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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論】票證：計劃經濟失敗的有力物證

2014-03-10 國家人文歷史

各種票證曾經長期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那段長長的時間充滿數也數不清的票證。現在回憶，居然想不起什麽東西是不“憑票”供應的。

一旦對“歷史”作深入研究或換一個角度，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史書中有時看似無關痛癢的一句話或一個抽象的概念後面，往往事關千百萬人的悲歡離合、一生一世。1953年末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史書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這一政策對國家工業化的作用，而這一政策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巨大影響則從未提及。

“統購統銷”切斷城鄉的有機聯繫

從1953年秋起，中共中央陸續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關於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後來國家又對棉花和棉布實行了計劃收購和供應。1953年實行此政策當然有短缺經濟本身的原因，但當時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計劃經濟。按照計劃經濟的原則，生産與消費都必須納入計劃。嚴格的計劃經濟對生産到消費都要實行計劃，因此對居民的日常消費也只有實行“票證化”才能計劃管理。

這樣，國家實行了對糧食和主要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農民只能按國家規定的收購糧種、收購價格和計劃收購的攤派數量將餘糧出售給國家；城市居民的口糧、食油及穿衣用布都按人口定量憑票供應。中國社會形成僵硬的城鄉二元結構，全部中國公民被分爲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個等級，吃農業糧者若想“農轉非”成爲吃商品糧的“城裏人”幾乎難於上青天。由此，城市人口與農業人口的區別不僅僅是居住地和職業的不同，而是一種難以更改的、世襲的身份不同。直到今天，這種城鄉二元結構還未被打破。因此，這一制度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之廣和時間之長，甚至是超過了包括“文革”在內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統購統銷”實行後，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資源幾乎全部被國家掌握，切斷了城鄉間的有機聯繫。農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産品，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購買自己所需物品。這種社會結構極其“穩定”，但卻毫無生氣與活力。“統購統銷”一個最直接、最現實的結果是切斷了還有一定數量的資產階級與農村、農民的經濟聯繫，資本主義工商業所需要的原料、市場全在國家的掌握之中。這樣，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勢在必行，而且易如反掌。1954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市場管理和改造私營商業的指示》，指出國家要對部分商品實行計劃收購、計劃供應。

有關票證的“黑色幽默”

由糧食的“統購統銷”開始，各種票證越來越多，這其實是經濟越來越困難的表現。在經濟發展較好的1964到1965年，商品略爲充足，票證就開始減少，而在“文革”十年間，票證的種類達到頂點。從雞鴨魚肉到煙、酒、糖、瓜子、花生、粉絲……從自行車、縫紉機、座鐘、大立櫃到線襪、尼龍襪、衛生紙、打火石、火柴、肥皂、燈泡、線團……許多東西只有在年節才有供應，不僅限量，而且限時，過期作廢。即便是票證規定的東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證供應，其他許多地方連票證規定的東西都不能保證供應。生活是紛繁複雜的，這種簡單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誕，幾年前《北京晚報》曾舉辦過一次“票證的故事”徵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訴說了一個個真實、具體、生動，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誕，有時竟超過了“黑色幽默”作家們的想象。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票證舊事》一書，輯錄了一些人寫的親身經歷，爲那一段普通人的歷史“作證”。王春瑜1961年決定結婚的因素之一是因爲婚後才有副食品供應證，憑此每周才能買到幾塊豆腐乾、半斤豆芽之類。甯宗一小孩才出生幾十天，家中唯一的一個暖瓶被打，生活極不方便。而一個暖瓶要一年所發全部“工業券”，根本無法購買，只好硬頭皮向鄰居暫借（鄰居也只有一個），以渡過難關。此後，暖瓶成了他的一種心病，生怕打破，“夜裏睡覺都變成了大喜、大悲和大驚的夢”，不是夢見買到新暖瓶，就是夢到暖瓶被打。翁美英1961年生孩子時，街道特別照顧，給了她一張鋁鍋票，使她著實高興了好幾天。煙票只發給“煙民”，但“煙民”的資格要由個人申請、領導認可，不少人爲了給親友搞煙票也開始吸煙，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癮。而且，煙票是根據職務高低分等級的，低級者不能買高級煙。由於食油定量極緊，時爲農工的張賢亮發明的“眼藥瓶滴油法”在農場迅速推廣。花生早成奢侈品，時爲北京市長的彭真大費腦筋，終於在春節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兩。梁曉聲永遠感激他們的街道票證員王姨，因爲她的偷偷照顧，“那些年我們比別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過來人大概很難想象，在當時能多吃些豆腐確可謂“恩重如山”！如果家裏要買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幾張布票；爲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將棉衣裏的棉花掏出作單衣穿。當然，在所有票證中最重要的是糧票，由於定量極少，多數人家都有浮腫病人。何滿子當時正在“勞改”，“餓得眼珠發綠，渾身浮腫的人們爲了幾斤糧票打死人的案子，我就聽見過多起；還同一個因搶十幾斤糧票和少數鈔票而在鐵路邊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寧夏中衛縣的公安局拘留所裏呆過。”

“走後門”導致“道德滑坡”

由於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憑票”，這些名目繁多的票證猶如一條條繩索，將人牢牢束縛起來，個人被票證的發放者——單位、街道緊緊控制，無法鬆動。票證，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措施，而且成爲社會、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個人在消費領域的選擇自由都極其有限。人們往往爲多買半斤肉、一把粉絲、幾包火柴、一塊肥皂……而想方設法拉關係、“走後門”。當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後門”才能得到滿足時，“走後門”就具有了某種“普遍性”與“合理性”，其結果必然是社會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所謂“道德滑坡”，或許由此時始。

由於當時的“閉關”政策，只有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有少數外國人。由於外賓沒有也不可能有各種票證，所以這些城市都有專供外賓的商店，所有商品不要票證就可買到，但這種商店是嚴禁國人入內的。1972年初，中美關係開始“解凍”，與此前的“全封閉”相比，來華的外國記者人數猛增。時處“文革”時期，正“狠抓階級鬥爭”，“敵情觀念”極強，於是各單位、居委會都組織全體人員學習、熟背與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其中一條規定，如外賓到某商場時，該商場所有商品可不“憑券”而敞開供應外賓，爲了顯示“一片繁榮”，中國居民也可不“憑券”任意“購買”，但“買”後不得離開商店，要等到外賓走後再到櫃檯將貨退還。某菜場一位賣肉的師傅曾被表揚“水平高”，一次顧客拿出肉票要買二兩肉，這時恰有外賓在旁，這位賣肉師傅當即決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遞給顧客，讓外賓看到了我們的生活之富足。據傳說曾有人乘外賓在時買了好幾雙尼龍襪就想走，但在門口被有關人員攔住，後來襪子全退不說，還通知了工作單位，受到處分。

