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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台灣的核心競爭力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5 03:11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一
馬英九總統的第2個4年任期即將展開，值此之際，由於內外壓力紛至沓來，諸事不順，卻是他支持度最低，不滿意度最高的時刻。對馬總統而言，應是他從政以來最大的考驗與挑戰；對台灣，以及在某種意義上，對兩岸乃至於整個中國，又何嘗不是一個關鍵時刻。
這必須從一個較大時空的宏觀角度來觀察分析。
首先，台灣戰後一甲子的發展勢頭（不是成長率），大約呈現一個倒V字型的軌跡。從1945到1990年（蔣經國1988年去世）是持續上升的，1990年以後迄今是持續下降的。其次，就四小龍作個比較，1980年代初，港、星並列第1，台灣第3，韓國殿後；30年後的今天，新加坡遙遙領先，港居次，韓反超台，台灣敬陪末座，且與韓的差距似在擴大之中。再其次，就是兩岸的對比了，無須多言，差距在急遽縮小之中，大陸沿海不少地區5到10年內追上甚至超過台灣，不讓人意外。
如何解釋？僅就台灣而言，領導人（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的執政能力與決策品質固可以解釋一部分，但更大的背景，應與全球化下的經濟邏輯有密切的關係。
全球化的邏輯是一、優化配置；二、優勝劣汰；三、優勢互補。當中國大陸自1979年決定改革開放之後，勞動力優勢就成為亞洲甚至全球資金、技術、人才趨之若鶩進行優勢互補的對象，於是大範圍內製造業之移往大陸，自然也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邏輯。CEPA、ECFA乃至自由貿易區等框架，只能是加速產業大挪移的趨勢，從而導致產業移出地區人才與資本的失血。要避免此等現象，必須在「優勝劣汰」的邏輯中去找線索。全球化時代中的優與劣，一概取決於核心競爭力，有核心競爭力，就是優、勝出；沒有核心競爭力，就是劣、淘汰。可以看到，星、韓尤其是星在這方面把握得很好，使到新加坡不但未出現人才與資金外流，反而成為人才與資本流向的中心。台灣的處境，以及台灣未來的機會，或許可以在這樣的分析中得到啟示。
台灣有沒有核心競爭力？台灣的核心競爭力又是什麼？這裡不妨以大陸知名作家、青年意見領袖韓寒首度訪台的印象作一見證，短短幾天，他的一些遭遇讓他「石化」（楞住、震住）了，他感受到在台灣每一個小老百姓身上的文化、法制與自由，這是一個民族的一切。離開台灣前，韓寒告訴一位台灣文化界的朋友，「我希望我的女兒可以來台灣受教育」。
韓寒代表的是人才，人才與錢財又通常不可分。調查顯示，70%的大陸民營企業家打算移民，而且10年之內，他們都可能變成外國人。目前移民的首選是新加坡，其次是澳、紐、美。為什麼不是才來過一次就讓韓寒喜歡上的台灣？原因是，一、可能還不了解，或還未來過；二、還受到很多政策與法規限制；三、或許，還會有一種擔憂，台灣會不會跟香港一樣，香港曾是大陸人才與資本流向的首選，但「一國」逐漸超過「兩制」的趨勢，開始讓不少人猶豫。
這就是台灣的核心競爭力了。很明顯，台灣的社會競爭力與政治競爭力在兩岸四地中獨樹一格，足以吸引當今全球最大的人才源與資金源。當此一可能變成現實或趨勢，台灣一度失去的產業與經濟競爭力將可望恢復。但所有這一切，除須進行政策法規的大幅革新外，最根本的，還在與大陸當局建立充分互信，確立一中、各表與共謀民族復興3大原則，共同構建出一個兩岸的和平框架後，才能真正實現。
這就是馬總統的歷史使命與歷史定位，這樣的使命與定位，意義不止限於台灣及兩岸，而是及於更大範圍的整個中國及中華民族。
創造經貿自由化的亮點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6 02:22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二
經貿自由化是「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中的重要項目。馬總統也宣示，將以8年內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為目標，逐步創造加入TPP的有利條件。隨著TPP成員不斷擴大，中、日、韓等競爭對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陸續到位，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工作。8年長期奮鬥固然重要，在4年任期內啟動加入TPP，才是具策略縱深之思維。
貿易順差向來是我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非但攸關經濟發展，更是促進就業機會及所得成長的關鍵。出口競爭力的核心固然在於品質、創新與價格，但在政府、產業齊心精進這些操之在我的要素之際，我們面對的是各國大量利用區域及雙邊FTA，消除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致力開拓海外市場的競爭局面。
過去4年，韓國FTA布局基本完成，日前更與中國、日本共同宣布啟動FTA談判，預計在2年內完成。另一方面TPP已經囊括亞太9國（年底前很可能增至12國）。而在馬總統上一個任期內，政府除了完成「兩岸經合架構協議」（ECFA）及「台日投保協定」這兩個小範圍的經貿協定外，其他成果非常有限。4年前政府推動兩岸ECFA時所強調的邊緣化危機，非但沒有解除，反而更加嚴重。
解除危機的第一個要項，是加速兩岸貨品及服務貿易協議之洽簽。畢竟中國大陸是台灣主要的貿易夥伴，而且其無論是關稅、服務業市場進入，乃至於投資、監管法規等，都還有很高的障礙；若能透過ECFA後續協議解決並取得先機，當然有其價值。
但兩岸協議的限制也多。首先兩岸關係牽涉敏感的政治問題；從兩岸投保協議遲遲無法完成的經驗可知，許多在國際FTA常見的條款規範，到了兩岸之間便行不通，談判上自然困難。其次對陸資、陸貨解除限制的正常化工作，短期內也無法完全到位。最後隨著中日韓預計2年內完成FTA談判，台灣出現必須先於韓國完成的時間壓力，使得中韓FTA頓時成為陸方的絕佳談判槓桿；未來其對於若干議題立場趨於強硬，並不令人意外。
