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作者：劉楓 時間：2013-10-21 11:44:29

導語：楊虎城因西安事變而家喻戶曉，建國後官方對其讚頌有加。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讚頌有加，是有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的。

1935年之前，楊虎城長期被當作“投機軍閥”

1927年楊的主動示好被視作“小軍閥”自保、“投機的成分很多”

1927年蔣介石開始“清黨”反共之時，楊虎城作為馮玉祥部隊中的“小軍閥”，其本人還是比較同情中共的，甚至在反共聲勢高漲的情況下也並沒有跟隨蔣介石“清黨”。據1927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關於太和楊虎城軍現狀時說：“楊本人近來因環境所迫，非常同情我黨，並要求加入我黨，要求我們多派人到他的部隊中去，無論政治工作人員和軍事工作人員都歡迎。”

然而，由於中共在“清黨”中受到了嚴重打擊，因而對所有的軍閥都持完全不信任的態度，對楊也不例外。1927年11月22日，河南省委明確認定楊虎城“主觀上認識革命的理論，堅決地實行加入工農的隊伍而革命的成份是很少的。楊軍官佐少數革命和反革命外，大多數都是混混噩噩。楊軍係土匪和民團湊合而成，內部非常複雜，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觀念很盛。”192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給皖北特委的指示信更是明確稱楊為“小軍閥”，指出“皖北現在高（桂滋）、楊（虎城）、方（振武）、柏（文蔚）一班小軍閥雜色軍隊統治之下，他們利益衝突，是明爭暗鬥的。”基於這種判斷，192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皖北“如果有土匪領袖因偶然們投機而傾向我們，我們的工作應該一面通過他們的線索到群眾中去宣傳，一方面公開叫他們怎麼幹，如果有真無條件的執行我們吩咐的，經過了相當的時期亦可以介紹入黨。楊虎城的問題便應照此一辦法應付，暫時不要入黨。”楊虎城入黨的問題就此被擱置了。

至於考驗楊虎城的問題，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派于基“赴太和調查實際狀況，于可能時向楊提出如下條件：1、不附南京；2、贊成土地革命的武力；3、淘汰一切猶疑和反動的分子，甚至剷除之……楊如能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即須堅決的執行：1、毫不客氣的淘汰甚至殺死一切反派；……4、即開始土地革命的工作，殺豪紳官吏，沒收土地分給貧民，實行耕者有其田，組織農協和農軍，一切鄉村政權歸農協，組織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可以說，從楊虎城當時的處境來看，這些條件無疑是極為苛刻的，然而，即便是楊虎城做到了這些，也並不意味著中共就真的信任他了，因為河南省委還提出：“在楊軍中做工作的同志，多沒有按著黨的政策去做，如沒有發展下層組織和當地工農運動等等……我們要很正確的認識，楊軍即是能擔任上列的任務，也決不是土地革命的主力，只是一個助手，最重要的主力，是全體農民起來暴動。”（《中共河南省委關於爭取楊虎城軍隊工作致豫南特委信》1927年11月22日）

1928-1935年，中共認為在楊虎城軍隊中的“唯一責任”，“仍應是破壞他們的力量”

在對楊虎城的示好持不信任態度的同時，基於“軍閥皆反動”的判斷，加上認為“楊虎臣（即楊虎城）勾結蔣介石將要清黨，非常明顯。”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在處理楊虎城等部隊的工作問題時應該：“在此軍隊中的唯一責任，仍應是破壞他們的力量……決不要因為師長、旅長、團長中有了我們幾個同志或者某軍長某師長等傾向我們，便夢想我們可掌握這些部隊隨意欲為。或更幻想以我們的力量來鞏固這些部隊，以便掩護工農運動甚至發動工農運動，這都是機會主義的見解”，現在的任務“是時時準備一連一連，一排一排或個人拿起武器，到工農群眾中去，幫助工農暴動”。就這樣，1928年4月8日，皖北特委策動劉集起義，但很快遭到失敗。但中共並沒有放棄努力，之後針對楊部的暴動、兵變不斷，計有舞陽暴動、靖遠兵變、兩當兵變、蒿店兵變、耀縣起義等，以至到1936年楊與中共代表談判時明確提出希望中共“不要策動他的部隊嘩變。”（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頁。）這些兵變和暴動無疑加深了中共和楊虎城之間的矛盾。

楊虎城“對中共當時政策接受不了”，轉投蔣介石，中共號召“推翻楊虎城軍閥統治”