事情完全倒了過來，原本只應在短暫的“非常時期”才對少數物品實行定量供應，但在長達幾十年的計劃經濟時期卻是大多數物品都要實行定量供應！要回想當年哪些東西不憑票供應，還真要大費一番腦筋。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票證”逐步退出我們的生活，成爲歷史文物，成爲“十年浩劫使我國經濟達到崩潰邊緣”的最好注腳，是計劃經濟失敗的有力物證。

票證將農民牢牢束縛

當然，這些還都是城裏人寫票證制給生活帶來的種種不便，若由農村人來寫“沒有票證的故事”，一定更有一番悲涼。其實，受影響最大的是廣大農民。“統購統銷”一實行，社會立即分爲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大階層，並且實行嚴格的“世襲制”。吃“農業糧”者實際成爲“二等公民”。“統購統銷”一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由於沒有糧票，農民的活動半徑非常有限。當時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沒有糧票，休想買到一碗粥、一個饅頭、一兩點心……農民進城，只能準備充足的乾糧。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國糧票更加難得，就是城裏人想領取全國糧票也要單位開“出差證明”，農民更是想都不敢想，這使他們的活動範圍受到嚴格限制。有親人病重時農民最需糧票，因爲若要到大中城市醫院住院，沒有糧票患者根本住不進去，陪護者也無法在城裏生活。

《票證故事》一書中路世明的回憶文章“‘廉價’的叩頭”，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農民沒有票證的處境。1971年冬，作者當時在解放軍某部汽車連當司機。一天，他到山東沂蒙山區執行任務，中午路過一家供銷社，便進去買東西充饑。當他拿出糧票準備買餅乾時，一位衣衫襤褸的老農死盯著他手中的糧票，哀求說：“能不能用錢換你二斤糧票？”原來老農的兒子生重病，什麽也吃不下，只想嚼幾塊對他們來說稀罕已極的餅乾，但無糧票不能買。作者心中一酸，把糧票往老農手中一塞轉身就向外走去。但還未走到門口，聽到“撲通”一聲，猛回頭只見老農跪在地上向他叩頭，手舉糧票，高聲喊道：“謝謝解放軍！”作者在文中無限感慨：“二十多年過去了，老漢的下跪、叩頭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裏。宣佈糧票取消時，我與朋友說起此事，朋友也感歎不已。是啊，當時那幾斤糧票無疑是救命的，可現在說來那是多麽‘廉價’啊！”爲了得到糧票以應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價購買原本“無價”的糧票，這種“黑市”屢經“嚴打”而不絕，蓋因這種“非法交易”確是社會生活的需要。無論是爲了“拉關係”還是出於真誠的同情，當年下鄉插隊的知青最常行的“善舉”之一，就是給老鄉一些從家中帶來的糧票。

只有廢除了糧票，才有今日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農民能夠自由進城。

（作者雷頤系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人物】曾國藩當官後的灰色收入

2014-03-10 國家人文歷史

晚清舉人的入仕機會十分有限。曾國藩成爲舉人之後，曾氏家庭的經濟地位也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以致後來曾國藩兩次進京會試的花銷，對小地主曾家構成了相當沈重的負擔。

然而在曾國藩中進士之後，曾家生活起居的排場，馬上發生了改變。中進士之後，曾國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請假回家，在老家待了一年。這一年間，他外出拜客，排場是“仆一人，肩輿八人”，昂然行走於湖南鄉下，引得農人們紛紛駐足觀看。在中舉之前，曾國藩衣著樸素，經年不過一件長衫而已。而進京爲官前，曾國藩統計自己置辦的衣服，已有如下內容：

羊皮袍、呢皮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綿綢小襖、薄綿布小襖、棉袍套、綿圓袍、綿套褲、棉馬褂、絨領、棉小帽、秋帽、秋領、線縐夾馬褂……

曾家日常生活雖然不常大魚大肉，但宴客時已經能上“海菜”了。

曾國藩成爲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邊際效應”卻非常大。這種邊際效應主要體現的籌資能力的增長、獲得干預地方政事的權力等方面，由此導致曾家可支配財富的增長。對絕大多數獲得高級功名的紳士來說，即使原本家世清寒，獲得功名之後最終也會在經濟上上升爲大地主至少中等地主階層。至於經濟上升的渠道，則因個人的情況不同而千差萬別。具體到湘鄉曾氏，則有以下幾條：一，曾國藩進京爲官的資本，主要來自拜客收入。二，道光二十七年以前，湘鄉曾氏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借債和曾國藩對家中的少許補貼。三，道光二十七以後，曾國藩大弟以鄉紳身份在湘鄉所獲“聘用費”和“經理收入”，成爲家中經濟收入的支柱。四，被曾國藩提攜從軍的弟弟曾國荃的灰色收入，是後期湘鄉曾氏成長壯大的主要助力。

曾國藩的拜客收入

中進士之後，曾國藩請假回家，在老家逍逍遙遙“把戲”（玩耍之意）了一年。這一年他的主要任務是爲將來進京當官籌集“資本”。傳統時代交通不便，進京當官，對於湖南這麽遠的路程來說一般要一二百兩。這筆錢要由官員自身承擔。其次，翰林等官員薪俸很低，而國家又無公款配給之制。到京之後，住房、官服、僕役，種種花費均需自己負擔。所以進京“創立”之初，需要一筆鉅款。

一般來講，爲官資本的解決方式有以下幾種：對出身高級士紳官宦家庭者來說，當然是由家庭提供。第二種是由親戚族人幫助。第三種是向官員們“打秋風”。比如曾國藩後來在家書提到的一例，即他的好友陳源兗（岱雲）：“岱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三百金。”第四種方式是借貸，有的時候甚至是借高利貸。

