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談國家轉型的多種樣式
(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1/27/937608.shtml )
張明揚 發表於2013-01-27 01:08
劉瑜最近的新書《觀念的水位》也將視角延伸到了“另一種轉型”——中東歐、中亞、南美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
一說起轉型，我們習慣了言必稱英美。繼英美范的《民主的細節》和《送你一顆子彈》之後，劉瑜最近的新書《觀念的水位》也將視角延伸到了“另一種轉型”——中東歐、中亞、南美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
劉瑜和我們談到了中東，“一個國家轉型根本的力量應該是內生的，否則即使外力能幫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難以幫助你實現民主的穩固”；談到了拉美，“很多中 國人談到拉美轉型時的優越感令我有些困惑”；談到了俄羅斯，“有人試圖從俄羅斯的例子來論證‘威權政治’比‘自由體制’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如果是這樣，就 無法解釋中東歐地區已實現民主化的國家經濟同樣能在過去十年穩步發展”。
《觀念的水位》一書中提到了很多“別處”的轉型。通常談民主 轉型時，輿論言必稱英美這些似乎是“典範式、牧歌式”的轉型，您在書中談得更多的卻是如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智利等這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轉 型前後的磕磕碰碰。與英美這些第一波國家相比，很多第三波國家在轉型後的當下總是面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有的轉型甚至根本就是失敗的，是什麽造成了兩者之 間的差距？有一種解釋是，英美在引入民主選舉前，本身已先建立了現代國家制度。
劉瑜：有一點應該澄清，歐美這些“第一波”民主化的國 家，其民主化過程並不一帆風順，絕非“牧歌式”的，只不過時間過去太久，我們可能忘記了其民主化過程的艱難。拿美國來說，一個南北戰爭都沒有真正解決黑人 選舉權的問題，是又過了近一百年，通過又一波的民權運動才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拿英國來說，我們常常說光榮革命是一次相對和平的革命，但是別忘了之前的英國 內戰，那也是英國人爲爭取議會主權的重要步驟。英國內戰導致大約十萬至二十萬人的死亡，這占當時英國人口的比例也是很驚人的——這還不包括之前的議會鬥爭 和之後的普選權鬥爭。法國和德國的民主化歷程我想就更不用說了。
與第一、第二波民主化的經歷相比，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 進程其實反倒是相對和平順利的。雖然也有前南斯拉夫、今天的敍利亞這種大規模流血的案例，但是絕大部分是相對和平過渡的——只不過如此近距離地觀察當代 史，對其中的“磕磕碰碰”看得也格外清晰。七十年代中期的時候，全球約三十多個國家是代議制民主國家，現在一百來個（其中當然有國家數量本身增長的因 素），這樣一個席捲全球的政治變革，並沒有伴隨普遍的大規模的戰亂，這本身就是一個“成就”。歷史上的制度性變革所帶來的社會動蕩往往遠大於此。
當然不是說第三波民主化沒有問題。與歐美很多國家歷時數百年、漸進式的（但未必式和平的、“牧歌式”的）民主化方式相比，第三波民主化常常是囫圇吞棗式的。前者像是“少食多餐”，後者則是狼吞虎咽。狼吞虎咽的後果之一就是很多國家對民主制度消化不良，形式大於內容。
即使是在“第三波國家”內部，轉型的成敗與效果也大相徑庭，如何解釋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蘭這些國家的成功和吉爾吉斯斯坦、格魯吉亞等國家的不成功呢？
劉瑜：當然會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一個是經濟水平，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相對高的地區，其民主穩固就相對容易——政治學家 Prezworski 有個著名的論斷：人均 GDP 六千美元以上的國家（他的書寫於2000年），民主制度從未崩潰過。這個應該不難理解，相對高的經濟水平意味著財富分配不必是你死我活的，作爲一種財富分 配模式的民主，火藥味也相對減少。像你說的吉爾吉斯斯坦、格魯吉亞都是相對貧窮的國家。第二是經濟模式，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國家要同時面臨政治和經濟轉 型，往往過程也會更艱難。像西班牙、葡萄牙，政治轉型前本來就是以市場經濟爲主的國家，轉型就是政治轉型，轉型就會比吉爾吉斯斯坦、格魯吉亞甚至捷克、波 蘭都更順利。還有就是地理位置，離歐盟、美國地理位置近，轉型也相對順利，這不僅僅是因爲文化的滲透性，還有經濟和社會的勾連——哈佛大學教授 Levitsky就認爲，就民主化的國際維度來說，“勾連”比施壓更有意義；另外歷史也很重要，很多轉型相對成功的國家，歷史上都有過民主化的經歷，目前 的成功實際上是“二次革命”……此外文化、社會結構、族群結構等都可以成爲解釋，甚至制度選擇也可以成爲一種解釋（比如有很多政治學家試圖論證議會制比總 統制更有益於政治轉型），這些解釋很難“一言以蔽之”，各個國家情況不同。
與前一個問題相關的是，經濟因素在轉型中的作用究竟是什 麽？按照通常的說法，市場化和經濟發展（如形成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階層）是促進轉型的積極力量，但我們也看到，就威權政體而言，經濟危機對於政績合法性的 消解反而是促進轉型的一大契機，比如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蘇哈托。
劉瑜：我個人認爲這兩個看法並不矛盾。作爲政治轉型的動力來說，長線的 經濟發展加短期的經濟危機可能是轉型的最有力配方，這正是印尼1998年的情況，其實也是一些拉美國家比如墨西哥、今天的中東國家比如埃及的情況。一方 面，長線經濟發展會不斷提高人們的預期，並悄悄改變著國家和社會力量的對比；另一方面，短期的危機則會使人們擡高的預期突然跌落，同時失望的人們有了更強 的動員能力，其中的張力可能構成政治變化的動力。當然這還是“理性人”的解釋。我個人更偏向政治學家 Inglehart的看法，長線經濟發展——尤其是後工業時代的經濟發展——會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使人們更重視個體自由、政治權利，從而推動制度變 革。換言之，經濟發展通過製造文化和觀念的變化導致政治變革，雖然這種變革的導火索可能是經濟危機，但是其根本動力還是政治文化的變化。這也是我的書談及 轉型問題時的基本看法，書名取爲《觀念的水位》也根源於此。
烏克蘭、格魯吉亞十年前都經歷過“花朵革命”，您在書中也指出“花朵革命”的著眼點是掃除選舉舞弊的“選舉革命”，但我們也看到，“革命”之後，這些國家卻失去了當年的光環。
劉瑜：他們的革命也不能說毫無成果。首先，各個國家情況不同，比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就比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更成 功，這主要體現在“革命”之後這十來年的政治平穩程度和清廉程度上。像格魯吉亞的腐敗排名，2003年的時候全球第一百二十四位，2012年則提升到第五 十二位，變化不可謂不大，而且“革命”之後的總統和議會選舉都相對平穩。其次，要看你如何理解“成果”。比如烏克蘭，是否因爲顔色革命而實現經濟高速發展 和清除腐敗？這方面的確成效很低。但是就掃除選舉舞弊與和平權力轉移而言，顔色革命的確帶來進步。2004年的橙色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庫奇馬和亞努科維 奇的選舉舞弊行爲，但是2010年的總統選舉基本被國際和國內社會視爲“公正和自由”的。對指望民主轉型能夠“畢其功於一役”的人，其中可能包括很多烏克 蘭人，顔色革命是失敗了。但是從長線歷史來看，六年之間，選舉從不公正走向公正，說明當初“鬧事”的民衆並沒有“白鬧”。選舉不是民主的全部，但是選舉的 公正化是民主由表及裏的一個必要環節。
另一方面來說，也應該承認顔色革命成果有限，它所帶動的社會變革不深刻。這個我的書裏也有提 及，顔色革命並沒有明顯提高公衆對政府的信任度，甚至民主程度也沒有出現明顯提高。比如很多人認爲巴基耶夫治下的吉爾吉斯斯坦並不比阿巴耶夫更民主，亞努 科維奇2010年的當選和尤先科的下臺更是對橙色革命的諷刺。總的來說，我覺得站在今天評價顔色革命還是距離太近，需要更長的歷史時段才能看清變化的真正 走向。
您對俄羅斯的轉型似乎也不以爲然，將其稱爲“不自由民主”的典型，可能對於俄羅斯人來說，“不自由”的普京時代比“自由”的葉利欽時代好太多了。
劉瑜：將近年普京治下的俄羅斯視爲“不自由的民主”代表，並不是我個人的看法，而是國際社會和學界的主流看法。比如，自由之家的自由排名，2012年已 經將俄羅斯列爲“不自由的國家”，之前很多年還認爲它屬於“部分自由”這個類別；同樣，《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2011年也將它列爲“威權國家”，而 2007年時它還被列爲“混合政體”。據我所知，很多國際俄羅斯專家和學者也持這種看法。這主要是因爲普京治下，新聞自由、結社甚至示威自由都受到極大打 壓，政府機構間的水平制衡和地方分權也被很大壓縮。
