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從明到清的歷史轉折 ——明朝在衰敗中走向開放，清朝在強盛中走向封閉
作者： 金鋮
怎樣認識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中國爲什麽從先進走向落後，一直是史學界乃至國人關注的重大問題。許多人熱衷於抨擊明朝的腐敗，同時也熱衷於稱頌清朝康雍乾盛世。如果孤立地談論這兩個事實，似乎並沒有找到中國走向落後的病根。而將明代中後期與清朝前期聯繫起來觀察，人們則不難從衆所周知的事實中看出問題的癥結。解體中的明朝給新事物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強化的清朝統治卻阻斷了前進的步伐。
一
《明史.神宗本紀.贊》上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1]明朝到萬曆後期，各種衰敗的徵兆已經盡行顯露。皇帝的怠荒，宦官的跋扈，黨爭的激烈，都使政權處於失控狀態。從根本上看，這時期傳統經濟已發展到頂峰。新的經濟因素已開始腐蝕著固有的社會紐帶。與此相適應的是思想上的離經叛道和社會生活的放縱頹廢，都加速了明政權的崩潰。
但是，無庸置疑的是，中國依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經濟上，發達的農業手工業處於領先水平，不僅爲國內商業活動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基礎，而且支援了強勁的海外貿易。明帝國在通海勢力的強大壓力下逐步放開海禁。中國在海外貿易上顯示出雄厚的實力。中國是當時東方海上貿易的重要角色。據統計，15世紀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大約100萬度卡（ducat）約合 32000公斤白銀運到遠東，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流入了中國。日本1599年—1637年間共輸出白銀5800萬兩，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國[2]。聯繫到當時中國國內的情況，明朝自正統年間承認白銀流通的合法，到萬曆年間推行一條鞭法，白銀已成爲普遍的價值衡量尺度。國內市場的發展，造成白銀短缺，供不應求，萬曆年間的採礦熱正反映了這種深刻的社會背景。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義勢力東來，中國與西方殖民主義也開始了在軍事上的較量。一些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先後開始了向中國沿海地區的擴張。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相繼來到中國。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兒丁.甫思多滅兒（Martin Affon de Melle Coutinho）帶兵到廣東沿海，企圖用武力打開通商大門。嘉靖二年（1523年），明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在新會縣西草灣截擊葡軍，生擒42人，斬首35級，俘被掠男婦10人，獲其舟2只。餘賊米兒丁等“複率三舟接戰”， 明軍火焚先所獲舟， 王應恩死之，餘賊亦遁。[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軍在浙江巡撫朱紈、副使柯喬、都司盧鏜等人率領下圍攻侵佔福建詔安馬溪的葡萄牙海盜，使之受到重創。萬曆三十二年（1549年）荷蘭殖民者侵略澎湖失敗。天啓二年（1622年），荷印總督率軍犯澳門被擊敗，北上一度佔據澎湖，天啓四年（1624年）被明軍擊退，後荷軍佔領臺灣。
1661年，鄭成功率軍攻克臺灣，荷軍投降。這期間，鄭成功建成了一個海上軍事政治集團。其時，中國人是無可爭議的海上的霸主，“具有高效率、穩定的指揮系統，能迎戰歐洲人在遠東強有力的擴張行爲”。[4]儘管明朝作爲一個政權，本身已經開始衰敗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勢力，尚不足以與中國的總體實力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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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史》卷二十一，中華書局標點本，第二冊第295頁。
[2] 全漢升《明清經濟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出版。
[3] 《明世宗實錄卷》24 ，第8葉。
[4] 【意】白蒂（ Patrizia Carioti）《遠東國際舞臺上的風雲人物鄭成功》，〈導論：遠東重商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2頁。
在環球大視野上觀察中國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當代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考察了1500年以後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繫之後，得出結論，認爲在現代早期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處於中心地位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是歐洲被吸收在一個早已存在的以亞洲爲中心的體系之中，而不是相反。他認爲，中國是亞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間中國也是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心。
長期以來不論是學術界還是一般輿論，對於明政權的腐敗和社會的解體深惡痛絕,批評有加。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觀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種結論。所有造成明政權和社會解體的因素，都是與傳統觀念相衝突的，其中不乏新的積極的因素，由此顯示了社會進步的希望。
明代商品經濟的活躍和重商主義的擡頭使根植於小農經濟的一切傳統觀念受到挑戰。明政權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戶籍制度、黃冊制度、賦役制度——與以前歷朝大同小異——漸漸失靈。經濟的發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會進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後期的情況而言，中國社會已經明顯地表露出向近代轉型的徵兆。
