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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愛《射鵰》金庸小說才解禁  金曾聲援 老鄧邀相見相談甚歡

2013-4-2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30| 評論數: 0

「鄧小平為何要把金庸的武俠小說開禁？」騰訊網等大陸網站25日轉載新華網文章透露，因為鄧是金庸迷，最愛《射鵰英雄傳》，加上文革鄧落難時金庸在香港聲援老鄧，所以鄧復出掌權後邀請金庸到北京長談，不久金庸小說在大陸全面解禁。

1977年8月，鄧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到1981年6月底，鄧已身兼中央軍委主席及中共中央副主席兩大要職，但他終其一生都沒有當過國家主席。他在後來會見香港《明報》的創始人查良鏞（金庸）時作了回答。

中共11屆3中全會（1978年12月）之後，大陸開始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一些海外的知名人士接到邀請訪問大陸。1981年，金庸也接到來自北京的邀請，他提出：「能否在訪問期間拜訪鄧小平先生？」

鄧認金可為兩岸傳話

鄧對金庸早有聽聞，曾托人從境外買過一套金庸的小說，而且愛不釋手。當時，11屆6中全會（1981年6月27）決定將中共黨的工作中心調整到經濟建設，同時，用和平方式統一也成了正式議題。北京考慮，鄧會見金庸可以向海內外傳遞中共新的對台工作方向。

在鄧看來，金庸是兩岸極好的傳話人。因為他在華人世界有號召力。此外，金庸與台灣高層有來往，1973年春，金庸曾應邀到過台灣，儘管病重的蔣介石沒見他，但和蔣經國進行了深談。鄧恢復工作後，金庸的請求被送到鄧那裡，鄧批示：「願意見見查先生。」

鄧見金庸有個人理由，文革期間的1969年10月，鄧被流放到江西南昌郊外農村。金庸在《明報》上為鄧打抱不平，強烈抨擊文革，讚揚周恩來倡導的「四個現代化」。金庸成了林彪、江青「四人幫」眼中的「香港頭號反動文人。」黨內有人主張暗殺金庸。

1981年7月18日，鄧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金庸，這是他復出後會見的第一位香港人士。

鄧金互為粉絲

鄧說「歡迎查先生回來走走！你的小說我讀過，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金庸則說：「我一直對鄧先生您很仰慕。」鄧回答：「對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

金庸問鄧：「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不做。這樣不重個人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鄧聽後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

其實，當時沒有國家主席的職位，1975年通過的《憲法》取消此一職務，到了1982年才恢復，李先念在1983年至1988年任國家主席，鄧後來確實能做而不做。

金庸回到香港後，立即給鄧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說全集》。會見後不久，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大陸開禁，並很快成為暢銷書。


在金庸眼中 鄧小平就是郭靖

2013-4-2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742| 評論數: 0 |原作者: 記者徐尚禮／綜合報導

金庸是蜚聲海內外的武俠小說家，他曾創造了許多英雄、大俠，其中《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就是其中之一，在金庸眼裡，鄧小平就是郭靖式的人物。

金庸曾說，幾十年了，他一直佩服鄧的風骨。「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俠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人物。」金庸還聽說，「四人幫」在政治局會議上圍攻鄧小平，而鄧小平不動聲色，讓「四人幫」氣急敗壞、無可奈何。

金庸說：「鄧小平如此剛強不屈，又有著如此豐富的鬥爭經驗和駕馭能力，真令人敬佩。」

1970年代，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在大陸是禁書。但有辦法的人還是能拿到手。

大陸網站引述鄧小平護士郭勤英的話說：「鄧小平喜歡看的武俠小說，都是港台作家寫的，像金庸、古龍和梁羽生的，鄧小平都看過，看得較多的是《射鵰英雄傳》。」

鄧 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他沒看過《馬恩全集》，看的是選集。大陸媒體說，鄧讀武俠小說並非完全是為睡前催眠和消遣，他將自己的命運聯繫書中人物的命 運思考人生，效法其精神及力量；綜觀鄧一生在政壇及軍界起伏可謂武林高手，總結其風格是「綿裡藏針」，而此針確實放倒不少狠角色，連一些親信、舊部也被刺 過。


【簡單的力量】鄧小平談過往經歷時這樣回答：

1.鄧榕曾問：長征時候你都幹些什麼工作？答：跟著走；
2.子女問太行山時期做了什麼。答：吃苦；
3.評價劉鄧大軍輝煌戰史時，答：合格；
4.毛澤東見下放回京的鄧，問其在江西時做了什麼，答：等待；
5.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問鄧重返政壇秘訣，答：忍耐。


陸《鄧小平時代》刪鄧手抖掉水餃  有關天安門事件的敘述 仍保留

2013-10-24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84| 評論數: 0

隨著大陸圖書市場逐漸對外開放，西方作者面臨著如何在中國銷售著作問題，刪改內容是主要方法。哈佛大學教授、中國史專家傅高義（Ezra F Vogel）在其著作《鄧小平時代》簡體中文版就刪除了鄧小平在歡迎戈巴契夫的宴會上手出現顫抖。但簡體版仍保留了90%的原版內容。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23日報導，傅高義稱，其所著《鄧小平時代》一書的中文版中對鄧小平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活動的敘述，拓寬了中國政府對公開論述這一事件的可接受範圍。

鄧晚年患帕金森症

英國《衛報》則稱，由於大陸圖書市場對外開放，西方作者必須面對中國官方審查機構的問題，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是中國共產黨這位最高領導人的傳記。

為了維護鄧小平的偉大形象，這本書英文版中的一些段落在簡體中文版中被刪去，其中包括提到鄧小平為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舉行歡迎宴會時手曾經出現顫抖。

眾所周知，鄧晚年飽受帕金森綜合症病痛折磨。那段被從中文版裡刪除的文字是：電視鏡頭顯示，鄧小平在歡迎戈巴契夫的宴會上手曾經出現顫抖，導致餃子從筷子上掉下去。

逾9成內容保留

《哈佛大學校報》10月8日的報導說，傅高義近日談了他所寫《鄧小平時代》一書在中國和日本市場所引起的不同反響。他說，雖中國官員對這本書中文版做一些改動，但該書90%以上的內容在中文版中還是保留了下來。傅高義說，中國讀者（特別是學生）針對這本書提出的許多問題都非常坦率。

傅高義說，明年將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他預計中國人對他們這位前領導人將重新產生興趣。他說，自己在書中對鄧小平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活動的敘述，拓寬了中國政府對公開論述這一事件的可接受範圍，政府可能認為這本書為公布政府當年對抗議事件所做反應的基本事實提供了一個良好途徑。

小 靈 通

《鄧小平時代》

傅高義傾10年心力完成的巨著《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於2013年1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在中國大陸首度公開發行了簡體中文版。

《鄧小平時代》一書英文原著於2011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未經刪節的中文版。港版全書約58萬字，其中注釋6.1萬字。三聯書店的大陸版對原港版內容進行了刪節，刪節約5.3萬字。（徐尚禮）


謹記小平“不爭論”，實幹興邦，空談誤國！
( http://yanghengjun.blog.hexun.com/88736768_d.html )

和訊博客 楊恒均 [原創 2013-9-23 9:26:32]

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小平主張“不爭論”既是從自身經歷得出的寶貴教訓，是無可奈何之舉，也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經歷過“大躍進”之爭、“反右”之爭、“文革”之爭且都敗下陣來，三落三起的鄧小平，深知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與語境下，“爭論”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

毛澤東是最不怕爭論且樂在其中的，那是因為他總能收放自如，總能勝出，或引蛇出洞，或清除黨內異己，沒有一個人在他引發的“爭論”中敢於同他爭論一句。而他都能把每一次“爭論”引向一場轟轟烈烈卻註定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政治運動。1949年以來，除了毛澤東，恐怕就數鄧小平的威望最高，但鄧小平不是毛澤東，他不善於爭論，也沒有把握一定能爭贏。

鄧小平在毛澤東過世後暗中支持了一場“爭論”： 關於“兩個凡是”的爭論，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爭論。對真理標準的爭論，預示著鄧小平今後再也不想在理論與意識形態領域“爭論”下去了，把 一切都交給“實踐”吧：摸石頭過河，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在意識形態上，小平的“不爭論”，就是不選邊站，不以公權力介入爭論，不給爭論雙方提供政治資源與話語平臺。不爭論，但堅持務實的改革開放政策，且“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這一點從南巡講話中很清楚地顯示出來。1989年6月到1992年2月這幾年裏，“姓資姓社”的爭論再起，各種奇談怪論充斥了官方控制的報紙、雜誌與電視臺，中國一時間風雨如晦，前路不明。怎麼辦？ 小平在南巡時一邊強力終止“姓資姓社”的爭論，一邊向北京喊話：誰不改革誰下臺。基本上為此後20年的不爭論、摸石頭過河式的改革一錘定音。

此後幾代領導人基本上都遵循了小平“不爭論”但 務實改革的路子。這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無奈。社會主義國家是歷史上唯一一種建立在一位哲學工作者（馬克思）創立的理論之上的政治制度，這就註定了兩個特性：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執政基礎，被供上了神壇（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把外國哲學家的畫像同自己最高領導人的掛在一起的）；另一個是與時俱進的任何思想與做法都必須在這位德國哲學工作者的書中找到依據，否則就要承受“爭論”甚至被攻擊的危險。