在此一情勢下，加入TPP這個以APEC經濟體為核心的大型FTA，將是破除邊緣化的絕佳工具，更可取得我方在兩岸協商上的槓桿。這是我們主張馬總統在任期內就應啟動加入程序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TPP標榜為下世代FTA，其特徵在於自由化重心，由傳統的消除關稅，移轉至服務業自由化、市場結構改革與競爭、法規接軌及監管調和、勞工及環境標準等領域。這些工作因為涉及體制調整、涵蓋部會眾多，在推動上都比消除關稅複雜。但是與關稅自由化不同的是，這些自由化項目一旦完成，其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外貨外資，而是台灣所有的產業及民眾，也會同時增加對投資的吸引力。簡言之，TPP自由化的阻力，主要來自政府內部，而非社會及產業，因此馬總統應該以更高的企圖心與決心解決問題。
欲加速創造加入TPP的條件，展現準備好的誠意，我們必須提出令人驚艷的自由化亮點。仔細觀察現有9個TPP成員的背後，似乎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撇開美國不說，紐、澳是高度自由化國家，智利、秘魯屬於高度自由化的開發中國家，星、馬、汶、越則一方面代表東協，越南更在9年前才除名於低度開發國家。而有意加入後續談判的日、加、墨，或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或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反觀台灣，我們加入TPP的亮點何在？除了兩岸，台灣代表了何種自由化的意義？才是政府需要深思的問題。面對各國光速前進，與其期待8年有成，政府不如好好把握4年任期，帶領台灣成為亞洲及世界的自由化模範生。
產業創新轉型刻不容緩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7 03:22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三
總統連任就職是國家的重要慶典，理當普天同慶、薄海同歡。然而從大選後幾個月來，台灣內部卻深陷美牛進口、油電雙漲、證所稅、12年國教等泥淖之中，讓國家大典應該瀰漫的暖意中飄盪著絲絲涼意。
財政部日前公布，今年1到4月的出口比去年同期減少4.7%。面對這種就職的「歡迎式」，馬總統這個任期看來不會比2008年就職後的狀況要好。當年金融海嘯是在9月才正式爆發，這次的經濟困境卻是還沒就任就已經在絆腳。
要研判出口下降的原因，通常會往匯率變動、國際景氣、自由貿易協定等因素尋找答案，這些因素多少也都能解釋出口減少的原因。在這些因素之下，通常可以靠國際景氣逐步回穩，經濟緩步成長就能夠化險為夷。但是，當我們發現主要的貿易競爭對手出口都顯著成長，卻只有我國出口下降時，就令人擔憂了。進一步觀察，南韓今年首季的經濟成長初估為2.8%，台灣卻僅有0.4%，透露了我國在這場國際經濟競爭中已經趨於下風。
長期以來，政府缺乏魄力和手段說服民眾克服困難，以加速簽署貿易協定，這個問題已益趨嚴重。因此，短期間只要外貿表現欠佳，這都將成為主要的藉口。但是，如果對照迄今也沒簽署幾個貿易協定的美國，今年前兩個月的出口成長率高達10%，首季的經濟成長也以2.1%凌駕台灣，就顯示我國經濟競爭力相對倒退，已不是傳統幾個因素能夠充分說明的。
最令人詫異的是，納入ECFA早收清單，使得工具機對大陸出口飆升的機械業，1至4月的出口值64.3億美元，卻出現3年以來首度負成長0.9%，讓機械業期待產值突破新台幣兆元大關，躋身兆元產業的美夢泡湯。其實，機械設備對歐美出口維持成長，至東南亞也顯著成長，但在ECFA強力加持之下，對中國大陸出口卻負成長21.7％。另外，台灣對美國出口的資通訊產品前4個月大減六成，說是鎩羽而歸也不為過。這種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產業竟然也如此不堪，如果短期的未來仍然無法改善，就顯示這是產業政策的問題了，政府應該大幅修正產業政策。
台灣的產業問題其實不少，經常被提出來的是，產業和出口過於集中。以目前對中國大陸出口而言，過度集中在機電設備和機械用具。這兩類產品占台灣對大陸總出口的比重從1992年的29.3%上升到2002年的52.9%；其後一直維持在一半左右，到2011仍然有47.1%。在這次對岸出口減緩、經濟重心轉為內需之下，當然受到嚴重衝擊。
其實，在中國大陸和印度富裕之後，許多富裕型的消費型態會在兩地興起，其中會有高科技的，但也有傳統但高質化的產業，例如歐洲傳統的精品名牌就在中國大陸找到大量商機。台灣有地利、文化、語言之便，若能平均產業輔導資源到各種產業，自然可以掌握多元商機，降低產業集中的風險；若能善用大陸的市場腹地，進一步提升品質，自然可以打進其他世界市場。
因此，產業的創新和轉型是業者和政府都應高度重視的課題。以珠寶及貴金屬為例，對岸近年來大買台灣黃金，珠寶也受惠不少，其出口成長超越了整體；主因是台灣產品設計較佳且貨真價實。可是政府對這種傳統、勞力密集的產業可說完全忽視，不問其設計和品質帶來的台灣優勢。德國的印刷、化學，日本的機器人，義大利的磁磚，法國的精品，都在傳統中推陳出新，而不是在成本上升下就一股腦的外移。
產業全面性的創新和轉型是台灣經濟下一步發展的必經之路，無法快速有效執行就只有停滯與倒退，政府及企業務必念茲在茲，使其日新又新。
金融改革 勇敢向前行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8 02:54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四
金融市場的改革，是馬政府一直未碰觸的議題，但未大張旗鼓高喊「金改」，並不表示金融產業不需要革新精進。台灣金融市場的發展已有一些成果，但是金融機構的競爭力有待提升，相對亞太地區同業，我國金融業的規模、獲利能力與財務健全性仍需再強化，需要兼具突破性與延續性的作為，馬總統第2任的金改思維應定調為「調結構、促成長、強風控、重保護」。
「調結構」是金融市場改革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我國金融業普遍被形容家數太多，然而問題是同質性太高，導致同業殺價競爭。要讓金融業有差異化發展，而非陷入求生存的陷阱，必須具備有效能的整併市場，這是金融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證券業、保險業在這幾年整併案件還算活躍，例如：元大證併寶來證、凱基證併台証，目前開發金控正公開收購凱基證，未來會與大華證合併；保險業則有外商保險公司出售給本土業者，如中國人壽併購保誠人壽、富邦人壽合併安泰人壽。
