與他們自身的優點和缺點分 不開。但有一點非常清楚，他們固然是政治上的對手，卻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而他們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上叱吒風雲的一代領導人，與他們具有這些相似之 處不無關聯。因此，他們之成為國共兩黨的一代領袖，既是時代使然，多半也是他們的共性適合了這個時代的需要的結果。大家想一想，20世紀有那麼多名人，知 識程度、脾氣秉性比他們兩人強的絕不在少數，時勢卻造就了他們兩個人，這是不是純屬偶然呢？中國的20世紀上半期可算得是內亂不己，外侮不斷，群雄爭霸， 民不聊生的亂世了，“亂世出強人”，“時勢造英雄”。那個時代有多少人想過要成為改造中國的第一人啊，但有誰能做得成呢？胡適也曾想當總統，但他學問再大 也成不了總統，即使當上了，也起不了作用，因為那個時代需要的是強勢人物，而不是胡適這樣的文人所能夠駕馭的。為什麼毛澤東、蔣介石這樣的人能成為國共兩 大黨的唯一領袖呢？這就涉及我們要講的他們的個人的一些特有的氣質和特點了。
下面我們先討論一下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出身。看過他們傳記的人 都應該知道，蔣介石出身于普通鹽商，祖籍浙江奉化鎮，地位不太高，財富也不是很多，在當時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再來看看毛澤東的出身背景，他的家也是一個 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親辛勞了一世，才把家業弄到了富農的程度，在當時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較全國狀況而言，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出身狀 況頗為相似，都屬於當時中國的中間階層。這樣的出身，後來卻都成為了最高領導人，這之間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 景也很相似。簡單地說，他們兩個人即使在當時條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準。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就有大批學生出國留學，國內也陸續辦起了一些大學，這 些留學生和大學生構成了20世紀上半期的社會菁英的一個群體。但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僅僅受過中等教育。毛澤東是小學畢業後入了師專，畢 業以後又去當小學教員。那個時候的師專，就相當於現在的中專，即初高中水準。蔣介石名義上讀過軍校，其實也只是培訓式的速成學校。蔣後來的師爺們把蔣說成 是日本士官生，結果臺灣的李敖一考證，日本士官學校根本就沒有蔣的名字。蔣當年從保定速成學堂轉去日本後，上的只是一個補習班性質的軍事補習學校，叫振武 學校。畢業後，他再沒有入過軍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個炮兵部隊做了一段“弼馬溫”，就是養馬的兵。蔣介石受的教育顯然也是一種初高中水 準。
這兩人的教育狀況對他們後來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響，不過，他們之所以沒有再謀求深造，實際上也是他們兩人獨特的性格和氣質所決定的。 我們知道，毛澤東當年曾經是有機會像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他們那樣去國外勤工儉學的。但是，所有一切都辦得差不多了，毛澤東卻堅持留了下來。在這方面， 蔣介石與毛澤東也有頗多相似之處。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性格、氣質之相似，可以從他們小時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來。比如，蔣介石從小就有頗具 反抗心理，自尊心極強。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從小“頑劣益甚”，就是非常頑皮、淘氣。一些老人曾經回憶，說蔣介石小的時候如何不聽母親的話，如何頂撞老師， 別人要打他手板的時候，還沒有打上，他就哭開了，邊哭還邊在地上打滾。（笑聲）過節的時候，孩子排隊等長輩發給糖果，他偏偏不排隊，去加塞兒，（笑聲）孩 子們把他擠出去後，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來加塞兒，（笑聲）大家看他髒兮兮的只好讓他。這些老人的回憶可能有點兒演義的成分，但太過頑劣不服管教 的個性，蔣介石自己也是承認的。
毛澤東小的時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樣反抗心理非常強，自尊心也極強。他自己講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 他幾乎從來不服父親的管教，甚至敢於當著眾人的面與父親頂撞。有一次父親氣得要打他，他也氣鼓鼓地跑到門外的池塘邊，威脅父親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親怕 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從上面這些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和蔣介石小時候至少不像我們今天許多孩子那樣“乖”。不僅不乖，而且極具 反抗精神。他們在後來近乎殘酷的政治鬥爭的風浪中戰勝各自的對手，成為一方的最高領袖，這種獨特的性格氣質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然，說 他們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們的極強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這並不是說他們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樣。事實上，就具體的性格表現上，他們二人是有很大的差 異性的。蔣介石比較內向，而毛澤東卻是相當外向。歲數越大，二人的這種差異也就越明顯。我們平時看紀錄片時其實也能看到這種情況。你們有沒有注意到，蔣介 石在片子裏從來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筆直，連風紀扣都扣得一絲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軍人氣質和軍人儀態。蔣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樣。據他的侍從官們 回憶，蔣一向生活簡單嚴謹，作息時間十分規律，每天5點半到6點之間必定起床，活動筋骨，然後早讀。他在聽彙報和開會時，除了必要的講演之外，通常很少講 話，總是很威嚴地坐在那裏聽彙報和討論。在這方面，毛澤東與蔣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種不拘小節的人，不僅談話喜歡嘻笑怒駡，海闊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 隨心所欲，喜歡天馬行空，自由自在。毛澤東講過他為什麼不想當國家主席，兩個原因，一是對每每要接見外賓很討嫌，因為他最不喜歡穿那種要紀風紀扣的正式服 裝；二是他不願意被幾點幾點必須要幹什麼這種規矩所干擾，因為他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書。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毛澤東是那種喜歡穿著睡衣在臥室或書 房裏召見政治局領導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笑聲）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談到過一件讓他很屈辱的事情，講的就是毛澤東 1958年如何在游泳池邊訓導赫魯雪夫的故事。毛穿著游泳褲，一會兒下水遊一會兒泳，一會兒上來披上浴衣和赫魯雪夫談一會兒話，（笑聲）赫魯雪夫不僅不喜 歡游泳，而且不會游泳，他完全是被動地被拖到游泳池邊上來看毛游泳和聽他講話，（笑聲）他自然會感到很不舒服。但這就是毛澤東的個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 辱赫魯雪夫。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證明。《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斯諾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是在陝北保安，那裏的條件相當艱苦。因為是黃 土高原，天旱水缺，人們很難得有洗澡搞衛生的條件。儘管那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外國的記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當時兩人坐在院子裏，沐浴在溫暖的陽光 下，毛澤東一邊與斯諾談天說地，一邊很自然地解開褲腰帶，在褲腰裏捉蝨子。一邊捉，一邊把吸滿了血的蝨子用指甲擠破，擠得啪啪直響。（笑聲）這個美國人顯 然沒有赫魯雪夫那樣敏感。他反而把毛的這種不拘小節看成是一種魅力，心想：這個人好瀟灑呀！（笑聲）
我們再來談一談他們二人生長的社會環 境。他們都生於19世紀末期，成長在20世紀初期，成長過程和環境有相似之處。蔣介石生於1887年，毛澤東是1893年，他們都是那種既讀過幾天私塾， 也受過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時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響。在五四時期，他們其實同樣都屬於比較激進的革命青年。我們講“蔣介石是共產黨的 敵人，是反動頭子”，但是他當年卻並不反共。我們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講話，很多講法都是與共產黨人的說法相似的。在那個年代裏，出現這種情況是很自 然的。因為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受過西式教育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都受到過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特別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 間，流傳得最廣的已經是俄國式社會主義了。當時各種傾向的人都想向俄國學習，這是因為那個時候俄國的社會主義顯示了極強的生命力，面對十四國武裝干涉竟然 日益壯大和鞏固。這讓本來就對資本主義貧富懸殊的現象心懷恐懼的中國知識份子不能不看好這種社會主義。當然，俄式社會主義是基於列寧主義的一種社會主義理 論與實踐，它的核心內容是強調階級鬥爭。對於要不要搞階級鬥爭，在中國各進步人士中間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人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它自然是強 調要用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的問題的。孫中山也看好蘇俄，但其思想與共產黨就有一定距離。他認為中國並沒有分化出像馬克思他們所講的那種極端對抗的階級，他 主張三民主義，即強調要從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方面來解決問題，不必用階級鬥爭方法，即強行將階級拉平均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蔣介石1914年以後就跟隨孫 中山革命了，但我們卻發現，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蘇聯之後，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卻與孫中山有些不同，大談所謂階級鬥爭，主張要通過打倒地主、資本 家來解決中國貧苦民眾受窮的問題。既主張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帝、反軍閥，又贊同打倒地主、資本家，其言論顯然與共產黨人非常接近。儘管我們不能說蔣介 石的整個思想體系與共產黨人相同，但從蔣的日記看，他在1918年之後，即五四運動開始前夕，他就已經在關心社會主義問題了，不僅讀馬列的書，也看《新青 年》，更崇拜蘇聯。在這方面，毛澤東的成長經歷也大致相似。說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成長過程中，都受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應當沒錯。