作爲高層次的意識形態，明中後期，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以王陽明爲代表的心學逐步發展起來，人的主體意識增長。心學提倡自我，蔑視權威，提倡社會相對平等。傳統的價值觀念、教條受到挑戰。由於明朝政權的腐敗，統治機器的鬆動，對社會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明朝出現了像明武宗、明神宗、明熹宗這樣的皇帝。這對傳統政治是一種瓦解。但政權控制力的減弱，卻給反傳統事物的發展留下了縫隙。新鮮事物和獨立思想所受到的壓力減小了。萬曆年間，皇帝長期不理政務，朝臣的大批奏章被棄之不顧。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神廟留中奏疏彙要》，其中針對時政，甚至指斥皇帝的大膽放言，真不像是在政治高壓、統治嚴密環境下的産物。皇帝的不聞不問，鼓勵了言官們的聲勢。這恰與心學的發展、與市民文化的興起彙成一股潮流，對傳統思想造成了衝擊。
在知識階層，主體意識更加高漲。各種各樣的集會結社普遍出現，強烈要求參與政治、干預社會生活。繼東林黨之後，復社成爲全國性的龐大的政治性社團。它具有完整的組織和明確的主張，帶有一些近代政黨的意味。他們那種“品核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1]的精神，給晚明社會添加了一層鮮亮的色彩。
另一方面，推動明代社會進步的又一力量是國門打開後大量異質新知的湧入，在傳統的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中打入了楔子。伴隨著西方傳教士的來華，開始了西學東漸的過程。
在傳入中國的西學中，地學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帶來的世界地圖《萬國全圖》，使中國人第一次瞭解到在中國以外遠西諸國的情況，知道了中國在地球上的位置，亙古以來的中國中心觀念受到猛烈衝擊。耶穌會士義大利人艾儒略（Aleni.J）的《職方外紀》，介紹了歐洲文明，使中國人知道在中國之外，還有古老而優秀的文化，促進了中國有識之士放開眼界追求新知的態度。以徐光啓、李之藻爲代表的先進知識階層，敞開心胸，廣泛吸納外來文化，在傳統中華文明中添加了新鮮血液。爲了富國強兵，徐光啓更提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2]的精彩思想，使中國人在接納新知時，有一個很高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崇禎皇帝的態度。當時的明朝，就自身而言，內憂外患，已成積貧積弱之勢。爲挽救明朝的頹勢，崇禎皇帝也在聽取和採納西洋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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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36，文集第14 〈冒辟疆五十壽序〉，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本第5冊，第六葉。
[2] 《徐光啓集》卷八〈曆書總目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下冊第374頁。
傳教士義大利人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i），爲了“仰佐中興盛治事”，上書明廷出謀劃策。 他說：“思所以恢復封疆，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一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購西銃以資戰守。”[1]不管畢方濟本人還有什麽其他目的，看來他“仰佐中興盛治”是出於誠心的。但是，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是在將西方的價值觀向古老的東方文明中灌注。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將會全面吸收當時的科學技術，將會興辦與西方同樣的礦業，將會開展與西方同樣的貿易。這無疑將會使中國出現一番新的景象。崇禎皇帝對這類建議採取了開明的態度。他同意徐光啓的請求，讓羅雅穀（Rho, J）、湯若望(Schall, J-A)等“以其新法相參較，開局修纂”曆法[2]， “指揮督造戰炮”。他“旌湯若望勤勞，賜金字匾額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頌天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澳之西國官紳士商，鼓樂放炮，排導歡迎”。崇禎皇帝還下令再次開放了海禁，並讓劉若金伴住畢方濟於海上，“商議澳舶事宜”。[3]如果歷史假以時機，崇禎皇帝的這些做法是可能産生深刻影響的。
整個明朝時期，文藝復興浪潮全面席捲歐洲，歐洲社會普遍發生變革。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歐洲宗教界中反對路德新教改革的勢力成立了耶穌會，他們致力於復興天主教，努力把自己的勢力向海外拓展。耶穌會士把興辦學校、傳授科學技術等作爲傳播宗教的手段。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於1582年（明萬曆十年）來到中國澳門，1583年來到廣東省香山縣。他以“易佛補儒”之說打入中國上層社會，以他擁有的自然科學知識與中國的知識份子接近。
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技術幾乎包括了可能的各個領域，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測繪學、機械製造學乃至於音樂、繪畫、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7月，耶穌會士比利時人金尼閣（Tyigault, Nicolaus）等人在教皇的支援下，攜帶7000部西文圖書來到澳門，除宗教圖書外，大部分都是有關科學技術的圖書。其中就有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體運行論》、開普勒(Kepler.J)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雖然這些圖書未能全部譯出發揮影響，但也足以顯示西學東來的強勁態勢。
問題在於，爲什麽當時西學可以在中國傳播，可以被中國知識份子接受？
這就需要我們回過頭來考察中國當時的情況，考察中國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如果接受地不具備適當的土壤和接受條件，這種外來文化是無法立足的。西學東漸之所以成爲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程度的本身。具體地說，中國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面臨轉型的邊緣，中國科學技術自身發展的動力提出了接受新鮮事物的要求。西學東漸是中國科技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即相對開放的政治環境和實學思潮蓬勃興起的大背景下的邏輯發展。
