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朝鮮牌鏡子裡的中國

2014-12-09 這不是歷史

不知道自哪一年起，朝鮮和朝鮮人成了中國人的笑料。提起朝鮮，很多人直搖頭；印象中的朝鮮人，見到領袖就幸福地流淚不止。到過朝鮮的人，免不了要數落這個國家的荒唐：不讓旅遊者亂動，不讓旅遊者隨便拍照，朝鮮人不敢隨便和外國人搭話。說到這裡，很多人不免要慶幸自己幸而生在“自由”而“相對正常”的中國。

在慶幸的同時，也有幾分不自信。很多人感慨：僅僅二三十年前的中國，不正是今日之朝鮮麼？1980年代，收聽臺灣“自由中國之聲”、美國之音廣播還屬非法收聽“敵臺”，鄧麗君的歌還被定義為“靡靡之音”，政府的人可以在街頭巷尾剪年輕人的長髮與喇叭褲。大學裡、機關裡、企業裡，每週都要搞半天的政治學習，還要上交一份思想彙報。政治上、經濟上的不自由，更不待言。

中國與朝鮮比，只是正常那麼一點點。有時候，有些方面，雙方其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關係。

幾天前央視報導說，朝鮮允許外國遊客在其境內使用手機了，據說這是朝鮮的一個“進步”，因為以前朝鮮當局禁止外國人使用手機。任何外國人在入境朝鮮時，都必須將手機寄存在機場，等到離境時才能取回。現在允許用手機，也是有條件的，比如必須購買朝鮮的SIM卡，不允許撥打朝鮮、韓國的電話和手機號碼，而且費用畸貴。

全人類幾乎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手機、網路、收音機之類的電子產品，以便獲得各種資訊，其中獨有一個國家朝鮮，禁止人們使用這些產品，或者限制人們的使用範圍。在朝鮮，人們不能隨意使用手機，不能隨便上網，連收音機都只能收聽官方指定的電臺，否則就是違法犯罪行為。這樣做，朝鮮官方自然編造了一套說辭，貌似有理，彷彿真理在握。其實，在全世界看來，那肯定是騙人的鬼話。

這個朝鮮，是怎樣一個神奇國度?!全中國都在笑話它。

可是別嘲笑朝鮮太早。筆者所在的某城市有線電視突然停播鳳凰衛視，開始大家都以為是信號故障，但好多日子過去，信號並沒有恢復。網路上開始出現相關討論，據說是政府有關部門指令停播的，原因是香港事務進入敏感期。不僅我所在的城市停播了，全國好多城市都停播了。但香港事務敏感，跟內地的電視觀眾有何相干？事實上，鳳凰衛視在內地號稱“香港央視”，說穿了不過是我黨統戰部門在香港操縱的一個“喉舌”。官方允許它在內地拉廣告，其觀眾大概也主要在內地。它一向替黨和政府說話，宣傳黨的政策不遺餘力，內地黨宣部門為何要將它一禁了之？這不算不算自己禁止自己？！

害怕乃至刻意阻止自己的國民獲得資訊，這在朝鮮與中國何其相似乃爾！在這方面，朝鮮是從源頭禁起，不建網路，不賣手機，只生產限定頻道的收音機。相比之下，中國“進步”一些，移定通信網路、互聯網、有線電視網路都算得上發達，但發達的網路暗藏禁止：香港、臺灣地區的網路不讓上，連黨辦的鳳凰衛視也說停播就停播！

電視觀眾按年向有線電視網路付費，等於雙方訂立內容與服務合同，按理有線電視網路中途不得隨意更改服務內容。但官方隨便一個電話通知，就可以將一套電視節目停播，這是怎樣一種蠻橫的專制權力？隨意停播一套電視節目，面對全國上億電視觀眾，官方也不作任何解釋，一副我行我素的作派。

可是中國人還在盡情嘲笑朝鮮人，自覺比他們幸運，有一種命運優越感。其實不用想像二三十年前的中國，今日之中國離開朝鮮未遠，其實朝鮮就是中國的一面鏡子，看朝鮮就是觀察中國自己的形象。中國人笑朝鮮，亦複為世界笑！

不久前，中國將脫北者釋送韓國，據說是韓國苦苦相求結果，也是中國對韓國近期善意的回報。加之近期韓國具有一系列的對華善意，包括交還志願軍烈士遺體骸骨、配合中國反日等，中國政府從國際戰略格局出發，所以將11名脫北者釋送韓國。

朝鮮每年試圖脫北的人員不少，朝鮮非法離境人員到韓國的人數2006年首次突破2000人，此後一直保持在每年2000-3000人的規模。進入金正恩時代以後，朝鮮一方面強化了朝中邊境地區的警備，另一方面積極說服在中國等地的非法離境人員返回朝鮮。如今中國將脫北者釋送韓國，可以預見，勢必讓更多意欲脫北者從中國的新做法中看到希望，會刺激他們選擇中國通道而脫北到韓國。

脫北者始終不斷有深刻原因，說明朝鮮的內外交困嚴峻異常。朝鮮民眾生活上困苦，政治上更加壓抑，內外交困之下，哪個人不希望改變生存環境？如果中國和韓國拒絕逃出朝鮮的人，把脫北者送回朝鮮，在國際上就遭到人道主義譴責。

中國釋放11名朝鮮脫北者，並沒有將他們遣返回朝鮮，而是移交給韓國。這是一件為中國國際形象加分的大好事。

近日，一直追看中央電視臺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部電視劇首次以正面的視覺，展現了改革開放前的一個特殊群體——逃港者。

文革十年，摧毀了中國經濟，很多地方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一些人開始將希望的眼光，轉向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源源不斷的逃港潮，讓當時的廣東軍方壓力如山。劇中展現的三個逃港者，女的成功了，男的，好像姓田，因為回頭幫女的撿遺失的口琴，沒有成功，人們看到這種畫面，心裡突然泛起一種惋惜。