普京的民意支援率跟很多國家的總統比，的確是相對高的，好像一直維持在65%左 右。不過可以指出兩點，第一，在一個缺乏言論自由的環境裏，高的民衆支援率很可能只是說明言論控制的有效性而已，而不一定說明這個人真的有多麽受歡迎，這 一點我在書中的《民意與僞民意》一文裏面就解釋過；第二，從65%左右這個數位來看，即使是在言論控制嚴密的情況下，還是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俄羅斯人對普京 不滿。這一點我們從俄羅斯近年爆發的大規模抗議示威中也能略知一二。
普京治下的經濟的確相比葉利欽時代要發展更快，但是如果刨除轉型 階段的陣痛和國際油價上漲這兩個因素，這種經濟發展多大程度上可以歸結到普京政府的經濟能力，這是可疑的。有人試圖從俄羅斯的例子來論證“威權政治”比 “自由體制”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如果是這樣，就無法解釋中東歐地區已經實現民主化的國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蘭等）經濟同樣能在過去十年穩步發展，以及該地 區維持“威權政治”的國家（比如中亞各國）經濟未能實現明顯發展。
再談談拉美吧，在公共輿論中，拉美的轉型顯然是一個失敗的案例。您 在書中將拉美的轉型稱爲“反市場的民主化”，這顯然與我們經典意義上“民主化”與“市場化”並行的轉型不太一樣。當我們說到拉美的民主時，一定會提到“民 粹式民主”（民粹這個詞可能用得太濫了），拉美民粹民主的弊病主要在哪里？畢竟，他們也是真刀真槍地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呀。
劉瑜：很多 中國人談到拉美時的優越感令我有些困惑。我們真的有資格說拉美是“失敗”的代表嗎？拿中國和拉美大國比較，就經濟發展而言，以世行2011年的人均購買力 GDP來說，阿根廷排五十二，智利排五十三，墨西哥六十，巴西七十五，秘魯八十二，哥倫比亞八十四，而中國是九十四，落後於絕大多數拉美的大國。無論就政 治發展還是腐敗狀況而言，拉美在國際上的排位都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麽不堪，所以我認爲將拉美視爲“顯然失敗”的轉型案例並不妥當。
“反 市場的民主化”這個說法，是針對近年拉美的政治趨勢而言，在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玻利維亞、阿根廷等國，選舉結果都顯示左翼民粹派勢力在增強。 之所以在拉美出現這種現象，我想是因爲拉美國家貧富懸殊非常嚴重，以及它們的“社會主義”傳統相對發達。在東亞甚至中東歐地區，“民粹式民主”的土壤就要 缺失得多，因爲這些國家在轉型前和轉型過程中社會貧富分化並不嚴重，所以轉型後民衆的再分配衝動不是那麽強烈，“民主化”和“市場化”在這些地方就可能並 肩而行。
您在書中還以泰國爲例指出了發展中國家轉型時的一個通病：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就擡頭；而要想實行自由經濟政策， 常常不得不依靠獨裁或軍政府。您也有一個有趣的觀點：參與性經濟制度和自由經濟政策之間，只能二選一；而可能有爭議性的是，您認爲如果一定要二選一的話， 參與性政治大於自由經濟。
劉瑜：我在書裏的確指出過，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之間的悖論，但我不想說 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通病，更不想說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在回答上面一個問題時，我就指出了其實在不少轉型國家，由於歷史、傳統和社會結構的不同， “民主化”和“市場化”並沒有出現勢不兩立的局面。事實上，如果你去讀Heritage Foundation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就會發現“經濟自由度”高的國家幾乎都是民主國家——前五十名裏，僅有的例外是新加坡、中國港澳地區和阿曼（而這 些地方基本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威權國家或地區），而經濟自由度最差的國家往往是專制國家。這說明了什麽？如果政治民主化必然導致經濟自由度惡化的話，那我 們看到的排名結果應該是相反的：排在經濟自由度高的國家都應該是專制國家，排在經濟自由度低的國家都應該是民主國家。其實不是這樣，事實正好相反。我希望 那些以捍衛經濟自由的名義反對民主制度的人思考一下這個現象。
我不敢說在所有國家所有情況下，一定要在參與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經濟政策 之間二選一的話我都會選擇參與性政治，因爲具體情況必須具體分析，那篇文章針對泰國而寫，更多的是針對泰國的看法。但是原則上而言，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 具有相當的糾錯機制，這意味著它可能通過試錯法選舉不同的政黨上臺，在不同經濟政策間搖擺——比如美國，一會兒加稅一會兒減稅；比如印度，它可能從社會主 義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甚至拉美，今天的左派也不再是冷戰時期的左派。而非民主政治不是說它沒有糾錯能力，但這種糾錯能力不是制度化的，往往需要從天而降的 “明君”來給經濟政策“掉頭”，如果“明君”不出現，它往往需要一條道走到黑，在這個國家和社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和犧牲後才可能“掉頭”。即使是右翼專制政 府，它以暴力手段堅持市場經濟的代價往往是對人權的殘酷鎮壓，像在皮諾切特或者蘇哈托時代，輕則言論自由受損，重則人頭落地。就我的價值觀而言，人的生命 和尊嚴的重要性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到底是3%還是8%。你可以說皮諾切特和蘇哈托總比波爾布特或者史達林要好，這一點當然沒錯，但請注意，我們這裏比較的不 是奉行經濟自由的專制政府和奉行命令經濟的專制政府，而是奉行經濟自由的專制政府和尊重人權和生命的民主政府。
說起泰國，不能不想起前幾年他們的街頭政治，您怎麽看待用街頭政治賴掉民主選舉結果這種現象？可能有很多人認爲，街頭政治是更直觀的、更直接的體現民意的形式吧。
劉瑜：其實在泰國，拿2006年來說，最終“賴掉”民主選舉結果的並非“街頭政治”，而是軍人政變。光是民衆在街頭喊喊口號揮揮胳膊，選舉結果不是那麽 容易改變的。比如俄羅斯總統選舉結果出來後，烏克蘭總統選舉結果出來後，甚至美國2000年選舉結果出來以後，都有人抗議，卻不能改變選舉結果。
“街頭政治”改變選舉結果，這個現象普遍嗎？某種意義上的確普遍，“顔色革命”就是例子。前幾年肯尼亞、科特迪瓦、津巴布韋都有過這種情況。但是這些例 子裏“街頭政治”基本都是針對存在舞弊的選舉結果，所以在這類情況下，“街頭政治”未必是壞事。民衆就一個相對公正公平的選舉結果試圖“耍賴”並且在軍方 的協助下獲得成功，除了泰國，其他國家也不是沒有過，比如委內瑞拉2002年的政變，比如宏都拉斯2009年的政變，但我印象中這些是特例的情況，而且最 後的結果對於“耍賴者”並不好，他信妹妹英拉的當選、查韋斯在政變之後的重新上臺、宏都拉斯政變後國際社會的譴責，都是對“耍賴沒好果子吃”的說明。
街頭政治更體現民意嗎？問題是街頭上有各種各樣的聲音。支援他信和反對他信的，支援普京和反對普京的，支援查韋斯和反對查韋斯的，支援陳水扁和反對陳水扁的，所以就意見多樣性而言，似乎街頭並不比選票更能代表民意，它只是以更激烈的方式表達民意而已。
關於轉型的最新動向是中東。對於中東轉型，最讓大家困惑的可能是在引入民主化這一項大原則的同時，卻又抛棄了“世俗化”的另一項大原則，借用您形容拉美 的“反市場的民主化”，我們或許可以稱中東爲“反世俗化的民主化”。您怎麽看待中東民主化時的伊斯蘭化。我們看到，現在連中東世俗化的標兵土耳其也走向 “淪陷”了。
劉瑜：說轉型後的中東國家已經“抛棄”了世俗化原則，或者土耳其已經“淪陷”了，我覺得這種說法有點誇大其詞了。不錯， 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派系當選議會多數和莫西當選總統，的確讓很多人擔心埃及走向政教合一，但是莫西是以極其微弱的優勢當選的，這本身就說明埃及內部的穆斯林 優勢並不是那麽明顯，最近埃及對莫西風起雲湧的抗議更是顯示埃及世俗化力量的強大。另外，莫西最近的作爲到底是宗教極端教派在起作用，還是民主化初期常常 會歷經的一個“強人政治階段”？後者無論在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國家都是常見的。所以我個人認爲現在說中東民主化就會導致去世俗化還爲時過早，畢竟埃及轉型 從開始到現在才兩年左右，兩年就對一個國家的走向作出判斷實在太早了。
