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新京報 朱柳笛 2013-08-07 03:04

律師懺悔文革中舉報母親：永不饒恕自己“弑母”



59歲，北京博聖律師事務所律師。原名張鐵夫，1966年自己改名張紅兵。



律師懺悔文革中舉報母親：永不饒恕自己“弑母”

張紅兵小時候的全家福。右二張紅兵，右三父親張月升，左二母親方忠謀。

張紅兵準備還要申訴。這幾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親的墓地能被認定為文物。他同時向社會公開了一段“血淋淋”的歷史

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在家發表了一番言論，讓“根正苗紅”的張紅兵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後母親被槍決。

張紅兵說許多年來一直內心痛苦。從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鎮縣相關部門申請，希望認定母親的墓地為文物。不過沒成功。他說公開那段經歷，是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歷史的殘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縣，59歲的張紅兵談起自己的官司，他說還會在適當的時機申訴。

這名昔日的紅衛兵引起公眾關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與此同時，他也向公眾撕開了自己“歷史的傷疤”。

43年前，16歲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他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

根據當年的歷史材料、後來的法院檔以及當地縣誌記載，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

張紅兵的舅舅，今年66歲的方梅開8月5日回憶，父子倆與自己的姐姐起爭執的那個晚上，他和張紅兵的弟弟也在場。他說當時聽到父子倆要去檢舉，很著急，還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勸說。

方梅開說，以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十年後，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母親的案子平反了，不過張紅兵“永遠不會饒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贖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地（遇難地）認定為文物。未成功。他又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來二審終審判決，敗訴。

8月5日，安徽固鎮縣文廣局（文物局隸屬該局）說，他們曾書面回覆過張紅兵，經過實地調查和研究後認為，方忠謀墓並不符合國家對於文物認定的相關法規要求。

在張紅兵打官司的過程中，去年8月，固鎮縣文廣局曾對方忠謀墓地（遇難地）是否為不可移動文物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張紅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親公開懺悔。

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怕父親包庇，自己去檢舉

新京報：事情過去幾十年後，為什麼會有公開那段經歷的想法？

張紅兵：大約是2009年，我看到網上有人寫鼓吹“文革”的文章。當時意識到，這是歷史潮流的倒退。我個人希望通過我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瞭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新京報：當年你父親和你會一起檢舉你的母親，和家庭環境有關係嗎？

張紅兵：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我記得父親挨批鬥時（編者注：其父張月升曾在固鎮縣任衛生科科長，“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批鬥會結束後，母親手挽著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麼親密。

新京報：但後來因為她說的話，你父親和你就去舉報？

張紅兵：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我的父親被劃為“革命造反派”後，挨批鬥，有人對他拳打腳踢。而我，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鬥他的大字報。

當時，父親和母親並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後，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了。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新京報：對於母親的事，你一直說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張紅兵：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親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我當時非常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鬥爭。

這時候父親就表態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

新京報：父親已經去了，為什麼你又去？

張紅兵：我擔心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和母親的感情，比如整個家庭要照顧。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我寫了封檢舉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新京報：後來發生了什麼？

張紅兵：後來我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著我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地上。然後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我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舉報母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後果？

張紅兵：想到了。父親舉報回來後，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的最後，我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我知道我和父親這麼做，意味著母親會死亡。

新京報：目睹母親被抓走，有沒有過後悔？

張紅兵：當時心裏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後悔，而是覺得家裏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

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裏，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你檢舉了自己的母親，當時周圍人怎麼看？

張紅兵：當時，在與父母關係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裏說過我：“你母親在家裏說的話，又沒有在外面說，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麼做”。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件事公開發表看法。

後來，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蹟》。

新京報：急於和母親劃清界限，會有自保的原因嗎？

張紅兵：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

不過後來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

“夢裏母親從不和我說話”

新京報：母親這件事情，你覺得對你後來的生活有怎麼樣的影響？

張紅兵：有些影響最初就發生了，可我並沒意識到是這件事情的緣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我曾陷入極度的恐懼和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之中。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抑鬱症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裏揣摩著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

新京報：什麼樣的恐懼？

張紅兵：我聯想到在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的外祖父，聯想到母親受其父案件影響。我害怕自己在與人交往時，也會像母親那樣控制不住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我何嘗不也是因母親的遭遇受到影響。更可怕的是，這種傷痛還可能因為我，傳遞到女兒甚至孫輩。

新京報：會夢到你母親嗎？

張紅兵：有很多次，在夢裏我見過她，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拉著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許多夢境裏，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

新京報：流過眼淚？

張紅兵：許多年來，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動下，懷著沉重的負罪感，為母親寫平反的申訴材料而一人獨處的時候。

“我應該成為反面教材”

新京報：別人談到那段歷史，你會不會敏感？

張紅兵：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後，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跟人說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說固鎮縣誌裏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憤怒。和他吵了起來，問他為什麼揭發我的隱私。

新京報：也就是，你以前並不願別人知道？

張紅兵：從自我保護的角度，我是不願意的。背後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新京報：你反思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張紅兵：其實母親去世後，我就陷入痛苦。這幾十年我從來沒停止過反思。不過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應該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開報導張志新的事情。當時我和父親就意識到，我們做錯了。

