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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思改革：但不要回到毛澤東時代
( http://www.shz100.com/article-3577-1.html )

水煮百年 2011-18 15:38 | 作者：蕭冬連 | 編輯： 劉樂水

中國改革從哪裡來？為什麼關注這個問題？因為隨著社會的分化，70年代末以來形成的改革共識破裂了。
　　
我贊成對改革進行反思，一聽反思改革就說人家是反對改革，這不利於總結經驗。最近我在做改革史研究，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就會有做得對的，有做得不對的，更多的情況是“熊掌與魚”，“一個硬幣的兩面”，改革過程也是利益的博弈。我發現還有一種情況，主觀意願與客觀邏輯之間有很大的距離。1994年，鄧小平說：“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可見，他也有無奈的時候。
　　
但是，反思改革是為了使改革走得更好，不是退回過去。我在網上看到有人甚至提出“重返毛澤東時代”的口號，這可能有些情緒化。但也說明，我們對於六十年的歷史，特別是對於前三十年的歷史還沒有真正的清理。
　　
關於前三十年，1981年有一個《歷史決議》，這個決議在當時的條件下說到那個程度，已經不容易。但歷史又快過了30年，中國的政策和社會演變已經遠遠超越了《決議》。然而，我們的宣傳口徑還固守在《決議》，甚至從《決議》倒退了。在有些人看來，最好是把那段歷史塵封起來，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重新成了忌諱、成了禁區。這給中國人帶來了歷史盲點，許多人不知道中國改革從何而來。不知從何而來，也就難以確定向何而去。我想從三次危機的發生和應對來談中國改革的起源。這三次危機是：第一次是1956年由史達林問題引發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動盪；第二次是60年代初的大災荒；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外來的傳導性的危機，後兩次是中國自己釀成的危機。我想通過這三次危機和高層的對應，對前30年的發展軌跡作一個重新梳理，看出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在中國是如何走入困境的。今天我講三個問題。
　　
蘇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為什麼轉向？
　　
所謂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就是蘇聯史達林模式，我把它概括為四方面：第一、國家包辦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第二、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三位一體的經濟模式、第三、無產階級專政實質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第四、一元化的意識形態。這幾個東西寫進了1936年蘇聯憲法。被奉為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戰後史達林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推行。
　　
許多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也模仿蘇聯，搞社會主義，搞計劃經濟。這說明，蘇聯模式當時有很大的吸引力。蘇聯模式之所以有很強吸引力，有兩個原因：一是蘇聯模式看起來接近於公平社會的理想，二是蘇聯是落後國家迅速實現工業化的唯一國家，依靠迅速建立起來的軍工體系打敗了法西斯。這說明，這種體制在工業化初期的確有很強的動員能力，這對於急於追趕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文化精英有很大的誘惑。
　　
在中國，開始並沒有立即照搬蘇聯模式。1953年以前，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十年二十年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設想，這類似於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但是1953年，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1956年建立起來的體制基本上複製了蘇聯模式。
　　
社會思潮的演變很有意思，現在中國的知識份子普遍信奉市場經濟，但20-30年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則是普遍迷信計劃經濟或叫“統制經濟”。(1932年11月1日，《東方雜誌》向全國各界知識人物發出“新年的夢想”的徵文通知，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初步統計，在100多篇的徵文中，有20多篇徵文夢想未來的中國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廢除了私有制度、實現了世界大同的社會主義國家。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申報月刊》刊載“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共收到10篇短文和16篇專論，明確主張採取社會主義方式的9篇，主張非資本主義的3篇，主張社會主義統制經濟的2篇，主張計劃經濟的1篇，主張受節制的資本主義的1篇，將社會主義作為現代化終極目標的1篇，而明確主張個人主義方式的僅1篇。)當時，民族危亡之際，知識界都有一個“強國夢”，盼望中國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對“現代化”內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兩項內容：科學與工業化。
　　
而要短期內實現工業化，只有一條現成的路，就是蘇聯走的路：發展國營企業、實施計劃經濟。30年代蘇聯的快速工業化與西方的大蕭條形成鮮明對照，強化了這種傾向。自由派領袖胡適也說：採用計劃經濟促進中國工業化成了當時“最風行的口號”。國民黨也主張計劃經濟，蔣介石明確講：“中國經濟建設之政策，應為計劃經濟”。當時的“資源委員會”類似於新中國的國家計委，工業化計畫搞了十多年。正是由於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建國後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搞大工業，有著廣泛的社會認同。有學者認為，當年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不符合“比較優勢”原則。這是經濟學的解釋，不是歷史的解釋，歷史是有時空局限的。這裏不作討論。只想說明一點，當年對看到終於大規模建設工廠了，大家是很興奮的。吸引了大批海外學子和科學家回國效力。(周有光老先生說：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會體會我們當時的感受。中國解放後，在國外的知識份子大批歸來。我們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了，中國的建設等著我們。學經濟那麼多年，我想中國當時最缺乏的也是經濟建設，於是立志回國搞經濟。甚至還有很多人都克服國外的千般“勸阻”，回到祖國。至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誰也不會想到。)梁漱溟有“九天九地”的說法，但他也沒有反對蘇聯的156項。當時的理想就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這種情況到1956年發生了一個變化。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第一次把蘇聯的內幕，把史達林的問題揭露出來，引起共產黨世界的大地震，最為激烈的就是波匈事件。引發了蘇聯陣營的第一次危機，也是史達林模式的第一次大危機。其實，在蘇聯國內，危機早就存在；戰後史達林在東歐各國強制推行蘇聯模式，帶來的問題更大。只是因為史達林在世，壓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為被史達林趕出共產黨情報局，沒有辦法，只有另找出路，走市場社會主義的道路。1953年史達林一死，矛盾就開始暴露。1953年的東柏林事件是蘇聯陣營危機的一個預兆。應當說，處理史達林問題是蘇聯政治發展的迫切要求，赫魯雪夫走出這一步，是要有膽量的，只是做得比較粗糙。
　　
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引出兩個結果，按毛澤東的話，“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所謂揭了蓋子，就是破除了史達林神話，蘇聯神話。引出了改革的話題；此後，東歐國家一直在進行改革探索，最早是南斯拉夫，隨後是波蘭、匈牙利，後來又有捷克，蘇聯赫魯雪夫時期也想改，只是始終沒有突破。所謂捅了漏子，就是上面講的，引起了共產黨世界的思想危機和政治危機。
　　
對於中國來說，1956年並不存在危機。相反，中國正處在所謂“凱歌行進”的時期，充滿著大勝利的氣氛。因此，相對於許多共產黨的驚慌失措，中國領導人顯得從容得多，自信得多。對於毛澤東來說，與其說是一個危機，不如說是一個機會，使他可以擺脫史達林的精神束縛，大幹一場，可以比蘇聯做得更好，走得更快。從另一方面看，這場危機雖然是外在的，但是中國也是學蘇聯的，而且已經發現了很多問題。毛澤東本人對照搬蘇聯並不滿意，認為它條條框框太多，壓抑了下面的積極性，不符合他的全民動員的思路。正因為這兩方面的動因，促使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走“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的話題。不只是毛澤東、陳雲、鄧子恢、李富春、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做了很多思考。主要在兩方面：一個是擴大民主；一個是經濟改革。
　　
關於擴大民主。從年初的知識份子會議，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兩個萬歲”，“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到八大提出防止個人崇拜問題，再到號召黨外幫助共產黨整風。這些舉動當時在國外引起誤解，認為毛澤東在搞“自由化”，赫魯雪夫很不滿，匈牙利的反對派甚至把毛澤東引為知己。其實，他們都沒有理解毛澤東。我分析，毛澤東擴大民主，主要有三層考慮：一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知識份子為社會主義出力；二是有意借助黨外的批評衝擊官僚機構的沉悶空氣；三是希望樹立一種顯得比蘇聯自由、開放的社會主義新形象。當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甚至對美國制度表露出某種興趣。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意圖讓知識份子或民主黨派來分享政治權力，他提出“雙百方針”基於一種政治判斷：相信“爭鳴”不會僭越雷池，觸動政治禁區。
　　
當然，有人堅持認為，這一切不過是一個騙局，是一個“釣魚”的陰謀。從資料和邏輯看，並不是這樣。1956年毛澤東充滿著自信，沒有必要來這麼一次大迂回的行動。所謂“引蛇出洞”是1957年夏天他政治轉向以後採取的策略，同時也是回應黨內質疑，維護明察秋毫的形象。因為當時多數共產黨的幹部對“雙百方針”特別是接受民主黨派監督很抵觸，阻力很大。
　　
關於經濟改革。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講話中講了五個關係，中心思想是下放權力，調動積極性，對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作出微調，以適當照顧民生改善。陳雲在中共八大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體制設想：國營和集體為主、個體為補充；按計劃生產為主、為市場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為主、自由市場為補充。也就是後來他一直堅持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從文獻看，體制問題成為八大討論的一個熱點，計委主任李富春、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商業部長曾山，還有一些地方領導人如湖南的周小舟等都涉及到經濟體制問題。毛澤東八大後甚至說過讓地下工廠合法化，“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樣的話，雖然這只是靈光一閃的說法，但也說明當時的開放心態。
　　
然而，我們要瞭解，所有這些思考都沒有跳出史達林模式的總體框架。無論是赫魯雪夫還是毛澤東都沒有把史達林問題看成是史達林模式釀出的苦果。赫魯雪夫歸結為史達林暴虐性格和惡劣品質，而毛澤東則歸結為史達林的驕傲和缺乏經驗。只有鐵托的普拉講話指出，史達林的問題是史達林主義造成的。今天看，鐵托的認識高於赫魯雪夫和毛澤東。但在當時鐵托是個異端。
　　
兩個原因妨礙人們作深刻反省：一個原因：當時社會主義還處在上升階段。各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認為完全可以戰勝資本主義。中國與蘇聯還不一樣，蘇聯社會主義搞了幾十年，已經積累了許多問題；而中國社會主義剛剛建立起來，有幾十年的時間差。建國以來一路勝利，更不可能對社會主義傳統模式有根本的懷疑。1957年蘇聯第一個把衛星送上天，更加強化了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自信，毛澤東說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赫魯雪夫提出十五年趕超美國，毛澤東提出十五年趕超英國。大家都摽著勁。當然毛澤東的目標不只是英國，還跟蘇聯摽勁。蘇聯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仍然有吸引力，60年代初和70年代中期非洲形成了兩次社會主義試驗的高潮。
　　
另一個原因，在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形勢下，社會主義陣營不能自揭其短，自矮於西方。匈牙利事件出現後，毛澤東就轉了向，從批評史達林轉向維持史達林，從探索改革轉向維持蘇聯原則。毛澤東警告有些人把史達林這把“刀子”丟掉了，列寧這把刀子丟提也差不多了。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兩方面的探索都中斷了，而且轉了向。