因無法籌措這筆款項耽擱赴京的情況，在清代多有發生。比如康熙時的魏象樞，“其初得京官時，亦患無力，不能供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中進士後欽點刑部主事，因爲家境貧困，無力支援當京官的花銷，竟曾一度不想就任。所以籌措進京資本，是曾國藩一家必須考慮的首要問題。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籌資方式就是“拜客”。在前四種渠道之外，曾國藩的拜客過程爲我們提示了又一條主要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另一種“打秋風”。只不過陳源兗打秋風的物件是外省官員，而曾國藩拜訪的物件和藉口都有所不同。

傳統時代，一個人進學、中舉、中進士後，照例要四出拜客。查日記及《湘鄉曾氏文獻》，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離家進京，曾國藩在家鄉呆了二百九十六天，這其間他外出連續拜客四次，共計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說，居鄉近一年間的十分之七都用於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鄉、衡陽、耒陽、武岡等十縣州，行程三千餘裏，所拜之處，達一千二百家左右。

雖然到許多地方拜客的藉口都是“議修譜牒”，但曾國藩所拜遠不止各地宗祠。他拜訪了以下四類：一類是自己的親戚故舊，如岳父、外祖、諸舅等。二類是族譜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沒有來往的。凡是可以找到者必拜到。三是非親非故的各縣官員和著名鄉紳。四是在外縣經商的湘鄉籍的老闆們。

其目的除了“議修譜牒”之外，更重要的還有三重，一是向親朋好友通報喜訊，二是與上層社會的達官貴人們建立起社交關係。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則是借此收受賀禮，收斂錢財。這是當時社會之通習。

曾國藩拜客過程中，除 “修族譜”的名義，“拜訪”、“送卷”的名義之外，還有“挂扁”、“收學生”、“點主”等許多活動，因此所收的錢財名目繁多，大致有賀禮錢、人情錢、轎錢、發卷錢、贄儀、題主錢等等。

四次拜客，據《湘鄉曾氏文獻》賬簿逐筆統計，曾國藩共收入錢一千四百六十八千一百二十文，白銀三百五十五兩九錢，花元二百三十元。以白銀合計，共爲1495.17兩。遍尋資料，還沒有見到其他中試者如曾國藩拜客這樣時間長、範圍廣、拜訪物件多、收入巨大。看來在“議修譜牒，清查源流”這個藉口下，曾國藩的拜客地域及範圍遠超當時習慣。

曾國藩的職官收入

張仲禮說：“幾乎所有官員，不論是大官還是小官，都利用其職權爲自己積聚巨大的財富。做官，被認作是對長期苦讀、備考以步入有特權的社會上層集團者的最好報償和最高獎勵。”

通過對曾國藩這一具體案例的分析，我們發現，張仲禮先生的結論看起來過於絕對。事實上，官員的職官收入，與他的職務高低及個人操守直接相關，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爲自己“積聚巨大的財富”。

道光二十年曾國藩在翰林院“散館考試”後被授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從而正式步入仕途。清代實行薄俸制。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不過四十五兩，京員例支雙俸，此外“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以及公費少許。經將祿米公費折銀計算後，全年正式收入爲合計129.95兩。

然而由於體制排場需要，京官日常衣食起居水平遠高於平民，因此支出遠大於收入。具體分析《湘鄉曾氏文獻》中存有的辛醜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賬簿，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費各項，共花費620.83兩。這樣算來，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的赤字爲490.88兩。因此在京官初期，曾國藩家書中多次出現“借”、“欠”、“窘”的字樣，艱難形狀，躍然紙上。甚至在成爲高級京官之後，道光二十九年曾國藩升補禮部右侍郎，收入回略有增加，然而仍然有鉅額債務無法償還，以至無法回家省親。道光二十八年，曾國藩在家書中說：“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家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

曾國藩京官前期，每年都會借上幾十兩銀子寄回家中，做“堂上大人”的“吃肉之費”。在升爲侍郎後，通過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家信推斷，每年寄回家的銀兩在一二百兩之間。

在結束京官生涯成爲湘軍統帥之後，雖然曾國藩掌握了巨大的經濟資源支配權力，但他每年接濟家裏的數額比京官後期爲少，通過分析家書，我們發現他帶兵前幾年，每年寄回家中的銀兩，大率在一百兩之數。

甚至在晚年成爲兩江總督，擁有了更多的收入之後，曾國藩接濟湘鄉家中的數額仍然不大，分析家書日記等資料，每年不過二百兩左右。曾國藩晚年曾對趙烈文說過這樣的私房話：“（曾家）親族貧困者甚多，雖始終未一錢寄妻子，但多年爲官，心中不免缺憾。”

因此，總括曾國藩爲官生涯，湘鄉曾氏家族從他那裏獲得的直接經濟幫助十分有限。這在明清社會中，屬於個例，並非常態。因爲曾國藩在“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發出這樣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爲官的曾國藩以“學做聖人”作爲人生目標，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自我砥礪。正是理學提供的“意志萬能”理論，支撐著曾國藩在無比肮髒的官場中超拔流俗，抵禦住了種種誘惑。

曾國藩的“灰色收入”

不過，如果給清官分類的話，曾國藩應該歸入“非典型類清官”。一方面他的“清”貨真價實，問心無愧。另一方面，曾國藩終生對官場的明規則和潛規則都十分尊重，慶吊往來，禮數周到，很少做“特立獨行”之事。因此一生之中，他也獲得過一些“灰色收入”。

第一次是京官期間出任四川鄉試主考。清代政治體制中爲京官特別是翰林們提供了一個擺脫貧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辦理公務。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曾國藩獲得了四川鄉試正考官的派遣。作爲一省的正考官，這次任務所獲收入曾國藩記有賬目。現存賬目部分內容如下： 　

入銀數：

四川省城

公項二千四百兩。

制台百兩。（寶）

藩台百兩。（潘）

道台吳（珩）百兩。

道台張百兩。

領盤費四百兩。

內簾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兩。

首縣轎銀四十兩。

魏祝亭五十兩。

張贊周二十兩。

劉遐亮百兩。

將軍五十兩。

周荔農五十兩。

賀美恒四十兩。

黃寶齋四十兩。

贄敬共五百零。

……

可見，公項程儀是二千四百兩，十二名房官公送五百一十三兩，門生贄儀五百兩。國家法定路費四百兩。其他官員個人所贈九百三十八兩。諸項共計四千七百五十一兩。這僅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官員也不可能一無所饋。加上節省的途費，曾國藩此行收入當在六千兩左右。除了銀子，還有實物。曾國藩賬中下一部分內容就是“入財料數”。從四川回京後，曾國藩他寄回家中六百兩銀子，用於還家中所欠。同時，又拿出四百兩贈送族戚。

