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來源: 王先金的日誌 2012-08-06 10:16 | (分類:默認分類)

26年前在復旦大學讀書時，我被分配到“留學生”樓，同一位來自丹麥的留學生柯馬思同居，就此結下了我們長達26年的友誼。日前，他帶著一家五口故地重遊。我陪同他再次走過26年前散過步的路，重返26年前流連過的地方——從五角場到南京路，從外白渡橋到和平飯店，許多塵封的記憶也隨之復蘇……

聽到最多的是馬思對中國變化的讚不絕口，我嘴上不說，可心裏由衷地感到驕傲。馬斯和我都熱愛中國，因此，他加入丹麥孔子學院，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教中文的老外；而我，一直沒有停止過批評遍佈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

我們都熱愛中國，所以，我們讚歎他的成就，卻也為他面臨的危機與問題擔憂。馬思這次並不只是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還去了大同、西安、桂林等內地城市及其周邊；他也並不只接觸我以及參與接待他的上海、湖州哥們，他還接觸了各地的普通民眾尤其是不少低層人。他讚歎中國的變化，但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擔憂，“繁榮富強”的中國染上了惡疾：貧富差距拉大，公正、公平有若這兩天颱風肆虐下的上海的陽光，時隱時現。

中國的變化與經濟發展舉世公認。中國的經濟發展使得國家富強之餘，在總體上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然而，我們更應該看到，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不公正，正像一個惡性腫瘤，肆無忌憚地蔓延開來。

然而，真正可怕的不是表面可見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等現象，而是一個說出來也許引起一些人反感、引起另外部分人發笑的一個現象——

一，“階級”捲土重來？

正如國學大師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裏所說，中國自古以來就同西方有所區別。區別之一就是我們的社會始終沒有形成界線分明的“階級”。我是部分認同這種說法的。幾千年來，中國除了打天下坐天下的皇帝之外，“階級”區別確實不甚明顯，例如地主與農民大多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繼承的（否則就不會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勤快的農民，或者靠“學而優則仕”的窮書生，都可以晉升為地主；皇帝長期以來依靠讀書人共同統治國民，而讀書人大多並不是從權貴或者“書香門第”裏走出來的。中國大量的文學作品中都記錄了“十年寒窗”甚至“頭懸樑 錐刺股”的苦逼小子如何金榜題名，一夜暴富，有些還混到了皇帝女兒的床上；再如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常常就是平民出身，有些還是類似今天的“屌絲”一族。

值得反思的反而是文革時期，那是“階級鬥爭”最激烈的年代。可是，讓我們平心靜氣地分析一下：1949年毛澤東執政後，全國其實只有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或者說“革命階級”，可他當時卻從馬克思那裏學來了一套，一下子就把中國歷史弄成了階級鬥爭的歷史，而且立即劃出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這兩大階級，還具體弄出了一個“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請問：在1949年後，地主、富農被剝奪了土地，革命壓倒了一切，壞分子屬於刑事犯罪，右派只不過是思想活躍的知識份子而已，這些人如何能夠組成一個“剝削階級”？可以說，這個所謂的“剝削階級”除了刑事犯罪分子外，幾乎都是思想與哲學領域的，是“哲學王”毛澤東弄出的一個莫須有的東西。

當然，更值得反思的卻是：當我們終於撥亂反正，不再提“階級鬥爭”的今天，中國社會卻正在形成不同的“階級”——我說的是階級而不是階層，區別在於：不同階層之間是可以“上躥下跳”的，而階級則成為社會中無法打破的群體利益堡壘。例如，幾百個家族掌管了中國最重頭的社會財富與權力資源，你無論如何跳恐怕都跳不上去（你跪下倒可以讓你分一杯羹）。再如，中國的“弱勢群體”——廣大的農民以及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越來越沒有向上提升的機會與可能。

難怪一位農民工曾經很生氣地沖我說出這樣一番話：你總是否定文革，但你想了沒有，文革中，工人王洪文可以做“接班人”，農民陳永貴（大寨的黨支部書記）可以做到副總理，現在有這個可能嗎？