毛澤東想在發展上搞出自己的一套，比蘇聯更快，更好！《論十大關係》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這裏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但是這只是一種主觀願意，譬如調整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比重，客觀上調整空間是很有限的。156項剛剛開始建設，這一塊是不能動的。而在一種“趕超思想”的支配下，進一步向重工業傾斜了。提出在十五年內在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超英國，後來進一步提出“以鋼為綱”，九千萬人上山“大煉鋼鐵”，產業傾斜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了。我們還發現，《論十大關係》講了五大經濟關係，唯獨沒有講計畫與市場的關係。毛澤東對刻板的計畫是不感冒的，但並不說明他對市場有興趣。他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權力，調動地方積極性，用群眾運動方式來突破資源瓶頸和資金缺口，實現高速度。
　　
“大躍進”就是這種發展思路的一場大試驗。為了發動大躍進，1958年實行體制下放。把計畫管理權、企業管轄權、物資分配權、專案審批權、財政稅收權、勞動管理權等等都下放給地方。從毛澤東來說，體制下放可以擺脫計畫的束縛，繞開中央部門，通過地方領導人貫徹自己大躍進的思想。
　　
有人認為，“大躍進”雖然失敗了，但毛澤東的發展思路還是有合理性的。美國學者傑克·格雷認為：勞動力動員可能是窮國發展的“最好途徑”。這看起來有道理，中國最缺的是什麼？是資本、是技術，最不缺的是什麼？是人力。中國還有另一個優勢，就是它的行政資源，共產黨的幹部最擅長搞動員、搞群眾運動。這兩者結合不就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嗎？
　　
全民動員，人海戰術，看搞什麼。搞一些修塘、修壩、修路這樣的工程或許有些效益，大躍進給農村留下的唯一“遺產”可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水庫。即使這些，調用民力也有個限度，違背農時，濫用民力必然造成災難。至於全民動員搞現代工業，搞大煉鋼鐵，只能是勞命傷財。
　　
現代經濟的核心概念是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手段無非是兩種：市場或者計畫。1958年市場徹底消失了，而計畫又沒有約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觀意志的任意發揮。這次體制下放，看起來是分散了權力，實質上更加集中了權力，縱向分權，橫向集權。即把權力集中到黨委，黨委又集中到第一書記。而第一書記不過是大大小小的毛澤東，不僅絕對忠誠於毛澤東，而且思維方式都與毛澤東同構，這就形成了上下互動，全國“共震”，演繹出一出近乎荒唐的鬧劇，緊接著是一場全國性悲劇。在當時的體制下，沒有計劃約束比有計劃約束更糟糕。
　　
大躍進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還由於人民公社運動。不過我們看到，開始並沒有考慮搞人民公社，是“大躍進”的火燒出來的。人民公社運動不僅完全放棄了1956年提出的改革設想，而且陷入了一場狂熱的烏托邦試驗。在所有制上完全消滅小生產，集體之外無土地，公社之外無農民，沒有自留地、沒有副業，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全部合併入社，而且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在分配上放棄按勞分配，搞共產主義的供給制，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在社會組織上搞軍事化，全國辦成了一個大軍營，甚至消滅家庭，至少家庭作為一個消費單位被子消滅了。老百姓的一點家底都被掏空了，又不准出去討飯，出去了也討不到飯，因為各地都一樣。這是引起全國性饑荒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制度性原因。如果不辦公共食堂，一家一戶量入為出，不至於死那麼多人。
　　
由此我得到一個啟示：對任何按照理想設計出來的社會方案都應保持警惕，必須嚴格守住理想與現實的界限，把理想直接拿來作社會試驗，必然帶來災難。理論越縝密、理想越崇高、目標越遠大，帶來的災難可能就越大。