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歷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裏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新京報：後來你和父親會談論母親的事情嗎？

張紅兵：我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迴避，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提起。在母親去世後的很多年裏，父親表面很平靜。直到他離休後，有一次我們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談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我們家出了這個事，他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他是成年人。

新京報：你公開這段經歷後，周圍人什麼反應？

張紅兵：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都不理解，問我你這樣做有什麼用呢。也有人給我發郵件，說我該死了。好多網友罵我，說你還有臉活到現在，還不到母親墓前尋死。

新京報：你為了讓母親的墓地（遇難地）被認定為文物，打了幾年的官司，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拒絕遺忘？

張紅兵：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資料。

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歷史資料，符合巴老所說條件。也應該把我對母親的行為，作為展覽內容之一。我是兇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駡我吧。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面教材。

□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安徽蚌埠報導


文革紅衛兵登廣告道歉：個人作惡之責不可泯

燕趙都市網 高龍 2013-06-18 05:22

“文革”紅衛兵登廣告道歉：不對的事就應道歉



劉伯勤所在班級1968年12月拍攝的畢業照。圖中最後一排右三為劉伯勤、右六是張念泉；前二排左二為鮑德昌、左四為班主任許俊源；前四排右五為曹廣濱，左二為李剛。劉伯勤供圖。

“文革”紅衛兵登廣告道歉：不對的事就應道歉



這是劉伯勤刊發在媒體上的道歉廣告。

上午10點多，劉伯勤如約來到濟南市解放路附近的賓館接受採訪。他的頭髮開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歲的劉伯勤，退休前任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日前，這位當年的紅衛兵登在媒體上的道歉廣告，引起輿論沸騰，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廣告中，劉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里道歉。他在廣告中說，“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道歉廣告受到輿論的廣泛讚譽和肯定。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評價，“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

在張羅道歉事宜時，劉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壓力。家人告訴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認為你是惡棍了。”道歉廣告刊登後，他兒子發E-mail對他說，“廣告費很值啊，你現在是名人了。”這句話後面加了括弧，裏面是一個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學也打電話、發電郵來詢問。有的同學說，“你搗鼓這個幹嗎？”

時光流逝改變著人們對歷史的評價。對劉伯勤而言，數十年的“文革”反思纏繞成了折磨他的心結。“這是壓在我心裏多年的一塊石頭。”劉伯勤說。

一切源於那個混亂的年代。

“文革”到來時，劉伯勤14歲，在濟南一中初一(3)班就讀。

1966年6月7日，濟南全市各中等學校陸續向學生作“文化大革命”動員報告，開始停課開展運動。一天，學校還沒有放假。劉伯勤所屬的班級那週是勞動時間。劉伯勤正勞動時，班主任許俊源走到他面前對他講，“明天不用勞動，要搞文化革命了。”當時頑皮的他聽了非常激動，也很高興，還問，“以後永遠不上課了嗎？”許俊源頓了一頓，很沉重地說“不上了”。劉伯勤後來想起這事非常傷感。

上初中後，劉伯勤比較調皮，有點叛逆，經常和老師作對。一次，教代數的許俊源在課堂上提問，劉伯勤一反常規地舉手了。許俊源很驚訝。沒想到劉伯勤問，“你昨天為什麼跑到我家告狀去？”同學們聽了都有點驚愕。期中考試時，許俊源給了劉伯勤代數科目59分。他就認為班主任和他過不去。“他給我59分，對我觸動很大。”劉伯勤回憶。

批鬥

“我就讓他和其他人一塊唱《牛鬼蛇神之歌》。現在想，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濟南晚報》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此後，大中學校學生要求揪鬥本單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幫”。“牛鬼蛇神”即教師，“黑幫”即黨政幹部。

劉伯勤就讀的濟南一中黨支部最先拋出6個“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導主任李昌義、教高年級的老師畢德質等人。

“我曾經打過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頓了約10秒鐘後，劉伯勤繼續他的講述。他在“文革”初屬於有資格批鬥別人的“紅五類”。

一天，在批鬥中，李昌義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從辦公室排著隊出來，沿著前面的臺階彎腰低頭走下。臺階兩邊站著參加批鬥的學生，在他們走下去時輪流用手打，並用言語侮辱。劉伯勤當時個子矮，站在一個較高的地方。李昌義頭謝頂，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鬥時不讓戴了。當李昌義經過他時，劉伯勤在他頭上打了一巴掌，之後還朝李昌義啐口水。“當時打人是想‘嘗嘗滋味’。現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沒有接觸，也談不上什麼階級仇恨。對我個人來講，這是人性惡的一種流露，那個瘋狂的年代，把人性惡的一面全激發出來了。”劉伯勤說。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人民該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在提起老師畢德質時，劉伯勤在房間裏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時，他們搞惡作劇時唱這首歌玩。當年，他曾逼迫畢德質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鬥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畢德質，任何“革命師生”讓他幹嘛就得幹嘛。當時學校流傳《牛鬼蛇神之歌》是畢德質作詞。“他作詞，就衝著他來。我就讓他和其他人一塊唱《牛鬼蛇神之歌》。現在想，這是糟蹋人。”劉伯勤說。