隨著入黨被拒和不斷發生的兵變、暴動，楊虎城對中共的表現很是失望，楊自己回憶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日益走向反動，我把國家民族的希望和我們部隊的前途寄託在共產黨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動失敗後，一個長時間我對共產黨雖沒有失望，但對中共當時的政策接受不了。”因此當1928年秋中共派人遊說楊虎城反蔣並希望楊帶領部隊靠近蘇區時，楊虎城權衡利害得失，便決定與中共保持距離了。（轉引自《楊虎城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頁。）此後，楊虎城先後依附馮玉祥和蔣介石，充任十七路軍總指揮、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等重要職務，成為西北地方的國民黨軍政大員。

這一階段中共對楊虎城的基本判斷始終沒變，認為其在政治上是與中共對立的“小軍閥”，在局部問題上與中共時有合作與妥協，帶有很大的投機成分。《陝西省軍委報告》也指出，“楊虎臣對於革命本來是動搖不定的，當其困於太和無出路時，便想與我們接近，但土地革命的艱巨工作，他決然不能勝任，所以一經蔣介石派人拉攏、挑撥，感覺槍械沒有出路，遂公開的向我們聲明，要到南京去……（楊）普遍的在軍中清黨”。（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陝西省黨史資料叢書（十七）》，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頁）。《中共陝西省委為雙十節告陝西民眾書》（1931年10月10日）也曾宣傳說：“去年國民黨軍閥楊虎城入關後，一切情形和馮玉祥時代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營業稅、特種稅、土地登記稅、民團費、清鄉費，一各樣壓榨搜刮、攤派剝削、逮捕監禁，都是照舊。”中共陝西省委視楊為反動軍閥、劊子手，因此號召“暴動起來，推翻楊虎城軍閥統治”，命令在楊虎城部隊中工作的中共黨員不斷對楊部進行“瓦解兵變”，對於那些不願意執行命令的黨員就給他們扣上“叛徒”、“托派”的帽子。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衝突，比如楊虎城入主陝西後決定興修水利，召回了陝西著名的水利專家李儀祉，另外還從德國重金聘請了兩位水利專家，但是中共山西省委負責人杜衡卻派人刺殺了兩個德國專家，並且宣揚這是反帝行動。1933年杜衡還固執的放火燒掉了具有千年歷史的香山寺，說這是反封建。這些舉動造成了不好的輿論影響，也對中共和楊虎城的關係產生了極大的破壞。

楊虎城雖與中共齷齪不斷，但仍不願與中共正面衝突，因此其在主政陝西時對中共仍是照顧有加。比如1931年劉志丹、謝子長在陝北搞土地革命，楊通過杜斌丞資助劉部槍支和金錢。劉志丹在鄰縣被捕時，楊命南漢宸把劉接到西安秘密釋放。由於楊的保護，中共在楊部的組織一直秘密存在並迅速發展。如張漢民任團長的警衛團，1934年全團有中共黨員200多人。1935年成立的綏署特務第二團有中共黨員近300名。國民黨特務宋志先曾說：“江西是共產黨集中的地方，但那裏紅是紅，白是白，紅白分明，工作比較好辦。西安這鬼地方是紅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國民黨的官，吃的是國民黨的飯，卻說的是共產黨的話，甚至做的是共產黨的事。”這也可以看出楊對中共的確不錯。

一九三六年元旦，楊虎城對十七路軍部隊講話，明確地向部隊訓練目標是對日作戰。

西安事變前後，楊虎城也未獲得延安的徹底信任

1935年楊虎城對中共態度冷淡，毛判斷“楊怕蔣特甚，一時當難建立積極關係”

1935年隨著中央紅軍長征北上陝西，中共殷切希望與坐鎮陝西的楊虎城部改善關係，以便自己在陝西立足。同時，毛澤東分析認為楊虎城所轄“十七路軍是典型的地方勢力，要擴大實力，控制地盤，對抗南京。楊虎城和中下級軍官有反蔣抗日思想。這支非蔣嫡系部隊，受蔣排斥。蔣把他們驅上反共戰場，是想達到兩敗俱傷的目的。他們與蔣的矛盾不可調和。”因而聯合楊虎城共同反蔣還是很可能的，為此中共採取了兩大措施。

