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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用創新解決什麼問題？

2014-06-25 天下雜誌 550期 作者：整理／吳怡靜

六月十五日，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首次出現了兩位嘉賓同台向畢業生發表致詞：比爾蓋茲與他的夫人梅琳達。

五十八歲的蓋茲，今年剛以七六○億美元的身價，重登《Forbes》雜誌全球首富寶座。但世人對他最佩服的，不是他多有錢，而是他這些年來投身慈善，捐出數百億財富對抗貧窮、疾病，推動教育改革。

「五十年後，蓋茲將因為他的慈善事蹟而永被世人銘記，」知名趨勢作家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便這樣斷言。

二○○五年，賈伯斯曾在同一個校園，勉勵畢業生以「求知若飢，虛懷若愚」的精神，追求夢想。整整九年後，蓋茲夫婦寄望新一代的畢業生，把創新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帶著你們的才華、樂觀和同理心，去改變世界。」

蓋茲：史丹佛一直是微軟和蓋茲基金會最鍾情的大學之一。多年來，我們堅持找最聰明、最有創意的人才，來解決最重要的問題，而這群菁英當中，來自史丹佛的人特別多。

這是個孕育天才的校園，這裡有心智的靈活性：充滿對改變的開放、對新生事物的渴望。師生們在這裡發現未來，而且從中獲得樂趣。

梅琳達：即使有人叫你們書呆子（nerds），你們也深以為榮。

蓋茲：對啊，我們也感到很光榮。（兩人同時戴上特製的書呆子眼鏡，全場響起歡呼與掌聲）

其實，我平常戴的眼鏡就跟這一副差不多（笑聲）。

如果要用一個字來代表梅琳達與我最喜愛的史丹佛特質，那就是「樂觀」：相信創新可以解決幾乎所有的問題。

因為，正是這個信念，驅使我在一九七五年離開哈佛，跟保羅艾倫創立了微軟。當年，我們深信，電腦和軟體可以為全人類帶來更多力量，讓世界變得更好。

但到了一九九○年代，個人電腦的蓬勃發展，反而帶來了新的兩難：有錢人買得起電腦給小孩用，窮人卻買不起，這會讓不平等的問題更加惡化。於是，我們努力想要縮小數位落差，基金會最初的目標，就是捐贈電腦給各地的公立圖書館，讓每個人都能使用。

一九九七年，我首度造訪南非，洽談商務。第二天，我抽空去了約翰尼斯堡郊區的貧窮城鎮蘇威托。這趟蘇威托之行，讓我看到了自己的想法有多麼天真。

那天，微軟要捐贈一批電腦和軟體給當地一所社區中心，但是我很快就發覺，這裡並不是美國。

在這裡，人們住在鐵皮屋，沒有電力，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多數人都沒有穿鞋，赤腳走在泥濘的地上。那個社區中心因為供電不穩，他們從兩百英尺外的柴油發電機，拉了一條電線過來應急。我很清楚，只要我和媒體一走，發電機馬上會被搬到其他地方去，那些到場的民眾也會各自離開，繼續去面對電腦解決不了的各種問題。

當天致詞的時候，我的講稿寫著，「蘇威托是一個里程碑，…科技發展不能拋下開發中國家，我們要努力縮小差距。」但我曉得，這些話毫無意義，就差沒說出，「對了，我們才不管非洲大陸每年有五十萬人死於瘧疾，就是一定要送你們電腦！」

我一直以為，自己很了解這個世界出了什麼問題，事實上，我對許多最重要的問題是盲目的。蘇威托的貧窮，讓我震驚到捫心自問：我是否還認為，光靠「創新」，就可以解決世界上最困難的問題？

我對自己承諾，下次來非洲，一定要對貧窮問題有更深的了解。

才智＋樂觀＋同理心

方能改變世界

往後這些年，梅琳達和我針對窮人最迫切的問題，做了不少功課。例如，有次再度訪問南非時，我去參觀了一間專門治療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的醫院。當時，這種病的治癒率不到五成。