如果不是感覺到前途渺茫到絕望的地步，這位讀過我不少文章的農民工不可能搬出王洪文與陳永貴來駁斥我。也許我可以向他解釋清楚，為什麼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國家不需要王洪文與陳永貴這種人，但我怎麼向他解釋，現代的文明國家是不會堵塞弱勢群體向上提升的道路的？

其實，社會發展造成的貧富分化可以靠政策調整來縮小，但制度化了的“階級”之間的不公平造成的貧富分化則只能靠傳統的“革命”與現代的“民主化”才可以最終解決。

二，“階級鬥爭”與民主

我也認同梁漱溟先生講過的另一個觀點（由於在“走遍中國”的過程中，引用部分可能因記憶而出錯）。在沒有階級的社會裏，各階層都有機會向上一階層提升自己，提升的辦法就是要求自己（更加努力）而不是對社會不公進行抗爭，所以中國人缺乏了以階級為主體的“爭權奪利”——爭取一個階級中所有人的正當權利，就是邁向民主的革命。

當向上的通路尚未被堵死，農民工們的願望也許是當工人與店主，儘快脫離農民工行列，而不是集體同老闆討價還價；工人的願望可能是找到更好的工種、多加班存更多錢，而不是借助工會爭取更多待遇的提高；大學生們不會利用自己的知識去號召限制公務員們的特權，發揮青年知識份子的獨特優勢，他們只是默默加入考公務員的長長佇列，幻想自己有一天也成了擁有特權的公務員；而幾乎所有有點積蓄的中國父母們，都在考慮以送孩子出國的方式為後代們率先爭取到“自由與民主”。

但是，如果一群人（例如“農民”“農民工”“城市貧民”等）發現自己永遠無法同另一群人（例如五百家族或者“公務員”）競爭，他們遲早會起來鬧事，爭取公平、公正的“群體權利”——英國民主是這樣到來的，法國革命是這樣發生的，連美國人也是因為這種不公平而最終折騰出了世界上最不壞的制度。歷史顯示，個人自由、權利與民主，並不是靠孤立的個人能夠爭取來的，而是依靠集體的訴求、抗爭與革命而來。

幸，抑或不幸？在中國，即便在最糟糕的年代（例如文革），也沒有形成真正的階級對立——“地、富、反、壞、右”絕無可能作為一個“階級”來對抗執政當局，而在全國豎立了這樣一個並不存在的莫須有的“階級”，且以王洪文、陳永貴等人的事蹟麻痹了他們所在的最大兩個“階級”（工農階級）後，經濟早就陷入崩潰的中國，始終沒有出現對民主的要求，社會反而相對比較“穩定”。這幾乎成為當今一些人美化那個時代的主要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當今中國社會的分化，階層被凝固成“階級”，看似社會在潰敗，民族在墮落，其實卻隱藏著巨大的危機與變革的可能。也許，當我們看到各地最有錢的人同最無奈的“屌絲”以及連“屌絲”都不如的“弱勢群體”臉上都洋溢著微笑時，我們以為社會已經大同——普遍墮落與麻木，可稍微不小心的一點點火星，卻又能點燃怒火。文革時，年輕人踢一個老太婆肯定也是不被允許的，但如果這老太婆曾經是地主婆，那就是值得鼓勵的革命行為了；如今每天都有300個以上的中國人死于交通事故，我們對此漠不關心，但只要捲入的是開寶馬的“權貴”，就很有可能引起燎原之火。

《人民日報》8月1日刊載專家文章稱，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五類人可能被美國利用，干擾中國崛起。文章忽視了這五類人卻可能真正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律師代表要求法治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已經上億；異見人士的範圍在不斷地擴大；至於中國的“網路意見領袖”，幾乎都是順應網路民意而成名，很少有能力引領網路意見的真正領袖，也就是說，他們後面是龐大的線民群體（不信，你去說兩句違背網路民意的話，看看你能不能成為意見領袖？）；更不用說“弱勢群體”了，沒有民主賦予的政治權利以及法治給予每個公民的保障，當今有哪一個中國人敢說自己是“強勢群體”？