一是停止暴動，1935年2月，中共中央局派汪鋒由上海回陝時指示說：在楊虎城部的共產黨，“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義，要留待將來紅軍進攻大城市時再行動。那時，搞裏應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1935年11月，毛澤東派汪鋒代表紅軍與十七路軍談判，指示說：我們不能實行那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政策，國內政策要作適當的調整。1936年9月，周恩來指示汪鋒：“抗日要聯合多數。凡是同我黨素有來往的國民黨部隊，我們就不在其中搞起義、搞兵變、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團結的工作……對楊虎城的部隊，只能搞團結，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隊伍合到閻（揆要）團來，我們絕不背著楊虎城把他的隊伍拉出來擴大紅軍。”（征鋒、閻揆要：《回憶周恩來的一次重要談話》，載十七路軍中共黨史資料征編領導小組編：《丹心素裹》，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285頁。）而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動僅剩三個月。

二是利用楊虎城與蔣介石、張學良的矛盾瓦解他們的關係，毛澤東、彭德懷於1935年12月5日致信楊虎城說：“張學良賣國成性……乃聞閣下之孫，馮兩師，亦由陝南向陝北開進，誠不識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則鄙軍並無問鼎長安之謀。如言進攻紅軍，則不計何立中，劉翰東，牛元峰，沈克等之慘敗，甯不計唐嗣桐，張漢民之覆轍。如言陝西，則閣下臥榻之側，眈眈者究是何人？蔣介石四十餘團久已深入陝甘，張學良主力近更陸續入陝。邵力子手無寸鐵，閣下已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國或張學良手下任何一人，則閣下之靖綏主任，地方權利，當有存乎？馮欽哉已為蔣介石拉去，孫蔚如能保其不為馮欽哉第二乎？”毛澤東在給楊虎城的密友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誡楊虎城說，陝甘地方勢力，如果不跟紅軍合作，則必然完全受蔣、張控制，以致盡失容身之所：“蔣、張勢力佈滿陝甘，楊虎臣先生如處甕中，舉手投足受其宰製，危險情形不可言論。為今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願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日本軍力現已發動平津，控制之後，轉瞬即及山陝。蔣雖讓出陝甘地方政權于張學良，但蔣之四十餘團兵力仍實際的控制陝甘。張學良主力入陝，一面固為對付紅軍，一面實欲對付虎臣先生。臥榻之側，勢浹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劃，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軍甚願與虎臣先生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幹。是在今日東北軍中如沈克等，均應與之聯合。甘肅鄧寶珊亦為絕無出路之人，敝軍亦願與發生關係。聞先生與之有舊，能為先容，曷勝禱企。”（《毛澤東致杜斌丞信》，1935年12月5日，並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95頁。）

然而楊虎城此時對中共雖然多有照顧，但對中共的這些示好舉動卻並不感興趣。1935年底毛澤東派汪峰去見楊虎城，楊似乎有意不與中共中央發生任何關係，表現的非常冷淡。1936年4月中旬毛澤東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楊虎城，楊竟推諉不見。這些都使中共領導人對楊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毛澤東斷定：“楊虎城怕蔣特甚，一時當難與我們建立積極關係。”據中共特使王世英後來回憶說：實際上，楊虎城有兩大疑慮：一是“害伯暴露，因為他部下有一個師長叫馮欽哉，同蔣介石有勾結”。還“害怕與我建立合作後，其部隊群眾為我爭取，及害伯蔣之發覺而遲緩。楊膽子很小”。二是“因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與十七路軍曾訂有互不侵犯協議，紅軍片面毀約，楊恐共產黨不能遵守信義。”楊虎城的態度與當時一批試圖與中共保持秘密聯繫的地方軍閥相似，他們一方面到處給自己留下後路，願意與中共保持接觸，另一方面又不願同中共明確合作反蔣的關係。因此王世英評價說，這種人“凡事謹慎機警，鬼心眼兒特別多，深恐上當，於已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攤子搞光，地位弄丟”。（《王世英報告》，1936年3月）

楊虎城對中共若即若離，毛澤東寫信要求其明確表態“為友還是為敵”

楊虎城對中共的這種冷漠態度在1936年6月發生了改變，因為此時楊因發現部下幾個團長被蔣收買而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因而“表示極迫切與我方聯合及求助”。但中共方面顯然已經對楊虎城產生了懷疑，一直負責十七路軍交通線，對十七路軍情況十分瞭解的梁明德明確認為：“對楊不要估計過高”。即使是這次楊主動找紅軍，看上去也“還不是十分需要，不過作一種不要斷的聲勢”。果不其然，在之後幾個月的接觸中，楊虎城與中共都若即若離，雙方幾經接觸，秘密協定也成就了幾個，具體落實的其實只有停戰與交通兩項，而交通還不能運貨，只能過人。正因為如此，中共內部對聯合楊虎城的結果多不樂觀，1936年7月30日謝華在給中共中央軍委的第一次報告中說：“今年2月初，上海中央派我到西北來發動西北抗日工作。在這半年當中，與十七路軍談判很多，直到現在還在繼續討論……他們態度還好，但缺乏勇氣，不敢發動。……我們現在還是耐心地進行討論的工作，我們認為不到絕望的時候決不放棄這種談判。”

