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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究竟是什麼：傳統文化or文史學科？

2014-07-15 國家人文歷史

鳳凰網文化訊 2014年7月11日15時，由鳳凰網、嶽麓書院聯合主辦的“致敬國學--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啟動儀式暨新聞發佈會在北京中華世紀壇隆重舉行。鳳凰網總裁李亞、湖南大學黨委書記劉克利、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著名哲學家李澤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錢穆之子國際儒聯副會長錢遜、學者王學泰、楊天石、毛佩琦、秋風等出席了發佈會。發佈會由著名主持人許戈輝主持，雲集數十位文史大家及各界名流，他們共同見證了中華文化史上的國學盛事。

活動現場，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先生首度跨界，與許戈輝連袂主持了主題分別為“什麼是國學及其在今天的價值”、“國學如何更好地貼近我我們的生活”的論壇沙龍，邀請了錢遜（錢穆之子、國際儒聯副會長）、楊天石（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張海鵬（中國史學會會長）、王學泰（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任大援（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教授）等文史學者、行業名家上臺暢所欲言，縱論國學。

>>>>爭論

“國學”源起：清末or明末？

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張存山先生首先對“國學”一詞進行了追本溯源，稱“國學”和“哲學”一樣在中國學術界出現都是在1895年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危險的時候，出現了“國學”一詞。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王學泰先生對“國學”這一稱謂提出了自己的質疑，“這個詞來歷不明。19世紀末的時候中國大批留學生到日本，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包括一些革命家，梁啟超等等。去了之後接受了一個詞就是‘國學’，最初還不叫國學，叫‘國粹’，但這個稱呼魯迅先生是諷刺過的。”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佩琦先生則在現場澄清了一直以來大眾對“國學”的誤解，“很多人說國學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這是誤解。其實國學早就已經出現了，在明朝末年，原來不叫國學，叫中學。西學進來以後就出現了，崇禎帝曾下令中學西學並立。”

國學究竟是什麼：傳統文化or文史學科？

針對國學本身囊括的內涵、包羅的範圍，現場的學者也有不同的見解。

在大多數人看來，國學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梁濤提出了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所遭遇的尷尬境地，“國學就是我國固有之學問，它的基本內容以儒釋道為主體，也包含了經史子集。我們在座的各位是把它作為優秀的傳統文化來理解，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但往下深入思考裡面很多問題。在前年，人大國學學院申請了這個國學學位，當時教育部請了十位左右的專家投票，應該不應該給國學以學位？這就出現了問題。”

因此，在國學院裡談的國學是什麼？梁濤表示，“這個國學一定要明確只能是文史哲現代學科的完善，所以國學學科的成立一定建立在文史哲學科現有的反思基礎之上，如果文史哲的現代學科已經盡善盡美，國學完全就不用建了。如果說文史哲現代學科還有不完美的地方，這個是國學就有必要了。國學只能作為對文學哲學科的補充和完善。”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吳相洲闡述了自己所理解的國學，“我心目中的國學，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新國學’。在21世紀的今天談國學它一定是一個新國學，以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為宗旨，以為解決當下各種問題提供智慧資源為切入點。這是我所理解的國學。”

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則表示，“我對國學的理解實際上是很膚淺的，我覺得國學就應該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學，是傳統的學術文化幾千年的積累和沉澱形成的精華。”

>>>>言談

毛佩琦：國學的命運非常可憐我痛心又擔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佩琦先生深感國學歷盡劫數延續至今的艱難，“中國傳統文化、國學本身在歷史中被踐踏、被破壞過，我們近百年的國學命運是被迫退守的，天天說不能夠丟掉我們的根，天天說保護，其實一天天被瓦解。國學的命運非常可憐。”

對於國學的大眾普及，毛佩琦呼籲，“這是對於我們來講最迫切的。現在很多東西在一點一點地消失，家庭倫理一點一點地在消失，微信上傳的小段子小兒科的東西都要成為被缺失的東西。你知道家裡孩子教育的老爸們怎麼樣待客人？都不會了。我最擔心的就是現在一波城鎮化的進程，可能挖到我們最後民族文化的根基，我真是痛心而又擔心。”

對於這一點，北京東城區史家胡同小學特級教師萬平，從一個教育人士角度發表了自己之于國學傳承的親身體會，“班裡的孩子有的能背《弟子規》，有的能背《三字經》，當他們背的時候，我就能感覺到中國的國學是什麼。我們堅持了18年零米粒的制度來自于《弟子規》。所以我們的學生一粒米都不會浪費，對他們來說，小小的一粒米就是一顆種子，而一顆種子是生生不息。”

錢穆之子錢遜：我很慚愧自己批判過中國傳統文化

國際儒聯副會長、81歲高齡的錢遜先生表示，在他理解，國學是相對西學而言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整個人類發展裡面自己的文化特質。然而，作為國學大師錢穆之子，錢遜起初卻並未涉足國學，甚至走向了它的對立面。

據他講述，大學畢業以後他曾在清華大學任教馬列政治課28年，“現在都說我是國學大師的後人，實際上很長一段時間我所從事的是和我父親學術相對立的，我在講馬列的同時批判了中國傳統文化，說到這個方面我非常慚愧。”接著，錢遜回憶了自己後來又如何與國學結緣，“我回到中國文化這個方向上來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這個領域裡面其實我是屬於後進者。”

張海鵬：國學值得致敬它讓中國長盛不衰

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張海鵬先生則從史學角度回顧了國學在中國近代史上歷經的波折，“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總是打敗仗，國家變得很很虛弱，知識界就逐漸開始懷疑國學的作用。比如說魯迅這樣的大文學家則告誡青年，‘不要去讀中國的書，只要讀西方的書就可以了’。這是中國國學從五四運動以後的時期形成了一些評價很低的狀況。”

然而，頻遭質疑的中國國學又為何值得今天的我們去“致敬”呢？張海鵬繼續談到，“2014年，中國在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回過頭來想一想，我們克服了近代一百多年以來虛弱的狀況，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幾千年不衰，即使面對中國近代被群毆、被挨打的狀況，還有這樣的發展？中國文化究竟起了什麼作用？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的東西？我們要分析我們文化，使得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這個國家不衰的道理。我想這也是我們今天來致敬國學的意義所在。”