三，敢問路在何方？

從這個角度說，“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意見領袖、弱勢群體”不但不應成為干擾中國崛起的“階級”，反而應該是幫助中國崛起的主力軍；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靠消滅他們而崛起，恰恰相反，崛起的中國會自然而然地“消滅”這個“新黑五類”：法治的中國不需要維權律師，宗教自由的地方不會有“地下宗教”，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每個人都是可以表達不同意見的“異見分子”，網路平臺給大家提供相同的機會，且不會因言獲罪，那麼，弱勢群體呢？每個國家與社會不都有“弱勢群體”嗎？你又如何消滅他們？

在同一些外國朋友討論到中國的貧富分化與社會公正、公平等問題時，他們常常會條件反射地反問一句：你說的問題西方國家也存在啊，例如美國的黑人“階級”在致富上總是比不過白人，歐洲的工人始終沒有“貴族”們地位高，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裏（所以有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每聽到這樣的反問，我往往會反思，是不是我們太敏感？是不是我們因恨鐵不成鋼或急於求成而過份誇大了中國面臨的危機與困難？

當然不是，那些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們最常忽視的往往是他們的民主制度——世界上大多國家已經擁有了這種制度，西方國家更是擁有很多年了。他們認為這種制度是與生俱來的，卻忘記了這種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剛剛發明不久——正是發明來調解“階級矛盾”、緩和“貧富分化”造成的階級對立，讓富人與窮人“和諧相處”的！

富人與利益集團可能用“鈔票”控制了國家機器，但窮人們手裏的“選票”卻能最終決定由誰來管理這個國家，以及如何分配財富；美國黑人“階級”因為各種原因可能始終處於“弱勢”，但民主制度卻可以讓他們中的“屌絲”奧巴馬脫穎而出，躍上總統寶座；歐洲與澳洲的工人們可能無法與“貴族”抗衡，但代表他們的“工黨”等黨派卻控制了國家政權，始終維持著高福利……

民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是作為整體的“弱勢群體”擺脫弱勢，社會走出困境的最佳出路。然而，民主同自由等權利一樣，談何容易？首先，你得自己去爭取，其次，你得自己去爭取，第三，你得自己去爭取……，第N，你還得靠自己去爭取！


中共歷史上的“反黨集團”

來源： 孫立偉的日誌

在中共歷史上，曾經有無數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這些人既有非共產黨人，但更多的是共產黨人；既有一般的幹部、黨員甚至群眾，也有中共中央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既有入黨不久的新黨員，也有20世紀20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黨、政、軍、公安、政法等領域的人員；既有已經被平反的，也有結論至今未變的。這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因為很敏感，至今沒有人系統研究過。下面，就談談自己的一點看法，對這個問題做一點探討。

“反黨集團”概況

按歷史時期劃分，中共歷史上的“反黨集團”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延安整風時期：“反黨集團”開始出現

在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共黨內的鬥爭雖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謂“集團”，例如“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第三党”、“託派”等等，但一直沒有使用“反黨集團”的名稱。從現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黨集團”的，應該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打成的王實味、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陳傳鋼）與中央婦委的王裏（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與宗錚（即郭箴一）兩對夫婦，與王實味之間本來只是同志或同學的關係，但因為在毛澤東發出整風的號召以後，成全向毛澤東寫過—封信，提出要“整頓人風”，即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王裏和潘方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發表前後發表過一些與王類似的看法，在王實味被定為“託派”後，他們便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

（二）1955—1956年：“反黨集團”擴展到高層和其他領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開始在中央高層和其他領域打“反黨集團”。由於這方面的材料開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據《人民日報》公佈的材料，加以介紹。

從《人民日報》公佈的材料看，中共建政後最早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高崗、饒漱石集團。不過當時的名字不叫“反黨集團”，而叫“反黨聯盟”。在1954年2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高崗、饒漱石的問題被揭露出來。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社論，第一次公開宣佈他們是“高饒反黨集團”。這個集團後來也稱為“高崗反黨集團”，並擴大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這是第一個在中共中央高層打成的“反黨集團”。