既然 毛、蔣二人都受到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都贊同過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主張，他們為什麼又沒有能夠走到一起去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大概要注意到他們 成長過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後，蔣介石開始跟隨孫中山，加入了當時的中華革命黨，後來這個黨又改名為中國國民黨。這是個有相當長的革命經歷的政治團 體。而它明顯地不同於中國共產黨，不僅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同於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而且因為這兩個党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
孫中山的 黨的主要支援力量顯然是社會的中間階層。它在許多年裏，其實始終是依靠海外那些愛國的華僑的贊助和參預生存發展下來的。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開始，一直 到1919年改組成中國國民黨，它的勢力雖然在國內逐漸擴大，吸收的卻大都是一些中等水準以上的知識份子，他們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屬於有“恆 產”，即有穩定的經濟收入的那一階層。因此，他們的許多理念都與孫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經濟制度，但希望用些社會主義的措施來抑制資本 主義的弊病滋生。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它從一開始成立，就將自己的基礎公開地放在中國最底層的貧苦民眾當中，公開地反對有錢人，主張用暴力的手段，通過剝 奪富裕者和徹底消滅私有制的辦法，來達到實現人類理想社會的目的。
由於兩黨依靠的階層不同，他們的利益和政策目標也就不同。孫中山為了實現自己的建國的目標，到處找外援，最後不得不與蘇聯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黨內很多老黨員的反對，原因就在於此。
由 於兩個黨的指導思想不同，社會基礎不同，政策目標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加入到這兩個黨當中去，其成長時所受到的影響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 的。蔣介石再激進，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蘇俄革命精神的薰陶，他所依賴的那個黨所給予他的影響畢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蔣介石的思想再激進，最終也還是會服從 於國民黨的政策需要。何況，對於蔣介石這樣一些深具抱負的人，組織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實現其鴻圖大志的看家本錢，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因為某種並不 成熟的理想，而放棄對組織的依賴。蔣介石最後會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並不是他沒有或不曾有過激進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還是其抱負心和利益使然。
同 樣的情況，毛澤東一開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種政黨組織。他因此接受的是共產主義的觀念。這套觀念從俄國傳進來，爭取和依靠的物件是工農大眾。共產黨從成立之 日起，就明確表示過自己不同於國民黨，並且優越於國民黨的這種態度。以後的國共合作，兩黨之間之所以會發生那樣多的矛盾與衝突，根本上也正是由於這樣一種 心態在起作用。我們從1923年至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過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時毛澤東對國民黨工作的重視，和深得國民黨領導人賞識的種種情 況。這甚至使他在共產黨內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但是，毛澤東同樣是抱負心很大，並有志於依靠黨的組織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他當然不會因為國民黨人的重視和給 他較高的職位，就轉到國民黨一邊去。從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人的成長過程來看，由於他們加入的組織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響不同，也就使他們最終所 選擇的道路大不相同了。關於這一點，我們這裏只能是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們二人成長中那些頗為相近的方面。由於二人的出 身、學歷相對都比較低，這導致他們明顯地存在著某種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後來兩人都成了党的領袖，我們看他們的日記或談話，也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 處的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況下，強烈的自卑感往往會與很強的自尊心聯繫在一起。當他們達到一定的地位時，自然會形成很強的自尊心。這種自尊與自 卑形成的強烈的反差，使得他們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氣質。
蔣介石因過度自尊而導致的過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記中就常 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來未必與他有直接的關係，僅僅因為他的自尊心太強，內心裏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認為是別人在背地裏講他的壞話，想整治他，結 果他就往往會做出相當激烈的反應。比如蔣介石與中共決裂的中山艦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件事情過去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直到80年代一直還有人在 研究。大陸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件事是蔣介石蓄謀的，而國民黨的史學家則認為是共產黨和俄國人要綁架蔣，蔣沒辦法才決心利用這事件懲治共產黨和俄國人。隨著 80年代以後人們對政治歷史的研究心態日漸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們才發現，造成中山艦事件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其實還在於蔣介石因自尊而導致 的多疑。用當年在蔣身邊工作的俄國顧問的話來說，就是蔣的自尊心強到了嚇人的程度。中山艦事件，簡單說起來，直接原因就是因為調走了一個與蔣介石關係非常 好的顧問，接替他的顧問對蔣明顯地不夠尊重，對蔣的主張動輒設置障礙，並且有意削弱蔣手下的軍隊。這使得蔣非常緊張和憤怒，認為這是有意要搞他。於是，他 想與當時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聯手擠走這個顧問，但他後來發現汪精衛和這個顧問竟也一個鼻孔出氣，甚至有願意讓蔣出國的意向。種種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終 導致他得出一個結論，認為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1926年3月19日國民革命軍最好的一艘軍艦中山艦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被海軍局派往 黃埔軍校所在地虎門附近水面去執行緝私任務。當天下午海軍局得知蘇聯顧問要用該艦，又得知蔣恰在廣州，於是便請示蔣可否將中山艦調回來。這就導致蔣疑心大 發，最終懷疑是汪精衛和俄國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艦把他綁架到莫斯科去。於是，蔣怒不可遏，反復思量，最後下定決心利用手中的軍權，調動軍隊發動了一場不大不 小的政變。
蔣介石的這種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孫中山時就表現得很突出了。孫中山對蔣很器重，把蔣介石看成是軍事上的幹才，任命他到前 線當參謀長。蔣介石卻因為與前方將領鬧矛盾，前前後後跑了十幾次之多。總是孫中山一個電報，蔣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說也不說就跑回上海去了；孫中山急 了，再寫信勸讓他回去，他礙不過孫中山的勸說，只好又到前線去；去了又出問題，又是轉身就跑。（笑聲）如此反復，有十幾次之多。蔣介石為什麼要跑，一個根 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於孫中山，職位很高，前方將領卻不把他放在眼裏，因為他手裏沒兵。這無論如何讓蔣面子上受不了。其實“中山艦”事件時蔣介石也是打 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這麼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讓人說我自己心虛了嗎？我又沒做什麼虧心事，幹嗎要心虛？！何況這個時候蔣介石已不同于當 年跟孫中山的時候，他利用黃埔軍校建立起來的第一軍已經是國民黨的絕對主力了。蔣介石很難丟掉他的這支看家本錢不顧，讓別人奪了去。因此，蔣介石想明白了 之後，馬上就掉轉車頭，回到黃埔去連夜佈置反擊。結果是那個蘇聯顧問被趕走，汪精衛也被擠去歐洲養病，自己奪了黨政軍大權。