朱小健：國學是鮮活的我們不能食古不化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吳相洲先生列舉了一個實例來反向說明國學之於中華民族的地位，“日本人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對上海搞過一次突襲，專門轟炸上海的一個書庫，這個書庫聚集了中國典籍裡面大量的繕本。日本人要滅亡中國，從豐臣秀吉那個時候就有這個想法，幾百年一直處心積慮做這件事，由此可見最讓他們害怕的是什麼？”

中國訓詁學會會長朱小健從國學的稀有性上談了國學的重要性，他說，“國學是一個國家的立國的源泉，一個國家滅亡了但是它的國學還在，它還有希望。比如說訓詁學，作為國學的一部分，只是我們有，這是我們獨有的，也是我們固有的。”

但他也反對僵化刻板地對待國學，因為“國學不是一個呆板的事物，它是鮮活的，不能把它當成一個古董。我們要溫故而知新，不能食古不化。”

王學泰：文革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為陰暗面的表現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教授姚中秋先生從國學對國人的教化作用談了自己對國學的理解，“中國人根本的教化或者教化的骨幹不是宗教，我們不是靠神來提升人、來教化人的。我們是靠學的。尤其是孔子，孔子給我們確立一個基本的成人之道，也是這個社會走向一個健全秩序之道，就是學。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文明的根本，國學抓住了，我們先不要管國學是什麼內容，我們就從學來理解、討論，在今日之中國我們如何重建一個美好的生活。”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王學泰認為“國學”作為一個舶來品的稱號，扣在中華傳統文化上非常不妥，”好多學科已經把中國的傳統學問都囊括在內了，比如中醫、文史哲等等。“但他之所以針對國學這個詞，是因為“有了‘國’字好像穿上了防彈衣，好像這個國字型大小的東西別人不能反對。但中國傳統中有好的東西，也有陰暗的東西，不能全盤接收或受教，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裡最為陰暗面的表現，不要以為文革就和中國傳統文化無關。”

任大援：研究國學不能忽視西學 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任大援先生在發言中將“中學”和“西學”進行了對比，他說，“有一些人就認為西學的東西很好，國學好像不那麼好，所以比較重西學而不重國學。通過改革開放這些年又看到中國這麼長的歷史，這麼大的一個民族要發展，不能脫離自己的本土文化。”

他隨後又進一步闡釋了中西學的辯證關係，“但是我們在研究本土文化的時候也不能忘記其它的，就是所謂西學。所以費孝通先生就說過一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所以我對研究國學的看法就是我們在研究國學的同時，也不能不研究西學，甚至可以說我們在要想深入研究國學，也要更好地研究西學，把這兩者結合起來。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鳳凰文化授權轉載，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中國的文藝復興：不以言論治罪的宋朝是驕傲

2014-07-13 國家人文歷史

現在有很多人，說到中國歷史的恥辱就是宋朝。

為什麼呢？因為宋朝被少數民族欺負，被蒙古滅亡？其實在當時的世界歷史，被蒙古滅亡的又何止宋朝。連最強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波斯都被蒙古滅亡。

而世界強國僅僅幾個月就被滅亡，而宋朝抵抗了半個世紀。

宋朝為什麼值得國人驕傲？有一位外國著名學者說過，宋朝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宋代科學技術無疑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的。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除此之外，中國人在許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面積擴大；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總之，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於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領域，宋代也取得了輝煌成就。北宋中期，楊忠輔制定《統天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佈西曆時的資料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只差26秒。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準之高。

在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視與廣大民眾衛生健康息息相關的醫學事業，不僅政府出面編輯刻印了很多醫學典籍，而且要求各州縣加以推廣應用。其中《太平聖惠方》100卷，收錄中藥處方16834個，《聖濟錄》200卷，是醫學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收集了診斷、處方、審脈、用藥、針灸等各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紹各種藥材1558種，其中新增加628種新藥，可以說是一部完備的藥物學著作。南宋時期的宋慈收錄並總結了前人的法醫知識，創作出《洗冤集錄》一書，其中涉及驗傷、驗屍、血型鑒定、死傷鑒別、檢骨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同時對毒藥和醫治服毒的方法也進行了總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上述僅僅是介紹了宋代醫學領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於此亦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水準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兩項重要成就有必要單獨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繪畫藝術。末代皇帝趙佶雖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巨大貢獻卻不可否認。首先，他是一位天賦極深的繪畫愛好者，又是造詣很深的畫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繪畫領域的組織者和主要資助者。由於這一淵源，在宋代宮庭之內，集中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黃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米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鳥，皆卓絕於世。即使以現在的眼光審視他們的藝術水準，也可以說前無古人，至於是否有來者，則要看未來的藝術家是否能夠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還有一最輝煌的美術工藝，為歷朝所不及者，就是瓷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統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藝術更是空前絕後的。以宋官窯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現著內心的意蘊。從美學角度，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特別受到西方人的青睞。

細密的冰片，隱約間閃爍著鑽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藝人無意間冰鎬敲擊的嚴冰穿過時空來到了我們面前、溫潤而細膩。後世把宋代五大明窯稱為“千古絕唱”。那是與歷代仿製不成，差別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藝術與精確工藝完美的結合。因為各地名窯瓷器大量地生產，不僅供皇家貴族使用，還為官員學者們、及市民階級所珍愛、使用，所以讓所有見著的人都讚歎不已。宋瓷許多的工藝都已失傳，宋瓷許多的工藝水準即使現代都難達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說宋朝遺留下的官辦瓷器幾乎都價值連城。自宋代以後，歷代文人墨客及古玩愛好者對宋代官窯津津樂道，撰文著書者眾多，但歷史上能夠親眼目睹並真正鑒賞宋代官窯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關宋代官窯的論述變得撲朔迷離，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樣，便給人們留下了發揮自由想像的空間。對宋官窯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國古陶瓷學述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科技就不再多說，宋朝最讓人驚歎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拭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份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份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軋，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託。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縱觀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后當權，差點幹掉劉氏江山。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後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八王之亂，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唐朝似乎重武輕文，地方官員都委以軍政大權，人權、財權、治權都在各藩鎮，結果尾大不掉。為了擴張，重用北方蠻族，類同於羅馬帝國用蠻人當兵替自家打仗，可結果如何？與羅馬帝國的下場很相似。

