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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反腐，為何越反越腐敗？

2014-07-02 國家人文歷史

1、是處理的貪腐人員級別不夠高？

民國政府打擊貪腐，也曾對相當級別的官員下手。最著名的就是“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時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實為當時中國經濟主宰者的孔祥熙於1944年捲入“美金公債案”，遭到國府參政員傅斯年、顧頡剛等提請政府調查。蔣介石親自介入並部署調查，並接見傅斯年等瞭解案情。最終，孔祥熙被免去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並被迫辭去行政院長之職。孔祥熙自此告別民國政壇。

1947年3月另一位“四大家族”的代表，蔣介石的內兄宋子文，在行政院長任上實行的經濟政策失當引起上海發生全國轟動的“黃金風潮案”，其中牽涉大量各級官員的舞弊行為。民國監察院因此派出專員赴上海進行徹查，並啟動對宋子文的彈劾。宋子文因此被迫辭職，其心腹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被免職，一批涉案官員被判刑。（摘自《殷鑒不遠：民國時期的反腐敗史話》，王春瑜主編，蘭州大學出版社）但這些對高官的處理，卻沒有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民國腐敗依舊愈演愈烈。

2、是高層對形式認識不足致不夠重視？

蔣介石對於貪腐的危害和對政權的危險是有相當認識，並下了相當決心的。在處理孔祥熙美金公債案是，蔣介石救對貪腐的形式總結道：“內外人心陷溺，人欲橫流，道德淪亡，是非倒置，一至於此！”。（摘自楊天石《蔣介石日記解密系列》，載《決策與較量:看國民黨如何敗亡大陸》，王家聲等著，世界知識出版社）1944年，在總結豫湘桂會戰失敗時，更痛心疾首的總結：“現在一般聯合國已經看我們軍隊不是軍隊，看我們軍人不是軍人，看我們軍事機關更不是機關了。由於我們自身種種腐敗缺點的暴露，可以說他們到了現在，已經根本沒有把我們中國放在眼裡！”（摘自秦孝儀編撰的《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1948年國民政府設立“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蔣介石親選蔣經國主管，“掃除腐敗勢力”。對此任命，蔣介石在日記中記錄“雖然我曉得這個職位可能使經國遭到忌恨，甚至斷送前程，但是我必須派他去。經國是唯一可以擔任此一任務的唯一人選。”（摘自《殷鑒不遠：民國時期的反腐敗史話》，王春瑜主編，蘭州大學出版社）寧可冒著讓蔣經國斷送政治前途的風險打擊腐敗，不可謂不重視了。

1948年8月，隨著國民黨軍中貪腐愈演愈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根據美國政府指示，不斷地找外交部部長王世傑交涉，要求蔣政權趕快成立監督機構制止軍方日益猖獗的貪腐問題，否則，將停止對華軍事援助。在8月中旬舉行的黨政秘密檢討會上，有多位高層人士談及此事，普遍認為當前局勢十分嚴峻，無論是從嚴格治軍，還是獲取美援的角度，應儘快設立監督機構——國防經費籌畫監理委員會，並推薦政務委員雷震負責。（摘自人民網《1948年蔣介石軍中反腐為何屢屢受挫？》，作者：汪幸福）美援對於1948年的國民政府可謂生命線，美國以斷絕美援要求反腐，蔣介石也是不可能不重視的。但也沒有能挽回蔣經國“打虎”失敗，貪腐縱橫的現實。

3、是民眾不痛恨貪污腐敗麼？

民國時期，普通民眾對於民國政府機構、官員、軍隊的貪污腐敗行為是無比痛恨的，又苦於無法可施，便編了歌謠揭露和諷刺國民黨的腐敗。如：“半分責任不負，一句真話不講，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義不顧，四處開會不絕，五院兼職不少，六法全書不問，七情感應不靈，八圈麻將不夠，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視不怕，百貨生意不斷，千秋事業不想，萬民唾駡不冤。”

1946年12月24日，寒潮侵襲上海，從24日到29日，6天共凍死545人，而27日這一天就凍死了125人。報上登載了一乞丐對記者說的一段盡吐怨恨的話：“待他日，須學那豺狼虎豹，專姦淫，專搶掠，專焚殺，專事兇暴，專做貪贓枉法，專禍國殃民，就拼著遊街懸首，雖砍了還落個快活終身。”（摘自：《現代快報》2008年11月25日，《抗戰勝利後民國官場的腐敗》，作者：趙映林）

因此，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打擊貪腐初見成效時，輿論出現了一片讚揚之聲。有的報紙稱蔣經國是國民黨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稱頌蔣經國為“蔣青天”、“活包公”（摘自：李立《台海風雲》，九州出版社），從中也可看出民國百姓對於貪腐的痛恨和對於根治貪腐的熱切期盼。但這種期盼並沒有能使民國政府在打擊貪腐上有任何明顯的進步。