我們看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者說掌握了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平臺的人，也就掌握了意識形態與理論的制高點。在任何此類涉及意識形態的“爭論”中，能搬出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人（左派？）都必須任何時候都處於“不能敗”的地位。他們不管說得多麼脫離實際、多麼離譜，總能時不時上到官媒的重要版面與電視的黃金時段。他們不能敗，他們如果敗了，國家的基礎還存在嗎？當局又將何去何從？

“左派”掌握著意識形態話語的至高點，不能敗； 而中國語境中主張憲政、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右派”們卻又牢牢抓住了當今國際話語體系中的“政治正確”，一定得勝。一個高高在上，一個自認天下無敵；一個用百年前一位德國人的理論要求當局，一個用萬里之外的西方國家的經驗檢視執政者，這樣的“左右之爭”把當局擺在了進退維谷的境地。難怪，小平發明了“不爭 論”。

但時隔20年，爭論再起。我們不妨看看最近的左右之爭，也即是憲政、“普世價值”之爭。左派們高喊反對“普世價值”反對“憲政”，但他們使用的不是過去20年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幾代領導人把“普世價值”同中國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的例子，而是搬出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

對於左派來說，如果馬克思主義管用，德國人不用？如果列寧主義管用，蘇聯會解體？如果毛澤東思想能夠獨當一面，他去世時中國會弄到一窮二白的地步？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我們翻開馬克思、列寧與毛澤東的著作，他們什麼時候像當今一些打著他們旗幟的人一樣，明目張膽地反對“自由、民主與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呢？在當今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遺臭萬年的時代，左派們硬要倒行逆施，這是要把當局與執政者置於何種境地？

而右派們也不是沒有自己的問題。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從“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到“中國夢”，幾代領導人一邊“摸石頭過河”，一邊試圖建立中國特色的理論與實踐，這些理論既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最大包容與發展，也是有意吸取了當今世界先進的理念與價值觀。對於右派來說，如果完全忽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績與理論創新，不切實際的另起爐灶，就應該準備好取而代之的理論與實踐，準備好承受當局直接的打壓與迫害。他們缺乏的是平臺，以及由平臺才能奠定的群眾基礎，這也是一個不應迴避的現實。

在可見的將來，當局不會順應右派，更不可能依靠左派。他們無法與左派爭論，左派們站得“太高”，更不能與右派論戰，右派們走得“太遠”。 在沒有了毛澤東的毛體制下，在沒有了鄧小平的鄧時代裏，如果當局自不量力，在“爭論中”支持其中一方去對付另一方，則要就是失去執政基礎，要就是逆世界潮流。對於當局來說，最好的做法是謹守小平的“不爭論”，正如習近平所說：實幹興邦，空談誤國。

當然，回歸小平的“不爭論”，首先要深入理解 “不爭論”的實質，更要與時俱進。“不爭論”是指執政當局不攜公權力強力介入“爭論”並在爭論中選邊站，而不是打壓言論自由，弄得萬馬齊喑。民間與學界的爭鳴與爭論都應該鼓勵。沒有公權力與武器、專政強力介入的爭論，對廣大國民有教育與啟蒙之功效。從長遠來說，經過啟蒙而覺醒的大眾將會對任何類似的爭論做出最終的選擇與判決。執政者不攜公權力介入爭論而允許民間與學界爭論，是把國家還給人民、把未來留給人民。

老楊頭 2013.9.21 （此文是從九月初在體制內一次學習班上所做“對當前中國局勢的一點看法”長篇發言中摘錄整理，屬於對時局的分析與內部交流，不代表“民主小販”本人一貫之立場，請認真閱讀，歡迎“爭論”，但切勿激動與動怒）


【揭秘】金庸與中共高層的交往

2014-03-10 國家人文歷史

金庸對祖國內地很嚮往

香港武俠小說家、著名報人金庸（原名查良鏞）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和認識，也像普通人一樣有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在進入香港報界的初期，金庸對中共的認識是迷茫又充滿恐懼的，原因是他的父親查樞卿在祖籍浙江海寧縣袁花鎮土改鬥爭中作為地主受到鎮壓。１９５９年，金庸放棄寫作而主持《明報》編務。他作為剛創刊不久的明報社社長和主編，每天都必須為這張報紙的頭條寫一篇社論，這時候金庸的政治觀點便開始變得明朗起來。

金庸的政治社評具有旗幟鮮明的特點。縱觀金庸在《明報》初創時期親筆撰寫的數以百萬字計的社論，絕大部分是針對國際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對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加以評論，也有一些是他對祖國內地“文革”前後各項政治運動發表的意見。從這些社評中不難看出，金庸對中共的不滿情緒多來自於當時的極左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大都體現在內地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金庸執筆撰寫的社論。在這場運動開始後不久，金庸幾乎每天寫一篇社評。所有評論又都是針對前一天在內地發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對於紅衛兵揪鬥劉少奇和鄧小平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為此在《明報》上針鋒相對地發表題為《本港“左派”擁護劉少奇》的社評。金庸還針對林彪和江青一夥在香港《明報》上不斷發表措詞嚴厲的文章，這引起了他們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夥對於香港《明報》又鞭長莫及。香港《明報》在那一時期曾被內地列為“反動報刊”。當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評也並非至善至美，特別是他對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於他多年居住香港，對內地的瞭解難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辦《明報》期間，在他筆下也有意無意地出現了一些與事實相悖的偏激之詞。

不過，這並不影響金庸對祖國內地的嚮往，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內地形勢日新月異，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內地看一看的強烈願望。儘管金庸１９４８年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定居以來，他已經先後三次越過了羅湖橋，回到了內地的土地上。金庸第一次從香港來到北京是在解放後的１９５０年，當時他希望通過從前在香港文化界結識的友人喬冠華，藉以實現他從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夢。不過由於他的家庭出身等諸多原因，此次北上這一願望沒能實現。金庸第二次回到內地是１９５３年，當時他要返回杭州和上海處理與前妻杜治芬的離婚事宜。第三次是１９６２年，他因事回到廣州。這三次內地之行，對於金庸來說都是來去匆匆。所以在金庸的記憶中，內地給他留下的始終是一片灰暗的色彩。尤其是在“文革”期間，金庸在香港所能獲得的資訊，幾乎都與“四人幫”一夥搞的“打、砸、搶、抄、抓”有關。所以金庸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對祖國內地的關注和嚮往就變得更加強烈。他很想再一次返回內地，特別是前往首都北京去看一看，看看經歷過“文革”浩劫後的內地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巨變。不過金庸始終沒有輕易提出回內地訪問和參觀的要求，因為他擔心自己“文革”期間在香港《明報》發表的那麼多過激的言論，回來後會不會受到歡迎。

儘管有種種顧慮，金庸本人返回內地的願望一天比一天強烈。改革開放以後，他的思歸之心也與日俱增，而鄧小平的出山給金庸心裡帶來了更大的興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一直很欽佩他（指鄧小平）的風骨，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俠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人物。”金庸對中國共產黨所持態度發生的根本改變，在於他親眼看到１９７７年鄧小平再次走上了政治舞臺以後國內發生的巨大變化。他對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尤其讚許。

面對鄧小平在國內實行的撥亂反正政策，金庸在振奮之餘又利用為《明報》寫社評的機會，對內地出現的大好形勢不斷加以讚美與謳歌，特別是對鄧小平和胡耀邦宣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有一段時間，金庸幾乎每天都看新華社電訊，然後親自提筆撰寫讚許的文章。金庸在《明報》上如此關注和讚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明報》與此前相比煥然一新。在對鄧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大為佩服的同時，金庸還在社評中主張請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也就在１９８１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訪問內地、親往北京的請求。黨中央對於金庸的這一請求非常重視，雖然《明報》從前曾經發表過一些過激的言論，但是金庸和他的《明報》在“文革”前後對中共所持截然不同的態度，足以說明這位素有武俠風格的作家和著名報人，在思想深處正在發生著變化。團結金庸和團結《明報》顯然對於１９９７年的香港回歸大有益處。於是黨中央對金庸渴望返回內地、親往北京的請求很快就作出了回應。

1981年，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金庸。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金庸見到了心儀已久的鄧小平

就在金庸即將成行的時候，他再次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向中央提出了他此次回北京希望見到鄧小平副主席的請求。當時負責聯繫的同志對金庸的這一請求雖然十分理解，但又感到實現這一請求有一定的困難。不過，當鄧小平在北京獲悉金庸希望得到他接見的想法以後，竟然十分爽快地答應了。這樣，金庸便在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８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見到了他心儀已久的鄧小平。

當時，北京正是一年中最為炎熱的夏季，金庸為了尊重鄧小平，特別穿上會客時才穿的筆挺西裝。而鄧小平則穿著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見金庸這樣拘謹，便示意他可以隨便，於是在合影之後金庸便脫去了西裝外套。他們就像一對久違的老朋友。鄧小平告訴金庸，前些年他在江西的時候，就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的家人也都喜歡讀金庸的作品。接著，鄧小平又暢談了國際和國內形勢。金庸在聽鄧小平介紹“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國內情況時，不禁想起“文革”中的動亂歲月，同時也想起當年他在香港《明報》多次發表社評抨擊過的極左政策，撥亂反正以後的中共政策確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了。金庸對此深受鼓舞。他當時向鄧小平表示：“現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幫’時期固然萬萬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面也開明得多。例如投考大學，現在不論階級、出身，都可以投考，只憑考試成績錄取。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長期堅持下去。”

鄧小平告訴金庸：“‘文革’使得全國人民思想混亂。十年動亂，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幾萬青年從大學畢業，中學畢業生至少幾十萬，‘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紅衛兵瞎搗亂。”在談到早已結束的“文化大革命”時，金庸說：“十年‘文革’，使國家少了幾百萬人才。”

