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只要還有口氣… 溫家寶：為政改奮鬥到底
【聯合報╱特派記者李春、汪莉絹／北京報導】2012.03.15 04:09 am
 
大陸總理溫家寶昨天指出，解決中國的問題要政改，特別是中共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他說「有一口氣就要奮鬥一天」。
二○一○年以來，溫家寶在人大記者會上、在出訪出巡中、在國際會上，數度高談政改，最著名的是他前年在深圳建特區卅年前夕大談政改，以及去年在大連達沃斯對話會上總結政改的「五點看法」。

棄明投暗——投共國軍將領下場（沒被處決部分名單）
來源: 光羽佳的 blog
( http://tw.myblog.yahoo.com/jw!T1JxCVmXBATgL9.Az1YtnA--/article?mid=601&prev=604&next=601 )
傅作義:華北剿匪總司令,於1949年一月份平津會戰,天津淪陷,北平被圍時,開城降共,中共建國後,曾任水利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等職
程潛  :湖南省主席兼長沙綏靖主任,於1949年八月一日,共軍攻抵長沙前夕,通電附匪,中共政權建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長表等職

外媒筆下的民國初年  ──《紐約時報》1911─1921共和十年 （之十二）
2012-12-21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1| 評論數: 0
危急時刻，使館的英籍門衛柯爾向康得黎報險求救。康得黎即向警署和英國外交部報告，並約見記者詳細揭露事件始末。
英國雇員回憶孫中山倫敦蒙難記
1912年1月14日。倫敦1月6日電：喬治‧柯爾（George Cole）曾在位於倫敦波特蘭大街（Portland Place）上的清國公使館充作門衛，他講述了英、清兩國16年前因現任中華民國首位國家元首孫中山而發生的一場外交糾紛。

外媒筆下的民國初年  ──《紐約時報》1911─1921共和十年 （之一）
2012-12-10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0| 評論數: 0
編 者按 民國初期的10年正是中國處於激變的時期。新舊制度、新舊思想衝撞變換，各種政治勢力交替，許多影響中國發展的事物和思想脈絡由此發端。 當時的《紐約時報》緊盯著中國這個古老帝國，留下諸多的報導，可為觀察民初政治、社會的標本。本文限於篇幅，聚焦在民初的前數年。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在革命軍中迎風飄揚。孫中山先生的追隨者稱，中國4億2千6百萬人民中，大多數都支持革命。
假 大禹治水為農耕文明發展奠定基礎。但是，桀驁不馴的黃河和漠北游牧民族襲擾，迫使平原地區各部落聯合互助，由此鑄就華夏國家雛形，確定大一統專制政體即華 夏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悖論。開明專制，輔以王道仁政思想，世代延續，形成「以民為本」的中國政治特色。而共和制最早起源於雅典城邦制度，啟蒙運動後更以 法國大革命為型範，突然引進中國所造成的豈止是水土不服。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十二)
2012-2-12 06:30|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643| 評論數: 0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優勢難以為繼，從1943年之後，日本開始敗退。
1939年，史達林再次改變策略，在此之前他力謀建立國際反法西斯陣線，自此之後，他力謀改善與希特勒之關係，把德國的擴張矛頭引向西方，以免自己首當其衝。

李光耀新書：蔣經國知人善用
【中央社╱新加坡16日專電】2013.09.16 08:53 pm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出版「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書中，李光耀評價蔣經國是「沉默冷靜、想法務實」，認為蔣經國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善於識人，確保身邊都是可靠之士。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今天出版「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書中記載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兩位中華民國前總統蔣經國和李登輝的評價。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轄下的國家檔案館和出版商共同發表華文叢書「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內容取自國家檔案局日前出版的英文圖書「李光耀言論集」，並翻譯成中文。
在「領袖篇東方」中，李光耀評價蔣經國「沉默冷靜、想法務實」，他認為蔣經國從不擺出思想家的模樣，但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善於識人，確保留在身邊都是可靠之士，隨時願坦誠提出己見，哪怕是逆耳忠言。蔣經國在開口前，必定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絕不信口開河。
1973年李光耀訪台，帶著女兒李瑋玲，李瑋玲能說流利華語，言談舉止也是個華人，因此讓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對李光耀夫婦和李瑋玲有不同的看法，從此確立了星台的獨特關係，此後到1990年，李光耀每年都會訪台1到2次。
書中形容蔣經國與李光耀私交甚篤，蔣經國能理解李光耀講的英語，李光耀也能說華語，因此雙方無須通譯，就能建立友好關係。
李光耀評價李登輝則是「抒發分離主義的情緒，低估中國統一的意願」；李光耀觀察，在李登輝出任總統的12年內，公開抒發了一直在台灣潛伏著的分離主義情緒，但李登輝低估了中國大陸領導人和人民實現統一的意願。
書中提到，在李光耀看來，李登輝充滿自信、博學，因為台灣遭受孤立而無法理解世界領袖為何不能像日本一樣同情台灣處境，李登輝視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對台灣至為重要。不過，李光耀摸不透李登輝的立場。
李登輝曾在1989年訪星，是第一位訪問東南亞的中華民國總統，不過，新加坡承認「一個中國」，對李登輝到訪格外小心，沒有國旗、軍禮和國是訪問的儀式，在新加坡官方文告中，不說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總統，只提他是「來自台灣的總統」。
1948年蔣經國上海打“虎”記
2014-03-17 國家人文歷史
1948年，蔣經國奉命到上海控制通脹，雖有“只打老虎，不拍蒼蠅”之豪言壯語，仍不免鎩羽而歸。圖為他耐心接待上訪店主的投訴
“小快樂”很不快樂。
這位1940年代上海最受歡迎的滑稽藝人，一直以來用他尖酸刻薄的時政笑話來娛樂上海大眾，甚至在日本人佔領下最黑暗的時期，他瘦削的尖嘴裡都能吐出足夠的插科打諢來喚起人們的笑聲。但在1947年5月，人們在“天聲”電臺裡聽到的卻是“小快樂”連諷帶罵的挑釁唱腔：苦哈哈長著把土耗子臉，嚼了草根吃樹皮，但米鋪的老闆卻沒心沒肺，壞了良心，囤積居奇——“他們是發了財的米蛀蟲，肚皮錢袋都塞滿，蓋了新洋房，買了五輛車，還有個小老婆家中藏。”
不出所料，這段唱詞引爆了大眾的憤怒——這毫不奇怪，連續兩周來瘋漲的糧價已經讓人們心頭的怒火越發高漲，而這段唱詞恰好唱出了人們的心聲，還很坦白地為大眾找到了一個公敵——米商。在人們看來，正是這些“米蛀蟲”把控糧食，肆意抬高價格，他們是合謀殺害了人們吃飽肚子的單純快樂，甚至就在這首“米蛀蟲”傳唱開了的該週週末，米價就上漲了一倍多。
但米商卻對自己成了眾矢之的感到憤怒和冤枉——畢竟價格瘋漲的又不是他一家，實際上，幾乎所有東西都在漲價，這種狂飆式的上漲已經持續了將近三年。從1945年9月開始，到“小快樂”的“米蛀蟲”登上全城熱歌排行榜首位的1947年5月，上海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70倍，到1948年那個熱死了不少街頭乞丐和車夫的8月到來時，物價指數又上漲194倍，此時“小快樂”連唱他不快樂的歌的勁頭也沒有了，因為和其他人一樣，他在收入和物價的競跑中徹底敗下陣來。
錢其實並不少，幾乎每個人都成了億萬富翁，只不過名不副實。《時代》週刊特意刊登了一篇上海電話公司發薪日的報導，1200名職員共領到了160億元法幣的工資，一筆薪水表都盛不下的鉅款。但花錢的方式卻已經由“張”變成了“捆”、“斤”和“袋”。一位經濟學家聲稱，如果鈔票的發行量再這樣激增的話，恐怕幾個月後，人類的數位計量單位就將不能滿足中國人的需要了。面對法幣低得可憐的購買力，“窮得只剩下錢了”，已經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話，而是苦澀的現實。
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回到南京，一個改革方案被強行通過，並於次日頒佈。在這個方案中，政府將發行一種名為“金圓券”的新貨幣來取代之前票面數額以萬計的法幣，限期強制收兌，同時限期收兌的還包括民眾手中持有的金銀外匯，除此以外，物價和工資的上漲將以政治手段強力加以禁止。方案的策劃者是財政部長王雲五和行政院長翁文灝，他們相信這個改革方案將會終止這場已被內戰、通貨膨脹和民眾不滿三力觸發的國內大地震。
關於這次改革，一個人在這天的日記中簡單寫道：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改革幣制的方案，這是一件國家大事。”
他就是蔣經國，蔣介石之子，8月19日，當他坐上從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時，心中深信“上海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要人有密切關係，且做後盾，將來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貫徹到底不可”。兩天後，他被正式任命為上海經濟督導員。
就在一年前，米商曾經用“不要想老虎頭上打蒼蠅”來威脅膽敢用“米蛀蟲”來諷刺他們的“小快樂”，而現在，被打的將不光是蒼蠅。
1948 年，上海街頭，蔣經國組織的反對通貨膨脹遊行，藉此來增加民眾對他行動的支持
“打虎將軍”
1948年9月12日，“小快樂”式的嬉笑怒駡的現實版大戲在上海街頭上演。市民快樂地看到了一場詭奇的出殯——一個頭戴瓜皮小帽，穿著長衫的老頭兒，從棺材裡爬出來，站在棺蓋上向圍觀的人群發表演說，滔滔不絕地大聲痛斥囤積倒賣的邪惡行徑，每痛斥一聲，他臉上誇張的圓片眼鏡和鬍子都會滑稽地抖動一下。“他的手裡緊緊抓著一條香煙，兩塊肥皂，幾盒手錶，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徵囤積倒賣的罪證，在“靈車”的前方是一塊巨大的牌子，大書“誰危害金圓信用，咱們就砍他的頭”。