對另一位老師胡熹和的批鬥則極盡荒誕。胡熹和給他們初一教圖畫課，當時已經約60歲了。大約在1966年9月，學校“革命師生”說胡熹和的畫是“大毒草”，是“黑畫”。“胡老師畫的畫大多屬於漫畫。漫畫線條比較簡單，形象比較誇張，大多用橫、豎、斜的線條畫出來的，一筆一畫，這些筆劃容易被看成字。”劉伯勤說。

學校讓全校學生在胡熹和的畫裏找反動標語。學生說線條像什麼字，就是什麼字。在一幅畫裏，劉伯勤最多“找出”36條反動標語。

當鬥爭對象擴展到當權派時，時任濟南一中副校長朱琳也被作為“牛鬼蛇神”拋出來了。“把她拋出來是領導為了保自己。”劉伯勤說。劉伯勤的同學鮑德昌回憶，批鬥朱琳時，讓她胸前掛著兩隻鞋，污蔑為“破鞋”。還讓她戴著一個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朱琳”，在名字上還畫著一個大紅叉。

1967年春天。有次濟南一中組織師生在城南千佛山腳下的果園拔草，朱琳也參加勞動了。在勞動現場，劉伯勤和另一個同學上前找朱琳的茬，說她反動，雙方發生了衝突。當時朱琳說，“你們是學生，還年輕，懂了再說吧。”劉伯勤回憶，“我們理屈詞窮，就說她不老實。現在想來，這不是批鬥的場合，而且批鬥朱琳副校長已經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無謂找茬，傷害老師。”

抄家

那個同學把毛主席像拿出來時，在後面發現32張蔣介石的相片。隨後一切都改變了

1966年8月18日後，山東省大中學校成立紅衛兵組織。至10月底，在101處各類中等學校中已建立紅衛兵組織475個，有紅衛兵26286人，占師生總數的39.1%。

8月23日，惡魔釋放了。

濟南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還抓人、揪鬥、抄家。“抄家是抄反動罪證，還有家裏‘不該有的’(東西)。”劉伯勤說。《山東省志》記載，至1966年10月13日，濟南被抄家20075戶，占全市總戶數的13.11%，其中有7400戶、22197人被趕往農村。

同學鮑德昌評價“文革”中的劉伯勤，“他在學生浪潮當中隨波逐流，但是他不壞，也不玩陰的。”

劉伯勤的兩個同班同學張念泉和韓桂英家被抄。兩次抄家他都參加了。

一天，他隨著一二十個人去了張念泉家。張念泉“文革”前和劉伯勤關係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類”，當天在家。“去抄家的時候，我當時心裏很尷尬。”劉伯勤回憶。同學過來抄家，張念泉不敢反抗，還得配合、表態。抄家的紅衛兵詢問：桌子底下藏沒藏槍？有沒有電臺？張念泉說沒有。他得幫著打開看。“當時報紙上說，階級敵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們就拿棍子敲地(聽聲音)，硬說地下有洞。”劉伯勤回憶。張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張八仙桌，兩邊各擺一張椅子。紅衛兵懷疑地下埋了槍、電臺，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們當時小，沒有勁了，但不確定底下有沒有東西，就不了了之。

同學鮑德昌當年是“黑五類”。談及瘋狂的年代，他說，“電影裏反映的，絕對不如現實的。那時我整天在家裏，以淚洗面，也不讓串連。一說上學就頭皮發麻，怕被同學鬥。”同學曹廣濱當年也被看作“黑五類”。曹廣濱評價當年學校的氛圍是“氣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學韓桂英。解放前，她父親是濟南明湖照相館經理，當時照相館頂多雇傭幾個職工。“文革”中她家被說成是資本家家庭。

抄家時韓桂英不在。當天紅衛兵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就要結束時，有一個同學手裏拿著東西，不小心碰到了掛在堂屋中間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個同學當時還有點惶恐。戶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劉伯勤描述。在那個時代，毛像、毛選形同聖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個同學把毛主席像的相紙拿出來的時候，在後面發現了32張蔣介石的相片。隨後一切都改變了。

32張蔣介石的相片，有穿軍裝的，有穿便服的。由於反動的東西不能擴散，領頭的紅衛兵很快將這批照片收起來了。“無意當中坐實了，韓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發現蔣介石照片後，劉伯勤就順著這個思路看別的鏡框後面有沒有東西。看到牆上掛的一個韓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將之撥拉下來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後面，一共發現200元現金，最大面額的是1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被沒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現行”行為後，韓桂英家不能辯護。當時韓桂英母親在家，有人搧她耳光。韓桂英家門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紅衛兵臨走時還詢問：這裏面有沒有槍？有沒有電臺？韓桂英家說沒有。紅衛兵不相信，就撈，拿東西往井裏扒拉了一陣，什麼也沒有發現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錢，成了劉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塊是什麼概念？那時候一個月工資三四十元，大多數家庭都是現在說的‘月光族’，沒到發工資的時候就沒錢了。200塊相當於五個月的純工資。那時候一輛自行車一百五六十塊，一個月存3塊、5塊，要存幾年才能買得起。200塊可能是韓桂英家一輩子的積蓄，就這樣被沒收了。畢生的積蓄被全部剝奪，這算什麼？現在來看，就算藏蔣介石照片，按《刑法》來看，這算什麼罪？”