鄧小平說：“粉碎‘四人幫’之後，這情形一時還扭轉不過來。培養人才是長期性的事，破壞１０年，恢復至少要２０年。娃娃們習慣了‘文革’時瞎搗亂的習氣。無政府主義猖獗，大家不守紀律，以為標新立異、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誰也不能拿我怎麼樣，說這是民主、自由。其實不守紀律、沒有節制的民主，正是破壞民主。‘文革’之前，黨有很大的威信，大家相信黨，聽黨的話，很守紀律。那時也搞經濟調整，下放２０００多萬名青年下鄉，根本沒有問題，黨發出號召，大家就都上山下鄉，只有極少數人例外。但十年‘文革’，不但沒有党的領導，甚至沒有了黨。現在娃娃們都用心讀書，情況好了。也不是沒有問題，但要用誘導教育的方法，根據法律處理。”

金庸對鄧小平的一席談話甚為感動，他說：“國家這麼大，人口這樣多，經濟建設是很艱巨的工作。為了調動全國一切積極因素投入經濟建設，在起用人才、提拔人才之時，似乎應當重視才能、知識、品德，不是共產黨也應當有同樣的機會。”

鄧小平說：“每一方面都需要有才能的人作出貢獻。不但要起用全國人才，外國的科學技術，外國專家我們也歡迎……中共過去犯了重大錯誤，現在我們自我批評，自己糾正錯誤。自己承認錯誤，糾正錯誤，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談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工作時，鄧小平告訴了金庸中國共產黨當前迫切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國際上繼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是實現臺灣回歸祖國；三是搞好經濟建設。鄧小平在展望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前景時說：“到本世紀末，中國人民每年平均收入１０００美元，目前中國人民的平均收入每年大約２５０美元。十年翻一番就是５００美元，再過十年又翻一番便是１０００美元。我們的想法要實際一些，如果目標不能全部完成，打個８折，是８００美元，那時中國的人口是１２億，那麼全國的總產值是１萬億美元。若能實現這個目標，人民的生活水準就會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國政府就有能力做很多很多事情。就可以把教育經費提高２‰～５‰，就可以大辦學校，提高人民的教育水準，使大多數人成為有學識的人。不但要搞好物質文明，而且要搞好精神文明。”

在談到金庸和《明報》贊成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一事時，鄧小平表示：“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旦當上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１２０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對鄧小平這樣看輕權位，不由從心裡感到欽佩，他當場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看重個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這令人十分敬佩。”

這次返回內地參訪，讓金庸大開了眼界。在返回香港後當記者問他：“當年中國大陸批鄧很激烈的時候，你曾寫過社論，讚揚他的硬骨頭，是不是？”金庸當即表示：“是啊，單是剛強，當然不夠。江青和張春橋在受審時十分倔強，有什麼價值？必須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堅持正確的主張，這才令人佩服。彭德懷反對‘大躍進’和‘浮誇風’，也有這種風骨。我跟中國大陸一些朋友談起來，許多人都讚歎彭大將軍是英雄好漢。當然，鄧小平不做國家主席，也是很難得的。如果你熟悉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就會知道這種事情的難能可貴。……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等這些共產黨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希望，依著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幸福而自由。”

與中共許多元老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金庸就是通過這次為期月餘的各地參訪及與各級共產黨幹部的接觸，才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與瞭解。金庸回港後對記者談到中國共產黨時這樣說：“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說來，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我發現中共從上到下，不再浮誇吹牛，多講自己的缺點，很少講成績，這一點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自１９８１年金庸親往祖國內地訪問後，他主持的香港《明報》更加主動、及時、全面、客觀地報導和評價內地的政治經濟形勢。特別是對中共中央準備在１９９７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金庸的《明報》顯得更為旗幟鮮明。１９８４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書，將他親筆撰寫的《明報》社評彙編成集，出版後他又將此書寄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參閱。也是在這一年的秋天，金庸又一次從香港來到內地參觀訪問。這次，他在北京會見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胡耀邦與金庸的談話，內容也非常廣泛。金庸從北京返回香港後，把與胡耀邦總書記的談話要點憑記憶整理出來，然後在他主辦的《明報月刊》上發表出來，在東南亞地區引起很大的震動。這一時期的金庸，對中共和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認識和理解更加深入一步。尤其對中共中央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中所取得的成績，均給予極高的評價。

１９８１年夏天，金庸在北京和鄧小平會見並到１３座城市進行考察參訪以後，對香港記者談起中國內地經濟是否繁榮一事時，還曾有所保留地說：中國內地“經濟繁榮還談不上，和外界先進地區相比，那差得遠，也比不上臺灣，但是和前幾年相比，可繁榮得多了”。１９８４年當金庸再訪內地時，經過對幾座城市的實地考察，他認為中國內地的經濟正處於騰飛的前夜。而且他承認內地的經濟發展速度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更加讓人鼓舞的巨大變化。金庸在京與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會晤後，與中共許多革命前輩和元老的關係也變得更加緊密。當他聽說王震很喜歡他的武俠小說時，就在香港將一箱裝滿封筆之作《鹿鼎記》的小說寄往北京。王震在接到金庸的贈書後十分高興，還親筆給金庸寫了一封回信，以表示謝意。

不久，金庸在香港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直接參與香港１９９７年回歸祖國懷抱的準備工作，這是作為報人和作家的金庸首次參與重大的政治活動。這一時期的金庸，已經開始從繁忙的《明報》編務工作中退居二線，他一面積極參與香港基本法的草擬，一面開始了學術研究和各種社會活動，特別是對祖國內地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他採取了樂觀其成的態度。金庸遠離編務後，曾經先後獲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並兼任該校中文系的名譽教授。１９８９年《明報》創刊３０周年的時候，金庸毅然辭去社長職務，而改為專任明報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金庸沒想到江澤民會以他的小說作為會見的開場白

１９９３年春天，北京正在召開“兩會”之際，金庸再次應邀從香港飛到北京。３月１９日下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利用“兩會”的間歇時間，會見了風塵僕僕的金庸一行。江澤民見到金庸時說：“你的小說在內地有很多讀者，許多領導人也很愛看。我沒有仔細閱讀過，但翻閱過，知道你的小說中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金庸沒想到江澤民會以他的小說作為會見的開場白，急忙客氣地表示：“這次來北京，人大、政協正在開會，各位都很忙碌，前來打擾，很過意不去。”江澤民說：“查先生來，我們總是歡迎的，很有興趣和你談談，交換意見。人大、政協的會開得很好，很順利。你是１９２４年生的，還是江浙口音，鄉音未改，鬢毛卻也未衰。”接著江澤民指著桌上的一本《明報月刊》對金庸說：“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比方說你這篇文章中談到民主的發展，各國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國自大憲章開始到婦女有選舉權，足足經過了七百年之久。這一點我很同意。英國人本來是尊重傳統、喜歡切合實際而循序漸進的民族。他們到現在還有上議院，所有貴族議員全部是皇室任命的，並非民選。彭定康先生怎麼到香港來忽然搞這麼一套。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

金庸這才發現，江澤民原來特地請人把他的文章作了英文翻譯。江澤民告訴金庸：“我到過香港三次，一次是１９６５年，一次是１９８０年，第三次是１９８３年，那時我是電子工業部部長，出國訪問，經過香港。新鴻基的馮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參觀證券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魚缸’的。那次住在新華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風景好得很。香港的經濟發展很有成績，我一直很注意。”江澤民又說：“香港人要求穩定繁榮，凡是支持香港穩定繁榮的，都會得到香港人的擁護；破壞穩定繁榮的，香港人就反對。其實香港要走向穩定繁榮，中國人何嘗不要穩定繁榮？全世界都需要穩定繁榮。中國十二億人永遠站在穩定繁榮一邊，一方面是堅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堅持原則，不容許別人亂七八糟地亂搞。”

江澤民在談到香港問題時又聯繫到西藏問題。他向金庸介紹了前往西藏自治區視察的經過，同時就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西藏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表示了這樣的意見：“美國人老是根據不準確的資料，說我們欺壓西藏人，可是我們每年給西藏補貼多少個億啊，他們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一部分窮人是奴隸，北京有一個關於西藏的展覽館，有許多實物。窮人被奴隸主斬首、斬腳、剝皮的情況都可以看到。美國前總統卡特和我會見時，曾說西藏本來有６００萬藏人，現在其中大部分是漢人，說西藏地方被漢人占了。其實西藏自治區人口３００萬，其中藏人２９１萬，漢人只有８萬。西藏高原那樣空氣稀薄的地方，漢人長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肅境內的藏人另有２００多萬。我拿具體的資料給他看，卡特也笑了，他說他手頭的資料中，居然說四川成都也屬於西藏。”

江澤民在談到新聞和文藝問題時對金庸說：“去年１０月我在十四大所作的報告中，提出９０年代改革和建設的十大任務，其中就有大力發展教育、充分發揮知識份子作用的任務，要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到新水準，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不是八股式的口號，而是真正要切切實實地做到。新聞報導必須根據事實，決不是不可以提出批評建議，但重點是鼓勵全國人民樂觀向上，精神奮發。文藝創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會的陰暗面，不過主流應當是振奮人心，激發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們中國有這樣偉大深遠的文化遺產，有這許許多多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一想起來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國歷史上多少偉大的人物，幹下了多少偉大的事業？十二億人民絕大多數是十分可愛的。有許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寫和歌頌。”