這場精心安排的出殯遊行出自蔣經國本人的創意，大張旗鼓的遊行宣傳，對民眾憤怒情緒的鼓舞煽動，對匿名檢舉行為的支持和鼓勵——老百姓可以把匿名檢舉信投進設在街頭的建議箱，告發屬實者將獲得沒收的黃金、銀子、外幣或囤積物資價值的三成作為獎勵；還有街頭四處傳唱的“兩隻老虎，兩隻老虎”的“打虎歌”，這位38歲的政界年輕人有著自己的為政理念，而這一切又都根植于他的成長經歷。土地主式的遊行示威和發動群眾、鼓勵告密的作風，與他9年前在贛南推行新政時打擊奸商土豪的方式別無二致，而這一切，又是他1925年到1937年間滯留蘇聯回國後舶來的蘇式整肅模式的二手貨。兩者如此相像，以至美國人甚至認為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虎”作風，“全為俄共產主義之思想，”但蔣介石相信他兒子的為人處世，對美國人的警告一笑置之。
但蔣經國在上海“打虎”中劫富濟貧的政治哲學與他對底層民眾的同情一樣強烈而真誠，他會為蝸居在矮小破爛、四面透風的茅草棚戶裡的廣大民眾感到難過，更會為流落街頭巷尾，委身荒草溝渠之中的“乞丐大軍”流淚神傷，他在個人的日記（這部日記後來經過刪改處理後以《滬濱日記》為名發表）中時常流露出對受盡苦難的民眾的由衷同情。每週二、四，他在中央銀行三樓305辦公室的大門總會向這些苦主敞開：“下午接見民眾四十餘人，他們所講的都很平凡，發現老百姓實在太可憐。”而當老百姓用千年以來傳承至今的方式向蔣經國訴苦時，蔣也會用相應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苦難：“出門的時候，有幾個工人跪在地上，他們都是無錫火車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為其解決生活問題，老百姓真是太可憐了，但在這件事上，我又沒有法子幫他們的忙，心中非常難過”。蔣經國本人也是以一副普羅大眾的形象示人，《大地週報》為這位“打虎將軍”描繪了一幅畫像：“頭髮蓬鬆，不搽油，不吹風，香港衫，黃布褲，說話打哈哈，沒有官架子，然為市虎的死對頭。”對那些紛紛前來拜見的商人，蔣經國則將他們當做是“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國家身上滋長的有害病菌”，表現出嚴厲和刻意的粗魯，“（見了）很多唯利是圖的商人，但為了應付今天的環境，不得不和他們講話”。蔣經國自己演講時宣稱的目標也大大超越了他經濟督導員的身份：“這是一場用革命手段發動的社會革命，今天限制物價不過是一項技術任務，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倒社會中所有經濟上不平等的現象。”對貧窮的同情和對資本與財富的仇恨，使蔣經國已經不再像一位“打虎英雄”，而更像一位“革命者”。
1948 年，上海市為了發動群眾打擊奸商，成立了“大上海市青年服務總隊”，蔣經國在成立大會上講話，稱為“打老虎”行動
敲山震虎
“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嚴懲，就應從‘壞頭’開始。”抵達上海兩天后，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而這些所謂的“壞頭”，恰恰就是蔣介石獲得支持和賴以登臺的背後推手——江浙財閥。這些江浙財閥長久以來是蔣介石大抵可靠的“擁躉”，從蔣介石走上前臺開始，他們就用自己雄厚的資金實力和發達的關係網絡為蔣鋪平前程，蔣介石的姻親之家宋子文是他和江浙財閥之間的主要連絡人，每次赴滬召開所謂的“資本家聯誼會”和“財政會議”，都是宋與這些財閥進行討價還價，蔣的另一個外戚孔祥熙則被指稱本身就深陷于這些財閥不明不白的經濟關係中。
1948年八九月的報紙特別喜歡報導蔣經國整治這些昔日金融商業大佬的花邊新聞：“李馥蓀、徐寄顧、陳光甫都是浙江財團的領袖，一向是政府的熱烈擁護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們互相申訴自己不安的情緒”，在發洩完一通牢騷，並反覆指責“當局”“簡直沒有良心”之後，一位金融鉅子感嘆道：“他們把我們當做客人看待了。”
蔣經國確實將這些昔日的金融大佬當成不受歡迎的客人，這場“打老虎”運動除了“救危存亡”之外，另一個大作用就是為蔣經國這位可能的未來“儲君”“立威”。在這場“社會革命”中，蔣經國自然也尋到了自己的輔弼之臣，曾與他同時留俄又在贛南協助新政的高理文和俞季虞。這些人被蔣經國安插在經濟督導辦公室裡，使蔣介石派來掛名的正牌督導員俞鴻鈞“連一隻足都沒有插進”；蔣經國早年的至交，曾和他一起聽陽明學講課的宣鐵吾，此時早已在上海任警備司令，更是他“打虎”運動的得力幹將，因親手捉拿上海頭面人物、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幹將、“米老虎”萬墨林而聲名大噪。這位未來的“儲君”手下已經聚集了一批足以輔弼之士，可謂“如虎添翼”。
“打虎”儼然成了新一代對老一代的奪權運動，而這一切又在其父蔣介石的默許和支持下愈演愈烈。“昨晚接南京電話，要從速處理違犯經濟法令的各種案件，並主張嚴辦大的投機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當面對你說得好好的，而背後則是無惡不作。今天已下決心嚴辦奸商。”9月2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3日，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來，包括聲名煊赫的榮家頭號人物榮鴻元，煙草公司的總經理黃以聰和紙業公會的理事長詹沛霖，還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維屏。
也在同一天，第一隻被蔣經國拿來為“打虎”運動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被特種刑庭判處死刑，此人同時也是當時被稱為“太子爺”（蔣經國的“太子”身份直到1950年才被確認）行政院長國父哲嗣孫科的經紀人。儘管蔣經國宣稱一切依法辦理，但這場審判不過是一次蔣經國操控的政治秀，就像蔣當年在蘇聯親歷的史達林大清洗中的虛假審判一樣，王春哲的死刑判決早已暗中定下，王的辯護律師杜鏡吾在辯護時多次被粗暴打斷，王在8月19日法令之後便停止倒賣外匯的證據也被略去，法官不過是扮演走一趟過場再宣讀事先準備好的判決書的龍套角色——蔣經國定要見血，王春哲就成了這場“打虎”運動註定的犧牲品。
“打虎將軍”已經嘗到了權力的真味，但讓他始料未及的是，他胯下的老虎，已經開始不安分起來。
1948 年，上海商家向前來查訪的經濟員警說明物資庫存的情況
騎虎難下
從外表上看，很難看出陶啟明是只“大老虎”，他是“一個矮小清瘦的上海人，米色派力斯西裝筆挺，頭髮光得發亮。戴墨鏡是表示他身在囹圄羞於見人”。《新聞雜誌》的記者如此描述獄中的陶啟明。陶只是個在財政部剛剛任職兩個月的小小的機要秘書，這個小人物甚至在逮捕他時都對自己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罪感到莫名其妙，當員警隊長敲開他在財務部宿舍的房門，告訴他被拘捕的命令時，他“正躺在床上看小說”，然後，“就像電影鏡頭一樣，陶啟明沒有說話，穿上派力斯西裝跟著走了。”
要解開陶啟明被捕之謎，就要回到“打虎將軍”蔣經國抵達上海的兩天前。這天下午6點，一家飛機載著陶啟明和當時全國最重要的金融機密一起抵達上海。就在這天上午11點，財政部徐商次長接到部長王雲五的指示，在19日推行金圓券幣制改革時，銀行、錢莊及交易所暫停營業。秘書徐百齊將命令草擬好後，隨即交給陶啟明，讓其當天趕赴上海密報事宜。但徐卻從中嗅出了發財的味道，托陶轉告他的妻子楊淑瑤，讓陶的妻子李國蘭和楊一起進行一場投機活動，趁幣制改革和錢莊暫停營業之前，以拋售空股股票的方式，來牟取財富，這一招本身天衣無縫，因為楊淑瑤和李國蘭等人拋售的股票加在一起只有七百萬股，獲利也只有不過24億元，相當於金圓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盪——他們只想借機發發小財，補貼家用。但尾隨其後的真正大老虎，卻在嗅出了其中玄機後，總共拋出的永紗股票超過三千萬股，導致股市跌停板。這只“大老虎”就是楊、李拋售股票的華美公司鴻元證券號老闆，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
如此一個重大的戰利品，蔣經國自然不會放過，杜維屏被捕，杜維屏委託拋售股票的林樂耕，也成了重點緝訊對象。但林和杜畢竟都是幫會人物，明白只要死咬住牙，不吐露實情，那麼自然會有人暗通關節，將其搭救出來，如果受了皮肉之苦，日後更會被幫眾捧為英雄好漢，更何況杜維屏乃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公子，更是萬無一失。所以，當員警詢問林樂耕和杜維屏時，兩人都守口如瓶，杜更是將所有責任都推給了鴻源證券號經理邱雲峰。最後的審訊結果，只得到了杜維屏場外交易證券這一條微不足道的罪名，這只“老虎”太過倔強，心思也太過縝密了，以至於只能將他關在籠子裡，卻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打他。
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左一穿長袍）在接受審判
但令人奇怪的是，當時藉口患咳疾休養的杜月笙，卻一再表示不會去請托搭救自己的兒子，甚至在一份報紙稱杜月笙“頗致怨恨”時，杜還特意公開表示：“二十年來，鏞之擁護領袖，服從政府，如所周知……幣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為心所祈求。經國先生執法相繩，不罔不縱，深致敬佩。”
面對這只數十年來縱橫上海灘的“老虎頭子”斂爪服軟，蔣經國非常得意，他非常希望這將會成為其敲山震虎頗有成效的精彩一筆，但媒體卻不願為蔣經國鼓噪呐喊。杜維屏被捕的照片被蔣經國的屬下送交申、新諸報，要求其製版登出，但這些報館中杜月笙的門徒卻故意把版面弄得模糊不清。面對蔣的追問，則以趕工所致為藉口小而化無，而且在報導關於杜維屏的新聞時，故意將其輕描淡寫，只是略提一筆，用以敷衍那些為蔣經國揚威而下來的檢察官們。
杜月笙的反擊也在暗中進行，蔣經國的親党，孔家長公子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借其父孔祥熙之勢，倒賣囤積，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礙于孔家勢力，未敢舉報。但杜月笙很快就搜集到了足夠的證據，並派人將這些證據報告警廳。一個頗具戲劇性但難以考證其實的說法是，在蔣經國于浦東大廈舉行的上海工商業巨頭會上，當蔣作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執法，誰若囤積逾期不報，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並予法辦！”的演講後，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對蔣說：
“我的小兒子囤積了六千多元的物資，違犯國家的規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資登記交出，而且把他交給蔣先生依法懲辦。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也可以說是今天到會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上海揚子公司的倉庫去檢查檢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盡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們的親友的物資登記封存交給國家處理，也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所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處理，這樣才服人心。”