曾家第二次獲得曾國藩名下的大額金錢是他領軍時期。《曾氏三代家書》中有一封曾國華寫給曾國潢的信，日期是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信中這樣說：

紀澤姻事，家中無錢可用，大兄有錢一萬兩在李迪翁處，弟囑其送寄我家。

這封信的發出地點應該是湖北。蓋咸豐六年之初，曾國藩被圍困於江西，與湖南、湖北皆文報不通，聯繫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二弟曾國華赴湖北詣胡林翼，要求帥兵往救。曾國華在金錢面前，遠沒有曾國藩那種避之如仇的堅定意志。當他到了湖北，得知曾國藩在李續宜（李迪庵）處積有萬兩白銀後，毫不猶豫地決定致送回家。藉口之一是曾紀澤結婚要用錢。此時據曾紀澤婚事，還有二十天。

因爲曾國藩不要錢之語說得如此之響，所以曾國華此次送錢回家，做得不聲不響，而當此之際，曾家確實非常困難。一是以前曾國藩每年還較爲穩定地寄回家裏一二百兩，從軍之後此項不增反減。二是曾家前後經歷了祖父、祖母、曾母去世。三是曾國藩回家奔喪不久，在京妻兒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曾家幾兄弟這些年也紛紛給家族添人進口，曾家人口已經多達二十多人。

（摘編自《東方歷史評論》張宏傑/文）


王蒙憶1976年：周恩來的逝世打破了某種平衡

2014-03-11 國家人文歷史

老百姓說：“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隕石雨、雲南與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貴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知識結構相當新的人也認爲，這就是天人合一，天災就是緣於人禍，這是“文革”造成的。這樣說並沒有科學根據。巧合也罷，整個1976年的事態太驚人了。本文摘自《中國天機》部分章節（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蒙）。

“文革”當中，毛澤東還有一段有名的語錄：“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迴圈，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1969年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了毛澤東主席關於党的建設的上述理論性指導意見，標題是《無產階級政黨也要吐故納新》，一時間全國男女老少，都在那裏背誦“動脈、靜脈、心臟、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氣……”似乎是在普及生理衛生學常識。有些人一邊念此段語錄，一邊忍不住笑，覺得它實在是別開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這樣一個針對執政黨的組織建設的指示爲什麽要全民學習貫徹。可以解釋的是，這是中國特有的民主與集中，人民當然關注執政黨、領導党，而黨也必須接受人民的關注，最好是監督。

“文革”後期，還傳出驚人的毛澤東語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你說，老人家說這話是什麽意思？他對“文革”前的中囯共產黨組織不稱心、不如意？

從這些說法裏我們可以看到：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經憂慮，最後的結果是新社會與舊社會差不多。爲避免這種他認爲很難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價，不惜單槍匹馬，要做成一個全新的、與衆不同的社會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這個模式太含糊。

二、人類幾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會體制形式，當然不是可以說斷就一刀兩斷的。喊決裂易，真決裂難，真決裂也未必能帶來好結果，真決裂如果客觀上變成做不到的空口號、假口號，更糟。認爲數千年前的人類社會都是毒蛇猛獸們締造的，恐怕是幻覺。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體、無差別、無不平，有它的可貴可愛之處也有它的空洞與乏味之處。人間的生活模式無法消除人與人的一切差異，包括貧富、強弱、壽夭、智愚、勤懶、城鄉、官民、膚色、東西方、男女、健康與病殘……社會應該做的是既鼓勵強者勤者，又保護弱者，避免差異的惡性擴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異。

四、毛澤東的預見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採取的孤軍加群衆人海的奮鬥的方法，卻是難以操作與實現的，甚至是適得其反的。

五、爲了避免走回頭路，毛澤東不惜對中國共產黨動吐故納新的大手術。這從哲學上講是有道理的，實際上卻只能亂黨亂國。完全不吐故納新又是不可取的，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六、不止這一次的“動脈靜脈肺”說，歷次政治運動，到了後期，到了黨員重新登記、重新恢復組織生活、幹部重新分配時期，往往不是吐故納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燈籠———照舅（舊）。尤其是“文革”，又是癱瘓黨委，又是五七幹校，又是鬥批散鬥批走（指搞完鬥批就解散走人），最後呢？還不是回到原點去了。這是爲什麽呢？現實比人強，形勢比人強。人的意志再偉大，改變不了客觀的真實現狀。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組”裏聚攏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筆桿子，搞到後來毛主席最後竟然起用的是江青、毛遠新、王海容等親屬，毛主席要支援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張鐵生，擺出一副接班人架勢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嗚呼哀哉！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

在毛澤東的詞中，人們對於《念奴嬌·崑崙》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來越覺得，此詞最符合毛澤東的性格與悲哀：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爲魚鼈。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爲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毛澤東就是“莽昆侖”，“橫空出世”，“閱盡人間春色”，“攪得周天寒徹”，“江河橫溢，人或爲魚鼈”，“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有一個說法，說是毛主席本來計劃“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沒有正式的依據，但我覺得此說靠譜。因爲從中囯共產黨誕生以來，重大的政治運動、政治舉措，所用時間可沒有像“文革”這樣長的。除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即蘇區時期有反圍剿十年外，抗日戰爭也才八年，解放戰爭只用了三年。和平時期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是一個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肅反”“鎮反”用的時間都有限。按當時的工作節奏與主席的只爭朝夕精神，實在難以設想1966年開始“文革”時，主席已經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計劃。原因是各種情況各種問題的湧現，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謂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預料的要強大，造反派的狀況相當不爭氣，黨政軍各方面尤其是老帥們與國務院的領導們的阻力超出想象。兩派全面內戰，沒有預料到。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不斷提出新問題，尤其是林彪事件，給主席以重大打擊。