我們再來看一 看毛澤東。毛澤東同樣是自卑感和自尊心並重的人。1936年他在陝北和斯諾談自己的經歷的時候，特別提到過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經李大釗的介紹在 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登記來圖書館讀書的人的名字。他當時講了一句相當尖刻的話來形容他那時候感受。他說：那時那些來看書的教授們根本就沒有把他 當人看。梁漱溟抗戰時期到延安訪問時，毛澤東又提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問梁：你還記得我嗎？梁漱溟搖了搖頭，想不起來。毛澤東告訴他，他當年在北京時曾住在 他後來的岳父楊昌濟教授家裏，梁漱溟那時去過楊家，是他給梁開的門。而梁當時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會記得這位給自己開門的青年人。（笑聲）毛澤東反復提到 這些事情，清楚地顯示他內心裏對此頗多感慨。聯想到毛澤東在解放後只對一個大知識份子很好，即章士釗，而對其他大知識份子統統不喜歡，我們就更容易理解毛 澤東的這種複雜心態了。解放後，毛澤東發動過那麼多針對知識份子和所謂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甚至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知識份子那樣無情，但章士釗和 他的後代卻幾乎沒有受到多少衝擊。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對章士釗很有感恩之情。這是因為章士釗早年在毛澤東非常困難的時候曾經慷慨資助過他2000大 洋。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數目的錢。只可惜，當年幫助過毛，或者看重毛的這種大知識份子太少了。因此，毛澤東只記住了一個章士釗，而對其他的教授、專家、社 會名流印象很不好。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強，與二人成長的時代背景也有些關係。因為那個時代的特點，是中國受盡外國列強的侵略、 欺壓和淩辱，經常都會受到亡國亡種危險的刺激。因此那個時代的許多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和悲情意識。毛澤東是如此，蔣介石又何嘗不是 如此？有時候我們會注意到蔣介石國民黨當政時，在處理外交事務上不夠強硬，妥協退讓，甚至有喪權辱國的做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蔣不愛國，不是民族主義者。 從1928年“濟南慘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再到抗日戰爭等，我們注意一下蔣的日記，就能夠知道，蔣介石內心裏對民族和國家的態度是很清楚 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處理和共產國際，特別是和俄國人的關係問題上，曾經很強勢地堅持過獨立自主。比較一下蔣介石，他在處理與美國顧問的關係時，又何 嘗沒有相同的表現？大家多半都知道史迪威事件吧？美國總統派史迪威將軍到中國戰區來做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蔣介石，對蔣不尊重，再加上兩人在 如何使用中國軍隊的問題上意見相左，常鬧矛盾。最後史迪威極力想取得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於是把狀告到了羅斯福總統那裏，羅斯福也一度想要壓服蔣介石接受史 迪威的意見。面對這樣一種巨大的壓力，蔣介石硬是冒著破裂與美國關係的危險將這個四星將軍趕走了。你能簡單地說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走狗嗎？
上 次聽同學說，有一位北大的老師在課堂上曾經講過這樣一則傳聞。說的是新中國在保衛南沙群島的鬥爭中，曾經不得不從黃海和東海調艦隊前往南海。從黃海和東海 穿過臺灣海峽速度會快得多，否則繞公海就要耽擱很多時間。當時，中共中央在討論要不要冒險走臺灣海峽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話。他說：沒關係，我相信蔣先生是 愛國的。其實，不管我們在過去怎樣講蔣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內心裏是很清楚的。這位老師講的這個故事未必十分真實，但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事實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期間，毛澤東就不止一次地講到過，蔣家父子是愛國的，並且試圖團結蔣介石，搞聯蔣抗美。
在這裏，我們要 強調一點，對於國家利益的問題，執政黨與革命黨由於所處位置不同，承擔的責任和風險也不一樣，因此，當面對重大危機之際，它們所選擇的作法很可能不會一 樣。革命黨可以把口號喊得很高很響，因為它不需要承擔執政黨的失敗責任。然而執政黨卻有它的難處。我們今天批評蔣介石30年代不該搞“安內攘外”的所謂 “國策”，這在情理上是說得通的。國家都要亡了，你還要鎮壓異己勢力，豈不是不講民族國家利益？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從蔣介石和執政黨當時的立場來看問 題，不完成國家的統一，聽任地方勢力武裝割據，甚至你在前面抗戰，他在後面乘虛而入掏你的老窩，你又如何集中精力來抵禦外侮？這種問題，對於當年許多國家 的執政黨來說，都是一件很難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實，這裏的關鍵還是要看你的這種政策最後是否達到了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爾什維克剛剛 執政，德國和俄國之間的戰爭尚未停止。為了首先鞏固內部，列寧不顧眾多同事的反對，堅持批准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割讓了大片領土。等到政權鞏固了， 國家強大了，蘇聯最後又把這些割讓的土地收回來了。我們的教科書裏好像沒有哪本說列寧當年這樣做是喪權辱國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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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 blog SKYFLEET 2011/01/05 16:42:49
蔣介石對蘇聯的態度
1923年，孫中山把蔣介石派到蘇聯去訪問，給蔣介石一個頭銜，叫孫逸仙軍事代表團團長。孫中山給當時已經病重的列寧寫信介紹，說蔣介石是我的朋友，我是信任的人，希望列寧能夠支援蔣介石。
蔣 介石到蘇聯主要是完成一個任務：要求蘇聯方面同意在蒙古的庫倫（今烏蘭巴托）建立一所國民黨的軍官學堂，建立一個國民黨的軍事基地，然後在庫倫訓練一支國 民黨的部隊。從庫倫進攻當時北洋軍閥的統治中心——北京。當時北京被直系軍閥統治，總統叫曹錕。大家聽到這裏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孫中山的根據地是在廣州， 為何放棄廣州讓蔣介石跑到莫斯科，要求莫斯科允許把庫倫作軍事基地呢？當時的廣東的確是孫中山的根據地，孫中山本來是想由廣州北伐打到北京去，但利用廣州 作根據地，有兩大困難：
第一，廣東的南面是香港，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國民黨部隊要北伐，英國人隨時可以在廣州旁邊的香港搗亂，使其後院起火。
第 二，從廣州北伐要路經廣東、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七個省份，要跨過長江、黃河兩條大河，列強的軍艦完全可以從上海開到武昌江面，把國民黨的北 伐軍攔腰截斷。如果選擇庫倫，出了庫倫就是河北省，到了張家口就差不多到了北京。如果從庫倫開展北伐的話，不需要走遙遠的路程，沒有高山峻嶺，沒有長江大 河，沒有帝國主義軍艦。蔣介石在日本是學習軍事的，懂得這一點。所以蔣介石受孫中山的委託，向蘇聯提出要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大家可能有一個問題，庫倫當 時是中國的領土，為何要征得蘇聯的同意？蘇聯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紅軍一直駐紮在庫倫，蘇聯一直把蒙古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蔣介石到蘇聯以後跟蘇聯的軍事 主席托洛斯基提出這個請求。但托洛斯基說，中國人如果要進攻北京的話，只能從蒙古的邊境上出發，國民黨人的腳步絕對不允許踏進蒙古的土地。當天晚上，蔣介 石在日記裏寫了這一段話：“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別看他口口聲聲講是你的盟友、同志，但考慮問題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第二天，蔣介石回到中國後，就給廖仲愷寫了一封信，說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好的，但跟實際行動有很大的差距。蘇聯共產黨對中國的邊疆，對蒙古、新疆有野心，蔣介石後來一輩子反蘇，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反對蘇聯的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
蔣 介石退到臺灣以後，1968年他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要反攻大陸。蔣介石反攻大陸靠誰？最初蔣介石把希望寄託在美國人身上，希望用美國的金錢、武器反攻大 陸，可是經過幾年的交涉，蔣介石最後發現一個道理：美國人實際上是把國民黨看成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看門狗。蔣介石認為，靠美國人反攻大陸沒有希望。大家知 道，60年代正好是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吵得最厲害時。開始時，中共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和叛徒集團。1968年蘇軍出動了武力，鎮壓了捷克的改革運動， 中共又批判蘇聯不僅是修正主義而且是社會帝國主義，兩個黨吵翻了，兩個國家的關係也鬧僵了。在這個情況下，蘇聯人主動找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先在南美，蘇 聯的外交官和臺灣的外交官在墨西哥談判，雙方聯合起來反攻大陸；後來蘇聯又派一個記者路易斯，這個人公開的身份是英國《倫敦晚報》的記者，當過赫魯雪夫的 翻譯，路易斯到臺灣跟蔣經國進行了會談。路易斯和臺灣新聞局局長到奧地利維也納進行談判，談的內容是臺灣國民黨和蘇聯方面合作，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推倒 毛澤東，蘇聯方面表示：只要蔣介石反攻大陸，要錢蘇聯人可以出，要武器請你開清單，要什麼給什麼，要想利用蘇聯和中國邊界的基地，蘇聯也可以提供。當時， 蘇聯人希望利用蔣介石的力量反攻大陸，反對中國共產黨。在1969年，蔣介石在日記裏寫過兩段話：蘇聯想幫我反攻大陸，我要當心啊！當年吳三桂和洪承疇他 們走過的道路，前車之鑒，我要記住（1969年7月）。蔣介石提醒自己：蘇聯人要幫我反共，目的是想侵略中國，我不能夠當吳三桂、洪承疇。我要記住這個教 訓。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提出天才論，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先把陳伯達拉出來，在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改組北京軍區。大陸正是文革大動亂的年 代，而且中共內部林彪集團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力量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本來是反攻大陸的一個機會。但是，蔣介石在日記裏寫了一段話：我絕對不能夠也不 應該在這個時候反攻大陸，因蘇聯人完全有可能借這個機會侵佔中國華北。蔣介石和蘇聯領導合作沒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從前面的兩條看，蔣介石的民族主義 的立場顯然是起著作用的。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國、美國和蘇聯三者之間撲朔迷離、錯綜複雜的局勢中，台灣和蘇聯這對看來不可能 往來的宿敵，為了各自的戰略利益，卻有過多次驚世駭俗的秘密接觸。據報道，從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灣的蘇聯“秘使”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 灣，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以《倫敦晚報》記者身份為掩護，化名為維克托•路易斯的蘇聯“特務”維塔利•葉夫根尼耶維奇，在此期間他曾三次去台灣，密晤包括蔣 經國在內的台灣高層人士。同時台灣也應邀或主動派出“特使”在維也納等地與蘇聯“特使”接觸。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灣《聯合報》全文連載了台 灣前新聞局長魏景蒙日記《王平檔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事情)，首次披露了這些驚人的秘聞，其中對路易斯第一次臺北之行和臺蘇雙方“特使”兩次維也納 會談的記錄尤為詳盡。
蘇聯“特使”路易斯第一次訪台