在極盛期就發生了安史之亂，蠻人攻佔了兩京，並且丟失了所有擴張的版圖，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後期發生了逆向的蠻族化），首都幾次被攻陷，完全是一個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後，中央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很像春秋時代的周王，地方諸侯想到你了，就給點，想利用你了，就送點。由於唐朝中央政府沒有對各地進行有效地管治，造成軍閥混戰。中原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削弱。北方蠻族趁機侵入中原，並不斷蠶食領土。到朱溫代唐時，中原已經成了漢族與蠻族雜居的嚴重現實。契丹人及其它蠻族趁機成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類似儒家文化的政權。可以說，藩鎮之亂，造成唐朝的滅亡，並直接形成了以後五代十國這一中國自先秦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分裂。這次分裂對中華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這就是東胡系（鮮卑、契丹、女真、蒙古）蠻族有機會從遊牧民族逐漸地轉變為依靠農業與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這一點成了稍後宋朝統一的主要障礙。宋立國之後，當政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舉制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制，既打破門閥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制的弊端。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制度，但這一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還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制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不過後人每每詬病宋之武弱。宋的對外悲劇前面有專述，本節不再解釋。這裡引用明朝一位學者的話來作一個總結:“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宋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大手段。”諸般作法均有流弊，兩害之中權其輕，兩利之間權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它所有的開國皇帝。帝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於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對公卿辱駡。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又專門建立了言官制度。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矚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等等。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最富成果的時期。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為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為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系，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範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繫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是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二程還較為系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系統的思想體系，他以“天理”和“人欲”為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系的艱巨任務，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後影響最大的儒學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理學在宋代並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躍，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後不了了之，可知當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鬆的。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面，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後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府開放私人修史的限制，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正因為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鑒》最為著名，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鉅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在文學方面，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宋體。藝術成就和唐詩並峙的就是宋詞，在宋代，這一藝術形式的成就達到頂峰。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這一文學形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應該說，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給後代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如明清時期的小說便是直接導源于宋代說書人所用的話本，等等。最後再來看宋朝的經濟，當時佔世界的60%。工商業極度繁華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東部的國境線推到長城一線的時間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說；最後就是要揚國威於域外——“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麼？要宇宙可汗才爽——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麼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就別提了，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挨揍。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光輝事蹟。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矚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慶5年（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1600），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裡去）。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

那麼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麼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後），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準。（由於兌換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會對宋朝的歲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歲入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依然是一個無疑的事實）宋朝的財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著人民的負擔也極其巨大呢？當然，從人均財政收入上來看肯定是這樣。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等都不曾超過一省的範圍。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並不壞。我們之所以認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姑且不提這裡面虛構的成分，其實就是從“水滸傳”裡來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梁山的，真正沒有飯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極少。

那麼那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明朝著名的財迷皇帝明神宗（萬曆）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占70%。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準提高的結果。

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併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迴圈——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挺而走險；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迴圈。一方面不抑兼併，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佔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占全國總面積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余萬礦工，日夜開採），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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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尷尬的“殉國者”背後：清朝面對外夷侵略的隱秘心理

2014-07-15 國家人文歷史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是中西兩種文明碰撞中，給中國人留下的最早也最深的一道傷疤。我們失敗的緣由，現在當然是弄清楚了。可局中人往往是糊塗的，何況，天朝上國的觀念那時還根深蒂固。天朝上國居然慘敗於“外夷”之手，這在當時的確是一個很不容易讓人想明白的問題。想來想去，清廷上下開始流傳一種說法：咱們為什麼失敗，原來是漢奸搗鬼。這種想像如果用來解釋戰爭的成敗固然可笑，但用來指導戰爭的過程，卻會引發可怕的結果。

對失敗的想像

費正清等人主編的《劍橋晚清史》在鴉片戰爭一章中這樣寫道：

“由於很多官員已上奏清帝，把許多失敗（像寧波的失陷）完全歸咎于‘奸細’，因此滿洲的將軍們就傾向于相信英軍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縱隊。這種把外國人與漢奸聯繫起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貿易的最初日子裡，而流傳下來的軍事傳說只是加強了這種信念：歐洲人有籠絡中國同夥的特殊有效辦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鴉片上癮……這類消息被誇張成為不脛而走的謠言，在整個長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細，如船夫、私鹽販子、土匪、市場惡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於官兵們開始分了一半力量來清查潛在的背叛者，這就對清朝的防務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這是不是西方史學家的偏見呢？

黎吉雲是道光咸豐年間的著名御史，留下了手抄日記。道光二十三年，鴉片戰爭已經結束，按說真相隨著硝煙的散去將逐漸清晰，黎吉雲又是在京城做官，見過世面的讀書人，更容易改變觀念。但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黎吉雲根據一個從鴉片戰爭前線的“浙江軍營回來者”的講述，在日記中飽含感喟地寫道：“收復寧波、鎮海，奈漢奸走漏消息，夷得準備，不能克……英夷既往鎮江，前寧波省城所招集漢奸，未嘗帶之往，口糧亦自是不給，漢奸遂叛英夷。……漢奸中有素與之往來者，因往與勾結，許以官職重賞。……”日記的主人仿佛在向世人透露一個驚天的秘密：鴉片戰爭外夷的勝利，成也漢奸；中國的失敗，敗也漢奸。

回頭看清廷官員在鴉片戰爭中的措施，就會發現，在抗夷的同時，又嚴防漢奸，始終是他們的“兩手抓”。因為，“漢奸搗鬼”，正是當日清廷上下一種合情又合理的想像。我們不妨將聚焦鎮江，看看“漢奸”如何成為滿清官員揮之不去的魔魘。

血性的鎮江之戰

鎮江之戰，是中英鴉片戰爭中的最後一次戰役。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影響深廣，爭議也大，爭議的焦點之一就是一場反侵略的戰爭，在作者的筆下調子過於低沉了。儘管如此，茅海建還是為鎮江之戰賦予了難得的亮麗色彩：

“鎮江是鴉片戰爭中英軍攻擊諸要點設防最為薄弱的，而鎮江之戰卻是鴉片戰爭諸戰鬥中抵抗最為激烈的。英軍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沒想到，遭到的損失也最大，共有39人斃命，130人受傷，還有3人失蹤。這一數字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並不嚇人，但相當於清軍設防最堅強的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吳淞諸戰役英軍死亡的總和！英軍在鎮江遭到重大損失的主要原因在於輕敵。……英軍在鎮江遭到重大損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堅強抗擊。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駐防八旗，已於此駐紮了近200年，家產在此，眷屬在此，祖墳在此，他們保衛的已不是抽象意義上的國，而是實實在在的家……”