這種逃港潮，對當時的執政黨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這種“用腳投票”的潮流，有點讓人想起東德人翻越柏林牆。還好，香港太小，容不下太多的大陸人。而臺灣則與大陸隔著臺灣海峽。對此，鄧小平以及他的同事們感到了強烈的危機。危機之下，鄧小平推動了改革開放，以經濟發展的手段，永久性地化解了這種逃港潮。鄧小平之所以有如此人性化的認識，是因為他洞察到了逃港者“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基本訴求。然而，朝鮮人卻沒有中國人這份幸運。

本來，很多人寄望于金日成的兒子，以為金正日會學習鄧小平，在朝鮮搞改革開放。金正日的確也有這種想法，在邊境地區搞了一些面向中國和韓國招商引資的經濟特區，一位中國企業家甚至被任命為朝鮮某經濟特區的特首型職位。可惜，金正日缺少將朝鮮改革開放全面深化的政治勇氣。於是，普通朝鮮人至今過著計劃經濟的苦日子。因為缺乏足夠的激勵，朝鮮人缺乏生產和經營熱情，這拖累了朝鮮工農業產量，也使得經濟發展成為缺油的發動機。

金正恩上臺以後，他所提出的“讓朝鮮人民吃得上白米飯，喝得上肉湯”的宏偉藍圖，暴露了普通朝鮮人的悲慘生活。“脫北者”因此成為一些朝鮮勇敢者的遊戲。這些人脫北的目的，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水準。這些人嚮往的樂土，是韓國和中國。因為朝韓邊境戒備森嚴，很多以韓國為目標的朝鮮“脫北者”選擇以中國為跳板，很多“脫北者”看到中國經濟社會如此繁榮，都很想留在中國。

中國應該善待這些朝鮮“脫北者”嗎？回答是肯定的。

在延安時期，很多國統區的有志青年像飛蛾投火一樣投奔延安，給中國革命提供了一群高素質的幹部儲備。如今，有這樣一群有夢想有追求的朝鮮人想來中國，中國沒理由將這些崇拜自己的朝鮮粉絲送還朝鮮受“二遍罪”。就算中國不想接收這些朝鮮難民粉絲，也應將其轉交韓國，以保護這些人的生命安全。

世界太大，中國不可能將所有受苦受難的人都救拔出火坑，但在自己能做到的範圍內，能救幾個就救幾個，也算是功德一件。……

最近，朝鮮在外交上動作頻頻，打破了金正恩就任最高領導人以來外交沉默的格局。朝鮮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姜錫柱和朝鮮外相李洙墉分別訪問歐洲和美國。曾經擔任過美朝高級會談代表、外務省第一副相、副總理等職務的姜錫柱，在朝鮮外交領域具有重要影響。他將對德國、比利時、瑞士、義大利等歐洲國家訪問，並計畫在綁架問題研討會舉行之際，與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在瑞士會晤，朝日關係迅速改善，甚至傳聞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意親訪朝鮮。而剛就任外相不久的李洙墉在時隔15年後首次作為朝鮮政府代表，訪問美國並出席聯合國大會。

朝鮮還委任了新任駐俄大使金亨俊。他在近日向俄外交部遞交了國書。引人注意的是，俄羅斯聯邦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托爾申一行也訪問了平壤，與朝鮮最高人民會議議長崔泰福舉行了會談。朝鮮連續主動呼籲朝韓直接對話，並派遣團隊參加韓國仁川亞運會，主動拉近與韓國的關係。在拘押三名美國公民後，朝鮮政府意外地許可CNN對他們進行了專訪。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金永南也罕見致電新一屆歐洲理事會主席、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向他表示祝賀。

朝鮮外交突然變得活躍起來的主要背景因素是，由於堅持核武化政策、研發導彈和人權狀況堪憂，朝鮮受到國際社會的長期制裁和孤立。而諸多情況顯示，朝鮮最重要的友邦中國也不再是其堅定和可靠的支持者。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自登基以來還未走出國門，進行第一次對外訪問。這是由於，對朝鮮來說，最重要的援助國和外交後盾中國，對其態度發生了微妙但重要的變化，暫時凍結了最高層互訪。

於高度依賴外援、經濟困頓、民生凋敝的朝鮮而言，與中國保持互信與合作，延續“傳統友誼”，至關重要。但一年多來，中國改變了以往對朝過於被動、被其牽著鼻子走的政策，主動配合聯合國安理會嚴格實施有關對朝制裁措施，並採取了部分單方面制裁措施，對朝鮮進行施壓。中國最高領導人甚至對朝鮮視而不見，直接訪問了其宿敵韓國。中國新一屆領導層對朝政策的轉變，源于對朝信任的喪失。多年來朝鮮成功地綁架中國，置中國利益於不顧，危險地邁向一個核武國家，並不斷挑動地緣政治紛爭，使朝鮮半島陷入一個死局。中國既與其深度相關，為其投入了大量國家資源，又幾乎成為朝鮮自主導演的朝鮮半島政治遊戲的“局外人”，角色重要而尷尬。金正恩為此產生危機感勢所必然，經濟和民生是保持朝鮮世襲政權統治的重要基礎，在中國政策改變後，它們顯然已受到動搖，而由於中國的冷淡，其外部環境亦空前惡化。

朝鮮對俄、韓、美、日等六方會談成員國和歐洲展開全方位主動外交攻勢，有三個意圖。其一是旨在貫徹其自主外交思想，以此突破受制裁和孤立的困局，活泛外交領域的一潭死水，重新獲得地緣政治遊戲的主動權。其二是嘗試外交上的“去中國化”，爭取與包括美日在內有關各方直接對話，改善外交關係，實現外援多元化，減輕對中國的戰略依賴。向中國含蓄表達“沒有你，我也行”。