“文革”中主席用盡了各種政治謀略。先是依靠紅衛兵娃娃，背後則是依靠部隊輕易地打倒了劉、鄧、陶。再是依靠軍宣隊搞了奪權與三（一軍、一紅衛兵即群衆組織代表與一亮了相就表明擁護“文革”的領導幹部）結合。此時兩派惡鬥不已。又是靠工宣隊。靠極“左”的投機筆桿子們，靠“四人幫”靠上海等。還曾想起用鄧小平稍作整頓。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毛澤東晚年接見尼克松的女兒與女婿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觀，在我國自己拍攝的故事片《毛澤東的故事》中，表現了老人家晚年接見尼克松的女兒與女婿的場面。毛強調自己快見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則說，是您改變了世界，不必急於去見馬克思。主席一聽，有點苦笑，說，我哪里改變了世界，頂多改變了北京的幾個郊區。這與“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時的調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處仍然是一片混亂。

1月8日，周總理逝世。萬民同悲，人心鬱悶。周恩來變成了忠實與鞠躬盡瘁、秩序與合情合理的符號，變成了抵制裝腔作勢、大轟大嗡、成事不足、亂世有餘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等的中流砥柱。客觀上，周恩來變成了至高無上、驚世駭俗、扭轉乾坤的毛澤東的最主要的參照系統：他忍辱負重、平衡穩健、苦口婆心，光勸和整天打爛仗的各派紅衛兵，他用了多少時間、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難了，工作得太難了。毛澤東太偉大了，老百姓夠不著，而周恩來大家都看得明白，感同身受，視若親人。

這樣的良相的角色，沒有他，毛澤東很難工作，在毛澤東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揮之下，沒有周的填空補缺、避險化難，一個“文革”早就亂了套了，黨與國家早就崩潰了。他的存在與他的形象，客觀上反襯了毛澤東的某些說法做法的不著邊際。時間長了，他不可能不受到某種不那麽滿意直至猜忌的壓力。

周恩來的去世毀壞了某種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國更加不穩定了。

2月，開始公開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傳言四起，腹誹如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我的感覺是，老人家放棄了最後一次自我調整的機會，失落了避免百年之後出現大的變局、危局的可能。我們國人，失去了最後一次平穩地實現國泰民安、安居樂業、走向富足的生活的希望。批鄧批鄧，“文革”已經十年，亂局已經飄搖，幹事的不如偷懶的，效力的不如忽悠的，意欲建設的尤其不如搗亂破壞的。誰看不出來？能不天怒人怨、喪盡人心乎？

3月8日下午，吉林發生隕石雨。隕石在離地面差不多20公里的空中爆炸，3000多塊碎石灑落一地，最大的隕石重1770公斤。人民愕然、怵然，不知世界會發生什麽事情。

周恩來逝世後，群衆自發組織悼念活動

4月5日，天安門前，群衆自發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遭到了暴力驅逐鎮壓。終於發生這樣的事情了。而且“四人幫”掌握的媒體立即愚蠢昏聵地命名鄧小平爲鄧納吉，指鄧小平搞起了類似匈牙利事件的事情，這就更加兇險，其暗示更加不祥了。

5月28日，雲南兩次發生地震，喪生者98人。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傷24萬人。“四人幫”的政策是不接受任何外國的救災援助。這與後來的汶川大地震形成鮮明對比。即使外援的作用有限，至少還有象徵的意義，不能把中國搞得那樣慘兮兮孤零零的呀。

9月9日，毛澤東逝世。舉世震驚，國內各種矛盾尖銳化。中國面臨著再一次的重大選擇。

10月，“四人幫”被“粉碎”掉了，號稱是第二次解放。

我年初就估摸過：春節過後會出事。我知道，春節拜年，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交流資訊與意見的機會，而當時的民心，對於“文革”已經是全面地否定了。

果然，春節期間，我知道的城市幹部與知識份子當中，關於“文革”上來的那四個人貶低周恩來，關於美國記者出版了描寫江青的《紅都女皇》，關於鄧小平的得民心的整頓生産秩序的措施又受到“文革”人士的阻撓，以致關於林彪事件後毛主席受到打擊、身體日差的說法都是不脛而走。極“左”了半天，紅海洋了半天，老百姓的思想反而更“解放”了，議論到了最上面，掂量到了最上面，臧否到了最上面。民心未可欺也，這是“文革”人士們所始料未及的吧。回想1974年林彪事件後，短短的一段時間大家都罵林彪的極“左”，馬上上面定調子，說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而且非常勉強地把批林轉到批孔子批周公身上。根據是說林彪有一幅字“克己複禮”。

經過長期的培育，言傳身教，百姓們也漸漸學會了吃菜吃心，鑼鼓聽音兒。一批判大儒，哪怕是新疆這種相對邊遠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些最不關心政治的老學究同事，也嗅到了批周恩來的味道。“大儒”的帽子給周恩來一戴，反而爲總理增加了一個耀眼的光環。我的一位學究老友，深深感歎讚美道，周就是大儒，是真正的大儒呀！

此後傳出不少毛主席批評儒家、罵孔子孔老二、讚美秦始皇的話語來。我的體會是，真的，毛主席不喜歡，也可以說是厭煩孔子的仁義道德尤其是仁政王道的這一套。毛主席信的是權力哲學。列寧說，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到了中國人民這裏，毛澤東時代強調的是“權，權，權，命相連”，“文革”中甚至將“憶苦思甜”的說法改變爲憶苦思“權”。毛澤東強調的是階級鬥爭的暴力化———武裝鬥爭，是槍桿子裏頭出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依靠人民群衆，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告訴反動派）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毛主席以馬克思主義爲主線，整合、揚棄與汲取了權威主義、實力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烏托邦主義。尤其是在革命與反革命進行殊死鬥爭的年月，依毛主席的說法，搞什麽宋襄公的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搞什麽溫良恭儉讓，搞什麽仁政王道，那就是扼殺革命，就是爲反動統治者的剝削壓迫設立防護網，就是讓地主老財永遠地壓在人民群衆的頭上，就是不敢勝利，自取滅亡。

