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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與遷都：中國歷史的啟示

2014-03-20 國家人文歷史

自夏朝始，中國歷代統治者正式建立的大小國都或陪都有298個，如果加上一些王朝末期匆匆選定的“國都”和農民起義政權所在地，這個數目會增加到350個左右。如此頻繁的建都、遷都史，在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

遷都往往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理條件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不同的遷都案例中，有的因素凸顯，而有些不那麼突出。中國古代統治者以天命自居，對國都的選擇與營造極其重視，一旦確定就不再輕言遷都。無論被迫遷都還是主動遷都，統治者常常要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和社會壓力，更考驗他們的勇氣和智慧，主動遷都者尤甚。

進攻與退守

在古代中國，選取一個“固若金湯”的都城幾乎是所有統治者思考國都問題時的首要因素。大多數時候，統治者會尋找一些具備良好地形據守條件的地方作為國都。但出於加強防禦的考慮，統治者有時會將國都主動設在靠近軍事衝突前沿但本身易守難攻的地區，既能扼守軍事要塞，又不易被侵佔，也不失為一招妙棋。

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鶴看來，唐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比較大範圍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區，從政治地理上來說，就是所謂核心區。從三河縮小到一個地點的天下之中則是洛陽。從西周到唐代的統治者，都有在洛陽建都的事實或打算。

雖然王朝領土範圍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不一定是最合適的現實位置，因為要考慮政治軍事經濟因素。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內部的敵對勢力，另一方面要抵禦外部的侵略行為。在這種考量下，唐代以前，適合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帶，而不是當時的天下之中洛陽。

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對山東地區(即崤山以東黃河下游地區)而言，是居高臨下，起著明顯的控制作用。《鹽鐵論•非鞅》說“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就是這個意思。這一地區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優勢，即使控制不了東方，也能據險保守獨立。洛陽則沒有這個優勢，萬一四方叛亂，難以保全國家政權。這是控內。在禦外方面，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敵威脅來自西北，故而對強盛王朝而言，首都偏於西北有利於抗敵自保，西漢、隋、唐都是如此。

宋以後的外患來自正北或東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受到影響而變遷。長安衰落後，北京繼之興起了。

根據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的研究，北京城地緣政治上的巨大變化發生於五代時期。當時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做皇帝，竟以今北京和大同附近一帶邊防重地，拱手讓給契丹，史稱為燕雲十六州的割讓。936年，契丹入薊城建為陪都，號稱南京，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遼。此後，北京從一個華北平原的北方門戶，逐步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數百年間，代替了前期長安城的地位，形成了全國最大的一個行政中心。

到了明朝，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依然是其統治的最大威脅。明成祖朱棣做燕王時即與蒙古周旋多次，稱帝后又五征漠北，深知蒙古此後仍是國家邊防大患。事實上，蒙元對明王朝的威脅一直沒有解除。坐鎮北方，利於征伐和安撫並用。北京的地緣位置又屬交通要衝，佔據北京就挾制了西北到東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條關口，確保軍事上的主動地位，也有利於就近指揮作戰和保障後勤支持。加強北邊防務成了遷都的重要原因。

當時，明太祖、朱棣父親朱元璋已定都南京，形同祖制。朱棣以國家大計為本，不拘成規，破除阻力，決然遷都於當時的邊塞之地，在漢民族中確立了北京作為地緣板塊中首位城市的不二地位。從當時的客觀環境和後來的歷史發展進程看，這無疑是一項極其成功的戰略大遷移。

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應天（南京）也有充分理由。歷史學者湯愛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首先，南京是朱元璋的根據地，具有深厚基礎；其次，南京“鐘阜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其三，南京周圍經濟發達，糧源比較充足，便於供養明朝龐大的軍隊和國家機構，南京是保障充足物質供應的理想之所；其四，在心理上，按當時的五行學說，南方屬火、屬陽，顏色為赤，北方屬水、屬陰，顏色為黑，朱元璋國號為明，攻克大都滅掉元朝，是以火制水，以陽銷陰，以南克北，實屬天意。另外，朱元璋生性節儉，不願輕易捨棄坐鎮南京時修建的宮室官署，另建新都是“損耗民力，于國無補”。

當然，朱元璋也意識到，定都南京有不利之處。主要有兩點：首先，這裡“去中原頗遠，控制良難”，不易成為有力的軍事基地，以部署對元朝作戰的北方軍隊；其次，南京在防守上無險可恃，歷史上多個短命王朝的覆亡歷歷在目。

為保持一種平衡，朱元璋命令在離南京數百公里之外的鳳陽建中都，作為南京的戰略屏障。他還將24個兒子和1個孫子分封在各地，讓他們“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其中第四子朱棣於1370年被封為燕王，封地即在北京（當時被朱元璋改為北平），由於明軍不斷對北逃的蒙古軍隊用兵，燕王勢力越來越大，不僅擁有自己的軍隊，轄制北京及其周邊地區，還被賜予調遣當地軍隊與官員的權力。

最後，朱棣取建文帝而代之，並于永樂元年（1403年）改北平為北京，成為“行在”。1420年，明成祖正式將都城遷往北京，南京雖保留六部，但已無實權。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吳殿廷認為，縱觀北京的發展史和建都史，其發展軌跡是：地方政權（燕國）的都城→秦漢時期北方的重要邊塞→魏晉十六國時期的封建割據勢力盤踞的中心→隋唐北方的軍事重鎮→北半部中國的遼國陪都→全國的政治中心。這座城市從最初的原始人類定居點發展成為整個國家的政治中心，是中國歷史與北京歷史發展結合的必然結果。

吳殿廷稱，在封建社會，國家的政治中心與軍事重心不可能長期脫離。北京地區自建城始，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步成為軍事戰略要塞，這就為其後向全國國都的過渡奠定了條件。遼金時期是北京歷史命運的重要轉捩點，是北京由地方政治中心向全國政治中心過渡的重要歷史時期。

辛向陽、倪建中在《首都中國》一書中寫道：以漢族建立的明代，在15世紀中葉，仍以北京為全國的行政軍事中心。置與全國首位經濟區（長江下游）的遙遠距離於不顧，這是一個勇敢的創舉。北京人與蒙古人、滿族人只隔了一條近在咫尺的長城，軍事上具有極大的冒險性。因此近代政治地理學家多譽之為“有進取性的首都”。

明朝到了末年由盛轉衰，來自西北的農民起義軍和東北的女真族威脅劇增，據守北京就成了不利因素。著名明史專家顧誠在其代表作《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中詳細記敘了“南遷之議”的興廢全過程。