朝鮮的潛在意蘊還在於營造某種對中國施壓的氛圍，期冀在主動作為的基礎上，迅速取得外交戰績，以表明其外交選擇可以多樣化，如果中國繼續對朝鮮採取孤立態度，不排除其投身別國懷抱，變中國的戰略緩衝為別國對華遏制的戰略前沿，讓中國後悔，以此變相促請中國“重啟”朝中兄弟關係。

果然，金正恩的無賴詭計有了回應。9月9日，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之際，中國最高領導人就給金正恩、金永南和內閣總理朴奉珠發去了賀電。除向朝鮮勞動黨、朝鮮政府和朝鮮人民致以熱烈的祝賀外，還肯定了朝鮮“66年來，朝鮮人民在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不斷取得了新的成就”，“祝願朝鮮人民今後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就”，讚美“中朝傳統友誼是兩國老一輩領導人親手締造並付出心血加以培育的，是兩國和兩國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

但可憐的是，原來龐大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只剩下老牌克格勃頭子普京和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勞爾•卡斯楚兩人電賀朝鮮國慶，未免太過淒涼。

在這一點上，中國可謂是進步多了，老朋友至少比朝鮮要多那麼幾個。但是又有什麼太大的作用呢，朝鮮牌鏡子裡的中國，也還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距離。看《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最大的感觸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對美國的親近。如果不是親近美國，自然也就沒有現在“崛起”的中國。

習仲勳深知這種“用腳投票”的潮流，習近平當然會更加瞭解。


蔣介石在日本學到了什麼

2014-12-05 這不是歷史

臺灣的一些資料中有時可以看到關於蔣介石進入了陸軍士官學校的記述。蔣介石自己的身份證上“教育程度欄”裡也寫的“日本士官學校”。

文/野島剛

上周我來到日本國內著名的“大雪聖地”新澙縣上越地區的高田。適逢日本海沿岸遭遇寒潮，我從東京坐新幹線換乘“在來線”（除新幹線以外的舊鐵路線）3個半小時後到達高田。受前一天的寒潮影響這裡普降大雪，高田街上的積雪有1米高，一片銀裝素裹的世界。

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人蔣介石在日本的軍旅生涯從高田起步，他在這裡打下了軍事基礎，這已為人們所熟知。但是，在高田還有紀念蔣介石“在日體驗”的場所，這在日本人中也幾乎無人知曉。

日本曾在清朝時戰勝中國和俄國，蔣介石想要學習日本的軍事制度。在接受海外赴日軍事留學生的預備校、東京“振武學校”裡學習3年後，1910年12月5日，蔣介石被分配到駐紮于高田的陸軍第13師團野炮兵第19連隊第5中隊。

該師團在日本是第一個將滑雪正式導入軍隊的部隊。當時的師團長是在日俄戰爭中因攻打203高地而軍功卓著的長岡外史。現在高田還保留著一部分當年的駐屯地，陸上自衛隊第5設施群和第2普通科連隊等約1000人規模的自衛隊駐紮在這裡。

當時，蔣介石作為“清國留學生隊”成員，以一等兵的身份乘坐軍隊專列從東京來到了高田。那時蔣介石用的是上學後的學名蔣志清。據說與他同年級的、被分配到高田的中國人有15人。蔣介石在1911年6月成為上等兵，同年8月晉升為下士。而當年10月同一批士兵們晉升為中士，只有蔣一個人沒能晉升。這說明蔣介石絕非成績優秀，19連隊的中國人中，他的成績排在成績冊的最後面。

然而，就在他為此憂心忡忡沒多久，蔣介石在高田的生活因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而突然終止。

以蔣介石為首的多名留學生希望回國，他們直接去找長岡師團長交涉。但對方表示“在日本成為一個優秀的士官後再回國多好”，不同意他離隊。為此，蔣介石假裝休假離開了連隊，回到中國。蔣介石10月8日抵達上海，參加革命。而另一方面，根據日本當時的記錄，蔣介石在1911年11月11日被記錄為“因事故而退隊”。他並沒有因為逃脫連隊而遭受處罰，看來那個年代的日本人有時還挺寬宏大量的。

高田駐屯地內有一處“鄉土資料館”，原封不動地使用舊陸軍時代的建築物。在該資料館內一角有個“蔣介石資料室”。

展品包括與蔣介石相關的照片、日記影印以及他的書籍等。日本投降時蔣介石發表了一段因“以德報怨”而聞名的演說，這段演說的日文和中文版也張貼在資料室的牆壁上。

特別引起我興趣的是一個大掛軸，它由蔣介石在高田入連隊時拍的照片和他送給長岡外史的題字照片等組成。蔣介石後來再次到訪高田時，曾贈送給長岡外史一幅題字“不負師教”。據駐屯地方面介紹，是誰在何時贈送來的已經無從考證，因為當年沒有留下記錄。但上面的“贈送者”是“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和另外一個人——“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宋楚瑜”。秦孝儀擔任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從1976年至1991年，很難推定具體時間，但宋楚瑜擔任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是在1984年至1987年。所以大概是在這段期間於某地將這個大掛軸贈送來的吧。

據該駐屯地介紹，時不時會有像我這樣的歷史愛好者到訪這裡，但從中國大陸或臺灣來的人還沒有。對外國人來說這裡實在是個偏僻之地。

蔣介石原本非常想進陸軍士官學校。就讀于陸軍士官學校對當時的中國年輕軍人來說是非常令人憧憬的事，這也是他克服重重難關赴日本留學的最大理由。如果蔣介石那時不回國的話（因為他已被認定為“第一種學生”，將來應可成為將校者），1912年他應該會在高田的連隊結束訓練期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

然而，蔣介石選擇了革命之路。結果，雖然蔣介石在日本的軍隊履歷比其他人都差，但卻因為對革命的貢獻而鍍上了一層閃耀的光環。這對蔣介石日後的出人頭地來說，比留在日本更有意義，這一點非常明顯。從這層意義上來說，蔣介石在1911年這一極其重要的時期所做出的人生決斷、選擇的道路可以說是正確的。