被抄家後，韓桂英再也沒有去過學校，因為去學校她抬不起頭。她也沒有出現在班級的畢業照當中。劉伯勤再也沒有見過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聽她，想給她當面道歉，卻聽說她去世了。”

惡作劇

將小鞭炮點燃，用彈弓將之射到屋內。在裏面睡覺的人受到巨大驚嚇

“文革”時劉伯勤家住山東省政協大院。大院內有幾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這3人都出現在了劉伯勤的道歉廣告中。談到當年對3人做的錯事，劉伯勤充滿懺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後，玻璃破了，窗戶上糊了報紙。有幾次，劉伯勤他們半夜起來，用冰棍的竹棍劈開一點，夾著小鞭炮。之後將周志俊家窗戶的紙弄開一個孔，將小鞭炮點燃，用彈弓將之射到屋內。在裏面睡覺的人受到了巨大的驚嚇。

惡作劇同樣發生在宋文田家。劉伯勤與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臉貼到玻璃上，然後敲玻璃。裏面的人一開燈，順著聲音一看會嚇一跳。

1967年，劉伯勤與人還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裏，他們將杜大中家廚房的鹽、油、醋等調料全倒在一起，讓他們沒法用。

反思

“後來我也變成‘黑五類’了，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

劉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現。

1966年9月，濟南大中專和中學學生到全國各地串連，串連熱潮持續了7個月之久。1966年11月，身為紅衛兵的劉伯勤也上北京串聯去了。但當他回到老家山東省政協大院的時候，讓他震驚的事發生了：全院子貼滿了打倒他父親的大字報、標語等。他父親被說成“有歷史問題”，“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對待。後於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態是‘我們是黨內，你們是敵對勢力’，潛意識中優越的心態在作祟。後來我也變成‘黑五類’了，心態變化很大，內心受衝擊很大。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開始反思了。”

“文革”中劉伯勤曾下鄉，回來後在鐵路上幹了裝卸工、調車組、食堂採購3個工種，一待8年。

1972年，開始興考試了。劉伯勤當時想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於是重新學習，在鐵路系統自學。那時他開始請教老師並得到了幫助。“‘文革’當中對老師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裏道歉了。”這是劉伯勤道歉的開始。

後來他發憤讀書，於1978年參加高考，考上了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上世紀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劉伯勤母親那裏，他當時很隱晦地向她道歉了。

心結

“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

在同班同學李剛看來，劉伯勤“有拗勁，愛較真，辯論時非要分出個一二三”。劉伯勤將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稱為“屬於小惡”。

劉伯勤產生登廣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幾年前他就想，當年傷害過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廣告可以給人家後人有個交代，通過這種辦法把該做的做了。但當時他有顧慮，因為和他一塊做那些事的還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沒有道歉，他怎麼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觀上不能給別人形成壓力”。“現在和我一起幹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劉伯勤的班級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同學聚會，但劉伯勤一共只去了兩次。同學曹廣濱說，“他不好意思去，當年的事情到現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壓力。”同樣不願意參加聚會的還有被抄家的張念泉。同學鮑德昌曾勸張念泉，“別計較過去的事情了。都什麼年代了，還記得這些事情呢？”張念泉當時回答，“不想見面，也不願傷和氣。”

5年前，劉伯勤找到了張念泉，把他請出來一塊吃了個飯，坐了兩三個小時。但這次見面，兩個人談“文革”的時間並不多。劉伯勤當面給張念泉道歉。張念泉說：“我們那時候年齡小，是孩子。那時候大環境不都這樣嗎？”“包括老師、其他人，所有我道過歉的人都這麼講。但這是人家的寬宏大量。”劉伯勤說。

今年農曆正月初三，在濟南東二環的一個酒店，有十幾個老同學參加了同學聚會。劉伯勤少有地參加了。

一見當年的“黑五類”同學鮑德昌，劉伯勤就說，“我見了你不好意思。”

鮑德昌說，“這麼多年了第一次見，有什麼不好意思！你這麼些年不來，咱們的人見一次少一次了。”

劉伯勤隨後的話讓鮑德昌震驚。他說，“說句良心話，我覺得咱們班的張念泉、韓桂英等，我對不起他們。我真想見見他們，給他們道歉。”

聽到劉伯勤的話，鮑德昌覺得自己眼眶濕潤了。他說，“伯勤，你怎麼這麼說呢？咱們能活著見了就很好了。當時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就是惡作劇，正好趕上這麼個風潮。”在場的人也都勸劉伯勤，“伯勤你別這樣，這麼多年的事了，誰把它當回事呢？”

“但這不等於每個人心裏覺得‘文革’這個事就可以一筆勾銷。”劉伯勤後來說。

“這個同學有這種思維和意識，他還記得這個事，想給人道歉，我覺得很感動，心裏很熱火，是一種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鮑德昌告訴南都記者。

隨著這次聚會道歉而來的就是劉伯勤的道歉廣告。劉伯勤評價這次廣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會裏，做這些事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道歉廣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張念泉還在世，但劉伯勤目前無法聯繫到他。其他人則沒有機會當面道歉了。