由此可見，蔣介石對貪腐的危害認識不可謂不清晰，不可謂不重視。處理上也不可謂無所作為。同時，整個社會的輿論和民心也不可謂不可用。但民國貪腐卻越反越腐，這是為何呢？讓我們對比一下曾經同樣嚴重貪腐的美國，是如何成功反腐將其控制的。就可略見端倪。

（鳳凰網授權轉載，作者：蘭台，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歷史上美國是如何從腐敗叢生走向清廉的？

2014-07-02 國家人文歷史

1、因為貪腐規模不大形勢不嚴峻？

美國歷史上腐敗叢生，觸目驚心。在美國貪腐盛行時，連美國總統也曾經因未能滿足貪腐分子的索官而遭殺害。這位不幸的美國總統就是共和黨人加菲爾德。加菲爾德當選總統前就立志廢掉政黨分贓制，但在1881年7月2日，即入主白宮不到4個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殺。這名兇手認為加菲爾德當選總統有他的功勞。兩個多月後，加菲爾德與世長辭。（摘自：人民網，金點強《總統遇刺案點燃美國反腐風暴》）

美國曾經的貪腐高發期，政府的公職可以被貪腐分子私下授受，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紐約，由該市的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所壟斷的市政職位多達4萬。不僅如此，機器老闆還牢牢控制著市議會席位和地方檢察長的任命權。

同時，貪腐分子公然偷竊國庫，已經成為慣例。前紐約市議員和國會議員（1853——1855）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1823——1878）任坦慕尼協會老闆期間（1868——1871），紐約市腐敗達到了頂峰。據不完全統計，他直接或間接盜取國庫的金額不少於3000萬美元（按1870年美元價格計算），甚至高達2億美元。竊取國家財產的另一種形式是違法出租自然資源的開採權。典型實例是哈丁總統執政期間（1920-1924）的茶壺頂醜聞。內政部部長福爾于1922年分別把懷俄明州茶壺頂和加州愛爾克山的海軍石油保留地秘密出租給石油大亨。兩筆交易都沒有採取競爭性投標方式。經調查發現，福爾共收取了40多萬美元作為促成兩筆交易的“勞務費”。

同時，貪腐分子還利用政府權力，公開進行權力尋租。在管理被禁止或受限制的行業時，公職人員通過向私人集團大開方便之門聚斂了巨額財富。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許多城市政府對賭博、烈酒和性服務場所的建立實行管制。在紐約、費城、聖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茲堡、芝加哥等大城市普遍存在公職人員課征行業准入費的現象。其中，紐約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市政官員和員警公然收取賄賂；而在費城，這種索取則較為謹慎，即由一些“財團”來承擔好處費的徵收工作，繼而將其分發給政府官員。為坐享壟斷租金、防止競爭對手進入該行業，私人企業會源源不斷地向官員們支付回扣以促成于己有利的政策或規定的頒佈與實施。在聯邦酒精繳稅率被大幅提高期間，許多釀酒商為偷稅漏稅大肆賄賂財政部官員，並以遠低於票面價值的支付獲取納稅憑證。據證實，在格蘭特總統執政期間百余名財政部官員因涉嫌受賄被定罪，這就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威士忌酒幫事件。（摘自張宇燕、富景筠《美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載《炎黃春秋》2005年第8期）

2、是美國治理腐敗下狠手用重典？

美國對於腐敗的治理，並沒見到對貪腐者大開殺戒、人頭滾滾的場景。相應的，是一步步有針對性的法律的出臺和不斷制度的完善。

1883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彭德爾頓法》確立了一套以功績制為核心的文官選拔和獎懲機制，打破了政治機器壟斷職位任命權的局面，從而重挫了分贓交易者的囂張氣焰。此後，為保證政府廉潔、防止金錢對選舉的滲透和腐蝕，國會相繼通過了一系列與抑制腐敗密切相關的法律，比如禁止公司向聯邦公職候選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競選經費公開法（1910年）、聯邦反腐敗行為法（1925年）和禁止聯邦文官參與政黨活動的哈奇法（1939年）等。這些法律反映出廉潔而高效的政府應遵循的三個原則，即高度透明性、強烈的責任感、權力限制。

在美國，負責調查和起訴公共腐敗行為的聯邦刑事機構，有司法部公共廉潔處、聯邦調查局和獨立檢察官；非刑事公共廉潔機構包括司法部律師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監察長辦公室和白宮律師辦公室等。20世紀以來，近80%的公共腐敗案件是由聯邦檢察機構依據《腐敗行為法》提出訴訟的。