在中國一方，指揮這最具血性一戰的人是誰呢？是於1841年初剛剛上任的京口副都統海齡。海齡，《清史稿》中有其小傳。他是滿洲鑲白旗人，歷任西安、江寧、京口（鎮江別稱）副都統。這個副都統是個什麼官職呢？滿清入關建立政權後，將八旗官兵分派到各省要害地區駐紮。各地八旗駐防部隊以級別的不同，其長官分別由將軍、都統、副都統擔任。鎮江這個地方，八旗軍的首領，即當地最高軍事官就是作為副都統的海齡。

《清史稿》中敘鎮江之戰雲：“英兵既陷吳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鎮江，提督齊慎、劉承孝敗退，遂攻城，海齡率駐防兵死守二日，敵以雲梯入城屠旗、民，海齡與全家殉焉。”參加了侵略戰爭的英國軍官利洛在其《英軍在華作戰末期記事》一文中對鎮江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不論是漢兵或滿兵都表現得非常勇敢，很令我們欽佩……從他們的行動可以看出，雖然打到最後一個人，也還是不肯屈服。”

專門研究鴉片戰爭的茅海建綜合中西各種檔案、史料，其敘述翔實生動得多：

“京口副都統海齡對該處防禦頗為上心。他嚴格訓練部眾，並率領軍民修復了已顯傾圯的城牆……1842年7月12日，英軍艦隊駛至江陰鵝鼻嘴。15日，英艦兩艘率先到達鎮江江面。至20日，英全軍抵達。……海齡率鎮江旗兵、青州旗兵約1600名防守城內。齊慎（參贊大臣四川提督）率援軍2700名駐守城外。……21日，英軍攻城。此次行動主要由英陸軍承擔，共4個旅6905人，此外還有數百名海軍人員。就兵力而言，英軍處於絕對優勢。與駐守城外的齊慎的怯懦相反，海齡率領的鎮江城內1600名八旗兵的頑強抵抗，就連敵手也無不稱道。英軍第二旅于城東北登陸後，便遭到守軍的炮擊，用雲梯攻城時，清兵與之激戰，直至城北的城牆被轟塌一大段，手持劣勢兵器的清勇士們仍利用各種有利地形節節抵抗。……儘管英軍最後從城北、城西、城南三個方向突入城內，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潰逃，而是堅持巷戰，許多人流至最後一滴血。入夜了，而鎮江城內仍火光不息，槍聲不斷……”

中國人對鎮江和鎮江之戰的特殊感情，還緣於恩格斯的一篇文章。1857年，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讚揚了鎮江守軍，他說：“如果英軍在各地都遭到（鎮江）同樣的抵抗，他們就絕對到不了南京。”在近代史上，海齡和鎮江之戰從此成為中國人抗擊侵略中表現英勇氣概的一個符號。

殉國者的尷尬

海齡身後，極盡殊榮。《清史稿》記載，“諡昭節，入祀昭忠祠，並建祠鎮江，妻及次孫附祀。”對死者建專祠祭祀，這是傳統社會一個王朝給予的最高禮遇了。但後面又接著說：“當城破時，海齡禁居民不得出，常鎮道周頊棄城走，事後訐海齡妄殺良民，為眾所戕，言官亦論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詔以闔門死難，大節無虧，仍照都統例賜恤，治頊罪如律。”這段話的意思是：英軍兵臨城下時，海齡禁止鎮江居民外逃，其同僚周頊棄城走，事後攻訐海齡並非盡忠成仁，而是因妄殺良民被激憤的百姓殺死的。最後經過封疆大吏調查，海齡全家確是殉難，其本人大節無虧，誣告的周頊被治罪。

《清史稿》寥寥數字的背後，卻是驚天的宦海波瀾。

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發佈了一條上諭，稱讚海齡“為國捐軀，忠義可嘉”。但僅僅一月，又發佈了第二條上諭，其中說：“茲有人奏‘海齡查拿漢奸，誤殺良民不計其數，以致人心不服，將該副都統圍住，海齡因縱兵開炮轟擊。夷聞內變，乘勢直入府城。海齡之死，聞系被民戕害’等語。”顯然，針對第一條嘉獎的上諭，有言官提出了不同意見。海齡到底是殉國的忠臣還是激成民變的罪人？皇帝也糊塗了。雖然對清廷來說，戰爭一敗塗地的時候亟需海齡和鎮江之戰這樣的典型來激勵人心，但他還是毫不含糊地亮明瞭徹查態度，“查拿漢奸，本系守城要務，若因此多殺無辜，激成內變，則其死殊不足惜；惟亂民乘亂泄忿，戕官縱賊，實屬罪大惡極，縱不能悉數誅夷，必應將為首數人，立伸國法。著將原摺抄給蘇撫閱看，畢竟鎮江如何失守，海齡如何被戕，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不得因海齡已死，代為彌縫，亦不可因亂民較多，意圖消彌。”經過兩個月的核查，同年九月，皇帝發佈了第三條上諭：“海齡於鎮江城陷時自縊殉難，……已無疑議。……且搜獲漢奸，亦止處斬十三人，其餘訊系平民，均經釋放，是周頊原稟各款系屬得自傳聞，而海齡見危授命，大節無虧，允宜特為宣佈，以息浮言。”

皇帝最後的諭旨當然是蓋棺定論。但“大節無虧”這樣的用詞還是留下了想像的空間，何況諭旨中也承認海齡曾經“搜獲漢奸”，“處斬十三人”。而對海齡不利的私家日記、筆記更非罕見，前引黎吉雲的日記中錄下了他從前線聽來的傳聞，“爾時英夷無意入鎮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鎮江副都統海齡，日殺無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請之入城。”傳為當時鎮江人所作的《草間日記》則記載：“都統令旗兵滿城捉漢奸，旗兵遇他縣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見即追而殺之。至是捕城內居民百七十余人，於小校場行刑，並及婦人孺子，呼冤之聲不絕，郡守惟流淚而已”。另一部《出圍城記》則記錄了海齡禁止百姓出城覓食、逃難的情況，“城中炊煙寥寥，蓋城閉市亦閉，饑民無處市米，亦無處市餑餑，人疑副都統欲盡漢人而後止。……百姓有違言，即是漢奸，吾兵足以殺之。”流傳下來的鎮江人的竹枝詞也有相似的記載，記海齡搜殺漢奸曰：“都統差人捉漢奸，各家閉門膽俱寒。誤投羅網冤難解，小校場中血未幹。”