十分可惜的是二次金改以錯誤手段進行銀行整併，終告失敗，導致銀行業的產業結構仍然過於分散。其中，政府控股之泛公股銀行約占我國銀行業資產的一半，而這些泛公股銀行有的業務相當同質，亦有小部分之財務健全性有待提升。在Basel III（第3版新巴塞爾協定，上調金融業的資本適足率，並重視流動性比率，以防範金融危機）強化銀行資本品質的要求，以及海外發展之所需，泛公股銀行應有整併之需要。然而泛公股銀行之整併，若跨越金融專業之考量，現階段要將其出售給民營銀行實有困難度，因此可規劃具備競爭力提升之「公公併」，讓體質較好的泛公股銀行透過審慎性的整併，強化規模與獲利能力。至於保險業的產業結構，有一些淨值為負的保險公司尚未改善或處理，整個產業面臨低利率之艱困經營環境。
「促成長」可分2個努力的方向：擴展大陸市場與調整監理心態。以銀行業而言，ECFA已簽署近2年，有關早收清單之落實仍有改進空間。目前已落實的具體承諾，包括：設立代表處滿1年可設分行、從事台資企業人民幣業務（目前僅核准1家），但是前者僅有分行，尚未有獨資銀行的設立，而後者大陸官方定義的台資企業定義過於狹窄，似未包含透過第3地區投資大陸之台商，導致此項承諾效果不大，在未來真正進行全面性人民幣業務之前，國銀在大陸分行之獲利提升與業務擴展仍然相當有限。
至於可建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專業機構、在大陸中西部與東北地區開設分行設立綠色通道，則尚未有具體落實之個案。未來在銀行業之早收清單落實與突破，考驗我國政府對陸銀在台之開放程度。而證券商、保險業之早收清單較無多大實質效果，以致對業者在大陸的業務開展無多大的助益，仍須政府爭取證券商在大陸可以提升參股比率與經營業務範圍，以及保險業在大陸參股可以突破50%的規定。
金融業者對於金管會的評論普遍是「重監理、輕發展」，近來政府推出以國人為主的理財平台與發展具兩岸特色的金融服務，目前尚未看到具體的發展高度及策略，希望未來所執行的方案可以改善業者對於金管會的看法，並且能提升業者的發展空間。
最後，「調結構、促成長」的基礎是「強風控、重保護」，亦即我國業者需強化風險控管與重視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金融業者追求獲利的同時，必須建立以全公司為定位之風險管理機制，藉以追求長期獲利；再者，對消費者必須注重風險告知與銷售適合客戶的產品，方能取得消費者的信賴，金融機構才有長遠的發展。
兼顧社會正義才有健全的財政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9 02:22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五
馬總統在「黃金十年」健全財政篇所揭示的財政政策和任務方向─「財政更健全、賦稅更公平」。但是檢視馬總統第一任內，並無具體進展，落實社會正義的呼聲達到高點。要落實社會正義，首先要解決當前財政問題，不只要進行稅制改革，更須著重於改善所得分配方式，追求財政平衡。
當前財政問題，簡單說就是長期入不敷出，收入面租稅負擔率偏低，公營事業繳庫盈餘減少；支出面雖有組織再造，但節流效益一時尚難顯現，龐大的隱藏性補貼從無對策；加上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既減稅又增加支出，使得政府赤字擴大，債務快速累積。此外，貧富差距因景氣惡化而擴大，加上租稅負擔不均，稅制對改善貧富差距的效果不彰，油電水的補貼等同補貼高所得大戶，更使社會正義倒退。
首先，在稅制面除了要提高租稅負擔率，也要平均租稅負擔。所得稅的改革重點應重於資本利得，以「低稅率」方式「擴大稅基」。證券交易所得的稅制改革「先求有再求好」，行政院版本短期內做到「相對的公平」，在執行上要注意避免造成徵納雙方的交易成本太高以及稅基流失。至於不動產的資本利得，不公平的現象最為嚴重，財政健全小組應列為「最優先課題」，並儘速研擬如何利用實價登錄基礎，落實不動產交易採取實價課徵。這是最能具體兼顧「社會正義」和「財政健全」的改革重點，甚至有助於抑制房市飆漲，消除民怨。
在消費稅方面，應設法提高比重，因為消費稅具有鼓勵儲蓄、增進資本形成，對經濟發展有正面效果，且台灣地區的加值稅稅率全球最低（只有5%），相較於歐洲國家平均20%的高稅率，可從調高稅率方面著手，但為降低其累退效果，宜增加民生必需品（如食品）的免稅範圍，另一方面提高高所得者消費商品的稅率，將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問題。另外，綠色稅制應儘速推動，部分稅收可用於補貼大眾運輸系統和遭受能源價格上漲衝擊較大的低所得者，給予「所得補貼」，以減少對所得分配面的衝擊。
在財產稅方面，應朝向調高稅基方向努力。財政部應善用統籌分配稅款和補助款等誘因，促使地方政府利用實價登錄資料逐漸調高不動產（尤其是非自用）持有稅的稅基，也就是將地價稅的公告地價、房屋稅的房屋評定現值朝向接近市價方向調整。再搭配上述的土地增值稅按照交易實價課稅，則不但可充裕地方稅收，改善地方財政，減少對中央政府的依賴，發揮財產稅受益者付費的精神，又可平均社會財富。
在公共支出方面，我國政府預算占GDP比重其實並不算大，縮減空間有限，因此國營事業在水電費率合理化的同時，也應一併改革，提升效率，減少不當補貼；錦上添花式的租稅減免等稅式支出要嚴格控管；在活路外交和兩岸關係改善之際，為兌現和平紅利，國防外交支出仍有檢討空間。公共建設應該引導過剩游資的投入，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社會福利應訂定排富條款，社會保險方面則需落實財務自主平衡，保費和給付都應大刀闊斧改革，儘速解決龐大的隱藏性債務問題。
公共債務法方面，非不得已切勿再增加舉債空間；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訂，更要著重於財政紀律，促使各級政府開源節流，善盡財政努力，落實地方政府的自我負責精神。唯有如此多管齊下，財政才有改善的可能，我們期勉馬總統能在第二任期內能掌握優先順序，具體落實兼顧社會正義的財政改革。
調整領導風格 帶領台灣衝破難關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20 02:04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六
馬總統第1任領導台灣因應全球金融危機，開啟兩岸和平發展新局，推動多項重大改革，政績應受肯定，但一路走來卻顛顛簸簸，爭議不斷。近月美牛、油電雙漲、復徵證所稅等重大施政，立意用心固佳，但卻引發民意強烈反彈，民調滿意度創新低，何以致此，關鍵就出在總統的領導風格與決策模式。