1644年初，儘管崇禎對李建泰的出京督師和抽調吳三桂部抵禦農民軍還有幻想，但山西前線傳來的越來越不利的消息，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在內外交困時，他何嘗不想效法晉元帝、宋高宗，趕在大順軍兵臨城下以前脫身南逃，依託半壁江山苟延殘喘。

這年正月，崇禎多次秘密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對他說：“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接著，他同李明睿具體商量了南遷路線、護衛、餉銀和留守事宜。二月間，形勢急轉直下，代帝親征的李建泰束手無策，派人飛章上奏說：“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

南遷的問題逐漸由竊竊私議而公開形之於奏章。崇禎的本意，是自己逃亡南方，但一要大臣勷贊，二要顧面子。可大學士們唯恐皇帝南遷時留下自己輔佐太子據守；即便隨駕南遷，一旦京師失守，也說不定由於自己曾主張南遷而替人受過。於是一個個唯唯諾諾，不置可否。還有一部分廷臣，如左都禦史李邦華，竟主張皇上自然守社稷，而讓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監國，同時分封定王和永王。如果實行這個辦法，崇禎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時趕到，守住了京師，也難保太子監國南京，不會重演唐肅宗靈武登基的舊戲。所以崇禎憤憤不平地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一片混亂中，給事中光時亨又跑出來參了一本，指責“李明睿南遷為邪說”。崇禎氣急敗壞地當面斥道：“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南遷之議在一片紛爭中拖延下來。等到起義軍逼近北京時，崇禎得到情報說，大順軍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來的主力外，還有劉芳亮等統率的部隊沿黃河北岸進軍從南面包抄北京，這時再往南逃也晚了。

內心追悔之餘，崇禎只好發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鳴，準備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火海了。

腹地與形勢

一國之都，宮室所在。人口聚集，不得不依靠豐饒物產的供養，而腹地的距離遠近也成為統治者定都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在侯仁之看來，“長安（西安）毫無疑問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前半段全國最大的政治中心，其餘如洛陽、金陵（南京）雖然也號稱名都，卻很難與長安相比擬。”長安城最初興起正是依憑關中平原的地利之便。

侯仁之認為，遠自周初，文王作豐，武王治鎬，都在涇渭盆地，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經營咸陽直到渭南，從地理上看，都可認為是長安城的先驅。漢唐長安雖然不在一地，也只能看作是前後城址的轉移。長安城的興起，首先取決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悠久的歷史因素也值得考慮。

隨著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長安城的位置更加重要起來。同時由於地方農田水利的開發，貿易的發達，長安城所在的關中地區，到了漢朝，可稱得上是全國首富之區。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曆述了關中地區的物理條件、歷史發展、地方資源和貿易情況後，總結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到了唐朝之後，情勢已經丕變。侯仁之分析，從全國各地區的比較看，唐都長安的經濟基礎已遠不具備漢代長安在全國佔有的那種優越地位了。簡單說來，自東晉而後，長江中下游已全部開發起來，其面積之廣大、條件之優越、物產之富饒，是關中地區不能比擬的。因此在漢時富甲天下的關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應。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不得不遷居洛陽，就食江南之漕。相對的關中水利之廢隳，自然也是事實。

拋開一切政治原因不說 ，唐代長安城的繁榮，可以說已缺乏了應有的物質基礎。作為全國性的政治中心，它已失去了過去的絕對優勢。

周振鶴總結出古代都城東西徘徊與南北往復的規律：在從西周到唐代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西安與洛陽同時是適宜建都之地，所以，首都在兩地之間徘徊搬遷多次。從唐末到北宋的二百年間，則是洛陽與開封的徘徊時期，這可算作一個短短的間奏曲。大致從金朝到今，則是從北京到南京的往復時期，這一時期也長達八百年，且由於與當代相關聯，更顯其重要。

當然，如果僅從靠近物質供應腹地的角度看，南京應該成為國都的不二之選。但從金朝至今的情況是，北京是國都首選，南京只是一種權宜。

周振鶴給出的解釋是：就自然條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處於華北平原的最北端，從北方而下，既已進入中原，可控扼天下，又緊緊背倚邊疆民族的發源地。往北可通過燕山山地諸山口，進入蒙古草原，往東北可沿渤海邊緣大路進入松遼平原，往南可經太行山山麓通道直達中原地區核心。這就是一種地理上的氣勢。

清人入主關內，依然延續著遼金元的政治態勢。清的龍興之地在東北，建立了全國性的一統王朝後，舍北京外，沒有其他更合適的地方作為首都。這時的北京從遼代以來，除中間明初中斷的數十年之外，已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與首都地位。此後北洋政府的中華民國，再往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首都的定位無不依此勢而來。周振鶴認為，除西安外，以首都之氣勢而言，全國沒有第二個城市可以與北京相比。西安是以西駕東，而北京則是以北臨南。在唐以前，山東地區，即黃河下游地區，是可以與關西抗衡的政治與經濟力量所在。也就是說，是東西力量的對峙。宋以後則是南北的對峙。東西對峙以西安為上，南北對峙則以北京為上，形勢使然，豈有他哉。

周振鶴說，在中國首都的選擇問題上，形勢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傳統觀念。這一點有時要勝過經濟中心的重要性，也要勝過天下之中的實用性。

水利與水患

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和陝西師範大學教授侯甬堅都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只有個別時期合而為一，絕大部分時間二者是分離的。

國都與經濟中心大多數時候是分離的。政治中心所在的國都又麇集著皇室、貴族、官僚、宮女宦官、軍兵僕役及游食之徒等眾多人口，是最大的消費性城市，京畿所在地區的物產遠不能滿足消費需求。保障國都地區的物質供應以及與經濟中心的便利聯繫，就成了統治者要考慮的問題。

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大規模、長距離的物資運輸以水運最為方便和廉價。運河無疑發揮了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運河通過漕運將國都與經濟中心連接起來，可源源不斷地供應京師各種物資需求，保障其經濟安全，使中央政府無後顧之憂；另一方面，有運河漕運的堅強保障，國都的確定和變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經濟條件的限制。

運河對政治中心的作用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秦至隋統一前。這一階段，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時合時分，政治中心主要在關中，而經濟中心始終在關東。在分離時期，兩者相距也並不十分遙遠，主要表現在關中與關東的關係上，運河漕運的特點是東糧西運。第二階段從隋唐至清末。這一階段隨著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政治中心在北方，經濟中心則轉移至南方，南北關係從此穩定下來。運河漕運的特點是：唐中葉前為東糧西運，之後為南糧北運。