在談到經濟問題時，江澤民告訴金庸：“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們不準備大舉在其他地方擴展，要先有了良好的成績和經驗再說，不能一下子就搞亂了。……我們目前的重點工作之一，正是要把大中型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使企業真正成為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並承擔國有資產保值的責任。聘請能幹的管理、經營人才自然是絕對必需的。至於國有的小型企業，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

這次會見，給金庸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江澤民對他談起“中國人的脊樑”問題。江澤民說：“‘中國人是有脊樑的。’這句話是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說的。他有民族氣節。他是浙江人。你們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詩人陸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詩詞我想有三個方面：‘紅酥手，黃藤酒’的《釵頭鳳》是愛情方面的；許多田園和抒情詩詞是沖淡灑脫方面的；後世人最重視的是他的愛國詩，尤其‘死去元知萬事空’那一首，幾乎沒有一個中國知識份子不知道、不讚賞的。”

離開北京以後，金庸又先後到青島和煙臺參觀訪問。在美麗的渤海灣，他意外見到了一塊由前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筆題寫的石碑，上面鏤刻著“天盡頭”三個大字。金庸油然憶起幾年前他在北京與胡耀邦的那次傾心交談，於是特意在這塊石碑前拍下一張照片，以留作紀念。想起已經去世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金庸即興題下一首詩：“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對於中國內地幾年來的經濟騰飛和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金庸回港後曾經撰寫了一篇題為《北國初春有所思》的長文，發表在香港一家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金庸高興地描述了內地早春熱火朝天的經濟新形勢，這篇稿子顯然與他多年前在《明報》上撰寫的諸多色調灰暗的文字形成了強烈對照。從中不難看出，著名報人、作家金庸對中國共產黨和改革開放政策給予的肯定與贊許。

（《黨史博覽》竇應泰/文）


【台海】兩岸對話：1975年毛澤東曾想派鄧小平赴台

2014-03-25 國家人文歷史

兩岸關係走到今天，經歷了一系列的“數字時代”：以民間接洽破冰，締造“汪辜會談”的1.0時代；以黨派接觸繼後，“胡連會”、“胡蕭會”埋下官方接觸的伏筆，被稱為2.0 時代；而最近一次兩岸官員零距離接觸的“張王會面”，被臺灣《經濟日報》稱為兩岸接觸的2.5時代。

隱秘的第三方外交

1949年蔣介石率部眾渡海赴台，圍繞臺灣地位和歸屬的“臺灣問題”由此產生。多年後，解密檔案和當事人的回憶顯示，毛澤東、蔣介石二人雖有“瑜亮之爭”，卻在兩岸問題上有志一同，為和平統一曾通過中間人進行過秘密溝通。

1950年和1955年，美國先後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和“臺灣問題國際化”，都遭到蔣介石拒絕。1955年2月14日，蔣對中外記者說：“在四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上，雖間有賣國賊勾結敵寇叛亂之事，但中華民族不久終歸於一統。”消息傳到北京，毛澤東評論，蔣不想分裂中國，不想成為千古罪人。雙方默契配合，破壞了美國“兩個中國”的陰謀。

雙方雖都希望和平統一，卻苦於無法溝通，只好求助於兩邊都說得上話、且立場中立的中間人。上世紀50年代中期，蔣經國找到了1949年後居住香港的曹聚仁。曹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入門弟子，與魯迅也交往密切。後來，曹的兒子曹景行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回憶稱，蔣經國曾兩次約談曹聚仁，商談與大陸溝通事宜。

1956年7月，曹聚仁到達北京，面見毛澤東和周恩來。周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表示“只要政權統一，其他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

此後，曹聚仁多次往返於大陸與臺灣之間。每次到大陸，毛、周都與他秘談。曹返回香港後轉道臺灣，又與蔣氏父子見面，轉告中共的意見。

到上世紀60年代初，雙方已建立初步的信任。香港《大公報》報導，毛澤東保留廬山上的美廬別墅，打算讓蔣介石在那裡養老。毛親筆寫了一首詞《臨江仙》，其中兩句“明月依然在，何時彩雲歸”表達了希望蔣回大陸安度晚年的誠意。曹聚仁到臺北，向蔣轉交了毛的詩詞，蔣看後十分感謝毛的好意。大陸提出的“一綱四目”統一框架，也基本被蔣所接受。

不久，“文革”爆發，蔣介石慈溪老家被紅衛兵破壞，蔣得信後頓生疑竇，中斷了與大陸的聯繫。1972年，兩岸特使曹聚仁駕鶴西去。

此後，雙方多次努力恢復聯繫，均未果。1975年，蔣介石通過秘密管道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彼時，毛、周已是重病纏身，毛希望鄧小平作為代表赴台，儘快實現“三通”。臺灣方面聞訊十分欣喜，可惜還沒來得及執行，蔣介石就在1975年4月5日去世。

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左）與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首次會談。

民間接觸破冰

蔣經國執政後期，臺灣政局風起雲湧。美國資深外交官陶涵在《蔣經國傳》中描述，1987年的蔣經國身體每況愈下，撒手人寰的陰影刺激他奮力一搏，因為“兩岸若不統一，臺灣恐將越來越難獨立存在”。

於是，1987年11月，臺灣宣佈開放臺灣人到大陸探親，結束了兩岸40年人員不往來的局面。一時間，臺灣媒體上滿是兩岸同胞白髮相擁、涕淚橫流的報導。這樣的“人情牌”有力推動了兩岸打破僵局。

1990年9月，兩岸的紅十字會簽署《金門協議》。雖然內容只涉及遣返偷渡人員，但雙方對該協議的官方認可，開闢了官方授權民間機構進行商談的途徑。兩個月後，臺灣當局決定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1991年3月正式掛牌，其身份是民間團體，但半官方性質有目共睹。1991年12月，大陸緊隨其後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亦為官方授意的民間團體。“兩會”的成立目的明確，很快成為兩岸接觸的先譴兵。

傳為佳話的“汪辜會談”開始前，“兩會”在1992年進行接觸和準備，達成“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核心認同，即“九二共識”。這個由民間團體達成的共識，在隨後的20多年中被兩岸多次當作解決糾紛的原則。

1993年4月，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見面。兩人握手的一刻被稱為兩岸關係的“歷史座標”，台媒稱其為“官方授意、民間形式”的制度性商談。

汪、辜二人1998年再次會面。臺灣聯合新聞網稱，當時的大背景由“李登輝康奈爾之旅、兩岸密使、司馬遼太郎事件、96年台海飛彈危機、修憲凍省、李宋分裂等大事件交錯形成”。“汪辜會談”成了攤牌大會，“結果以次年7月的‘兩國論’收場，兩岸關係進入斷裂惡鬥時期”。

2008年6月，新任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應海協會之邀北上，在北京與海協會新任會長陳雲林會面，續上了中斷近10年的“兩會”會談。

2012年9月，江丙坤離職，香港《大公報》贊他“功成身退”，認為通過陳、江二人的努力，“近年兩岸關係從破冰回暖，到豔陽高照”。4年的8次“陳江會”，簽署了18項經貿協定，實現兩岸三通，促進了兩岸在旅遊、郵政、醫療衛生、食品安全、智慧財產權保護、核電開發等多個領域的合作。

2013年6月，新任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和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在上海進行首次“陳林會談”。臺灣《經濟日報》稱，即使兩岸的高層會面也無法替代“兩會”的作用。

2009年12月22日，時任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左）在會談前與時任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握手。

黨派接觸探路

2005年夏天，一個臺灣代表團的到來，讓整個北京城沸騰。

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雖是臺灣地區在野黨領袖，但當他的手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手握在一起時，兩岸人士還是激動不已，因為國共兩黨間斷了60年的對話，終於重新開啟。兩岸媒體紛紛在報導中提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兩次國共合作，史今交映，引來無數唏噓。

2005年3月，江丙坤以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身份訪問大陸，為連戰之訪鋪路。這是56年來國民黨首次正式組團訪大陸。臺灣“中央社”稱，兩岸正值緊張態勢，國民黨表示願為化解僵局跨出主動的第一步。作為回應，大陸方面接待規格也相當高。

《大公報》將江丙坤此行稱為兩岸間第一次“黨對黨”正式接觸，台媒更用“破冰之旅”來形容此行的意義。

2014年2月17日，連戰再訪大陸，身份已是國民黨榮譽主席。不過，國台辦發言人表示，仍會提供高規格的接待，“無論連戰代表不代表國民黨，替不替馬英九傳口訊，都無礙他在兩岸關係中墊定的歷史地位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臺灣地區“大選”使國民黨重新上位。《大公報》稱，“國民黨重新上臺時，兩岸關係已停滯近10年，正是‘百廢待興’。”4月，當選“總統”馬英九的副手蕭萬長在博鼇論壇與胡錦濤會面。兩人互稱“蕭先生”、“胡先生”，避開了稱呼職位的尷尬。蕭萬長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參加博鼇論壇，但無法掩蓋他是臺灣地區副領導人的事實。這次會面被視為1949年以來，兩岸最高層的直接會談。

近年來，兩岸的黨政要人進行了多次非正式會面，溝通日漸頻繁融洽。民進黨不甘讓國民黨專美於前，也出現了與大陸接觸的呼聲。2013年8月，高雄市長陳菊為籌辦9月的“亞太城市高峰會議”訪問大陸，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晤。民進黨前“立委”邱垂貞就此對臺灣“中央社”表示：“大陸與臺灣接觸，成為全世界不可避免的大趨勢，既如此，民進黨到底要選擇逃避？選擇接觸？選擇封閉？或是選擇開放？逃避是死路一條，也只有接觸才有活路，既然要接觸開放，當然是認真接觸，不但認真接觸，還要多方接觸。”