明代傳統的科學技術，雖然還沒有發生重大的革命，但當時幾項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中國科技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表明中國科學技術在原有軌道上的發展走向成熟，向新的突破點的逼近。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一部偉大的農業、手工業技術的百科全書，全面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科技水平。明代當時已經採用火藥爆破法開礦，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礦中的毒氣；使用焦碳煉鐵；在冶金中廣泛採用活塞式木風箱鼓風；用木鐵結構機車運送礦料。在紡織等行業的手工工場中，機械使用已經很普遍，手工製造的機械已經相當複雜。中國和歐洲在手工技術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在傳統醫學中，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後的達爾文用來證明他的物種進化理論。王履《醫經溯回集》指出了瘟病與傷寒的區別；吳有性《瘟疫論》對傳染病作了專門研究；陳實功《外科正宗》說明當時已經能吻合切斷的喉管。嘉靖年間，爲預防天花，已經發明了種牛痘的方法。在音律學上，朱載育以其新法密率實現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它影響了整個近代音樂的發展。徐霞客所著《徐霞客遊記》，對熔岩地貌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考察和深入的研究。算盤的廣泛使用，《九章演算法比類大全》和《算法統宗》都標誌著計算技術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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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伯祿《正教奉褒》第一七葉，光緒二十年（1894年）上海慈母堂鉛印本。
[2] 《明史》卷三二六，〈意大裏亞傳〉。中華書局標點本第28冊第8439頁。
[3] 黃伯祿《正教奉褒》第十七-十八葉，同上。
耶穌會士利瑪竇曾這樣稱讚中國的天文學水平，他說：“他們計算日、月食的時間非常清楚準確，所用方法卻與我們不同，這些人從來沒有和歐洲人交往過，完全由自己的經驗獲得和我們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驚奇的事。何況我們的成績是與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1]清朝康熙年間，法國傳教士李明（Le Comte,L.）參觀過北京觀象臺後，引用另一位耶穌會傳教士的話說：“這些銅製機器已經製造七百年了，在這個碩大城樓平臺上也存放了幾個世紀，可其式樣仍顯明亮清晰，就像是剛鑄造的一樣。無論是存放地點的宏偉，還是機器設計製造的精美，遠非歐洲人所能比……總之，中國以此顯示了他們的全部科學和富庶，這足可讓那些無此等設計製造能力的其他民族感到羞愧。”[2]
英國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爲，徐光啓的思想方法上醞釀著近代科學的傾向。他說：“當十六世紀末，利瑪竇到中國同中國學者討論天文學時，中國天文學家的思想（這保存在他的談話記錄中），今天從各方面看來，都比利瑪竇自己的托勒密-亞裏士多德(Aristotle)式的世界觀更爲近代化一些。”[3]中國學者同樣認爲，“徐光啓的哲學思想及方法論是遠遠超出當時和他往還的西方傳教士之上的。他應該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時代的利瑪竇等人而是和他同時代的培根伽裏略和笛卡爾相提並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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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6 卷第296頁，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2] Le Comte: 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Chine, p.97-98,轉引自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第76頁，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3]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1分冊第4頁，科學出版社1975年12月出版。
[4] 何兆吾《歷史理性批判散論》第333頁，徐光啓的哲學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正是因爲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有了這樣的成就，在中國知識界中就有一種將其向前推進的動勢，就能夠以開放的、平和的心態去接納異質的但是較爲先進的科學技術。
當時傳入中國的西學是多方面的。在天文學方面，徐光啓、李天經與傳教士共同編制的《崇禎曆書》中，採用了第穀.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體系，介紹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系統，引用了哥白尼(Copernicus,N)、伽利略Galileo)、開普勒(Kepler,J)等人的一些天文資料和資料，引入了地球的概念。雖然由於傳教士的偏見，他們沒有講到哥白尼的宇宙體系，沒有及時介紹開普勒太陽系行星運動定律的偉大發現，但《崇禎曆書》已突破了中國傳統天文學的範圍，引入了新的概念，新的計算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的《星際使者》一書寫成5年後，就被陽瑪諾(Dia ,E) 以《天問略》的形式介紹到中國。《崇禎曆書》中介紹的“太陽諸星如磁石與鐵”，距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發表也不過10年。歐洲礦冶技術的經典《礦冶全書》也被迅速介紹到中國來（阿格裏科拉Agricola,G《礦冶全書》1556年初版，1561、1621、1657年重印，1638年由湯若望、李天經譯成中文）。數學在當時傳入中國的西學中佔有重要地位。徐光啓與利瑪竇于明萬三十五（1607年）將《幾何原本》前6卷翻譯完成，李之藻與利瑪竇合作譯出了《同文算指》。最重要的是，通過對西方數學著作的介紹，輸入了西方的數學觀念，使中國人認識到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徐光啓說：“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1]這是一種與傳統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學觀念。可以說中國科技已經完全做好了向近代轉化的準備。而這時，有一個使中國學術與世界科技同步發展的機會。