蔣經國沒有想到最大的老虎居然就安臥在自己的身邊，10月3日，上海三家大報《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都以要聞或其他方式報導了揚子公司被查封的消息。但三家報刊報導的方式卻都曖昧不清。至於之後報紙新聞將如何來寫，所有人都在等待蔣經國的行動。
長達兩個月來的眾人矚目，終於變成了眾目睽睽。面對周圍人“孔令侃案究竟辦不辦”的追問，蔣經國除了沉默以對，就是大發雷霆。隨著疼愛外甥的繼母宋美齡的到來，蔣經國被置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一個戲劇性的一幕被當時在側的賈亦斌寫在回憶錄中：在中秋節那天，宋美齡特意將蔣經國與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蔣體念手足之情，顧念大局，但結果卻是一場撕破臉皮的爭吵，蔣表示要“依法辦事”，孔則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牆！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佈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這場調停的結局是“氣得臉色煞白”的宋美齡給她遠在北平指揮的夫君蔣介石打電話，要他火速南下，處理這場後院起火。
蔣經國在10月9日見到的父親，已經成了一個被前線共軍淩厲攻勢和身後政敵纏鬥不休折磨得滿臉疲憊和怒容的六旬老翁，任何差池都會引起這位元總統大人的勃然大怒。兩名官二代的內鬥更使他怒火中燒，而宋美齡和孔令侃卻如獲救星，“夫人禦黑色旗袍，孔禦灰色西裝，神態怡然”地覲見自己的夫和自己的舅舅——這一幕實在是對蔣經國和他“打虎”運動的全面示威。
蔣經國的打虎日記的語氣也愈發變得狼狽和疲倦，處處都是失敗的味道，就在查封揚子公司的當天，“糧食已經發生問題了，這是一件一個月來所始終不能放心的事，煤恐怕亦會發生問題”。到10月4日，“自星期六起，市場已起波動，搶購之風益盛”。一項為減少政府赤字而提高煙酒稅收的方案被頒佈施行，為了安撫商人，允許其對煙酒調整零售價。上海本來自蔣經國來後，實行強硬的限價令，將所有價格限制在8月19日之前，但這一方案卻被當成是突破限價令的標誌。人們紛紛開始搶購所有可以搶購的東西，但商人卻叫苦不迭，因為蔣經國強硬的限價令從來沒有超出過上海以外的範圍，所以上海成了漲價汪洋中唯一一座限價孤島。到11月1日，蔣經國終於全面潰敗，到這一天，從糧食、棉花、藥品一直到棺材，全部從市場上消失，行政院在11月1日取消限價，徹底放飛了物價，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孔令侃最終的處理決定是什麼都不重要了，人們只關心今天能不能買到明天的糧食。至於引發這一切的陶啟明和他的上司徐百齊，早已被扔進了遺忘的垃圾堆，“徐很老很可憐”，看守的人對採訪的記者說。杜維屏在交了一筆保釋金後被放了出來，孔令侃則在繳納了罰款後遠赴香港——老虎仍在肆意彷徨，但打虎的武松卻不得不退場了。11月6日，蔣經國辭去督導員職務，在這天日記中，這位“武松”寫道：
“望黃浦江上的晚景，覺得格外淒慘。”
這天，上海的物價狂漲四倍。
也是“武松”？
一位全副京戲裡武生裝扮的彪形大漢，雙目圓睜，挽著袖子，亮著汗毛和肌肉的臂膀，分明是“武松打虎”的架勢，但手底按住痛打的，卻是一隻小貓，真正的老虎卻在背後看著這裝腔作勢的一幕哈哈大笑。1948年10月，漫畫家米穀在漫畫《也是“武松”》中以如此方式揶揄蔣經國虎頭蛇尾的“打虎”運動。
但“武松”所面對的絕非是一隻“小貓”，而是真正吃人的老虎，長久以來盤踞江浙的財閥力量，當地幫會的頭目，以及他們在國民政府中盤根錯節的關係。要想挑戰這種力量，唯有能夠完全脫離開這些關係網之外，並且握有強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對蔣經國來說，他無法掙脫開這種關係，尤其是親族的關係。但在民眾看來，如果他打不死老虎，他就不再是“武松”，甚至連一個悲劇英雄也不是。蔣經國“打虎”節節失敗的同時，國民黨在北方的防線也迅速崩潰，9月25日，濟南失守；10月20日，長春被攻陷，東北全線盡失；到11月9日，上海已經四處流傳著徐蚌會戰即將失敗的傳言。1949年，這座充滿了“老虎”的城市終於落入中共之手。
（ 李夏恩/文）
七海文化園區動工 馬憶蔣經國最後決策
風傳媒 仇佩芬 2014年08月28日 11:18
前總統蔣經國生前官邸七海寓所修復峻工，28日上午舉行峻工及「七海文化園區」動工典禮。馬英九總統在典禮致辭時回憶，在蔣經國過世前2個月，他曾親赴寓所臥室與蔣經國討論國大代表是否應設「大陸地區代表」；當時蔣經國指示，國大代表選出便代表中華民國，毋須特別設置大陸代表。馬英九說，蔣經國的指示使得之後國會改革阻力大為減少。
由台北市政府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會會共同舉行「七海文化園區」動土典禮，除邀請馬英九及副總統吳敦義外，前副總統連戰、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前監察院長錢復，以及蔣家後人蔣友梅、蔣孝嚴、蔣方智怡等人均應邀出席。
馬英九在開工典禮上致辭時表示，在看到依原貌修復的故居之後，心中十分感慨，因為蔣經國執政時期是台灣現代化及民主化的關鍵，蔣經國開展10大建設、推動民主改革，並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對台灣後來的發展影響甚鉅。
馬英九回憶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時，工作一向在總統府進行，直到1987年11月底，他才第1次奉指示至七海寓所，在寓所臥室見到躺在病榻的蔣經國。馬英九說，蔣經國問起他的工作情況，他便將正在研議國民大會是否應設大陸地區代表的問題向蔣經國報告。
馬英九回憶，蔣經國當時要他確認，國民政府遷台時是否曾宣佈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蔣經國因而指示，國民大會不必設立代表來代表大陸，只要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產生的代表，就是代表中華民國。
馬英九說，蔣經國此話讓他感到大為振奮，雖然自己也認為設置大陸地區代表「不合理也不必要」，但得到長官的指示讓他大大鬆一口氣，未來推動國會改革阻力將大為減少；而2個月後，蔣經國便逝世。
七海寓所於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核定為古蹟，隨後由繼任市長郝龍斌著手進行寓所修復，以及七海文化園區規劃。修復工程已於今年7月峻工，文化園區建設隨即展開，預計於2019年完工並對外開放。
柯P稱讚蔣經國為政治典範 獨派反彈
風傳媒 顏振凱 2014年09月02日 18:00
在野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 2日中午在個人臉書貼文，指「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不過，日前才為計程車政見，和柯營政策總監張景森筆戰的獨派醫生楊斯棓，傍晚便在臉書批柯，質疑柯「竟然把恐怖統治稱之『操守、規範、典範』」，還嗆「柯文哲以為這次拄卵票很多，柯文哲以為含淚投票者會一個個那麼甘願嗎？」
柯文哲中午先貼文，指他日前参加一場基層座談的活動，一位民眾過來跟他握手加油，特別強調：「2010年，我支持郝龍斌。2012年，我投給馬英九。但是，這次我不會投給連勝文。」柯問他「為什麼？」這位民眾便回答：「兩位蔣總統對台灣的貢獻有多大，也不過父子兩代為官。難道他們（指連家）自認比蔣總統偉大嗎？民主政治不應該是家族政治，更不能是權貴世襲政治。」
柯文哲說，這段話讓他思考很久，也有很深的感觸。他深深覺得，台灣人民的社會参與和政治智慧，其實遠高於政治人物的想像，已經不是任何政黨可以動員或掌控。
柯文最後說，「對於過去的兩蔣時代，歷史和人民會有越來越清楚的評價。現在的年輕人也許不清楚，但是我一直認為，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值得所有執政者學習。」
不過，對柯的貼文，楊斯棓傍晚也在臉書質疑柯「台灣政治的典範」說法，「林義雄家死了三個人，就是死在這個『典範』的執政時期！」「郭雨新被做掉幾萬票，最高票落選，就是在這個『典範』的執政時期！」
楊文中還說，政論家孫慶餘曾有一篇文章名為《白色恐怖是蔣經國的遺產》，文中提及美國學者亞倫．懷丁當年訪問蔣經國，蔣曾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辦法。（我的）政工、特務、救國團被攻擊最兇，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不會有民主。」
楊強調，「柯文哲想增加勝率，不該奉蔣經國為宗師，這是死路。緬懷蔣經國的那一批人早就日薄西山，這些話是要說給誰聽？」「柯文哲想增加勝率，應該善用公民、網路力量，群策群力，擘畫未來城市。」
對楊這篇貼文，曾質疑柯文哲在學運期間去大甲媽祖遶境的1985發起人柳林瑋也按讚，還留言「聽說蔣經國那個時期，連家已經在當公務員了。應該也是謹守『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非常認真的理財才致富的吧。如果連家財產在蔣經國時期暴增那一定是有什麼誤會。」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一)
2012-2-1 06:16|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627| 評論數: 0
編者按 《中國二百年──從馬戛爾尼訪華到鄧小平南巡》遠流出版，作者自序中指出，本書記述自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這兩百年間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全書500多頁，本文摘刊中共中央遷入江西蘇區後到國共合作抗日的部分章節。
九一八事件之後，南京政府面臨嚴重困難，蔣介石在近一年中顧不上對付蘇區。
1930年10月中原大戰結束，南京中央政府地位鞏固了，蔣介石開始注意在湖北、湖南、江西的蘇區。
1930年10月、1931年4月和6月，蔣介石三次圍攻蘇區，毛澤東採用誘敵深入之計，伺機各個擊破，使每次圍攻都以失敗告終。
中共中央遷入蘇區
到了1931年4月之後，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陸續轉移到贛南蘇區，準備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那裡被紅軍控制的縣城有21座，5萬平方公里土地，250萬人口，5萬紅軍。
現在還不清楚這個決定是怎樣做出和為什麼這樣作，一般認為是因為上海的機構受到了嚴重破壞。不過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
上 海的中共中央長期以來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形勢了。不但遠離莫斯科，無法及時得到指示，同時又遠離蓬勃發展的紅軍根據地，那裡經常產生爭執和請求中央仲裁（例 如毛澤東就曾與朱德及陳毅產生矛盾而離開軍隊），而中央又難以及時弄清情況，這也許是大轉移的真正原因。國民黨特工的加強並且破壞了部分中央機關只是加速 了轉移的速度。
1931年4月，張國燾赴大別山組織中央分局。同月任弼時、王稼祥等組成中央代表團赴贛南蘇區指導工作。
10月中，王明去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