同樣，土耳其“淪陷”了嗎？“淪陷”的標準是什麽？一個溫和伊 斯蘭傾向的政黨在兩三次選舉中獲勝就叫“淪陷”嗎？正義和發展黨獲勝到底是因爲它的文化傾向還是它的經濟業績呢？我個人覺得，無論什麽政黨，如果它能夠按 照自由民主的遊戲規則上臺，能夠在憲政框架內實施治理，就很難說這個國家或社會“淪陷”了。重要的不是一個黨的意識形態傾向是什麽，而是在一個憲政框架 裏，它的意識形態傾向受到什麽樣的制約。正義與發展黨也許是一個溫和伊斯蘭政黨，但是它有能力強迫女性戴頭巾和不許開車、禁播好萊塢電影和音樂、用伊斯蘭 法而不是世俗法治理國家、讓宗教領袖享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嗎？除非它在這些方面改造了土耳其社會和政治，否則說“淪陷”可能太早。據我所知，土耳其民衆 不會輕易答應國家往那個方向前進。
反過來，我們倒是需要思考，像伊朗、沙特這樣的國家，它們需要威權體制才能維持政教合一的狀態，需 要通過各種各樣的言論壓制、人權剝奪甚至暴力鎮壓才能抹殺社會本應有的文化多樣性，使得一種文化一枝獨秀。所以，我們看到民主轉型使一些中東國家釋放出政 治宗教化的傾向，但不要忘記在另一些國家是拒絕轉型讓這種傾向制度化。換句話說，民主國家的民衆裏也許有反世俗化的聲音以及這種聲音暫時的勝利，但只有專 制國家的獨裁者才會使這種聲音絕對化和永久化。
很多人認爲美國在中東用“武力輸出民主自由”，而美國在伊拉克的民主試驗目前爲止顯然 不太成功（但日本顯然是成功的）。您在書中也提到，福山也不認爲民主自由可以被武力施加，堅持制度只能從社會經濟結構中內生出來。而就西方用經濟制裁（有 條件合作）來輸出民主，您似乎也持保留意見。
劉瑜：是的，雖然也偶然有外力成功推動民主化的例子，像你所說的日本，但是我認爲一般而 言，一個國家轉型根本的力量應該是內生的，否則即使外力能幫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難以幫助你實現民主的穩固——伊拉克、阿富汗就是典型的例子，非洲不少國家 爲了得到國際組織的貸款而採用裝飾性的選舉，也是類似的例子。“內生”有兩方面的含義，一個是成功順利的民主化往往需要一定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基礎，還有 就是民主社會團體的發育和民主文化的形成，以及在這個條件下的社會運動，這些都是外力很難真正介入的，因爲它有一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過程，拔苗助 長很難行得通。這就好像一個家長強迫一個孩子學習，孩子自己如果沒有真正意識到學習的重要性、沒有學習的熱情、沒有找到學習的方法，家長坐在旁邊虎視眈眈 作用一般是很有限的。日本的情況畢竟是特例而非常規，它吃了兩顆原子彈，道義上也一敗塗地，可以說徹徹底底地臣服於美國了，它人口結構比較單一，不存在顯 然的族群和宗教衝突，此外美國在當時的情況下可以無限地投入建設日本（不像現在稍多一點投入就國際國內抗議聲一片），還有儒家文化以及早先的憲政傳統等等 因素，所以日本的成功很難複製。
但是也不能說國際因素不重要。對那些經濟上十分依賴歐美的國家，比如墨西哥、東歐各國，外力對其民主 化可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不過即使如此，起作用的機制也更多的是“利誘”而非“威逼”，因爲“威逼”很可能引起民族主義的反彈，從而延誤而非推動民主化。 此外，國際社會所施加的道義壓力以及這背後的武力壓力，雖然未必能推動真正的民主化，但也許能讓獨裁者有所忌憚，使其獨裁不那麽極端。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 壓力，也許就不止一個薩達姆，而會有五個十個，也許穆加貝對付反對派的手段會更加有恃無恐，也許伊朗、朝鮮早就研製出了原子彈……當然這些都是假設，可惜 一般來說，這個世界不會承認我們得以避免的痛苦是收益並因此感恩，而只會認爲我們現實承受的痛苦是成本並因此感到憤怒，哪怕其實前者遠遠大於後者。 ■
錄入編輯：薛冬霞
圓一場超日趕美的中國夢
2013-12-11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 評論數: 0 |原作者: 李沃牆
20世紀，美國無論在經濟、政治或軍事均獨霸全球，直至次貸風暴，美國經濟元氣大傷而導致成長遲緩，年經濟成長率甚至不及2%；而中國經濟崛起後，每年幾近10%以上的成長率追趕，並於2010年超越日本，不過30年光景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並盼有朝一日能趕上美國，晉升為世界經濟龍頭的「中國夢」於焉產生；本月初，一場前所未有的中國夢國際研討會也在上海召開。
環顧歷史，日本經濟規模於1968年時一舉超越西德，穩坐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但卻在40多年後陷入停滯，亞洲一哥的地位拱手讓給中國；對照今日的美國，似乎也可能步日本後塵。究竟中國經濟何時會超越美國？目前看來，各種預言已是甚囂塵上，時間在2016至2035年者皆有。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達的國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國度，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許多面向出現極大的發展落差，舉犖犖大者如以下幾點：
其一，國富民不強，貧富差距大：中國人口在2020年將達14.5億，以當時的GDP推估值20608億美元計算，人均GDP僅14200美元左右，約為美國預估值57000美元的1／4。又2009年世界銀行統計全球213個國家及地區，中國人均GDP排名在124；2011年雖升至99名，但仍僅3677.86美元，尚位列較貧窮國家之林。讓人均國民收入穩步增加，縮短貧富差距，要短短數年內達成並不容易。
其二，環境汙染日益嚴重，耗損GDP：中國的高度經濟成長也帶來許多後遺症，如鋼鐵廠、煤工業、有色金屬、石化業遍地開花所造成的環境汙染極為嚴重；近年更飽受霧霾之害，多個城市汙染指數破表，未來10年將難以改善。因此，若將對資源過度開發和環境汙染以及社會福利因素納入GDP考慮，則中國的GDP就大打折扣了。
其三，金融風險加劇：大陸在經濟成長過程中，給地方政府權限增加，導致不少地方政府為求政績表現，不斷擴大融資借貸規模，結果債台高築。經日積月累後，已對於其金融體系之安全及未來的經濟成長造成嚴重的威脅。而中小企業因融資難、貸款利率高，近年來非金融機構的影子銀行，不僅規模日益擴大，體制外的地下資金泛濫，亦足以動搖金融體系。論者謂，地方債和影子銀行不僅是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不定時炸彈，亦可能讓中國成為下一個全球性債務危機引爆點，不可不慎。
其四，人民幸福指數仍低：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相當程度時，國民幸福感不見得隨之提升。在2011年的一項由聯合國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所做的「全球幸福指數」調查報告，該指數涵蓋由自由度、政治體制、宗教信仰等指標，中國排名為112名，在亞洲國家中遠低於新加坡的33名、日本的44名、台灣的46名、南韓的56名及香港的67名，未來仍有努力空間。
習近平在年初時描繪了三個中國夢：「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足見「中國夢」不僅是中國政壇新流行語，也是新領導人的口號，更可說是一個「民族復興夢」。綜合言之，中國的崛起是代表所有中國人的希望，亦是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渴望及追尋目標，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可不能忽略了環保、金融風險、人均及幸福感的提升，才能讓所有的中華子民感受到民族復興的驕傲。
（作者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霧霾能否讓大陸更清醒？
2013-12-11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 評論數: 0
10幾20年前，去大陸的台灣人免不了要被大陸人詢問統一或獨立的話題，大多數的台商都會回答說，等大陸經濟狀況好起來了，統一就不是問題了。然而，到了現在，中國已是世界上經濟排名第二的國家了，甚至已經跟美國討論G2地位了，但多數的台灣人還是對統一興趣缺缺，不僅如此，很多「先富起來」的大陸國民，也想盡辦法移民、拿外國護照。原因何在？看看越來越嚴重的霧霾天可略知一二。
今年中國大陸已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霧霾，天數創下52年之最，北京城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機場候機廳的吸菸室，更糟糕的是，過去只在北方經常出現的霧霾，現在也擴散到了南方，全大陸有25個省分都飽受霧霾之苦。
大陸經濟成長迅速，有著「中國速度」的美譽，但在環保治理上的進度卻相當緩慢。「嫦娥三號」都登月了，「玉兔」也去陪伴了，太空科技等尖端科技威震全球，奇妙的是，面對長期以來的空氣汙染，大陸環保部卻掌握不了目前空氣汙染物的來源，中國環境監測總站預計要到明年下半年才能完成各地汙染物的來源分析。
空氣汙染只是大陸現在公共環境問題的冰山一角。大陸城市裡私人享受節節高升，成為世界名牌奢侈品的最大消費市場，但是各種公共財的供給和品質，尤其是治安、交通、社會秩序、公共衛生方面，與先進國家相比還落後許多。被台灣藝人或一般民眾一再提起的「沒有門的廁所」，「白花花的屁股」這幾個字儘管讓一些大陸網民憤憤不平，但這卻與嚴重的霧霾天一樣，凸顯大陸政府在公共建設方面的嚴重不足。