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與此同時，在中國和西方之間，也開始了一個東學西漸的過程。在西方一些先進的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國的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會所體現的進步的人文精神是無與倫比的。一些人對中國文化崇拜得五體投地。1621年英國出版了一部奇書,伯頓（Robert Burton）的《憂鬱症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書中有三十多處提到中國，特別讚揚中國人民的勤勞整潔，彬彬有禮，讚揚良好的中國政府以及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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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光啓集》卷二，〈幾何原本雜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2冊第76頁。
作者寫道：“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於出身的高尚……”[1]在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國志》（1642、1643年先後以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在歐洲刊行）中介紹了當時中國各方面的情況，他說：“任何行業的人，因從中讀到一個如此機智民族的計劃、管理、和實施都將受益非淺。”[2]衆所周知，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啓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國文化的啓示。也就是說在人文和思想領域中國與西方也沒有大的差距。
二
清朝在明朝內憂外患中乘虛入主中原，憑藉其有力而高效的政治機器和組織嚴密而又生氣勃勃的八旗軍隊，奪取了在全中國的統治權。它沿用了明朝的統治模式同時又加進了滿洲固有的統治手段和統治經驗。建立了以絕對皇權爲中心的強大的專制主義政權。儘管清朝的統治與明朝有所不同，但從根本上看，是對傳統的專制主義政治制度進行了整合，是將在明代已經解體的體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輛即將廢棄的破車，使之繼續運行，延長使用。
不僅如此，清朝政權與明朝相比更帶有保守性和封閉性。特別是在國內叛亂得到平息，邊疆地區包括臺灣實現統一後，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它的保守性和封閉性表現得更加明顯。
隨著清朝絕對君主權利的確立，晚明以來“離經叛道”的思想逐漸銷聲匿迹。到乾隆朝，文治達到鼎盛，思想禁錮也走向極致。其主要表現，一是文字獄，一是寓禁于修的大規模圖書編纂活動。
文字獄前人論述甚多，不必重述。
關於大規模圖書編纂活動，則要多說一句。在說到“康乾盛世”時，時人往往會盛讚“四庫全書”的編纂，稱其規模宏大，保存文化典籍，功垂千秋云云，而不提或少提它對中國文化的破壞。在“四庫全書”編纂之初，乾隆帝就對各地官員在徵集書籍時，或者不明白乾隆帝的意圖，或者有意隱匿或保護一些圖書的做法表示不滿。他說：“自應將可采擇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毀，將書名奏聞”“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3]也就是說，禁毀“違礙”圖書從一開始就是乾隆帝的一個主要目的。衆所周知，結果是在四庫全書編纂中有大量圖書被禁毀。著名書商孫殿起在其《清代禁書知見錄》中說：“在於銷毀之例者，將近3000余種67萬部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當時對舊籍之追繳銷毀與四庫開館相始終。”[4]許多禁毀圖書現在已經無法見到了。清代的禁書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是空前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四庫全書”的纂修毫無功績可言也似無不當。
既然清代統治者不准人們思考，那麽，知識份子只能鑽入故紙堆了。於是所謂“乾嘉之學”大興。乾嘉之學的輝煌多少帶有一點慘澹和悲壯！須知正是在這時，西方社會在長足進步。而中國卻在滿足於地大物博、天朝大國的虛驕心態中“萬馬齊喑”，裹足不前。
在中國裹足不前的時候，西方取得了哪些進步呢？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英國，在紡織領域，凱伊發明了飛梭，産業革命從此開始。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同樣在英國，哈格利夫士發明了新式紡車，即著名的珍尼紡紗機。乾隆三十八年（1768年）阿克來特發明了新式紡織機。新的機器使紡織效率提高了40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使産業革命在動力上出現了革命性的進展。
其後，蒸汽機不斷得到改進，並在機車、輪船等許多方面得到普遍應用，使歐美地區的勞動生産率飛速提高。
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全面近代化，各個學科體系逐漸完成，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知識變成了科學。”[1]在思想領域，法國啓蒙運動蓬勃發展，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的思想閃爍出耀人的光彩。接著，合乎邏輯的發展，就是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北美的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起義，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美國宣佈獨立；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發表《人權宣言》，1792年法蘭西共和國成立。
大清帝國對域外的這些情況完全不予理睬。法國人佩雷菲特說（Alain Peyrefitte）：“正當歐洲人從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復過來，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緩慢進程，從18世紀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門時，中國卻發生了靜止不動的通諭，正當人類冒險在世界範圍展開之時，中國人卻帶著自以爲優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閉起來。”[2]