11月，中央代表團指責毛澤東犯有嚴重錯誤，如「缺乏明確階級路線」、「游擊主義」、「狹隘經驗論」等，他們撤消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11月7日，「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瑞金開幕。
在這個會議上成立了龐大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共以這兩個機構來領導中國的蘇維埃運動，計畫使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然後再達到全國勝利。
12月上旬，周恩來到達瑞金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毛澤東的權力被一步步剝奪，只保留了蘇維埃共和國主席頭銜。
九一八事件之後，南京政府面臨嚴重困難，蔣介石在近一年中顧不上對付蘇區。
1932年6月，南京政府再次圍勦蘇區，這次他們先集中力量對付大別山和洪湖兩處，9月底賀龍不得不放棄洪湖轉移到湘西。10月張國燾也被迫離開大別山進入川北。
1933年1月17日，原來留在上海的（由博古【秦邦憲】負責）臨時中央也遷來贛南，在上海只留下一個祕密聯絡點，在那裡可以用電台與莫斯科聯繫。
1933年2月，蔣介石開始了對贛南的第四次圍勦，這次仍然以失敗結束，中央軍陳誠部受到慘重損失，不得不撤退。
1933年9月，共產國際派李德（Otto Braun, 1900-1974）至瑞金任軍事顧問，李德為德國人，原名布勞恩。他曾經參預建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失敗後逃往蘇聯並在那裡接受了訓練。
顧問一職本來只是提供咨詢，但是總書記博古不懂軍事，不得不仰賴李德，當時人稱博古、周恩來和李德為主持決策的「三人團」。
放棄根據地
蔣介石和他的將領們總結了過去四次圍勦失敗的教訓，決定了新的作戰方式。
下一次他們不再長驅直入以免陷入伏擊，而是從蘇區四周小心地一步一步推進，使紅軍主力的活動餘地逐步縮小，最後不得不與國軍作正面交鋒。
他們的包圍圈將不僅是軍事的，也是經濟的。要切斷蘇區與外界的一切交往和貿易，雖然說蘇區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區，但是畢竟有不少生活必需品仰仗區外，特別是食鹽、棉布、醫藥等等，切斷這些供應，就會使蘇區的生活日漸艱難，士氣也隨之低落。
他們的包圍不僅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首先對自己的部隊實行政治訓練，明確作戰目的。還要消除社會腐敗，提倡儉樸廉潔，在被他們收復的地區嚴行保甲，肅清蘇區的間諜和照顧農民利益等等。
這些措施在1933年10月開始的「第五次圍勦」中實施了，儘管實施得不算徹底，但是確實也使得紅軍逐步陷入了困境。
1934年4月，蔣介石迫使紅軍固守蘇區北大門廣昌，使紅軍損失6萬人，其中4千人陣亡，過去紅軍總是依靠勝利來補充自己的裝備、給養和彈藥，而現在只有損失沒有補充，紅軍將領們對這種作戰方式極為憤怒，彭德懷指責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疼」。
紅軍內部對這個被動情況的分析有很大分歧，李德和周恩來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採用了步步為營的戰術，而毛澤東則認為這是因為紅軍自己放棄了靈活機動的作戰原則。
總之，到了1934年夏，紅軍已經準備分批離開贛南另尋出路。
7月份，方志敏率一支紅軍向北面突圍失敗而全軍覆沒。
8月份，蕭克率部向西突圍與湘西的賀龍部會合，稱第二方面軍。
10月中旬，中華蘇維埃和那裡的紅軍主力，也就是第一方面軍，不得不放棄他們經營多年的贛南蘇區。
進入川北的紅軍後來稱為第四方面軍。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二)
2012-2-2 06:16|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705| 評論數: 0
10月21日，紅軍8萬6千人突破第一道封鎖線進入廣東。
如 果暫不考慮毛澤東和李德對這次失敗的不同看法，有一個因素大約是無法迴避的，那就是每一處蘇區的地域有限，其人力物力都無法長期支持一次又一次的軍事進勦 和經濟封鎖。所以張國燾撤離大別山，賀龍放棄洪湖，都是這個主要因素。贛南蘇區比以上兩處更大，所以支持得更久一些，但是最後也不得不轉移。
陸定一回憶說：在根據地「沒收地主，覺得手裡錢很多。當時一個營長月薪150光洋，團長400光洋。第一第二個月發得出，第三個月發不出了。錢沒有了，財源也沒有，不能向農民要苛捐雜稅，怎麼辦？實行供給制」。
地主鄉紳的藏銀並非無限財源，蘇維埃區民眾無法正常耕作，與外面的貿易被切斷，沒有食鹽，沒有藥品，生活一天天困苦下去，最後只剩下一個辦法，突圍出去另尋出路。
圍剿竄逃稱長征
南京政府對贛南的包圍有許多漏洞，福建方面的蔡廷楷與紅軍有默契，只是在福州政府失敗之後，這個漏洞才有可能被補上。
廣東方面是粵系和桂系的防區，這兩系一直對南京政府心懷疑懼，也不願意與紅軍硬拚損傷自己的實力。紅軍與這兩系祕密接觸商議借道突圍，進入湘南和桂北，然後轉向湘西與賀龍會合。
10月21日，紅軍8萬6千人突破第一道封鎖線進入廣東。
11月21日，白崇禧突然調走了在桂北扼守湘江的部隊，紅軍乘機渡江北上，不過在全軍半渡之時，桂軍和湘軍從兩側向渡口進逼，紅軍雖然損失過半，但是保住了中央機關和主力部隊。
周恩來早就組建了一支無線電通信和無線電偵察部隊，他依靠這支祕密武裝對國軍的調動瞭如指掌，如果沒有這支部隊，紅軍的多次反圍勦勝利及突圍恐怕是難以想像的。
紅軍渡江暴露了他們前往湘西的意圖，於是蔣介石在他們的必經之路設下了埋伏，周恩來偵察到了這個調動，紅軍就放棄了最初的計畫，改為進入貴州建立根據地並且伺機進軍川南。
遵義會議大轉折
1935 年1月7日，紅軍進占貴州遵義，在15至17日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這是中央機構進入蘇區以後毛澤東第一次有機會詳細闡述自己的觀點，也是中央的高層 領導人第一次認真聽取和思考毛澤東的觀點，這是周恩來和張聞天特意安排的，因為他們此時已經認識到毛澤東在用兵方面確實高出一籌。在這次會議上決定成立新 的「三人團」負責軍事，團長為周恩來，還有毛澤東、王稼祥。在事實上毛澤東成了最高決策人。
4月由張聞天接替博古的總書記職務，於是毛澤 東的政治地位鞏固了，毛澤東在貴州指揮部隊不斷改變行軍方向以迷惑蔣介石，並且伺機進入四川，不過川軍以重兵防守赤水一線，使得紅軍始終無法進入川南，而 紅軍的來回往返也大量消耗了自己，致使不少紅軍將領埋怨不已，林彪就要求由彭德懷接替毛澤東的最高指揮。
最後毛澤東決定放棄進入川南的計畫，同時也放棄了在貴州建立根據地的打算，據說是因為這裡民眾習染鴉片過深，紅軍無法補充高素質的兵員。於是毛澤東突然進入雲南，威脅昆明，然後轉向北方，在5月3日至9日由皎平渡渡過金沙江。
遠 在川北的張國燾、徐向前的四方面軍從電台上知道毛澤東的動向，此時川北的根據地受川軍的多次進攻也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實際上川軍遠非紅軍對手，只是川北 根據地無法繼續支持紅軍了，於是他們決定再次主動轉移，他們移向川西岷江上游河谷松潘、理番、懋功一帶，並向毛澤東發出電訊，準備在這裡接應毛澤東。
毛 澤東的一方面軍渡過金沙江後進入彝族地區，劉伯承與當地頭人歃血結盟，並向部落首領贈送了大量槍枝彈藥，換得了過境許可，於是紅軍急行軍趕赴大渡河，在5 月29日搶占瀘定橋，再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12日與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合。會合之後兩軍主力北上，然後於8月4至6日在松潘以西的毛兒蓋召開會議決定 下一步行動。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三)
2012-2-3 06:16|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663| 評論數: 0
在一個關鍵的時刻毫無作為，最後導致他（張國燾）在與毛澤東的較量中一步一步走向失敗。
一、四兩方面軍的會合地是川西藏族居住區，這裡南部是岷江、大渡河等南北向河谷農耕帶，北部是川西北大草原游牧區。地域極為遼闊。過去漢族的武裝很少進入這裡。
紅軍分股奔前程
四 川軍閥以往不允許中央系部隊入川，現在因為害怕紅軍進入川西富饒的平原，歡迎中央系入川協助防禦紅軍，但是他們也只是堵住藏區通往川西平原的幾處門戶，並 不進入藏區，紅軍在這裡不會遭遇強敵進攻。藏民的地方武裝有限，他們不敢貿然挑戰強鄰，紅軍攜帶了大量硬通貨進入這裡，不但不妨礙，反而促進藏族商人往來 貿易，所以彼此相安無事。
這裡的糧食出產有限，好在紅軍數量不多，而且分散駐紮，所以困難也不大，只是漢族的紅軍不大習慣當地的食品青裸麥和氂牛肉。
兩軍初會時的情緒是熱烈的，但是這兩支部隊的習慣作風各不相同，對過去的功過是非也多有爭論，於是雙方很快就產生了隔閡，更嚴重的是會合後的軍事指揮權歸屬之爭。
此時一方面軍不到3萬人，而四方面軍有8萬之眾，經過會議研究之後，決定重組部隊和建立總司令部，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劉伯承任總參謀長，會議還決定了全體北上陝甘。
行進的序列是朱德、張國燾的總司令部居左路；林彪、彭德懷掩護中央機關為中路、徐向前、陳昌浩為右路。右路首先控制松潘一帶，防備中央軍胡宗南部，保護北進通道。
最可怕的歷程
大約在8月初，右路徐向前按計畫控制了松潘，中路與右路緊靠一處，但其他紅軍部隊因為大雨和洪水而受阻，無法按計畫行動。總司令部下令暫停前進。
此時發生了一件各說不一的事件。
1935年8月21日，毛澤東率中路彭德懷與林彪兩部約一萬餘人，護衛著中央機關不辭而別，冒雨越過極危險的草地沼澤北進，他們於9月初到達巴西休整。
這 是紅軍長征中最可怕的一段經歷，他們用了6整天和慘重代價才脫離了沼澤地。據毛澤東本人事後對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所述，他決定單獨行動是為了避免與徐向前部火併，據說陳昌浩已經收到了張國燾下達的密令，不過這個說法後來並沒有得到證實，這很可能 是由於雙方關係日益緊張而使毛澤東作出的判斷。
9月17日，這支單獨北上的部隊突破天險臘子口進入甘肅南部的哈達鋪，由毛澤東直接統帥的隊伍已經不足8千人。但這是紅軍歷史上，也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動。
到達陝北新天地
毛澤東又擁有了對一支精銳部隊的指揮權，與他同行的還有中共中央機關，他們從甘南的報紙上得知陝北有一支紅軍，於是決定繼續前往陝北。
10月19日，他們與陝北紅軍在吳起鎮會合，很快的鞏固了根據地。毛澤東再一次鞏固了自己在中央的地位，而且在陝北開創了新局面。
張國燾及四方面軍各部對毛澤東的單獨行動極為憤慨，張國燾負氣取消了北進行動，這可能是他的最大失誤，使得自己和十萬紅軍留在了藏區，在一個關鍵的時刻毫無作為，最後導致他在與毛澤東的較量中一步一步走向失敗。
紅軍長征是一次對共產黨人的嚴峻考驗，這也是由他們譜寫的一曲英雄史詩，長久的激勵著他們和他們的後代。
南京政府在追勦紅軍中也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南方的蘇區已經被打碎，殘存的游擊隊威脅不了任何大城鎮，西南系地方勢力開始聽從南京的號令，蔣介石可以把注意力轉向對抗日本的入侵。
自 「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本步步進逼，中國朝野的抗日呼聲也日益高漲。蔣介石十分明白日本的威脅和抵抗之必要，但是他也明白兩國實力懸殊，一旦大戰爆發中國 將蒙受極大損失，南京中央政府的主要支柱，也就是長江下游的工業和金融資源，短期之內就會落入敵手。而中央政府失去了主要支柱，抗日戰爭也就難以堅持下 去，事關國家存亡，沒有一定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不可以貿然啟動全面抗日戰爭。