隔代論史的《劍橋晚清史》提到海齡時，下了這樣一個結論，“最糟糕的是鎮江的一位將軍，他確信，在英國人從前面進攻時，該城的漢奸一定會從後面襲擊滿洲人。於是他命令一看見形跡可疑的人就抓起來，此後他的居民一看到滿洲士兵走近時就驚恐地逃走。顯然有些士兵一見有逃跑者就把他們殺死，用他們的屍體去領賞。這樣的恐怖籠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國人的炮聲就被一些居民誤認為是中國當局在下令屠城。”

海齡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因為史料和立場的歧異，史學家見仁見智。現在看來，基本事實是清楚的。海齡在侵略者面前竭力抵抗，城破自殺，在當時的將領中難能可貴。但海齡又有舉措乖張的地方，比如禁止平民外出逃難，閉門搜捕所謂“漢奸”，惹得民怨沸騰等等。

海齡在守城過程中對居民的暴戾行為，官方和民間對此都沒有否認。所區別者只在於兩點：被殺者數位，是十余人還是高達數百人之多？被殺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還是漢奸？第一個問題，因為是戰亂，估計很難一一核實了。第二個問題則不難解決。在民族衝突中，因利益誘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為敵所用。這是哪個民族都有的現象。但在海齡時代，鎮江一下冒出那麼多“漢奸”幾無可能，這不僅因為中西之間的接觸才剛剛開始，更因為鎮江本來是一座困守的孤城，與外界隔絕中的居民，怎麼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漢奸？可以認定，即使海齡只殺了十餘人，其中的多數也應該屬於冤殺。

殺了無辜百姓，自己又在反侵略中不屈而死的海齡讓人為難。這自然是一個“殉國者”的尷尬，但從根本上說，這種尷尬更是滿清政府這個政權的尷尬。

清王朝屬於異族政權，這使得它在應對“外夷”的危脅時，還有一種不可宣揚的隱密心理，即絕對不能因“外夷”而放鬆對漢人的防範。海齡實際上是在忠實執行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既定方略。一個對人民充滿疑忌的政權，也許主觀上不想對外妥協，但勢必會分散力量，而最終顯得軟弱無能。這樣的一幕，我們在後來的晚清乃至民國歷史上還會不斷地看到。

（《時代週報》授權轉載，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


唐朝如何突破邊疆困局？

2014-07-15 國家人文歷史

東征西伐，使唐朝疆域達到極點

自高宗顯慶初年開始，已安定多年的唐朝邊境，形勢又發生了巨大變化。西部突厥向唐朝西域侵擾，使西域少數民族不得安寧。東部與唐朝關係官切的新羅，受到高麗和白濟的包圍，頻頻向唐朝求救。武后和高宗奮太宗貞觀討伐四方之威猛，對突厥和高麗用兵。自顯慶元年（656年）至麟德元年（664年），以十年努力，使唐朝邊事大為改觀，其武功超過了貞觀之時。

這期間，是武則天為皇后輔佐高宗到垂簾聽政階段。因高宗才智平庸，加上身體多病，朝廷內外大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就是說，包括對外用兵的大事，高宗悉“委以”太后。武則天深受唐太宗的影響，內治與外武，皆不同凡響。

貞觀年間，東突厥為太宗征服，貞觀至高宗初年在塞內塞外分置六都督府和兩都護府進行管轄。但是西突厥仍稱霸西域，威脅著唐朝的西部安寧。永微二年（651年），西突厥首領阿史那賀魯擊破唐朝的射匱可汗，在碎葉自稱沙缽羅可汗，在那裡設牙帳，侵擾大唐西部領域，向唐朝示威。

顯慶元年（656年），任蔥山道行軍總管的老將程知節受命討伐西突厥。擊其歌羅、處月二部，斬首千餘。副總管周智度進攻騎施、處木昆等部，也取得了勝利。同年十二月，程知節又率部達鷹娑州（今新疆焉耆），前軍總管蘇定方破西突厥別部鼠尼施。然而，副大總管王文度畏敵如虎，竟矯詔“以程知節恃勇輕敵，委王文度為之節制”，從而篡奪了兵權主管，力主防守，延宕不進。後又殺死前柬投降的突厥人，分其財物，蘇定方屢勸不從。造成將士離心，無功而返。高宗、武后查得實情，把王文度治罪除名，程知節以“逗留”不進免官。

西突厥尚未平定，武后與高宗則大膽起用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再率燕然都護府任雅相等將領，再討西突厥。

蘇定方，名烈，定方為其字。冀州武邑（今河北）人，自十五歲隨父親行武，驍勇而有志。貞觀初年在唐朝名將李靖部征討突厥，屢立戰功。永徽年間晉升中郎將。前次出兵突厥，他為前軍總管，已取得勝利。當王文度殺降取物時，他說:“如果這麼做，我們就成了強盜，還有什麼名目再征戰殺敵啊！”而當王文度按師不進時，士兵縱終日騎在馬上不動，披著鎧甲結成陣勢，非常疲苦，許多馬匹都被凍餓而死了。他要求主動出戰，向程知節說:“出師就是為了討伐敵人的，今天卻守在這裡不動，如果敵人來攻就等著失敗。皇上以公為大將，怎麼能讓副將說了算呢？請逮捕王文度，飛表上奏。”[ 《新唐書》，卷111，《蘇定方傳》。]但程知節沒有聽從他的意見。

武后與高宗調查得知了前方將帥的表現，才特受蘇定方為主帥，再度出師征討西突厥的。

蘇定方果然不負所望，以他的勇氣、謀略和智慧，取得了討伐西突厥的重大軍事勝利。當他率領大軍近逼西突厥時，沙缽羅傾其全軍而迎，擁有十萬軍隊。大兵在今天的額爾齊斯河的西岸列陣，綿亙十裡。蘇定方自為前驅，只率精兵萬餘靠近了敵營。沙缽羅自以為兵超蘇定方十倍之數，乃長馳直進，企圖圍殲唐軍。蘇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槍刺盡向外，待敵深入而擊，自率騎兵在北原列陣候敵。