秦、西漢的政治中心在關中的咸陽或長安，但經濟中心和人口的重心在關東。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統治者還先後將數十萬人遷往關中，這更加劇了糧食供應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時，西北用的糧食，有的要從今天山東的龍口市、煙臺市一帶調運，西漢中期後，每年都要從關東向關中輸入數百萬石糧食。這就不難理解，秦末起義為何會從關東爆發，並很快推翻了秦朝。

到了唐朝後期，情況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安史之亂破壞了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叛亂平息後，北方又一直沒有恢復安定。隨著南方農業的發展、經濟地位的上升，處於關中的唐朝朝廷已完全依賴于江淮的財賦，連糧食、布帛等日常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應。

從唐朝後期到北宋立國時，首都由長安先遷到洛陽，最終遷到開封。這是國都遷就運河與經濟中心地區的情況。諸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北宋定都開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利用開封運河的漕運更加方便，於經濟上有明顯的好處，能保證國都的物質供應。

開封有交通之便，周圍運河密佈，尤其處於聯繫東南的汴河之上， 避開了三門等險阻， 極大縮短了漕運距離，“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運，便萬國之享獻”。不過，開封也有一個致命弱點：四周的平原地形，對其防禦相當不利。在後晉喪失包括北方長城線在內的燕雲十六州的情況下，防守的弱點就更為突出。面對利弊長短，宋開國統治集團權衡之後，仍選擇定都開封。

北宋定都開封，由於面臨防禦上的不利因素，也引起了長期爭議。據司馬光記載，宋太祖曾有意遷都於有險可依的洛陽、長安，但遭到晉王趙光義(即以後的宋太宗) 以下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對，其中將領李懷忠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 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十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洛陽)，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趙匡胤只得作罷。以後，宋真宗兩次巡幸洛陽時，當地父老都勸說遷都於此，真宗雖羡慕洛宅形勝，但考慮到漕運艱難，只得感慨而去。

到了明初，朱元璋定應天為南京，以開封為北京。因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曾有建都開封的想法，後來因開封周邊水道淤塞，優勢盡失，不適宜做首都，才放棄這個念頭。但開封的“北京”之稱在明初竟也保持了十年之久。

元明清三朝均立都北京，主要是從軍事政治上考慮，但由於南北經濟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經濟上對南方的依賴性更強。明朝初年又對北京地區大規模移民，對糧食的需要大大增加。輸送漕糧的京杭大運河成了明清兩朝的生命線。因此在遭遇旱災時，為優先保證漕糧為過，運河不得用於灌溉，寧可讓運河沿岸地區顆粒無收。每逢黃河下游決溢成災，為確保運河暢通，往往寧可暫不堵口。

有水利，自然也有水害。當一個國都的水患之害危害到統治安定時，遷都甚至多次遷都就成為必然選擇。

在盤庚遷殷之前，商朝一直飽受水患之苦，雖前期曾五次遷都，但一直未能安定下來。當時商朝的有效統治疆域在今天的河南、山東西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一帶，地處黃河中下游地區，河流遍佈。雖然地力肥沃，但因地勢低窪，極易發生水災，既使平民百姓損失慘重，也使都城處於被淹沒的危險中。

此外，商朝的前期統治者為便於統治四方之民，過分強調都城須“處國之中”，但這樣一來，就易遭受四面八方的部落和少數民族叛亂的襲擊，缺乏可以托庇的天險也是商都不斷遷移的重要原因。

面對國都不穩的現實，盤庚繼位後把遷都作為頭等重要的大事，最終他選擇了殷作為新都。殷又名北蒙，在今河南安陽北小屯村，距離古黃河岸約40裡，洹水從城邊流過，處於黃河沖積扇的頂部，地勢相對較高，不易被水患侵襲。此處土質肥沃，適宜於原始的水利灌溉，便於從事農業生產。

更重要的是，此處是地勢險峻的戰略要地。盤庚又引洹水修築了巨大的壕溝，既做到了防守穩固，又避免了災害性的水害發生，在當時，殷都可謂一個理想的國都之地。

殷都雖好，但要說服久居奄都的貴族遺老和一般臣民將國都搬過去，並非易事，盤庚當時頗費了一番周折。

他首先召集有關臣民三番五次訓話，以先王遺命為號召，聲稱“如果你們存心破壞遷都的計畫，先王會在天堂告訴你們的先人，讓他們棄絕你們”，又通過當時臣民信服的巫師問卜的方式，確定遷都乃是天意，不可違抗。他甚至責備部分貴族、重臣以“浮言”鼓動群眾，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那就無法撲滅），又告誡人民，“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遷都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過，就會有全部沉溺的危險）。

盤庚還親自率領臣民營建宮室居所，挖壕築城，並許諾跟隨他遷都的臣民“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保障了隨遷的貴族、百官和人民的基本生活。對於那些懷有異心並不願遷徙者，盤庚聲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我將毫不留情地鎮壓，甚至斬盡殺絕，不留一個在新都城）。

在複雜的政治格局中，盤庚恩威並施，運用政治手腕完成了決定商朝命運的遷都壯舉，成為古代帝王中著名的“中興之主”之一。從盤庚一直到商朝為周所滅，數十代商王均居於此，再沒有遷都之議。

龍興與汰舊

在歷朝歷代有關國都選址的論證中，“龍興之地”成為經常出現的一個熱詞。所謂“龍興之地”，是指該朝代或該統治者發家之地，具有深厚的統治基礎和廣泛支持，因而也成為定都和遷都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南京是朱元璋的“龍興之地”。東南地區是當時農民起義軍集中之地，朱元璋就是在江浙一帶接受謀士定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決策，而後韜光養晦12年，終於剪滅群雄而君臨天下，他深知明王朝統治根基在江南地區紮得很深，因而定都南京。

與之對應，北京就是朱棣的“龍興之地”了。朱棣對北京的感情很深，即位伊始就做了遷都北京的打算，當時禮部尚書李至剛向朱棣建議“北平為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中都之制，立為北京”。朱棣甚為高興，遂改北平為北京，並長期駐在此，很少回南京。隨後開始了向北京的移民工作。1416年，明成祖正式大規模營建北京，至1420年，新都建成。