只是，對於當時的中國軍人來說，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一種榮譽，是所謂的“最高學歷”。被日本人視為“軍閥”的閻錫山、孫傳芳等人也是陸軍士官學校的6期畢業生。蔣介石的部下張群是10期，何應欽、谷正倫是11期，這些如同璀璨群星般的人物都曾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

在臺灣的一些資料中有時可以看到關於蔣介石進入了陸軍士官學校的記述。蔣介石自己的身份證上“教育程度欄”裡也寫的“日本士官學校”。蔣介石謊稱自己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這件事，在他生前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在國民黨的年代裡沒有人能大聲指出這件事。這也可以看出蔣介石的虛榮心之強，以及想要美化自己的性格。

那麼，蔣介石在高田都學習了什麼呢？

蔣介石在後來的演說中提及自己在高田的生活時寫道：“完全是軍旅生活，非常單調且嚴肅緊張”“正是有了這一年的士兵生活和訓練所打下的基礎，自己一生的革命意志和精神才像今天這樣強固，不畏懼任何事”。據說，有一次蔣介石沒把馬匹整備好就想牽馬回馬廄，被上司狠狠責備，並在一段時間內禁止他騎馬。當時的戰場上騎兵是主力，戰馬的價值非常高，軍隊中甚至有“士官、下士官、馬、兵卒”的說法。

另外，關於嚴寒的天氣，蔣介石曾講述自己的經歷，“這麼大的雪在我國北方也幾乎很少見”，“不管天氣有多冷、雪下得有多大，我每天早晨5點起床，起床後端著臉盆去井邊，用冷水洗臉”。在此基礎上他還總結出深刻的教訓：“我們如果想實現民族復興、討敵雪恥的話，比起談論武器，首先必須要談論用冷水洗臉。在這麼小的事情上都戰勝不了日本人的話，其他的就無從談起了。”

對蔣介石來說，用冷水洗臉的行為象徵著日本的道德觀和精神性，這也是最根本的“在日體驗”。蔣介石將侵略中國的日本稱為“日寇”，在抗日戰爭中與之殊死戰鬥。但他對日本軍人的尊敬之心並未消逝，其原點無疑就是在高田的日日夜夜。

（野島剛，騰訊《大家》專欄作家，資深媒體人。1968年出生。入職朝日新聞社後，歷任新加坡支局長、政治部記者、臺北支局長等職，現任朝日新聞中文網主編、《新鮮日本》主編。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廈門大學留學。對中國的媒體、微博、日中關係、兩岸關係、臺灣問題等非常關心。）


租界真相並非宣傳那樣

2014-12-08 這不是歷史

租界真相一：許多租界是中方自願劃割的

眾所周知，中國第一個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關於它的來歷，愛國憤怒青年會不假思索地說：“一定是英國軍隊拿著槍逼迫大清國劃割的！”但是，真相並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規定了英國人有權居住在上海，但是並沒有答應給英國人在上海劃一個租界。其實，是上海道台“宮慕久”害怕中國人和英國人雜處、滋事、影響自己的烏紗帽，於是他自願把上海縣黃浦江的河灘上一塊不毛之地、劃給英國人當租界。宮慕久和英國人簽訂的開闢上海租界的條約，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簽署於1845年，當時，英國軍隊早就從大清國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與上海道台宮慕久談判並簽約的，是英國領事“巴富爾”，一個文官，不是武官，更沒有英國軍隊參與談判。

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這樣的文字：“……為曉諭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諭內關：英人請求于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許其通商貿易，並准各國商民人等摯眷居住事，准如所請，但租地架造，須由地方官憲與領事官體察地方民情，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

這段文字是一個重要信號：道光皇帝要求宮慕久在安排英國人入住上海的時候，要小心，不要鬧出什麼問題來，要“永久相安”。怎麼樣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劃租界了：把英國人和中國人隔開來、互不往來，這樣才能“永久相安”。這裡，劃租界的動機交待的很清楚：並非出於英國軍隊的脅迫，而是出於皇帝老闆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壓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研究一下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願劃割的，舊中國二十七個外國租界，自願劃割的還有的是，我再舉個例子：廈門鼓浪嶼租界，也是清政府自願、主動劃割的。

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數、把西洋鬼子引入廈門，閩浙總督許應騤?在給廈門地方官的電報裡，寫得很明白：“……引洋人來鼓浪嶼，兼護廈門、東防日本……”。在這裡，一個“引”字，已經把話說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深入囉嗦了。關於鼓浪嶼租界自願劃割的這則史料，出自於廈門政協編的《廈門文史資料第16輯》。

這還不算，我再舉一個例子：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願、而且是主動劃割給美國的。一開始，美國領事受寵若驚，還不敢要，舉棋不定之下，美國領事拍電報回華盛頓請示，華盛頓正在忙南北戰爭呢，無暇回復，美國領事又不敢貿然放棄（怕華盛頓事後追究責任），於是只好暫時接管。1880年、1896年，美國先後兩次向清政府提出歸還天津美租界，可是，你知道清政府的反應是什麼嗎？清政府的反應是：不作反應。到了1902年，美國領事無奈之下、只好將天津美租界轉送給英國，併入了英租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下《天津通志：租界志》，才能對天津租界的歷史，有比較客觀的瞭解。

其實，大清國自願給人劃租界這事兒，還有一個旁證，那就是比利時、義大利這些軍事小國，也和大清國簽約、拿到了租界。對於比利時、義大利這些軍事實力比自己弱小的國家，大清國都賦予了他們租界，所以，如果再說劃租界是被迫的，實在是沒有人相信的。