高崗、饒漱石被打成“反黨聯盟”不久，接著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胡風等人。胡風，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因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就文藝問題陳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見，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共中央提交《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要求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公開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5月13日，《人民日報》開始刊登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還為此寫了編者按語，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胡風被捕入獄，並在全國各地逮捕路翎、牛漢等92人。從6月份開始，全國展開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使2100餘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這是中共建政後打成的第一個全國範圍的、牽連廣泛的“反黨集團”。

在這個時期，基層也開始打“反黨集團”。例如河北省武清縣，1955年縣委派工作組整頓縣社供銷時，將劉旭中、徐洪儒、陳巨元、閻永會等人視為“反黨集團”，並讓他們停職檢查。

（三）1957—1958年：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反黨集團”遍及全國

隨著反右派鬥爭的開展，一大批在“整風”運動中曾發言甚至根本沒有發言的人，不僅被打成“右派分子”，還被打成“反黨集團”。

當時打“反黨集團”最多的似乎是文藝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就將著名作家丁玲、陳企霞定為“反黨集團”。這個集團，包括丁玲、陳企霞、馮雪峰、艾青、羅烽、白朗、陳明。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作了《關於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處理意見的報告》，將對丁玲等人的處理有不同意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黎辛等打成“反黨集團”。7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這個報告。定案結論中說：“這個反黨集團的罪惡活動，主要是以陰謀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對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報告的批示，策動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向黨進攻，以及否定肅反運動，執行保護壞人、打擊積極分子的惡毒政策。”

在反右派鬥爭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藝界中打了一批“反黨集團”。例如在河北省文聯，有以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劉藝亭為首的“反黨集團”。在遼寧，有瀋陽市文化局副局長、市文聯主任王化南、《芒種》主編郭墟、《芒種》副主編吳山組成的“反黨集團”。在吉林，有以導演沙蒙、郭維、呂班等為中心的長影“小白樓反黨集團”，以及長影樂團“反黨集團”。在安徽，有文聯黨組委員王影，《江淮文學》副主編、文聯黨組委員石青和《江淮文學》編輯部副主任、共產黨員錢鋒為核心的“右派反黨集團”，以安徽省文聯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聯黨組書記、省委文教部副部長戴岳為首的“文聯右派反黨集團”，省文化局有以陳仲、張熙才、佘建民為主要成員的“反黨集團”。在浙江，有以黃源為首的文藝界“反黨集團”。在廣東，有以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中國音樂協會廣州分會主席、中共音協分會臨時黨組書記李鷹航為首的“潛伏在音樂、美術界的反黨集團”。在廣西，有民進廣西省籌委會副主任委員、省文聯副主席胡明樹，民盟廣西省委委員、省文聯副主席、廣西師範學院語文系主任林煥平，民革廣西省委委員、桂林市文聯副主席李文釗結成的“反黨集團”。在四川，有以《星星》編輯石天河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儲一天、陳謙、遙攀、白堤、曉楓、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黨集團”。

在新聞出版界，當時也打了一些“反黨集團”。例如《人民鐵道報》社打了以副總編輯范四夫為首的“反黨集團”；通俗讀物出版社打了以藍玨、於幹等為首組成的“右派反黨集團”；在《鞍山日報》社，打了以副總編輯李惠眾為首的“反黨集團”。

在高校，當時也打了很多“反黨集團”。例如中央美術學院的“江豐反黨集團”；東北工學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員陳尚炯、嶽從風和王裕生為核心的“右派反黨集團”，以九三學社成員、工藝系教授許冶同為首的“反黨集團”；浙江大學由吳隆延、包德煒、李德進、史孝成、朱文偉等五人組成的“‘春雷’反黨集團”；重慶西南師範學院的“董時光、羅容梓反黨集團”。

在民主黨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外，還有“陳銘樞反黨集團”。在各省的民主黨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黨集團”。例如在江西，不僅有中國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許德瑗、副主委劉九峰等組成的“許、劉反黨集團”，還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員漆裕元組織的“反黨集團”。在廣東省農工民主黨內，有包括雲應霖、丘哲、李潔之、陳卓凡、廖嗣蘭、楊飄棠、黃大鏘等七人的“右派反黨集團”。