路易斯第一次到台灣是在1968 年10月。此時的中蘇關係已近水火之勢。利用台灣問題大做文章，這是自60年代初中蘇交惡以來蘇聯方面與中國鬥爭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蘇聯等國主 持的“部分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簽字時，蘇聯部同意把台灣當年“主權國家”，要它在條約上簽字。 1965年蘇聯通訊衛星日本大使館舉行招待會，特邀台灣有關人員出席。之後，蘇聯的外交人員、新聞記者與台灣的同行在華盛頓、東京、渥太華等許多地方進行 “非正式接觸的事”越來越多。蘇聯國內許多刊物上經常刊登台灣的“國旗”，稱蔣介石為“總統”。隨著中蘇關係的不斷惡化，蘇聯進一步考慮拉攏曾標榜誓死 “反共抗俄”的台灣共同反華的可能性，最終把台灣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成為它拼湊的“亞洲集體安全”的戰略計劃的重要環節。實現這一計劃無疑也是對美國的 沈重打擊。跑易斯就是蘇聯派出探路的馬前卒和拉攏台灣的說客。而台灣當局此時也頗欲利用國際變局有所作為。根據魏景蒙日記的透露，美國政府暗中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談判往來，台灣高層早就看在眼裏，而且評估美國不會幫助台灣“反攻大陸”。同時中日關係也有鬆動跡象。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辦事處此時在東京設立 了聯絡事務所，日本最具規模的報紙《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呼籲中日關係正常化。因此，臺蘇接觸，雖然開始是蘇聯主動，但終究是 兩相情願，一拍即合。
9月的一天，路易斯攜英籍妻子在東京外籍記者俱樂部見到台灣駐日本大使館新聞參事盧為，自我介紹說他是《倫敦晚報》 記者，開門見山地要求訪問台灣。進一步深談，盧為知道他持的是蘇聯護照，並可通過他聯繫蘇聯高層。後來盧進一步打聽對方的來路，知道其背景與蘇聯克格勃有 關。事關重大而且敏感，戶立即報告台灣駐日大使陳之邁。陳通過台灣外交部拍電給新聞局長魏景蒙。
對於路易斯要求訪台，台灣當局持慎重要而 積極的態度，對路易斯進行了多方面的瞭解，知道他不是一般的記者以及來臺的目的等。蔣介石考慮再三，裁定讓路易斯來臺，要蔣經國親自掌握，蔣氏父子又委託 來認魏景蒙具體負責，指令絕對不能走漏風聲。從10月2日中午路易斯乘華航班機抵臺北到31日離臺，路易斯始終受到台灣當局週到妥善的接待安排。此間，路 易斯與台灣當局高層官員舉行了多次“政治會晤”，包括新聞局長魏景蒙、新聞局聯絡室副主任羅啟、經濟部長陶聲洋、情報局長葉翔之和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 其中，重要的會談有三次，魏景蒙與路易斯的會談：葉翔之和魏景蒙與路易斯會談：蔣經國與路易斯的會談。
蔣介石聯合蘇聯反攻大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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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 blog SKYFLEET 2011/01/06 22:17:16
在 10月22日魏景蒙與路易斯首次晤談中，路易斯首先講了他來臺的目的：希望知道台灣“對另一邊(中共)的情況有何看法，尤其對打倒毛澤東的看法”、“對毛 澤東之後的情勢有保看法”，以及臺“對與莫斯科的關係有何建議”，並“探明是否可能與蘇聯重修舊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路還問：“兩個中國”能否使台灣 高興。魏答說“不行”，“因為中國人不希望中國長久分裂。”雙方有加強瞭解的必要。魏還表達了所謂“解放同胞”的決心，並告訴路“我們在中共內部有自己 人”。
路易斯在魏景蒙的陪同和參與下與葉翔之的全談有兩次。第一次是在25日上午。會談中，路易斯提出以下問題：1 我們能開展大使級之類的接觸嗎? 2 你們反攻大陸後，能容忍莫斯科的共產黨員以政黨身份存在嗎? 3 如果你們反攻大陸，俄國保持中立有所幫助嗎? 4 俄國不會喜歡具有敵意的國民黨作鄰居。5 希望知道台灣願意以哪個大命名館與莫斯科接觸。6 離開台灣後，應與誰談? 7 莫斯科願與台灣交換純屬中俄問題的情報。葉翔之答覆要點如下；1 如果俄國保持中立，我們會很高興。2 能像以前那樣與俄國合作。3 我們能容忍共產黨，條件是他們不能有軍隊。4 我們希望俄國真心展開工作。5 我們在中共軍隊、黨內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 6 我們也保持黨的中立。7 如果俄國保持中立，沒有美國幫助我們也能回去。8 在展開大使級接觸後，我們可以考慮運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9 如果俄國承認國民政府，這點可以考慮，但我們雙方必須對諸如目的等重要事宜要有更充分的瞭解。
路易斯與葉翔之第二次會面，魏景蒙也參加會 談。魏景蒙提出幾點請路易斯向莫斯科報告：1 我們願在光復大陸的實際行動之前和莫斯科磋商；2 請嚴守中立，或者索性幫助我們；3 聯絡的管道(東京大使館不錯)；4 廢除中蘇條約，有助鼓舞我國民心；5 是否建立親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6 兩個中國絕對不可能，而且行不通；7 美國、蘇聯、日本都不能有效地解決毛，唯一合理的政權就是台灣。
路易斯訪台最重要的活動是同蔣經國的會談。在會談中，路易斯首先談他見蔣 經國的主題是：“希望與台灣建立直接聯繫，並把聯繫位階提高到大使級的層次。建議臺北和莫斯科互設新聞處。希望台灣在短期內對大陸採取行動，蘇聯會在這件 事上保持中立態度，不會幫中共。”蔣經國強調莫斯科應該支援國民黨，他說：“當今中國大陸沒有人可以繼承毛，毛的接班人沒有一個膽敢不反蘇。毛澤東垮臺後 唯一能夠治中國的，就是國民黨。”，現在，重點是，俄國當局要我們容忍一支在中國的親莫斯科共產黨，……… 。果如此，當我們在大陸採取軍事行動時，莫斯科就會保持中立。”“我們的看法是，既然國民黨是社會主義黨，毛下臺後，蘇聯幹嘛不和我們合作。”對此，路易 斯表示，“莫斯科寧願透過親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來和你們共事，那個黨也會和國民黨合作。”
會談中，路易斯提出了如何進一步聯絡的問題。 30日，蔣經國向蔣介石報告之後就此答覆如下：1 魏景蒙會安排建立聯絡系統的計劃。2 互為將擔任“信差”，希望莫斯科任命一名東京的聯絡人和盧為接頭，必要時，盧為可以回臺報告。3 希望莫斯科稍後派一人前來臺北。4 只有蔣介石、蔣經國和魏景蒙知道這件事(葉翔之現在已在局外)。雙方約定，“收到維克托的問候”為識別身份的用語。路易斯來臺期間，蔣介石始終沒有考慮接 見他。但對他在他的一言一行甚為關切。除了聽蔣經國的彙報和仔細看書面報告之外，蔣介石還特別臺見羅啟兩次，任何小處都不放過。
臺蘇“特使”維也納相會
路 易斯第一次台灣之行結束返回莫斯科後，由於蘇共內部許多人反對，所以聯臺之事 “曾一再擱置”。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戰爭之後，蘇聯重新考慮聯臺，加緊拉攏台灣。在3月蘇共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分別代表“元老派”和“少壯派”的貝 裏舍、謝裏賓公開鼓吹與台灣合作，他們就此提出的5項建議得到了“有條件的支援”，即；1 毛制度有崩潰及內戰可能，蘇聯與台灣合作且極有希望。2 雙方合作基礎可用有條件或密約規定之。雙方協議在毛崩潰後，成立一個國民黨與新組織之共產黨合作之聯合政府。3 新的中國國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產黨名稱，但須符合社會經濟進步之條件。故在相當時期內，容許一個兩黨之“人民民主國家制度”。4 國共聯合政府僅屬過渡性制裁，蘇聯對於職合政府之援助，不僅於新中國共產黨；惟因該新中國共產黨需要相當長時間，始能在社會、政治方面發展成一個具有力量 之親蘇黨派，固蘇聯必須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5 美國的遠東政策，為莫斯科與臺北接近之最大障礙。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資助肩負溝通 台灣高層的使命，幾次從羅馬打電話給台灣的魏景蒙，要求雙方在上次會談的基礎上進一步商討合作事宜。路易斯提出從台灣駐羅馬“大使館”取得簽證，再次赴臺 北，顯得很急迫。台灣當局出於保密等方面的考慮，描繪此要求。最後雙方商定並經蔣經國批准，台灣派出魏景蒙為“特使”去維也納會晤路易斯。魏此行最重要的 任務就是使對方“以具體措詞談如何合作，以及應採何種步驟推翻毛政權”。對此，台灣最高當局十分重視，蔣介石不僅對魏景蒙之行有關細節(如所經國家、不帶 中文文件、所帶文件用後銷毀、與路易斯對答技巧、下次會談地點等)作出了安排。而且親自批示會談5點原則：1 中國大陸毛政權仍然存在，已經危害了甲乙雙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國，乙：蘇聯)，如再令其繼續發展必成更惡的劣的後果，此點即為甲乙雙方合作之基礎。2 有過合作之辦法，首先應以雙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權，以及推翻後甲乙雙方應採取之政策為先決條件，故商討各種辦法之前必先決定政策。3 甲乙共同推翻毛政權，可得到國內朝野及大陸人民之諒解。但決不能採取在歷史上已經失敗並因此而造成甲乙雙方極大之禍患，即所謂國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產 黨名義號召之舉，不獨遭到中國人民之恐懼、痛恨，就是毛共組織內之反毛分子亦將起而抵抗，此對乙方亦為絕對有害而不利的。當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蘇友好條約， 支援蔣委員長領導之國民政府謀得統一，則決不致形成今日對甲乙雙方共同這禍患。4 甲方為吸收毛政權內各部門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之下採取反毛救國聯合陣線，其在全國各黨派中成員之一參加共同討毛複國之戰爭。5 至於甲乙雙方之基本問題如邊疆、經濟、外交等，應作為今後商談之主要課題。
5月14日，魏景蒙按照為掩人耳目擬定的行程，在經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羅馬、波昂之後抵維也納。從14日晚到16日晨雙方分手，兩人先後會晤交談5次，會談內容概括起來有以下要點：
其 一，路易斯就上次臺北會晤時台灣要求說明一旦國共發生戰爭蘇聯的態度問題作了正式答覆，並向台灣保證：“不論由台灣或任何中國之一部發生任何形式之爭執， 蘇聯認為是純為中國之內政，與蘇聯無關，如形成內戰時，蘇聯決不支援毛澤東”。路易斯要求“以上文字請勿予外人道及。如有願告美國者，希望先商於蘇聯”。
其二，魏景蒙將蔣介石的五點批示向路易斯傳達。15日上午9點半，魏在自己的房間對路照文慢念，路認真筆錄，然後兩人復讀校對，確認無誤。
其 三，情報交換和軍事合作問題。關於交換情報，路易斯特別關注，反覆提出在14日晚的交談中，路就說：“(情報交換)希望即該開始，開始時可重量不重質，譬 如關於大陸軍隊之佈置(對蘇聯有關之資料) 、(中共)九中全會分析等。但每頁須以打字抄件送交，視合作交換情菜如何再加品質。”至於如何傳遞情報，路建議由臺派“貿易商”往來於莫斯科和臺北，或臺 指定一些領事館傳遞資訊。關於軍事合作和軍之交易，魏景蒙說：“如一旦大陸發生大變，或臺登大陸等等，蘇聯如何支援我們須事先有所計劃。如關於利用蘇聯基 地、我方需要軍火接濟之各點、武器種類、情報交換等等。”跑易斯表示：臺方所需軍火盡可提出並開列名單及交貨地點。並聲稱 “將來如臺動手時，蘇聯不怕製造邊疆之事件以應合之。”中蘇邊境蘇有重兵，如海參崴發生威脅，俄會全面作點。”
其四，下次會談地點及如何 加強雙方聯絡。對此，路易斯特別關心，並顯得很急迫。對於兩人下次會談，魏說，“如有必要，下次再談可在維也納”。路多次表示他可去臺，魏復以回臺後研究 之。關於“高級會談”之地點，雙方提出在分海或莫斯科。但魏景蒙提出如舉行“最高級談話”，則必須以臺北，並講明理由。關於雙方聯絡，路兩次提出臺派“貿 易商”常駐莫斯科的建議。此外，雙方約定了進一步聯絡的密碼和暗號。
其五，路易斯向魏景蒙講了“新疆騷亂”和“國際共產國家會議”的情 況。關於前者，路介紹說：“兩星期前中共在邊境派大批牛群入蘇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隱藏軍隊，現已挖好壕陣。蘇聯已決心將其攆出。可能有一場戰爭。牛群 為常有之事。”關於後者，路說：“莫斯科將召開國際共產會議。不參加者，到現在有毛澤東、阿爾巴尼亞、北北韓、北越、捷克、南斯拉伕、古巴。”