被稱為“第四權力”的新聞媒體在美國反腐敗鬥爭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19世紀末，隨著印刷技術的改進，報業成本大幅度降低，而城市的擴張和人口的增長則使報紙需求量迅速增加。這一時期，美國新聞媒體在財政上逐步脫離對政治機器的依附，獨立性日益增強。1870年，獨立性城市報紙的比例僅為11%。至192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62%。新聞媒體不再是政黨、行業、地區等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而視自己為社會良心的代表，努力表現出與它們涇渭分明的立場。在遏制腐敗的過程中，通常是由新聞媒體對腐敗事件或腐敗人物的披露為先導。新聞媒體的窮追不捨和深度挖掘，一方面促進了公民道德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對潛在腐敗官員產生震懾作用。它們對政治醜聞的揭露和批判，還往往導致政治家競選敗北、引發檢察機構進一步調查介入。1876年的總統競選中，共和黨候選人不敵民主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媒體將格蘭特總統的Credit Mobilier公司醜聞公之於眾。而媒體對茶壺頂醜聞和特威德集團腐敗行徑的揭發和譴責，無疑推動了聯邦監察機構的相關調查。就抑制腐敗的效果而言，一股強有力的公共輿論監督力量有時比嚴酷法律的作用更為顯著。眾目睽睽之下，政府官員明目張膽地利用職權尋租或創租的行為必將有所收斂。（摘自張宇燕、富景筠《美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載《炎黃春秋》2005年第8期）

3、是因為美國人對於貪腐零容忍製造出反貪氛圍？

實際上，對於一些我們看來是應該歸於貪腐的內容，在美國卻經過立法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政治獻金。

20世紀初，美國選舉由於允許利益團體直接捐資給候選人，因此造成了大量政治腐敗，針對這種情況，1907年，規範競選籌款的《提爾曼法案》通過，禁止公司和州際銀行直接向候選人提供經費。於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為了規避以上規定，利益集團組成了説明候選人進行宣傳的組織，即“PAC”，而利益團體主要就是通過PAC來對大選發揮影響的。在利益集團中，金融行業是歷屆大選中主要金主，但這些金融集團被禁止向候選人直接捐款，於是它們便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立之後，依然不能以公司名義捐款，但是銀行股東、管理層可以以個人身份捐款。

美國總統選舉一向需要大量資金，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一項裁決，該裁決規定個人和機構只要不直接參與或直接向某政黨競選陣營提供資金，其捐款可不設上限。這一裁決對美國競選生態產生重大影響，今年是此項裁決後首次總統選舉，湧現出大量能獨立籌款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等週邊政治組織，它們在籌款方面不斷刷新紀錄（摘自：人民網，高美《美大選政治獻金的緊箍咒》，原載《新京報》）。政治獻金有造成金權交易的巨大風險，這種灰色的行為在美國卻獲得了立法監管的合法身份。可見美國人對於“貪腐”並非抱有一種“寧可錯殺絕不放過”的零容忍心態。

（鳳凰網授權轉載，作者：蘭台，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民國初期的國會：一個夢想破滅的標準樣本

2014-06-28 國家人文歷史

不可一世的袁世凱第一次領教到“國會”的威力時，他的大總統頭銜前面還加著“臨時”兩字。

1912年4月29日，北京宣武門西側的象來街上人流如織。兩年前清廷為“預備立憲”而成立的資政院裡，將要迎來的是改天換地之後，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的開幕禮。

除了全國各地的75名議員，同時到來的還有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一個月前剛剛從孫中山手中接過權杖的袁世凱，一身戎裝，腰間佩劍，志得意滿地進入議會大廳。不曾料想，議長林森迎上前來，第一句話竟是：“袁大總統，參議院是立法的最高機關，是一塊神聖之地，例行是不得攜帶武器進入的，請大總統閣下解除軍刀入席，以崇法制。”驚愕了片刻的袁世凱回過神來，隨即解下了佩劍。

《國會現場：1911-1928》一書寫道，“這一幕被在場的人看在眼裡，無不激動萬分，以為一個民主法治的時代真正來臨了。”在作者葉曙明看來，“國會”是破解民初政治迷霧的關鍵，“是各種政治矛盾聚焦之處”。而很久以來，即便在近年來的“民國熱”中，除了少數一些學術著作，也很少有人關注到這個“國家政治的縮影”。

的確，為人們所忽略的是，國會是民初政權建設的中心。從約法、政府，到孫中山、袁世凱的臨時大總統，無不是臨時“國會”通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或草擬批准的。當時的立憲派、革命派都夢想著建立一個類似美國這樣的民主合眾國，在此背景下，國會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一年後的1913年4月8日，在離資政院不遠的原財政學堂裡，禮炮齊鳴，軍樂奏響，第一屆國會（ “民元國會” ）正式成立。這次典禮的規模要大得多—參議員177人，眾議員500人，而且，“今日國會諸議員，系由國民直接選舉，即系國民直接委任，從此共和國之實體藉以表現，統治權之運用亦賴以圓滿進行。”