清朝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清朝建立之初，殘明的反清勢力還很活躍，特別是鄭成功以臺灣爲基地的複明活動，給清朝造成很大威脅。清廷一再下令遷海，切斷大陸地區與海外的聯繫，以斷絕鄭成功的供應。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的敕諭說道：“海逆鄭成功等竄伏海隅，至今尚未剿滅，必有奸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貿易往來，資以糧物，若不立法嚴禁，海氛何由廓清？”[3]雖然，在臺灣統一後，清廷一度開放海禁，但這種情況維持不久，清朝再次對海外貿易加以限制。康熙年間，湯若望教案發生後，洋教的傳播開始受到限制。特別是在清廷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後，不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受到限制，而且洋商與中國貿易的態度也更加嚴厲。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下令禁止南洋貿易，到雍正五年（1727年 ）禁令曾經被廢除。乾隆二十年（1757年 ），清廷下令限制外商，“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4]二十四年，清廷又根據兩廣總督李侍堯的建議，不准洋商在省內過冬，間有過冬者，只限在澳門居住。洋商到粵，要求命令在當地寓居的行商對其加以管束、稽查。禁止內地民人借領洋商資本貿易，禁止洋商“雇倩漢人役使”、雇人傳遞資訊。洋船停泊處，酌撥營員彈壓稽查。[5]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英國使節馬戛爾尼（George Lord Mccartney）來到中國，在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皇帝，提出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請求。乾隆帝說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對英國的請求予以斷然拒絕。[6]須知，這些嚴厲的海禁措施是在清朝發展到極盛時採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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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格斯《英國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C MPNDES ）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5月出版，第473頁。
[3] 《大清歷朝實錄》卷一零二，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4] 王先謙《東華續錄》第四十六卷，第53葉，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清刻本。
[5] 梁廷輔《粵海關志》卷二十八。
[6] 《大清歷朝實錄》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追尋清朝實行閉關政策的原因，清廷的妄自尊大，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清廷在與洋人接觸中心懷恐懼。這時的清廷，並不一定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國內百姓。我們不妨引用一段馬克思的話，他說：“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援很多的中國人在17世紀 的大約前半個世紀裏即在中國人被韃靼人（指滿洲人）征服以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於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1]狹隘的防範心理，使清朝統治者不可能有開放的胸懷。清朝嚴厲的閉關政策，不僅使中國自絕於世界大潮之外，而且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
同時儘管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清朝卻固守著天朝大國和世界中心的思想。以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爲代表的清廷上下對世界的無知到了驚人的程度。在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乾隆皇帝向英國使臣宣稱，“天朝威德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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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5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 《大清歷朝實錄》卷一四三五，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他在記載馬戛爾尼來華一事的詩中，又說：“此次使臣稱，該國通曉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測量天文地圖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臘尼大利甕’一座，效法天地運轉，測量日月星辰度數，在西洋爲上等器物，要亦不過誇大其辭而已。現今內府所制儀器，精明高大者盡有此類。其所稱異物，只覺視等平常耳。”[1]
在清廷看來，英國不過是一個蠻夷小國。在它的眼裏，只有近夷和遠夷之分，英國是遠夷，是梯山航海前來匍匐朝貢的紅毛夷。所以，馬戛爾尼被稱爲“英吉利貢使”，他所攜帶的禮物均被稱爲“貢物”。清朝官員要求英國使團像一切其他國家的使團一樣，對清朝皇帝施跪拜禮。直隸總督梁肯堂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摺中說：“臣見皇上威德遠播，聲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輸誠入貢。當航海獻瑞之時，正禁旅凱旋之候。熙朝盛事，亙古罕聞。臣不勝踴躍歡忭之至。伏查該使馬戛爾尼既由天津進口登陸，處履中華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賞，以勵其向化之誠。”當然，在英使拒不就範，表現出並無“向化之誠”的時候，清廷就減少或停止了對英國使團的“賞賜”供給，以示懲罰。乾隆皇帝下諭：“（英使）似此妄自驕矜，朕意甚爲不愜，已全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亦駕禦外藩之道宜然。”這些在今天看來十分可笑的話語，中國自周朝以來使用了幾千年。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如此紛繁複雜，中國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已不再是一個不可戰勝的天朝大國。清帝國面對的是一個不可一世的海上強國。清朝的驕矜出於對世界形勢的無知。也正因對世界的無知，才越加保守和不思進取。