5 月27日，魏景蒙回到臺北之後，根據蔣經國的指示，向蔣介石彙報如下幾點：1 他們急於舉行高層會談。2 認為我們的5點內容空洞。3 下次見面的重點要變情報交換、高層會談方式、五點回音。見面地點將等其來電時約定。4 軍火之事，他們提出的方式、地點、種類。5 事務代表，兩個月內派聯絡員。蔣介石聽了彙報之後，對魏景蒙的維也納之行表示很滿意，決定等路易斯來電後再考慮下次見面及派人到莫斯科等問題。
羅馬會晤的流產
1969 年秋中蘇關繫緊張到可能爆發核戰爭的程度。8月28日蘇聯發出“欲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的狂妄叫囂。但當蘇聯就此暗中徵詢美國的意見時，遭到了 美國的堅決反對，美國稱：如果蘇聯那樣做，“美國將對蘇聯採取同樣的行動”。美國當政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符合美國與蘇聯全球爭 霸的國家利益。實行上當時美國很多人反對中國擁有核能力，8月20日美國禁核官員尤特在給其蘇聯同行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國和蘇聯聯手摧毀中國的核武 力，“以懲處不受管制之國家”。這封信還暗示台灣“願此項處理”。因此，蘇聯對中國的核戰爭企圖雖然遭到美國的反對，但卻煽起了台灣參與摧毀大陸核能力進 而反攻大陸的熱望。與此同時，中蘇關係在極度緊張的過程，又呈現了某引進緩和的跡象。9月11日，中蘇政府首腦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長達190分 鐘睥會談，討論緩和兩國關係等問題。因此，探明與蘇聯合作實施對大陸核打擊的可能性和中蘇關係現狀，一時成為台灣當局的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再加上跑維也 納會談之後，蘇聯對“蔣五點”一直沒有回音，蔣介石決定派魏景蒙為 “特使”向路易斯約會。9月14日，路易斯致電魏景蒙，要求全面，並提出見面的地點安排在羅馬，魏去電建議把時間定在10月2日或7日。雙方要求見面幾乎 不謀而合。
9月20日，蔣介石在榮民總醫院接見魏景蒙，蔣經國在座。老蔣對魏作出以下綱領性指示： “見到路易斯時，先聽他如何說法，如果其態度依然友好，或有積極之建議，我方不妨做以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1 在目前情形之下，中(臺)蘇兩國已經到了應作進一步增進雙邊友好關係。2 毛澤東擁有原子武器，甲乙雙方皆受其嚴重的威脅，甲方可與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徹底消滅之方法。3 如不用武力，毛政權是不會自行崩潰。甲方有足夠訓練的人力擔負其事，惟其海空軍的力量還不夠，故需要乙方供應適當海空軍之攻擊武器。(類如米格23、遠端 轟炸機、飛彈潛水艇等)、(第三項最好要待對方提出時我方再提，否則始終不提)、(此時可觀其反映如何，方清談地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幹空軍人員駕駛新式米格 轟炸機突襲其原子設備，未嘗不是一個方法) 4 為了造成毛澤東極不利之形勢，以及變更今後世界的局勢，甲方與乙方應共同磋商在適當的條件下，甲方可以考慮正式承認外蒙古並建立外交關係。”
之 後，蔣介石就約見路易斯再親筆9點具體指示：1 問他對我方所提五點(即蔣五點)，你們有否意見。2 我們始終遵循孫總理遺囑，願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總理教導我們，三民主義即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他主張親蘇(溶共)政策來實現三民主義 的建國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國害民之徒毛共。3 反毛之中共黨員如其有願皆可容納於國民黨之內，但其不能另有共黨之組織，亦不能跨黨。4 中共在國內若另有組織，則與國內各政黨的組織同在國民黨領導之下。5 如果問起要什麼武器，則可答應此事還待他們對我方所提5點有了確實答覆再行詳商，如無對我方5點有了確答，則待雙方正式代表會商時詳談。但我億欠缺者只是 海軍新式武器，至於陸軍武器現可自給之語。問其是否已準備派正式代表來臺，或要由我國駐雙方友好國家大使先議，但最後仍須在臺北舉行最後會談。6 外蒙問題可以略提我承認其獨立的可能性，但新疆與東三省的主權與領土必須完整。7 對毛具體計劃應由雙方組織參謀團共同實施。8 討毛行動必須由中華民國政府單獨實施，不須外國參加。9 對毛共核子武器，由他們供給武器，由我方負責實施摧毀。
魏景蒙把以上9點譯成英 文後，蔣經國交待再加三點：1 甲方不願為了中國討毛戰爭而引起世界之紛爭，故不需要外國參與其事，只要乙方聲明此為中國內政問題，不予干涉。2 乙方應當體念到過去支援毛共奪取政權之政策是史達林的絕對錯誤。經過毛共20年殘暴統治，中國大陸人民對其恨之入骨。今後乙方只有支援國民黨推翻毛共政 權，方能使中國人民對乙方發生好感。即中共黨員為軍隊亦將因此而親蘇，並將與乙方重歸於好。3 在甲乙雙方合作之下，國民黨領導全國從事討毛戰爭，在政治上可以容納一切反毛政治團體(包括反毛共黨分子)。
9月22日，魏景蒙銜命離臺 後到達印度孟買，在此寄信給王平(路易斯)：“親受的王平 “我於 10月2日至6日一定會在羅馬，我沒有在伊登旅館訂到房間，改住羅馬的PARCODIRPRINCIPI旅館，我的電話號碼大概是861089、 841071，我會在那裏等你的電話。”
但是，台灣當局精心準備的這次羅馬約會，卻在魏景蒙的一再等待中化為泡影。魏景蒙 2日如期到達羅馬後，就先打電話給伊登旅館，路易斯不在那裏，也沒有預訂房間。4日，魏先後5 次打電話到伊登旅館查詢，路易斯仍未住進。後來魏又打電話給路易斯家，路不在家，又打電話到莫斯科，轉告他的新地址，並把在羅馬等候的時間延長到7日。但 仍沒有路易斯的消息。
對於這次失約，路易斯後來對魏景蒙解釋說：當時中蘇將要在北京進行邊界談判(10月 20日舉行)，莫斯科的鴿派認為，如果晤面，會破壞北京會談，將是很困窘的事，鴿派的代表是柯西金。
臺蘇“特使”再會維也納
1970 年10月30日至31日，臺蘇雙方在經過多次函電往復之後，魏景蒙和路易斯在維也納再度相會。此間兩人集中會談兩次，共8個小時。概括起來，會談主要集中 在兩大主題：其一，要求台灣為蘇內部“鷹派”勢力提供證據情報，說明毛澤東及其以後的中共都不可能與蘇和好，以配合 “鷹派”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其二，進一步探討雙方軍事合作的途徑，推動台灣加快反攻大陸的步伐。
關於第一個問題，在30日的會談中，路易 斯說：“明年3月將召開蘇共代表大會，會充分討論權力問題，這是‘鷹派’表明他們觀點的重要時刻。”在臺北時，蔣經國曾告訴我，毛死後莫斯科和北平的關係 可能更加惡化。”路稱他“在多個場合轉達了此一觀點，效果甚佳”。“但如今鴿派認為，柯西金已與周恩來晤面，並建立了會談管道，且雙方並無戰事，情況已經 很好了。鷹派說，你不能保證將來沒有戰爭，而且只會給毛澤東更多的時間來戰爭。”路挑明瞭說：’ 如果台灣可以提供情況，證明毛澤東在積極準備發動更大的戰爭(對抗莫斯科)，我們就可以充分利用。”這正是路易斯此次要求見面的主要理由。
30 日會談結束後，魏景蒙當晚對此進行了認真思考，認為“比較容易做到”，“因為北京利用和談暗中積極準備攻打蘇聯的策略，是眾所週知之事。他們‘赤化亞洲’ 的計劃已定，正積極推動。蘇聯希望我們提供一些情報——不論是已發表的或未發表的，他們都歡迎。毛打算動用核子武器，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我們如果加以宣 揚，對路易斯和他提出的要求都有幫助。” 在第二天的會談中，魏景蒙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路易斯。
關於第二個問題，兩人花了大部分時間討 論。魏景蒙問：“蘇聯願意做到什麼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到什麼程度?”路乾脆地說：“上次在維也納，蘇聯已經很確定的承諾，如果國共交戰，蘇聯不會幫中 共。這一次，更進一步地說，蘇聯願和中華民國合作來消滅毛。”當魏談及以前曾涉及的共同開發西北東北的話題時，路對此不感興趣，認為這些事不應在現階段列 入談判，因為它們還太遙遠，他有興趣的是應如何在政治上及軍事上與台灣合作，以消滅毛澤東。
雙方合作反對中共是臺蘇兩相情願的事。但似 乎臺灣並沒有莫斯科積極主動。在這次會談中，當路易斯要求魏景蒙提出由莫斯科合作支援台灣反攻大陸的具體計劃時，魏景蒙經過一夜思考，謹慎地表示“這一點 臺灣很難準備，需要召開高層幕僚會議。”並說“做這種計劃，非我智慧所及。”而路易斯卻提出了具體方案，他進一步建議，“台灣可說出需要哪些裝備，要多 少，以及需要何種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階段。”“比方說，台灣提出，希望在展開登陸前，蘇聯先以飛彈摧毀臺海對岸的海防武器。”“又譬如，台灣可以要求 蘇聯提供轟炸機去摧毀羅布泊等等。讓臺飛行員使用伯利亞或其他地方的空軍基地。”他還解釋，“老美不會幫你們反攻大陸，只想要台灣和老毛保持和平，而俄國 卻會幫台灣光復大陸。路易斯還說：“這兩件事並不衝突，你們可以用概略的方式說。”路為此歸納了三點供魏參考：1 台灣原則同意蘇聯採取軍事行動。 2 台灣能作什麼，以及台灣希望蘇聯做什麼。3 台灣保時希望蘇聯協同行動。路還說：一旦這些構想被認為可行，蘇聯會“立刻”與台灣軍事將領展開數次會談。這樣做對台灣毫無損失，因為台灣早已誓言要反攻 大陸。
對於這次會談，蔣氏父子在聽了魏景蒙的彙報之後，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一，蔣介石對方提出的兩點要求表示“都 同意”，指示在對方要求的11月15日至20日之間交給他們需要的證據情報資料。其二，台灣當局決定全部釋放1954年7月23日台灣海軍在台灣海域截獲 的蘇聯船隻“陶普斯”號的42名船員。這批船員大部分已於1955、1957、1958年分三批釋放。蔣經國覺得在此時釋放剩餘船員“或許是個好主意”， 既然“中共釋放了美國人，我們也放人”，“下次釋放‘陶普斯號’船員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釋放的時間和將去的地點，再通知美國記者”。蔣這樣做顯然是向蘇聯 示好，同時也是做給美國看的。
然而最後，在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嚴重對峙的情況下，出於方方面面的考慮，台灣當局領導人，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蔣經國，都不敢投到北極熊的懷抱中。這就決定了臺蘇之間秘密接觸，不會有什麼實質的突破，只能算是眉目傳情而已。
從德國.蘇聯.美國軍事顧問的證詞看蔣介石必定失去政權
( http://www.wretch.cc/blog/jetrul2001/1131999 )
無名小站 jetrul2001的網路日誌 April 13, 2013
從德國.蘇聯.美國軍事顧問的證詞看蔣介石必定失去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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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3
這兩天美國高層告知我
最近正在檢討對華政策
關於二戰後的國際勢力範圍的內幕
戰前列強與戰後列強對蔣介石政權形成定見的來龍去脈
關鍵內容為德國.蘇聯.美國軍事顧問的證詞
棺材釘是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搜出來的大量日本與蔣政權.汪政權的暗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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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大國派駐在中國的軍事顧問來頭有多大呢
統統可以直達各國天聽
德國軍事顧問有的可以用電台直接呼叫德國本土
參與最高軍事會議
下達命令指揮歐洲前線軍隊
希特勒命令撤回顧問是與日本達成密約
日本進攻蘇聯換德國撤顧問與援助
蘇聯來的至少有兩位是後來的元帥
美國派出來的則是開國元勳之後當監軍
官拜少尉可以指揮或撤換美軍在華最高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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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軍事顧問們名言