楊虎城這種猶疑不定的態度讓毛澤東很惱火，因此他在1936年8月親自寫信給楊虎城，要求其表明態度：“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之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虛與委蛇的辦法，當非先生之本意。……全國各派聯合抗日漸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靜態度——若秘密之聯繫，暗中之準備，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然而楊虎城的態度並沒有多少改變，直到1936年9月兩廣事變平息後，楊虎城擔心蔣介石騰出手來對自己和十七路軍不利，害怕蔣調集大軍奪取整個陝西的實際控制權，自己地盤全失，因而“甚覺形勢急迫”。蔣介石的壓力終於促使楊決意與中共合作，他在9月上旬向中共代表提議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聯合反蔣。中共代表葉劍英、劉鼎隨後特別就楊虎城態度的突然激進電告中共中央說：“西安空氣大有變動，因為張之態度逐漸改變，前此所謂落後分子已大有變動。”這裏所說的“前此所謂落後分子”，指的就是楊虎城。（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此後，雙方終於開始積極合作。

西安事變中，楊曾對地下黨抱怨：“我現在不能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

然而，儘管雙方開始全力合作反蔣，並最終促成了西安事變的爆發，但中共對楊是“軍閥”固有印象很難輕易消除，並且楊在之前的猶豫反復也讓中共難以完全信任他。在這種情況下，在西安事變中，儘管中共視張、楊為友軍，但始終沒有把他們當作自己人。比如在西安事變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曾電令潘漢年轉告蔣介石：“在一致對日立場上，他們決不會造成割據及妨礙國防政策的，假如他們不對，我們當同蔣一道干涉他們。”（《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同時，在西安事變中共產國際記者史沫特萊擅自公佈了蔣介石與中共談判時的秘密承諾，宋子文就此事質問同樣為共產國際服務的宋慶齡，宋在寫給王明的信中說：“我自然為我們的同志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幹的。”由此可知，在中共和共產國際的心目中，楊虎城始終是個隨時可以犧牲的“外人”。

對此楊也心知肚明，當中共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楊就對中共黨員南漢宸說：“和平解決就是犧牲我，張漢卿主張和平解決並親自送蔣到南京，結果如何，現在差不多可以看出來了，回來希望不大，張的犧牲是差不多了。共產黨主張和平，可以同國民黨、蔣介石分庭抗禮，他們是平等的。我是蔣的部下，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和平解決以後，叫我怎樣對付蔣！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這種情形你為什麼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們黨的方面說話。我現在不能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頁。）後來楊還向周恩來表示“願意做你們政策犧牲品”。此外，楊還對主戰的孔從周、李振西說：“看你們傻的！和平解決是共產黨的堅決主張。他們過去沒有機會敲中央的門，現在利用東北軍、十七路軍敲開了中央的大門，人家怎能再同我們一道反對中央呢？”（張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詩》，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頁。）由此可見，他對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也是有成見的。

重慶解放後為楊虎城舉辦追悼會

建國後毛澤東評價楊虎城：“以身殉志，不亦偉乎！”

儘管中共和楊虎城都對對方頗有微詞，但西安事變的確對後來中共在西北立足居功至偉，隨著楊虎城出洋和1937年11月楊虎城回國後被蔣介石囚禁，此後中共與楊再無利益糾葛。西安事變後中共在之後與國民黨纏鬥中屢屢提及釋放張、楊的事情，比如1946年1月14日，周恩來明確提出：“放人（指張、揚）這件事立即可做。……西安事變為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團結抗戰。若沒有他兩人的贊成，也不會有民族復興節那天的歡欣。不念舊惡，是中國人民的美德，要是張、楊兩先生釋放了，西北與東北父老乃至全國人民，誰不歡欣，何必不做！”

建國後，中共對張、楊始終給予極高評價，比如1956年11月，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說道：“由於西安事變。張、楊兩將軍是千古功臣，這點是肯定的。”晚年毛澤東在讀《唐書？徐有功傳》時還想到了楊虎城，他在批註中說：“岳飛、文天祥、曾靖、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諸輩，以身殉志，不亦偉乎！”（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237頁）可見其對楊氏評價之高。

結語：楊虎城形象之演化，評價之變遷，足證革命史之紛繁蕪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