與此同時，與明代後期科學技術朝氣蓬勃的開放態勢不同，清代的科學技術倒退回“西學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順治、康熙時期，清廷對西方傳教士的利用，是從維護皇朝統治出發的。與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與西方傳教士的接觸。明朝時期由民間推動的自下而上的與西方傳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擁有技藝的西方傳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宮廷侍從，成爲天朝大國太平盛世的裝飾品。由康熙皇帝支援，有法國人白晉（Bouvet,J 1656-1730，1687年來華）、雷孝思（Regis,J-B 1663-1738，1689年來華）、杜德美（Jartou,P 1668-1720，1701年來華）等參加測繪的《皇宇全覽圖》，在完成後，就被收入內府密藏起來。由傳教士巴多明（Parrenin ,D1665-1741）奉命寫成的人體學講義《欽定各體全錄》卻被認爲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轂成、何國宗等編纂的〈〈數理精蘊〉〉一書，介紹了自晚明以來傳入中國的幾何學、三角學、代數和算術知識，但數學家們卻宣稱：這些西學 “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所流傳。三代盛時，聲教四訖，重譯向風，則書籍流傳於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疇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經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2]也就是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西學源于中學。“西學中源”成了衆口一詞的流行說法。這種“西學中源”說頗可使“天朝大國”的驕矜心理得到滿足，但它卻導致故步自封，導致對新事物蔑視和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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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禦制詩》第五集，卷八十四，癸卯八，〈紅毛英吉利國王差使臣馬戛爾尼奉貢表至，詩以至事〉夾註，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2] 何國宗等彙編《禦制數理精蘊》上編卷一，立綱明體，〈周髀經解序〉。雍正二年（1724年）據武英殿本重印。
肩負重要使命的馬戛爾尼在其使命受到阻力時，企圖試用他對科技進步的熱情吸引對方，這是耶穌會士利瑪竇在200多年前使用的故伎。但是，清廷上下卻對此無動於衷。
滿洲貴族與一部分漢族士人對西方傳教士的活動充滿猜忌。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爆發了湯若望教案。“徽州府縣民楊光先年六十八”上書攻擊湯若望，“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且于《時憲曆》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國正教，惟有天數獨尊”[1]。 他指責湯若望“只進二百年曆”，是詛咒清朝短命，指責在曆書上注明“依西洋新法”是不尊清朝正朔。楊光先的行爲受到了清廷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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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得已》上卷，〈請誅邪教狀〉，“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從編”五，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出版。
楊光先被“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欽天監正”。楊光先有恃無恐，更大膽地說：“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楊光先等人的愚昧偏執，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在後來的天象測算比試當中，楊光先等人的測算“逐款不合”，耶穌會士南懷仁等人的測算“逐款皆符”。雖然這一次湯若望得到了昭雪，但在以後的事件中，西方傳教士們還是被趕出了國門。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羅馬教廷解散了耶穌會，由傳教士傳入西學的過程也就停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耶穌會的活動得到了恢復，但西學東傳卻一直沒有恢復。
事態發展的結果顯然已經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國在世界上將逐漸落伍，以至被動挨打。
英使馬戛爾尼在訪華之後得出結論說：“清帝國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沈沒，僅僅是由於一般幸運的、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它勝過其他鄰船的地方，只在它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2]英國人已經看出了清帝國外強中乾不堪一擊的本質。當清帝國緊閉國門，一再拒絕開放的時候，英帝國主義者便決心用炮艦打開中國的大門，而大清帝國則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敗和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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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得已》下卷〈日食天象驗〉，同上書。
[2] 克拉默.拉賓《出使中國：據馬戛爾尼勳爵謁見乾隆記實》第212頁
清朝的入主，使本已趨解體的舊制度得以維繫和延續，新事物的萌芽、鮮活的思想和開放的態勢均遭到扼殺。因循守舊，故步自封，既不求創新，也不求進取。中國失去了一次融入世界與先進國家同步發展的機會，最終淪爲衰敗的大國。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要在最後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社會的代表卻是爲了獲得賤買貴買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1]