我國憲政體制上總統是團結國家的重要象徵，但總統直選後憲政精神又轉為向總統制傾斜的雙首長制，總統和行政院長的分工拿捏不易。而馬總統又兼任國民黨主席，黨政分野及對黨籍立委的指揮駕馭，均可能混淆總統的角色，加上社會對總統角色的期待在不同環境下往往有所不同，所以，當馬總統對自我角色拿捏不準時，就難免陷入領導困境。
馬總統第1任初期刻意退居第二線，因而被譏評為「宅男總統」；八八水災後，馬總統領導風格明顯轉變，遇事經常站到第一線，並透過內閣向總統報告形式，直接指揮施政，再加上重視細節個性，讓人感覺總統無事不管，以致被批評失去總統高度。
對黨籍立委的領導，因為缺乏有效的黨內溝通機制，致令馬總統和立法院的關係亦備受關切。黨籍立委自主性過強，施政難以貫徹，箭頭往往指向馬總統領導無方，放縱立法院亂象，「完全執政」不能「完全負責」；一旦強勢介入立法院運作，又被批評漠視民意，讓立法院淪為橡皮圖章。
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模式也是導致施政爭議不斷的根源。馬總統有學者的執著性格，能夠堅持理念，但因用人同質性高，對政策主觀性過強，再加上決策圈小，核心決策往往由少數人決定，以致容易和基層民意脫節。
馬總統又過於重視媒體反應，決策一味求快，缺乏事前充分評估及建立完整配套，經常引發爭議並被迫作出修正，從而讓外界感覺決策反覆不定，甚至還被貼上「無能」的標籤。
歷經多次民意的衝擊洗禮，我們期許馬總統在520第2任就職後，能夠脫胎換骨，展現令人耳目一新的領導及治國能力。馬總統應該充分認知當下對國家的責任及角色定位。台灣生存發展命脈在經濟，面對數十年來全球經濟最大的難關，以及中國大陸崛起帶來的巨大挑戰，總統的最大責任須帶領台灣衝破難關，進而引領經濟脫胎換骨，讓人民能過好日子。總統也須充分發揮國家元首的角色與功能，帶給人民信心與希望，鼓舞士氣，團結全民力量。
在具體施政作為上，要降低爭議與阻力，亦應妥適安排優先順序。面對內外重大變局，政府施政應兼顧安定與求新求變，要有改革的決心與魄力，但須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切勿因躁進而壞了大局。
在領導統馭上，總統應展現高度，體現責任政治精神，賦予閣揆更大的決策及用人權限，但也課予更大責任，做不好就換人。政府施政亦要貫徹分層負責，讓政務官及事務官各司其職及承擔應有責任，政務才能上軌道。
馬總統已無連任壓力，應更加重視黨政分際，為樹立政黨政治的典範作出努力。對黨籍立委的統馭，須更加重視制度建立與事前溝通，決策才不致偏離民意，也才不會有「跛腳」的問題。
總而言之，總統領導及治理國家，須有前瞻宏觀的完整施政理念，也要有恢宏的胸襟氣度，察納雅言，廣納人才，更要遵守民主憲政的精神，貫徹以民意為基礎的施政作為，則國家前景自能豁然開朗，這也是我們對馬總統第2任的深切期許。
興利要及時：有感，有感，再有感！
【聯合報╱社論】2012.05.23 01:46 am
馬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啟動了，第一個四年既以「檢討，檢討，再檢討；改進，改進，再改進；努力，努力，再努力」收尾，這一個四年一定要走出被動、負向、消極的施政情態，以主動、正向、積極提振頹象已現的經濟，及時興利，以密集、「有感，有感，再有感」的政策，讓台灣經濟成長、國民所得增加、全民幸福感提升！
馬總統在今年一月勝選後，原期望乘勝追擊，由最困難的制度改革出發，但制度改革之難，正在於它代表的是資源重分配，勢必引發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因而確實需要勇氣，但更需要智慧，必須選對時機、排定順序、做好配套，否則有勇無謀，也難以成事。美牛、油電雙漲、開徵證所稅等都是影響廣泛的變革，用股市術語來說，更是「短空長多」的政策，亦即會讓人民短期痛苦、引發不滿、少數人承擔損失；但若能有序推展，則可於未來發生效益。可是，這些改革既是影響深遠，就不會如出疹子般發一次就免疫，因為痛苦會累積、不滿會蔓延、損失會擴散，短空集結可能轉為中長空，反而形成政策推動的阻礙，預期中的長多不現，短空的訴求也失去施力點，以致陷入當前這種進不得、退不得的困局。
在重大政策推進的態度上，金融海嘯後歐美的經驗很有參考價值。以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為例，希臘做假帳、揮霍無度、債台高築，遺害子孫，也波及歐元貨幣聯盟國家，以紓困逼迫希臘緊縮財政支出，可說是天經地義。但是，如果希臘只是無窮無盡的節衣縮食、看不到光明的未來，那裡還有做下去的動力？度不過短空，就別想長多，這是無奈，也是現實。因此，歐洲經濟政策經過幾番周折之後，如今在一次次政治不信任投票下面臨改弦易轍，須在長期的財政撙節大原則下，放鬆短期目標，再佐以促進成長之策。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想通這個道理，獲得了很多教訓，但代價未免太大，台灣也要再虛耗三年嗎？
再看美國的例子。去年八月，歐巴馬總統面臨國家債務上限無法提高、標準普爾取消三Ａ頂級信用評等的連續衝擊，全球也連爆兩次股災，但經過協商，美國國會終於同意在長期達成財政平衡下，維持短期財政擴張，讓美國經濟不致遭受財政政策快速退場的打擊。此外，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三年來，以量化寬鬆、宣示長期超低利率等方式注入市場流動性，以堅定的承諾及執行，為企業經營擴張提供穩定而強力的後盾，由今看來，更是不達目的，絕不中止。這樣的貨幣政策讓他遭到新興國家撻伐、國內學者也憂心通膨復熾，但美國經濟看得到的復甦顯已壓倒了這些批評。這說明了，沒有完美的政策，但必須做出取捨時就要堅定而行，這是政策的威信。
歐美的例子很清楚告訴政府，政府當然要推動制度改革，但必須看清楚國家當前的優先順序是什麼；愛情與麵包，任誰都想兼而得之，沒有愛情的麵包確實乏味，但沒有麵包的愛情又豈能天長地久？以當前台灣經濟面臨的惡劣情勢而言，麵包的分量再不加重，恐怕連追求愛情的能量都沒有了。因此，政府經濟施政應該在制度改革之外，增加興利的元素，而且是在此時此刻的當下，正所謂「愛要即時」，政府愛民之策，就是「興利要及時」，以短多積累長多，既促進經濟成長，並提升台灣發展願景的能見度。
處此進退兩難之境，既定的制度改革不必喊停，但政府必須負起責任來，再次檢視其優先順序，按部就班來做。更重要的是，須立即在興利方面尋求突破，而且要跳脫「要興就興大利」的既有思維，從很多經貿政策面的鬆綁做起，積眾多的小利即是大利，同樣能讓民眾感受到政府動起來；畢竟，興大利與制度改革一樣，需要規劃、需要時間，但民眾已等得不耐煩了；再者，國家財政當然要健全，但刺激需求的財政政策未必是絕對的禁忌，如果是有長短期效益的公共投資，例如寬頻建設的改善，何以不能積極進行？人民現在需要看到的不是空泛的口號，拿出行動，比什麼都重要，更有說服力！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5 03:11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一