蔣介石抗日但親日
故意後撤
意圖藉日軍入侵玩政治
搞掉大上海就國民黨勢力
擴大在內陸統治區域
阻礙圍殲台兒莊之後十幾萬日軍
以及後來有兩次機會圍殲日軍精銳總數可達五十萬
理由之一是怕會打仗的將領影響統帥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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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軍事顧問
蔣不希望太多蘇聯援助
蔣介石與日本有密約
日本黑龍會一直有代表在重慶
蘇聯派了人總計八次與蔣密談
這些完整內容後來都在歐洲戰場英國快要支持不住前交給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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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事顧問們名言
多次故意阻礙美軍在中國大陸開拓戰場登陸
美軍只好在太平洋跳島奪島
妨礙美軍拉近飛行距離轟炸日本本土
延滯日本投降三年
是中國境內的日軍占領區支持日本財務與物資
造成美軍不必要死傷
<史迪威事件要求指揮中國軍隊只是一連串美國被中國掣肘出賣之後的做出的檯面宣示動作>
<事實上美國內部共識是把中國列入軸心國>
蔣的軍隊拿了美援裝備不抗日等著打內戰
楊奎松---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
來源： 董明明的日誌
上 個禮拜，我應北大博士生聯誼會的邀請做了一次講座，講的是新中國的革命外交。那天有同學問我，從我講述的內容中，如何能夠總結出一些有利於個人成長的東西 來？今天應國關之邀來做講座，聽說聽眾大都是本科生，因此我想是不是換個題目，講講跟個人成長有關的東西？因此我就想到了這個人物研究的題目，希望能對滿 足同學們的願望，對個人的成長有所借鑒和啟迪。當然，我講人物研究，並不是要在這裏得出什麼結論性的意見來。其實我們研究歷史的人講歷史，目的不過是希望 大家通過歷史演進的過程，看到歷史本身的複雜性，瞭解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從而得出一些有助於我們瞭解、認識和解決現實問題的經驗或教訓。
我 看今天在座的未必都是本科生，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吧？今天講的“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想來是大家都熟悉的兩個人物，同學們都對他們一定都有所 瞭解。選這個題目講，也有我自己的目的。這是因為我們過去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和說法，有太多褒貶的色彩，這顯然不利於我們全面地去認識他們。從學者的角度， 特別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我們必須要有一種客觀的態度，需要不帶感情色彩地去研究他們。我今天講“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也正是出於這樣一種目的。 即是希望大家能夠通過這樣一種不帶明顯褒貶的比較研究，更全面地來瞭解這兩個人。當然，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紹和評價這兩個人物，只能是從這 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長過程等方面來比較他們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從而總結出一些帶有某種邏輯性或規律性的東西來。
為了讓大家更深刻 地瞭解我的這一意圖，我們現在要提出一個問題：你們是否知道兩岸的人對毛澤東和蔣介石曾經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呢？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毛澤東和蔣介石相 繼去世，同學們是否知道，臺灣相當多民眾當年對蔣去世和大陸人民1976年對毛去世的悲痛的感覺幾乎一模一樣？他們那裏也曾出現過長街兩旁擠滿了送行和弔 唁的民眾。而由於臺灣保留了更多的傳統的東西，我們甚至可以發現有很多人是跪在地上痛哭失聲，他們認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倒塌了。在當年很多臺灣國民黨人的心 目中，蔣介石是最權威的領袖，是他們的恩人。如果我們當年看到這些場景，一定會很奇怪：為什麼“蔣匪”在臺灣竟會得到民眾這樣的擁護呢？（笑聲）其實，換 一個角度，站在當年臺灣國民黨人的角度，他們怕是也很難理解大陸人民當年對毛澤東的那種感情。因為他們多數人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大陸這邊是共匪的天下。 （笑聲）
大家不要小看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教育的影響力。我1995年隨一個學術會議的團隊到臺北，從機場到中研院學術研究中心，剛一下車， 就聽到在樓門口迎接的研究生一邊往裏跑一邊高聲喊：“共匪來了！共匪來了！”（笑聲）當時大陸已經實行對外開放很多年了，我們這裏早已沒有人叫他們“蔣 匪”了，他們卻還在習慣性地會叫我們是“共匪”。包括在學術討論會上，臺灣不少學者的發言也帶有很明顯的感情色彩。我們當時感覺很不習慣的就是，我們這邊 對毛澤東、周恩來等等領袖人物早就不叫他們的官銜了，而他們提到蔣介石的時候，卻幾乎從不直呼其名，而是每每要尊稱為“蔣先生”或“蔣總統”，甚至要用 “先總統蔣公”這種稱呼。很明顯，大陸和臺灣之所以在對待這兩人的態度上有如此大的不同，根本上還是因為有著太深歷史恩怨和意識形態色彩的國共兩黨，對自 己的領袖和對對方的領袖，有根本對立的政治和道德的評判。
講到這裏，很多同學可能會問：是不是蔣介石在臺灣的建設上起過好的作用呢？這一 點自然沒有問題。但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國共兩黨在1949年前後的命運如此不同呢？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前後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共產 黨人幾乎可以說是朝氣蓬勃，所向披靡，最後幾年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著國民黨。為什麼建國以後共產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卻走了很多彎路呢？與此相 反，當年在大陸一敗塗地的國民黨，到了臺灣以後。卻漸漸走上了成功發展的道路，實現了土改和政治穩定，經濟也早早就邁入了次發達的行列。對此，有很多人分 析過原因。有人說是因為蔣介石去臺灣時帶去了很多黃金（笑聲），也有人說是因為臺灣小好搞。對這些說法，我們可以提出很多問題：越南、朝鮮也很小，得到蘇 聯和中國的援助也不少，為什麼就沒有臺灣發展得好呢？
實際上，無論是站在大陸還是站在臺灣的角度來評價，都必須承認，毛澤東和蔣介石對中 國20世紀的歷史都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只是，如果我們從歷史上來看問題，具體地比較毛澤東與蔣介石的話，我們沒有必要把他們神化或者妖魔化。因為只要深 入研究一下就會發覺，他們其實也都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無論成功與失敗，都與他們自身的優點和缺點分 不開。但有一點非常清楚，他們固然是政治上的對手，卻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而他們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上叱吒風雲的一代領導人，與他們具有這些相似之 處不無關聯。因此，他們之成為國共兩黨的一代領袖，既是時代使然，多半也是他們的共性適合了這個時代的需要的結果。大家想一想，20世紀有那麼多名人，知 識程度、脾氣秉性比他們兩人強的絕不在少數，時勢卻造就了他們兩個人，這是不是純屬偶然呢？中國的20世紀上半期可算得是內亂不己，外侮不斷，群雄爭霸， 民不聊生的亂世了，“亂世出強人”，“時勢造英雄”。那個時代有多少人想過要成為改造中國的第一人啊，但有誰能做得成呢？胡適也曾想當總統，但他學問再大 也成不了總統，即使當上了，也起不了作用，因為那個時代需要的是強勢人物，而不是胡適這樣的文人所能夠駕馭的。為什麼毛澤東、蔣介石這樣的人能成為國共兩 大黨的唯一領袖呢？這就涉及我們要講的他們的個人的一些特有的氣質和特點了。
下面我們先討論一下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出身。看過他們傳記的人 都應該知道，蔣介石出身于普通鹽商，祖籍浙江奉化鎮，地位不太高，財富也不是很多，在當時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再來看看毛澤東的出身背景，他的家也是一個 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親辛勞了一世，才把家業弄到了富農的程度，在當時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較全國狀況而言，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出身狀 況頗為相似，都屬於當時中國的中間階層。這樣的出身，後來卻都成為了最高領導人，這之間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 景也很相似。簡單地說，他們兩個人即使在當時條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準。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就有大批學生出國留學，國內也陸續辦起了一些大學，這 些留學生和大學生構成了20世紀上半期的社會菁英的一個群體。但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僅僅受過中等教育。毛澤東是小學畢業後入了師專，畢 業以後又去當小學教員。那個時候的師專，就相當於現在的中專，即初高中水準。蔣介石名義上讀過軍校，其實也只是培訓式的速成學校。蔣後來的師爺們把蔣說成 是日本士官生，結果臺灣的李敖一考證，日本士官學校根本就沒有蔣的名字。蔣當年從保定速成學堂轉去日本後，上的只是一個補習班性質的軍事補習學校，叫振武 學校。畢業後，他再沒有入過軍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個炮兵部隊做了一段“弼馬溫”，就是養馬的兵。蔣介石受的教育顯然也是一種初高中水 準。
這兩人的教育狀況對他們後來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響，不過，他們之所以沒有再謀求深造，實際上也是他們兩人獨特的性格和氣質所決定的。 我們知道，毛澤東當年曾經是有機會像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他們那樣去國外勤工儉學的。但是，所有一切都辦得差不多了，毛澤東卻堅持留了下來。在這方面， 蔣介石與毛澤東也有頗多相似之處。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性格、氣質之相似，可以從他們小時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來。比如，蔣介石從小就有頗具 反抗心理，自尊心極強。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從小“頑劣益甚”，就是非常頑皮、淘氣。一些老人曾經回憶，說蔣介石小的時候如何不聽母親的話，如何頂撞老師， 別人要打他手板的時候，還沒有打上，他就哭開了，邊哭還邊在地上打滾。（笑聲）過節的時候，孩子排隊等長輩發給糖果，他偏偏不排隊，去加塞兒，（笑聲）孩 子們把他擠出去後，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來加塞兒，（笑聲）大家看他髒兮兮的只好讓他。這些老人的回憶可能有點兒演義的成分，但太過頑劣不服管教 的個性，蔣介石自己也是承認的。