日本希望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承認日本控制下的滿洲國，這個希望落空了，日本還一再的要求與南京政府訂立「反共協定」，這個要求也被蔣介石拒絕。
中國希望依靠國際壓力迫使日本退出東三省和熱河，希望日本政界的溫和派能約束軍界少壯派，這個希望也落空了。美國深深陷入孤立主義情緒之中，再加上經濟大蕭 條，不願過問國外之事。國聯可以孤立日本，但是沒有制止日本的能力。英法不僅陷於自身的經濟危機，而且還面對德國法西斯的威脅，無力過問日本在遠東的擴 張。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四)
2012-2-4 06:16|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496| 評論數: 0
他們專注於蘇區的生存，接著又不得不放棄蘇區踏上長征路途，與莫斯科的聯繫中斷。
在三十年代，能夠幫助中國抵抗日本入侵的只有蘇聯這一個強國，但是由於中蘇之間積怨甚深，聯合對抗日本絕非短期可以實現。蔣介石也明白這一點，所以早在「九一八」之前，他就開始謀求與蘇聯和解。
史達林也看到了日本擴張對蘇聯遠東的威脅，他也有與蔣介石和解共同對抗日本的願望，他同時又有與日本友好互不侵犯的願望。而且他還承擔著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支持中共蘇維埃的責任。這些都使中蘇雙方的接觸、了解、和解與聯合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1931年9月18日之後，蘇聯立即向日本表示「對事件嚴重不安」，並且要求日本做出解釋。9月23日，蘇聯向中國談判代表團表明「蘇聯同情中國」。
中蘇關係後退
1932年3月，蘇聯與滿洲國談判中東路問題，並且允許滿洲國在西伯利亞開設領事館。為了這件事，中蘇關係後退了一步，不過面對日本威脅，雙方又很快重新接觸。
6月6日，中蘇談判恢復邦交。
12月27日，中蘇恢復邦交，互派全權大使。
1933年5月，蘇聯與滿洲國達成出售中東路協議，中國南京中央政府立即提出嚴正抗議，中蘇關係再度冷淡了下來。
1934年8月，蔣介石派出私人密使蔣廷黻赴莫斯科，雙方達成了諒解，不再糾纏於過去宿怨及遺留問題。中國還承諾了絕不會與日本結盟反對蘇聯。
1935年4月，南京政府鄧文儀赴蘇討論聯合對抗日本，鄧在年底接觸了共產國際和王明，王明同意派潘漢年回國代表共產國際及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會上決定在中國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從1932至1935年，史達林逐步調整了對外政策，把普遍反對資本主義國家改為重點防範德、日兩國，調整了對英、法、美的關係，並且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了國聯。共產國際七大正是反映了史達林的政策大轉變。
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在中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1936年初，陳立夫祕密赴歐，準備去蘇聯談判。但是由於史達林沒有表態而未能成行。
1936 年11月25日，德日兩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史達林偵查到其內容，決定支持蔣介石領導抗日，此時他也看到，只有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才有能力領導中 國的全面抗日。史達林的這個重要決定當時還不為人知，直到12月12日，由於蘇聯對西安事變的表態才被世界注意。
中共之政策調整
當 中蘇關係調整之時，也正是中共中央機構大遷移之時，所以我們就看到了一個特殊的脫節現象：上海的臨時中央機構逐步撤除，王明、康生等作為中共代表團去了莫 斯科，他們在史達林領導下擔當了中共中央的職能，實施著史達林的政策轉變。而博古、周恩來等去蘇區接管了紅軍和蘇維埃政權，他們專注於蘇區的生存，接著又 不得不放棄蘇區踏上長征路途，與莫斯科的聯繫中斷，根本不知道世界和中國局勢的變化。
直到1936年初，他們才恢復了與莫斯科的聯繫，才知道蘇聯政策的轉變，才努力去適應這個新的形勢。
我們依序觀察王明和毛澤東這兩方面。
1933 年1月17日，王明用毛澤東和朱德的名義發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 抗日宣言》。他提出的三條件是：立即停止進攻蘇區；立即保障民眾民主權利；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義勇軍。這個宣言在中國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不過王明確實著 手在東北組織了聯合抗日武裝。他以中共中央名義向滿洲省委發出指示：停止組織工農蘇維埃準備；加緊建立反日統一戰線。他指示上海的臨時中央選派共產黨人去 東北開展工作。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等奉命前去組織抗日武裝。
王明發現中共臨時中央還不理解史達林的政策調整，於是在1933年9月16日由康生指示臨時中央，要求他們不要再向滿洲省委發指示，以免滿洲省委無所適從，此後滿洲省委就由王明領導。
1935年王明設「滿洲問題委員會」，與東北軍游擊隊和其他東北抗日武裝聯絡共同組建抗日聯軍。
1936年2月10日，王明下令撤消滿洲省委，新成立南滿、東滿、吉林、吉東、北滿、哈爾濱等特委，由王明的中共代表團直接領導。
陳雲和潘漢年都在遵義會議之後分別奉命離開紅軍，前往上海再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他們都在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閉幕前到達，此後就留在代表團工作。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五)
2012-2-5 06:30|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575| 評論數: 0
中共中央一致同意史達林的建議。他們決定陝北紅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然後北進打開通往蒙古的道路。
王明在「八一宣言」中只說要聯合抗日，他並沒有把南京中央政府納入聯合對象，宣言還稱「我同胞抗日救國事業之所以還未得到應有勝利之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日寇蔣賊的內外夾攻，另一方面是由於各種抗日反蔣勢力互相之間存在有各種隔閡以及誤會」。
陝北勢力建構
現在我們再看陝北方面。
劉志丹和高崗等在三十年代初創建陝北紅軍，不過他們的隊伍很小，戰鬥力也不強。
1934 年夏，原來留在大別山區的四方面軍徐海東部也離開了那處根據地，準備去川北與徐向前會合，他們發現入川道路已經被嚴密封鎖之後不得已轉向陝南，再向陝北轉 移，到了陝北之後發現了劉志丹的紅軍。在他們的眼中，這些紅軍與土匪相差無幾，於是他們的政工幹部立即按大別山的模式建立正規革命根據地，同時大力整肅原 來的紅軍部隊，劉志丹、高崗等被捕，不少原有人員被殺，大有吳用火併王倫之勢。而正在此時毛澤東和中央到達陝北，立即糾正了這個錯誤，劉志丹、高崗獲釋， 毛澤東號召不論是陝北的，鄂豫皖的和江西來的紅軍都應該團結一致。於是這裡的紅軍一致擁護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陝北根據地面貌一新。
1935年，共產國際派林育英（化名張浩）隻身越蒙古戈壁草原，潛入陝北尋找中共中央，他在11月底到達陝北瓦窯堡，中共中央就在這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國際七大的指示並討論今後行動方針，不久莫斯科的密碼送到，中斷一年多的聯絡恢復了。
林育英得知紅軍分裂為兩大集團的情況，他表示支持陝北黨中央和毛澤東，並且聯絡雙方力求消除隔閡重新統一，張國燾接受了共產國際的調解。
史達林對中國紅軍及陝北根據地的發展表示讚許，他還建議根據地可以向北擴大到達蒙古邊境，也可以沿河西走廊擴展到達新疆，蘇聯可以通過蒙古和新疆直接支持中國紅軍。
此 時蘇聯已經幫助軍閥盛世才控制了新疆，成立了一個親蘇的地方政府，它名義上仍屬南京中央政府，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聽命於蘇聯，蘇在1935年向盛世才提供了 5百萬金盧布貸款和大量軍火物資，還派去了3百多名專家和顧問。其中有一批曾在莫斯科接受過訓練的中共資深黨員如俞秀松等人，他們作為蘇共黨員而成為蘇聯 顧問。
中共中央一致同意史達林的建議。他們決定陝北紅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然後北進打開通往蒙古的道路。川西紅軍則等待賀龍的第二方面軍經過貴州、雲南與他們會合之後再併力北進攻取河西走廊。
不過這兩個計劃都以失敗告終。
1936年2月，陝北紅軍進入山西，閻錫山緊急向南京政府求援，中央軍入晉封鎖了紅軍前進道路，兩個月後紅軍不得不退回陝北。
進占河西走廊的計畫失敗得極為悲慘。
1936 年8月，川西紅軍北進控制了岷縣、會寧、靖遠一線，從靖遠渡黃河西進，但是中央軍由天水趕到重新控制了渡口，使紅軍無法再強行渡河，已渡河的兩萬餘人與主 力部隊分離，主力部隊只好轉向陝北，而渡河的部隊在徐向前、陳昌浩率領下西進，這支部隊中有大量婦女宣傳隊、學員等等非武裝人員，他們在西進途中不斷受到 由青海北上的馬步芳騎兵截擊，而狹窄的走廊地區又使他們缺乏迴旋餘地。最後由困境陷入絕境，1936年底行至酒泉附近全軍覆沒，只有4百多人逃到新疆，還 有少數人逃回陝北。
經過此次失敗，四方面軍受到了嚴厲整肅，（許世友因為不服氣幾乎被處決）張國燾離開了軍隊，毛澤東在全部紅軍中（東北抗日聯軍除外）的領導地位由此奠定。
國共合作之進展
1935 年冬南京政府派曾養浩與共產黨地下組織接頭商洽聯合抗日，1936年初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派周小舟赴南京會談，曾養浩作出承諾，保證中共代表人身安 全、通訊自由和提供全部生活費用，但是周小舟的代表身分未經過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認可，授權不足，到了1936年8月，中共中央乃通知北方局，召回周小 舟，談判改由潘漢年負責。
按鄧文儀與王明在莫斯科的安排，潘漢年在1936年專程回國與南京政府談判聯合抗日問題，不過雙方的軍事行動並未停止。再加上以往十年積怨和分歧，達成協議十分困難。
潘 漢年提出重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以及停止進攻蘇區，承認蘇區合法地位等要求。南京方面堅持國民政府就是國防政府，國民革命軍就是抗日聯軍，並 提出中共應停止土地革命，放棄以暴力推翻國民政府之行為，紅軍應編入國民革命軍等等。談判雖然沒有達成協議，但是促進了雙方的了解和為進一步對話打開了局 面。
如果說雙方合作在中央一級上尚未有突破，那麼在地方一級上卻有了相當可觀的進展。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六)
2012-2-6 06:31|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617| 評論數: 0