毛主席與周總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兩個人的過世給人們的感覺頗有不同。周總理的去世人們感到的是沈痛、沈重、悲哀。周在這個時候走了，亂成一團的國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人們已經感覺到了毛主席的衰老與老而益堅、老而益奇、老而益倔強，已經難以理解他老人家了。毛主席在晚年提出的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法權，令人在五體投地的同時倒吸一口冷氣。如此這般，整個人類社會得從頭設計，得回到猴子變人的原點，敢情從周口店猿人時期咱們的人類社會就走向了歧路。這看法高明得令人怎樣彈跳摸高也夠不著。電視上最後一次的主席出鏡似乎是與巴基斯坦軍人執政者葉海亞汗的會見，主席舉步維艱，頭往下耷拉，嘴巴也閉不太嚴。還傳出來小道消息，說是葉海亞汗捎來了口信，是什麽國際組織關心當年的著名大學生“右派”林希翎的處境。林從而被恢復了自由云云。

毛澤東和周恩來最後一次握手

主席的去世令人驚懼，正如將本年的天崩地裂再應驗一遭，落到了實處險處。我多次歎息，多次憂心，好也罷，賴也罷，愛也罷，怨也罷，偉大也罷，奇崛也罷，勝利接續著勝利也罷，挫折硬不承認是挫折乃至鬧出了新挫折也罷……毛澤東與我們共同摸爬滾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與衆不同的思路與說法，他的雷霆萬鈞，他的好鬥，他挑起的或者是被挑起的以階級鬥爭爲旗幟的國內外諸種糾葛衝突，他的頑強與他的虛虛實實，乃至他的書法、他的詩詞、他的文體都已經是我們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你我他的命運、說話、用詞、悲喜都與他老人家分不開。如今他老了，他走了，他沒了，你我他也就跟著落進了宇宙大黑洞裏頭啦。

1976年9月8日，星期三，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是丙辰年丁酉月癸亥日。明晃晃的月光，照得時在烏魯木齊十四中學家屬院的我們睡不著。我與妻一起議論老人家的健康狀況，唉聲歎氣，我們說批鄧使國家陷入新的天怒人怨、衆叛親離，再一次掐滅了老百姓的希望。老人家一旦仙去，國家會發生什麽情況，我們會遭遇哪些危險，邊疆會出現什麽情況啊？中國沒有了毛澤東，天啊，天要塌下來的啊。

我永遠忘不了1976年中秋節烏魯木齊的那一夜月光。此後的許多中秋節，都碰到了浮雲遮月的情況。烏魯木齊的晴朗乾燥的天氣，與當時做不起遮光性能良好的窗簾，使得明晃晃的月光令人心裏亂亂，難以入眠。

誰知就在次日，1976年9月9日下午，十五的月亮十六圓的日子，通知新疆自治區文聯全體職工到自治區文化局創作研究室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我已經猜到個八九不離十，我提醒自己，各級各界人士必須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聽廣播，明白了。毛主席就是在明晃晃的中秋月光中告別了他的中國的。

我完全沒有想到，主席剛一辭世，一切該發生的事態立馬就發生了。說是翻天覆地，又像手到擒來；說是千難萬險，又像不戰而勝；說是驚心動魄，又像順手牽羊。敢情“四人幫”早已人心喪盡，“文革”早已臭名遠揚，極“左”早已被認定是窮兇極惡、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早已被看出了裝腔作勢、破綻百出；周恩來、鄧小平代表的健康正常的力量早已被人民所期待。整個中國像一個已經熟透了的蘋果，一碰就掉到了百姓手中。整個“四人幫”，就像幾隻爛透了的蟲子，氣一吹就化成了齏粉。歷史解決那些已經成熟了的任務，竟然是這樣天公地道，順風順水，自然而然，一通百通。而所謂“文革”派，竟是那樣的不堪一擊。偉大的毛澤東的在天之靈有知，能不驚呼一聲“原來如此”嗎？

我越來越堅信，毛澤東太偉大、太有特點、太不常規了。沒有他中國也會有革命，但中國的革命未必勝利，如果是王明式的人物領導中國革命的話。尤其是，沒有毛澤東就絕對不會有中國的革命勝利17年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澤東、他的妻子江青、幾個迎合老人家的“秀才”、一批政治投機紅衛兵“領袖”與一些乳臭未乾而又心比天高的紅衛兵原教旨主義者以外，到了1976年，他們的“文革”可以說是喪盡了人心，失盡了民意，輸光了本錢，爲自身挖就了墳墓！

一個時代就這樣結束了，我的可憐可愛的偉大祖國！

（《文匯讀書周報》王蒙/文）


平遙說吧還需優化升級

2014-3-13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2| 評論數: 0 |原作者: （楊朝清／武漢）

大陸山西平遙街頭設立了「說吧」，專門收集民意，是一個類似於公用電話亭的相對獨立空間。每位走進這裡的群眾對平遙發展有什麼建議，以及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什麼困擾，都可以暢所欲言。

在這個「參與」改變中國的時代，暢通利益表達渠道，搭建社會互動平台，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不論是湖北的「布衣參事」，還是廣東的「社區議事廳」，抑或山西的「平遙說吧」，其初衷都在於通過草根視角，近距離地接觸輿情民意，摸清社會治理的痛點和難點，從而「對症下藥」，實現有效治理。

公共政策在「落地」的過程中如何變味、走調，老百姓在現實生活中到底有哪些困難，打撈「沉沒的聲音」，尊重與回應老百姓的利益訴求，以制度渠道容納「七嘴八舌」，從而推動自身的制度創新、公共服務的完善和優化，「平遙說吧」的制度善意值得肯定。

在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激發社會活力，擴大公眾參與，推動民眾與政府在良性互動中分擔責任，實現「單向管理」到「合作共治」的轉變，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路徑。

然而，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平遙說吧」雖然初衷良好，卻由於在程序上設置得不夠合理、在細節考慮不夠周全，讓人們擔憂它的實效性和持久性。「平遙說吧」將會全程記錄內容，並通過電視台播出。在隱私得不到有效保護的背景下，公眾的利益表達難免會大打折扣。

更為關鍵的是，「平遙說吧」要想發揮制度應有的效力，離不開強有力的實施操作系統和配套支持。面對公眾理性、合理的利益訴求，公共部門只有將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融入社會管理創新之中，既要充分吸納公眾意見，又要真心實意、想方設法地解決老百姓關注的民生問題；既要鼓勵公眾「不說白不說」，又要杜絕「說了也白說」的虎頭蛇尾。

當今社會越來越專業化，信息渠道也越來越多元化，問計於民、問需於民離不開官方與民間的互動平台。從這個角度上說，「平遙說吧」需要揚長避短，在細節上進行優化升級，真正地做到便民利民。