在西方國家，人民可以用選票來監督、督促政府在公共環境上加大投入與治理，提升生活質量，大陸會發展出怎樣「中國特色」的公共環境治理方式，打造真正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兩岸民眾都在看。大陸央視網一篇評論文章稱「霧霾讓中國人更清醒，相信刺鼻的霧霾能給我們足夠的憂患意識」，不知霧霾能不能讓大陸政府更清醒地意識到公共環境治理的急迫性？
德國學者解釋“日本永遠不向中國認罪”原因
( http://tieba.baidu.com/p/2735105828 )
百度貼吧 籬越 2013-11-30 23:41
那小兵：恩格爾教授，您和漢斯伯格都是我熟悉的德國學者，他專精軍事歷史，你則專精歐亞比較文化學，因此我想特別請你就中國、日本和德國關係上提出意見。我們知道，日本人一向崇拜德國人，中國人也一向崇拜德國人，那麼德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民族的呢？
恩格爾：謝謝您的採訪。坦白而言，德國人比較認同日本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某種程度惺惺相惜的意味。相比之下，中國人在德國人心目中一直是個韃靼帝國統治下的“異治”民族，她缺少真正的主權意識，缺少民權意識，缺少獨立人格，如此等等，中國文化在德國人眼中更接近于“古董文明”，就如埃及文明那種，但屬於“活化石”文明。如果從戰爭角度看，真正的中華文明從秦朝開國就沒有了，而後來的中華文明“復興模式”到宋朝崖山戰役也結束了。我這麼說中國學者不認可，因為他們都以為“漢朝”才是真正的“中國漢族政權”，是“漢文化”代表。德國歷史上是城邦國家，由許多城邦大公國結盟而成，因此德國人喜歡那種個人與城邦之間的忠誠關係，貴族與庶民之間存有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崇尚自我犧牲精神，但缺點是城邦主義嚴重，直到俾斯麥時代才真正統一起來，但始終保持著某種部落精神意識，因此各類行會、宗教團體、文化組織都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德國人對於中國式的大一統帝國感到陌生而且難接受，而對於日本那種武士道精神和城邦制度傳統非常習慣。德國人欣賞中國的先秦文化和社會精神，因為那時中華大地也是由城邦國家組成的，人與天，人與人，人與邦國等關係都類似於過去的德國。德國人對於後來中國歷史中的少數民族城邦國家依然非常有興趣，從戰爭歷史看，蒙古與西夏之戰在德國被看成是中國古代最英勇的戰役，但中國人自己卻不熟悉。另外，蒙金戰爭、蒙宋戰爭等都是德國軍事學院歷史系所感興趣的題材，尤其是崖山戰役這樣一場蠻族和“初級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決戰，它讓中國人從此走上了沒有主權精神的歷史軌跡，令德國人歎息，甚至有德國人建議中國在崖山修建紀念碑。有個別德國人偏愛藏族也出於這種情趣。也正是出於這種感情，德國人心中當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恥辱，德國人選擇了復仇主義，由此產生了納粹主義，最後，德國在把血流乾後重新做人，經歷了分裂和統一，這就形成了現代德國。許多中國學者認為德國是戰敗國，其實德國人的精神沒有潰敗，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德國沒有被異族統治過，沒有被“異治”的民族就不會喪失獨立意志，也容易保存公民共治意識。當然，這背後原因非常複雜，我只是簡單談談。同樣，日本沒有被外族“異治”過，因此沒有中國那種服從大一統天下的概念，搞民主制度比較容易，但問題是如何不搞軍國主義，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完全解決。中國很難做到這點，秦國大一統模式注定了所有中國統治者都必須壓制地方自治權力，方法就是剝奪民眾的獨立人格，先是搞法家專制，後來添加了儒家等級倫理統治，如同一個“少數民族貴族”統治整個“中華蒼生”，產生了皇權與民權，“外族”和“本族”之間的永遠對立，即使漢族皇朝也把自己當成“異族”看待，這可以是“八旗”也可以是“黨派”，永遠保持自己高於民眾地位，這在全球是罕見的。
那小兵：這種說法的確讓中國人吃驚。這種“異治”是否造成了中國和日本乃至德國之間不同的現代化軌道？
恩格爾：當然非常明顯的起到了作用。日本天皇歷史接近兩千年而不斷，中國則經歷了數十個不同朝代和王朝，可見兩者區別很大。日本神道與德國基督教不同，但也具有了某種普世價值特徵，比如“忠”的精神內核，不論是人與人之間，貴族與庶民之間，都具有忠義的相互依託情感觀念，這種觀念不是儒家那種繁雜重複的說教，而是一種思想和情感方式，不因為地位不同而有差異。相比之下，中國沒人信仰，但卻有倫理，信仰是發至內心的感情感念，而倫理是大家遵守的規則，兩者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大差距，日本的“忠”可以讓日本人感到自我犧牲是一種絕對崇高，具有審美意義，而中國人的“孝”倫理卻是嘴裏說的，職位需要的，是做給別人看的。中國人有“忠”嗎？我認為一個不信神的民族不會有真正的“忠”，根本就沒有那種至高的情感和衝動。當八國聯軍打到中國時，大批義和團和民眾投靠外國軍隊，這讓德國部隊十分驚訝，一問才知道他們都恨滿族統治，希望洋人解放他們。你知道嗎，德軍攻打北京最英勇的就是膠東華人先頭部隊，不惜流血犧牲為德軍立下汗馬功勞，這讓德國人後來常用華人部隊打主攻。德國人在天津駐紮一年，建設了中國最早的西化管理體系，後來被推廣了全國，可見中國人看重實惠，而不是愚忠。同樣，德國在青島統治十七年，當地鄉紳個個擁護德軍臨時政府，市政建設一片欣欣向榮，後來日本人來攻打，青島民眾踴躍支持德軍抵抗。當年青島人歡迎德國人治理有幾個原因，一是德國建立了一套平等的司法制度，德國人和中國人按同一個套規則管理，治安良好，中國人第一次發現了“法律平等”的實施過程，二是德國人在青島建立教堂和學校，德國教徒和中國教徒平等，中國人第一次瞭解到什麼是“天賦人權”的信仰，三是德國人在遠東建立設想是“百年計畫”，不惜血本搞建設，青島經濟大大受益。德國在青島的經濟發展當時遠遠超越英國的香港，後來日本人和英國人攻入青島也自歎不如。德國人在青島的治理給後來的中國領袖人物一個良好印象，包括蔣介石也非常崇拜德國治國治軍文化。我前年到青島，一位老教授告訴我：青島人最喜歡德國人，最恨日本人，雖然他們都曾經是法西斯。當年希特勒也支援中國多於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教官，甚至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時，只有德國人敢於相救，所以中國人對於“德國法西斯”沒有特別痛恨。希特勒這個人十分看不起日本人，認為他們不配和德國爭奪天下。二戰後，德國人很快在思想意識上與美國融洽起來，一方面德國也是美國一樣的新教國家，民族主義挫敗後一步退回到普世價值原型，這個心理關不難跨越。東德則進入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圈，這個東西原本就是德國極端主義文化一部分，也不難調整，結果德國人成為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的寵兒。日本就不同了，他們改成和平憲法是出於不得已，不見得很真誠，但美國人讓他們敬佩和服氣，服氣就服從了，久而久之也習慣了。美國人在日本沒有搞皇朝更替，而是搞文化更新，這點比德國人更偉大。另外，日本在西化啟蒙階段就依靠與中國文化劃清界限搞起來，通過對中國文化貶低而全力搞西化，因此現代日本人一直對中國文化有偏見，同時，日本被美國“和平”後一直無法擺脫“異治”感覺，沒有自己的民族本體發展戰略，必須依附美國戰略，因此養成了依賴心理，像個不成熟的人，不成熟就不會感到有認罪責任。日本一位著名學者曾對我講：日本可以向美國人認罪，可以向英國人認罪，可以向澳大利亞人認罪，因為英美都具備了懺悔文化，這種文化圈內的人有自我認罪的信仰，認罪是一種自我強大方式，但日本人絕不敢向中國人和其他亞洲國家認罪，因為一旦認罪就會被當成未來報復的理由，亞洲人沒有懺悔文化。我個人認為日本人永遠不會向亞洲人認罪，相反，德國人很誠懇地到青島和在德國本土向青島人民認罪了，德國人也就成了中國人的真誠朋友。
那小兵：非常高興您接受這次採訪，給我們讀者這麼多獨特的見解。補充一點，青島人至今喜歡德國人，希望日本人能學習德國人，做中國人民的朋友。
湖南芷江抗戰勝利紀念碑。原碑曾在文革中被毀，此碑是複製品。
俞可平：民主法治 破解官本主義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強調 「有權就有一切」餘毒還在
2013-12-1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22| 評論數: 0
中共高層重要文膽、以〈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聲名大噪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日前在一場演講中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他提出「民主」和「法治」是解決該問題的不二法門。由於俞可平近年多次高調暢談民主，今次談話又再次引發外界關注。