從1912年到1949年，在以南京還是北京為國都的問題上，民國經歷過5次以上的爭論。其背後是各方勢力依據其統治基礎與支持力量的不同而進行的利益博弈。

自1912年1月中華民國建立後，除孫中山領導的臨時政府在南京建都三個月外，從袁世凱開始，歷屆北洋軍閥控制的中央政府都以北京為首都。1925年7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建立國民政府。隨著北伐勝利進展，國民政府於1926年底遷到武漢。此時國民黨內部發生分裂，造成寧漢對立。蔣介石集團把持了國民黨的軍權，以遵照孫中山的“總理遺囑”為由，於1927年4月18日，宣佈定都南京。

此後，蔣介石與汪精衛“寧漢合流”，武漢國民政府前往南京。北方的馮玉祥與閻錫山先後“集體”加入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他們對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提出了異議。

馮玉祥原屬北洋軍閥中的直系，後從中分化出來，稱國民軍，又稱西北軍，其人員組成與勢力範圍屬西北與華北地區。閻錫山長期據守山西，其人、財、物更是以山西為核心。建都北京，便於他們插手與控制中央政府。因此馮與閻力主民國的首都設在北京。

蔣介石的主要支持力量集中于江浙滬一帶。他們依賴的美、英等國在華的勢力範圍又集中在長江流域。因此，蔣介石與兩廣的李濟深、李宗仁等派系一道，堅持孫中山的“總理遺囑”，一定要以南京為民國首都。於是，圍繞民國建都問題，各派之間展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

早在1927年6月，北伐軍首次攻佔徐州時，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徐州初次會見並召開徐州會議時，馮玉祥就提出：“我們將來還是把國都遷到北京去吧！”隨蔣介石到徐州開會的吳稚暉當即反駁：“很好，不過你可願東交民巷存在嗎？”吳抓住北京有東交民巷使館區——這個外國列強侵華特權的產物與中國恥辱的象徵，證明北京不宜再作民國首都，論據有力，馮玉祥一時語塞。再加上當時北伐一度失利，北京仍在奉系控制之下，這場爭論沒有繼續。

到了1928年6月初，北伐軍第二次北伐獲勝，攻佔北京後，建都問題的爭論重新熱烈起來。北方的閻、馮指使一些北方派文人製造輿論，要求中央政府北遷。南方的蔣介石則借中央政府名義，改北京為北平，使其不再成為“京師”；同時，讓其謀臣策士連連發表文章，堅持建都南京。

這場關於民國建都的爭論歷時數月，最終以蔣介石與兩廣派系的意見占了上風。其時蔣介石控制了中央政府，又掌握大量宣傳機器，且有“總理遺訓”的“尚方寶劍”，因而在與閻、馮北方實力派的論戰中，處於明顯的有利地位；閻、馮勢力見木已成舟，就偃旗息鼓了。

不久以後，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無法調和，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中原大戰。

到了抗戰勝利後，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的國民大會期間，建都之爭又一次興起。

在國大會議期間，一般支持建都北平的代表多從國防安全立論。他們認為，未來中國大陸上的威脅將來自日本，加強北方的國防建設是謀求國家安全和長治久安的重要策略。他們主張，要把握抗戰勝利後新的歷史機遇，加緊北方各項建設，鞏固北方邊防，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將首都遷到北平，是實現這個願望的關鍵步驟。

此外，北平擁有輝煌的建都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定都北平也是改變北方落後的面貌、開發西北和東北、均衡南北發展的現實要求。

當建都北平的呼聲不斷高漲時，主張建都南京的代表也不甘示弱，他們或在國大會議上與前者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或在報刊雜誌上寫稿撰文，說理批駁，堅決捍衛定都于南京。

支持建都南京者所持的“尚方寶劍”是：南京是孫中山先生締造的中華民國的首都；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的“五五憲草”中明定南京為首都。他們認為南京與中華民國是連為一體的，定都南京意味著南京國民政府法統的正確性，這點不能讓步。

儘管國大代表爭得沸沸揚揚，但對國民政府來說，定都南京早已是既定的事實，雖然他們曾幾次遷都，那只是形勢所迫而已。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實際已向國人表明了國民政府的定都立場。還都南京和定都于南京，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實在太重要了。這次國民大會上的建都之爭，終以蔣介石提出“請求定都問題不必列入憲法”，張群等提請刪去憲法草案第七條“中華民國國都定于南京”以“中央政府所在地為首都”而告結束。

在朱棣遷都北京的諸多原因分析中，還有個重要原因是，他對建文帝殘餘舊勢力的擔心。

攻下南京後，朱棣曾誅殺了很多建文舊臣，建文帝下落不明，反對勢力很可能東山再起，置身於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不利於其統治，內心的不安也難以消除。這也促使朱棣決心遷都北京。

這說明，對王朝或統治者來說，遷都是擺脫舊勢力束縛，夯實自身統治基礎的一個選擇。北魏孝文帝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也與之有莫大關係。

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自386年立國後，屢次征伐，基本統一了北方。471年，孝文帝即位後，對中原地區深厚廣博的漢文化非常羡慕，積極推進漢化政策。當時的平城保守勢力很大，對漢化政策非常抗拒，執意堅持鮮卑的舊禮俗。孝文帝清醒意識到，在平城實現漢化已無社會基礎。

493年，孝文帝親率30萬人馬，以南征為名，自平城出發，直指洛陽。一路上陰雨不斷，行軍異常困難。在洛陽停了幾日後，孝文帝又準備揮馬揚鞭，繼續南行，同行的鮮卑貴族和大臣們疲憊至極，請求停止進軍。大臣李沖出面進諫：“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竟何至也？臣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孝文帝聽後故意怒說：“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鋮有常，卿勿複言！”依然策馬南行，群臣便一起上前哭泣進諫。見此情景，孝文帝趁機亮底牌：“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異垂之千載。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

這些王公大臣都不願遷都洛陽，但更怕繼續南伐，沒人敢說一句話。南安王拓跋楨趁機進言：“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群臣皆高呼萬歲，孝文帝一手導演的遷都大計一舉得定。

一隅與一統

在中國古代，當偏於一隅的區域性政權有意成為一統中國的全國性政權，遷都就成為一路追隨征伐腳步的必然舉措。這在牧業民族統一中國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戰國時期，秦從一個西部邊陲小國，最後一匡六國，完成統一大業，商鞅遷都咸陽被視為一個根本之策。