貪官回鍋搶票 烏坎改選受矚目

2014-3-13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14| 評論數: 0

廣東烏坎村2012年一人一票改選村幹部，被視為大陸基層民主改革先行者。3月底，烏坎將改選第六屆村委會，也是第2度自由選舉，日前已選出選舉監督委員。民選村官過去2年對被私賣的土地無法爭回權益，曾涉貪的舊村官竟又「回鍋」參選，讓外界對此次選舉更加矚目。

港媒報導，背負著「民主重擔」的烏坎村，11日已投票選出村民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成員11人，超過5000名村民參與投票，投票率近8成。

當地村民卻說，對於本屆村委會已大失所望。2年過去，民選村官不但對被貪官私賣的土地毫無作為，本次參選村幹部的名單，竟又出現曾被罷免的舊村官。

涉貪村官「舊瓶裝新酒」回鍋參選，讓村民擔心村委會再度腐敗。港媒《明報》則評論，烏坎的民主選舉早已「變味」，村委選舉儼然成了權力鬥爭的擂台。

2011年底，烏坎村民因不滿村幹部非法賣地「自肥」，爆發大規模群眾運動，與警方對峙，期間有村民死亡，引發極大關注。2012年初，廣東省政府同意烏坎重選村委會幹部，讓村民目組選委會，公開選舉。


雲南副省長沈培平 違紀遭免職

2014-3-13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93| 評論數: 0

在大陸雲南普洱民間，「拆遷大佐」封號不脛而走的雲南省副省長沈培平，因涉嫌嚴重違紀，據中央組織部相關負責人證實，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按程序法辦究責。

《新京報》報導，現年52歲的沈培平為雲南施甸人，依雲南省政府官方網站的介紹，去年1月沈培平被選為雲南省政府副省長，在七名副省長中排名第六。

沈培平歷來最引發爭議之處，為任職普洱市委副書記、市長期間，2010年強勢推動舊城改造工程。這項涉及1812戶居民的拆遷專案，補償過少、程序非法，許多建成不久的新房也遭拆除，百餘位居民狀告市政府。當時沈培平發表「同意搬遷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遷的大大地壞」言論，引發各界關注，也讓他從此被稱為「拆遷大佐」。

普洱市退休老幹部指出，2008年7月19日，普洱市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曾發生警民衝突，警方使用防暴槍，造成民眾2人死亡。此一群眾事件原是當地膠農提出合理訴求，沈培平卻背著省府，下令出動武警和警察，才導致事件升級、釀成悲劇。


【國曆學堂】“中國製造”何時出的名？

2014-03-13 國家人文歷史

中國政府館開幕當天，當地華僑商人紛紛歇業，到政府館參加慶祝活動。博覽會會場總理特將這一天命名為“中華日”。

1915年2月20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華盛頓白宮按動遙控按鈕，3900公里外的三藩市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主廣場上的噴泉瞬間歡快地噴射起來，108響禮炮鳴響，1萬多隻鴿子遮天蔽日地在城市上空翱翔，博覽會正式開幕。

首次大規模組團參展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中國人也稱之為“巴拿馬萬國賽會”，1915年在美國三藩市舉行，是中國政府大規模組團參與的第一次世博會。中國作為參展國在國際舞臺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1912年，巴拿馬博覽會組織方派出一名叫大來的美國官員到中國遊說。大來到中國後，見到了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得到各方口頭的支持。隨後，美國又通過駐華領事和商會在上海與中國商會接觸。1914年，中、美建交後，美國派出專員愛旦穆專程來華邀請中國赴會，向袁世凱政府遞交了邀請函，最終被民國政府接受。

1915年3月9日，中國政府館開幕。政府館位置非常突出，位於加拿大館東面，阿根廷館西面，前面大道正好與紐約市館相對。當天，館門前懸掛著中、美兩國國旗；當地華僑商人紛紛歇業，到政府館參加慶祝活動。博覽會會場總理特將這一天命名為“中華日”。

午後2時館門大開，中國館同時舉行開幕式和歡迎式。館門前的廣場上，幾架美國飛機在空中盤旋，陸軍儀仗隊列隊階下。中國館門口的兩側走廊上，右邊是中國會館合唱隊，左邊是美國樂隊，氣勢非凡。開幕式由中國政府派出的賽會副監督陽祺主持，出席人數有數千人。儀式結束後，博覽會以舉辦方的名義向來賓贈送銅牌一枚作為紀念。

新生民國高調亮相

“就政治而言，則美以合眾中以共和政體亦複相同，新造之邦正資借鑒。”中國館開幕式當天，中國賽會總監督陳琪隆重致詞，充分闡明了中國此次赴美參賽的重要意義及參展目的。在《申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上，一些文化人乃至企業家紛紛回應，呼籲政府積極參與世博。

辛亥革命以前的滿清政府時期，中國政府已經接到過十多次各國舉辦世博會的邀請，但清政府並沒有引導中國融入世界的動力。1851年後的十多屆世博會，中國都沒有以政府的名義參加。中國展品要麼是由商人自發送展，要麼由外國駐華領事、海關稅務司組織參展。直到1904年的美國聖路易斯世博會，中國才第一次派出政府官員參與世博。

美國邀請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消息傳出後，中國的新聞界對世博會做了大量介紹，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博覽會熱”。1914年3月，民國政府接到巴拿馬世博會“招請預會之通知書”，就馬上派農商部人員，前往美國選址建中國館；隨後，政府又找來世博專家陳琪，任命他為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局長兼赴美賽會總監督，各省成立“出品協會”具體負責展品徵集工作。中國19省最終徵集到總量達2000餘噸的10多萬種參賽物品，於1914年下半年先後分兩批運抵三藩市。趕在巴拿馬世博會開幕前，中國展品已在三藩市世博會9個展館布展完畢。

巴拿馬博覽會中國館以北京太和殿為藍本，稍微縮小，在整個世博會各場館中很有特色。當時的中國留美學生范永增在《申報》上這樣評價中國館：“房屋雖低，為足雲陋，然界乎四面高大洋屋中，迨有一種特色。”當時的主辦方評價，除了東道主外，中國展品無論從展品數量、參展面積都可排在各參展國的第一位。中國館開幕當天，參觀中國館的觀眾便達萬餘人。而在整個博覽會期間，到中國館參觀的人數超過了200萬人。