當局直接對話

王郁琦此次成了首個訪問大陸並與大陸官員正式會談的臺灣官員。臺灣國民黨原“中常委”邱毅認為，“張王會”是兩岸接觸從淺水區進入深水區的開端。

高層接觸也帶動了其他領域的接近。據臺灣TVBS電視臺報導，2009年，臺灣駐中東地區某非邦交國的代表突然接到中國大使的邀請，到中國使館做客吃飯。這位代表急忙向臺灣“外交部”打報告，臺灣方面則因此事改變了外交人員在海外對大陸同行的行為規範，決定“改為採用開放方向”。台媒評論，這是兩岸官員往來的又一個重要突破。

臺灣前“外長”歐鴻煉曾對媒體大談“外交休兵”，解禁兩岸“外交官”的社交接觸，“除了大陸的大使館和官舍設限之外，其他在一般社交場合上見面、餐敘等，都以不回避為原則”。

在兩蔣時代，臺灣外交人員遇上大陸同行時，按規定應“唱響反共歌曲”。後來稍微變通，臺灣前“外長”、當過多年駐美代表的程建人告訴臺灣東森新聞網，遇到大陸外交官，“互把對方當空氣”，他駐外的最後幾年，有時雙方會稍微點頭致意。

如今，兩岸官方終於從隔空致意的“史前”時代，漸漸走到了執手相談的2.5時代。

（據《青年參考》張慧/文）


張戎：毛的最後三年

作者： 丁健

鄧小平迫毛讓步

毛澤東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中共領導中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派”，核心人物是鄧小平。他在毛死後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航向。

鄧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歲。一九二○年十六歲時，他飄洋渡海去法國動工儉學，在那裡成為共產黨人，受周恩來領導。法國的五年使他愛上了牛角麵包、葡萄酒、乳酪等法國食品。若干年後，他還多次把巴黎咖啡館跟家鄉四川的茶館相提並論，特別提起義大利廣場旁邊的一個小咖啡館，他常去那裡喝咖啡。

同在法國的中國人形容他是個“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總是跳跳蹦蹦，走到這一角同人說笑話，又走到那一角同人開玩笑。”數十年的共產黨生涯把他演變為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個好處是他喜歡開短會，中共奪取大陸後他負責大西南，開的第一次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只花了九分鐘，與一次開會講了九個鐘頭話的周恩來迥然相異。有人說，周的風格是舉輕若重，鄧是舉重若輕。鄧處事果斷，不少複雜的政務是在橋牌桌上解決的。

從法國鄧被驅逐出境，到了蘇聯。長征時，他是中央秘書長；抗戰中，他是八路軍最高指揮之一；國共內戰期間，他前後任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總前委書記，管轄兩個野戰軍。這兩個戰役開始前，毛澤東對他簡短而信任地說：“交給你指揮了。”從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總書記”。

對毛的政策，鄧賣力地執行。反右運動，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躍進時，鄧轉而反對毛導致大饑荒的政策，支持劉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不找我。”“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彙報工作。”“鄧小平對我敬而遠之。”

毛發動文革時，曾一度考慮過要鄧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鄧不贊成毛搞文革，不為所動。毛把他打成“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軟禁在家，孩子和繼母被趕出家門。鄧被批鬥抄家，但不像劉少奇被整得那樣慘，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麼程度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根據他仇恨的程度。毛說：“鄧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毛欣賞鄧的能力，留著鄧以備不時之需。

即使是有“區別”也還是災難。一九六八年五月，鄧的大兒子朴方跟一個女兒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學去，逼他們揭發鄧小平。在這所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六十多個遭到監禁的人被拷問致死，或自殺。朴方不堪淩辱而跳樓，造成終身殘廢，從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覺。鄧和妻子一年以後才得到消息。幾天幾夜，鄧的妻子不住地哭，後來對鄧的繼母說，她覺得活著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鄧小平夫婦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槍的警衛監管，每天去拖拉機廠做工。離京前，鄧跟癱瘓的朴方一面也沒見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兒子從上山下鄉的地方來看父母，面黃肌瘦，穿得破破爛爛。假期結束，兒子不能不在一個小雨天離開。鄧心裡難受，當天面色蒼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廠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癱瘓的朴方終於獲准送來江西，當鄧看到他從前活蹦亂跳的兒子殘廢成什麼樣子時，他的傷心溢於言表。江西的夏天濕熱難耐，怕兒子長褥瘡，鄧和妻子每天數次幫他翻身，替他擦澡。這是件很勞累的活，因為朴方個子大，小名“胖子”。

鄧後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裡，他在惡夢中大聲喊叫，把全樓都驚醒了，以為出了什麼事。痛苦中他進行著反思。結果是，在毛死後，他摒棄了毛搞的那一套，改變了中國。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鍛煉身體，等待機會回到政治中心去。

機會終於來了：“九•一三”。朴方經常用家裡帶短波的收音機聽外國電臺。這在中國當時是要坐牢的，推行這項嚴酷政策，鄧本人也有份兒。可如今他默許兒子“收聽敵臺”。正是從外國電臺廣播中，鄧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對這一消息，毛政權層層往下傳達，鄧兩個月後同工廠工人一起聽到。文件裡提到“林彪迫害老幹部”。念文件的說：“毛主席對老幹部是不會置於死地的。老鄧就坐在這裡，他可以作證。老鄧，你說是不是呀？”鄧小平紋絲不動地坐著，面無表情，沉默不語。

回家關上房門後，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談政治的規矩，和他們一樣興奮激動。兩天之後，他提筆給毛寫了被打倒以來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東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來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沒有回信。周恩來第二年五月被診斷出癌症，毛也沒有召鄧人京。毛嘗試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養周的接班人，選擇了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三十七歲的王原是某紡織廠保衛科幹部，他長相英俊，有些號召力，但談不上有治國的本領。毛派飛機把他接到北京，開始訓練他，一年之後，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為僅次於周的第三號人物。

王洪文顯然無法替代周。澳大利亞的惠特拉姆總理訪華，在毛那裡見到王，發現他緊張得不得了，整個會見一個字也沒說，只在最後沒頭沒腦地蹦了一句出來。會見時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周恩來感歎說年輕的王那時還沒出生。會見完畢，客人準備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聲說：“總理，你說南昌起義時我還沒出生，可是我也幹了很長時間的革命。”

這樣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勢惡化。毛不起用鄧不行了。他把鄧接來北京，先讓鄧做了副總理，主要負責接待外國人。鄧不像周恩來那樣有風采，會見外國人時不斷吐痰，令好幾個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畢竟有政治家的風度。

這年年底，周的癌症進一步惡化，尿裡的鮮血止不勝止。毛做了一項重大決策：讓鄧主管軍隊。為此，他恢復了鄧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鄧是唯一可以保持軍隊穩定的人。王洪文在軍隊的影響等於零，林彪死後毛任命的軍隊主管人葉劍英元帥，份量又不夠重。

給鄧這樣的權力對毛來說是場賭博。但毛的賭注押對了。毛活著時，鄧沒有對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脅，就是毛死了，鄧也不准公開批毛，儘管他拋棄了毛的主要遺產。

毛把鄧提上政壇中心，但在鄧周圍擺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康生當時已因癌症行將就木。“四人幫”代表著毛的政策。

鄧回京不久便同周恩來和葉劍英建立了自己的“聯盟”。這三人中，鄧、葉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紂為虐的人。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廳”改名為“向陽院”，意思是心向紅太陽毛澤東。他唯一的養女孫維世在文革中受到監禁，原因在於她曾給中共高層做過俄語翻譯，見過許多蘇聯領導人，包括史達林。毛懷疑他周圍所有跟蘇聯有來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來。江青落井下石，因為孫長得很美，毛對她也似曾有意。孫慘死在獄中。儘管周恩來據說對她愛慕傾心，周沒有伸手救她，死後他還批示調查“是否自殺或滅口”，好像孫真的捲進了什麼“陰謀”。

鄧對周幫毛搞文革是不滿的。毛死後他講，周在文革中“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雖然他緊接著又聲稱“人民原諒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後，鄧於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們有近七年沒見面了。一開頭，兩個人對坐無言。終於，周開口了，第一句話是：“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周向來謹小慎微，這次他不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親信張春橋，而且直接抱怨毛澤東。他的話是經過仔細斟酌的，目的是向鄧表態：他要跟鄧站在一起，反對文化大革命。此話一出口，鄧便瞭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樣子，原諒了周。兩人開始長談，從此成了盟友。

這是一個轉捩點。毛的兩個最重要的同事攜手結盟。鄧還常去軍隊的重地西山見另一個盟友葉劍英，與葉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氣”，這向來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現實。

鄧等人得以結盟，歸根到底是由於年邁的毛病得不輕。終身的嗜好抽煙就是在此時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對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擔心。身邊工作人員接到規定：“走路要響一些，好讓他知道有人進來了，免得他不知道嚇著。”視力模糊不能看書，一生手不釋卷的毛難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學作品印成大字本看。為了印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個印刷廠，每冊印刷量五本上送毛。為了保險多印了幾本，作為檔案封存。參與注釋、校點的學者一本也不許保留。隨著毛的視力越來越壞，大字本的字型大小也越來越大。當毛發現即使用放大鏡也看不清這些特大號字時，他忍不住痛哭起來。他只得靠工作人員讀書給他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離開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診斷出來了，是白內障，成熟後用小手術很容易摘除。雖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長籲了一口氣。他在南方待了九個月，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出行。