關於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或者中國社會發展遲緩的問題。許多學者都在從哲學或文化層面尋找答案。其實，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甚至是影響歷史走向的事件，也不乏是偶然的。越把它放到長的歷史時段上看，就越會發覺是這樣。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一個時期一些國家走到前面了，一些國家落到後面了，但若干年後，情況又會發生變化。如果就認定哲學或文化決定論的話，那麽，先進國家將永遠先進，落後國家將永遠落後，而歷史事實並非如此。
最後，要講述一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帶有象徵性又很有戲劇性的細節。
明朝徐光啓與利瑪竇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完成是在萬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
徐光啓在《跋幾何原本》中寫道：“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人。”[2]
清朝李善蘭與西洋人偉烈亞力翻譯《幾何原本》後幾卷完成，是在清咸豐七年，丁巳（1857年）李善蘭在序中說：“自明萬曆迄今，中國天算家願見全書久矣。”[3]
算起來，這中間相隔整250年。
明朝徐光啓以利瑪竇《坤宇萬國全圖》爲底本刻印《兩儀玄覽圖》是在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
清朝魏源在林則徐的支援下編制《海國圖志》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這中間相隔239年。
這大約250年，正是清朝從建立走向極盛的250年，也正是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的250年。中國已經失去與西方平等對話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挾其炮艦之利再次扣開中國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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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第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2] 《徐光啓集》卷2，〈題幾何原本再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新1版，第1冊第79頁。
[3] 李善蘭《幾何原本》序。
大文豪 魯迅先生曾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爲奴隸的自信心，或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仿佛覺得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1]這段話影響甚遠。
然而，明朝末年不是“衰弊陵夷之際”嗎？清康乾盛世不是“魄力雄大”嗎？但是，我們看從明朝到清朝的歷史卻與魯迅先生的論述有所不同。如哲如聖的魯迅先生之論，也不無可議之處。
明朝在衰敗中走向開放，清朝在強盛中走向封閉。這真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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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魯迅全集》第一卷，〈看鏡有感〉
反思想壟斷 經濟學家被封殺
蘋果日報 2013-12-19 ■張維迎
「有一個壟斷我們必須反，這就是思想的壟斷，這種壟斷對人類的損害是災難性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前院長張維迎日前領取「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獎時，發表精采演說劍指政府。話音未落，這篇演講稿迅速被刪除，而他的微博、博客同時被刪號禁言。
張維迎教授前日在「2014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說，經濟學家的任務是通過研究改變觀念，使人們能更好地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心。他提到「計劃經濟」帶來多重災難、「好多出於利益的行為經常打着觀念的旗號」以及「我們真正需要的反壟斷只有一種，這就是政府強加的壟斷，因為自由競爭不會產生持久的、真正的壟斷。」
他特別強調必須反「思想的壟斷」：「也就是有一種思想要主導一切，要統治一切，使我們沒有辦法去跟它競爭」。
他舉例說孔子在世時他的思想並不被各國的君主所認同，但當時的各國的君主並沒有封殺他的「微博」（發言途徑），所以他的思想仍然能夠傳播開來。到了秦始皇的時代，不僅封殺了儒家的「微博」，甚至把他們的粉絲都殺掉了，由此導致了巨大的災難。
這篇處處有骨的感言，在內地互聯網上被全面封殺，甚至網易也被迫撤下，而張維迎的新浪微博被銷號，鳳凰、網易博客全被關。有評論指恰是張所反對的思想壟斷的實證。
致習近平主席的一封信
(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216/c16friedman/ )
紐約時報中文版 專欄作者 湯瑪斯·弗裏德曼 2013年12月16日
備忘錄 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自：貴國的一位朋友
尊敬的習主席，近些年，全球投資界一直在進行一場拉鋸戰，其中的一方認為中國是一個行將破裂的大泡沫，因此便“高聲叫喊看空中國”；另一方則認為，中國雖然存在巨大的問題，但卻同時擁有強有力的手段和智慧的領導人，因此就會找到發展之路，即使發展的速度會更為平緩。我傾向於後一個陣營，然而，目睹中國最近的一些表現，我不由得開始琢磨：您治下的系統，難道不像我想的那麼穩固？
我這麼說，是因為我樂見中國成功地賦權於民，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更好地參與塑造中國的未來，更好地融入世界。有些人對您說，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中國失敗，那些人全都是不知所云。今天，我們兩國的經濟和命運是完全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希望中國人民過得好。許多美國人也這麼想。這就是我今天給您寫信的原因。我認為，您眼看著就要犯下一個極其可怕的錯誤了。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路透社(Reuters)的中文網站最近被封，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和《紐約時報》的中文網站則已經被封數月。更重要的是，《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社在中國有20多名記者，他們的簽證在12月底就要到期，而到目前為止，您的政府一直拒絕給他們續簽簽證——此舉明顯是在報復這兩個機構，因為它們揭露了中國高官親屬聚斂巨額財富的行為，其中也包括您的親屬。據傳言，您有意取締前述新聞機構在中國的報導權。