1935年11月11日汪精衛遇刺受重傷，他辭去一切職務出國治病，於是黨、政、軍大權集中在蔣介石一人身上。
張學良的東北軍自華北撤出後被調往陝西與楊虎城的西北軍共同阻止陝北紅軍向南發展，他們與紅軍較量數次之後，在1935年就祕密商定互不侵犯，甚至有了組成西北抗日政府和軍隊，以促進全面抗戰的意向。
1935 年12月9日平津學生大規模遊行示威要求抗日，在民眾普遍高漲的抗日熱情推動下，閻錫山也開始吸收了大量共產黨人與他們組織山西新軍，在北平監獄中的薄一 波等共產黨人經中共中央指示，通過假意悔過自新，脫離共產黨，並在報上公開宣布《反共啟事》之後，在1936年8月31日到1937年3月份分批出獄。參 加了山西的抗日軍事政治準備工作。劉少奇指示他們「不怕打破閻錫山的框框，要確實掌握領導權」。
國民黨內部之鞏固
1935年11月11日汪精衛遇刺受重傷，他辭去一切職務出國治病，於是黨、政、軍大權集中在蔣介石一人身上。
11 月12日國民黨五大召開，在會上各派一致擁護蔣介石和中央政府，閻錫山、馮玉祥本人出席了大會，兩廣的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派代表參加，宋哲元、韓復等 都表態服從中央。自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內第一次出現了空前團結氣象。蔣介石認為「一種精誠團結精神瀰漫全會」，在會上蔣介石就抵抗日本侵略問題發表談話：
「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的國家與民族之利害為主要 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以最大之忍耐，復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否則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 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不甘自逸。質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 人之生命有限，民族生命無窮故也」。
這段話可以看作對日本的警告，如果日本繼續進逼，和平完全絕望，中國不得不忍受最大犧牲，發動全面抗日戰爭。
五大之後，南京政府對日態度明顯趨於強硬，堅決不承認滿洲國，一再表明華北停戰後各項安排都是臨時性的，中國政府將逐步恢復在華北的完整主權。
1936年5月，粵系名譽首領胡漢民病故，陳濟棠欲以實力取得西南首領地位，他聯絡廣西李宗仁，於6月1日以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的名義發出籲請國民政府領導抗戰通電，同時他的部隊以抗日聯軍名義北上進入湖南，再一次向蔣介石的權威挑戰。
通電發出後一個多月，粵軍各部通電擁護中央，粵軍全部空軍也向南京政府投誠，陳濟棠逃香港。長期與南京政府對抗的粵系瓦解。馮玉祥出面勸說李宗仁，廣西方面也表態服從中央，兩廣事件平息。
綏遠抗戰血淚
四 川軍閥已經有20多年的割據歷史了，他們沒有問鼎中原之意，只是決心驅逐外省軍隊出川。到了1935年，劉湘控制了全川，他也不允許中央軍長駐四川。蔣介 石預計到抗戰爆發後中央政府不得不遷入四川，這就必須取得四川軍人的支持，為此他不對川系軍人施以高壓，處處以協商來取得一致，承諾了中央軍絕不入川，只 在成都設立中央軍校分校，培訓川軍軍官，逐步增加川軍與中央軍的認同感。由於採取了這一系列措施，才使南京中央政府能夠於1938年順利遷到重慶和堅持長 期抗戰。
長城抗日結束後兩年，日本再次向華北進逼。
1935年6月，日本要求：國民黨從河北撤出各級黨部及政工、宣傳、 情報組織如勵志社、藍衣社等。取締反日活動和團體，否則日軍將自由行動。中方在其威脅之下簽訂了何（應欽）梅（津美次郎）協定，滿足了日方要求。日方進一 步要求把這個協定轉為正式條約，被南京政府斷然拒絕了，於是日本又在冀東各縣組織「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並且策動宋哲元和閻錫山脫離中央政府，另立「華 北自治政府」。作為這個計畫的第一步，日本先強迫中國政府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任委員長，在17名委員中由日方推薦7名。
日方的步步進逼激怒了中國民眾，1935年12月9日，平津爆發了大規模抗日愛國學生運動和大示威。民眾高呼「反對華北自治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阻止宋、閻倒向日本。
1936年，日本在熱河策動內蒙古王爺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成立「蒙古軍政府」，由日本提供裝備和顧問，還在歸綏（呼和浩特）公開設立日本情報機關，強迫綏遠中國駐軍長官傅作義毀去歸綏的九一八紀念堂和抗日烈士公墓，傅作義被迫向日本讓步。
但是這些讓步仍然不能使日本感到滿意。1936年11月5日，日本決定組織偽蒙軍進犯軍事要地紅格爾圖。
蔣介石對日本的這一動向極為重視，立即向閻、傅部署對策。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七)
2012-2-7 06:31|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777| 評論數: 0
每當出現蔣介石和傅作義的特寫鏡頭時，觀眾肅然起立；對救國英雄報以雷鳴般的掌聲。
11月12日，日本軍官指揮偽軍連續4天進攻紅格爾圖。他們始終未能突破國軍陣地，18日國軍反攻，偽軍全線潰退。
20日國軍分批乘汽車向偽軍後方基地百靈廟附近隱蔽集結，24日凌晨發動奇襲攻占該地，殲敵300餘人，俘400餘人，繳獲大量物資。
日本顧問被擊斃
12月3日偽軍反攻百靈廟失敗，8、9兩日駐錫拉木倫廟（大廟）的偽軍共10個團向國軍投誠。日本顧問20餘人全部被擊斃，侵略行動的策畫者土肥原逃回瀋陽。
這是對日本侵略計畫的一次沉重打擊。
日本駐北平使館武官今井武夫記錄了當時北平民眾的反應：「綏遠傅作義軍擊敗內蒙軍的捷報，瞬時傳遍整個中國，新聞紀錄片也及時在北平和其他各地上映，我也曾 身著中國服，混在中國人中間去北平電影院觀看。觀眾隨著影片的解說而鼓掌、跺腳的興高彩烈。每當出現蔣介石和傅作義的特寫鏡頭時，觀眾肅然起立；對救國英 雄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看到他們高昂的愛國熱情，穿著華服隻身一人的我，被他們擠得推來撞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蔣介石對 華北的軍事抵抗事先作了認真仔細和周密部署，他在11月17日飛抵太原與閻錫山商定作戰方案，力求挫敗偽蒙軍進攻又避免與日軍大規模正面衝突，接著飛往濟 南勸諭韓復◆不要參與華北自治及了解該處防務。12月4日飛往西安部署對紅軍作戰。幾天後傳出使全國駭然的消息：西安兵變，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留！
震驚中外西安事變
楊 虎城原屬西北軍系統，中原大戰中協助南京政府統一全國，被南京政府委以陝西省主席。他知道在自己的十七路軍中隱藏著一些共產黨人，但是一個機敏的軍人總要 為自己多留幾條道路，所以他未曾去觸動這些人，這是當時各實力派中普遍現象。當然他的多數部下舊習嚴重，包括貪汙腐化和不聽指揮，這也是當時普遍現象。
1935 年1月，大別山區的徐海東部3000餘人進入陝南，楊虎城立即調兵進勦，徐海東引著楊虎城在秦嶺山區兜圈子，7月分捕到戰機後，一舉消滅楊部兩個整團，楊 聽說這支紅軍非同小可，絕非陝北劉志丹的土共可比。他們晝夜行軍一兩百里習以為常，兩軍遭遇時，一聽對方槍響就知道對方是支什麼部隊，於是他就與徐海東達 成互不侵犯默契，把陝南山區讓給紅軍。
但是楊虎城也發現紅軍似乎沒有統一的組織和目標，徐海東無法利用隱藏在楊虎城部隊中的共產黨人。楊虎城故意把那些共產黨人派往紅軍進行聯絡卻被紅軍殺掉，所以他與紅軍接觸極為謹慎。
毛澤東到達陝北之後，情況立即變化。共產黨高層主動與他接觸商討聯合抗日。
張學良在熱河抗日失敗後被調往關中協助楊虎城對付紅軍，1935年9月他率東北軍主力進軍陝北，徐海東讓出延安空城一座，而包圍東北軍後勤基地甘泉，東北軍只好回救甘泉，在回師途中落入紅軍埋伏，兩個團被殲，團長高福源被俘。
10月毛澤東與徐海東在吳起鎮會師，他們在那裡設伏再殲東北軍一個師。
張學良遭受了這些沉重打擊，又受到了華北軍民抗日精神的鼓舞，他決心謀求與紅軍和解共同抗日，當他正在尋找接觸途徑時，高福源奉紅軍之命回來與他聯絡，雙方高層幾次接觸之後，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舉行會談。
會 談中雙方出現極大分歧，共產黨主張「反蔣」「抗日」而張學良主張「聯蔣」「抗日」。張學良堅信蔣介石有抗日的決心，而且掌握全國軍事、財政、外交大權，把 蔣介石排除在外絕不可能形成全國抗日的局面。張學良認為蔣介石的錯誤是「攘外必先安內」，而安內又必須先消滅紅軍。這個錯誤是可以糾正的。張學良還明確表 示他不能反蔣，周恩來則表示目前共產黨的政策是「反蔣」「抗日」。
不過他同意把張學良的見解帶回中央研究，至於紅軍與東北軍的祕密合作和如何製造戰事假象以蒙蔽外界，雙方很快有了一致意見。
這些談判都在祕密中進行，楊虎城和張學良互相都不知道對方與紅軍的諒解。但時間一長，互相也都有所覺察，終於形成三方同盟，並形成一個初步設想：在時機成熟時由張學良出面三方共同組織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和軍隊，迫使南京政府同意和取得蘇聯支持。
6月1日由陳濟棠策動的兩廣事件爆發後，張學良還暗中與李宗仁、白崇禧、劉湘、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韓復◆、盛世才等聯絡，希望以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為核心，得到全國各系軍人的支持，以此來逼迫蔣介石改變政策。
聯 絡的結果使他相信問題極端複雜，贊成聯合的人很少，而一些口頭贊成抗日的人中並非真心抗日，而意在取蔣介石而代之，這些也正是陳濟棠迅速失敗的原因，正當 張學良猶豫觀望之時，蔣介石來到西安部署加緊進攻紅軍，由於南京政府與中共的合作抗日談判毫無進展，蔣介石認為需要加強軍事壓力，以迫使紅軍接受合作條 件，絕不能讓紅軍根據地向西和向北擴展與蒙古或新疆相接，因為一旦形成那樣局面就更增加談判困難。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八)
2012-2-8 06:31|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484| 評論數: 0
張學良、楊虎城鋌而走險。12月11日午夜12時，張、楊二人聯合舉行兵變。
在張學良和蔣介石的會談中，張學良苦勸蔣介石放棄對紅軍作戰，一致抗日。蔣介石嚴厲斥責張學良，並且提出兩個方案供他選擇：
一是服從命令，進攻陝北紅軍；二是張學良、楊虎城離開陝西，由中央軍接管陝甘。
蔣 介石知道張、楊與共產黨的祕密聯絡，這不但是各地方實力派系的普遍作法，就連南京中央政府也正在與中共祕密接觸。而且張學良與共方的聯絡人已被南京的特工 捕獲。但是蔣介石還不了解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決心，他們絕不會放棄經營多年的關中根據地，絕不放棄與共產黨的諒解，也絕不會放棄實現抗日的機會，而現在機會 來了。
如果蔣介石知道這一點，他也絕不會在自身安全毫無保障的情況下，而向張學良提出那兩個選擇方案。
張學良、楊虎城鋌而走險。