再舉一個旁證：1843年，英國人想租用廣州十三行對岸的河南田地數十畝，但是該片地的地主和當地群眾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終結果怎樣呢？依據史料《廣州文史資料第44輯：廣州租界史大事記》的記載：英國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國人也只能幹瞪眼。這是證明清政府沒有受到武力威嚇和逼迫的一個具體的案例證據。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於：劃租界並非出於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讓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願意的事。況且出租地塊又有地租可收（下文會提到），所以清政府並不感覺是多大的事兒，只是愛國青年急了，這叫什麼？這叫皇帝不急太監急。

以上是大清國自願給別人劃割租界的事實，但是，還有讓你更掉眼鏡的：中華民國，也自願給洋人劃過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時期，為了解決革命黨人盤踞在法租界搞顛覆政府活動的難題，1914年4月7日，袁世凱的北洋政府與法國駐上海領事簽訂了一份條約如下：1、法國承諾中華民國：法租界不得窩藏革命黨，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辦、或驅逐出境；2、中華民國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積擴展至15150畝。

北洋政府自願劃割（擴展）租界的這個事實，是依據《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節《租界擴張》。

可見，出於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經不止一次劃割租界給外國，而且是自願的，甚至是主動的。這就是殘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並非是免費的

愛國憤青有個誤會：租界是免費的，洋人是白住的，是洋人搶走我國的土地。可是，又對不起了，這又不是事實。

洋人租用大清國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費的，要麼是付費給清政府，要麼是付費給民間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條規定：“商定地價”。也就是說：英國人租用上海灘，不但要付租費，而且費用還是“商定”的，換言之，並非是英國人單方拍腦袋決定的。

再舉個例子，1843中英《虎門條約》白紙黑字寫得很明白：英國人在中國租地，租金“以當地市價為准”。例如，當年11月25日，英國人在廣州租了一塊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銀。

不但如此，得知英國人出手闊綽、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廣州人竟然把英國人當作“大客戶”來看待。1846年6月，廣州市民蔡老六，購買了廣州沙螺西塱堡內寺岸村安姓的圍地一共十六畝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畝，擬租給英國人謀利。但是，蔡老六遭到當地村民的抗議、並阻止了這筆生意。

為什麼有的廣州人願意租地給英國侵略者呢？因為租地有收入（市場價），既然是市場價，那麼，租給誰都一樣，地主並不會因為租給英國人而遭受到什麼實際損失。

再舉個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國駐廣州領事要求租用廣州石圍塘圍地，該塊地皮是中國商人潘紹光的物業。地主潘紹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須補償佃戶搬遷損失二萬兩，否則，不能強拆。

英國人不但租用現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連英國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廣州沙面租界，是英、法兩國人花錢從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費32.5萬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資4/5，法方出資1/5。他們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畝向清政府交納地租！每年每畝1500錢。

以上四則廣州租地案例，出自《廣州文史資料第44輯：廣州租界史大事記》。這些，都是英國人有償用地的證據。

租界真相三：中國人民對租界趨之若鶩

這是最令愛國憤青尷尬、最令愛國憤青不能自圓其說之處：租界既然是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的地方，為何中國人民對其趨之若鶩？人民群眾這個“用腳投票”的現象，“值得警惕”。

首先講講中國人入住租界的歷史由來。起初，清政府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裡明文規定：不准英國人在租界內把房子租給中國人（換言之：不准中國人入住租界）。後來，小刀會暴動，上海人民不顧一切、湧進租界躲避戰火，使租界人口暴漲了幾十倍。英國商人看到了商機，他們搭起“經濟適用房”、出租給躲避內戰戰火的中國人牟利。英國商人紛紛說：“我們來中國，就是為了掙錢！中國人來租界住了，我們更好掙錢！”於是，英國領事開始吸引華人入住租界，甚至開始阻止中國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

缺口一旦打開，中國人開始向租界蜂擁而進。舉例說說天津英租界，這個地塊在未開闢之前，僅僅住有十幾個中國人，人煙荒涼。租界建立後，由於司法清明、治安良好、遠離內戰、沒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國人湧進來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國人72087人，占總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擠。例如，1923年，中華民國總統黎元洪，竟然宣佈：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往天津英國租界辦公！堂堂一個大國，連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擠，這是什麼笑話？這不是什麼笑話，這是真實的歷史，是出自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的真實歷史。

連著名的“民族脊樑”魯迅，也長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裡面，而且他還說過“租界好”的話。1933年1月26日，魯迅在日記裡寫下了這樣的詩：“依舊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裡又新春。”。魯迅這個自白，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魯迅全集》第16卷第356頁。

不但親日人士喜歡往租界擠，連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歡往租界擠。例如：張自忠曾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住在天津英租界。為什麼象張自忠這樣的抗日英雄、愛國烈士，住在英國租界裡面、當“亡國奴”，竟然不感到羞恥呢？這問題你得問問張自忠。張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這本史料。

正如前文“小刀會起義”案例，中國人民喜歡往租界擠，還有躲避內戰的因素。例如老天津衛的知名企業家劉錫三。劉錫三本來在華界辦草帽廠，可是遇上民國初年無休止的內戰，根本無法安心做生意，劉錫三無奈之下，將工廠遷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內，才有了和平的經商環境，企業才因此而做大。

劉錫三在天津法租界開辦的“盛錫福帽廠”，由於經營得當，竟然打敗了當時風靡中國的日本草帽、將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國市場。劉錫三的案例，出處為《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第181頁，張鵬程的回憶文章《馳名中外的天津盛錫福帽廠》

再舉一個例子：1932年，紅軍殺入福建省漳州縣。在此前聽到風聲的廈門人民，已經有好幾千人湧進鼓浪嶼公共租界避難，紅軍實際殺入漳州之後，又有25000人湧進鼓浪嶼公共租界避難。這個史料，出自廈門市政協編寫的《廈門文史資料第16輯》第146頁。