大災荒後的調整為什麼沒有引出改革？
　　
60年代的大災荒，是中國面對的第二次危機。與1956年蘇東危機不同，這一次是自己國家的危機，而且是人為的災難。大災荒來臨，各級領導人的心情都是抑鬱、沉重的，完全沒有1956年那種勝利者的自信和超然的從容。和平時期餓死那麼多人，這對當時負責人的內心衝擊是可以想像的。這本來可能引出深刻的反省意識，但是沒有。我們看到，1961-1962年採取了許多非常措施，但是從思考的角度看，沒有達到1956年的深度，甚至連改革的話題都沒有提出。為什麼呢？
　　
一個原因是，這場危機的發生不是因為實行了計畫，恰恰因為破壞了計畫。因此，調整就是要修復計畫體制，向中央集權回歸，所有1958年下放給地方的權力，包括計畫管理權、企業管轄權、物資分配權、專案審批權、財政稅收權、勞動管理權等等，統統收回。應當說，在危機處理上，中央集權的計畫體制有它的長處，可以在短期內重新配置資源，糧食的跨省調度、大批工廠關停並轉、2000多萬城市人口下放……沒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不可能做到。當然，這樣一收權，統得過多過死的固有弊端很快又出來了，到70年代初再次搞下放權力的體制改革。就這樣收了放，放了收，循環往復。
　　
另一個原因更為根本，是黨內政治生態嚴重惡化了。經過大躍進批評“反冒進”，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及大災荒的降臨。黨內的政治空氣近乎窒息，所謂“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餓死人的情況地方領導人不敢報，不願報，甚至象陳雲、周恩來等人都不敢向毛澤東反映真實情況。糾正錯誤只有先由毛澤東自己提出，不能僭位，也不能越界。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算是大膽的了，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仍然不敢觸動“三面紅旗”，即使這樣，還是埋下了毛、劉分裂的種子，至於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乾脆不講話。只有1962年上半年很短一段時間，劉少奇、陳雲的調整措施越過了毛澤東的界限，因為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以後，對經濟建設再也不感興趣了，甩手不管了。而當時面對的形勢，按劉少奇說，仍然是“非常時期”，必須採取非常措施。然而，劉少奇、陳雲採取的非常措施很快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北戴河會議以後就開始發起反改。批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緊接著在兩個戰場開戰：國際上反修，國內防修。任何對傳統體制的改革都被看作了修正主義。
　　
不是說1962年沒有出現改革的機會，機會主要在農村領域。當時農民強烈要求包產到戶，據統計，各地不同形式的單幹占20%-30%的生產隊。比較多的有廣西、廣東、甘肅、湖南、陝西、安徽等省區。安徽一度達到90%，幾乎覆蓋全省，不過曾希聖為了避分田單幹之嫌，想出了一個名稱叫“責任田”。許多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對農民對抱有很大的同情。到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負責人轉向支持農民的包產到戶要求。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61年初的時候，含著眼淚向毛澤東寫信，堅決不贊成包產到戶，說工作是我們做壞的，現在又實行包產到戶，把寡婦們丟開不管，良心上過不去。然而，當他1962年下鄉瞭解了農民的真實想法以後，轉而積極主張包產到戶。他在毛的家鄉韶山看到農民的情況，觸動很深，對工作隊的人說：“饑餓比資本主義更可怕！”回到北京就向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彙報，並且大著膽向毛澤東進言。另一個積極主張包產到戶是鄧子恢，在中央常委中，陳雲、劉少奇、鄧小平也贊成。
　　
至於小人物，就更多了。我們知道的毛澤東直接點名批判的就有：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幹部錢能讓、浙江“兩個半單幹理論家”馮志來、陳新宇、楊木水；陝西農民楊偉名等，他們向《人民日報》投稿，向中央或直接向毛澤東寫信，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極力主張包產到戶。有的批評十分大膽、十分深刻。指出：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生產關係的變化與生產力並不適應。很多做法都是“左”傾空想；造成目前農村的困難，天災是次要的，五風也只是表面現象，實質是左傾錯誤。如何克服危機？就是包產到戶，就是“單幹”。
　　
陝西戶縣農民楊偉名的信還涉及整個經濟體制，指出市場緊張源於1954年開始的工商業改造，提出對於一般中、小型工商業應當用“節制”代替“改造”；農村“恢復單幹”，辦法是“土地到戶，權歸集體”讓農民“勞動致富，生產發家”。40年前，一個農民的這些思想是相當深刻的。然而，這些人後來的命運都很悲慘！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毛澤東批“單幹風”強行堵回去，包產到戶早在1962年就可能發展到全國農村。所謂“中國改革從農村率先突破”，可能要提前20年！農民要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能讓農民吃飽飯，毛澤東不是不知道。但他決不允許沖決集體化的防堤。毛澤東通過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給生產隊，並給農民搞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等小自由，緩和與農民的矛盾，穩住了人民公社制度。鑒於大躍進的教訓，後來毛澤東再也不敢在全國大搞“窮過渡”了，文革期間陳永貴鼓動搞向大隊過渡，他也沒有貿然同意。但是給農民的那點小自由，有時收、有時放，受到很大限制。
　　
60年代的調整引出一個結果，就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進一步固定化。這個制度是50年代開始形成的，一五時期執行還不嚴格，1958年出臺了一個限制人口流動的條例，但被大躍進沖掉了，三年從農村招工2500多萬。1961-1863年又全部下放農村，還有200多萬57年前參加工作的也下放了。從這以後，城門緊閉。農民想進城，就象“鯉魚跳龍門”，只有考上大學、參軍提幹很窄的一條道。戶籍制、統購統銷加上人民公社的行政控制，這三種制度把7億多農民牢牢地捆在農村，捆在16億畝土地上。剩餘勞動力做什麼？年復一年的學大寨，搞農田水利，修理地球。造成黃宗智所說的“過密化”，勞動收益遞減，增產不增收，農民普遍地貧困，到文革結束時，貧困線以下的農民還有兩億多人，很多農民赤貧，生活不及土改後。
　　
改革為什麼會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啟動？
　　
關於文革與改革的關係，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現在人們把中國改革的元年劃在1979年，這有“以人劃線”的味道。對於改革來說，1976年甚至比1979年更重要。因為在高度集權的國家，任何實質性的改革都只能發生在最高權威過世以後。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以一種非常規的方式結束了“文革”，改革的機會已經出現。我們看到，從1977年開始，出現了一連串的變化。現代化目標的重新提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討論、醞釀經濟改革、擴大引進、出國考察，都發生在這兩年，所謂“徘徊前進”畢竟還是在前進；一個歷史大轉折，兩年的準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把這些變化概括為三大潮流。