12 月11日午夜12時，張、楊二人聯合舉行兵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扣押了駐在臨潼的蔣介石和在西安城內的中央軍政要員，包括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百里等 十多人，以及西安市長邵力子，封閉查抄中央駐西安的警憲和特工機構，封存國家銀行，占領機場，扣留了新到的幾十架飛機，這一切都極其順利，南京駐西安的情 報長官聽到槍聲還以為是張、楊發生衝突。
12日下午，宣告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對外公布兵諫的八項要求：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等等。但是在兩軍內部則宣布準備公審和處決蔣介石。
張、楊立即電告中共，請求迅速來人共商大計。
中共接到此消息後極為振奮，報仇雪恨的情緒一時占了上風，但是周恩來和張聞天等認為事關重大，必須向莫斯科請示。於是周恩來立即乘張學良派來的小飛機趕赴西安了解詳情並等待指示。
周恩來到達西安使得張學良備受鼓舞，他深信共產黨和蘇聯都支持他的行動。但是到了第二天，形勢突然變化。
全國民眾都被這事件驚呆了，各界人士紛紛表示希望和平解決和對國家民族的前途表示憂慮。
南京政府於13日宣布張學良叛國，16曰宣布討伐令，中央軍進逼潼關，空軍轟炸了渭南。但是南京政要都力主和平解決。
張學良希望閻錫山的支持，而閻錫山來電表示驚痛，認為張學良此舉會造成內戰和無法收拾局面。其他實力派的態度也大體與閻錫山相同。
出乎意料的指示
對張學良的最大打擊來自莫斯科，史達林的指示不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也完全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他們都不知道史達林大約在半個月之前決定支持蔣介石領導中國的抗日戰爭。
駐莫斯科的各國記者紛紛詢問克里姆林宮是否參與了西安的事變，14日《真理報》（Pravda）憤怒的予以否認，而且嚴正聲稱西安事變是親日派和漢奸們所為，其目地為破壞抗日。此時莫斯科也許尚不清楚西安事變的詳情，但是史達林用公開譴責西安事變來清楚的表明了態度。
史達林畢竟是極有經驗的政治家，他能理解蔣介石目前不能發動全面抗日戰爭的苦衷，也能理解中國如果失去蔣介石必將陷入大混亂，全面抗日將成為不可能。他電令中共務必保證蔣介石安全，和平解決事變。這個指示很快到達了周恩來。
張 學良發現周恩來的態度突然變化，周恩來仍然肯定張、楊的愛國熱情，但是不同意成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不同意他們逼迫蔣介石在八項條件上簽字，更不同意公審 蔣介石，而是和平解決事變和儘快送蔣介石返回南京。周恩來耐心的分別勸說張、楊二人，終於使他們原則上接受了這些意見。
14日下午4時，一架小型飛機來到西安機場上空盤旋並投下一支信筒，筒內是澳大利亞人端納（蔣介石的顧問，也是張學良的老友）致張學良的一封信，信上講他就在飛機上，請求降落會見少帥。張下令允許飛機降落。
張學良向端納介紹了全部情況並且陪同他會晤了蔣介石，緊張的氣氛開始緩和，15日端納飛回南京。17日被扣留的蔣鼎文也飛回南京並且帶去了蔣介石的手令，停止軍事活動3日。
12月20日宋子文與端納來到西安，21日離去。
22日宋子文偕同宋美齡、端納、蔣鼎文、戴笠來到西安，張學良和楊虎城親自到機場迎接，張學良首先仔細檢查了戴笠的隨身物品，宋美齡就向張學良說：「漢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檢查」，張立即回答：「夫人請便，學良不敢」。
張說服不了部下
23日雙方談判，宋子文代表中央政府，周恩來代表西安三方提出六項主張作為談判基礎，其中包括了：停戰、改組中央政府、停止勦共、釋放政治犯等。宋子文對提案表示同情和答應向蔣介石轉達。
24日上午，張、楊、周繼續同宋子文、宋美齡交談，下午張、楊各自去說服他們的部下。
西安事變本來是由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的，他們設想以自己為主體，成立聯共抗日政府，但是既然史達林和共產黨都反對成立聯合政府，他們就處於十分被動局面，甚至無法提出談判條件，而只能由周恩來出面擔當調停和提出要求。
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就十分明白這個關係，他說：「東北軍原來就是蔣介石的部下，何用再聯蔣？聯蔣也不用通過共產黨去聯蔣，或投降共產黨再去聯蔣，這是說不通的道理！」
周恩來沒有費太大的功夫就說服了張、楊，而張、楊卻很難說服他們的部下。周恩來覺察到潛在的危險，勸說張、楊二人立即送蔣介石回南京。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九)
2012-2-9 06:31|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664| 評論數: 0
東北軍高級軍官都知道接受中央條件，和平解決問題為唯一出路，但是中級軍官在一片擁戴少帥，不惜與中央軍一戰的呼聲壓倒一切。
25日張學良親自陪同蔣介石回到南京，並向中央請罪。消息瞬間傳遍全國，各地一片歡騰。
26日楊虎城宴請全部人質，次日送他們去洛陽。
張學良在南京被送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1936 年1月9日南京中央政府持張學良致楊虎城及兩軍將領親筆信，勸他們服從命令以免引起戰端，同時駐洛陽的中央軍代表也到達西安提出兩個調動方案供十七路軍及 東北軍選擇，甲方案：東北軍撤至彬縣以西，十七路軍撤至渭河以北，中央軍進駐西安；乙方案：東北軍移駐安徽，十七路軍移駐甘肅，中央軍進駐關中。
西安方面提出應該首先釋放張學良，然後再談其他，楊虎城派出代表去南京了解情況和會見了正由邵力子輔導讀書的張學良。他們知道張學良已經不可能回西安，也知道南京政府正在準備放棄勦共政策。
兵變又起結局改觀
1月30日，楊虎城準備接受甲方案，事件本應就此結束，但是由於又發生一起兵變，使得結局大為改觀。
張學良雖然請楊虎城暫時代管東北軍，並且指定于學忠、王以哲負責東北軍內部事務，實際上無人能完全控制這支部隊，而去南京接洽釋放張學良以及赴潼關與中央軍談判又全由楊虎城部下進行，群龍無首的東北軍深深感到自己被出賣，於是他們徑自與共產黨接觸，謀求更有利的方案。
東北軍高級軍官都知道接受中央條件，和平解決問題為唯一出路，但是中級軍官在一片擁戴少帥，不惜與中央軍一戰的呼聲壓倒一切。
1月27日這批中級軍官群情憤慨要求周恩來表態，周不得已答應，如果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一致阻止中央軍入潼關，紅軍一定配合。
1月29日，這批中級軍官於渭南召集部分團級以上的軍官會議，不顧主和派何柱國的反對，強行通過不讓出西安的決定。
1月30日，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周恩來等5人召開會議決定和戰問題。激進派列席了會議，楊虎臣表態主和不主戰，接受中央的甲方案，他接著指示了駐潼關部隊，放中央軍入關。
2月2日，激進的中級軍官們發動兵變奪取東北軍指揮權，他們槍殺了王以哲等將領，並且擬定了對中央軍作戰的命令，強迫楊虎城和于學忠簽署。
但是駐防潼關的東北軍部隊已經知道楊虎城接受了中央的條件，他們拒絕阻攔中央軍入關。
此時那些激進的中級軍官才明白自己鑄下大錯，才明白在會上空談和不顧大局的後果，他們只好逃走了之。
2月8日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東北軍被分散整編，調往河南、江蘇等處駐防，不再單獨成軍。
紅軍單獨與中央軍談判。
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21日確定了國共合作的原則，這個原則以文字載入決議《根絕赤禍案》之中。
一場嚴重的民族危機終於化解。南京政府以和談作到了「安內」，這是國共雙方顧全大局互相讓步取得的重大進展。
盧溝橋抗日烽火
1937年7月7日晚，駐豐台日軍在宛平縣附近演習。（按庚子協定，列強可以在華北鐵路線上駐紮少量部隊，但是到了30年代，只有日本還在使用這一特權）。晚8時日軍稱有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國軍隊拒絕。
8日晨4時，日軍炮擊宛平城，二十九軍吉星文團奮起反擊，雙方於盧溝橋對峙，該橋遂成為全國矚目之地。
同日蔣介石電令宋哲元：不得簽訂任何條約；不得後退一步；準備犧牲（全面戰鬥），不屈服，不擴大，就地抵抗。南京政府調動軍隊，準備戰爭。中國民眾團體紛紛致電宋哲文，要求堅決抵抗。
日本連日向華北緊急增兵，並強占交通要道。
7月16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各方人士談話會。周恩來等人祕密參加。
7 月17日蔣介石發表講話：「盧溝橋事變已到了退讓的最後關頭」。「對事變的解決原則是：任何解決不得分割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 之改變；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撤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得受任何約束。」「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 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大事，全國國民亦必嚴肅沉著準備自衛。」
同日日本使館告訴中國政府，日方不願事態擴大，要求中國政府將外交權下放給與冀察地方政府就地交涉解決。
7月28日，日軍限二十九軍立即撤離北平，宋哲元軍長拒絕了這項通牒。日軍大舉進攻南苑，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在抗擊日軍之激戰中殉國。中國軍隊為避免故都受損毀，於該日撤出北平。
30日，日軍進占天津。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十)
2012-2-10 06:31|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522| 評論數: 0
由於全民族的團結，才能使抗戰得以實現，也才能堅持下去。
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
8月13日，中日軍隊在上海交戰。
18日國共雙方在南京達成協議，陝北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下屬三個師，由林彪、賀龍、劉伯承分任師長。由南京中央政府頒發委任令，立即進入山西抗擊日軍。
全國軍民鬥志昂揚，四川、廣西的部隊也都按中央政府命令開赴各戰區，與入侵日軍激戰。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全國總動員保衛國家的壯舉。
南京大屠殺
日軍從杭州灣和長江登陸，中國守軍不得不在11月5日放棄固守了多日的上海，12月12日日軍進占南京，由於中方指揮失誤，南京上海一線的中國軍隊遭受沉重損失。
日 本為了徹底摧毀中國軍隊的抵抗意志，在這一線屠殺了全部中國士兵，然後進入南京居民區搜捕中國士兵，最後變成屠城。中國軍民被殺害達30萬人左右。據說日 軍的上海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並不贊成甚至不了解屠殺計畫，他與孫中山本為故交，曾經共同暢談亞洲復興之路，但是奉有東京密令的中島部隊卻執行了屠殺計 畫。