沙缽羅欺定方兵寡，揮軍攻南原的步兵陣地。而幾次衝擊，蘇定方佈置的步兵陣地堅如磐石。蘇定方看見敵軍氣餒了，便率騎兵向敵陣衝鋒。其軍隊無不奮勇爭先，敵軍擋不住唐軍的攻勢，大潰而逃。蘇定方揮師全力追擊，趕了三十裡，斬獲數萬人。第二天繼續進攻，西突厥軍隊和群眾紛紛投降，沙缽羅僅率數百騎西竄。

蘇定方兵進伊黎河西部的邪羅斯川，迫追沙缽羅。此時北風疾吹，大雪紛飛，很快平地積雪二尺。諸將請求雪晴再追擊敵人主帥，蘇定方則說:“敵人正恃大雪相阻，必以為我軍不能前時，一定會在附近休整。我軍正好借機猛進，必要擒拿敵首。如等待天晴，敵人也會遠竄，想擒獲就困難了。吃些苦頭，建立大功的時候到了！”於是揮軍踏雪速行，所到之處，突厥紛紛投降。到了雙河，離沙缽羅牙帳二百里時，蘇定方命部佇列陣推進。追不多久，正好遇見沙缽羅與殘部射獵尋食。蘇定方乘其不備，縱兵攻擊，再斬獲沙缽羅部眾數萬，沙缽羅再度逃走。不久，即被投降唐軍的土人執送唐營，西突厥宣告滅亡。沙缽羅可汗被押送長安，為高宗免死封官，病死于長安。

高宗、武后命於西突厥故地天山北路建北庭都護府，統轄昆陵、濛池二都護和二十三個都督府。龍朔二年（661年）在天山南路分置十六個都督府，及八十州，一百一十個縣，軍府一百二十六個，皆隸屬安西都都府。

這次對西突厥的用兵，是貞觀以後，高宗朝取得的首次軍事勝利。從而解除了西突厥在唐朝西境的威脅，恢復了唐朝在西域的統治地位，對鞏固西部邊聯，維護國家統一，發展中原和西域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發展商業流通，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大唐東部的朝鮮半島上，是高麗、百濟和新羅的三國鼎立。新羅與唐朝關係密切，卻受到高麗和百濟的聯合進攻，唐太宗晚年曾欽征高麗，但卻無功而返。

顯慶三年（658年）高麗、百濟奪新羅三十三城，形勢危急，向唐朝求救。高宗、武后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和中郎將薛仁貴往攻高麗。

薛仁貴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唐朝將領，他跨海征東的故事被編成小說和戲劇，千年來一直流傳，為人欣賞。他是絳州尤門（今山西河津）人，家貧。太宗欽征遼東時，他隻身投軍于張士貴營。在征遼東的戰爭中，薛仁貴曾身穿白衣，首先登上城門，所向披靡，大軍乘勢進攻，乃獲大勝。唐太宗遠遠望見薛仁貴登城戰鬥的情景，大為驚歎。特命引見，賞賜甚豐，立即提拔為遊擊將軍，後加封右領軍中郎將，這就是《薛仁貴征東》小說中“白袍小將”的情節。被作者編得十分離奇，只能說明人民敬仰為祖爭光的英雄，若以史實論，就中足為征了。

永徽五年（660年）潤四月，高宗宿在萬年宮，丁醜那天下大雨，午夜山洪暴發，衝突玄武門。守城士兵被滔滔洪水驚嚇，丟下城門不管，四處奔逃。薛仁貴登上城門一邊高呼宮內避水，一邊說:“如今皇上都危急了，臣子還能怕死嗎？”高宗從夢中驚醒，登高避水，方得平安無事。高宗、武昭儀稱讚薛仁貴忠勇，更加推重他。

顯慶年間薛仁貴從偏師隨營州都督再度“征東”，雖屢有戰功，但功勞最大者仍是蘇定方等將領。

顯慶五年（660年）。百濟攻新羅，高宗、武后詔令薛仁貴等與戰，兩軍在橫山大戰，打敗了高麗大將溫沙門，取得了勝利。而唐軍主力十萬由神邱道行軍大總管統帶，討伐百濟。蘇定方于同年八月在山東城山渡海至朝鮮半島，與百濟軍隊戰于熊津江口，大敗百濟軍。蘇定方揮師追擊，直抵其都城固麻。兩軍又於城下大戰，百濟全軍敗績，百濟王義慈與太子隆逃至固麻以北的一個小城。蘇定方追至城下，迫其五部、三十七郡部眾全部投降，唐朝在百濟置熊津等五個都督府。

蘇定方押著義慈父子獻俘于朝廷。同年十一月戊戌，高宗、武后登上則天門接受俘虜，又當場釋放，表現了赫赫的大國風度。使唐太宗征服朝鮮半島的願望初步得到實現。

龍朔元年（661年）三月，高宗在勝利的衝動下想效法父皇，親征高麗。此時，高麗軍隊包圍了郎將劉仁願留守的原百濟都城。武后見高宗身體太差，勸阻欽征，連當時的戰事，也由武后親自佈置指揮了。派檢校劉仁軌率部入朝，往救劉仁願。

劉仁軌是唐初宿儒名將，博學多才。戰前他發出誓言:“此去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入朝迅速解了劉仁願之圍，于熊津口結陣。隨後，西路軍主帥蘇定方率軍入朝，連戰皆捷，遂圍平壤。高麗統帥蓋蘇文率數萬軍隊堅守鴨綠江，與唐軍任雅相等軍交戰，曾敗高麗軍。但因任雅相病歿軍中，蘇定方久圍平壤不下，武后再命回師。僅留劉仁軌、劉仁願駐守熊津口。

尤朔二年七月，百濟殘軍再叛，並向日軍請表援軍進攻仁軌、仁願軍。兩軍戰于白江，四戰唐軍皆勝，燒毀日本戰船四百艘，百濟同日本聯軍大敗，仁願歸國。仁軌在百濟統計戶口、恢復生產，立唐社稷。百濟人大悅，全境各安其業。仁軌率士卒在百濟屯田，積糧備戰，準備經略高麗。