當人民的大救星臨幸廈門的時候，廈門人民不但不發揚“軍民魚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簞食壺漿，而且還要往“帝國主義的懷抱”裡躲，廈門人民的反動精神，真的發人深省。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近代史教育說：租界是帝國主義欺負、迫害中國人民的地方。如果撇開特例不說，不得不承認，真相剛剛相反：租界是當時中國領土上法治最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規定：英國人犯罪，依英國法律管；中國人犯罪，依中國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時候，上海租界裡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國人犯，都移交給上海縣的清朝衙門辦理。每天大約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縣衙門藉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獲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潛入租界、繼續犯罪。洋人對上海衙門的做法很不滿。

這裡透露了兩個資訊：1、在上海租界，外國員警抓到中國賊，是依照條約、送到清政府衙門的；2、清政府衙門放縱犯罪。這是很鮮明的對比。

愛國憤青喜歡談治外法權、會審公廨。可是，會審公廨裡的正主審官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人。上海租界的監獄也不是專門關押中國犯人的，它裡面關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國人、日本人、美國人，什麼國籍的犯人都有。讀者要瞭解上海租界的更多詳細細節，請參閱上海官方編寫的《上海租界志》，裡面有許多客觀的真相以及翔實的資料。在此不再贅述。

就連對待小販，租界做得都不錯。1928年，廈門鼓浪嶼遍地是小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礙市容。但是鼓浪嶼租界工部局不但沒有虐待、取締小販，而且還與華僑王其華合作、建了一個“鼓浪嶼市場”，將路邊小販安置到市場內、統一管理，給了小販一條活路。肉食者如何對待窮人，是一塊很好的試金石。以上史料，請參考廈門政協編《廈門文史資料第16輯》第40頁。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進了大清國的司法改革，當年外國殖民者對清政府明著說：“只要大清國改善司法公正問題，我們可以歸還租界”。這件事直接刺激了滿清政府、並啟動了晚清司法改革，廢除了淩遲、梟首等一系列野蠻的酷刑，並建立了大清國的律師制度和人權保護的初步框架。如果沒有租界，今天你還要殺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於老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訴青年學生們：租界是對中國的侵犯，但是它並沒有說明：具體是對誰的侵犯？不得不說：教科書沒有把話說明白。

租界侵佔的是中國的兩大權力：行政管理權、司法主權。

眾所周知，大清國的行政管理權，並非來自於人民的選舉，而是來自于滿請獨裁皇帝的指派。換言之，帝國主義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國皇帝和官家的權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權力，這才是深層次的真相！

再說治外法權：租界內適用外國法律。但是，眾所周知的是：大清國的立法權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滿清獨裁皇帝和官家階級的手中。換言之，帝國主義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權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權力（在獨裁體制下，老百姓壓根就沒有權）：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層次的真相！

再說：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國司法比中國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講道理，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同時也是被愛國憤青最容易忽略和否認的事實。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帶動周邊的經濟：消費、就業、市政建設……租界，對於官家和“愛國公知”而言，是心頭一團淤血，可是對於老百姓而言，租界卻是能帶來實惠的一個好東西。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愛國者愛國，已經愛到了不顧底層老百姓的實際利益了，可見這種“愛國”有多麼的扭曲。

總之一句話：談到“主權”問題，租界侵犯的是獨裁者的主權，並不是老百姓的主權。租界對官家有害，卻對老百姓有益。各位讀者看待中國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場上去看，還是站在老百姓實際利益的立場上去看，諸位需要依據你的良知、作出選擇。

而就算帝國主義侵犯了中國官家的利益，這種侵犯，也隨著殖民主義的衰敗，而逐漸在減弱、而並非是教科書上說的越來越嚴重。我舉個例子，自從1930年開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當於租界政府），就出現了中國人董事（即：委員）、參與租界公共事務的決策。換言之，帝國主義已經開始逐漸吸引中國人進入租界政府，不再壟斷租界的行政權力。

租界真相六：大清國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權

近代史教育有意誤導你：只有帝國主義在大清國有租界、有治外法權，而大清國是不會這樣欺負別人的。但是，愛國憤青們，又對不起了，這還是不符合事實。

早在1871年，大清國和日本簽署了《清日修好條規》，文中有如下的約定：“…….兩國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設置理事官，約束己國商民，凡交涉財產詞訟案件皆歸審理、各按己國律例核辦……”

換言之，依據《清日修好條規》，大清國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權，日本也在大清國享有治外法權。

這還不算，1882年，大清國又在朝鮮取得了治外法權。1884年，大清國更是在朝鮮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國租界）。大清國還在朝鮮駐軍過呢…….凡此種種，說不完。

看，大清國也有“蹂躪”、“強姦”外國主權的時候：租界、治外法權，駐軍…….應有盡有，一樣都不缺。

這就是當年國際社會基本上沒有人同情大清國、中華民國的原因：中國人在外也有過治外法權、租界、駐軍……帝國主義侵略者幹過的事，中國人一件也沒少幹。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質是保護經商安全

租界的本質，並非教科書上說的“瓜分”、“滅亡”……而是“保護經商安全”。租界，無論是外國在中國攫取的租界、還是中國在外國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層次動機，都是外資對投放地司法狀況的嚴重不信任。又要去那裡投資做生意，又擔心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怎麼辦呢？租界作為一種解決方案，才得以橫空出世。

事實上，中國在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中，也給予外國投資者稅收減免優惠、也給予外國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國的人民檢察院是不能隨隨便便逮捕外國人的，在逮捕外國人之前，地方檢察院需要和省一級人民檢察院、外事辦進行溝通和磋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深入瞭解《刑訴法》，我在此就不贅述了。

總之，原理千古不變：要想外資進來，就得有所犧牲！這才是租界的深層次真相。

結語：中國近代史上的租界問題，從皇帝官家的立場看，和從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場去看，會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侯欣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冀J=MZ梦，无悔今生(627406452)  2015-1-6 上午 11:29:13