(一)思想解放、政治解凍的潮流
　　
文化大革命對於改革的意義，也許就是它引出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趙說過：“文革大災大難，讓我們大徹大悟。”這當然有一個過程。作為少數地下的異端的思想，文革初期就出現了。有許多錢理群所說的“思想的村落”，幾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討論時政，思考“中國向何處去”。更多的人是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1975年批鄧、反擊左傾翻案風後，開始了懷疑和思考，這裏肯定有許多在台下的老幹部，包括鄧小平。按鄧小平自己的說法，他1975年主持的整頓就是一次改革的“試驗”。知識份子的覺醒可能更早。1976年初爆發天安門事件，不僅對“四人幫”，而且直指毛澤東。事實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走入了死胡同。
　　
隨著毛澤東去世，思想的閘門迅速打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在黨內高層，標誌是展開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在民間，“四五運動”繼續發酵，形成一股民主化思潮。在一段時間，這兩種力量相互激蕩，但很快就分道揚鑣。真理標準討論真正的支援力量來自兩部分人：一是老幹部，一是黨內知識份子。兩股力量結成了聯盟，使“凡是派”很快失去了招架之功。
　　
真理標準討論為什麼會獲得廣泛的支持？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為黨內、黨外千百萬人的平反訴求提供了依據。從50年代開始，運動一個接一個，冤假錯案累積如山。要求平反解決歷史問題的呼聲日益高漲，然而，解決起來阻力很大。沒有這個討論，許多人的案件，特別是那些毛澤東親自批過的案件、或者因批評毛澤東而獲罪的案件都不可能那麼快平反。正是由於這場輿論戰打破了禁區，形成了全國大平反的歷史景觀。人的政治解放也為改革準備了力量。
　　
大平反還推進中國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許多內幕被暴露出來，充分暴露極左路線的殘酷性。譬如張志新案就產生了轟動性影響，引發深刻的政治追問：從“四人幫”到毛澤東、從路線到制度。黨內幹部包括過去很“左”的人都吃盡了黨內鬥爭的苦頭。80年代，我就聽一位高級將領說：“黨內鬥爭就象一把天火，不知道什麼時間燒到你頭上。”所以，1981年作決議的時候，一致地同意以後不再提“路線鬥爭”。一段時間，許多人都在思考：怎樣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這種擔心曾經一度推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議論；不過很快，這種擔心就被另一種擔心所取代。
　　
而在知識界，更是普遍地厭倦政治運動，要求學術自由、政治民主。80年代有幾次有人想發動批判運動，都遇到了強大的抵制，再也看不到過去那種一轟而起，“共誅、共討”的局面。這種變化具有深刻的含義，它說明，以政治運動和思想控制為驅動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出現了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和某種程度的自由空間，這正是改革得以啟動的條件。
　　
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後政治，或者說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這話並不完全對。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恰恰發生在思想政治領域：一個是人的思想解放，一個是人的政治解放。如果沒有政治、思想領域的變革為前導，經濟改革不可能推動。
　　
(二)要求放寬政策、改善民生的潮流
　　
國內外都有人拿出官方公佈的資料證明，文革時期經濟增長不慢，並沒有到“崩潰的邊緣”，而且整個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快速工業化的時代，文革結束改革“並非不可避免的結果”。我們不否定，前27年，依靠國家的強制動員和全國人民勒緊褲帶，初步建立起了一個工業體系，走過了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最初階段。35萬個工業企業是後期發展的重要基礎。“勒緊褲帶”需要信念支撐。在一定意義上說，毛澤東時代是理想主義時代，人們相信中國是最好的，未來更好。願意為未來犧牲當前，為國家奉獻自己。那個年代勞動者所做出的貢獻，後人不應該忘記。
　　
問題在於這種增長效率太低、代價太大，老百姓得不到實惠。毛澤東在世，“勒緊褲帶搞建設”還可以挺下去，毛澤東之後條件已經不存在，人們失去了忍耐力。要求改善民生的壓力與日俱增，民生問題成了最大的政治問題。1978年9月，鄧小平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陳雲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建國快三十年了，現在還有要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就會起來造反。”共產黨不能帶領人民從貧窮中走出來，很難繼續得到人民的擁護。這是中國走上改革最原始的動力之一。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當年許多知青懷著滿腔熱血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上山下鄉，然而殘酷的現實不僅磨滅了他們的理想主義，而且讓他們陷入絕望，唯一的出路是回城。文革一結束，就出現知青請願鬧事風潮，蔓延到十幾個省市。最終迫使政府承認知青回城的權力，同時永久地結束了上山下鄉運動。在共和國歷史上，政府屈從鬧事者的壓力而調整政策，這也許是第一次。由於上千萬知青回城，加劇了城市就業的危機。兩千萬人待業成為最具“爆炸性”的社會問題。這促使各地政府廣開門路，解決就業。城市集體合作經濟和個體經濟就是這樣恢復和發展起來的。所謂中國改革“體制外先行”，並不是誰預先設計好的，是被逼出來的。另一個更大的群體就是農民。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發展模式。文革結束以後華國鋒仍然把它看作農業的出路，但實事上已經推不動了。其實當時許多人都看到，農民所要的不是強化動員，而是放寬政策。經濟學家薛暮橋就回憶說，1977年他就認為“‘農業學大寨’不能解決問題”，農業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還需要重新研究。”第一個抵抵制農業學大寨的省委第一書記是安徽的萬里。(1977年6月，安徽省委制定《關於當前農業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規定》，放寬農村政策。1978年2月，四川省委出臺了類似檔。)到了1978年，“農業學大寨”的口號逐步為“落實農村政策”的呼聲所代替。(1978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後轉發湖南湘鄉縣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報告和陝西旬邑解決幹部強迫命令打罵群眾問題的報告。)比較大膽的農民也在自己找出路。有些農民的歷史嗅覺其實是很靈的，1977年，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就感到“世道快要變了”，開始動腦筋怎麼脫貧致富。出路就是組織搞副業，接著是辦工廠，一舉成為全國首富村。更多的農民想到的還是“包產到戶”，這是農民幾十年所盼望的。
　　
一些人寫文章說，中國改革自覺選擇了農村作為突破口，這並不符合事實。農村改革是從下面先搞起來的，首先在地方形成小氣候，然後一步一步得到上層的認可，獲得合法性。當然，這次包產到戶所以沒有夭折，是因為大環境變了。農民的膽子大起來了，基層幹部的態度也變了，有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的暗地支持。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主要領導人站在農民一邊。要知道，在當時是要冒政治風險的。他們的勇氣從哪里來？主要是他們瞭解和同情農民苦難，生髮出強烈的愧疚感和責任感。當然反對的聲音也是很強大的。一直爭論不斷。但是沒有階級鬥爭的“尚方寶劍”，你就阻擋不住包產到戶的步伐。更何況包產到戶很快見效，讓農民吃飽了飯；糧食多了，保證了國家徵購；農副產品多了，城裏人的餐桌也豐富了。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小，農村改革就這樣突破了。
　　
(三)打開國門、學習西方的潮流
　　
中國遲早是要開放的。70年代初中美關係解凍，接著是中國與日本、西歐國家建交，進入聯合國，就有了開放的初步條件。當時周恩來、陳雲這些人有利用資本主義、擴大引進的想法，毛也不持異議。搞了一個“四三方案”。當然，引進成套設備可以，開放國門不行。當時假如開放是在付出政治代價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套肯定搞不下去了。
　　
文革結束以後，國門逐漸打開。首先是技術上的需要。當時從華國鋒到鄧小平，都清楚“文革”留下了什麼後果，穩定局面不能只靠“高舉旗幟”，更需要發展經濟、解決民困。華國鋒上臺不久就提出一個宏大計畫，要在未來23年在中國實現“高度的現代化”。怎麼實現呢？完全照老辦法證明不行了，必須要有新辦法。可以最快見效的，就是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了。我們看政治局討論記錄，領導人很急，都贊成擴大引進。鄧小平就說，我們要“實行拿來主義”。計畫引進規模一再加碼，從65億美元一路加上去，到1978年，加到了800億美元，一年時間擴大10幾倍。
　　
除了引進技術，還要學會管理。華國鋒號召高級幹部都出去看一看。1978年出現了一個大規模的出國考察潮，到底有多少個考察團，沒有人統計過，總之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這次走出國門給中國帶來的影響，首先還不是引進多少先進技術設備，而是思想上受到的衝擊和震撼。首先是對高層的衝擊。因為大多數負責人從來沒有出過國、沒有見過資本主義，沒有見過現代化是什麼樣的。這次第一次“身臨其境”觀察資本主義和現代化。從文獻和當事人口述看得出，引起的思想震動是很強烈的。沒有想到當代世界現代化會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沒有想到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會如此之大！沒有想到資本主義國家普通人的生活、福利會這麼好！而且社會秩序、精神面貌、道德水準也不錯。鄧力群就說：東京的秩序比北京好很多。王震訪問英國時使館人員問他有什麼感受，他說，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了”。
　　
這次出國考察還有一個特點，很少是帶著意識形態眼光去挑刺的，而是以學習的心態去研究人家的經驗。文革結束剛剛兩年，這有些不可思議。這也說明，“文革”那一套宣傳早就沒有人相信了。由於有了新的參照系，有了強烈對比，思想一下開闊了。促使高層反思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醞釀體制改革。在聽取各個出國考察團的彙報以後，在華國鋒的提議下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正是這次會議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大批官員出國考察感受到的挑戰和機遇，領導層不會有這麼強烈的緊迫感，達成改革共識會困難得多。
　　
開放帶來更深刻的影響是思想的多元化。傳統模式高度依賴於意識形態一元化，然而，只有封閉的國家才可以控制資訊，進而控制思想。一旦開放資訊，意識形態一元化，就很難維持。中外一對比，過去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觀念被顛覆了，當時出現了所謂“三信危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人們拋棄了理想主義，轉向世俗化。當時很多人為這種現象擔心，但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趨勢。這正好說明：傳統的發展模式必然要走向終結。維持不住理想主義，就維持不住傳統模式。改革勢在必行。


談談共軍是怎樣抓壯丁的

來源： 周圍的日誌

作者：penzer

有些革命同志口口聲聲控訴萬惡的蔣匪軍以多麼多麼不人道的方法抓壯丁，好像共軍抓壯丁就是文明的人道的，其實不然，蔣匪軍抓壯丁總還算是照章辦事，大批壯丁死亡，考慮到當時惡劣的條件，多少還情由可原，而共軍抓壯丁就不然了，坑矇拐騙，花樣百出，無所不用其極。