中共中央編譯局、重慶西南政法大學，14日在渝舉辦高峰論壇，邀請大陸全國政協前副主席羅豪才致詞，俞可平則以〈中國歷史上的官本主義〉為題演講。
民主政治發展 新趨向
羅豪才認為，民主政治發展與法治中國建設，將是今後大陸新的政治發展趨向；民主程序和法治精神，將構成大陸政治發展的兩大要義。
俞可平則稱，官本主義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本質特徵，是數千年中國傳統社會的實際形態，且官本位就是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擁有權力意味著擁有社會資源，並成為影響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屬性的決定性因素。
他還指出，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全面進步，但現實中，「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餘毒還大量存在。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他提出兩帖解藥，即「民主」和「法治」。
有趣的插曲是，當日演講時，一名學生向俞可平提問說，「今天這個會場上，第一排是有水喝、有座位的老師，第二排是沒水喝、有座位的老師，三排以後是有座位或站著的同學，這種區別，是否可作為官本主義解釋！」
政治改革風向球
俞可平近年常大談民主，2006年發表的〈民主是個好東西〉，曾被許多觀察家看作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風向球，他也獲得大陸「民主思想推手」封號。2012年6月，俞可平在《財經》雜誌撰文宣揚「增量民主」，認為中共黨內的民主化將影響大陸的民主化，最終達到「人民民主」。
文膽高談民主 中共政改露曙光
2013-12-1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4| 評論數: 0 |原作者: 陳筑君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外界解讀中共「政治改革」有褒有貶。
褒者認為，此屆三中改革涵蓋面廣，不但釐清政府和市場關係，且紀檢體制改革、司法改革、幹部政績考核、官員財產申報等，均屬政治領域，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重要支撐。但貶者批評，中共當局避諱「民主」二字，僅說「人民當家作主」，有「忽悠」之嫌。
綜觀當前大陸形勢，政治生態複雜、社會積弊深重、公民素養有待提升，不論新一代領導人要推行哪項改革計畫，都是困難重重，尤其台灣民主推行逾20年來，出現許多弊病，雖然民主值得台灣驕傲，須承認的是，台灣社會也為此付出諸多代價。香港「占領中環」民主運動，同樣被北京當局看作是負面教材。
不過，台港例子並未讓大陸將「民主」視為洪水猛獸，否則中共高層文膽的俞可平，近年就不會公開大談民主。本屆三中全會前，俞可平曾透露，中共將推行政治改革，如今他再開藥單稱，「民主」、「法治」是破解官本主義唯一途徑，這不但是北京中央向「既得利益者」喊話，亦是新一代領導人政治改革的跡象。
國父書禮運大同碑 將重見天日 陸著名建築師彭培根建言放回日內瓦聯國大廈門口 已獲回應
2013-12-1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3| 評論數: 0
大陸著名建築大師彭培根10月致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呼籲將1948年國民政府贈送給聯合國的國父手書《禮運大同篇》石碑，重新擺放回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日前已獲大陸外交部回函，將就此事持續與聯合國祕書處保持聯繫，根據聯合國總部大廈建設工程的進度，及時跟進，並與相關部門認真、積極研擬妥善解決辦法。
1945年聯合國成立，聯合國大廈落成後，南京的國民政府將國父孫中山手書的《禮運大同篇》石碑贈送給聯合國，放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辦事處）的大門口。
石碑1974年移典藏室
1972年，大陸進入聯合國，由於正值文化大革命「批孔揚秦」運動的高峰期，1974年，大陸代表團要求撤除上述石碑，雖經聯合國祕書處的泰勒博士及國際人士極力反對，但在大陸的壓力下，石碑被移至典藏室收藏。
為此，做為清華大學資深教授、聯合國生態安全科學院院士的彭培根，透過北京清華大學黨委的正式管道致信中共中央，呼籲大陸出面請聯合國祕書處將這塊石碑放回1974年的原處。
他認為，這對大陸在國際上的形象，還有兩岸關係會有巨大的良好的影響。
聯國總部修繕後處理
據說，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相當重視彭培根建言，要求大陸外交部等部門就有關事宜提出處理意見。大陸外交部已於日前正式回函彭培根，告知處理進度。
根據大陸外交部的瞭解，孫中山先生手書《禮運大同篇》石碑，現封存於紐約聯合國總部禮品收藏室；由於聯合國總部大廈正在修繕，為節省空間及保護相關贈禮，聯合國將所有未展示的各國禮品打包封存在貨櫃內，待建設工程全部竣工後，再逐一開封，重新登記入庫。
為此，聯合國祕書處表示，目前不宜進行實地查看，等到聯合國修繕工程竣工後再妥當處理。
70高齡、愛管閒事的彭吉訶德
2013-12-1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3| 評論數: 0
雖已70高齡，但第一次見到彭培根，不少人會覺得他是個「過動兒」。大從人類生態安全、兩岸關係、北京三大醜建築，小到違規停車，他都有意見。別以為他是個「憤青」、說說而已，像上書國家領導人、串連學者聯署等行動他都做過。
北京市的汽車銷售限額制度就是採用彭培根的建言；北京五環路不收費也是彭培根於2006年向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建議的。
彭培根深知說易行難，因此他的改革理想都先從自己做起。20多年前，他是清華建築學院第一位用全英文授課的教授，也是清華大學第一位讓學生不記名給教師填寫評分表的教授，在堅持8年後，清華大學終於建立了這種評分制度，他才停止自己辦理。
大陸國事如麻，要實現民族的全面振興何其難也，彭培根並不是不知道，正因為知其難而為，大陸知名報告文學作家理由稱他為「彭吉訶德」。
大陸需要起而行的知識分子
2013-12-1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5| 評論數: 0 |原作者: 宋秉忠
從表面看，大陸社會平靜、財富快速累積，因此有人樂觀估計，20年內，大陸將再次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然而深入觀察，大陸社會顯得「過燥」，北京一位多次訪台的局級媒體負責人日前就表示，難怪大陸社會經常會爆發出一些外人難以想像的事。
對於大陸社會的隱患，大陸知識分子不是不知道，看看那些擁有上百萬粉絲的博主，沒看過有一個說「目前情勢大好」，但他們大多也只是說說而已，壓根兒沒打算用行動去扭轉目前的形勢。
一位在北大任教的台灣教授表示，大陸不像台灣當年退出聯合國時，有「滅國」的危機，但大陸教授們想撈一筆遠走海外的人比比皆是；這些有辦法的教授們普遍不滿現況，大都把妻兒移到國外，而自己留在大陸的唯一原因是「錢好賺」。
在這種情況下，像彭培根這種不但坐而言，同時起而行的「彭吉訶德」，就顯得格外難得。
陸官員財產公開制度 正在建立
2013-12-1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5| 評論數: 0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大陸進入新一輪改革，在反腐倡廉部分，學者普遍認為，重要官員財產公開已成為國際慣例，在社會關切下，三中全會提出有關辦法，顯見大陸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正在建立，未來民眾可望監督官員的財務情況。
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日前發布〈如何進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提出「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從業、財產、出國（境）等有關事項公開制度的試點」。自1987年相關制度被提出後，相隔26年，試點工作開始運作。
大陸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告訴《中國青年報》，重要官員財產公開已是國際慣例，若中國不推行的話，將無法給民眾解釋，「大家希望官員財產公開並接受老百姓監督，這是一個最起碼的制度，此次三中全會回應了社會關切。」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認為，新提任幹部財產公開需3項配套機制，包括資訊核查、法律追責、公眾監督。他說，通過法律法規等形式，制定對虛假申報等的懲戒措施，像是免職、降職等，並通過官員財產的社會公示，努力發揮公眾監督的力量。
目前，廣東部分地方已對官員財產公示進行試點；浙江溫州洞頭縣、江蘇磐安縣和灌雲縣、重慶巴南區，也已試行擬提拔幹部任用前財產公示。
從平壤政治動盪看大陸政改