馬英九總統的第2個4年任期即將展開，值此之際，由於內外壓力紛至沓來，諸事不順，卻是他支持度最低，不滿意度最高的時刻。對馬總統而言，應是他從政以來最大的考驗與挑戰；對台灣，以及在某種意義上，對兩岸乃至於整個中國，又何嘗不是一個關鍵時刻。
這必須從一個較大時空的宏觀角度來觀察分析。
首先，台灣戰後一甲子的發展勢頭（不是成長率），大約呈現一個倒V字型的軌跡。從1945到1990年（蔣經國1988年去世）是持續上升的，1990年以後迄今是持續下降的。其次，就四小龍作個比較，1980年代初，港、星並列第1，台灣第3，韓國殿後；30年後的今天，新加坡遙遙領先，港居次，韓反超台，台灣敬陪末座，且與韓的差距似在擴大之中。再其次，就是兩岸的對比了，無須多言，差距在急遽縮小之中，大陸沿海不少地區5到10年內追上甚至超過台灣，不讓人意外。
如何解釋？僅就台灣而言，領導人（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的執政能力與決策品質固可以解釋一部分，但更大的背景，應與全球化下的經濟邏輯有密切的關係。
全球化的邏輯是一、優化配置；二、優勝劣汰；三、優勢互補。當中國大陸自1979年決定改革開放之後，勞動力優勢就成為亞洲甚至全球資金、技術、人才趨之若鶩進行優勢互補的對象，於是大範圍內製造業之移往大陸，自然也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邏輯。CEPA、ECFA乃至自由貿易區等框架，只能是加速產業大挪移的趨勢，從而導致產業移出地區人才與資本的失血。要避免此等現象，必須在「優勝劣汰」的邏輯中去找線索。全球化時代中的優與劣，一概取決於核心競爭力，有核心競爭力，就是優、勝出；沒有核心競爭力，就是劣、淘汰。可以看到，星、韓尤其是星在這方面把握得很好，使到新加坡不但未出現人才與資金外流，反而成為人才與資本流向的中心。台灣的處境，以及台灣未來的機會，或許可以在這樣的分析中得到啟示。
台灣有沒有核心競爭力？台灣的核心競爭力又是什麼？這裡不妨以大陸知名作家、青年意見領袖韓寒首度訪台的印象作一見證，短短幾天，他的一些遭遇讓他「石化」（楞住、震住）了，他感受到在台灣每一個小老百姓身上的文化、法制與自由，這是一個民族的一切。離開台灣前，韓寒告訴一位台灣文化界的朋友，「我希望我的女兒可以來台灣受教育」。
韓寒代表的是人才，人才與錢財又通常不可分。調查顯示，70%的大陸民營企業家打算移民，而且10年之內，他們都可能變成外國人。目前移民的首選是新加坡，其次是澳、紐、美。為什麼不是才來過一次就讓韓寒喜歡上的台灣？原因是，一、可能還不了解，或還未來過；二、還受到很多政策與法規限制；三、或許，還會有一種擔憂，台灣會不會跟香港一樣，香港曾是大陸人才與資本流向的首選，但「一國」逐漸超過「兩制」的趨勢，開始讓不少人猶豫。
這就是台灣的核心競爭力了。很明顯，台灣的社會競爭力與政治競爭力在兩岸四地中獨樹一格，足以吸引當今全球最大的人才源與資金源。當此一可能變成現實或趨勢，台灣一度失去的產業與經濟競爭力將可望恢復。但所有這一切，除須進行政策法規的大幅革新外，最根本的，還在與大陸當局建立充分互信，確立一中、各表與共謀民族復興3大原則，共同構建出一個兩岸的和平框架後，才能真正實現。
這就是馬總統的歷史使命與歷史定位，這樣的使命與定位，意義不止限於台灣及兩岸，而是及於更大範圍的整個中國及中華民族。
創造經貿自由化的亮點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6 02:22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二
經貿自由化是「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中的重要項目。馬總統也宣示，將以8年內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為目標，逐步創造加入TPP的有利條件。隨著TPP成員不斷擴大，中、日、韓等競爭對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陸續到位，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工作。8年長期奮鬥固然重要，在4年任期內啟動加入TPP，才是具策略縱深之思維。
貿易順差向來是我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非但攸關經濟發展，更是促進就業機會及所得成長的關鍵。出口競爭力的核心固然在於品質、創新與價格，但在政府、產業齊心精進這些操之在我的要素之際，我們面對的是各國大量利用區域及雙邊FTA，消除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致力開拓海外市場的競爭局面。
過去4年，韓國FTA布局基本完成，日前更與中國、日本共同宣布啟動FTA談判，預計在2年內完成。另一方面TPP已經囊括亞太9國（年底前很可能增至12國）。而在馬總統上一個任期內，政府除了完成「兩岸經合架構協議」（ECFA）及「台日投保協定」這兩個小範圍的經貿協定外，其他成果非常有限。4年前政府推動兩岸ECFA時所強調的邊緣化危機，非但沒有解除，反而更加嚴重。
解除危機的第一個要項，是加速兩岸貨品及服務貿易協議之洽簽。畢竟中國大陸是台灣主要的貿易夥伴，而且其無論是關稅、服務業市場進入，乃至於投資、監管法規等，都還有很高的障礙；若能透過ECFA後續協議解決並取得先機，當然有其價值。
但兩岸協議的限制也多。首先兩岸關係牽涉敏感的政治問題；從兩岸投保協議遲遲無法完成的經驗可知，許多在國際FTA常見的條款規範，到了兩岸之間便行不通，談判上自然困難。其次對陸資、陸貨解除限制的正常化工作，短期內也無法完全到位。最後隨著中日韓預計2年內完成FTA談判，台灣出現必須先於韓國完成的時間壓力，使得中韓FTA頓時成為陸方的絕佳談判槓桿；未來其對於若干議題立場趨於強硬，並不令人意外。