在共軍建立初期，共軍除了從國軍拉來的人以外，主要就是吸收各地地痞流氓兵痞，黑社會分子，直到上了井崗山，共軍的成分主要還是農民加流氓，老毛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就說：“紅軍的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當時的共軍和黑社會組織哥老會走的很近，有段時間還喊出了哪裏有紅軍那裏就有哥老會的口號，基本上就是同氣連枝了（見周恩來《關於哥老會問題》）。

後來共軍有了地盤，情況就不同了，一方面原來的地痞流氓的軍紀太壞，以至於“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見《井岡山的鬥爭》），二方面，共軍需要擴編，所以就大搞擴紅，那麼怎麼擴紅呢？

一是鼓動。毛澤東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東西群眾鬥爭熱忱最高漲時，要適時地提出擴大紅軍”。就是在這樣的場合興國縣大地鄉曾一次動員了十三個人當紅軍。對於經過屢次動員而無動於衷的農民則組織“兒童團，恥笑隊，宣傳三四次不去便恥笑他”（《長岡鄉調查》）。

二是利誘。一九二八年湘贛邊區《土地法》中規定：“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種”。雇人代種的標準是：農忙時每家幫二十五個工，平時平均每家幫十個工。紅屬幫助紅屬，每天需付一毛半，紅屬幫助群眾，每天能得兩毛，群眾幫助紅屬則不付錢。而遍佈蘇區各鄉的油鹽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紅屬才給賒帳。貨缺時，紅屬先賣，減價百分之五，社員後賣，不減價，非社員再後賣。其糧食調濟局，賣出時先賣紅屬，再賣給困難群眾。賣給群眾要扣除損耗。紅屬無錢可以借糧，秋後歸還，不取利息。無疑，這樣的優惠條件在極端貧窮落後的農村地區對廣大農民有著極大的誘力。

三是徵兵。蘇維埃《憲法大綱》就規定了“實行徵兵制度”，蘇區的徵兵就是通過強行攤派兵額，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澤東《長岡鄉調查》關於擴大紅軍一節中就有生動記載：在“擴紅”會議上，“長岡村代表答應擴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應四人，新溪村代表答應三人，泗網村代表答應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這至少說明有一部份農民參加紅軍並非是出於自願。

四是收編俘虜。通過宣傳鼓動、利誘和脅迫，一些農村甚至出現了男子都當兵吃糧的局面，如興國縣長岡鄉十六至四十五歲壯年七百三十三人，當紅軍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鄉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歲男人五百五十五人，當紅軍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歲七百六十五人，當紅軍四百四十二人。未參加紅軍的在鄉男子也編入赤衛隊、兒童團，如長岡鄉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歲男子編赤衛軍一排，全鄉六十六人，除重病殘廢二十人外，全部編入。同齡女子編赤衛軍一連，全鄉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殘二十六人外，一律編入。十六至二十三歲青年編少隊一大隊，男女合編，全鄉一百零一人，除病殘十五人外，一律編入。所以就必須再收編俘虜了。

那麼這些淳樸的農民在加入了共軍以後，是否能夠享受到革命同志宣稱的同志般的關愛呢？不然！當時的共軍，軍官對士兵動不動就打罵體罰，甚至於上私刑，士兵生活極其悲慘，不斷有士兵因為無法忍受而逃跑。

老毛在《廢止肉刑問題》一文中披露：“各部隊中凡打人最厲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顯著的例子，如三縱隊第八支隊部某官長愛打人，結果不僅傳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軍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隊第二十五大隊曾經有一時期來了一個最喜打人的大隊長，群眾送給他的名字叫做鐵匠，結果士兵感覺沒有出路，充滿了怨恨空氣。特務支隊第三大隊打人的結果，跑了四個伙夫，一個特務長，兩個鬥爭好久的班長，其中一個名蕭文成，臨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壓迫才逃跑。四縱隊初成立時，一、二、三縱隊調去的官長，一味地蠻打士兵，結果士兵紛紛逃跑。二縱隊逃兵比任何縱隊多，原因雖不止一個，然二縱隊下級官長的大多數打人的習慣最厲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縱隊曾發現過三次自殺事件（排長一士兵二）。體罰虐待，使下級兵士不無法忍受，紛紛出逃。如長岡鄉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鄉蘇維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蘇維埃幹部、紅屬婦女和兒童團組成為宣傳隊、突擊隊，在各鄉開展逃兵歸隊活動。”

共軍抓壯丁，有一個秘訣，後來成了共軍得天下的法寶之一，那就是土改，不過土改的目的並不是分地，而是鬥地主鬥富農，反正就是要人鬥人，鬥得雞飛狗跳，鮮血橫流。實際上就是用各種方法製造矛盾，讓一部分農民和另外一部分農民結下血仇，然後這部分農民為了活命，就只好死心塌地跟共軍跑了，替共軍打天下賣命，這其實就是逼上梁山的現代版。但是這種手法的殘忍性和反動性也是舉世罕見，如果按照現在的標準，說是反人類，反社會的暴行，毫不為過。

關於土改，這裏就談談內戰時期，共軍是如何利用血腥土改達到逼人上梁山的目的的。以及土改中的種種暴行。

實際上在華北的很多地方，因為經過共軍的長期管制，所以這裏的土地矛盾和兩極分化已經很小了，很多地方的地主幾乎都沒有了，連富農也沒幾個，就只有些中農，這些中農的生存狀態不過就是有幾畝地，不雇工，有吃有穿，日子過得去，生活水準和現在下崗工人差不多。結果呢，在膠東等很多地方，這些人就要全家被殺，還要斬草除根，不但家中子女全部殺光，孕婦肚子裏嬰兒也要切開肚子摔死。煙臺的共軍老兵孫佑傑寫了一本書，詳細的描寫了膠東土改，包括種種血腥內幕，可惜沒有一個出版社敢於出版，不過有興趣的人可以和他聯繫，先睹為快。

之所以要採用這種殘暴的手法，而不是像日後陳誠在臺灣的那種和平土改（事實上臺灣的和平土改代價低的多，效果也更好），那完全是因為土改是為抓壯丁服務的，如果抓不到壯丁，共軍的土改就毫無意義，而只有暴力土改才能起到拖人下水的作用，這招只能用“陰毒”二字來形容。

1946年，內戰爆發之時，共軍的抓壯丁並不順利，大家都渴望和平，不希望內戰，所以在共產區，並沒有多少人甘心加入共軍，替共軍打天下，很多地方要靠抽籤強行攤派抓壯丁（見《任河正黨支部工作中的思想領導和群眾路線》），在這種情形下，不扭轉人們的情緒，激起根據地老百姓對蔣匪軍的敵愾心，仗就難以打贏。按一般軍事學的常識，戰爭動員是需要仇恨的，國內戰爭不同於民族戰爭，為了能與國民黨一決雄雌，原有的組織動員體制顯然不能適應現實戰爭的需要，如果不形成兩大極端階層的對立和敵視，是不足以使處於明顯弱勢的己方取得勝利，這兩極，一極是底層勞苦大眾，一極是地主階級，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則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這樣，離農民相當遠的蔣介石就通過地主階級這個仲介，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敵人。“使農民認識到老蔣小蔣的聯繫，自覺地參軍參戰，打垮大老蔣的進攻。”（見太行山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五《土地問題》第30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但是並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很多地主給你鬥的，甚至有些地方，別說地主，富農都沒兩個，那也沒關係，沒有富農有中農，不行的話什麼小商小販也可以抓來鬥，反正物件總是有的。渤海區惠民市，在渤海土地會議期間，會內會外結合。王力的土改工作團在惠民城裏搞了一個鬥爭會，把李震等受批判的幹部弄到現場去受教育，眼看著一個靠炸魚炸蝦掙錢的小商販在現場給活活打死了。這就是康生、王力在土改中樹的樣板。據檔案館所存《關於惠民市土改復查中亂打亂殺典型事例調查》報告稱，惠民市共打死150餘人，其中有一般的農民，甚至還有中共的幹部。沾化縣8個區4739個被鬥戶中，有1648戶是中農，占三分之一還多。在這種恐怖氣氛下，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全區逃往敵佔區者達萬餘人，在這種紅色恐怖下，人人自危，百姓爭相逃命，逃離共產區，其中不少是純粹的勞動人民。