今年4月13日，劉伯勤偶然登錄一家媒體網站，看到有“讀者留言”欄目，就詢問做不做道歉廣告業務。後來幾經溝通，最後在這家媒體登載了那則道歉廣告。在這家媒體網站“讀者留言”欄目，劉伯勤留言稱，“本人‘文革’時年幼無知，受人蠱惑，傷害了一些人，這些年來已當面向其中部分當事人道了歉，也獲得他們諒解。但還有一些先生因年久無法聯繫(有些甚至已經過世)，願意在貴刊登廣告向他們及其家屬道歉，以贖前愆，不知貴刊能否成全？”

他用的網名叫“心病”。

參考資料：

《濟南市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

《山東省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山東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

山東省省情資料庫

“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 劉伯勤


教師就文革參與批鬥同事致歉：不道歉就來不及了

紅網 2013-07-27 02:36

從單位退休後，溫慶福就過上了跟他這個年紀相符的平靜生活。早起晨練，白天看書，練練字畫，傍晚踩著單車到湘江邊釣魚，整天樂呵樂呵——是個連社區保安都羡慕的精神老頭兒。

溫慶福自己也說不清，是哪一塊石頭最終激起了他心中的湖水。在一個深夜，他打開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敲下那封筆調略顯沉重、標題為“我至今愧對的一個人”的道歉信。

信件最開始發表在他的博客上，看的人不多，總共有5個人留言，其中有一個還是他的學生，這個學生給他留言說，“為您的勇氣和良心致敬”。

他要道歉的物件，名叫張瓊英，今年已經87歲，曾是益陽市三中教師，“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鬥。而溫慶福，是參與者之一。

今年6月份，溫慶福將信件投遞給《快樂老人報》，希望“當面跟張老師說聲對不起”。一個星期後，《快樂老人報》收到了張瓊英子女的回信，信件開頭是，“溫老師，您可以放下這份愧疚了。”本報記者王歡實習生郭睿昊田堯江長沙報導

“再不道歉就來不及了”

這個“秘密”，在溫慶福心中埋藏了40多年。

溫慶福把它歸於個人道德層面，“心裏有愧疚，不會安寧。什麼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良心。”

這個在妻子左淑英心目中“極善良的一個人”，曾經冒著酷暑去報刊亭買兩瓶礦泉水，遞給在馬路上工作的環衛工人，“換成我，我也會覺得他們辛苦，但可能不會想到要去買水。”

左淑英說，事實上，這麼多年來，作為最瞭解溫慶福的一個身邊人，她一直很信任和欣賞丈夫的為人，“工作中批評了下屬，他回來都會內疚的。”

儘管如此，寫道歉信的舉動，還是讓她覺得詫異，因為“此前從未提及”。

在溫慶福自己看來，這種即使放在大環境裏依然並非孤例的“致歉”與“和解”，卻有他自身獨特的心理形成邏輯。

退休之後，溫慶福閱讀了大量回憶錄性質的書籍，胡適有句話讓他印象深刻，“人最大的美德是寬容”。

他說，他這一輩走過來的人，經歷過歷史，也最不能忘卻歷史。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溫慶福每天都會聽上一段，“從歷史塵埃裏走過來的人，有勇氣面對、回憶、思考，才會給後人留下希望。”

“所謂六十耳順。什麼叫耳順呢？就是好的，不好的，你都要聽得進去。”溫慶福說，這也是他最終將心中愧疚化成文字，並以此希望得到“心靈救贖和寬恕”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後，溫慶福從益陽調回到長沙工作。1983年，在湖南師範大學的食堂裏，他碰到了張瓊英的小女兒羅飛，兩人寒暄了兩句，溫慶福腦海中瞬間閃過了“張老師被抓走時幾個孩子恐懼的眼神”，他“心中被愧疚刺痛”，卻沒有“道歉”。

書房一角的光線“耷拉”下來，老人的臉閃過片刻的嚴肅與不安。他摸出一根煙，點燃，說：“因為那時候的自己，沒想過要道歉。”

此後幾十年的時光流轉中，溫慶福不再去想那段“稱不上是光彩事”的往事。他忙於工作，“文革”中的自己似乎被他從生命片段中有意地拿走了，哪怕跟老伴和孩子說起過去，他也隻字不提。

如今，他已經過“耳順”之年，他一直掛念的張瓊英老師也已經快90歲，“如果還不道歉，那我們就都太老了，就真的來不及了。”

沒得到回應的“道歉”

1966年，溫慶福21歲。此時距《評新編歷史劇》在報紙上發表，只不過半年時間。

彼時的溫慶福，擔任湖南益陽市三中共青團委書記，“年輕，政治熱情高，工作敬業認真”。

1966年6月，當時的益陽市委根據上級指示派出工作組來到益陽市三中，溫慶福出身好，是工作組的頭號依靠物件。

後來，學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溫慶福被工作組選定為主任。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傳開，學生們向老師開炮，貼出了很多大字報。

溫慶福記得，學校有一位元年輕的女化學老師因承受不了屈辱，跑到資江跳河自殺，後被及時發現，倖免於難。

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年輕的溫慶福做出了此後一直讓他難以釋懷的事情——他貼出了炮打學校黨支部負責人譚觀過的大字報。而譚正是溫慶福在益陽師範讀書時的老師和校長。