在此一情勢下，加入TPP這個以APEC經濟體為核心的大型FTA，將是破除邊緣化的絕佳工具，更可取得我方在兩岸協商上的槓桿。這是我們主張馬總統在任期內就應啟動加入程序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TPP標榜為下世代FTA，其特徵在於自由化重心，由傳統的消除關稅，移轉至服務業自由化、市場結構改革與競爭、法規接軌及監管調和、勞工及環境標準等領域。這些工作因為涉及體制調整、涵蓋部會眾多，在推動上都比消除關稅複雜。但是與關稅自由化不同的是，這些自由化項目一旦完成，其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外貨外資，而是台灣所有的產業及民眾，也會同時增加對投資的吸引力。簡言之，TPP自由化的阻力，主要來自政府內部，而非社會及產業，因此馬總統應該以更高的企圖心與決心解決問題。
欲加速創造加入TPP的條件，展現準備好的誠意，我們必須提出令人驚艷的自由化亮點。仔細觀察現有9個TPP成員的背後，似乎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撇開美國不說，紐、澳是高度自由化國家，智利、秘魯屬於高度自由化的開發中國家，星、馬、汶、越則一方面代表東協，越南更在9年前才除名於低度開發國家。而有意加入後續談判的日、加、墨，或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或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反觀台灣，我們加入TPP的亮點何在？除了兩岸，台灣代表了何種自由化的意義？才是政府需要深思的問題。面對各國光速前進，與其期待8年有成，政府不如好好把握4年任期，帶領台灣成為亞洲及世界的自由化模範生。
產業創新轉型刻不容緩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7 03:22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三
總統連任就職是國家的重要慶典，理當普天同慶、薄海同歡。然而從大選後幾個月來，台灣內部卻深陷美牛進口、油電雙漲、證所稅、12年國教等泥淖之中，讓國家大典應該瀰漫的暖意中飄盪著絲絲涼意。
財政部日前公布，今年1到4月的出口比去年同期減少4.7%。面對這種就職的「歡迎式」，馬總統這個任期看來不會比2008年就職後的狀況要好。當年金融海嘯是在9月才正式爆發，這次的經濟困境卻是還沒就任就已經在絆腳。
要研判出口下降的原因，通常會往匯率變動、國際景氣、自由貿易協定等因素尋找答案，這些因素多少也都能解釋出口減少的原因。在這些因素之下，通常可以靠國際景氣逐步回穩，經濟緩步成長就能夠化險為夷。但是，當我們發現主要的貿易競爭對手出口都顯著成長，卻只有我國出口下降時，就令人擔憂了。進一步觀察，南韓今年首季的經濟成長初估為2.8%，台灣卻僅有0.4%，透露了我國在這場國際經濟競爭中已經趨於下風。
長期以來，政府缺乏魄力和手段說服民眾克服困難，以加速簽署貿易協定，這個問題已益趨嚴重。因此，短期間只要外貿表現欠佳，這都將成為主要的藉口。但是，如果對照迄今也沒簽署幾個貿易協定的美國，今年前兩個月的出口成長率高達10%，首季的經濟成長也以2.1%凌駕台灣，就顯示我國經濟競爭力相對倒退，已不是傳統幾個因素能夠充分說明的。
最令人詫異的是，納入ECFA早收清單，使得工具機對大陸出口飆升的機械業，1至4月的出口值64.3億美元，卻出現3年以來首度負成長0.9%，讓機械業期待產值突破新台幣兆元大關，躋身兆元產業的美夢泡湯。其實，機械設備對歐美出口維持成長，至東南亞也顯著成長，但在ECFA強力加持之下，對中國大陸出口卻負成長21.7％。另外，台灣對美國出口的資通訊產品前4個月大減六成，說是鎩羽而歸也不為過。這種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產業竟然也如此不堪，如果短期的未來仍然無法改善，就顯示這是產業政策的問題了，政府應該大幅修正產業政策。
台灣的產業問題其實不少，經常被提出來的是，產業和出口過於集中。以目前對中國大陸出口而言，過度集中在機電設備和機械用具。這兩類產品占台灣對大陸總出口的比重從1992年的29.3%上升到2002年的52.9%；其後一直維持在一半左右，到2011仍然有47.1%。在這次對岸出口減緩、經濟重心轉為內需之下，當然受到嚴重衝擊。
其實，在中國大陸和印度富裕之後，許多富裕型的消費型態會在兩地興起，其中會有高科技的，但也有傳統但高質化的產業，例如歐洲傳統的精品名牌就在中國大陸找到大量商機。台灣有地利、文化、語言之便，若能平均產業輔導資源到各種產業，自然可以掌握多元商機，降低產業集中的風險；若能善用大陸的市場腹地，進一步提升品質，自然可以打進其他世界市場。
因此，產業的創新和轉型是業者和政府都應高度重視的課題。以珠寶及貴金屬為例，對岸近年來大買台灣黃金，珠寶也受惠不少，其出口成長超越了整體；主因是台灣產品設計較佳且貨真價實。可是政府對這種傳統、勞力密集的產業可說完全忽視，不問其設計和品質帶來的台灣優勢。德國的印刷、化學，日本的機器人，義大利的磁磚，法國的精品，都在傳統中推陳出新，而不是在成本上升下就一股腦的外移。
產業全面性的創新和轉型是台灣經濟下一步發展的必經之路，無法快速有效執行就只有停滯與倒退，政府及企業務必念茲在茲，使其日新又新。
金融改革 勇敢向前行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8 02:54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四
金融市場的改革，是馬政府一直未碰觸的議題，但未大張旗鼓高喊「金改」，並不表示金融產業不需要革新精進。台灣金融市場的發展已有一些成果，但是金融機構的競爭力有待提升，相對亞太地區同業，我國金融業的規模、獲利能力與財務健全性仍需再強化，需要兼具突破性與延續性的作為，馬總統第2任的金改思維應定調為「調結構、促成長、強風控、重保護」。
「調結構」是金融市場改革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我國金融業普遍被形容家數太多，然而問題是同質性太高，導致同業殺價競爭。要讓金融業有差異化發展，而非陷入求生存的陷阱，必須具備有效能的整併市場，這是金融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證券業、保險業在這幾年整併案件還算活躍，例如：元大證併寶來證、凱基證併台証，目前開發金控正公開收購凱基證，未來會與大華證合併；保險業則有外商保險公司出售給本土業者，如中國人壽併購保誠人壽、富邦人壽合併安泰人壽。