為毛檢查身體的結果還發現，他患了一種極少有的運動神經元病，大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壞死，身體逐漸麻痹癱瘓。由於喉、咽、舌功能失調，食物和水會流入氣管囤積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後階段，不僅無法吞咽，而且無法呼吸。這是不治之症，根據毛現有的病狀，他只能活兩年。醫生們依彙報程式報告了毛的大總管汪東興。汪報告了周恩來。正是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周的膽子大壯，雖然外表上，他對毛是照常的恭順。

周的盟友鄧，葉也得到這一消息。他們決定不通知“四人幫”，連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訴江青是自找麻煩。兩年前毛休克，她罵醫護人員是“特務”、“反革命”。周恩來找她討論毛的病情，她反說周要逼毛交權。可是，這次不告訴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亂指控，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鬥爭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瞞著。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兩年會怎麼反應，誰也不敢說。醫生們對毛說他的身體很好，還可以活很多年。有一個外來的醫生說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馬上就被送了回去。對病狀的解釋是上了年紀之類的話，毛半信半疑。為了保證把毛蒙在鼓裡，真實病情對他貼身的工作人員一律封鎖。

知道了毛來日無多，再加上周恩來本人也病入膏肓，鄧——周——葉聯盟行動起來，要讓毛指定鄧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幹部任命到關鍵位子上。十二月，周拖著病體飛往長沙，帶著人事安排的名單去見毛。毛對這些老傢伙在京城做些什麼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給他通風報信的“四人幫”。江青說她對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觸目驚心”。但是毛沒有辦法管束鄧、周、葉等人，軍隊在他們手裡。“四人幫”對軍隊毫無影響力，毛又無法在軍中新建一支與鄧、周、葉抗衡的力量。他力不從心。

怪病纏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剛離開北京南下時，他還可以在院子裡散散步。幾個月後，他就只能拖著步子一點一點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長沙的游泳池裡只劃了劃水，發現手腳實在劃不動，那天便成了他與終身愛好的游泳訣別的一天。游泳池邊，毛髮出一聲長長的歎息，這是意志力極強的毛從未發出過的聲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衛隊長聽到時驚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縮器官失調的結果，毛說出的話越來越不清楚，飯菜也不斷掉進肺裡，他不斷地嗆著，肺部不斷地感染。毛只能側躺在床上由人餵飯。

在這樣的狀況下，毛只能認可周恩來送上的人事名單，特別是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代行周恩來之職。毛沒有完全示弱，他把張春橋提拔為不論在政府還是在軍隊都僅次於鄧的人物，而且把媒體讓“四人幫”牢牢把持，使他能夠直接向全國發號施令。

鄧、周、葉的策略是先利用張春橋、江青歷史上的污點打擊他們，把他們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歲生日那天，周以嚴肅的神情對毛講這兩位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毛說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問題又怎麼樣？

一向俯首貼耳的周，竟然膽大包天地當面把毛的妻子和親信打成敵人。毛知道他面臨一番惡戰，他和“四人幫”一邊，同鄧、周、葉以及重新任職的老幹部對陣。

此時鄧在全國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毛指示“四人幫”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過媒體發起一場針對這批人的“批經驗主義”運動。四月，毛回北京後，鄧當面向毛表示反對這場運動。毛被迫說同意鄧的意見，把運動怪到“四人幫”頭上，叫江青做檢討。五月三日，當著整個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經驗主義的運動，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這樣帶表白性的認錯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虛弱，到會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幾乎全瞎，說話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樣子。這是毛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毛反覆講“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陰謀害我。這是毛對中共最上層的老傢伙們提出的請求。那段時間，毛三番五次對他們講“周勃安劉”的故事：在劉邦死後，軍事長官周勃與丞相陳平合謀，剷除掌握了政權的呂後一黨，使漢室重新成為劉家天下。當時，人人皆知江青以呂後自詡。毛講的故事給老傢伙們一個資訊：你們不妨也像周勃、陳平一樣，搞掉江青一黨——等我死了以後。

聽毛講故事的有軍隊將帥，他們在文革中吃足了苦頭，現在由鄧周葉聯盟委以重任。他們不跟毛翻臉則罷，要是翻臉，毛就岌岌可危了。儘管張春橋、王洪文被安插進軍隊，也無濟於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軍隊對毛進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賀龍元帥去世六周年紀念日。賀龍因為不幸聽見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說要“搞掉毛”的話，成為毛疑心的焦點，慘死在監管中。軍方決定為賀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毛無法阻止，只能規定“不治喪，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報導，不宣傳”。在軍方支持下，賀龍長女給毛寫信，指出賀龍一案牽連了一大批軍隊的人，對賀龍後事的這種做法在軍隊行不通。毛只好答應安放儀式怎麼搞由周恩來安排，但強調一點：“不登報”。

儀式籠罩在一派悲痛的氣氛中，周恩來以體重僅三十來公斤的垂危之軀，掙扎著前來參加，並且感情衝動地致了悼詞。他一進會場就喊著賀龍遺孀的名字，扶著她的肩膀，聲淚俱下地說“我很難過”，“我沒有保住他啊！”

周措辭很巧妙，“保”而沒“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賀龍專案的負責人，賀的死，以及賀部下的入獄、受刑、死亡，他都有責任。人們對他有氣，他很清楚。他緩緩對在場的人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就這樣，他爭取了同情，把人們的不滿導向了毛。

毛從來是拿別人做替罪羊的，不習慣別人把責任贈還給他。他非得要報復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飛《滿江紅》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內障摘除手術。手術只花了七分鐘，結果完滿，毛十分高興。

眼睛複明使毛信心大增，兩個星期後他便搞了個評《水滸》、批“投降派”運動，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這是毛影射周恩來。周心裡明白，幾十年過去了，《伍豪啟事》這一紙謊言還可能會在他死後敗壞他的名聲。九月二十日，在做一個大手術之前，術前鎮靜劑用過了，醫生都等著周，他仍花了一個小時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啟事》做的自我辯護，用顫抖的手簽上字，交給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術車。進手術室前一刻，他對周圍的人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幾天後，鄧見到毛，對批《水滸》運動明確表示不滿。毛又把過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愛的辭藻罵道：“放屁！文不對題！”運動不了了之。

鄧有了權後幹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擺上議事日程。文革中，誰提生活水準誰就是搞“修正主義”。在毛統治中國四分之一世紀後，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對優越的城市裡，衣食等必需品都處於嚴格定量之下。說到“住”，三代同室的情況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億，但蓋的新房子寥寥無幾，老房維修幾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間，整個城市建設的投資，包括水、電、交通、排汙等，不到同期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投資的百分之四。這些年中，對醫療、教育的投資，比中共上臺初期本來就小得可憐的比例，還少了一半多。農村更是一貧如洗，大多數農民吃不飽飯，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沒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體。“革命聖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產黨剛到時還窮。延安城裡滿是饑餓的乞丐，有外國人來瞻仰聖地時，官方便把他們“收容”起來，遣送回鄉。

毛澤東對他的“子民”的境況知道得清清楚楚。從收集下情的管道來的檔，毛每天都讀，或是讓人念給他聽。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對越共領導人黎筍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哪怕越南燃燒了三十年不停的戰火，經歷了美國的狂轟濫炸，中國人還是窮過越南人。然而，當鄧小平設法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時，毛的“四人幫”卻說：“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鄧幹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蕪的文化領域有了點生機。這時上演了幾部劇情片。儘管它們無一不是歌頌共產黨的，江青仍然對它們橫加攻擊，用漂亮女演員也成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電影，毛卻想看什麼就看什麼，“解放後”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別喜歡坐在家裡欣賞戲曲。名角兒們便從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蕩蕩的北京電影廠、電視臺攝影棚裡，專為毛錄音拍戲。沒人對他們解釋為何來演唱這些早就被禁的“反動黃色”的東西，只有人警告他們不許問問題，不許交談，不許向任何人提起。錄影由電視轉播車從毛的住宅外，直接發送給毛獨家欣賞。

因為他的政策，鄧小平不時同江青發生爭執，有時拍桌子罵她，成了除她丈夫外這樣對待她的第一人。鄧也當面對毛譴責江青，並鼓勵電影導演和其他文化人給毛寫信告她的狀。鄧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臺灣）。毛不能讓鄧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鄧主持做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等於要鄧自己把自己限制起來。

鄧拒絕做這個決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他是當著一百三十名高級幹部的面說這番話的，態度強硬。毛只好放棄做決議一事。但他同時也決心再次打倒鄧小平。

周恩來、葉劍英都曾勸鄧不要操之過急，等毛死了再說。但是鄧不願意等，他估計他可以逼毛讓步。鄧看到的是毛的極度衰弱，但他見不到的是，在這衰朽的軀殼下，毛保持著不可摧毀的意志和慣有的老謀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歲的周恩來去世。鄧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馬上行動，把鄧的職務實質上解除，將他軟禁在家，在全國搞“批鄧”。對葉劍英，毛也同時下手，以“生病”為名拿掉了他的軍職。毛指定“老實”不起眼的華國鋒接替周恩來，同樣不知名的陳錫聯代換葉劍英。毛用他們而不用“四人幫”是因為“四人幫”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儘量減小對他決策的阻力。