“譚老先生學問淵博，待人謙和，一直是培養和關心我的恩師，而我忘恩負義，卻是最先整他的人。”多年後，溫慶福這麼說。

“為什麼會那麼做？”溫慶福曾經很多次問自己，他自認為是理性且溫和的人，“文革”中，他從沒對人動過手，看到有學生對老師動粗，他會反感，不敢當面制止，他便“把頭撇開，或者走開”。

為什麼還是會有那樣一些“傷害人”的舉動呢？如果把一切都歸結於“太年輕”，是不是有逃避責任的嫌疑？後來的答案，溫慶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適的，“因為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誤的，同時怕站錯隊，有壓力。”

這個事件同樣給溫慶福留下了“陰影”。1995年，他在省旅遊局的辦公室裏，認認真真畫了兩隻巨大的壽桃，後來，他又特意跑到益陽，放在了益陽市一中的傳達室裏，委託傳達室的大爺一定要交給譚老師。

譚老師卻沒再給他回應。儘管如此，他還是覺得“稍微好過點”了，“只要他老人家明白就行。我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長壽，哪怕是默默地希望。我有愧恩師。”

延續至今的愧疚感

彼時，張瓊英在益陽市三中教數學。

溫慶福回憶，張瓊英原在長沙市一中教書，她和丈夫羅祥生均于新中國成立前畢業於中山大學，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新中國成立初期，羅祥生當過漢壽縣副縣長，後在省教育廳工作。1957年，羅祥生被錯誤打成右派，後在益陽地區教師輔導站（函校）工作。“文革”中，羅祥生受到殘酷的批判鬥爭，不久便含冤自殺了。

“上面通知張瓊英老師去收屍，還說羅先生是畏罪自殺。張老師回到學校強忍著痛苦，鎮定自若，但我從她紅腫的眼睛裏可以看出，她不知獨自流過多少眼淚。”溫慶福說。

溫慶福跟張瓊英平時就有來往，經常跑到她家裏去逗她活潑可愛的小兒子羅大水玩。溫慶福說，羅大水比自己小9歲，“喜歡笑，還老是出汗”。

1968年夏天的一個夜晚，益陽市工宣隊召開緊急會議，溫慶福和幾位年輕的、出身好的教師參加了。會議佈置全市即將進行的“政治大掃除”，要抓一批人——而溫慶福，被分配帶人去抓張瓊英。

“大約是半夜一兩點鐘，我帶人來到張老師家裏敲門。她家燈已滅了。在密集的敲門聲中，張老師10多歲的小女兒惺忪著眼把門打開了。”

之後的場景，在溫慶福的“道歉”信中有詳細描述：一群人兇神惡煞地沖進門，尋找張老師。張老師剛穿好衣下床，一個男工宣隊員惡狠狠地對她喊“跪下！”張老師跪下後，被五花大綁著。接著，我們在她家裏抄家，到處翻找東西。

溫慶福在一床蚊帳上發現了幾張油印的傳單。溫慶福說，或許是自己“還未泯滅的人性的惻隱之心起了作用”，他故意對抄家的人說，“沒發現什麼，走吧！”

之後，一個工宣隊員押著張瓊英離開了她的居所。溫慶福看到“她的兩個女兒驚魂未定，強忍著和母親離別的痛苦樣子”。

兩天之後，張瓊英回家了。在她家門口，溫慶福和她相遇了。

溫慶福回憶說，“她仍然是一尊不卑不亢的模樣，然後微笑著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溫老師，那天晚上搭幫（幸好）你沒有拿出我蚊帳上藏的傳單來，要是拿出來那就不得了啦！”

溫慶福“無言以對”。

“我當時心想，我深夜帶人去抓你，已經很對不起你了，你還感謝我。現在我還是疑問，是否真是我當時的舉動幫助了她，還是她豁然大度，反而有意寬慰我？”溫慶福說。

1979年，溫慶福調到長沙工作，此後30多年，再沒見到過張瓊英。1983年，溫慶福在湖南師大中文系進修時，在教工食堂遇到張瓊英的小女兒。兩人寒暄了幾句便分開了。

對於張瓊英的愧疚，溫慶福說，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45年後，“終於可以放下”

之後，溫慶福忙於工作生活瑣事，過去的事，他不願意想，更不願意再提。“改變，可能發生在1999年。”那一年，溫慶福因公事去美國，一行人去參觀了一個基督教教堂。幾年後，溫慶福在嶽麓山下一家老書店裏看到一本《聖經》，猶豫間買了下來。

“神已經為我們做出榜樣，我們有什麼不可以認識自己的錯誤，以求得心靈的救贖呢？”溫慶福說，他是老黨員，按理說是無神論者，但那一刻，他寧可相信“神”的存在，信仰的存在。

退休之後，他工作的重心開始轉移到閱讀和思考上來。“也就是這幾年吧，才想起過去的一些事來。人老了嘛，會對過去作總結，會反思自己。”