戰國七雄中，秦國一度位置最偏，國力最弱。早期秦國都城也一直不固定，戰國初期，秦都一直在雍城（今陝西鳳翔縣城南），到秦靈公時，為擺脫舊貴族勢力的羈絆，決定遷都涇陽，但涇陽僅作為雍城的陪都或軍事性質的臨時都城。西元前383年，秦獻公為了便於向東發展，又將都城遷到了櫟陽（今陝西富平縣南），終於進入關中邊緣地帶。但東邊的魏國自李鋰變法後，實力大增，不僅成為秦繼續向東發展的障礙，還嚴重威脅秦國的安全。魏惠王時，魏軍曾經一度攻取櫟陽，進入秦國腹地，差點滅了秦國。

秦孝公時，改革家商鞅入秦，立即被秦孝公委以重任，時時變法。“築冀厥宮庭於咸陽，徙都之”成為商鞅的主要舉措之一。

咸陽與後來成為諸多朝代國都的西安臨近，占盡關中地利。這裡東西達百里，南北亦數十裡，地勢平坦，視野極為開闊；北有九峻山為天然屏障，極易防守，南臨渭水，水源充足，地力肥沃，物質供應豐富；近靠西周故里豐鎬，有較早的開發歷史可資借鑒；不遠處的終南山處於東西、南北交通的要道，咸陽就成為東西交通的咽喉，又成為溝通渭河南北的天然交通樞紐。

秦遷都咸陽後，沒有一國的地緣優勢能與秦相比，之後秦國滅掉六國，咸陽也成為雄霸天下的秦朝國都。

在成為北魏統治者後，孝文帝之所以主張積極推行漢化政策，與他期待完成統一中國的霸業是密不可分的。此時，地處黃土高原與蒙古高原連接地帶的北魏都城平城就顯得不適合國家戰略的這一轉變了。

首先，繼續定都平城不利於南下征伐。在過去與柔然、高車（敕勒）等草原民族的征戰中，平城是一個堅固堡壘，但如果組織南下征伐的大規模軍事、政治活動，平城則過於偏遠。從平城到洛陽，孝文帝一行就走了一個多月，如此勞師費力，更不利於軍事行動。

其次，駐守平城也不利於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控制。在孝文帝繼位前，北魏已取得青、翼、徐、兗四州及淮西之地，南北對峙邊境已在淮河一線，而河北、山東、淮北及關中等地民眾反抗鬥爭也此起彼伏。駐守平城，孝文帝常有鞭長莫及之感，只能依靠遷都洛陽，據國之中，來加強中原地區的統治力量。

再加上平城自然條件惡劣，交通不便，經濟條件差，經常發生大規模的風災、旱災和瘟疫，實在不適合作為北魏的都城。

當然，北魏最後並未完成統一中國的霸業。這主要因為孝文帝之後的三代君主年幼暗弱，不堪大任，與當初遷都洛陽並無實質聯繫。孝文帝帶甲南遷，融通中原，稱霸北方，推動文化交流，依然不愧是一個有戰略眼光的君主。

與秦朝類似，清從偏于東北一隅的少數民族區域性政權最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的大一統朝代，屢次遷都也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

從1587年到1625年，努爾哈赤共遷都5次。最重要的一次是1625年從遼陽遷都瀋陽。努爾哈赤認為，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瀋陽渾河通蘇蘇河，于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可兼收矣。

1644年，吳三桂引清軍入關，5月多爾袞率部一佔領北京，就毫不遲疑地宣佈遷都北京，搶佔了無法替代的戰略高地。9月福臨（清世祖）到達北京，10月即皇帝位，北京正式成為清朝首都，清朝也從東北一隅的區域政權成為一個大一統國家。

清朝只是距今天最近的一個例子。據葛劍雄的研究，一般來說，農業民族的文化程度要比牧業民族高，農業區的生活水準一般也比牧區高。北方牧業民族建立的區域性政權一旦佔據農業區後，其政權統治中心總要逐漸南移，越來越深入農業區，而不會留在牧區，更不會向北遷移，其國都自然也要根據統治中心的變動而變動。北魏、遼、金、元、清莫不如此。

葛劍雄認為，農業民族不具有統一中國的條件；相反，牧業民族卻能做到這一點。中國農業區的統一是由漢族完成的，但中國歷史上農業區和牧業區的統一都是由牧業民族完成的，牧業民族的三次南下為中國統一做出了更大貢獻。

第一次南下可追溯到東漢後期，魏、晉時都未停止，以拓跋鮮卑南下建立北魏為高潮，在統一北方的基礎上由隋朝完成了消滅南朝的使命。唐的統一實際也是以此為基礎的。第二次南下從唐朝中後期開始，唐朝後期的一些藩鎮就是南下的少數民族的首領，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後從契丹（遼）、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滅南宋，建立元帝國。第三次則是滿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終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

結語

在中國古代諸多成功的遷都案例中，歷史學者湯愛民對商王盤庚遷殷、秦朝立都咸陽、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和明成祖朱棣北遷北京這四次主動遷都行為給予了最大的肯定。他認為，這四例是當時統治者審時度勢、獨排眾議、矢志不渝，最後獲得成功的代表性案例，這些舉動或造就了這個王朝的興盛，或給這個王朝帶來了數百年的長治久安。

（據《東方早報》 陳良飛/文）


馮學榮：抗日戰爭打得值嗎？
( http://tieba.baidu.com/f?kz=2795213033&mo_device=1&ssid=0&from=2001a&uid=0&pu=usm%400%2Csz%401320_1003%2Cta%40iphone_2_4.2_1_9.5&bd_page_type=1&baiduid=3B0CC29DF264349D54B3DCCFD9AB5911&tj=www_normal_1_0_10&qq-pf-to=pcqq.c2c )

新書《日本為什麼侵華：從甲午戰爭到七七事變》上市這段時間，我有這樣的見聞：

元旦那天，我在香港某個廟宇參觀。廟宇裡有一本“新年許願簿”，我隨手翻看了一下，許多遊客寫下了各種各樣的新年願望，其中有一則比較顯眼，是五個大字：“殺光小日本”，簡體字，是內地來的遊客留的言。這是他的新年願望。但願他在新的一年裡，能夠夢想成真。

內地的青年仍然在看橫店抗日神劇，有時看的老淚橫流，有時看得氣憤填膺。而我每次去內地，在酒店裡翻到橫店神劇頻道的時候，我的反應是兩個：苦笑，換台。

愛國青年有一個通病：為戰爭而戰爭，為出氣而打仗，而不會計算損益。從義和團運動至今，這個德性基本沒有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好不容易吃飽飯了，現在有人開始嚮往戰爭了。

在我看來。抗日戰爭打得是否值？這是個問題。

我們大可以分析一下，這場戰爭的損益（成本 vs 收益）。為了照顧內地青年讀者的感受，我先列舉“收益”：

抗日戰爭的收益如下：

1、收復東北三省，面積126萬平方公里；
2、收復臺灣島，面積3.6萬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我暫時想不到其他別的收益。如果各位想到了，煩請指教。