在中央機關中，這時也打了不少“反黨集團”。例如司法部有以副處長王左平（共產黨員）為首的“反黨集團”，監察部有以王翰為首的“反黨集團”。

各個地方打的“反黨集團”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在廣東，有“雲應霖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以馮白駒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在廣西，有以民主促進會的成員胡明樹（省文聯副主席）、劉牧、秦黛、陳憲章為核心的“反黨集團”，以前廣西省委常委、廣西省副省長陳再勵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夢周，前省委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集團”；在四川省水利廳，有以農工黨員葉嘉禾為首的九名“反黨集團”；在雲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為首的“反黨集團”；在貴州金沙縣，有以副書記李乃蔚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在甘肅，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長孫殿才，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陳成義，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均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以及“陳時偉、楊子恒、蔣雲台等反黨集團”。

（四）1959—1965年：在“反右傾”等運動中繼續打了很多“反黨集團”

在1958年8月於廬山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後，很多機關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黨集團”。例如水利電力部黨組打了“以李銳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外交部打了“張聞天反黨集團”；福建在“反右傾”中把省長江一真、副省長魏金水打成了“反黨集團”；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縣委打了以楊才魁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反黨集團”的罪名更多了。例如總政治部主任譚政被誣衊為“反毛澤東思想”，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撤銷了他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因小說《劉志丹》，被打成“習仲勳反黨集團”；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孫冶方、張聞天等因為提出預告尊重價值規律等問題，被打成“孫冶方、張聞天反黨集團”；提出重慶市蕭澤寬、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餓死人的真實情況，被打成“蕭李廖反黨集團”。

（五）“文革”時期：打“反黨集團”進入第二個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就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接著，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因寫《三家村劄記》，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不久，整個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舊北京市委反黨集團”。在這之後，各地打成“反黨集團”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來把無數人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黨集團”和“江青反黨集團”。


宣傳爲什麽失敗？（劉荻）

來源: 崔永久的日誌 2012-08-10 21:54 | (分類:默認分類)

中國近期出版的蘭德爾•彼特沃克的《彎曲的脊梁——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活動》一書，“別出心裁”地把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鼓動進行了對比，並總結了其成敗。

對中國讀者來說，本書有不少看點，尤其是書中大量引用了捷克持不同政見者、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的著作及《共産主義黑皮書》中的內容。然而筆者感興趣的則是，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民主德國的宣傳鼓動都沒有能夠達到所預期的目的：這兩種宣傳鼓動都既未能幫助創造出人間天堂，也未能阻止極權制度的覆亡。

宣傳的一個失敗之處，在於它未能製造出建設偉大事業所需的滿懷熱情的真正信仰者。無論是在納粹德國還是民主德國，真正信仰納粹主義或共産主義的都只有少部分人，多數人只是表面上服從。“槍桿子+筆桿子”只能製造出一大批神經緊張、唯唯諾諾的群衆和一種普遍的僞善氣氛，而不能製造出充滿激情的偉大事業的建設者。就連體制的領導人也不例外：幾代之後，當共産主義的狂熱信仰者被哈維爾所說的“無個性的官僚”所取代之後，一旦體制遭到挑戰，這些缺乏真正信仰的繼任者很可能不會像充滿革命激情的前輩那樣不惜用使用武力來捍衛政權。

宣傳的另一個失敗之處更加具有諷刺意味：宣傳本想蒙蔽群衆，結果反而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既然人人都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那麽體制的領導人也就無從得知自己的真實民意基礎。“人們假裝相信，政府也假裝相信人們已經相信了。”最後，當體制土崩瓦解之時，所有人都不會感到震驚，只有最高領導人還被蒙在鼓裏。

美國政治學家吉恩•夏普認爲，獨裁政權的弱點包括：“下屬由於害怕得罪上級，可能不會向獨裁者報告決策所需的準確和完整的資訊。”在中國，黨希望黨報黨刊要做黨的“耳目喉舌”——不僅要做喉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也要做耳目，收集資訊向黨彙報。而一味歌功頌德、粉飾現實的宣傳無法履行後一種職能。資訊層層過濾之後向上傳遞，其結果就是：越是位高權重者越是遠離現實。宣傳本是面對群衆的，結果卻變成了只供袁世凱一人閱讀的報紙；本想欺騙他人，結果只騙了自己。因此毫不奇怪，各種政府官員在網路和微博上都表現得格外愚蠢。