2013-12-17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9| 評論數: 0
北韓統治階層爆發政治清洗，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和過去歷次北韓內部政治鬥爭與清洗大為不同的是，北韓世襲統治家族第三代領導人以相當戲劇化、極其迅速的手法徹底清除了該國第二號權力人物張成澤。張成澤不但是北韓勞動黨政權的重要支柱人物，更是金家的姻親，也就是說，不管外界賦予張成澤多少標籤，比如改革派、親中派、攝政王等等，這次的清洗其核心特點在於這是場統治「家族」內部的殘酷鬥爭，是禍起蕭牆的一場政治風暴。有日本政治人物說這場清洗讓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北韓這場權力鬥爭由於其「家族性」，遠比文革中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還令人怵目驚心。
張成澤一案凸顯了北韓體制的特性與弱點，值得人們思考。首先，是北韓權力交替的不穩定性。眾所周知，北韓政治是「社會主義陣營」當中極其罕見的案例，其權力承繼竟是家族世襲，是完全的封閉黑箱，可以說並無制度可以遵循和依靠，也因此，必然出現巨大的內部動盪，而這種權力交替帶來的震盪可說是自古以來凡是專制政治必有的病症。在北韓當局所公布張成澤罪刑的判決文中，竟然明載「無論歲月流逝、世代交替，白頭山血統是絕對不能改變和更換的」，同時嚴厲批判張成澤背叛了「白頭山卓絕偉人們的政治信任和恩惠」，充分顯示在北韓國民經濟困難、民眾生活困頓，社會主義和所謂主體思想的吸引力大幅滑落，北韓政權正當性已經十分低落，「血統」竟然成了金正恩最主要的正當性來源。
在世襲政治不穩定性的另一面，則是專制政治的殘酷性。北韓當局這次公布張成澤被捕、受審的畫面，並以「天下頭號千古逆賊」、「賣國賊」、「反黨反革命分子」、「惡毒的政治野心家、陰謀家」、「狗不如的人間渣滓」來形容張成澤，同時迅速處決，充分凸顯了這個政權的殘酷性與荒謬性。
而這種殘酷性的根源，當然來自於北韓完全集中於一人的權力體制，如同評論者指出的：這種無邊的權力一方面是體制下所有人生死存亡的關鍵，另一方面，由於權力缺乏制度性的法治基礎，掌權者只有靠殘忍的權力行使才能顯示權力的存在。進一步來說，張成澤案爆發後，外界相當關注北韓對外政策是否會發生重大變化，其根本原因在於，在專制政治下，掌權者個人的命運變化和權力的交替將會深刻影響政權的對外政策，對區域和世界穩定造成衝擊。
中國和北韓兩國有傳統友誼，更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淵源，然而從張成澤案凸顯的種種問題，我們當可認識到今日中國大陸的重大進步，而這一切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和執政者共同努力下的成果。
中國的民主政治雖然建立的十分艱辛，但已經根本告別了世襲家族政治，毛澤東時代的權力接班固然出現種種危機，但「家天下」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從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起，更從文革經驗中汲取教訓，權力交替逐步制度化，同時大大提高了透明度和可預期性。不但腥風血雨的權力接班不再出現，更確保了體制的穩定性。進一步來說，隨著大陸權力體制的制度化和半透明化，人才的培育拔擢和政策的延續穩定也都有了明確的保證，絕不可能出現如金正恩一般，登上政治舞台僅約三年左右、完全缺乏循序漸進的栽培和歷練，就在極短時間內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這樣的情況。由前段時間的薄熙來案審理時的透明度，更可看到大陸當局在法治建設上的努力與進展，這和張成澤案也有絕對的差異。
北韓和大陸政治現代化的差距可能超過30、50年，北韓的恐怖政治也一再提醒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絕不能走回頭路，當然，也仍有一段長路需要奮鬥。中國告別了皇權本位時代，但誠如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近日指出的，在現實生活中，「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餘毒還大量存在，依然是一種「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俞可平強調，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義的唯一途徑，此言看似老生常談，但從北韓負面經驗來看，確實是切中要害。我們期盼大陸當局能多頭並進，從黨內、人大、政協和法院的民主建設同時著手，讓民主程序和法治精神，真正構成大陸政治發展的兩大根本方向。
深度解讀三中全會關鍵報告
《今周刊》887期 發刊日期：2013.12.19
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說，中國未來10年至20年的大事都已決定。
這些大事來自十八大三中全會，由中國總書記習近平強勢主導。
這份全文長達2萬字的改革藍圖，是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最關鍵決策，從郭台銘到阿基師都關注。
若上一個黃金20年你來不及參與，這一次你絕對不能錯過！
從11月中旬到現在，台商圈裡最流行的話題就是：你怎麼看三中後的中國經濟？經過六月錢荒、第二季7％的緩速經濟成長率，台商莫不感到這一年經濟暗潮洶湧、驚滔駭浪，對中國前景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樂觀了。
最明顯情況就是中國經濟成長已經減速，從過去動輒十位數的經濟成長，今年降到7.5％，而中國地方財政債務嚴重，顯示過去靠政府投資拉高經濟成長的模式再也無法見效。
改革非空話
國家安全委員會確立習近平強權
中國新成長模式往哪裡找？答案顯而易見，就是提高民間消費比重。然而「經濟結構調整」從胡錦濤、溫家寶時代就已經列為重點施政計畫，他們沒辦法做到，習近平難道會有不同？
11月12日結束的三中全會，公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這個由習近平親自擔任起草小組組長的改革方案，全文約2萬字，涵蓋16大面向，60個改革計畫。
當外界急著解讀《決定》裡洋洋灑灑的經濟藍圖，曾在北京經商20多年，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的作家範疇卻最關心三中後的權力藍圖。因為這攸關習近平說的改革是不是真的？有沒有能力推動？會不會只是曇花一現，最後像胡溫一樣，淪為泡影而已？
「在這2萬字裡面，最重要的玄機在不到300字的第50項裡。」範疇說。
這兩個新成立的機構其實是習近平為了克服經濟改革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他要跨過共產黨既有的官僚體系，直接把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範疇說。從這一點看，習近平和胡錦濤、溫家寶不同，他展現出「中國新強人」姿態，有機會推動這個「全面」又「深化」的艱鉅任務。
果真，從三中全會結束至今一個多月，六十項計畫中，至少已經啟動十七項。另外，這個月也有三個省部級官員因為涉嫌違紀而被調查，顯見在三中全會之後，中國推動改革的決心與腳步明顯加快。
中長期任務
前兩年暖身，後五年才會大步走
當改革真的啟動，回過頭來解讀《決定》全文才有意義。事實上，如果《決定》文中所提到的專案真的實現，那麼一、二十年後，《決定》勢必成為中國經濟史上重要檔案，歷史定位可能僅次於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的三中全會。
在那次會議，鄧小平宣示了改革開放之路，是中國經濟進一步向市場機制靠攏的轉捩點。
《決定》中饒富意味的一句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與以往強調「市場的基礎性作用」不同。
中國國務院參事、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林毅夫甚至提到，到了二○二○年，中國人均收入將達到一萬二千七百美元，去年中國人均所得約五千四百美元。
《決定》文中提到：到二○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句話，顯示改革是中長期任務，二○年才是檢驗改革成果的時候。
海基會顧問，同時也是投資中國資訊網社長李孟洲分析，二○年是個關鍵數字，它關乎習近平改革的節奏與目標。一五年底，中國會提出「十三五」規畫，規畫一六年到二○年的經濟目標，而十三五的結束正好就是驗收《決定》改革方案成果的時候。
本文摘自12月18日出刊之《今周刊》887期封面故事「習近平沒說出口的商機」，同期內容除本文外，並有「捕捉『改革紅利』 不能忽視的三大亮點 」、「陶冬：小政府、大市場，就是核心概念！ 」、「高盛、大摩預言：經濟穩增長 消費力提升」等系列報導，更多內容請參閱887期《今周刊》。(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資料來源：今周刊887期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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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毛遺容 習：決不當李自成 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中共7常委出席 重申反腐決心