中國政府在南京城內畫出了一塊一平方英里半的安全區，委託給英、德、美等國僑民組成的安全區管理委員會負責，以供戰亂時中國平民避 難，中國政府事先還把150名警察，1萬袋麵粉，400萬磅大米和40萬美元交給安全區管理委員會作為維持安全區之用。這個措施曾經在上海實行過，日軍在 上海也尊重了這個安排，但是他們在南京卻趕走了外僑並且闖入安全區施暴。
直到日本最高當局明白此舉無法摧毀中國軍民的抵抗意志，屠殺才停止了下來。
松井石根為此甚感內疚，他取長江邊泥土運回日本與日本泥土混合燒製了一尊觀音菩薩像，供奉於東京以南的熱海以哀悼在戰爭中死難的雙方亡靈（戰後松井被列為甲級戰犯並判處絞刑，一般認為他是替天皇承擔了罪責）。
由於全民族的團結，才能使抗戰得以實現，也才能堅持下去。
在山西戰場，國共雙方部隊密切配合作戰。閻錫山指揮晉綏部隊作正面防守，八路軍從側後襲擊日軍補給線和前進基地。
長期抗戰全民奮起
9月25日，林彪指揮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了日軍板垣師團二十旅團之一部，共殲敵1000餘人和繳獲大量武器，這是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中取得的第一個勝仗。
1938 年日軍沿津浦線南下進攻徐州，中國決心於此處與日軍會戰，參戰的中方部隊以西北軍張自忠、孫連仲等部為主力，還有川軍王銘章部，桂軍廖磊部，中央軍湯恩伯 部等，由第五戰區長官李宗仁統一指揮。日軍於3月15日進攻滕縣，王銘章師堅守該城2日之後全師殉國，日軍繼續前進於3月24日猛攻台兒莊，池峰誠師堅守 城池與日軍展開巷戰，3月底湯恩伯部從棗莊南下向日軍反包圍，4月6日殲其磯谷師團大部，日軍殘部退守待援，避免了全軍被殲的結局。白崇禧評論這支日軍： 「負隅固守待援，我軍屢攻無效。敵人以潰敗之師，猶能立定陣地頑強抵抗確實難得……敵軍訓練有素，裝備良好，無論戰鬥、戰術、戰略各單位皆很健全」。
這是日本軍隊在大規模會戰中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一共被殲一萬餘人，中國軍隊儘管也遭受到巨大損失，但是不同派系的軍隊在統一指揮下與強敵作大規模會戰並且取得勝利。這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還屬首次。
在 抗戰爆發前，蔣介石曾經預計：一旦戰爭爆發中國的作戰物資將在3個月的時間內耗盡。所以他在未取得蘇聯諒解之前不敢發動全面抗戰。此時史達林信守了諾言， 立即向中國提供了巨大的軍事援助，蘇聯搶修和改建了由蘇聯經新疆通往西安的公路來運送武器彈藥。同時還海運大量物資到達廣州。到1937年下半年，中國用 這些新式武器裝備了二十四個整師，這些緊急援助是任何其他國家都做不到的。
中國空軍裝備的雙翼型戰機已經過時，難以與日本單翼型戰機對抗，儘管如此，中國空軍仍然盡最大努力作戰，幾個月內戰鬥機基本耗盡。蘇聯第一批單翼戰機和志願飛行員到達中國之後才扭轉了中國空軍的被動局面，在武漢空戰中重挫日軍。
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相繼失守。
中國政府遷都至重慶，堅持抗戰。日本方面過去估計，一旦中日開戰，中國的主力部隊將在幾個月內被殲，中央政府實際控制地區將全部被日軍攻佔，戰事也就結束。
但 是在抗戰一年之後，儘管中國的主要工業區已經被日軍全部占領，中央政府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財政收入，但是由於全民一致擁護，中央政府能在遷都後繼續領 導全國抗戰，並未出現分崩離析現象。中國軍隊遭受了極為慘重的損失，但仍能得到補充和繼續作戰，而日軍由於補給線延長，大量日軍由野戰軍轉為駐防部隊，再 加上在戰鬥中的嚴重損失，進攻勢頭就明顯減弱了。
兩岸史話 - 中國二百年國共合作與對抗的篇章 (之十一)
2012-2-11 06:31| 發佈者: admin| 查看數: 628| 評論數: 0
葉挺仍然堅持向蘇南進發，結果他們在1941年1月被國軍包圍，葉挺被俘，這是抗戰中最為嚴重的一次國共衝突。
中國方面在經過一年多的戰爭，正面戰場退至西北、華中、西南一線。敵後戰場尚未形成規模，在這個情況下中央政府出現了嚴重困難。
抗戰初期，廣州是中國進口戰爭物資的主要港口，每個月從這裡進口的汽油、卡車、軍火、藥品達6萬噸左右。日軍在1938年10月占領廣州就切斷了中國的主要外援通道。經越南、緬甸和西北運入中國的物資只不過是過去從廣州運入量的百分之十而已。
汪偽政府登場
1938 年底，汪精衛判斷中國的抗戰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他在12月18日經昆明逃往越南河內，計劃在那裡策動雲南、四川、貴州、廣西的地方勢力脫離中央，從根本上 破壞抗戰大後方。他在那裡活動了半年毫無成果，而且還受到了重慶派遣的特工追殺，只好在1940年去南京，組織在日本占領區的傀儡政府。國共雙方的裂痕也 開始出現。
山西本來是雙方合作最好的地區，早在抗戰前閻錫山就開始與薄一波等共產黨人合作組建新軍，抗戰初期國共雙方的軍隊在山西配合出色，但是衝突也最早在這裡出現。
日 軍占領太原及鐵路沿線之後，八路軍首先在山西建立根據地，這就不免與閻錫山爭奪地盤，再加上薄一波帶走了大部分新軍（40個團中34個團）。雙方合作破 裂。為此毛澤東致閻錫山親筆信，承諾八路軍讓出晉西南，此後雙方相安無事。八路軍在晉東北，晉西北和晉東南分別建立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三個邊區，然 後大舉向冀中、冀南、山東等地發展。
此時共產黨人在農村建立根據地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發揮，國民黨人在這方面無法與之較量，在華北敵後區域，國民政府的基層失去了大城市的支持，大部分瓦解了，留在那裡的國軍部隊與大後方失去聯繫，有些投向了日軍，有些投向了八路軍，也有一些仍然在國民黨領導下堅持抗戰。
共產黨人運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本領也得到了充分發揮。1939年11月，日軍獨立混成旅在太行山區尋找八路軍主力決戰，其旅部在黃土嶺被楊成武部包圍，日軍雖然突圍而去，但是其旅團長阿部規秀被擊斃。
1938 年1月6日，原紅軍在南方的各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由葉挺出任軍長（葉挺在1927年底廣州暴動失敗之後脫離了中共和政治軍事活動，多年寓居澳門，在抗戰 中再次出山共赴國難）。他們在大江南北建立抗日根據地，這就在一些戰略要地與國軍發生衝突。蘇北國軍韓德勤部在衝突中損失慘重，蔣介石在1940年10月 19日命令八路軍及新四軍各部在一個月內轉移到黃河以北。
國共最嚴重衝突
新四軍軍部 原設皖南，本來已準備經蘇南轉移至蘇北，蔣介石擔心他們集中到蘇北之後會更加重對韓德勤部壓力，於是要求葉挺由皖南直接渡江北上。葉挺仍然堅持向蘇南進 發，結果他們在1941年1月被國軍包圍，葉挺被俘，這是抗戰中最為嚴重的一次國共衝突。不過新四軍大部仍然向蘇北集中並且在那裡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
這些衝突結束了抗戰初期國共之間的緊密配合，但是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尚沒有破裂。
1940年8月至12月，彭德懷以約一百個團的兵力大舉襲擊日軍占領下的正太路和同蒲路北段，拔除了日軍據點多處，使這兩段鐵路癱瘓，蔣介石向八路軍總部致嘉獎電。是役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殉國。
蘇 聯駐華的軍事顧問對這階段的抗戰評論說，中國的總兵力約200萬人，166個步兵師，中央軍只有30萬人。軍隊編制極為混亂，裝備和訓練嚴重不足，從人員 和輕武器裝備上比較，大約4個師才相當於日軍的一個師團。日本侵華兵力共33個師團，後來有一半用於駐守占領區大城市和交通線，機動兵力有限。所以在戰爭 第一年裡，日軍戰線沿正面推進了1000多公里，第二年推進200多公里並占領武漢，到了第三年占領南昌和宜昌，只推進了不足100公里。
抗戰的開始二年，中國損失兵力144萬。但是日本軍方原來的設想「出兵二、三十萬人，足以征服中國，在兩三個月解決問題」也完全落空。

專訪／楊志良：我們的美牛操作很愚蠢，難怪輸到脫褲
Yahoo!奇摩新聞中心專訪 | Yahoo!奇摩 – 2012年3月9日 上午11:00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一向敢說、直言。對於美牛問題，他認為連專家都無法解決，楊志良8日接受Yahoo!奇摩專訪時，更直言總統馬英九才是問題核心，不該想要面面俱到，應該誠實告知百姓，並讓民眾有選擇風險的權力。
以下是他的專訪內容:
楊志良：我們政府就要把瘦肉精標示做好，有瘦肉精自然就賣不掉，那大家幹嘛生氣？就像當年美國要我們開放火雞，大家也沒有買。所以我們官員沒有面對現實。現在多少ppb不重要。如果我們要2.5ppb，日韓10ppb，那美國一定受不了，接受了，那日韓怎麼辦？

國共決戰大西北──抗戰勝利後的軍事對陣（之一）
2013-3-16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87| 評論數: 0
編者按長期以來，對於1945-1949年國共內戰的研究多半都集中在：戰後國共的會談與美國的調處、東北的接收問題、三大戰役中的國共戰略等。而對於占今日中國領土將近1/3的廣大西北地區──陝、甘、寧、青、新，在國共內戰期間的地位與國共間的軍事角力，相關的研究與關注較少。事實上，這個地區的爭奪對於戰後國共軍事鬥爭的最後勝負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台灣科技大學人文學科助理教授王立本在這方面專研甚深，本系列專文，期盼在有限的篇幅將國共雙方在大西北地區的內戰過程作一個輪廓性的分析與探討。
相較於國府政軍系統在西北的錯綜複雜，西北的中共在各方面由黨一以貫之的一元化領導就要精實得多。
中國西北範圍可謂極為廣衾，陜、甘、寧、青、新5省面積超過32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今日全中國疆域的1/3，而且民族成分複雜，在清代已變亂紛呈，故素稱難治。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生平
中國國民黨
蔣 經國先生，中華民國行憲後第六任總統和中國國民黨繼孫中山、蔣中正兩位領袖之後的第三位領導人，是一位以平凡、平淡、平實自許，事實上則是一位高瞻遠矚、 沉毅英斷、愛國親民、大公無私的民主政治家。他出生於清宣統二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逝世於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一月十三日，享年 七十九歲，身後贏得中外人士一致的推崇，讚譽為亞洲自由國家傑出的領袖。
經國先生是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人，本名建豐。溪口蔣氏，先 世 出 自 周公之後，歷代以耕讀傳家，孝弟忠信著稱。父親是勳業彪炳、中外景仰的蔣中正先生，母親是出自名門，以婉慧孝慈著譽鄉里的毛從清（後名福梅）女士。經國先 生出生時，祖父蔣肇聰（字肅庵）先生已早謝世，祖母王太夫人采玉女士仍健在，對孫兒愛護備至，經國先生幼年時代幸運的享受到祖母和母親的雙重母愛， 並在父親嚴厲教導下養成了刻苦耐勞的習性和積進取的精神，打下了國學修養的好基礎。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經國先生七歲，父親送他進入奉化縣的武山學校就讀，教師是周東（星垣）先生。同年十月六日，胞弟緯國出生。緯國先生長成後留學德國，其後服役軍旅，以功積升陸軍上將，為中華民國當代傑出之戰略學家，著述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