當然，愛國青年也許會說：“我們殺了三十萬鬼子兵，這就是收益！”可是，別人死了多少人，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也就是說，殺人多少，這個不能算是收益。

那麼，我們看看，為了抗日，中國的損失（成本）是什麼。

損失（成本）列舉如下：

1、至少三千萬人傷亡；
2、為了抗戰，放棄外蒙古，面積156萬平方公里，大於東三省加上臺灣之和；
3、國民政府籌備中的憲政中斷，至今未能恢復；
4、國民政府的市場經濟建設中斷。戰後，中國陷入至少五十年貧困。

也許還有別的損失（成本），難免疏漏，各位可以補充。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收復的失地：收回東三省和臺灣，面積合計129.6萬平方公里，索性取整：130萬平方公里。但是，卻丟失了面積156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收回130，丟失156。得不償失。這個賬，是十分簡單的加減法，小學生都會算的。

如果再搭上三千萬人傷亡，那麼損益的對比，就更加明顯了。如果再加上憲政的中斷、再加上戰後五十年貧困，則這個賬，似乎已經無可辯駁了：抗日戰爭，打得不值。虧本生意。也就是說：當年我們中國人，在“壞”和“更壞”之間，選擇了“更壞”。

這盤帳，僅僅是從1937年開始的演算法。懂歷史的朋友知道：如果沒有國民革命軍北伐，日本未必會吞掉東三省，因此，如果賬是從1931年之前算起，則又是另一種演算法，如果那樣算，虧更大。

還有的愛國青年會說：“不抗日，中國早就亡了！”但是，這種話，只是政治性的宣傳語言，不是學術性的結論，不值一駁。學術性的結論，不但需要舉證，而且還需要建立“證據”和“證明物件”之間的邏輯關係。當然，說到這個地步，恐怕就要超出愛國青年的理解能力了。就此打住。不必徒費光陰。

據此，我們不得不進入下一個話題的討論：戰爭的本質是什麼？

我認為：戰爭的本質，應該是爭奪利益。既然是爭奪利益，那麼戰爭實際上，就是一盤生意，既然是生意，就必須要計算成本與收益，如果收益大於成本，劃得來，則可以打，而如果成本大於收益，得不償失，划不來，那就不應該打。這個道理，應該是十分顯淺的。

遺憾的是：從近代以來，我們有不少的愛國青年，認為戰爭是“爭一口氣”、戰爭是“愛國”、戰爭是“光榮”，進而陷入了“為戰爭而戰爭”、“為意氣而戰爭”的陷阱。通觀今日，這樣的愛國青年，仍舊比比皆是。

前段時間，我和親戚年僅五歲的小孩子玩，我叮囑他：“不要一個人亂跑，小心壞人。”而這個年僅五歲的小孩子，是這樣反問我的：“壞人？是不是就是日本人？”

中日不和解，三代之內，也許還有一戰。

馮學榮 2013年1月3日 草於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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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學榮，生於廣東，居於香港。一個癡迷於從故紙堆中探尋歷史真相的民間學者，其文字散見於中國內地各類報刊。著有《歷史其實很雷人》（團結出版社，2012年4月）、《從甲午到七七：日本為什麼侵華》（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1月），獲得不小的反響。即將出版的其他歷史類著作有《原來如此：同治以來150年中國底本》《從共和到內戰：民國初生十七年》。作者是“新浪文化名博”，也是網易微博百萬級關注量的知名網友，同時也是我三炮的功勳指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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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黃埔軍校走出了哪些國共名將?

2014-03-20 國家人文歷史

1924年6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于廣州黃埔長洲島創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這個學校有一個更著名的名字——黃埔軍校。

從1924年到1949年底，黃埔軍校在大陸開辦了23期，包括各分校、訓練班在內，培養出了23萬多名畢業生。其中，不少畢業生成為國共的骨幹將領——胡宗南、林彪、劉志丹、羅瑞卿、杜聿明、黃維、鄭洞國、戴安瀾、胡璉、徐向前、陳賡、趙一曼……沒有他們，整個中國現代史或將黯然失色。

胡宗南

胡宗南“哭”進黃埔軍校

胡宗南是浙江鎮海人，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深得蔣介石的寵愛和器重，指揮40余萬精銳部隊，人稱“西北王”。一生戎馬30年，經歷了黃埔建軍、東征、北伐、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台海對峙等中國現代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事件。

但是，當年胡宗南參加黃埔軍校入學考試，因為個子比別人矮，身體又較瘦弱，差點在體檢時被淘汰出局。幸好他及時施展“哭”功，硬是“哭”進了黃埔軍校。

1924年，黃埔軍校在上海秘密招生，進行初試，合格後再到廣州複試。上海初試的主考官是毛澤東，胡宗南順利通過，可接下來在廣州舉行的複試就沒有這樣簡單了。

體檢複試，考官讓考生站成一排檢查身高。胡宗南身高不足1.6米，一下子就被拎了出來。考官不客氣地說，“你根本就不是當兵的材料。”這就意味著，還沒進入文化考試環節，胡宗南就被“哢嚓”了。

這個結果是胡宗南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他怔了怔，突然蹲在地上號啕大哭起來。在舉目無親的地方，這個29歲的男人第一次體會到了“絕境”兩個字的含義。

哭了一陣後，胡宗南醒悟過來。他猛然站起來，大聲責問把他拎出來的考官，“為什麼不讓我參加國民革命？革命是每個年輕人的義務，個子矮怎麼了，拿破崙的個子也不高，總理孫中山先生的個子也只有1.68米，廖仲愷先生更矮嘛，國民革命怎能以相貌取人呢。”

這時候，在旁邊一間屋的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被驚動了，他出來後對胡宗南說，“這位同學，我批准你參加考試”。當即寫了一張紙條交給胡，上書“國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績好，身體健康，個子矮一點也是應該錄取的。”

憑著廖仲愷的紙條，胡宗南參加了文化考試，成為黃埔軍校一期的一員。當然，那時候的廖仲愷沒有想到，這個差點被淘汰的小個子，日後會成為國民黨最著名的戰將之一,更沒想到日後他會把毛澤東“逼”出延安——當然，最終結果是胡宗南被逼退臺灣……

陳賡

“靈不過陳賡的腿”