通過這種手法，原本是和睦相處的鄉親鄰里，轉眼間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俗話說“殺人償命，血債血償”，那些因為紅色恐怖而家破人亡，被迫被井離鄉的人，當然對鬥他們的人充滿了仇恨，這時候，党媽的幹部就不失時機的告訴那些糊裏糊塗結了仇家的農民，他們只有跟著黨媽幹革命才有出路，陳伯達，曾經將土地改革運動所有的過程，總結為11個步驟：

第一步，調查研究，確定鬥爭綱領。第二步，派工作團（隊）下農村。第三步，下鄉的工作團要將已定之鬥爭口號公開宣傳（演講、打銅鑼、寫標語）。第四步，分頭串聯，找“真正”的貧雇農談話做工作。第五步，糾合積極分子組織核心小組（貧雇農小組），讓小組成員再分頭串聯。第六步，將串聯來的人們組織起來開會，討論如何開展鬥爭分配土地以及浮財的問題，成立事實上的貧農團。第七步，以貧農團或者小組為領導核心，召開大會成立農會，建立新的、或者說運動時的基層權力架構。第八步，正式開展土改鬥爭。第九步，在鬥爭中考察積極分子，將最有鬥爭性和有辦法的吸收入黨，為進入鞏固階段（即後運動時期）恢復基層政權做準備。第十步，將有工作隊的村莊土改運動，推行擴展到周圍村莊去，形成聯莊鬥爭。第十一步，開慶祝會和總結會，同時，土改的積極分子變成了“幹部”。（見陳伯達：《群眾運動與群眾組織的一般過程與步驟》）

這十一步最關鍵的就是工作隊發動邊緣群體，建立運動核心組織，成立或者改組農會，開鬥爭大會。其中“訴苦”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往往土改工作隊一下去，就找那些衣衫最襤褸的人和鑽最破爛的房子（後來“四清”和“社教”運動中，工作隊依然沿襲這種運動模式，結果找到最襤褸的人往往是當年的地主），千方百計想辦法激起他們對自身苦情的感覺，對新老精英的憤恨。然後就是一連串的訴苦：個別訴，小會訴，大會訴，小會訴苦往往是大會的預演，演習得熟練了，就到大會面對地主當面訴，這時往往免不了要伴隨一點暴力。訴苦是為了控訴，是製造“空氣”（當時的用語，即我們今天所謂的氛圍），形成運動劇場的必要的手段和構件。

用土改高潮時冀中區的土改總結報告的話來說，就是“訴苦過程由小而大，小組訴、大會訴、到處串通，反復的訴，越訴越痛，越痛越傷，越傷越氣，越氣越起火，越起火勁頭越大，大家宣誓結成鞏固的陣營，浩浩蕩蕩遊行示威，燃燒著遏止不住的鬥爭怒火，理直氣壯的去找地主鬥爭，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見冀中區黨委宣傳部編：《群眾路線研究》）真正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還要靠鬥爭大會的最後一擊，凡是開得成功的大會無一例外地要經過精心的準備和佈置，工作隊（團）和骨幹成員分佈于群眾中間，什麼人先發言什麼人跟上（見冀中區黨委宣傳部編：《群眾路線研究》）“誰打頭炮誰打二炮”），什麼人負責喊口號，在什麼時候喊都要預先佈置好。如果有人開鬥爭會時不來，就可能被指為地主的“狗腿子”，因而遭到鬥爭。（在鬥爭中被鬥對象被戴高帽、掛牌子甚至像開明紳士牛友蘭一樣被穿上鼻子拉著遊街，遭受種種人格侮辱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就運動的組織者而言，必須盡可能多地打掉這些舊精英的“威風”（像牛這樣在根據地有身份地位的鄉紳，就更是要採取非常手段），不讓這些人顏面掃地，群眾就難以發動起來，不敢面對面地開展鬥爭。

在鬥爭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肉刑和亂殺現象實際上也是群眾運動的必然產物，在“越訴越痛，越痛越傷，越傷越氣，越氣越起火，越起火勁頭越大，”的當口，動手開打是根本無法避免的事情，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也運動的組織者所希望的事情，有的時候不僅鼓勵人們開打，而且當場殺人，甚至開膛破肚也不罕見。（見《中國共產黨黨史資料》（46），第80—81頁）在競相訴苦，哭聲一片，怒吼連連，群情激憤的時候，人們情緒相互感染，不斷升溫，再有一些“勇敢分子”大膽出手，還什麼事情不會發生呢？這時的人們實際上是進入了一種特定的劇場，主演們的表演感染著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鬥者）都投入到劇情中，互相感染著，激勵著，仇恨開始疊加，憤怒自然升級，群體一致的行動，高昂的情緒賦予了人們表演的“正當性”，驅使著人們做出平時根本無法想像的恐怖之舉，劇場效應使得參與者不知不覺中步入了帶有血型味的狂歡。

更可怕的場景往往發生在聯村鬥爭的時候，實際的操作中，聯村鬥爭往往變成了村與村之間互相鬥，最後發展為以區和縣為單位相互“掃堂子”，甚至用上了當年日本人對付根據地的用語，搞上萬、數萬人的“聯合掃蕩”。由於沒了地緣和血緣的顧忌，往往火藥味和血腥味更足，群眾運動這時就已經變成了“運動群眾”，往往經過聯村鬥爭，群眾就真的被運動起來了（晉察冀阜平縣，搞聯村鬥爭，僅1947年5月的半個月，就殺掉130多人。見董志凱《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第115頁），但是後果是造成村際的矛盾，經年難以消除，不過為了造成合適的“空氣”，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當然，光訴苦情開大會而不給物質上的實惠依然不足以動員起人們參加鬥爭，所以，必須滿足邊緣群體的需求，成為土改運動的一條基本原則，比起這條原則來，其他的政策（包括不能侵犯中農利益的政策原則）要顯得蒼白得多。晉冀魯豫的武安九區的土改經驗總結倒是說了句實話：“中農平均產量超過貧雇農平均產量的一倍以上，不動中農就很難填補起來，如果沒有堅強的領導，很難不再犯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見《土改與整黨文獻》，第二集）事實上，太多的過火行為的發生，與儘量滿足邊緣群體（貧雇農）需求的運動原則有直接的關係。在實際的運動中，那些被發動起來的積極分子，特別是其中有過劣跡的“勇敢分子”（不是運動組織者對流氓和二流子情有獨鐘，而是那些真正的貧雇農往往很懦弱，甚至是一些老弱呆癡，根本滿足不了運動的需要），往往對浮財比對土地更感興趣，在河北饒陽的五公村，工作隊要求“窮人中最窮的人”在鬥爭物件（包括可能的物件）家門口布上警戒線，規定凡肯前往監視的人有權擁有這些人家的浮財。（弗裏曼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中譯本，第139—140頁）事實上，土改中更多的肉刑都發生在逼索“藏匿的”浮財上，如果在一個鬥爭物件身上起出了一副銀鐲子，那麼大家就幻想著在其他的鬥爭物件身上都能起副銀鐲子。