十分可惜的是二次金改以錯誤手段進行銀行整併，終告失敗，導致銀行業的產業結構仍然過於分散。其中，政府控股之泛公股銀行約占我國銀行業資產的一半，而這些泛公股銀行有的業務相當同質，亦有小部分之財務健全性有待提升。在Basel III（第3版新巴塞爾協定，上調金融業的資本適足率，並重視流動性比率，以防範金融危機）強化銀行資本品質的要求，以及海外發展之所需，泛公股銀行應有整併之需要。然而泛公股銀行之整併，若跨越金融專業之考量，現階段要將其出售給民營銀行實有困難度，因此可規劃具備競爭力提升之「公公併」，讓體質較好的泛公股銀行透過審慎性的整併，強化規模與獲利能力。至於保險業的產業結構，有一些淨值為負的保險公司尚未改善或處理，整個產業面臨低利率之艱困經營環境。
「促成長」可分2個努力的方向：擴展大陸市場與調整監理心態。以銀行業而言，ECFA已簽署近2年，有關早收清單之落實仍有改進空間。目前已落實的具體承諾，包括：設立代表處滿1年可設分行、從事台資企業人民幣業務（目前僅核准1家），但是前者僅有分行，尚未有獨資銀行的設立，而後者大陸官方定義的台資企業定義過於狹窄，似未包含透過第3地區投資大陸之台商，導致此項承諾效果不大，在未來真正進行全面性人民幣業務之前，國銀在大陸分行之獲利提升與業務擴展仍然相當有限。
至於可建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專業機構、在大陸中西部與東北地區開設分行設立綠色通道，則尚未有具體落實之個案。未來在銀行業之早收清單落實與突破，考驗我國政府對陸銀在台之開放程度。而證券商、保險業之早收清單較無多大實質效果，以致對業者在大陸的業務開展無多大的助益，仍須政府爭取證券商在大陸可以提升參股比率與經營業務範圍，以及保險業在大陸參股可以突破50%的規定。
金融業者對於金管會的評論普遍是「重監理、輕發展」，近來政府推出以國人為主的理財平台與發展具兩岸特色的金融服務，目前尚未看到具體的發展高度及策略，希望未來所執行的方案可以改善業者對於金管會的看法，並且能提升業者的發展空間。
最後，「調結構、促成長」的基礎是「強風控、重保護」，亦即我國業者需強化風險控管與重視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金融業者追求獲利的同時，必須建立以全公司為定位之風險管理機制，藉以追求長期獲利；再者，對消費者必須注重風險告知與銷售適合客戶的產品，方能取得消費者的信賴，金融機構才有長遠的發展。
兼顧社會正義才有健全的財政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19 02:22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五
馬總統在「黃金十年」健全財政篇所揭示的財政政策和任務方向─「財政更健全、賦稅更公平」。但是檢視馬總統第一任內，並無具體進展，落實社會正義的呼聲達到高點。要落實社會正義，首先要解決當前財政問題，不只要進行稅制改革，更須著重於改善所得分配方式，追求財政平衡。
當前財政問題，簡單說就是長期入不敷出，收入面租稅負擔率偏低，公營事業繳庫盈餘減少；支出面雖有組織再造，但節流效益一時尚難顯現，龐大的隱藏性補貼從無對策；加上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既減稅又增加支出，使得政府赤字擴大，債務快速累積。此外，貧富差距因景氣惡化而擴大，加上租稅負擔不均，稅制對改善貧富差距的效果不彰，油電水的補貼等同補貼高所得大戶，更使社會正義倒退。
首先，在稅制面除了要提高租稅負擔率，也要平均租稅負擔。所得稅的改革重點應重於資本利得，以「低稅率」方式「擴大稅基」。證券交易所得的稅制改革「先求有再求好」，行政院版本短期內做到「相對的公平」，在執行上要注意避免造成徵納雙方的交易成本太高以及稅基流失。至於不動產的資本利得，不公平的現象最為嚴重，財政健全小組應列為「最優先課題」，並儘速研擬如何利用實價登錄基礎，落實不動產交易採取實價課徵。這是最能具體兼顧「社會正義」和「財政健全」的改革重點，甚至有助於抑制房市飆漲，消除民怨。
在消費稅方面，應設法提高比重，因為消費稅具有鼓勵儲蓄、增進資本形成，對經濟發展有正面效果，且台灣地區的加值稅稅率全球最低（只有5%），相較於歐洲國家平均20%的高稅率，可從調高稅率方面著手，但為降低其累退效果，宜增加民生必需品（如食品）的免稅範圍，另一方面提高高所得者消費商品的稅率，將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問題。另外，綠色稅制應儘速推動，部分稅收可用於補貼大眾運輸系統和遭受能源價格上漲衝擊較大的低所得者，給予「所得補貼」，以減少對所得分配面的衝擊。
在財產稅方面，應朝向調高稅基方向努力。財政部應善用統籌分配稅款和補助款等誘因，促使地方政府利用實價登錄資料逐漸調高不動產（尤其是非自用）持有稅的稅基，也就是將地價稅的公告地價、房屋稅的房屋評定現值朝向接近市價方向調整。再搭配上述的土地增值稅按照交易實價課稅，則不但可充裕地方稅收，改善地方財政，減少對中央政府的依賴，發揮財產稅受益者付費的精神，又可平均社會財富。
在公共支出方面，我國政府預算占GDP比重其實並不算大，縮減空間有限，因此國營事業在水電費率合理化的同時，也應一併改革，提升效率，減少不當補貼；錦上添花式的租稅減免等稅式支出要嚴格控管；在活路外交和兩岸關係改善之際，為兌現和平紅利，國防外交支出仍有檢討空間。公共建設應該引導過剩游資的投入，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社會福利應訂定排富條款，社會保險方面則需落實財務自主平衡，保費和給付都應大刀闊斧改革，儘速解決龐大的隱藏性債務問題。
公共債務法方面，非不得已切勿再增加舉債空間；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訂，更要著重於財政紀律，促使各級政府開源節流，善盡財政努力，落實地方政府的自我負責精神。唯有如此多管齊下，財政才有改善的可能，我們期勉馬總統能在第二任期內能掌握優先順序，具體落實兼顧社會正義的財政改革。
調整領導風格 帶領台灣衝破難關
【經濟日報╱社論】2012.05.20 02:04 am
改革啟動─給馬總統建言六之六
馬總統第1任領導台灣因應全球金融危機，開啟兩岸和平發展新局，推動多項重大改革，政績應受肯定，但一路走來卻顛顛簸簸，爭議不斷。近月美牛、油電雙漲、復徵證所稅等重大施政，立意用心固佳，但卻引發民意強烈反彈，民調滿意度創新低，何以致此，關鍵就出在總統的領導風格與決策模式。
我國憲政體制上總統是團結國家的重要象徵，但總統直選後憲政精神又轉為向總統制傾斜的雙首長制，總統和行政院長的分工拿捏不易。而馬總統又兼任國民黨主席，黨政分野及對黨籍立委的指揮駕馭，均可能混淆總統的角色，加上社會對總統角色的期待在不同環境下往往有所不同，所以，當馬總統對自我角色拿捏不準時，就難免陷入領導困境。