一些中國專家對我說，您感到我們已經越過紅線，所以才採取了這種前所未有的強制取締措施。您似乎認為，遊戲規則是外國新聞媒體、地方媒體和社交媒體可以隨心所欲地報導地方和省級的腐敗事件和社會抗議事件——實際上，這樣的報導是中央政府追查和遏制腐敗的一種途徑——然而，類似關注絕不能觸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財產交易。
習主席，如果說果真有人越過紅線，那這也是您手下的官員和科技進步帶來的結果。為什麼這麼說？您自己的媒體上就有足夠多的短篇報導暗示——它們透露了冰山的一角——共產黨高官的家族廣泛存在斂財行為。這一類的資產攫取也許並不全屬違法，不過，如果官員們並未以權謀私，並未利用高層缺乏透明度的優勢，斂財的規模肯定不會這麼巨大。
就在去年3月，中國當局迅速從網路博客空間刪除了一組照片，照片反映了發生在北京的一起車禍命案，該案據信涉及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一名親密盟友的兒子。涉案車輛是一輛法拉利(Ferrari)。司機遇害，兩名和他在一起的年輕女性身受重傷。死者這麼年輕，怎麼買得起法拉利？
既然有如此多的中國人在網上談論此事，外國新聞媒體絕不可能永久性地忽略此類報導。中國經濟的金融化和股東文化的出現迫使中國公司和市場遵循國際準則、對公司架構和股東情況進行公開備案，有鑒於此，這樣的局面甚至更加難以逃避。
有了這些備案材料，不可避免的情況就是，在中國的記者會像我們這樣，雇傭會計師及律師仔細檢查這些公開材料，從中發現一些事情。比如說，前總理溫家寶90歲的母親只是一名退休教師，但卻在中國一家大型金融服務公司擁有價值約為1億美元（約合6.07億元人民幣）的投資，溫家寶的兒子、女兒、弟弟和妻弟也都變得非常富有。
越過紅線的究竟是誰？我們認為，是您的一些同事及其子女胃口巨大的貪婪之心，以及促使這些行為曝光的新技術。這種技術不會銷聲匿跡，因此，過度斂財與貪污的情況最好是銷聲匿跡。《紐約時報》和彭博社對此類事件的曝光極大地幫助了您的領導工作。這是心臟病發作前的一種警告。縱觀歷史，中國政權滅亡的頭號原因就是貪婪與腐敗。
如果您把我們的記者通通趕出中國，我可以告訴您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將在香港、臺灣及韓國設立辦公室，在那裏專心梳理金融資料，而不再有可為平衡的其他選擇，無法在中國旅行，無法與中國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也無法撰寫關於其他問題的詳盡報導。這還將迫使我們驅逐中國的記者。你們既然要蒙住我們的眼睛，我們也不會讓你們享受我們的開放。
習近平主席，您的看法沒錯，高層巨額斂財行為的曝光確實會給共產黨的統治帶來巨大威脅。但是，如果您因此責備那些曝光過度斂財行為的人，而不是那些斂財的人，那您就錯了。
20世紀80及90年代，中國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中國可以在封閉的政治體制下僥倖維持市場開放。但我認為，到了21世紀，這樣的局面不再是一種可能，即便是也絕對達不到過去的程度。過去10年間，世界從相互連接走向了高度連接。淨效應就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中國——出現了財富集中於頂層的情況，但與此同時，底層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發言權與組織權，更多的監督權——透明度——正在全世界範圍內湧現。
中國版Twitter新浪微博擁有3億多用戶，有一半中國人都在使用網路，中國人使用的手機達到了10億部，其中很多都擁有拍照功能。在這樣的一個世界當中，腐敗及過度斂財的行為不可能只受到當地人的關注。您不妨在字典中查找如下詞條：佔領華爾街、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和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這些故事都可以讓我們知道，當財富集中在頂層、權力在底層散佈、透明度無處不在的時候，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北京方面應該擔心，如果這種促使一些精英致富的秘密幕後交易——每天都有更多的中國人得知並私下討論此類交易——依然是公眾討論及改革的禁區，如果大規模抗議由此成為了解決問題的唯一選擇，公眾會有何反應。
習近平主席，為了您自己，也為了中國的穩定，請不要犯下這種錯誤，不要責難這些傳達資訊的人。您在中國需要建立的防火牆不能與真相作對。它必須與腐敗作對。
敬上，
中國的一位朋友。
[世間萬象]習近平的包子
朝鮮日報 (2013.12.31 11:39)
隋朝文帝時期的關中地區（現陝西省中部）曾鬧過饑荒。據說文帝當時派人到民間查看災情，看看百姓吃什麼。結果發現百姓吃的是豆粉拌糠。文帝流著淚下令“我的飯桌上不要再擺肉和酒”。他還率領饑餓的百姓到洛陽，開倉放糧讓百姓食用。文帝非常體恤百姓，看到老人和兒童還會主動讓路。
宋朝政治家、詩人蘇軾任杭州太守時發現西湖堤壩出現很多裂痕，很快就要決堤。於是蘇軾利用朝廷提供的資金出動20萬人修建堤壩。被這種仁政感動的百姓給蘇軾送來豬肉和蔬菜。蘇軾將這些食物放在一口大鍋裏燉了很長時間後與百姓一起分享。百姓用蘇軾的號給這道美食命名為東坡肉。
1947年，毛澤東和周恩來率領的紅軍在陝西省榆林地區擊退6000多人的國民黨軍隊後，很晚才吃晚飯。當地百姓聽說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到來，就送來了兩隻羊。毛澤東說：“戰爭時期大家都很困難。農民吃什麼我們就吃什麼。”並讓百姓把羊帶回去。他和戰士們一起吃了酸菜和生菜。毛澤東雖然在建立共產政權後像皇帝一樣君臨天下，但國共內戰時期還是非常平易近人，深得民心。
2009年，在中國最大的節日春節前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到共產革命聖地井岡山地區慰問村民。他吃了村民做的炒栗子，還和村民一起磨豆腐。胡錦濤還和村裏的老人們一起喝酒，並拉起家常。他說：“民以食為天”。如果百姓吃不飽就會不再信任國家。中國領導人經常考察百姓吃什麼，並和他們吃一樣的東西，安撫民心。這就是所謂的以食為本的政治。
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末突然走進北京市中心一家普通的包子鋪，和市民們一起吃包子。習近平排隊買了肉包子和炒豬肝（21元人民幣）後，全部吃光。他說：“午飯時間順便過來。”並叮囑一定要重視食品安全。包子是中國最普遍的大眾食品。據說，中國人對此拍手叫好，包子鋪也是顧客盈門。習近平用一頓簡單的午飯俘獲了民心。那些喜歡享用山珍海味的官員們看到習近平的“飲食政治”必然會為之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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