他的退休生活，看上去美滿安逸。兩個女兒都有體面的工作，他和老伴拿著相對豐厚的退休工資，沒事釣釣魚，搞搞鍛煉，畫幾隻鳥或幾朵雲。但在他內心，卻依然有虧欠。

“‘文革’是一場浩劫，我親眼目睹很多人迫害與被迫害，我這種，算是比較輕微的了。但無論是哪一種傷害，它都是傷害。”溫慶福說。作為道歉者個人，他感言“道歉”的紅衛兵劉伯勤的一句話，“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良心債不償，不安。”他打開了電腦，也翻開了一直塵封的往事。他的道歉信有1000多字，最初發表在個人博客上，受到了當時他在三中教書時的學生們的肯定，學生為他的良知和擔當所感動。

溫慶福把道歉信投遞給了他“信任”的《快樂老人報》。這份國內發行量超過百萬的老人類報紙，在接到他投稿後便電話告知他，“可能會發表”。

6月27日，《快樂老人報》在14版刊登了溫慶福的文章，見報標題為《這句對不起壓在心頭40多年》。溫慶福看到報紙，自覺“釋然”，但依然為沒有得到張瓊英的親口諒解而遺憾。

7月6日，一封電子郵件出現在了《快樂老人報》的編輯部，郵件系張瓊英子女所發，字裏行間充滿寬容。

“母親張瓊英今年已經87歲高齡，我們把您的文章遞給她看時，她頭腦非常清醒地說，那不怪他，我還要感謝他沒把那些傳單交給工宣隊呢。”

“溫老師，您可放下這份愧疚了。”郵件中寫道。

溫慶福錯過了這期報紙。兩個星期後，他騎著自行車跑了3個報刊亭才買到。據老伴左淑英說，老人當時“眼角泛著淚花”。

“終於可以放下了。”溫慶福說，40多年的時間長河裏，他總算可以對自己說這句話。

而在另一端，張瓊英的兒子羅大水說，母親張瓊英目前患有比較嚴重的老年癡呆症，但還是記得溫慶福。儘管全家在“文革”中飽受磨難，但老人一直都很樂觀，之後的生活平安喜樂，她也經常教育子女要多感恩，要牢記那些在困境中給予過他們幫助，哪怕是對他們說過一句安慰的話語，給過他們一個同情的眼神的人。

[專家看法]

“這件事的意義不可低估”

口述：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鄧曉芒整理：記者王歡

讀了溫慶福老師的道歉信，十分感慨。“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幾乎從來沒有聽說過人們為這種事道歉，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有人說，中國人已經失去道歉的能力和習慣了，可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是經常見到一些人道歉，比如做了對不住某人的事，按人之常情道個歉，這很普通，而且它往往是維繫人與人的正常關係的有效手段。

但怪就怪在，為什麼人們不肯為自己政治上的行為道歉？我想，這可能是由於政治行為通常都是由上面發動起來的，於是每個做過壞事的人，事後都會有種心理安慰，覺得自己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在日常生活中由於自己的私心，甚至由於自己不小心而犯下的過失，那是必須由自己負責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能不能像德國人那樣，即使主觀上也許並不是明顯為了自己的私心，但只要客觀上造成了人家的災難，就都能夠懷有一種懺悔之心呢？更何況，是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心，有時候的確是很難判斷的，也許是下意識中想要邀功，但也許僅僅是為了避免災禍降臨到自己頭上，為了自己的安全，就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柏林牆倒塌後，那些殺害翻牆者的士兵被指控的理由是，為什麼不能把槍口抬高一寸呢？

現在，我們終於看到有一個人，就是當年把槍口抬高了那麼一寸的人，出來為自己的行為懺悔了，而且這是一個中國人。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尤其在中國、在這樣一個時代，這件事的意義不可低估。

這說明，人與人之間畢竟有相通之處，中國民間其實有大量懺悔精神，但是由於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侷限，使人們把這種東西強行壓抑下去了。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國人能夠真正徹底地把這種侷限加以打破，讓自己的人性自由地伸展開來，不再一代又一代地帶著一顆扭曲的人心進入墳墓，這才是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希望。

前不久剛剛聽說有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出來向被害者公開道歉，今天又聽到了類似的事情，他們所想到的，其實很多人都在內心中想過了，但只有少數對自己精神上要求比較嚴格的人表現在了行動上。我希望這種真正的勇敢者在中國能夠多起來，也希望能夠就此掀起一場民眾的大討論，讓中國人的靈魂受到一次深刻的震動。

謝謝溫老師，也謝謝張老師的子女充滿溫情的回應，人與人之間本來就該是這樣的啊。

(紅網-瀟湘晨報)


陳毅之子 為文革時批鬥師長致歉

2013-8-22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163| 評論數: 0

史稱「十年浩劫」的「文革」，近來掀起一股反思道歉潮。大陸前副總理陳毅之子陳小魯20日在網路發表道歉信，為當年批鬥校長、師生的行為致歉。他強調，「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陳小魯在信上說，他當年是北京第8中學的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他並且坦承，「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陳小魯表示，他想藉網路向老師和同學表達真誠的道歉，而且，當年8中的同學正安排與當時的母校領導和老師聚會，「我希望能代表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我做這樣一個道歉？」