一切看起來是如此的美好和充滿希望。但，夢的破滅，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權力很快就從籠子裡出來，並且把籠子毀了。1914年1月，挫敗孫中山“二次革命”的袁世凱，繼驅逐國民黨議員之後，乾脆宣佈解散國會。

“憲政之父”宋教仁之死

其實，中國坎坷的憲政之路，早在國會成立的一個月之前，就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挫折。1913年3月，被稱為中國“憲政之父”的宋教仁在南京遇刺身亡。12年後病逝的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囑為世人熟知。但曾經與孫共同創立同盟會的宋教仁，在離世之前給袁世凱的信裡寫的是，“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兩種不同的遺言，革命與憲政，恰恰代表了這兩位當年的同志，在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之後的巨大分歧。

葉曙明說，宋教仁是革命黨裡的“異數”，他的理念是，民國成立，革命就結束了。不可能一邊革命，一邊共和。因為所謂共和，就是要實現民族和解、社會和解，全社會在憲政的基礎上，得以分享權力。分享權力不是一個虛的口號，它要有實際的、可操作的方式，而宋教仁嘗試的方式就是政黨政治、代議政制。

宋教仁對政黨政治的最大貢獻，就是把同盟會從一個從事秘密暴力活動、帶有會黨色彩的革命團體，改造成一個公開參與國家政治的現代政黨。他希望以國民黨這個大黨，主導國會，制約總統，把黨派對立引導入正常的政黨輪流執政軌道中。中國幸運之處在於，不僅誕生了一個宋教仁，還誕生了一個梁啟超。兩人所曾經代表的敵對兩派—革命派與立憲派，在民國以後實現政治和解，建立起政黨和平競爭機制，從而在中國民初的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政黨政治的實際標本，而不僅僅是理論的探索。

而孫文的選擇是要繼續革命。接受臨時大總統一職時，同盟會還堅決抵制內閣制，主張總統制，但隨著參議院改選袁世凱為總統，立即改弦易轍，要求實施內閣制。在宋教仁去世後，孫文立即指責袁世凱指使暗殺，並且說此事“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經理型領袖”宋教仁之死，“革命型領袖”孫文重返舞臺，意味著許多彎路勢必要走，許多事情又要從頭再來。而在一些史家看來，“二次革命”是因宋案而起，但追根溯源，則是因孫文讓位于袁世凱而起。

1911年，馬敘倫《為浙江諮議局呈請代奏速開國會文》。

依舊熱愛暗殺的同盟會

宋教仁並非與國會歷史相關的暗殺案的第一個受害者。和宋案的撲朔迷離相比，刺殺福建參議員林長民未遂的兇手，當時就已被證實為同盟會“同志”。

1912年1月下旬，各省的參議員陸續抵達南京，組成國會正式成立之前的“代理參議院”。但林長民剛到南京，便險遭暗殺，好在刺客槍法欠佳，才有驚無險，避過一劫。刺客不是革命對象的“滿清餘孽”，而是革命者自己。中部同盟會湖北分會負責人居正承認，刺客“乃系福建同志”！而殺人理由十分直白—“以林（長民）素反對革命，今來投機，恐與吾黨以不利，故欲除之。”

民初一系列的“暗殺案”，很多似乎都與國民黨脫不了干係，包括1918年的“湯化龍案”。葉曙明指出，暗殺傳統與同盟會的政治基因有關。同盟會在反清時代，基本上是一個秘密會黨組織。由許多小的會黨組織聯合而成，它有自己的盟誓、暗號、門規，與一般會黨沒有太大分別，它主要爭取的對象，也是會黨分子。孫中山成立同盟會時，曾估計全國的秘密幫會中，大概有3500萬會員會追隨他的革命事業。革命時期，借助江湖的會黨力量，無可厚非，但如果以他們為主力，會有許多的後遺症。這些後遺症，在辛亥革命之後，顯現得十分清楚，中國遲遲不能進入真正的民主共和時代，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一屆國會成立之前，宋教仁努力推動同盟會政黨化，就是想清除掉血液裡的會黨因數，為國民黨通過國會競選，成為執政黨做準備。走議會道路，首先是要確立分享權力的觀念，在這一點上，宋教仁與梁啟超已達成了共識。但後來宋教仁被刺身亡。而二次革命後孫文成立的中華革命黨，實際上是回到秘密會黨的老路上去，秘密會黨的性質決定了它的排他性，是沒有分享權力的觀念的。

暴力的“暗鬥”始終未能讓位於國會的“明爭”。葉曙明在《國會現場》中寫道，“宋教仁死的時候，中國離憲政還有十裡路；到湯化龍死時，已是百里之遙了。”

革命党轉型不成功，當然其領袖難脫干係。《國會現場》並非為孫中山“祛魅”的唯一一本書。在史學界，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除華人學界以外，全世界研究中國史或者是漢學界的學者認真研究孫中山的人並不太多。法國學者白吉爾的《孫逸仙》一方面告訴西方的史學家們，其實孫中山還是值得注意的，但另一方面也試圖提醒中國的學界或者是傳媒界不能“神化”孫文。