2013-12-27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672| 評論數: 0
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當天上午9點，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7名政治局常委前往毛澤東紀念堂，向毛澤東坐像三鞠躬之後，便瞻仰了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澤東遺容。隨後，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座談會。會上，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毛澤東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之語，表達「拒腐防變」的意涵。
中共中央舉行的毛澤東紀念座談會由劉雲山主持，習近平發表講話。會上，習近平再度引用毛澤東的話語，並首次提出毛澤東於1949年由西柏坡入北京前夕所說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一語，以此為信號，重申他「反腐倡廉」的決心。
堅決祛除黨的毒瘤
習近平並進一步表示，要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古訓，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增強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自覺。他強調，凡是損害中共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病症都要認真醫治，凡是滋生在中共黨的健康肌體上的毒瘤都要堅決祛除。
三七開評價毛功過
此外，習近平延續了自鄧小平以來，中共官方以「三七開」來評價毛澤東歷史功過的論調。他說，「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
小 靈 通
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河北西柏坡進駐北平（今北京）時，曾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麼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黃淑嫆）
毛澤東撕裂當代中國
世界新聞網 - 新聞 李直 December 26, 2013 06:00 AM
26日是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放在天安門廣場的那具水晶棺材裡的毛澤東大體，迎來了最近30多年來最隆重的致敬。中共名義上的領導核心之全體成員向毛屍表敬的舉動，無疑是撕裂中國社會的最新之舉。這個舉動，是在為毛的統治所害苦了的中國人的未癒傷口上，又重新搓上了一把鹽。
陰魂未散 紅二代必舉毛旗
在中國，毛澤東死後近40多的時間裡，他的陰魂從未散盡。中共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以及毛的戰友、同事、學生的身分，使得中共上層絕難徹底拋棄毛澤東這面旗幟。「六四」事件後，合法性盡失的中共，只能回過頭去向毛乞靈，以復現「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坦誠來面對其治下的民眾，其恐嚇之中其實多是無奈。江澤民正式接任中共總書記後即赴延安，胡錦濤接掌中共總書記後即赴西柏坡，都是中共乞靈毛澤東的標誌性之舉。
及至薄熙來，這位被毛澤東害死母親、害慘父親的紅二代，再次公然高高舉起了毛澤東的旗幟。中共18大前，薄熙來倒了，但毛澤東的旗幟沒有倒。相形之下，倒是習近平似乎把毛澤東的旗幟舉得更高。
當然，與習近平剛剛接掌中共總書記大印時相比，最近兩月的祭毛活動確實少了鼓動和放任，而多了降調和限制。但是，降調和限制並不表明中共要丟棄毛的旗幟，而完全是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實際上，自薄熙來重拾毛的衣缽以來，中共乞靈於毛的舉動，反激起了徹底否定和清算毛的呼聲。因此，對祭毛活動加以限制，實際上就在新形勢下把毛的效用最大化。
乞靈於毛 凝聚黨官忠誠度
今天中共祭毛，早沒了信仰與理想的成分，實乃為利益權衡的結果。在中共執政合法性、中共黨的利益及黨內左右之爭、中共官員及其後代的個人利益、以及中國民眾理想化的政治象徵之間，毛澤東仍然是最大公約數。維持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存在，在中共黨內靠利益捆綁，在中共黨外則靠虛無歷史，尤其是虛無1949年以後的歷史。
在利益日趨分化和極化的中國，毛澤東似又成了中共的大救星。中共用利誘來維繫官員對黨和對當下制度的忠誠度，用虛無歷史所形成的有關毛的神話，在下層民眾中製造政治幻想，並以此來凝聚底層民眾的向心力。但是，在互聯網時代，虛無歷史的努力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並且，這種挑戰的成本越來越小，而應對這種挑戰的成本卻越來越大。更關鍵的還在於，中國的政治現實正持續不斷地為這種挑戰提供越來越多的實際例證。
因此，不論中共高層如何乞靈於毛澤東，中共希圖把毛澤東由負資產變為正資產的努力斷然不會成功。在此，儘管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後30年，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後30年否定前30年）來接續毛的香火，但是，中國在最近30年所取得的經濟增長與毛教旨無任何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
毛若靈光 何必搞改革開放
習近平與薄熙來這一代人，是「在毛澤東思想雨露滋潤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代新人，大概也是中國唯一一代從少年至青年完全都庇蔭在毛澤東時代下的新人。對於這一代人而言，他們已經把虛無了的歷史當成了無虛的歷史，他們的眼界和見識受限於毛，他們的認知和認識塑造於毛，說毛話、背毛語錄、誦毛詩詞已經不自覺地成為他們話語體系的主要部分…。
然而，中國若要向前進，乞靈於毛，無論如何都是抱錯了佛腳、燒錯了香。毛若靈光，何必還搞改革開放呢？（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如果沒有毛主席
作者： 葛布勒 gobullah
必要假設：如果沒有毛主席。
推論：1，父線；
如果沒有毛主席，我的太爺爺應該還在山東種地，並且是作爲僞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和鬼子摔過跤被鬼子各種佩服的普普通通的農民。
如果沒有毛主席，我的爺爺應該也在種地，不會在參軍之後學習中西醫理論之後，退伍成爲濰坊中醫院的一位中醫。
如果沒有毛主席，我的父親應該也是種地，不會考到裝甲兵學院而後成爲解放軍十大科技新星，專業之後成爲某事業單位的領導並把這個單位起死回生轉活轉火。
推論：母線：
如果沒有毛主席，我的太姥爺應該是東三省某個縣的縣長，並且家裏人主要在天津小白樓裏盤剝老百姓，享受在20世紀50年代能吃到乳酸飲料、汽水和巧克力的待遇；而不是在文革中把所有財産基本捐給政府，然後安然無恙。
如果沒有毛主席，我的姥爺姥姥應該是東三省某個縣縣長的第五個兒子和兒媳，碌碌無爲地依靠老本和土地在僞滿中國聽日本人發號施令，而不是成爲工人，在文革中安然無恙。
如果沒有毛主席，我的母親應該是東三省某個縣縣長五兒子的千金，以性格潑辣而能幹而有好多人來提親，並且根本不知道遠在天南海北的某個農村裏還有我父親；而不是在北京獨到高職畢業因爲分數搞錯而沒能當上大學生，後來在別人介紹下認識我爸。
結論：我自己
如果沒有毛主席，還真就沒有我= =，雖然毛主席把我舅三姥爺劃分到右派被整的很慘，同時基本母親那邊家財繳公，但是有毛主席的情況下，我爺爺得以在解放軍裏學醫，養活我父親和叔叔姑姑，讓我父親成爲一個學霸而考入北京最後認識差點被招走當空姐並差點嫁給某個警察的我媽而有了我，就我的存在來說，我有理由感謝毛主席的政策，雖然毛主席和他的接班人讓我玩個玩具也差點蹲號子，但是在我這個完全沒學過哲學的給文科丟臉的文科生把條理理清楚之後，我覺得我可以說一聲：“毛主席萬歲。”
ps：我邏輯差，對我有異議請不要直接罵，你說服我我就信你的。
陸作家爆祕辛 知青崇周抑毛 前紅衛兵為與四人幫對決 盼周恩來「開戰」
2013-12-28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99| 評論數: 0
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大陸各界對毛澤東其人其時代有更深刻的討論，大陸名作家梁曉聲指1980年代知識分子開始懷疑文革意義和動機，「當時多數人更崇敬周恩來而非毛澤東。」