周恩來的死成為導火線，點燃了舉國上下長期壓抑的對文革，乃至對毛的奔騰怒火。頭一年，鄧在臺上時，“謠言滿天飛”，把周塑造成一個為老百姓嘔心瀝血，跟“四人幫”鬥爭，受“四人幫”迫害的悲劇英雄。人們對他的死表現了真誠的悲傷。媒體受命低調宣傳，大家更加憤慨。當周的遺體從醫院運到八寶山公墓火化時，北京一百多萬人自發肅立幾十裡長街兩側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權下從未有過的壯觀景象。追悼會那天，就連毛謹慎寡言的秘書張玉鳳也問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毛翹了翹他半癱的腿，說他走不動。可人們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貶周。不久後是春節，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裡的人悄悄傳說，這是毛在慶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終於在清明掃墓時分爆發。人群彙集在天安門廣場，用花圈與詩歌悼念周恩來，聲討文化大革命。同樣聞所未聞的是，人群搗毀了企圖清場的警車，放火燒了“四人幫”組織的民兵指揮部。這場暴動，就發生在離中南海咫尺之遙的地方。

毛政權用血腥手段恢復了天安門廣場的“秩序”。江青喝茅臺以資慶祝，毛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鎮壓在全國進行，不過已是強弩之末。

雖然鄧小平並不是天安門抗議活動的後臺，可是廣場四周松樹上掛的許多與“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噹當地響著人群對他的擁戴。毛害怕鄧同人民結合起來，下令把鄧從軟禁的家中抓走，關在北京的另一個地方。

毛沒有用殘酷的方式來對付鄧，相反地，他發話要保護鄧。這並不是因為毛對鄧念念不舍，他是怕鄧在軍隊的追隨者憤而採取激烈措施，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和生命。軍隊實際上仍在葉劍英的掌握中。葉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見川流不息的軍隊將領，直接針對毛的話，說他沒有病，“誰也休想趕我走”。在朋友中間，葉對毛的稱呼已不再是尊稱“主席”，而是“拿摩溫”，英文number one（“一號人物”）的音譯。雖無貶義，也是不恭。

在葉的住處，將帥們半公開地討論他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外號“鬍子”的王震將軍對葉說：把“四人幫”“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因為怕竊聽器，葉打著啞謎，先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鬍子”將軍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時不宜輕舉妄動，等去世以後再說。“鬍子”將軍找到他從前的下級汪東興，代表軍方囑咐他要保護好鄧小平。

毛清楚西山裡出出進進在搞什麼名堂，但他在軍隊新任命的人完全無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無回天之力。他只好聽之、任之。就在這樣焦躁無奈的情緒下，他的心臟病六月初大發作，把他擱在死亡的門口。

毛的病危通知發給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當時鄧的夫人因眼疾住在專給高層——包括被打倒的高層——看病的三○一醫院，一位跟她親近的醫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訴了她。這樣一個絕密消息馬上被透露給主要政敵，標誌著毛的鐵腕已鬆弛到何等地步。鄧一得知這個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給毛寫信要求回家，等於是要求釋放。

毛不敢拒絕，在月底病情好轉時答覆：“可以同意”。鄧的歸期被延遲了幾天，因為朱德元帥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齡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樣引起全國抗議浪潮，怕鄧捲進裡面去。抗議浪潮沒有出現，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鄧回家。鄧在深夜被一輛汽車悄悄接走。

這一次鄧只關了三個月。雖然放出來後仍是軟禁，畢竟鄧是跟一大家子親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最後的日子

仇恨、失意、自憐，籠罩著毛澤東最後的日子。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裡躁動的情緒，在生命臨近終結時，由毛賦以特殊的表現方式。他喜歡六世紀庾信的《枯樹賦》，為一度繁盛的大樹枯萎凋零感懷傷情。按詩人的原意，大樹所以沒落，是因為在移植中傷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飄零異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對注釋詩文的學者提出異議，說大樹的遭遇“不是移植問題”，“是由於受到了急流逆波的沖蕩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殘所造成的”。以樹喻人，毛當然想的是自己。幾天前，鄧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剛逼著他屈辱地當眾認錯，說“我犯了錯誤”，取消了針對他們的政治運動。用江青的話來說，鄧等人是在“欺負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還不得不放鄧回家。就在這時，他讓秘書把《枯樹賦》給他讀了兩次，然後自己開始背誦，用微弱、吃力不清的聲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傷感之情：“……前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淒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是毛一生中所讀、所聽的最後一首詩詞。

在大限將臨的歲月裡，毛痛恨的不只是鄧，周恩來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寫過九篇痛駡周恩來等人的文章，語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發表它們。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讓周做了第一次手術。他由於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洩憤的方法是重讀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個月，又讓人把這些心愛之作讀給他聽，回味宣洩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對當時的盟友劉少奇曾稱讚有加。重讀時毛把對劉的贊詞從文章中全部劃掉。

重讀這些文章，毛腦子裡或許還轉著文章攻擊的主要對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後來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蘇聯。據赫魯雪夫和王明的兒子王丹之說，毛還下過一次手，結果王明沒死而他兒子的愛犬被毒死了。王明對於毛是一顆定時炸彈，他不時做反毛的對華廣播，文革中還計畫飛返中國，在新疆建立根據地，以圖推翻毛。這個計畫由於蘇聯不支持而未實行。

從四十年代中毒以後，王明就不斷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後幾年，生命更似一縷遊絲。他的內臟全被腐蝕壞死，到後來什麼都不能消化，一點點東西，要嚼三、四個小時，算一頓“飯”。

毛幾乎所有從前的同事都已魂歸西天，多數的死同他有關。然而，這些死對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長莫及的蘇聯。劉少奇、彭德懷死了，毛不敢公諸於世。周恩來的死激起天安門廣場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國境，差點就安然無恙，而且留下一道擺脫不了的暗殺他的陰影。鄧小平呢，還活著，享受著天倫之樂。

毛自我感覺是個失敗者。幾十年苦苦追求也沒能稱霸世界。原子彈有了，可是“有彈無槍”，已有的導彈能把它準確地射過邊境就不錯了。巨額投資的中國軍工產品品質差得一塌糊塗，而且浪費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見海軍負責人時伸出小指頭，萬般遺憾地說：“我們的海軍只有這麼大！”毛會見基辛格時，扳著指頭數著說：“世界上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我們落後。美國、蘇聯、歐洲、日本、中國、我們是倒數第一。美國、蘇聯、歐洲、日本，中國——你看看。”福特總統訪華時，毛對他說：“我們只能放空炮”，“罵罵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後一次努力要爭做世界領袖。這次毛仰仗的不是軍事實力，而是中國人民的貧困。他重新劃分“三個世界”，把貧困作為“第三世界”的定義，這樣一來他便是當之無愧的第三世界領袖。毛的確被恭維為第三世界領袖，但享有此稱號的人不少。第三世界並不聽命于毛，毛也沒起什麼領導作用。就像一位美國外交官所說：“是與不是有什麼兩樣呢？”

即使毛培植起來的人也拒絕接受他的領導。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奪權沒有毛的援助是辦不到的。導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爾布特掌權後來見毛，毛誇獎他的奴隸營式的統治，說：“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舉消滅了階級。”住在中國享福的西哈努克親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軟禁的環境裡給紅色高棉作招牌。儘管毛給了波爾布特無窮的好處，波爾布特卻完全不領情。親毛的柬埔寨領導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檔案上這樣寫著：“這條可憐蟲的死是罪有應得。你這個腐朽的雜種，竟膽敢說柬埔寨共產黨是在毛的影響之下。”在世界舞臺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個模糊的光環。尼克森的女兒朱莉（Julie）來訪時戴著一枚毛像章，她後來寫道：“他的反應簡直像個孩子，興奮得不由自主地緊緊抓住我的手。”為了持續保持知名度，毛見外國政要一直見到臨死前三個月。可這些會見有損他的領袖形象。泰國領導人說他們進房時毛在“打呼嚕”。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描繪道：毛說話哼哧嘟噥，頭歪倒在沙發背上。從當時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臉如蠟像，兩腮下墜，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後，再不見外國人了。

毛因未能實現做世界領袖的雄心而傷感。他的傷感不是為他的國家和人民。為追逐他的夢，為鞏固他的權力，他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造成七千萬人在和平時期死亡。對此毛沒有表示過任何遺憾。他心頭只有自己。毛後期很愛哭，任何使他聯想到征服中國的輝煌——像看宣傳電影中中共軍隊進北京——和現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淚飛頓作傾盆雨。他身邊工作人員常見他“激動得淚如泉湧”。自我憐憫，這就是毫無憐憫之心的毛澤東臨終前最強烈的情緒。

毛這時喜歡的古典詩詞，抒發的都是英雄豪傑“壯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這份感情使他與全世界的“壯志未酬”的大人物認同。其中最顯著的是因水門事件下臺的美國總統尼克森。毛一而再、再而三對他表示同情。尼克森離開白宮不久，毛托菲律賓的馬科斯夫人給他帶話，問候他，請他來中國。尼克森的女兒和丈夫大衛•艾森豪（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來華受到驚人的熱烈歡迎。毛對朱莉說：“馬上給你父親寫信，說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國後，中國駐美聯絡人員告訴她說，毛“把你看作一家人”。這樣的話，毛一生中大概沒有對第二個外國人說過。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森再度來訪。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載上外交部的禮賓司長，專程到洛杉磯去接他。這個姿態也是聞所未聞的，特別是中國飛機很有可能被扣下，做為中國沒收美國在華財產的抵押。與尼克森重逢時，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森碰杯。尼克森走時，毛步履艱難地陪他到門口，無限惆悵地同他告別。毛就是把尼克森接來道別的，為尼克森上演的文藝節目裡，毛特意安排了他心愛的古典詩詞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有薩都刺的《百字令•登石頭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有張元幹的《賀新郎•送胡邦衡謫新州》，裡面更歎道：“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