而史扶鄰在《孫中山：勉為其難的革命家》中寫道，“孫中山領導全國的能力，從未受到真正的檢驗。誠然，這無疑使他去世後更易成為一個傳奇人物。倘若他的壽命長些，他將發現，社會革命和現代化諸問題，不可能像他先前斷言的那樣容易解決。”而近來兩岸中國人的研究也同樣如此，李吉奎、俞辛醇、桑兵、楊天石等運用詳細史料來還原一個更加全面的孫文。

代議制不適合民初的中國？

儘管從1913年到1928年，民初國會的命運多舛，但葉曙明認為，國會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舉足輕重，“議員們的選票一再改寫中國歷史”。他描寫民初政治舞臺上的議員、政客，試圖再現這段歷史，重溫中國近代憲政史上的這一幕，是如何從萬眾期待、精彩紛呈的戲劇高潮，最後跌入可惜、可恨、可悲、可憐、可笑的收場的。

1913年10月，民元國會在短短幾個月內交出了一部“天壇憲法草案”。可惜生不逢時，因宋案發生，二次革命起，國會議員停止職務之令下，代議政制遭到致命一擊，兇手不是“程度不足”的選民，而是政治舞臺上的官僚政客。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國會恢復，重啟制憲，但因部分條文內容各黨派爭持不下，擾攘經年，在督軍團的粗暴干涉下，國會再度解散。而孫文則在廣東發起護法戰爭，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其後國會時開時閉，忽而廣東，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雲南，顛沛流離，有時一個國會也沒有，有時多至三個國會，其合法性早已蕩然無存。而國會也淪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變成單一的制憲機關，除了議憲，幾乎別無所務。

從1913年一直到1924年，十年有餘，國會勉強制出一部憲法。這部憲法經過這麼多年的深耕細耨，就內容而言，可以說是最接近完美的了。但卻是出自一批收了曹錕支票的“賄選議員”之手，結果紙墨未幹，又被推翻。國會也做了曹錕的殉葬品，“吾與汝偕亡”了。

葉曙明說，“只有瞭解這段歷史，才明白中國憲政之難，難在哪裡。不是民眾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眾不想要憲政，而是官僚不想要憲政。”

在《民國初年的國會》一文中，臺灣學者張玉法也頗為惋惜地說，“由於黨爭激烈，各黨派太重黨派利益，缺乏協調，使得法案的制定，多如牛步；另一方面，政府常爭取輿論同情，多方對國會加以醜化，而為息事寧人，又對國會議員多方收買利用。在這種情形下，清末被視為神明的國會，到民初既有國會之後，竟成了是非的淵藪、罪惡的泉源，國人多不再對國會抱熱望。”

被革命摧毀的“聯省自治”

民初國會制憲的“血淚史”中，尤其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上世紀20年代，在南北分裂、國會破碎、立憲無期的悲觀空氣籠罩下，國內一股“聯省自治”的風潮平地而起。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後來被眾多的大陸、港臺史書定性為革命的“叛變者”—陳炯明。在葉曙明看來，陳炯明是除了宋教仁之外，革命黨中的另外一大“異數”。他的失敗，不過是和孫中山不同路線的失敗。

自治是共和的基礎，沒有自治就沒有共和。陳炯明的政治理想，是由“底層設計”，自下而上的，先實現村自治，然後是縣自治、省自治，然後實現聯省自治，循這樣的途徑，逐步夯實共和之基，最後全國在憲政基礎之上實現統一。

宣統以後，對實現君憲，朝野已達成基本共識。但辛亥革命爆發，君主倒下，共識的基礎一瞬間消失了。這個彎轉得非常急，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整個北洋時代，都是中國人在尋求新共識的時代。經過十年的摸索，到上世紀20年代，新共識的雛型漸漸浮現了，那就是聯省自治。翻看上世紀20年代初各地的報紙，不難得出這樣的印象：聯省自治不僅呼之欲出，簡直已成不可抗拒的潮流了。

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把中國的未來完全改變了。葉曙明說，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就有一種強烈的焦慮心理，總想找出一劑良方，可以一次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當時在知識份子中，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十分盛行，他們是聯省自治的有力支持者，當俄國革命爆發後，他們幾乎集體轉身，改為支持革命，至少是同情革命。失去了知識階層的支持，是聯省自治運動迅速式微的一個重要原因。

“國會”和憲政夢的破滅，不啻為中國政鬥的一個標準樣本。這樣的劇本，百年來反覆上演。

（《時代週報》授權轉載，記者：劉頌傑，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缄    默(1540064110) 2014/7/7 上午 09:03:01

很多中国人只会骂日本，可你知道吗？日本有民间报纸、有反对党、有言论自由。日本国民可以在电视台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可你，除了有骂日本的自由，你还有什么自由？

日本人学中国，在唐不取太监，在宋不取缠足，在明不取八股，在清不取鸦片。而中国人学西方，不取民主，不取宪政，不取议会，不取司法独立，专学马列……专门不学好!