對目前社會上出現的文革翻案潮，陳小魯認為，如何解讀文革是個人的自由，「但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否則談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強和中國夢！」

而近來為文革行為公開道歉的不只陳小魯一人。包括61歲的原紅衛兵劉伯勤在2013年第6期《炎黃春秋》買版面刊登道歉信廣告。此外，就是今年，《南方周末》在6月21日刊登了河北邯鄲市退休幹部宋繼超的道歉信；《新京報》在8月7日報導59歲律師張紅兵因在文革期間舉報母親，導致母親慘遭槍決的懺悔錄等。

這股文革反思潮也引發網友的不同回應。有網友表示，陳小魯是迄今為止就文革錯誤進行反省道歉最高級別領導人的子女，值得欽佩和支持，意義十分重大。亦有網友稱，文革過去幾十年後，是什麼促使今天已近暮年的人們公開道歉？社會又該以什麼樣的眼光來看他們？


面對文革

2013-10-17 06:16|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73| 評論數: 0

中共十大元帥之一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繼在博客撰文為文革時期鬥爭老師一事道歉後，近日更組道歉團回母校向師長公開道歉，「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話不說，就太晚了。」現年67歲的陳小魯，有感於文革時期身為「造反派」學生領袖的魯莽行徑，他必須為那個「令人恐懼的年代」道歉，「希望現在的孩子能瞭解那段歷史，不要鬥爭老師，不要鬥爭任何人。」

這是對歷史沉痛而深刻的反思，有人說「文革」是中國歷史的一段創傷，更是中華文化的一場浩劫。中國大陸現在經濟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但還是有很多過去的創傷隱藏在人們心中。儘管經濟已經大步走向資本市場，但政治依然固守著舊陣地，一般稱之為「政治向左，經濟向右」。

為文革歷史道歉的不只陳小魯一樁，最近大陸各地都有紅衛兵公開道歉的事例，而且漸漸有蔚成風潮之勢，有人評論「這遲到的懺悔是在為民族清除毒素」，毒素不清，民族不能健康的向前邁步。不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明太祖的凌遲士人，歷史總要還個公道，說明了歷史終究要面對人性最深沉的善。

近代台灣曾經歷過白色恐怖和228事件，也是在遮掩了50年之後，國民黨政府才正式道歉，為事件平反。文革過了近40年，許多當年的人和事已經平反，但是政府或黨卻從來沒有對這段歷史表達過懺悔之意。面對陳小魯道歉，有些老師流露出內心的複雜與痛苦，他們又怎能苛責當時年幼無知的學生？「沒有必要站出來道歉，你們也是受害者，當年是階級鬥爭為綱，誰能不擁護？」

那麼，是誰應該道歉？歷史的悲劇可以原諒，但是歷史的教訓不能遺忘。如果有責任的人不敢面對，人們就必須在歷史的陰影中隱忍，只有勇敢面對才能走出歷史的創傷，228事件的平反、道歉、補償就是一個例子。


王蒙出新書 洩露文革天機  大陸前文化部長痛快寫自己的政治見聞見解

2013-10-22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620| 評論數: 0

1949年中共建政，歷經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與其後的歷史進程，但大陸複雜的政治與意識型態，如幽晦難解的巨大密室，藏著外人難以一窺的「天機」。大陸前文化部長王蒙所著新書《不革命行嗎？》以既政治又文學的筆觸，一語道破！

王蒙是大陸著名作家與文化人，14歲就是中共地下黨員，「我是中國革命、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和發展的追求者、在場者、參與者、體驗者、獲益者和吃苦者」，他「痛痛快快寫自己的政治見聞、政治發現和政治見解」。「我要跟你講政治」。

「共產黨是講唯物論的，但同時是最強調精神的。」王蒙以親身經歷，談起「艱苦奮鬥，是中共制勝法寶」，但「貧窮無論如何有令人沮喪之處」。

一味地窮 是一種尷尬

王蒙在書裡寫道，「如果是長期的，如果貧窮的經驗遍布了你的大半生或者一生，如果你的整個民族、你的親愛祖國，是在正常生活條件下而不是在抗擊外族入侵、焦土抗戰的情況下，窮窮窮，一味地窮，這是一種尷尬。」

大陸現在進步了，但腐敗和溫飽同在，「這些詞在我少年時代是專屬國民黨的，而現在愈來愈威脅敗壞著我們」，因為苦過，因為有一枝生動的筆和敏感的心，王蒙深深感慨暴發戶燒錢揮霍和舌尖腐敗。

談政治改革 語重心長

王蒙認為，美國人的政治原則，總統是靠不住的，而中國政治的特點是「人治」；中國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民主選舉呢？人事工作搞神祕，有利於使人們不陷於人事糾葛，但搞成徹頭徹尾的黑箱作業，則距離公正日遠，距離權力決定、上意決定、某領導的某時某地的某句話決定日近。如果千條民意比不上「口喻」，結果就是權力系統的公信力減退。

77歲的王蒙語重心長，全書有一章談「要讓領導瞭解真情而不僅是讓領導高興」，他認為，現在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一個敏感詞，其實是中共自己提出的，「不可以把政治體制改革看成削弱黨的領導，也不可以把加強黨的領導看成躲避或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大方一點、聰明一點，掌握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