今天我站在这里接受审判，在此之前的十一个月里，我经历了平生从未想过能经历的一切，直到站在了这里。我反复的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了罪？是的，对于我的家人，我亏欠太多，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我是不称职的。我在西单331的举动，的确事先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这一切都是错误。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无罪！公安机关、检查机关、法院多次诚恳的劝导我认罪，我的亲人、朋友也有很多人劝我认罪。我知道，如果我认罪，对我自己可能是最有利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如果要求官员履行最基本的职责，公示财产，是有罪的，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荒谬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衮衮诸公，还是为生计奔波的平头百姓，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嘲笑讥讽我们，嘲笑我们这个时代，讥讽这样有一群不辨是非，自外于现代文明的猪一样的民族！

是的，我恐惧，今天我站在这里更恐惧，恐惧着牢狱之灾，恐惧着我两次病危后的羸弱身躯，一旦走进监狱，是否还有走出了的那一天。但是我更恐惧的是违逆自己的良心，浑浑噩噩的活着，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间，我宁愿选择死亡。

放眼看看吧，独立抗拒法西斯，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拥有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我深爱的祖国，沦落到了什么地步？绝大多数人以逃离他为荣，包括那些教育我们爱党的庙堂之上高高在做的诸公，豺狼当道，腐败遍地，随便抓出一个贪官就会让整个世界瞠目结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习总书记意识到反腐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那么何不结合全民的力量，让公民行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监督执政党，改变着一切，为后世子孙做一个交代？

公检法把我和许志永等人作为了同案犯，其实我和许博士并不相熟，只见过寥寥数面，谈过的话不到十句。我的同案犯们大多居住在北城，而我独自居住在南城，更由于家庭和性别的关系，晚上我很少出来参加任何活动，所以我做的事不多，上街公开表达“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活动，我只参加了331这一次，而且是在围观拍照，并没有打横幅，也没有演讲。但是我并不觉得冤枉，我把这作为一个殊荣接受下来。虽然我不如他勇敢，不如他睿智，但是对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是认同的。

数十年前，当今执政党的先贤们高举反腐败、建立民主共和国、开放舆论等等旗帜，推翻了当时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这一切史籍中均有记载。六十多年过去了，恳请衮衮诸公，俯念先贤父辈投身革命之初衷，兑现当年对国民的承诺。历朝历代为我们所不齿的封建帝王，除了极个别的暴君，尚且谨守道德底线，不以言治罪，不杀言官，难道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我们还做不到吗？菜市口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大清王朝的丧钟敲响！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的，迄今为止，我已经四十五岁了，和许多人相比，我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不公平，没有受到过迫害，但是我们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公民。如果只有当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发声抗争，那不就是一头猪吗？六十五年过去了，如果在这个国度，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做一头猪才是正常的，这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悲哀。堂堂正正做公民，这不应该是一个奢望。

我爱这个国家，我所做的一却都是出于我对这个国家、对我的同胞，那份放不下的爱。但是我认为爱国的最高形式就是监督政府，监督执政党，而不是歌功颂德、逢君之恶。

无论法院如何判决，我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愿意承担后果。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一个公民站在被告席上受审，只是因为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山巅(2061787762) 2015/1/7 上午 09:27:21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前曾群发给南京官场短信说，现在国内的网络比文革大字报更险恶，海外的敌对媒体比侵华日军更残酷。有些官员为什么惧怕憎恨网络，为什么要把媒体管得死死的，为什么动下动就拿敌对势力说事儿，原来他们是做贼心虚。为政者视群众为洪水猛兽，落马是迟早的事！http://url.cn/fyVKWR


山巅(2061787762) 2015/1/7 上午 09:40:29

奴性具有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缺乏独立思想，二是缺乏平等精神，三是对权力顶礼膜拜。每个时代的奴性文化都会浸泡出奴性国民。奴性文化之所以常盛不衰，在于奴才安于获得利益，而主子乐于前呼后拥。


【活跃】东方逸岚（：(974288112) 2015/1/6 下午 11:25:49

《记得吗?你们的祖先叫炎黄》(仿改版)

蒹霞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诗经　秦风》
 
登上那古老的城墙，抚摸着泛苔的柱梁，倚栏远眺万里江山接壤，总会有一丝酸涩衝上喉头，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大声地说：记得吗？你们的祖先名叫炎黄。

有人跟我说，曾经有一条大鱼，生活在北溟那个地方，它化作一只巨鸟，在天地之间翱翔。巨鸟有如垂天之云般的翅膀，虽九万里亦可扶摇直上。圣贤赋予我们可以囊括天宇的胸襟，为我们塑造一个博大恢弘的殿堂。       

有个永恒的传说叫荆柯刺秦王，那个人无惧地面对死亡。仁信与生死之间他根本不需要彷徨，那一刻他绚丽如彩虹般的身影，千百年来被无数人所传唱。只是人们只看见他身上鲜血在流淌，却不知道，真正失去的是他的风骨，乃至他身上的衣裳。

大汉让我无限向往，在梦中我仿如和霍去病策马奔腾在草原之上，轻蔑地看著那些四散奔逃的狼，他骄傲地看著帝国的万骑飞扬，凡是在他们铁蹄之下，都是属于龙的地方。我亦想化身为豪情盖天的陈汤，体会说出那句千古名句的慷慨激昂。我还想站在司马迁身旁，目睹他写出史家绝唱。

我也曾经梦回大唐，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云游四方，把酒高唱。他用来下酒的是剑锋上的寒光，他的情人是空中的月亮。他是如此的不羁放荡，我曾见他在月下徘徊、高歌吟唱，长风吹开他的发带，长袍飘逸宛如仙人模样。可是现在人们已经没有了他的愁肠，还把他归为古惑一党。