與此同時，西路回紇乘唐用兵朝鮮而犯西北邊疆。武后與高宗商後派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等出兵征討，仁貴仍驍勇異常。兩軍交鋒，他騎在馬上張弓近逼敵軍大營，向敵人前軍將校發射，連發連中。敵軍喪膽後退，仁貴揮軍追趕，兩萬餘敵軍盡被逼下峭壁摔死。軍中唱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資治通鑒》，卷200，龍朔二年三月。]

回紇部平，唐朝在其部立雲中、安北都護府。仁貴班師回朝，武則天親自接見了他。後仁貴再度出師高麗，被武則天授威衛大將軍，加封平陽郡公。

乾封元年（666年）五月，高麗統帥蓋蘇文死，內部發生變亂。武后認為這是平定朝鮮的大好機會，便派兵東征。經過選擇，乃派契苾何力、龐同善、高侃、薛仁貴等幾位大將軍，各帶人馬，分路進發，決定一舉平定。

李勣已是76歲的老將，他也決定在有生之年為國立最後一功。他率部直抵高麗之新城，此城乃高麗西部重要舉事據點。他命軍隊登上城廂高山，俯瞰發箭，城守軍官懼怕，開城投降。隨後催軍急進，連下高麗十六城。薛仁貴在這些城鎮的攻佔中尤為驍勇，戰功卓著。

總章元年（668年）二月，薛仁貴僅率三千人馬進攻扶餘城，與該城守軍萬餘人大戰，一戰大大捷，周圍四十余城聞薛仁貴之名，盡開城請降。

李勣聞之，派隨軍侍御史賈言貴向京告捷。武后和高宗問戰事情況，要言忠說:“高麗必平。”問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樂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怒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還說，如今國家富強，陛下聖明，將帥盡力，高麗內亂，所以克高麗的日子不會長了。武后和高宗問軍中諸將的情況，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鬥，而將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顧忌前，而有統禦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資治通鑒》，卷201，總章元年二月。]高宗和武后聽了，深信其言。從賈言忠的分析，可以看到武后、高宗知人善任，對將領的調度甚為得當，這是當時取得軍事勝利的關鍵。

扶余等城下，李勣揮諸軍包圍平壤。月余，敵軍無力再戰，遂開城投降。

總章元年十月，唐軍勝利回長安。十二月，高宗、武后在龍首山的含元殿舉行了受降儀式，赦免了高麗王高藏等君臣，並封授了唐官。高麗五部、六十九萬戶，分置九個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個縣，以安東都護府統轄。

第二年十二月，老將李勣病故，享年79歲。臨終前他說:“我十餘歲作賊，是逢人必殺的無賴賊；十四五歲是難當賊，不高興就殺人；十七八歲是佳賊，臨陣才殺人；二十歲是大將軍，用兵救人不死。”[ 《資治通鑒》，卷101，總章二年十二月。]

李勣也是人們熟悉的隋唐人物，他原名徐懋功。幼時與李密、王伯當等人起事反隋，後投唐為李淵賜姓，遂名李勣。用他自己的話說，從一個盜賊官至宰相，七八十歲掛帥平定高麗，功高蓋世。既死，詔令以特殊功勳陪葬于太宗昭陵，封其墳丘如陰山、鐵山、烏德鞬山的模樣，紀念他掛帥遠征的大戰役。

朝鮮平定僅二年，西部烽煙又起。咸亨元年（670年）夏四月，葉蕃攻陷西域十八州。時稱“二聖”的高宗、武后派薛仁貴、阿史那道真和郭侍封率西征。

吐蕃與文成公主的歷史國人無不知曉。那是貞觀八年（634年）的事，當時吐蕃王松贊干布統一吐蕃各部，建都城於“邏那城”，即今拉薩市。松贊干布遣使納貢向大唐求婚，太宗送文成公主與吐蕃和親，松贊干布為文成公主築城，建宮殿。自此以後，唐、土關係密切起來。高宗永徽年間，文成公主派使至大唐，要求高宗派遣養蠶繅絲、造酒、制造紙墨等工匠，得到許可。

時過不久，則向唐朝西部邊區進犯，迫唐朝再度用兵西北。

薛仁貴率大軍先行，輜重隨後。唐軍在積石河口大敗吐蕃兵，但軍需輜後果全部被吐蕃奪走，只好退守待援。唐軍失去軍需糧草，無力作戰，被吐蕃大軍打敗，幾乎全軍覆沒，只得與吐蕃妥協，率殘兵東歸。薛仁貴、郭待封等主將皆被除名。

儀鳳元年（676年）八月，吐蕃又犯疊州（今甘肅迭部縣），時稱天皇、天后的高宗和武則天令宰相劉仁軌出師，但受朝中李敬玄掣肘，則以李代劉前往。李敬玄毫不知兵，與敵兵初戰即潰，在危機關頭，賴百濟降將黑齒常之率數百人襲擊敵軍後路，方使唐兵得救。

永隆元年（680年）七月，吐蕃再次進犯。被提為武衛將軍的黑齒常之在河源擊敗之。高宗武后再提他為河源軍經略大使。他在河源一帶屯田，並建烽火臺戌所70餘座，以防吐蕃。吐蕃頗畏黑齒，竟不敢進犯河源。

總之，在武則天輔佐高宗的時代，東西征戰，軍事上基本取得勝利，大唐聲威高漲，邊疆得以保衛。在四境建立四大都護府，並擴大了貞觀年間所置的一個都護府的疆域。這五個都護府是:

（一）單于都護府。麟德元年（664年）由雲中都護府改置。治所在雲中城，統轄區突厥數部，相當今天的內蒙、陰山、河套地區。

（二）安東都護府。總章元年（664年）置。初治在平壤，轄高麗、靺鞨各部。西起遼水，東至朝鮮北部，南北抵海。後來治所移至遼河之新城。

（三）安北都護府。總章二年（670年）置。轄治約今蒙古、俄西伯利亞南部一帶，統管磧北鐵勒諸部。

（四）安南都護府。調露元年（679年）置。治所在宋平（今越南河內）。

（五）安西都護府。貞觀十四年（640年）置。治所西（今新疆吐魯番東高昌故城），統安西四鎮。顯慶、龍朔年間（661-663年），唐軍平定西突厥，轄區擴大至今阿爾泰山西至鹹海及蔥嶺的東西各部的諸城邦國。咸亨元年（670年），治所移至碎葉城。