到了舊精英已經被鬥倒，沒有油水可榨的時候，對中農的侵犯也就不可避免了，“鬥了地主鬥富農，鬥了富農鬥中農”，“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這樣當時流行的謠諺，其實並不只是謠諺。後來的中共黨史的研究者們認為，土改運動最大的過火和偏向就是觸犯了中農的利益（普遍的亂打亂殺似乎倒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大多一筆帶過）。事實上，對中農（即自耕農）的侵犯，往往是由於成分的錯劃。劃成分的來源顯然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但是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放在中國農村這樣的環境裏，階級概念原來的社會和經濟內涵已然走了味，即使按運動穩定期的階級劃分，所謂地主與富農，富農與富裕中農，富裕中農與一般中農之間的區分也是不甚清晰的（實際上，土改後期的成分的確定（糾錯以後），主要還是憑藉農民的感官認識——對窮與富的基本判別），更何況在“群眾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運動高潮，為了滿足“群眾”（實際上貧雇農積極分子）的要求，劃成分就無一例外地成為催化運動的一劑良方（實際上，從運動一開始，根據地的階級劃分就是脫離實際的，在1946年居然會以1936年的土地財富狀況來劃，所定的地主其實只是十年前的地主，與強調貧雇農路線一樣，根據地的地主階級也有了建構的因素）。

階級成分劃分尺度的混亂，某種意義上是主導者有意為之，在實際的操作中，人的財富、土地、祖先、歷史，以及態度、行為等等都成了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晉綏興縣後木欄杆村是土改的典型，該村劃分成分的標準就有“三代歷史”、“生活狀況”、“有無剝削”、“政治態度”等多種（直到1948年2月，戰爭動員的壓力減小之後，中共中央才出臺了早在蘇維埃時期就定好的階級劃分標準）。劃誰不劃誰，怎麼劃，完全由貧農團一手包辦，上級的工作隊不僅聽之任之，甚至加以鼓勵。成分的劃分，既成了製造恐慌，驅使人們投身運動的大棒和胡羅蔔，又是滿足積極分子主要杠杆。在運動高潮中，普遍存在著多劃“封建”（地主富農）的偏向，光一個地主成分就有惡霸地主、特務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下坡地主、化形地主等等各種名目，有的地方，劃出的鬥爭物件全叫地主（雖然政策上地主富農對待有區別，但在實際運動中，都是挨鬥被剝奪）。晉綏解放區興縣後木欄杆村是晉綏土改復查運動的典型，全村53戶人家，劃出了21戶地主富農，占總戶數的38.84%。（《關於興縣後木欄杆自然村成分的研究》，中共晉綏分局編：《土改通訊》第2期）在這種“典型經驗”的帶動下，晉綏區定成分普遍偏高，有的地方像左權獅岩村全村180多戶，只有8戶不是“封建”。有很多村子地富比例達到60%以上，其他地方也基本達到20—30%以上，大批的中農甚至貧雇農被錯劃。（見董志凱書）其他的老區像晉察冀，山東情況也差不多，地富占到40—50%的也不在少數，而且原因就出在指導土改的綱領性檔《土地法大綱》上。

在運動高潮的1947年底，在我們前面提到的五公村，連一直被中共肯定和提倡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耿長鎖的合作社，也被定為“富農組織”，社產以及成員的財產遭到沒收。（弗裏曼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第141—142頁）多劃地富，實際上只是為了少數人多分浮財，（見董志凱《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但在滿足貧雇農需求的背後，有著製造“空氣”，運動群眾的動機在，即使真正的貧雇農，如果對運動態度消極，同樣可能被劃成“下坡地主”，劃成分，實際上起到了驅動運動的杠杆的作用。

因此，所謂運動過火的偏向，其實正是運動的主導者們有意導向的結果。署著賀龍、李井泉、張稼夫等黨政軍要人大名，作為土改運動指導性檔的《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這個檔與土地法大綱都是土改高潮中首先要對農民宣講的），上面竟然寫著這樣的字句：地主、富農和農民當中敵偽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雇農、貧農當中，有些人雖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給他們戴上二流子、傻瓜、懶漢的帽子。”（西北局宣傳部編：《土地問題指南》，第54—55頁）給“勇敢分子”摘了二流子的帽子，再放開他們的手腳，那麼普遍的恐怖和混亂恐怕是無法避免的了。

事實上，不僅是晉綏一地如此，從五四指示發佈到《土地法大綱》公佈的一段時間裏，負責指導土改工作的中共負責人們，所有言論的傾向都是鼓勵和依靠“群眾的自發運動”（劉少奇語），並得到了毛澤東充分的肯定。（見《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第61—70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工作隊幹部在鬥爭大會上直接跳到臺上大叫：“給我打”的現象俯拾即是。（《群眾路線研究》，第16頁）在這裏，並非運動的主導者對赤貧者有所偏愛，對其他人特別厭惡，也不是他們對暴力有特別愛好，主要是建構社會兩極結構需要優待和看重赤貧者，不儘量滿足他們的需求，運動就缺乏基本的動力，沒有暴力的場景，就形成不了動員必須的“空氣”。劃成分劃得如此荒唐離譜，不是說運動的主導者失去了理智，沒有了基本常識（按道理，像後木欄杆這樣的窮困山村，很可能連一個夠格的地主富農都沒有），為了製造“空氣”，形成運動態勢的需要，冤枉一些人，在他們看來是必要的代價，劃成分的標準越是多元而荒唐，就越能刺激人們為了規避風險而更加瘋狂地投身運動，只要社會上兩極對立，你死我活的“階級對抗”局面在農村中形成（運動中農會打殺被鬥者，而逃亡的地主組成還鄉團則以更兇殘的手段報復），戰爭動員的目標就實現了大半。到這個時候，再糾偏也不晚。

事實上，即使不糾偏，總來說，被鬥的和鬥人的相比，還是參與鬥別人的人多，即使平時膽小怕事，在運動劇場的情景中也難免從眾（即使不被氣氛感染，也會因自我保護而參與鬥爭），在一定範圍內，劃出的鬥爭物件越多，剩下的人參與運動的態度就越是積極，因為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立場，只要被捲進了運動鬥爭旋渦裏，即使不是積極分子，也就有了“政治立場”，關鍵是在國共角逐中選擇了一方，而只能選擇一方。國共戰爭和土改運動交織在一起形成的農村的政治態勢就是，只要國民黨一來，多數人不僅失去了“勝利果實”，而且很可能成為報復的犧牲品。如此一來，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庭，參與和支持人民解放戰爭（參軍、支前），才成為人們的一種合理選擇，或者說剩下的唯一選擇，這樣，動員的目的也就實現了，彭真當時有段話明白的坦白了這一切：“農民一翻身，就會要求武裝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我們應動員大批黨員和翻身農民參加解放軍，依靠他們提高我們軍隊的品質，使之成為更能打勝仗更能堅決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裝。”（見彭真：《平分土地與整頓隊伍》）通過這一系列精心策劃，那些農民就一步一步的走入了中共預埋好的陷阱裏，想下賊船都沒有可能了，所以就只好死心踏地的為共軍賣命，至於那些冤死的鬼魂，那就不在党媽的考慮範圍之內了。

這種靠製造矛盾，然後從中獲利的手法以後也成為了中共統治術的絕招之一，後來的反右，文革其實無一不是如此，這給我們的民族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習近平有推動民主意願

中國時報【楊力宇】2013-11-25 01:25

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共發表公報及其他有關文件，說明會中所達致的決議：堅持穩中求進的政經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及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動黨建工程、群眾路線及促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認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要求全面構建小康社會，並進而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和國家必須深化改革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推動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及人民的福祉，並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及加強社會活力，堅持破除各種機制方面的弊端。

此外，公報強調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加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生態文明，並創造社會財富，讓全民享有富裕美好的生活。

中共反覆強調市場機制及公平正義的改革，要求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及國土空間的開發，但對於土地改革並未提出具體細節。中共要求自由化與國際化，強調堅持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卻同時要求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完善黨的領導體制」，為經濟改革及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對政體改革並未提出具體承諾。

在經濟改革方面，中共雖仍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但要求進一步鬆綁，以達到經濟自由化的全方位改革目標。習近平的經改內涵及改革深度和廣度實已超越鄧小平在80年代所提出的改革開放方案。中共提出的國企改革、財稅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對中國大陸將有深遠影響。