這間醫院是個絕望的地方，偌大的開放式病房裡，塞滿了帶著口罩的病患，還有一層樓用來醫治染病的孩童和嬰兒。我跟一名三十出頭的病患交談，她本來是醫院的員工，後來因為咳嗽，被診斷得了抗藥性肺結核和愛滋病，再活不了多久。更可悲的是，還有一堆病患在排隊，要等她死後接收她的病床。

這是個許多人都在等死的人間地獄。

不過，親眼目睹地獄的慘況，非但沒有澆熄我的樂觀，反而讓我的樂觀變得更聚焦。當天我回到車上，就跟合作的醫師說，「我知道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很難治癒，但是我們必須替這些人盡一份力。」

今年，我們的結核病新藥已經進入第三階段臨床試驗，以往病人要花兩千美元的成本、十八個月的時間，才能達到五○％治癒率；未來，只要不到一百美元、六個月的時間，就可以有八○～九○％治癒率，相當於一百倍的進步。（掌聲）

常有人嘲諷，樂觀是擁抱「虛假的希望」。其實還有一種心態是「虛假的無望」，認為人類無法戰勝貧窮和疾病。但我要說，我們絕對做得到。

梅琳達：比爾在參觀那間醫院後，打電話給我。通常我倆在出差時，彼此的連絡就是交代那天做了什麼事。但那天的電話很不一樣，他只說了一句「梅琳達，我今天去了一個從沒看過的悲慘地方，」就開始哽咽，無法言語。

我很了解他的心情轉折。當你看到別人的處境這麼悲慘，毫無希望，你會為他們感到心碎。但是，如果你真心想要幫助窮人，你必須親眼去見證最悲慘的人間角落。那天的比爾就是這樣，而我自己也有過同樣的心碎經歷。

對我來說，樂觀不是被動期待事情好轉，而是堅信我們有能力讓事情好轉。不論看到的問題多悲慘、多嚴重，只要我們不失去希望、不會視而不見，就能推動改變。

蓋茲：我想跟大家談一個弔詭。

現代科技帶來了許多驚人的創新，讓大家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而史丹佛正是創新的翹楚，催生了許多新創公司、知名教授、厲害軟體、神奇藥物，還有最優秀的畢業生。

但另方面，如果你問美國人，「未來會不會更好？」多數的人會說，「不會，我的小孩會過得比我還差。」他們都認為，再多的創新，也不會讓他們或他們小孩的世界變得更好。

誰的看法是對的？認為創新將帶來新的機會，讓世界更好的樂觀者？還是認為社會愈來愈不平等，機會愈來愈少的悲觀者？

用創新解決社會不平等

我認為，悲觀派的看法是錯的，但他們的擔憂卻很真實。如果科技全都是市場導向，如果創新不能用來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話，人類未來的偉大發明，可能反而會讓這個世界更加對立。

所以除了樂觀，我們還需要同理心，它會讓我們看見貧窮，看見疾病，看見公立學校有多糟，因此，我們就會把創新聚焦在這些問題上。

各位史丹佛畢業生，你們即將帶動新一波的創新，但是，你們打算用創新來解決什麼問題？如果你的世界是寬廣的，你就能創造一個我們都嚮往的未來；如果你的世界是狹隘的，你可能創造出令悲觀者深感憂懼的未來。

我相信，你們的世界觀都比當年的我，更加寬闊。你們會做得比我更好。

梅琳達：所以，以下是我們對各位的懇求：畢業後，請帶著你們的才華、樂觀和同理心，去改變世界，讓無數的其他人也可以對他們的未來充滿樂觀期待。

你不必急於一時，因為你必須開展職涯、清償債務、結婚生子。但是，人生過程中，你會看見讓你心碎悲痛的世間苦難，這時，請不要掉頭而去，直接面對它吧。

因為，改變會從這一刻開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