鳳凰網摘錄梁曉聲《似夢人生》一書，表示1980年代絕大多數返城（相對於文革時代下鄉）知識青年對周恩來的崇敬程度高於毛澤東，有人在「上山下鄉」以前、打倒劉少奇以後，或是文革的第2、3年，就暗暗懷疑文革的意義和動機，質疑毛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
勝利後願重新膜拜毛
梁曉聲說，1970年代中期文革接近尾聲時，許多知青對周恩來抱有期待，希望他以非常方式解決四人幫，「這是一代人當年心中祕密：他們曾暗自心理準備，只要周總理在北京一拍案一揮手，他們將群起回應，粉身碎骨萬死不辭，以拯救國家於危亡邊緣。」
這些知青（也是前紅衛兵）的想法非常矛盾：這次他們真的想造反，但不是衝著「偉大領袖」，而是為了和四人幫一決勝負，因此需要周恩來這樣的統帥，但勝利以後他們願意重新膜拜毛澤東。
1976年周恩來逝世，4月5日天安門發生反四人幫、否定文革的群眾抗議運動，梁曉聲認為是當年許多中國人包括知青感到前所未有的落空、無望感。
周不願拿中國做冒險
梁曉聲說，返城後，知青間坦誠當年心中想法，無不感慨自己思想幼稚；他們理解到，如果當年中國當真發生自己暗自祈禱之事，那麼中國必定四分五裂，後果不堪設想，今天中國什麼局面也完全說不準。梁曉聲認為，周恩來的不作為，是因為他以畢生精力維護中國完整統一，認為自己無權拿中國前途冒險。
寫了3部知青小說的梁曉聲總結，對於知青一代，中國的革命史是充滿英雄色彩的史詩，因此他們很難降低標準去看後繼政治家；「所幸知青一代就要老了，下一代會有下一代的標準，用下一代願意的目光看。」
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新聞
2013-12-28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3| 評論數: 0
2013年即將進入尾聲，在評選過去一年的重大新聞之餘，大陸有不少媒體盤點2013年「斷頭」新聞。何謂「斷頭」新聞？就是有頭無尾的公眾關心事件，諸如河南大橋坍塌事件、廣東鎘大米事件。
衡諸中國過去的慣例，凡是熱頭上的新聞事件，該管單位一定義正詞嚴表示追究到底；許多新聞媒體為示慎重，或者為了給公部門壓力，也會在新聞的最後註明，「本網將持續關注後續發展」。
可恨的是，許多案例告訴我們，這些事件最後往往沒有下文。公部門見熱潮已過，噤聲不理，新聞媒體或在追逐新事件、或在莫名的壓力之下，也沒有「繼續關注」。
今年情況略有不同，河南高速公路大橋，因載運煙花爆竹的貨車爆炸，大橋坍塌，多人死亡，相關單位至今沒有給一個答案；廣東食品藥監局曾主動發布，農田受重金屬汙染的鎘米案，也不見後續處理方案。新華網等國家媒體在年底主動關心，最後處理結果為何不公布？
今年，大陸中央奮力肅貪，至少16名部級官員遭查處，肅貪倡廉的力道有史以來最強勁。沒有人敢再懷疑中共打貪的決心。
打貪不該只針對個人查處，對於重大公共事務的弊端也應一查到底，這才是給老百姓交代。就如同部級官員貪腐要公開法辦，有決心的政府不怕家醜外揚，就怕揪不出體制內的蛀蟲。
既然新華網都已經出頭要追查公共工程弊端，中紀委在查察官員素行之際，也該派人查查過去一年的重大新聞後續，肯定能從中發現些線索，如此才能震懾百官，讓官員知道，自作孽，不可逭。
公共場所吸菸 陸領導將被嚴辦 中央發布《通知》 藉此提升公務員形象
2013-12-3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29| 評論數: 0
為了維護黨政機關及領導幹部形象，大陸中央近日下發一份禁菸《通知》，《通知》不僅禁止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在公共場所吸菸，還要求把各級黨政機關闢為「無菸機關」。
新華社29日報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領導幹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菸有關事項的通知》，對於領導幹部帶頭禁菸作了重要規定。
黨政機關變無菸機關
《通知》提到，近年來，在公共場所吸菸的現象仍然普遍，特別是少數領導幹部在公共場所吸菸，損害了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形象，要求以實際行動作出表率，自覺維護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形象。
《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不得在學校、醫院、體育場館、公共文化場館、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菸的公共場所吸菸，且在其他有禁止吸菸標識的公共場所要帶頭不吸菸。同時，要及時勸阻和制止他人違規在公共場所吸菸。
《通知》還規定，各級黨政機關公務活動中嚴禁吸菸。公務活動承辦單位不得提供菸草製品，公務活動參加人員不得吸菸、敬菸、勸菸，嚴禁使用或變相使用公款支付菸草消費開支。
更進一步的，《通知》明文規定要把各級黨政機關建成「無菸機關」。機關內部禁止銷售或提供菸草製品，禁止菸草廣告，公共辦公場所禁止吸菸，還要張貼醒目的禁菸標識。
展開禁菸宣傳活動
此外，各級黨政機關要鼓勵吸菸職工戒菸。衛生、宣傳等有關部門要廣泛動員，深入開展形式多樣的禁菸控菸宣傳教育活動，在全社會形成禁菸控菸的良好氛圍。
對違反規定在公共場所吸菸的領導幹部，《通知》要求各級黨政機關要加強監督檢查，給予批評教育，造成惡劣影響的，要依紀依法嚴肅處理。
衡陽人大賄選案 431人立案調查
2013-12-3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25| 評論數: 0 |原作者: 記者洪肇君／綜合報導
湖南省紀委29日發布消息稱，衡陽市人大代表選舉賄選案，對涉案431名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進行黨紀政紀立案；調查中發現涉嫌犯罪的人員，移送司法機關，湖南省人民檢察院29日已依法對衡陽破壞選舉案立案調查。
湖南衡陽市人民代表大會爆發大陸建政以來最大規模賄選案，2012年底選舉湖南省人大代表時，56名當選人涉嫌以金錢或禮物賄選，省人大已將這56人除名；衡陽市527名市人大代表，買票或賣票的共521人，現在也全部辭職。
中新網等媒體報導，衡陽市人大會2012年底選舉湖南省人大代表61人，有56名當選人涉嫌賄選，已在28日解職；未涉案的另5人，不明原因主動辭職。湖南省人大代表原763人，現剩702人。
去年底的這場選舉，涉案候選人合計花掉1億多人民幣用來送禮或現金賄賂。衡陽市人大代表共527人，送錢或收錢的518人外，又有3人涉選舉工作失職，也就是說527名人大代表有521人涉案，比例高達99%。
小 靈 通人大代表選舉辦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鄉鎮、縣市區、地級市、省與自治區、全國均設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選舉的方式分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縣、鄉兩級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另一種則是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設區的市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洪肇君）
中國式民主
2014-1-4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53| 評論數: 0
湖南衡陽市人民代表大會爆發賄選案，500多名人大代表有9成9涉案，已全部革職。這證明中國的確有「民主」，選民有自主權才可能賄選，若只「貫徹黨組織的意志」，不會有賄選問題。
這一件「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省級人大選舉弊案，突顯了幾個問題。首先，間接選舉易生弊端，由市人大來選舉出省人大代表，就像當年台灣省議員選舉監察委員一樣，賄影難絕。
其次，中國真的下定反腐掃貪的決心，除惡務盡。此案第一次遭檢舉，湖南省政協壓下不處理。中紀委中央巡視組一到，重新調查就查個底翻天，毫不顧忌省政協副主席的面子，重組衡陽市人民代表大會也不足惜。
再者，「中國式選舉」不只在衡陽有，全國各地都有所聞，只是中央巡視組不可能全部一一詳查，要導正選舉風氣，有賴各省級紀委施鐵腕。
選舉只是民主的一種方式，中共中央過去只講黨內「民主集中制」，現在把反腐掃貪的力道用在查察賄選，一口氣掃掉500多名涉賄貪官（人大代表多半是下一級官員），震懾百官的作用非常強大。
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衡陽這件大案擲地有聲，威力不輸給逮捕部級貪官，或許，辦理此案可讓大陸「民主選舉」走上正軌。未來各地辦理選舉業務，一定不敢再胡來瞎搞。
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藉提名「金牛」增加選票造成選風敗壞，遺害至今未除，仍繼續傷害台灣民主素質，中共似已記取教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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