毛澤東小的時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樣反抗心理非常強，自尊心也極強。他自己講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 他幾乎從來不服父親的管教，甚至敢於當著眾人的面與父親頂撞。有一次父親氣得要打他，他也氣鼓鼓地跑到門外的池塘邊，威脅父親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親怕 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從上面這些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和蔣介石小時候至少不像我們今天許多孩子那樣“乖”。不僅不乖，而且極具 反抗精神。他們在後來近乎殘酷的政治鬥爭的風浪中戰勝各自的對手，成為一方的最高領袖，這種獨特的性格氣質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然，說 他們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們的極強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這並不是說他們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樣。事實上，就具體的性格表現上，他們二人是有很大的差 異性的。蔣介石比較內向，而毛澤東卻是相當外向。歲數越大，二人的這種差異也就越明顯。我們平時看紀錄片時其實也能看到這種情況。你們有沒有注意到，蔣介 石在片子裏從來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筆直，連風紀扣都扣得一絲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軍人氣質和軍人儀態。蔣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樣。據他的侍從官們 回憶，蔣一向生活簡單嚴謹，作息時間十分規律，每天5點半到6點之間必定起床，活動筋骨，然後早讀。他在聽彙報和開會時，除了必要的講演之外，通常很少講 話，總是很威嚴地坐在那裏聽彙報和討論。在這方面，毛澤東與蔣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種不拘小節的人，不僅談話喜歡嘻笑怒駡，海闊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 隨心所欲，喜歡天馬行空，自由自在。毛澤東講過他為什麼不想當國家主席，兩個原因，一是對每每要接見外賓很討嫌，因為他最不喜歡穿那種要紀風紀扣的正式服 裝；二是他不願意被幾點幾點必須要幹什麼這種規矩所干擾，因為他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書。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毛澤東是那種喜歡穿著睡衣在臥室或書 房裏召見政治局領導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笑聲）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談到過一件讓他很屈辱的事情，講的就是毛澤東 1958年如何在游泳池邊訓導赫魯雪夫的故事。毛穿著游泳褲，一會兒下水遊一會兒泳，一會兒上來披上浴衣和赫魯雪夫談一會兒話，（笑聲）赫魯雪夫不僅不喜 歡游泳，而且不會游泳，他完全是被動地被拖到游泳池邊上來看毛游泳和聽他講話，（笑聲）他自然會感到很不舒服。但這就是毛澤東的個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 辱赫魯雪夫。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證明。《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斯諾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是在陝北保安，那裏的條件相當艱苦。因為是黃 土高原，天旱水缺，人們很難得有洗澡搞衛生的條件。儘管那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外國的記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當時兩人坐在院子裏，沐浴在溫暖的陽光 下，毛澤東一邊與斯諾談天說地，一邊很自然地解開褲腰帶，在褲腰裏捉蝨子。一邊捉，一邊把吸滿了血的蝨子用指甲擠破，擠得啪啪直響。（笑聲）這個美國人顯 然沒有赫魯雪夫那樣敏感。他反而把毛的這種不拘小節看成是一種魅力，心想：這個人好瀟灑呀！（笑聲）
我們再來談一談他們二人生長的社會環 境。他們都生於19世紀末期，成長在20世紀初期，成長過程和環境有相似之處。蔣介石生於1887年，毛澤東是1893年，他們都是那種既讀過幾天私塾， 也受過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時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響。在五四時期，他們其實同樣都屬於比較激進的革命青年。我們講“蔣介石是共產黨的 敵人，是反動頭子”，但是他當年卻並不反共。我們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講話，很多講法都是與共產黨人的說法相似的。在那個年代裏，出現這種情況是很自 然的。因為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受過西式教育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都受到過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特別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 間，流傳得最廣的已經是俄國式社會主義了。當時各種傾向的人都想向俄國學習，這是因為那個時候俄國的社會主義顯示了極強的生命力，面對十四國武裝干涉竟然 日益壯大和鞏固。這讓本來就對資本主義貧富懸殊的現象心懷恐懼的中國知識份子不能不看好這種社會主義。當然，俄式社會主義是基於列寧主義的一種社會主義理 論與實踐，它的核心內容是強調階級鬥爭。對於要不要搞階級鬥爭，在中國各進步人士中間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人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它自然是強 調要用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的問題的。孫中山也看好蘇俄，但其思想與共產黨就有一定距離。他認為中國並沒有分化出像馬克思他們所講的那種極端對抗的階級，他 主張三民主義，即強調要從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方面來解決問題，不必用階級鬥爭方法，即強行將階級拉平均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蔣介石1914年以後就跟隨孫 中山革命了，但我們卻發現，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蘇聯之後，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卻與孫中山有些不同，大談所謂階級鬥爭，主張要通過打倒地主、資本 家來解決中國貧苦民眾受窮的問題。既主張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帝、反軍閥，又贊同打倒地主、資本家，其言論顯然與共產黨人非常接近。儘管我們不能說蔣介 石的整個思想體系與共產黨人相同，但從蔣的日記看，他在1918年之後，即五四運動開始前夕，他就已經在關心社會主義問題了，不僅讀馬列的書，也看《新青 年》，更崇拜蘇聯。在這方面，毛澤東的成長經歷也大致相似。說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成長過程中，都受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應當沒錯。
既然 毛、蔣二人都受到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都贊同過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主張，他們為什麼又沒有能夠走到一起去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大概要注意到他們 成長過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後，蔣介石開始跟隨孫中山，加入了當時的中華革命黨，後來這個黨又改名為中國國民黨。這是個有相當長的革命經歷的政治團 體。而它明顯地不同於中國共產黨，不僅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同於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而且因為這兩個党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
孫中山的 黨的主要支援力量顯然是社會的中間階層。它在許多年裏，其實始終是依靠海外那些愛國的華僑的贊助和參預生存發展下來的。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開始，一直 到1919年改組成中國國民黨，它的勢力雖然在國內逐漸擴大，吸收的卻大都是一些中等水準以上的知識份子，他們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屬於有“恆 產”，即有穩定的經濟收入的那一階層。因此，他們的許多理念都與孫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經濟制度，但希望用些社會主義的措施來抑制資本 主義的弊病滋生。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它從一開始成立，就將自己的基礎公開地放在中國最底層的貧苦民眾當中，公開地反對有錢人，主張用暴力的手段，通過剝 奪富裕者和徹底消滅私有制的辦法，來達到實現人類理想社會的目的。
由於兩黨依靠的階層不同，他們的利益和政策目標也就不同。孫中山為了實現自己的建國的目標，到處找外援，最後不得不與蘇聯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黨內很多老黨員的反對，原因就在於此。
由 於兩個黨的指導思想不同，社會基礎不同，政策目標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加入到這兩個黨當中去，其成長時所受到的影響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 的。蔣介石再激進，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蘇俄革命精神的薰陶，他所依賴的那個黨所給予他的影響畢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蔣介石的思想再激進，最終也還是會服從 於國民黨的政策需要。何況，對於蔣介石這樣一些深具抱負的人，組織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實現其鴻圖大志的看家本錢，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因為某種並不 成熟的理想，而放棄對組織的依賴。蔣介石最後會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並不是他沒有或不曾有過激進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還是其抱負心和利益使然。