20世紀初，洋務派工業有所削弱，民族工商業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一些中小規模的民族資本企業已遍地開花，滬、蘇、浙、粵等地走在前列。上海、江蘇一帶的生絲業、棉紡織業已經相當發達，部分產品已遠銷國外。隨著中國與國外貿易日益頻繁，中國企業迫切需要學習西方技藝，同時也需要把自己的產品賣到西方。

中國產品一舉成名

1915年2月巴拿馬博覽會開幕時，中國政府館實際尚未開館，但很多中國展品已於開幕當天展出。這次世博會共11個主展館區，中國除機械館等個別展區沒有展品，其餘9個展區都有布展。

美國等國展出了各種先進的機器和設備，機械館、交通館、採礦冶金館等是這類展品的主要舞臺。其中，美國的汽油機、空氣機、電機等，以及荷蘭、德國的機器和設備在這些場館裡唱主角。日本雖製造能力較薄弱，但模仿能力極強。其產品多以變通仿製見長，既具東方形式，又有西方特點，引起西方人極大的興趣。

中國展品則主要體現了農業國特點，量和質都獨佔鰲頭的是茶、煙、棉、大豆、羊毛、鴨羽、穀物、藥材等農產品及釀酒、漁業和罐頭食品等農副產品。另外，金銀器皿、金玉鑲嵌、景泰藍、古董雅玩、篆刻國畫、仿古瓷器、手工刺繡以及水晶、瑪瑙、碧玉、象牙等藝術品、工藝品，也顯示出了文明古國的特色。其次，中國參展的百餘件鐵路模型、輪船模型、黃河橋模型、漢陽鐵廠模型以及鋼鐵製造說明書等物品，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國早期走工業化道路的雛形。

如今看來，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中國展品有諸多不足之處。瓷、絲、茶等中國的國粹產品，受到了來自歐洲、日本、印度等國的嚴峻挑戰。但如果和自己相比，無論從參展的展品抑或是歷史影響上看，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的中國影響力都是空前的。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于當年12月4日閉幕，閉幕前，主辦方對所有參賽產品進行了評獎。評審委員會一共設立了六個獎項：大獎章、榮譽勳章、金質獎章、銀質獎章、銅質獎章、鼓勵獎。展會結束，中國共獲得1211項獎，其中大獎章57枚，榮譽獎74枚，金牌獎258枚，其他獎牌822枚。除了東道主美國外，中國參賽產品獲得了最多的金牌和獎牌。這屆世博會不僅讓國人眼界大開，而且有效地擴大了中國土特產品的國際影響，增加了出口國際市場的份額，為中國在國際上贏得和塑造了較好的聲譽和形象。

一年之後的1916年，上海海關資料顯示，中國出口西方的生絲、棉布、茶葉、瓷器等大宗物品數量大漲50%以上，有的甚至翻了超過一番。中國民族企業也借機從西方企業學到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並從國外進口了一些先進的機器設備，改良了企業的生產技術，促進了中國商業貿易的發展。茅臺酒、張裕酒等一些獲獎的產品打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金字招牌，在中國市場上一炮走紅，並遠銷到國外，走上行銷世界之路。

（《東方早報》儲靜偉/文）


大陸官場的文憑競賽

2014-3-18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67| 評論數: 0 |原作者: 胡勇

曾任北京市長和山西省長的孟學農在兩會向官員「讀博熱」猛烈開炮，據統計，截至去年中共現任中央委員中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超過90%，研究生學歷近70%，博士官員比比皆是。另有媒體在梳理公開數據後發現：十八大以來被查處的副廳局級以上官員超過60人，其中名片上印有博士頭銜的至少12人，占20%。

當今世界頭戴博士帽的政治人物並不罕見。台灣的馬英九和江宜樺都是美國名校博士，後者從政前還是著名學者。然而，與「學而優則仕」的中國傳統不同，今天大陸官場盛行「仕而優則學」。上述高學歷的中央委員中，近2/3是通過「在職教育」或「黨校學習」取得碩士或博士文憑的。

官場晉陞敲門磚

在繁忙公務之餘，完成繁重課業，撰寫了至少合格的學位論文並通過教授們的嚴格答辯。在學術圈內人士看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用鄭也夫的話說：「全天候3年以上的學習能完成博士論文尚且艱難，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幾乎不可思議，成色絕對令人生疑」。

人們有理由懷疑這些官員的博士學位到底是怎麼到手？《南方周末》曾披露：有官員自己不聽課，乾脆委派祕書代替學習。至於考試、寫論文等也可以利用手中的職權行方便。去年10月時任南京市長季建業被中紀委調查後，就有媒體踢爆季的博士論文多年前就被舉報涉嫌抄襲，季還試圖出重金堵住舉報人的嘴。有人推斷季的博士論文應為「槍手」代勞，甚至點名了一位大學教授。

在國外，博士論文造假的後果非常嚴重，許多歐洲知名政治人物都為此付出下台的沉重代價。但在大陸，似乎還沒有人認真「研究」過官員們的博士論文。既然明知自己博士文憑含金量低，輿論口碑也不好，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官員趨之若鶩？除了孟學農提到的「圖虛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有的官員將博士學位當成了官場晉陞的敲門磚。

但隨著文憑軍備競賽的不斷升級，進入21世紀後，中共的組織部門在選拔司局長時已將擁有博士學位列為優先條件之一。但問題在於官員的高學歷與他的道德操守、工作能力以及群眾認同不一定成正比，更何況有的官員的「高學歷」本身就存疑。大陸媒體曝光的諸多博士貪官就很說明問題。即使在學歷可信度較高的台灣官場，輿論對一些博士長官高高在上，不諳民情，治理能力低下也早有怨言。

學歷掛帥須改革

當然，大陸沒有法律禁止官員讀博士，博士官員也並非都是不學無術之輩。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是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還拿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克強經濟學」更是風生水起。但大陸官場文憑軍備競賽的亂象也不容忽視。要杜絕官場的「注水博士」，高層必須改革用人機制，引導官員更加重視基層工作經驗和實際工作能力，而不是盲從學歷。各級紀委組織也可篩查官員的博士論文，說不定會有不少「驚喜」。

（作者為大陸自由作家、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