然而，在政治上，公報雖強調民主法治，但堅持黨的領導，明顯抗拒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

此外，中共有意將各省市的公、檢、法機構改由中共中央領導，避免地方政府的干擾與操控。

雖然公報並未提到軍隊問題，但在全會開幕前，《解放軍報》曾發表專文，堅持黨的領導，拒絕軍隊國家化要求。

此外，全會通過建立改革領導小組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以深化改革及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並確保國家安全，其目的顯然是應付恐怖主義、日美對抗中國的合作及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新政策。習近平（上圖，新華社）現已成為鄧小平以來最強勢的中共領袖。

雖然會前頗多國內外人士及西方媒體對習近平寄以厚望，希望他打破中共傳統，領導中國推動政治改革及政治現代化，實現其父習仲勛的民主法治理想，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此一可能性並不存在。

在政治上，習近平小心謹慎，沿著黨的傳統路線，推動經濟全面改革，但堅拒政治鬆綁，因而提出「穩中求進」之說。在現階段，習近平力主政緊經鬆及經右政左原則，並堅持確保中共的紅色江山。

此外，習近平已看出中國貪腐問題的嚴重，因而提出相關改革，以打擊貪汙腐化。他明顯認為，中共如不遏制貪腐，必將「亡黨亡國」。

在現階段，習近平似乎認為中國人口眾多、領土遼闊、內外問題眾多，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及抗爭活動令習近平憂心。他雖可能具有政治改革的雄心，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只有堅持維穩政策，以免出現不可收拾的亂局，但筆者認為，將來習近平鞏固其政權後，在其第二任期內應會逐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其實，早在2010年，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時曾提出「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之說，透露了他的民主理念。最近兩年，他曾多次強調依憲治國、依法治國，顯示其父習仲勛對他的深遠影響，習近平未來應有推動民主法治的強烈意願。（作者為美國西東大學退休榮譽教授）


(騰訊用戶) 法學-13-木苡帆(907575216) 2013/11/26 下午 03:29:36

擴散~~~

今天在教室，一位清潔工阿姨說，希望我們別把飲料水，口香糖什麼的扔地上，每週一，週二要檢查，地上不乾淨就扣二十塊，而她們每個月的工資才一千多，她們感歎，照顧大學生比小學生還難。我想我們應該反思一下，順手帶走垃圾，注意衛生，舉手之勞嘛，這也是體現大學生素質的表現，希望大家幫忙擴散！


判準習近平改革的方向

2013-11-27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2| 評論數: 0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各界討論的很多，有歡呼，有質疑，有關切人事動向，有注意潛在商機，有討論改革前景，但是，老話一句：「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關於中共正要著手推動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們應該要確確實實的理解它將把中國帶往怎樣的方向，有了精確的評估，也才能做出貼近事實、影響未來的評價。

有長期研究「中國模式」的大陸學者，在三中全會後做出了一個重要論斷：「中國轉向新加坡」，他認為三中全會顯然決定採取新加坡式的方針╴╴自由市場經濟和專制政權相混合，這位學者表達了他的憂慮：新加坡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理由也很簡單明確：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其500萬人口規模略等同於北京市海淀區相當，也就是說，中國的規模和複雜性遠甚於新加坡，那麼，中國追求新加坡模式是否將導致「最終會破壞經濟活力」。

這位學者的憂慮自有其道理，該憂慮的理由卻未必是「向新加坡學習」。事實上，與其說中共是在學習新加坡，我們更該看看與中國在傳統關係、思想淵源和體制上更密切、親近的俄羅斯。俄羅斯媒體曾經報導，大陸媒體也加以轉述，習近平今年初訪問俄羅斯時，曾向普丁表示：「我覺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其實，與其說是習、普兩人性格的相似，不如說是兩國在政體性格上的親近。

俄羅斯進入普丁時代後，積極追求大國夢，宣揚民族主義，善用經濟資源，捍衛並擴張國家利益，振興大俄羅斯。普丁對內有走向威權統治的趨勢，在選舉、媒體和反對派的發展上，進行了比較嚴格的控管。普丁出身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他對於俄羅斯對內對外的國家安全、穩定與利益，顯然是高度的重視。當然，俄羅斯歷經過蘇聯解體、共產黨下台、多黨選舉、大規模私有化市場化的歷程，和大陸有明顯不同，但普丁的種種政治政策方向，都和習近平執政後的方向若合符節。而蘇聯解體的經驗，可能更讓習近平在一定要把握好改革與穩定的關係上，有更大的警醒作用，這也能解釋三中全會透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來集中權力的背後思考因素。

從三中全會的決定看來，中共首次正式要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讓許多觀察家感到興奮，事實上，三中全會的決議，將使農民獲得在公開市場上出售宅基地的權利，國有企業將上繳更多的利潤給政府，政府限制新競爭者進入經濟各個領域的權力將受到限制，尤其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的深化，這些都可說是市場作用提高的例證。但是必須強調，這樣的趨勢實難等同於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

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明載「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雖然同時也說明「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文件中強調的是要「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至於在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是激發其「活力和創造力」，顯見，國有企業還是居於主導位置，加上長期以來大陸民間資本始終高度依賴於國企和政府，全會也未針對如何限制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解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問題，拿出具體措施，中國未來進一步強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趨勢其實是非常鮮明的。

看來，威權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中國模式的本質特性，是習近平實現中國夢的憑藉，這在三中全會後是更明晰了。在這樣的趨勢下，如何處理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如何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如何調整好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是關係到大陸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活力和文化生機的大事。

習近平顯然非常重視權力的管理監督問題，全會的決定中，強調了紀委的獨立作用，也準備著手推動司法的改革，這些都是重要的，更是後續需要積極努力、克服萬難來加以堅持貫徹的課題。

但我們想提醒，鄧小平當年的改革是始於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當時的空氣是清淨的，更是活潑舒暢的，思想解放後立刻打開了改革的廣闊空間，強化了改革的動力。中國的社會環境與鄧小平時代已大為不同，但思想解放與言論空間仍然是改革取勝的重要前提與保證。


習近平：領導幹部要把馬哲作為看家本領

鳳凰資訊 2013年12月04日 17:36

來源：新華網

原標題：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

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

新華網北京12月4日電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日下午就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十一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推動全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好認識國情，更好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勢，更好認識歷史發展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郭湛教授、中央黨校韓慶祥教授就這個問題進行講解，並談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認真聽取了他們的講解，並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我們黨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

習近平強調，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中國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規律，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斷把握規律、積極運用規律，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準，不斷開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習近平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們黨現階段提出和實施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我國現時代的社會存在為基礎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是從我國現在的社會存在出發的，即從我國現在的社會物質條件的總和出發的，也就是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要求出發的。

習近平強調，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係，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築。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適應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進社會發展。社會基本矛盾總是不斷發展的，所以調整生產關係、完善上層建築需要相應地不斷進行下去。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態度。

習近平指出，要學習和掌握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的觀點，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係。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們要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推動實現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築也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並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我們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為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僅僅依靠單個領域、單個層次的改革難以奏效，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增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只有既解決好生產關係中不適應的問題，又解決好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的問題，這樣才能產生綜合效應。同時，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推動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習近平強調，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為。要處理好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關係。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一張藍圖抓到底，抓好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同時，要鼓勵地方、基層、群眾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勇於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不斷深化對改革規律的認識。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執政，面對著十分複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堅定理想信念，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團結帶領人民不斷書寫改革開放歷史新篇章。

(公民-袁劍, 騰訊微博) 點評：不錯，看到了中國大陸憲政的希望！ (2013-12-5 4:50)

(公民-袁劍, 騰訊微博) 歷史唯物主義，直通老馬，統一所有左中右歷史理論，不錯的構想。 [強]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党國體制早該結束了，憲政可期。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民主（公民社會）是歷史的需要，當然也是現實的需要。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的社會主義當然也不例外。 [鼓掌] (2013-12-5 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