馬總統第1任初期刻意退居第二線，因而被譏評為「宅男總統」；八八水災後，馬總統領導風格明顯轉變，遇事經常站到第一線，並透過內閣向總統報告形式，直接指揮施政，再加上重視細節個性，讓人感覺總統無事不管，以致被批評失去總統高度。
對黨籍立委的領導，因為缺乏有效的黨內溝通機制，致令馬總統和立法院的關係亦備受關切。黨籍立委自主性過強，施政難以貫徹，箭頭往往指向馬總統領導無方，放縱立法院亂象，「完全執政」不能「完全負責」；一旦強勢介入立法院運作，又被批評漠視民意，讓立法院淪為橡皮圖章。
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模式也是導致施政爭議不斷的根源。馬總統有學者的執著性格，能夠堅持理念，但因用人同質性高，對政策主觀性過強，再加上決策圈小，核心決策往往由少數人決定，以致容易和基層民意脫節。
馬總統又過於重視媒體反應，決策一味求快，缺乏事前充分評估及建立完整配套，經常引發爭議並被迫作出修正，從而讓外界感覺決策反覆不定，甚至還被貼上「無能」的標籤。
歷經多次民意的衝擊洗禮，我們期許馬總統在520第2任就職後，能夠脫胎換骨，展現令人耳目一新的領導及治國能力。馬總統應該充分認知當下對國家的責任及角色定位。台灣生存發展命脈在經濟，面對數十年來全球經濟最大的難關，以及中國大陸崛起帶來的巨大挑戰，總統的最大責任須帶領台灣衝破難關，進而引領經濟脫胎換骨，讓人民能過好日子。總統也須充分發揮國家元首的角色與功能，帶給人民信心與希望，鼓舞士氣，團結全民力量。
在具體施政作為上，要降低爭議與阻力，亦應妥適安排優先順序。面對內外重大變局，政府施政應兼顧安定與求新求變，要有改革的決心與魄力，但須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切勿因躁進而壞了大局。
在領導統馭上，總統應展現高度，體現責任政治精神，賦予閣揆更大的決策及用人權限，但也課予更大責任，做不好就換人。政府施政亦要貫徹分層負責，讓政務官及事務官各司其職及承擔應有責任，政務才能上軌道。
馬總統已無連任壓力，應更加重視黨政分際，為樹立政黨政治的典範作出努力。對黨籍立委的統馭，須更加重視制度建立與事前溝通，決策才不致偏離民意，也才不會有「跛腳」的問題。
總而言之，總統領導及治理國家，須有前瞻宏觀的完整施政理念，也要有恢宏的胸襟氣度，察納雅言，廣納人才，更要遵守民主憲政的精神，貫徹以民意為基礎的施政作為，則國家前景自能豁然開朗，這也是我們對馬總統第2任的深切期許。
興利要及時：有感，有感，再有感！
【聯合報╱社論】2012.05.23 01:46 am
馬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啟動了，第一個四年既以「檢討，檢討，再檢討；改進，改進，再改進；努力，努力，再努力」收尾，這一個四年一定要走出被動、負向、消極的施政情態，以主動、正向、積極提振頹象已現的經濟，及時興利，以密集、「有感，有感，再有感」的政策，讓台灣經濟成長、國民所得增加、全民幸福感提升！
馬總統在今年一月勝選後，原期望乘勝追擊，由最困難的制度改革出發，但制度改革之難，正在於它代表的是資源重分配，勢必引發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因而確實需要勇氣，但更需要智慧，必須選對時機、排定順序、做好配套，否則有勇無謀，也難以成事。美牛、油電雙漲、開徵證所稅等都是影響廣泛的變革，用股市術語來說，更是「短空長多」的政策，亦即會讓人民短期痛苦、引發不滿、少數人承擔損失；但若能有序推展，則可於未來發生效益。可是，這些改革既是影響深遠，就不會如出疹子般發一次就免疫，因為痛苦會累積、不滿會蔓延、損失會擴散，短空集結可能轉為中長空，反而形成政策推動的阻礙，預期中的長多不現，短空的訴求也失去施力點，以致陷入當前這種進不得、退不得的困局。
在重大政策推進的態度上，金融海嘯後歐美的經驗很有參考價值。以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為例，希臘做假帳、揮霍無度、債台高築，遺害子孫，也波及歐元貨幣聯盟國家，以紓困逼迫希臘緊縮財政支出，可說是天經地義。但是，如果希臘只是無窮無盡的節衣縮食、看不到光明的未來，那裡還有做下去的動力？度不過短空，就別想長多，這是無奈，也是現實。因此，歐洲經濟政策經過幾番周折之後，如今在一次次政治不信任投票下面臨改弦易轍，須在長期的財政撙節大原則下，放鬆短期目標，再佐以促進成長之策。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想通這個道理，獲得了很多教訓，但代價未免太大，台灣也要再虛耗三年嗎？
再看美國的例子。去年八月，歐巴馬總統面臨國家債務上限無法提高、標準普爾取消三Ａ頂級信用評等的連續衝擊，全球也連爆兩次股災，但經過協商，美國國會終於同意在長期達成財政平衡下，維持短期財政擴張，讓美國經濟不致遭受財政政策快速退場的打擊。此外，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三年來，以量化寬鬆、宣示長期超低利率等方式注入市場流動性，以堅定的承諾及執行，為企業經營擴張提供穩定而強力的後盾，由今看來，更是不達目的，絕不中止。這樣的貨幣政策讓他遭到新興國家撻伐、國內學者也憂心通膨復熾，但美國經濟看得到的復甦顯已壓倒了這些批評。這說明了，沒有完美的政策，但必須做出取捨時就要堅定而行，這是政策的威信。
歐美的例子很清楚告訴政府，政府當然要推動制度改革，但必須看清楚國家當前的優先順序是什麼；愛情與麵包，任誰都想兼而得之，沒有愛情的麵包確實乏味，但沒有麵包的愛情又豈能天長地久？以當前台灣經濟面臨的惡劣情勢而言，麵包的分量再不加重，恐怕連追求愛情的能量都沒有了。因此，政府經濟施政應該在制度改革之外，增加興利的元素，而且是在此時此刻的當下，正所謂「愛要即時」，政府愛民之策，就是「興利要及時」，以短多積累長多，既促進經濟成長，並提升台灣發展願景的能見度。
處此進退兩難之境，既定的制度改革不必喊停，但政府必須負起責任來，再次檢視其優先順序，按部就班來做。更重要的是，須立即在興利方面尋求突破，而且要跳脫「要興就興大利」的既有思維，從很多經貿政策面的鬆綁做起，積眾多的小利即是大利，同樣能讓民眾感受到政府動起來；畢竟，興大利與制度改革一樣，需要規劃、需要時間，但民眾已等得不耐煩了；再者，國家財政當然要健全，但刺激需求的財政政策未必是絕對的禁忌，如果是有長短期效益的公共投資，例如寬頻建設的改善，何以不能積極進行？人民現在需要看到的不是空泛的口號，拿出行動，比什麼都重要，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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