馬勇：蔣介石的威望在中央軍不斷潰退中日漸上升

2014-07-07 國家人文歷史

九一八後政府並未壓制民眾的抗日訴求

提問：長城抗戰後七七事變前，中日雙方在華北的軍事對峙實際上比較平靜，但這個時期的學生遊行卻比較激烈，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馬勇：九一八後中國上層和下層的差別其實非常大，高層有高層的佈局，但高層的佈局是說不出口的。面對民族、國家的土地被人佔領，最高領導人講現在沒法打，一打肯定要輸。九一八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有一個基本判斷：這時候打毫無出路，打無疑於把雞蛋往石頭上扔。因此從那時開始蔣介石在日記中講，要記住這個深仇大恨，記住這個恥辱，要積極的汲取力量，進行戰略佈局。要打的話，也必須把華北地區的資源，能夠搬走的財富，特別是文明的遺產，像故宮裡的東西，怎麼也得搬走。其實1931到1937年，也就6年時間，但是民眾不能容忍，特別是青年學生不能容忍。

最主要的原因是青年學生不能容忍，民眾是沒有錯誤的，人民永遠不可能有錯誤，因為他們憑直覺判斷，我們永遠都沒辦法指責人民錯了。知識界應該有引導，當時華北知識界的高層其實對學生有很好的引導。九一八後，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胡適，丁文江這一撥人和華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宋哲元，還是很好的處理了這件事情，保持一定程度的張力，從1931到1937年，並沒有壓制民眾的抗日訴求，並未採取嚴厲的鎮壓。當然也不能鎮壓，但是也不能放縱。這個問題可能應該從這種層面理解，當時的實際背景。

中國真正變成現代國家是在抗戰期間

提問：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和地方實力派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態度，蔣介石代表的中央政府表現得比較積極，但以宋哲元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其實並不是很積極，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馬勇：這個講起來比較尷尬。其實共產黨也可以理解為地方實力派。1937年的中國，從理論上講國民黨統一了，實際上國民黨根本沒統一，蔣介石還沒有成為全國的領袖，1937年統一在某種層次上是相當虛假的。最近有本新書叫《劍拔弩張的盟友》，它描述的是抗戰中後期的歷史，但實際上它告訴我們一個東西，中國真正走向統一，走向富強，走向現代觀念的國家，可能就發生在抗戰期間，是非常急劇性的變化。

蔣介石若不抵抗他的政府將失去合法性

九一八之後，其實沒有統一的抗戰，也不可能有，一直到抗戰進行到毛澤東講的相持階段。為什麼相持？中國的軍隊根本是袖手旁觀，國民黨的中央軍在正面戰場連續作戰失利，雖然這種失利也激勵著中國人，在民族危亡時要團結，國民黨的軍隊正面戰場抵抗是不得了。日本侵華早期，戰略防禦階段，根本看不到中國軍隊的戰略反攻。其實這中間不僅是地方軍閥、地方實力派沒有介入，民眾也是這樣想的。因為誰也沒辦法測未來是什麼樣子。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期的創導者和支持者，但共產黨也沒有拿出100%的實力去抗戰，共產黨的戰略目標當時毛澤東講得很明白，我們要發展自己，要積蓄實力，因為未來的中國還有一次關於目標、性質、前途的決戰。各個地方勢力也是如此，包括桂系，四川的力量，大家其實都是這樣想的，在中國政治未來前途並不明亮的時候，誰也沒辦法去打這個賭。

從理論上講，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全國性的政府，如果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不去抗戰，正面戰場不打，保留實力直接上峨嵋山，那它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在豬熊競爭中一定會有一個強熊站出來，就像列寧一樣，借外來危機解決內部問題。因為蔣介石讓中央軍——他的嫡系部隊進行抵抗，他的威望在這個過程中才冉冉升起。現在看蔣介石的形象，在1931年到1937年間其實很尷尬，但七七事變三天之後，廬山講話說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面對民族危亡，一致抵抗，蔣介石的威望就在中央軍被打的稀裡嘩啦，損失了那麼多國軍將領的時候上去了，隨著他威望的上升，一個合法的中央政權就慢慢建立起來了。所以反過來講，如果不打的話，中國立馬就會發生列寧式的十月革命。