“既生瑜，何生亮？”這是三國東吳大將周瑜的一句名言。對此，胡宗南有很深體會。他這輩子與無數對手過招，最難忘的一位可能就是陳賡了——這位老同學與他從黃埔軍校就開始爭鬥，直到解放戰爭還沒停息。

兩人都是黃埔軍校一期生。陳賡是青年軍人聯合會成員，而胡宗南則加入了孫文主義學會。兩派經常因為思想和立場的不同而發生衝突，打架鬥毆是家常便飯。有一回，在一次集會上，兩派又起爭鬥，鬧成一團。陳賡開始和李仙洲對陣，胡宗南跑過去幫李仙洲的忙；陳賡一時火起，操起一隻板凳追趕胡宗南，把後者趕得狼狽逃竄，帽子都跑丟了。

陳賡成名很早，被稱為“黃埔三傑”（另兩人為蔣先雲和賀衷寒）之一。當時還有一首打油詩說：“蔣先雲的筆，賀衷寒的嘴，靈不過陳賡的腿。”說的是陳賡在第二次東征中救蔣介石一命的事情。

1925年秋，國民革命軍進行第二次東征。東征軍總指揮蔣介石在華陽鎮一役中遇險，陳賡背著蔣介石，靠著兩條長腿健步如飛，最終在槍林彈雨中讓蔣過河脫險。

1933年春天，因為叛徒告密，陳賡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抓獲。後來送到南昌。蔣介石召見陳賡時心疼地說：“陳賡，你瘦了。”陳賡回答：“瘦吾貌而肥天下。”陳賡說：“校長也瘦了。”蔣介石說，“國家如此，生靈塗炭，寢食不安哪！”陳賡說，“身為一党一國領袖，校長瘦而天下更瘦，這是為何?”蔣介石無言以對。

陳賡性格非常豪爽，行事不拘小節。1943年的一天，陳賡等軍政幹部在聽毛澤東作報告。聽了一陣，陳賡突然站起來，直接往主席臺而去。毛澤東愣了，問：“陳賡同志，有何急事?”陳賡也不回答，取過毛澤東的杯子，喝了一大通後才報告：“天太熱，借主席一口水。現在沒事了！”在場的幹部哄堂大笑，毛澤東也不禁微笑起來。

令人痛心的是，1961年，年僅58歲的陳賡病逝於上海，共產黨痛失良將。當年考試時與陳賡並排而坐，後來一同進入黃埔軍校的宋希濂，經常想起老同學：“陳賡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後的幾次會面，他沒有一點以勝利者自居的神氣，令我心折和懷念。”

杜聿明

杜聿明：同時收到國共兩黨“入黨登記表”

1948年，淮海戰役快要結束時，毛澤東曾以人民解放軍中原和華東兩司令部的名義，寫了一篇800餘字的廣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讓時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的杜聿明家喻戶曉。杜聿明也是黃埔一期出身。

杜聿明是陝西米脂縣人，書香門第出身，可他卻老想著投筆從戎，幹出一番可歌可泣的事業。1923年，杜從榆林中學畢業後，一次無意在《新青年》上看到黃埔軍校的招生廣告，同時，也在另一份報刊上看到吳佩孚辦洛陽軍官學校的招生廣告。經過慎重考慮，杜聿明選擇了黃埔軍校。

1924年3月，杜聿明與堂兄杜聿鑫，同鄉青年閻揆要、關麟征等11人，從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輪南下廣州。他們在陝西會館住下後，隨即上街打聽招生情況，獲悉軍校還在招生，但報名者超過1000多人。為了保證被錄取，他們決定由杜聿明執筆，給國民黨元老、原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先生寫了封信，請求他幫忙做個介紹。原來于右任是杜聿明父親的同窗好友，又同是早期的同盟會員，感情很深。半個月後，愛惜人才的于右任回信，不但請他們吃飯，還慷慨地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說這裡有11位陝西有志青年，前來報考黃埔軍校，希望破格錄取，以便將來到北方開展工作。

據稱，蔣介石收到于右任的介紹信後很高興，專門找來負責錄取工作的人員，當面交代說:“于先生送來的學生理應全部收下！”

4月下旬，黃埔軍校舉行最後一次補考。試題是國文和數學。杜聿明不怕數學，擔心的是國文。國文的題目是“你為什麼要信仰三民主義?”杜聿明對“三民主義”沒什麼研究，好在那時《新青年》等進步刊物盛行中國，杜便根據上面的一些文章，結合自己的看法寫了幾百字交卷。也許是因為運氣好，也許是于右任的介紹信起了作用，總之4月底放榜，杜聿明等11人全部榜上有名。入校後，杜聿明收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入黨登記表。那時候，他對於什麼是國民黨、什麼是共產黨一無所知，只好從字面意思來理解。他想，“共產”大概就是把家裡的財產拿出來分給大家。杜聿明家中比較殷實，有些捨不得“分財”，所以就填寫了國民黨的表格。

當然，杜聿明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他加入國民黨的當兒，他的妻子曹秀清正在陝西榆林中學，舉著右手向共產黨黨旗莊嚴宣誓呢。他更沒有想到，後來他能當上國民黨的大官，1949年卻成了共產黨的俘虜，1964年又當選為人民共和國的政協委員……

鄭洞國

鄭洞國：“冒名頂替”進黃埔

總體來說，黃埔軍校的入校考試比較嚴格，也非常注重公平，但避免不了一些“意外”事故發生。比如，國民黨名將鄭洞國就是冒名頂替考進黃埔軍校，這也是黃埔軍校史上獨一無二的“事故”。

鄭洞國是湖南石門縣人，學生時代參加過五四運動。1921年，他曾投筆從戎，但沒成功。1924年1月，正在長沙商業專門學校讀書的鄭洞國聽說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的消息，立刻找同鄉王爾琢商議。沒料到，王爾琢已先走一步了。鄭洞國趕緊邀上三位同鄉，一同南下廣州。當他們找到王爾琢時，才知道報考軍校的日期已經過了。

鄭洞國心急如焚，王爾琢也跟著急。這時，轉機出現了，一位叫黃鼇的湖南老鄉，因為擔心考不上，就報了兩次名。此刻見鄭洞國急成這般模樣，便建議頂替他的名去考。鄭洞國沉吟半晌，決計冒頂黃鼇之名報考軍校，而且考上了。巧的是，真黃鼇也考進去了，而且他們都被編在第二隊。在點名出操的時候，兩人竟一同應聲出列。