到后来换了帝王，他用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他的子孙最后躲进了人间天堂，将大片的国土拱手相让。然而在寒冷的北方，正有一支军队征战四方，敌人都说，有岳家军在，我们打不了胜仗。可歎英雄遭忌，谗士高张，一缕忠魂终于消散在西湖之傍，空留精兵强将马蹄向南人北望。但仍见钓鱼城上，三十六载战旗飘扬；人们知道了有个地方是零丁洋，有一个人，叫文天祥。曾记否，涯山的血色夕阳，十万英魂在大海上飘荡。

我依稀看到人们用那血色染红了头巾，接过了白折不弯的缨枪，那是英雄们心手相传的民族精神，它并没有消亡。有个人告诉大家，中国之理，必能伸张。笑看捕鱼儿海，天理昭彰。

我站在宏伟的宝船之上，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西洋。我惊叹于这个帝国思想的开放，看见王阳明配享孔孟的祠堂。可三百年后，我们早已不知他的思想，最懂他的，竟是那个岛上的东乡平八郎。

顶天立地的督师，你在何方？可知他再也不能保护他的家乡。时间的车轮悠悠荡荡，终于在甲申那里失了方向。于是瘦西湖畔，梅花岭上，为纪念这个悲剧建起一座祠堂。那个叫史可法的文弱书生，他不愿散开高束的发髻，更不能脱去祖先留给他的衣裳，于是他决定与城共存共亡，丢了性命，护了信仰。残酷杀 戮，血海尸场，想打断我们民族的脊梁。终于，我们去了头发，换了衣裳，没了思想。但血光并不能把民族的精神埋葬，有人相信，千百年后，它依然会在中华大地上熠熠发光。

那个野蛮落后的国家渐渐病入膏肓，骨瘦如材的人们打著哈欠把烟抢拿在手上，或是眼神空洞地在大街上游荡。终于来了一群群的强盗豺狼，百十年来，拆了我们的庙宇，毁了我们的殿堂，将南京变成了屠场。他们自以为这个民族行将灭亡，但苏醒的华夏儿女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前赴后继，斗志昂扬。你可记得武昌城头日出的光芒，和埋骨太行的英雄儿郎。回忆密支那上空，神兵天降；指点三千里江山，势不可挡。

走进新时代的殿堂，跨入新世纪的时光。可我们面对历史却迷失了方向，用实用主义来把它宣扬。于是所谓专家精英集体患了癫狂，将叛国的汉奸抬进了英雄的殿堂，这就有了著名的大将军施琅。原来民族危亡的时候我们不要选择抵抗，而是要选择站到强大那一方。原来汪精卫大主席不叫投降，裕仁本应该上电视微服私访，可惜日本鬼子打了败仗，冤枉！

迷失中我们失去了信仰，我看见小孩坐进了麦当劳的厅堂，红男绿女将头发来染烫，大家唱著my heart will go on，见面就谈谁被谁包养，以为朝鲜的国王也叫皇上，龙的传人抢著去崇拜狼。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公德牌坊，我们穿著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我莫名其妙的心伤，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大声的说：忘了吗？你们的祖先名叫炎黄。       

你可知道身上的所谓唐装，是当年江南人宁死也不愿穿上的衣裳；为什么我倍加珍惜的汉装，你竟说它属于扶桑？奈何我穿起最美丽的衣衫，你却说我行为异常？为什么我真诚的告白，你总当它是笑话一场？

在哪里？礼仪之邦。在哪里？信义之乡。这还是不是那个东亚文化的故乡？为什么我们的衣冠要靠日本人来宣扬？为什么我们的文化遗产总被韩国人来抢？记住，我们的祖先名叫炎黄！

中华之掘起不可阻挡，她终会在星空中发出璀璨的光芒。难道当红旗插到富士山上，靖国神社就成了我们的圣堂？那我们奋战在太行山上，莫不是将统一来阻挡？如果人类一统飞出太阳，是不是就要将希特勒做为先驱来歌唱？记住，我们的祖先叫做炎黄！我们要寻求历史的真相，拾起自己的文化，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的子女可以坐在一起为汉魂唐魄歌唱，知道我们的母亲是黄河长江。他们崇拜的是龙的精神和力量，他们觉得最漂亮的一件衣服是羽衣—霓裳。


总统(2071913475) 2015/1/13 上午 10:09:41

1949年.中国.日本.德国.臺湾.香港.澳門都在同一个起跑線上.你看人家是怎么發展的.德国统一了.日本——世界第2大經濟體.臺湾.亚洲第一小龍.香港.澳門是怎么发展的？柏林墙已经倒塌20多年了.随着社會的不断向前發展.先進的社會制度要消灭落後的社會制度.先進的生產力要消灭落后的生產力.文明的社會要代替愚昧的社會.民主.法制.自由.宪政.平等.博爱.人權和普世價值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擋.顺朕者昌.逆朕者亡！假如傻B老毛1945年去重庆谈判和蒋中正先生成立聯合政府.1946年不打内戰.1949年不建國.50年不和蘇俄签订賣國的“中蘇友好同盟条约”.50年不出兵朝鲜.人為的制造2个(38線)朝鲜？不搞大規模急風暴雨的階級斗爭和歷次的政治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不鎮壓“6.4”.不鎮壓法輪功.不鎮壓地下教會；吾用吾從小發現的“人與自然的規律”來治理這個國家；到80年代初.中國已達到西方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这又过了30多年.朕可以实现朕孩提时代的鸿愿.把这个国家建设的跟大花園一样！趕英超美.振兴中華.不再是一句口號.吾在50年代還是小屁孩的時候，就在美國大學圖書館裡策劃21世纪中國的藍圖。吾60年代初就下令：政治必須多元化.經濟必須市場化.軍隊必須國家化.司法必須獨立化.新聞必須自由化.決策必須民主化！老毛和他的團隊非常害怕？必須要從政治上叫吾保持沉默？以后就一發不可收拾；历届共匪党魁都视吾为洪水猛兽？其实吾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机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