日本把中國作為它走向世界的踏板

提問：七七事變爆發前日本有沒有全面的侵華方針，是不是按部就班的進行侵略？

馬勇：這個問題牽涉到現實層面的中日關係，但作為歷史學家，我肯定要講真話。中日之間的問題，可能還要做到歷史歸歷史，政治歸政治，不能把歷史和政治攪在一起。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在立國冊裡並不是把滅亡中國作為它的目標，但中國一定是它走向世界的踏板，因為不走這一步，島國日本沒辦法衝向大陸，和歐美強國進行較量。因此明治維新日本時的立國冊就說，一定要踏向大陸，可能目標是什麼呢？是在遠東建立一個西方國家，它的競爭對手也不是一個比它落後的中國，它的競爭對手是歐美強國，這在福澤諭吉的立國冊裡講得非常明白，但是後來特別是最近20年，中日之間結仇越來越深，這段歷史就被曲解了。

回到這個問題上，日本有沒有滅亡中國的戰略部署，我覺得日本沒有滅亡中國的戰略性步驟。從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一直期待著中日聯手亞洲富強，所以我們要理解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知識份子、政界的一個很重要口號：大亞洲主義。大亞洲主義講的什麼？就是中日攜手走向富強。1898年戊戌變法最重要的關頭，就是在戊戌政變發生之前，光緒皇帝最興奮的，也認為最重要的戰略決策是什麼呢？就是中日聯邦（中日合邦），讓中日兩國成為一個國家，有點像今天歐盟中的法國和德國。光緒認為，中日如果在1898年聯邦了，就會導致一個新亞洲，我們必須承認中日之間有這樣一段合作過程。

中日之間出現問題是在1915之後，因為二十一條出了問題，日本究竟為什麼出問題，我們其實可以做更深遠、更具體地分析，不能上來就講日本要滅亡中國。日本為什麼要滅亡中國？就是佔你的資源，你的土地？這樣解釋太“唯物主義”了，根本就沒有放到具體歷史背景中去解釋。日本沒有提出這麼一個戰略性步驟，但日本一直有一個成為世界強國的夢想，要和世界上最頂尖的強國交鋒，明治維新後就有這種戰略目標。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它有了這樣的機會，等到1900年時，日本出兵和其他列強一同侵入中國，它便進入了列強俱樂部，等到1914年時，日本更坦然，我就是列強了，它有了世界強國的心理意識，在心裡面很明白，就是一定要站在世界列強的位置上。

1931年後的歷次妥協都是為了避免戰爭

提問：有說法認為其實《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中央政府方並沒有簽字，這種說法是否可信？

馬勇：過去的研究已經很多了，其實20多年來，臺灣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非常豐富，塘沽協定也好，還是後來的《何梅協定》，1931年之後，包括東南問題的處理，但是我們今天不理解為什麼？不理解1931年後的歷次妥協，《西潮與新潮：蔣夢麟回憶錄》就講過《塘沽協定》簽訂的這一段歷史，當時戰爭一觸即發，《塘沽協定》不簽訂的話，在華北的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馬上會衝突，但是軍隊衝突受難的是誰？

提問：老百姓。

馬勇：當然老百姓了。當時蔣夢麟正在協和醫院住院，因為盲腸炎正在做手術，他作為北大校長，華北地區學術界的領袖，他和日本的軍官將領，日本駐華使領館，駐華外交官都有直接的關係，蔣夢麟說，要打起來其實受災難的還是人民。因此中方想方設法儘量避免衝突。現在講《塘沽協定》是妥協，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所以你問，它是不是一個政治協定，這裡邊非常複雜，它不是中國政府出面簽的，但是它有外交部的官員介入。中華民國外交部在北平辦事處的官員直接性介入和談判，蔣夢麟也介入，請他們去英國使館協調。比如中國政府講，我們不能正面向你投降，向你妥協，因此要請協力廠商去仲介一下。日本人不幹，要求面談。

不管怎麼講，戰爭能夠不打還是不打。所以這裡我們要充分理解蔣介石的一句話，蔣介石在廬山講話中說“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但當戰爭不可避免時，絕對也不會投降。所以我們講，不能夠總處在繃緊的民族主義狀態。你打我一下，我馬上就要還手，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理性國家，理性民族的處理辦法。所以華北危機，長城抗戰，一直再往前推，中日之間的問題非常複雜，我們一個世紀後，馬上快一個世紀了，我們回望時，就應該慢慢去體會當時政府處理的合理性在哪，思路在哪，這樣才能去瞭解。不能掉進黨派紛爭裡，不能因為當時的政府是國民黨，就認為國民黨很無恥。不能站在黨派立場去譴責自己民族過去的歷史，這些應該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處理，能夠不打仗，還是不要打仗。華北教育界的領袖，華北軍政領導人也都盡最大限度地避免戰爭爆發。