鄭洞國是個老實人，對於冒名頂替的事情一直惴惴不安。經過反復考慮，他終於鼓足勇氣，向區隊長坦白了。好在校方並沒有追究他的責任，只是把他的名字改了回來。

於是，鄭洞國的名字開始在東征、北伐、抗日等歷史事件裡閃耀……

劉志丹

劉志丹：氣質更像藝術家

劉志丹是陝北紅軍和蘇區主要創建人之一、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1936年劉志丹犧牲後，毛澤東曾親筆題詞：“群眾領袖，人民英雄”。

劉志丹長得俊朗儒雅，能歌善舞，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從氣質和特長上來看，他更像一名藝術家或者文學家。不過，劉志丹打小就立志做一名軍人，過金戈鐵馬的日子。因此，當他在榆林中學讀書時，第一個響應中共黨組織的號召，報考黃埔軍校。不料，此舉遭到很多人反對。親戚朋友輪番勸阻，學校也不放行。劉志丹慨然而言：“古人雲‘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對付軍閥，沒有軍隊怎麼行？”

1925年秋天，劉志丹南下廣州，成功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習步科。劉志丹是北方人，在廣州水土不服，入校沒多久就染上重病，一度昏迷不醒。醫生以為他死了，準備送往太平間。同鄉請求醫生再觀察一天。醫生說，再觀察一天可以，但不能放在宿舍裡，以免傳染。

也是劉志丹命不該絕，在同鄉的悉心照料下，他闖過了“鬼門關”，逐漸康復——否則的話，中國工農紅軍就少了一位傑出的領導人。

胡璉

“福將”胡璉

在國民黨眾將領中，能打仗的多，會打仗的少，敢打惡仗硬仗的就屈指可數了，胡璉即其中一位。

有好事者作過統計，《毛澤東軍事文選》裡有7篇專門針對國民黨十八軍及胡璉的電文。能夠多次得到毛澤東這種“指名道姓”的待遇，實為罕見。開國上將楊勇曾經說過：“我們寧願俘虜一個胡璉，不願俘虜十個黃維。可惜讓胡璉給跑掉了。”

胡璉是黃埔四期畢業生，與林彪同窗。畢業後，他從少尉排長幹起，歷經北伐、中原會戰、江西“剿共”、抗戰諸役，因戰功顯赫而不斷擢升，37歲做到十八軍軍長，中將軍銜。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對軍隊進行整編，十八軍改為十一師，與新一軍、新六軍、第五軍、七十四師，並稱國民黨軍五大主力。

在隨後進行的三年國共內戰中，胡璉率三萬全部美式裝備的十一師，在中原、華東兩大戰場同解放軍對峙周旋，與劉伯承、陳毅等中共名將均有過正面碰撞，絲毫不落下風。1949年10月，退守臺灣的胡璉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總司令”，統領金門黨、政、軍務，在當地影響深遠，被稱為“金門王”。胡璉在金門打了“古寧頭”戰役。此戰是國民黨三年內戰之後唯一一次殲滅性的勝仗，也是解放軍第一次團級以上建制單位被全吃的敗仗記錄（是役解放軍傷亡9000人）。

胡璉會打仗，更是一名運氣超好的“福將”——

1947年8月，華東野戰軍三個縱隊將十一師包圍在山東南麻，志在將其一口吞掉。戰鬥打響後，卻突降大雨，華野將士苦戰四天，最終只能撤出戰鬥。老天幫了大忙，胡璉沒有被殲滅，此役也被列為國民黨“十大武功之一”，後於臺北圓山忠烈祠以浮雕壁畫作記。

一年後，胡璉與黃維率由十一師擴編的十二兵團參加淮海戰役，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胡璉爬上坦克逃生。中途遇到大隊解放軍人馬，竟無人理睬這輛逆行的坦克，甚至還有不少戰士“禮貌友好”為他讓路。黃維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同樣是乘坐坦克，卻因坦克拋錨而被捕。

1958年8月23日，“國防部長”俞大維來金門視察，與胡璉等人到翠谷水上餐廳參加晚宴。臨行前俞大維突然叫住胡璉——就在此時，解放軍開始炮轟，胡璉等人趕緊躲進坑道，再次逃過一劫。而在餐廳恭候的金門防部副司令趙家驤、吉星文、章傑三人均被炸身亡。

俞大維後來回憶這件事情時說，該談的其實都已談過，為什麼要叫住胡璉，連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說是命運的安排。

戴安瀾

戴安瀾：蔣介石、毛澤東為他寫悼詞

與老資格的第一期、群星薈萃的第四期相比，黃埔三期顯得多少有些寂寥，不過，依然走出了不少震動一時的著名將領，比如戴安瀾將軍。

戴安瀾是安徽無為縣人，曾經就讀南京安徽公學，深受陶行知先生的影響。1924年初，戴安瀾回應時任廣東粵軍第四師團長的遠方叔祖父戴端甫的號召，報考黃埔軍校一期，卻因身材瘦弱被淘汰。戴安瀾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參加國民革命軍，當了二等兵。在部隊裡，戴勤奮鍛煉，身體情況很快好轉。

1925年，戴安瀾再次報考，終於考進黃埔軍校第三期，被編在步兵隊學習。

真正讓戴安瀾“揚名立萬”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率領中國遠征軍南征緬甸。1942年，抗日進入了最艱難的持久戰階段，中國廣大軍民正在為抗日付出最慘重的犧牲。當年2月，日軍為了切斷援華抗戰物資的重要運輸線——滇緬公路，向緬甸大舉進攻。應英國政府請求，中國國民政府派遣遠征軍3個軍約10萬人赴緬參戰。其中，第五軍戴安瀾所率的200師表現最為突出。

1942年3月，戴安瀾率200師參加東瓜保衛戰，與日軍第55師團正面交火，在敵眾我寡，又失去空軍支援的惡劣環境中，與日軍苦戰12天，殲敵5000餘人，掩護了英軍安全撤退。4月24日，戴率部克復棠吉，使東線戰局的轉危為安。5月18日，戴安瀾在郎科地區指揮突圍戰鬥中負重傷，26日下午5時40分在緬甸北部茅邦村殉國。

戴安瀾殉國後，國共兩黨領袖均親撰挽詞。蔣介石的挽詞是：“虎頭食肉負雄姿，看萬里長征，與敵周旋欣不忝；馬革裹屍酹壯志，惜大勳未集，虛予期望痛何如？”毛澤東的挽詩是《海鷗將軍千古》：“外侮需人禦，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1956年，戴安瀾被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追認為革命烈士，2009年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這可能是其中唯一一位國民黨將領。    

（《同舟共進》何仁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