武則天臨朝後，最初起年四境無事。自垂拱三年（687年）突厥、吐蕃、契丹先後犯邊。女皇武則天借雄厚的國力和多年處理邊境戰爭的經驗，調兵遣將，逐一平服，使邊境複歸平靜。

先是突厥部於垂拱三年（687年）犯昌平、朔州等地，武則天命左右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和李多祚討伐。二將皆為智勇雙全的少數民族老將軍，在朔州大破亂軍，突厥軍隊退走漠北。

長壽元年（692年），吐蕃再起。武則天派武威軍總管王孝傑、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兵擊之。王孝傑也是一位久經戰場的老將，他連敗吐蕃犯邊之軍，恢復了戰前的西部邊疆形勢。

其間，唐朝東北邊族契丹強盛起來，當西部邊患平息後，威脅唐朝的便是契丹族。太宗貞觀年間，契丹臣服大唐。

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大唐營州（今遼寧錦州市）都督趙文翽施行暴政，虐待臣服大唐的契丹酋長，激起邊事。這年五月，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攻陷營州，殺死趙文翽。李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佔據營州。以李萬榮為前鋒，四處攻掠，數日間有兵數萬，進軍檀州。

武則天聞警即派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等二十八將討之。

但是，唐朝大軍未及對陣已中奸計大敗。契丹破營州後把俘獲的官兵囚在地牢裡，然後派人告訴俘囚:“我們是契丹軍士的家屬，已饑寒難活，待官兵一到就投降大唐。”征討軍將到時，又把這些俘囚放出來，告訴說:“養你們無糧，殺你們不忍，放你們回去吧！”俘囚們回至幽州向唐朝官佐說:“契丹糧食奇缺，人心思降。”各路降領信以為真，乃輕騎驅行，爭先恐後。兵至黃獐後，又有契丹老弱兵迎降。唐兵更加急行。結果中了埋伏，騎兵被絆索絆倒，將卒死者填滿山谷。生擒右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司農卿麻仁節。契丹軍又迫令張玄遇在假檔上署名，派人給後軍總管燕匪石等。催他們急行軍趕往營州。結果，唐軍再度中伏，致使全軍覆沒。

武則天聞報大怒。他下令:“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值，發以擊契丹！”[ 《資治通鑒》，卷205，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令山東近邊各州置武騎團兵。其意思是廣泛征庥兵員，發動近離戰場地區的民眾，組織抗契丹的軍隊，堅決消滅契丹叛軍。

並任命同州刺史武攸宜為右武衛大將軍，任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英勇善戰的王孝傑為清邊道行軍總管；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集中了十八萬大軍討伐契丹。

與此同時，契丹又進攻崇州，龍山軍副使許欽寂戰敗被擒。契丹軍再圍安東都護府城，逼迫許欽寂勸降，欽寂向城中的安東都護裴玄珪大聲喊:“契丹狂賊，滅在朝夕，裴公要鼓勵將士殺賊守城以全忠節啊！”契丹人便把他殺死在城下。

因契丹反叛，吐蕃和突厥也活躍起來，形勢複雜而緊迫。突厥酋長黑啜請武則天收他為子，為他的女兒向大唐求婚，並要求歸還河西的降產，答應這些條就率部為大唐討伐契丹。武則天就授他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而吐蕃向大唐提出種種條件，傷及國體，則被拒絕。

這年十月，契丹叛首李盡忠死了，孫萬榮代領其眾。默啜乘機襲擊松漠，俘虜了李盡忠和孫萬榮的家屬。武則天拜默啜為頡跌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孫萬榮則列加窮凶極惡，便收拾余眾，向河北進攻。於是，先攻陷冀州（今河北冀縣），殺刺史陳寶積和官吏人民數千，既攻瀛州（今河北保定）。河北震動，紛紛逃散。形勢極為兇險。武則天想起了被貶為彭譯令的狄仁傑來，便下詔起用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為防契丹進攻，正在組織老百姓運土搬石，修築城壘，緊急備戰。狄仁傑到任後，便下令解散，讓百姓回家各安其業。守將們不理解，狄仁傑說:“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官民人等，人心頓安。契丹人聞狄仁傑之名，竟不戰自退。百姓們都編出歌來頌揚他，立碑紀念他的功德。武則天又令狄仁傑為幽州（今北京市）都督，抵禦契丹的進攻。

被貶為原州司馬的婁師德也被起用，都是用來抵禦契丹的。

決戰時機到來了。神功元年（697年）三月，助工則天命王孝傑率17萬大軍進攻契丹軍，與孫萬榮在東硤石穀大戰。契丹被打得大敗而逃，王孝傑督兵緊追不捨。行至絕險的山嶺上，契丹軍回兵再戰。王孝傑的後軍蘇宏暉竟然自亂其陣，棄甲逃走。王孝傑兵力單薄，被契丹人馬迫上懸崖，墜穀而死，兵將也死亡殆盡。

武則天聞此軍情，派使者至軍中斬蘇宏暉，但使者尚未到達，蘇宏暉又立了戰功，得免其死。武則天追贈王孝傑的官爵。

武則天愈憤契丹人的叛惡行徑，再派大軍前往討伐。

孫萬榮攻破王孝傑軍後，在柳城西北方400裡處依險築新城，留下部隊防守，自引精兵攻幽州。此時，默啜得到了武則天的賞賜，發兵攻襲契丹的新城，圍城三日而破之。盡俘其眾，獲其財物而還。孫萬榮正與唐軍對峙，聞新城被毀，後備盡失，大為恐慌。唐前軍總管張九節乘勢攻擊，孫萬榮大敗，逃至潞水。息于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當時隨行的只有幾個家奴了。見他窮途末路，便把他殺死，向唐朝投降。自此，契丹叛亂才被平息。

此後，邊疆雖仍煙塵不絕，但大規模的戰事未再發生。直到她遜位之前，又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這是武則天為撫邊安疆設置的第五個都護府。有唐一代，總計設置了六大都護府，武則天就設置了五個。對太宗設置的安西都護府，也擴大了轄區範圍。這說明，女皇的武功在歷史上也是卓著的。

（鳳凰網授權轉載，作者：馬東玉，文章詳情請點擊【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