同 樣的情況，毛澤東一開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種政黨組織。他因此接受的是共產主義的觀念。這套觀念從俄國傳進來，爭取和依靠的物件是工農大眾。共產黨從成立之 日起，就明確表示過自己不同於國民黨，並且優越於國民黨的這種態度。以後的國共合作，兩黨之間之所以會發生那樣多的矛盾與衝突，根本上也正是由於這樣一種 心態在起作用。我們從1923年至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過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時毛澤東對國民黨工作的重視，和深得國民黨領導人賞識的種種情 況。這甚至使他在共產黨內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但是，毛澤東同樣是抱負心很大，並有志於依靠黨的組織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他當然不會因為國民黨人的重視和給 他較高的職位，就轉到國民黨一邊去。從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人的成長過程來看，由於他們加入的組織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響不同，也就使他們最終所 選擇的道路大不相同了。關於這一點，我們這裏只能是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們二人成長中那些頗為相近的方面。由於二人的出 身、學歷相對都比較低，這導致他們明顯地存在著某種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後來兩人都成了党的領袖，我們看他們的日記或談話，也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 處的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況下，強烈的自卑感往往會與很強的自尊心聯繫在一起。當他們達到一定的地位時，自然會形成很強的自尊心。這種自尊與自 卑形成的強烈的反差，使得他們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氣質。
蔣介石因過度自尊而導致的過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記中就常 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來未必與他有直接的關係，僅僅因為他的自尊心太強，內心裏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認為是別人在背地裏講他的壞話，想整治他，結 果他就往往會做出相當激烈的反應。比如蔣介石與中共決裂的中山艦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件事情過去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直到80年代一直還有人在 研究。大陸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件事是蔣介石蓄謀的，而國民黨的史學家則認為是共產黨和俄國人要綁架蔣，蔣沒辦法才決心利用這事件懲治共產黨和俄國人。隨著 80年代以後人們對政治歷史的研究心態日漸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們才發現，造成中山艦事件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其實還在於蔣介石因自尊而導致 的多疑。用當年在蔣身邊工作的俄國顧問的話來說，就是蔣的自尊心強到了嚇人的程度。中山艦事件，簡單說起來，直接原因就是因為調走了一個與蔣介石關係非常 好的顧問，接替他的顧問對蔣明顯地不夠尊重，對蔣的主張動輒設置障礙，並且有意削弱蔣手下的軍隊。這使得蔣非常緊張和憤怒，認為這是有意要搞他。於是，他 想與當時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聯手擠走這個顧問，但他後來發現汪精衛和這個顧問竟也一個鼻孔出氣，甚至有願意讓蔣出國的意向。種種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終 導致他得出一個結論，認為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1926年3月19日國民革命軍最好的一艘軍艦中山艦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被海軍局派往 黃埔軍校所在地虎門附近水面去執行緝私任務。當天下午海軍局得知蘇聯顧問要用該艦，又得知蔣恰在廣州，於是便請示蔣可否將中山艦調回來。這就導致蔣疑心大 發，最終懷疑是汪精衛和俄國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艦把他綁架到莫斯科去。於是，蔣怒不可遏，反復思量，最後下定決心利用手中的軍權，調動軍隊發動了一場不大不 小的政變。
蔣介石的這種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孫中山時就表現得很突出了。孫中山對蔣很器重，把蔣介石看成是軍事上的幹才，任命他到前 線當參謀長。蔣介石卻因為與前方將領鬧矛盾，前前後後跑了十幾次之多。總是孫中山一個電報，蔣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說也不說就跑回上海去了；孫中山急 了，再寫信勸讓他回去，他礙不過孫中山的勸說，只好又到前線去；去了又出問題，又是轉身就跑。（笑聲）如此反復，有十幾次之多。蔣介石為什麼要跑，一個根 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於孫中山，職位很高，前方將領卻不把他放在眼裏，因為他手裏沒兵。這無論如何讓蔣面子上受不了。其實“中山艦”事件時蔣介石也是打 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這麼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讓人說我自己心虛了嗎？我又沒做什麼虧心事，幹嗎要心虛？！何況這個時候蔣介石已不同于當 年跟孫中山的時候，他利用黃埔軍校建立起來的第一軍已經是國民黨的絕對主力了。蔣介石很難丟掉他的這支看家本錢不顧，讓別人奪了去。因此，蔣介石想明白了 之後，馬上就掉轉車頭，回到黃埔去連夜佈置反擊。結果是那個蘇聯顧問被趕走，汪精衛也被擠去歐洲養病，自己奪了黨政軍大權。
我們再來看一 看毛澤東。毛澤東同樣是自卑感和自尊心並重的人。1936年他在陝北和斯諾談自己的經歷的時候，特別提到過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經李大釗的介紹在 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登記來圖書館讀書的人的名字。他當時講了一句相當尖刻的話來形容他那時候感受。他說：那時那些來看書的教授們根本就沒有把他 當人看。梁漱溟抗戰時期到延安訪問時，毛澤東又提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問梁：你還記得我嗎？梁漱溟搖了搖頭，想不起來。毛澤東告訴他，他當年在北京時曾住在 他後來的岳父楊昌濟教授家裏，梁漱溟那時去過楊家，是他給梁開的門。而梁當時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會記得這位給自己開門的青年人。（笑聲）毛澤東反復提到 這些事情，清楚地顯示他內心裏對此頗多感慨。聯想到毛澤東在解放後只對一個大知識份子很好，即章士釗，而對其他大知識份子統統不喜歡，我們就更容易理解毛 澤東的這種複雜心態了。解放後，毛澤東發動過那麼多針對知識份子和所謂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甚至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知識份子那樣無情，但章士釗和 他的後代卻幾乎沒有受到多少衝擊。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對章士釗很有感恩之情。這是因為章士釗早年在毛澤東非常困難的時候曾經慷慨資助過他2000大 洋。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數目的錢。只可惜，當年幫助過毛，或者看重毛的這種大知識份子太少了。因此，毛澤東只記住了一個章士釗，而對其他的教授、專家、社 會名流印象很不好。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強，與二人成長的時代背景也有些關係。因為那個時代的特點，是中國受盡外國列強的侵略、 欺壓和淩辱，經常都會受到亡國亡種危險的刺激。因此那個時代的許多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和悲情意識。毛澤東是如此，蔣介石又何嘗不是 如此？有時候我們會注意到蔣介石國民黨當政時，在處理外交事務上不夠強硬，妥協退讓，甚至有喪權辱國的做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蔣不愛國，不是民族主義者。 從1928年“濟南慘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再到抗日戰爭等，我們注意一下蔣的日記，就能夠知道，蔣介石內心裏對民族和國家的態度是很清楚 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處理和共產國際，特別是和俄國人的關係問題上，曾經很強勢地堅持過獨立自主。比較一下蔣介石，他在處理與美國顧問的關係時，又何 嘗沒有相同的表現？大家多半都知道史迪威事件吧？美國總統派史迪威將軍到中國戰區來做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蔣介石，對蔣不尊重，再加上兩人在 如何使用中國軍隊的問題上意見相左，常鬧矛盾。最後史迪威極力想取得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於是把狀告到了羅斯福總統那裏，羅斯福也一度想要壓服蔣介石接受史 迪威的意見。面對這樣一種巨大的壓力，蔣介石硬是冒著破裂與美國關係的危險將這個四星將軍趕走了。你能簡單地說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走狗嗎？
上 次聽同學說，有一位北大的老師在課堂上曾經講過這樣一則傳聞。說的是新中國在保衛南沙群島的鬥爭中，曾經不得不從黃海和東海調艦隊前往南海。從黃海和東海 穿過臺灣海峽速度會快得多，否則繞公海就要耽擱很多時間。當時，中共中央在討論要不要冒險走臺灣海峽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話。他說：沒關係，我相信蔣先生是 愛國的。其實，不管我們在過去怎樣講蔣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內心裏是很清楚的。這位老師講的這個故事未必十分真實，但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事實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期間，毛澤東就不止一次地講到過，蔣家父子是愛國的，並且試圖團結蔣介石，搞聯蔣抗美。
在這裏，我們要 強調一點，對於國家利益的問題，執政黨與革命黨由於所處位置不同，承擔的責任和風險也不一樣，因此，當面對重大危機之際，它們所選擇的作法很可能不會一 樣。革命黨可以把口號喊得很高很響，因為它不需要承擔執政黨的失敗責任。然而執政黨卻有它的難處。我們今天批評蔣介石30年代不該搞“安內攘外”的所謂 “國策”，這在情理上是說得通的。國家都要亡了，你還要鎮壓異己勢力，豈不是不講民族國家利益？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從蔣介石和執政黨當時的立場來看問 題，不完成國家的統一，聽任地方勢力武裝割據，甚至你在前面抗戰，他在後面乘虛而入掏你的老窩，你又如何集中精力來抵禦外侮？這種問題，對於當年許多國家 的執政黨來說，都是一件很難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實，這裏的關鍵還是要看你的這種政策最後是否達到了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爾什維克剛剛 執政，德國和俄國之間的戰爭尚未停止。為了首先鞏固內部，列寧不顧眾多同事的反對，堅持批准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割讓了大片領土。等到政權鞏固了， 國家強大了，蘇聯最後又把這些割讓的土地收回來了。我們的教科書裏好像沒有哪本說列寧當年這樣做是喪權辱國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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