納粹德國和民主德國的宣傳都宣稱“元首永遠正確”或“党永遠正確”，並禁止一切針對重大問題的批評——只允許批評雞毛蒜皮的小事、上級批評下級等等，其結果就是體制完全缺乏發現和糾正錯誤的渠道。今天的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民主國家有議會，有反對黨，有獨立的新聞媒體，錯誤的經濟政策會遭到質疑、批評和反對，還會被反對黨加以緩和或取消，因此嚴重的不良後果可能要在幾十年後才逐漸表現出來；而在中國，不允許批評的結果是錯誤政策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以至於2008年的十萬億政府投資在短短幾年之內就讓中國經濟從蕭條變爲滯脹，走過了西方國家幾十年的發展歷程。

缺乏批評的結果是，極權制度往往只有到了瀕臨崩潰之時才能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無論什麽樣的宣傳都無法挽救極權制度，只能把極權制度更快地推向這一宿命。


大陸民意在乎民主與文化合一

2012-3-12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7| 評論數: 0 |原作者: 藏渺／安徽合肥市

前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說，民進黨需要在互動中瞭解對岸。似乎民主進步黨中也產生了聲音：不夠瞭解大陸。這次不管民進黨在十字路口選擇哪一條道路，有一點毋庸置疑：民進黨確實需要更瞭解大陸、大陸人民，而不僅僅是大陸政府。

很多國際媒體在觀察大陸時，往往會出現兩個誤區，第一是大陸對台灣的政策是由政府強烈主導，政府反台獨的態度超出民眾很多；第二是大陸政府對民意通常採取的態度是不甚理會，有強烈的思想性、主張性。

我 認為這兩者都很片面：其一大陸民眾對台灣的糾結是超乎一般想像的，政府的態度反而緩和很多。其二大陸政府目前對民意的態度是介於尊重與排斥之間，用一個可 能不太形象的詞語，叫做忌憚，而且這種態度也是在不斷演化中，當大陸的民意強大到一定程度時，幾乎可以影響一切，甚至於司法，有興趣的可以研究一下藥家鑫 案件。

為什麼大陸民眾對台灣有如此強烈的糾結感，一方面源於千百年骨子裡的個性，另一方面則源於近代風雨飄零的史實。

古代有兩個影響很大的時期，三國與南北宋，將領土概念深深植根於大陸人心底。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歷史慘痛，則讓很多人刻骨銘心，到今天都很難走出哀傷，清廷衰微，大範圍淪喪。

雖然現在大陸的經濟實力崛起，但是軟實力並未隨之成長，儘管迫切地想證明，但大陸人依然很難找到足夠的榮耀感。所以我們是敏感的，而涉及到領土，就更為敏感。大陸有一部分人認為，維持兩岸現狀是穩定的，一旦對岸分裂，中國就會陷入四分五裂。

同 時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大陸人一向喜合居而不喜分家，只要還沒分家，人們就是好的。所以在大陸人接觸台灣越多後，可以接受中華民國，因為在模糊的框架下不會 觸及更深，也樂見台灣的民主對大陸釋放更多積極因素，可以容忍台灣人內心的優越感，乃至「憲法一中」。但在觸及到台灣共和國時，心底最設防的堤壩就面臨垮 崩之虞，所有的不美好會通通回來。

所以民眾的反應會比政府更深更敏感，大陸內部存在各種不同聲音、不同派別，在這個問題上卻很少有不同音，在很多問題都還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大陸政府當然會踩住一條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而說大陸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強吞台灣，讓民主倒退，這應該是更強烈的恐嚇牌。俗話說開弓沒有回頭箭，現在是進步的時代，已經有的不會輕易消失，世界不會同意，2300萬人不會同意，像我這樣的大陸人也不會同意。我們在乎的是未來民主與文化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