提問：國民政府在抗戰之前有相應的準備，那麼政府和民間有沒有互動，民間有給政府提要求，政府馬上就回應這種要求，有沒有這種情形？

共產國際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日關係走向

馬勇：中日直接結仇，在1937年之前是有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其實有很多背景我們不太清楚，中日結仇和共產國際有一定關係，如果我們不去瞭解中國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我們就沒辦法去理解1920年中期之後的“反赤化運動”，也沒有辦法理解中日戰爭進行到最緊張時汪精衛的投降理論，我們今天完全站在不討論的立場。我們現在根本不知道1920年代的“赤化運動”和“反赤化運動”，不知道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影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目標是什麼？因此也沒有辦法理解日本的行動。只有放在這種大背景中，放在遠東戰略格局中。才能慢慢體會中日之間問題的癥結在哪兒。從共產國際在遠東的大格局來看，我們才能夠明白，為什麼在長征這樣困難的狀態下，共產黨立馬能夠發佈“八一宣言”，發佈一個要求建立統一戰線的宣言。共產黨為什麼會提出提出“保衛蘇聯”、“保衛共產國際”的口號，這些都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走過的路。我們今天如果探討歷史，就應該實事求是的去探討整個歷史，沒必要站在一個層面上講。我不會認為共產黨不對，也不會認為共產國際不對，它這裡面有時代侷限性，當時共產國際的目標是要用共產主義的東西把人類都給赤化掉，都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就像今天美國想全力推廣它的民主，也許若干年之後，你會覺得它很可笑，到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想法，但要放到具體背景中去處理，才能知道1920年到1930年中日之間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1931年很多人未意識到東北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從這裡可以看到，民間對政府的要求是什麼？就是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尊嚴應該維護。妥協應該有底線，不能沒有底線。在滿洲，東三省被佔領後，中國做了最大程度的妥協，當時中國軍隊也沒有力量去解放東三省。另外當時中國的國民情緒也不認為東三省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1931年時的中國沒有這麼樣的想法。20年之前，1911年時許多人的目標是驅“驅逐韃虜”，即把滿洲人趕到滿洲。1931年剛過去20年，沒有人會覺得滿洲是中國的固有領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知識界，歷史學家才去研究滿洲這塊土地和中國的歷史關聯。在研究的過程中，中國知識界去喚醒民眾，我們作為一個大中國家，一個大中國民族，民族共和這麼走過來，東三省是不可分割的，由此慢慢的構建民族、國家的敘述。我們今天所講的中華民族的概念，其實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敘述出來的。1931年之後的，馬相伯、傅斯年，都去探討歷史，探討民主精神，還有顧頡剛，這個過程對國家、民族最大的貢獻，是做出了一個大的中華民族的概念。

西安事變初步確立了蔣介石的領袖地位

提問：七七事變和西安事變有沒有一定的關係？

馬勇：不能說有直接關係，七七事變不能講是西安事變導致的。七七事變，我看了材料和歷史文獻，應該這麼講，七七事變打了很長時間後，中國方面、日本方面，都還是期望把七七事變當做局部衝突事件來處理，當時的人並沒有敏感地意識到七七事變是一次中日之間的全面衝突，要徹底見分曉，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方面和日本方面都認為能夠把衝突控制在局部。

1931年7月7日之前，中日之間的局部衝突不是一起、兩起，很多，當時雙方認為能夠控制就控制。當然這時候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經過從1931年開始的戰爭準備，中國也具有了打的條件，故宮的重要寶藏基本上都南遷完了，清華大學已經把重要設備轉移到長沙去了。北京大學沒轉移，北京大學認為它是以基礎性學科為主，它的設備沒有必要轉移，另外北京大學的領導人，像蔣夢麟判斷，中日之間還是會友好相處的，戰爭並不一定爆發。當時在華北的很多人都不認為戰爭會真打起來，可能是局部衝突，中日之間互相退一步，妥協一下，也就拉倒了。七七事變帶給中國後來的變化，不是人為主導的結果，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

我個人認為七七事變和西安事變沒有必然的關聯，並不是西安事變導致了它。但西安事變導致了很重要的，它使國民黨、共產黨在後來的戰爭中走到一起，西安事變使國內達成了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其實並不單是國共合作問題，而是初步確立了蔣介石的領袖地位。蔣介石的這種領袖地位在西安事變之後，逐漸變得不可動搖，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還是其他的地方勢力，原來都覺我應該能當英雄，應該當中國的領袖。西安事變發生導致的結果和發動者的願望根本相反。後來張學良發現，何應欽很不是東西。他們認為發動西安事變讓蔣介石下來，能在國民黨內再推出一個真正有力量的領導人，結果何應欽玩點小手段，馬上就被別人發現了，這反而導致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蔣介石的威望，蔣介石的領袖形象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構建起來。

歷史事件之間會有某種關聯，不能說絕對沒有關聯，如果說兩者之間有關聯，就是蔣介石的抵抗信心在西安事變後越來越強烈，多年來的忍辱負重，覺得終於能夠做一個最高領袖了，終於有這種爆發的可能性了，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慢慢去體會廬山講話，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鳳凰網授權轉載，作者：馬勇，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