對尼克森，這些都是對牛彈琴，他聽得枯燥無味，疲倦已極。毛是在為自己抒發感情——儘管他不在場。

毛的傷感情懷還有一個寄託者，他就是被毛趕到臺灣的蔣介石。為了防止蔣捲土重來，毛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歲高齡的蔣介石死在臺灣，臨終留下遺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產黨垮臺後葬到大陸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澤東私下為他舉行了一場個人的追悼儀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點點東西，沉默莊嚴地把張元幹的送別詞《賀新郎》的演唱錄音放了一天。這首詞只有幾分鐘長，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種葬禮的氣氛。毛時而靜靜地躺著聽，時而用手拍床，擊節詠歎，神情悲愴。詞裡寫道：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這兩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懷古往今來和國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談論兒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蔣介石談心。

詞的最後兩句，原文是：“舉大白，聽《金縷》”，表示滿腔悲憤，無可奈何，只能借飲酒寫詞聽唱來消愁。為蔣介石送葬後幾天，毛仍念念不能釋懷，下令把這兩句改為“君且去，不須顧”，重新演唱錄音。這一改，使送別的意味達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變成了生離死別。毛向蔣介石做了最後的告別。

尼克森、蔣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後歲月裡，他最擔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他只見過短短的一次，沒什麼交情。可是，皇帝被軍事政變趕下臺，一九七五年死在監獄裡時，毛著實傷心了一番，不斷說：“做得好好的一個皇帝，為什麼要把別人推翻呢？怎麼會落到這個下場呢？”

正是這種擔心，驅使他對鄧小平等人暗示：別動他，盡可以在他死後清除江青一黨。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對他死後天塌地陷毫不關心。毛沒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實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會長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對為他管事的華國鋒等人說了幾句關於未來的話。未來在他腦子裡是“動盪”，是“血雨腥風”，是“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毛沒有留下任何遺書，也沒有向任何人交代遺言——儘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時間預備遺囑。

毛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在中南海內一所其貌不揚的房子裡度過。房子是專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號，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鄰唐山市的一場七•八級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邊工作人員把他匆匆抬進那裡。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多達數十萬，官方說二十四萬，非官方估計是六十萬。如果中國當局接受國際援助的話，傷亡本可以大為減輕，但毛政權對外國援助一概拒絕。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裡，千百萬人睡在露天，“四人幫”控制的媒體卻號召人民“在廢墟上批鄧”。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來徵求毛的許可。毛先說不同意，後來她又要求，毛便答應了。三天后，毛突然喪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這時毛床邊有以華國鋒為首的政治局成員晝夜值班，回來後的江也參加，但站在毛的床後，因為毛一清醒看見她，就顯得煩躁反感。毛的兒女一個也不在身邊。

九月八日，毛從昏睡中醒來，喉嚨一陣咯咯咯響，他想說什麼話。在毛身邊十七年的理髮師兼服務員周福明把一支筆塞進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髮師舉起的紙上艱難地畫了三條歪歪扭扭的線。喘息了一會兒，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點了三點。理髮師猜到了毛要什麼，原來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總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從來沒見過三木，對他也沒什麼特殊興趣，此時對三木的掛念，緣於自民黨內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要把三木趕下臺。

關於三木的材料拿來了，毛的女友兼護士孟錦雲用手托著給毛看。毛看了幾分鐘，昏迷過去了。這份關於又一個政府首腦將要倒臺的材料是毛最後的讀物。

不久，毛聲音微弱地對孟說：“我很難受，叫醫生來。”這是毛說的最後一句話。以後他再也沒從昏迷中醒過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毛澤東死了。他的腦子直到臨終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轉動著一個念頭：他自己，和他的權力。

尾聲

今天的中國，毛澤東的像仍然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停放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心。中共現任領導人自稱是毛的繼承者，竭力維持著毛的神話。真實的毛，依然鮮為人知。


鄧小平扭轉歷史乾坤  劃時代的龍年（一）

2014-8-14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70| 評論數: 0

編者按 《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和其陰影》一書，闡述了1979年前後，發生了逆轉歷史的5大反動與開創故事，正主宰了今日世界面貌，今年8月22日，適逢主角之一的鄧小平110歲冥誕，特予連載。本書由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為資深國際記者、英美智庫研究員克里斯汀．卡里爾，譯者林添貴。

按照中國人紀年，1976年是龍年，而傳說中龍年充滿著劃時代改造的可能性，或許也會有重大災劫發生。

1976年7月28日凌晨，華北工業城市唐山地底一塊板塊滑動脫位，造成地震只有15秒鐘，政府宣布死亡人數為25萬人，但實際數字恐怕還要更高，這是20世紀死傷最慘重的地震。

劃時代變革的龍年

地震波及唐山之外，約100英里之外的北京，某些人不敢睡在屋裡，但是禍不單行，那天竟然下雨，逼得許多人又回到屋子裡。有一家人特別有創意，在院子裡露宿幾天之後，決定在屋子裡搭蓋簡易的避難所。他們把所有桌子找來，排成一行，再拿床板、木框搭在上頭；底下鋪了床墊。現在，似乎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這一戶人家71歲的家長卻有問題。他的女兒在回憶錄說：「他有老人家典型的問題，就是攝護腺肥大，夜裡必須起床好幾次去小便，而防護棚太低、很難彎腰進出，偶爾會碰到頭。」

他必須設法克服，這只是近來一連串不幸之一。幾個月前他還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物之一，但是他被敵人拉下馬，解除職務，因而陷入政治絕境。繫於一身的他和全家人未來，全都晦暗不名，不曉得會延續多久。

這個老人即是鄧小平。過去10年，他的生命劃下了令人眼花撩亂的軌線。1960年代中期，他躍升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高位，地位僅次於黨主席毛澤東及國家主席劉少奇。然而文化大革命一爆發，一切都變了。劉少奇突然被清算，不久即因長時間受刑求，又疏於醫療照護而亡故。鄧小平一向尊敬毛澤東，卻也成了反覆無常的殘暴受害人，出奇快速地由政府高層墜入羞辱而陰暗的深谷。

1969年，他和太太被下放到一個省屬牽引機修理廠工作，兩人待了4年。鄧小平雖然躲過了其他人身遭刑求的羞辱，但下放生活並不輕鬆，家人也嘗盡苦頭，長子為了躲避狂暴的紅衛兵，從學校高樓跳窗，終身癱瘓。其他無數中國人在文革期間碰上同樣恐怖際遇，許多倖存者經歷甚至比鄧小平一家更驚悚。到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狂飆逐漸淡化，10年暴力動亂換成了普遍疲憊和失望。這種情況下，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許多人不僅把唐山大地震視為天災，還認為是嚴重變革的徵兆。按照中國紀年，1976年是龍年，傳說中龍年充滿著劃時代改造的可能性，或許也會發生重大災劫。

唐山大地震不是唯一惡兆。地震的前幾個月，即1月間，全國目睹溫文儒雅的大老周恩來總理去世，全民哀悼，但並不是人人哀傷。文革最大獲益的人、尤其是毛妻江青及其政治盟友，相當仇視周恩來，因為周恩來不跟他們一樣激進、狂熱。長期下來，毛澤東對這位同僚的敵意愈來愈深，江青等人也感受得到，設法讓周恩來葬禮一切從簡。但許多人認為這是對周恩來的大不敬，認為周恩來努力遏止文革狂暴行徑鬧過火，值得感念。各地人民以大字報和紀念花圈，表達哀思──經常公開違背官方所訂下不准對已故總理致哀的指示。

1973年，也就是唐山大地震之前3年，鄧小平才從文革下放中復出。他竭力執行周恩來路線，以務實的經濟發展為優先，不搞革命激情。江青等一夥人指控鄧小平是策畫全民對周恩來表達哀思的幕後首腦，他們說服又病又老、愈老愈偏執，而且脾氣不好的毛澤東，解除鄧小平負責政府日常運作的高階工作。

事隔幾星期，民意再度抬頭，黨領導人大為意外。4月初，許多人抓住清明時機，彌補黨對周恩來的禮數不周。光是北京市一地，將近200萬人到天安門廣場向周總理致敬。民眾次日4月5日再度來到廣場，很生氣地發現，向周恩來致敬的花圈已被清走。群眾化憤怒為示威遊行。不久，上萬人在北京市中心聚集抗議。

江青和文革追隨者指責哀悼的民眾是國家的敵人，召來部隊以相當粗暴且導致流血的方式清空街道。許多示威民眾因此受傷。江青和她的3個主要盟友、不久被稱為「四人幫」──發覺有機會收拾鄧小平這個大敵。

毛澤東之所以准許鄧小平復出任職，乃看重鄧小平是個成熟經理人和解決問題的高手。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已經達成他要撼動社會，使社會不再停滯的原始目的，現在他承認經過多年經濟動盪之後，應該要恢復某種程度的穩定。毛澤東依然重視鄧小平的行政長才，他曉得這個強悍的矮個子，正是要重建紀律所必須倚重的人才。毛澤東也曉得，鄧小平的復出，可以平衡以他妻子為首的激進派，日益看漲的勢力，而且他確切地懷疑，江青正在策畫要在他死後奪取大位。（待續）


鄧小平扭轉歷史乾坤  永久復出急起直追（二）

2014-8-15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94| 評論數: 0

毛澤東有一次和赫魯雪夫見面，特別提醒說：「你看見那邊那個矮個子嗎？他非常聰明，前途無量。」

鄧小平遭到罷黜時，81歲的毛澤東已經身染重病，得了俗稱路格瑞氏症的肌萎縮性骨髓側索硬化症，幾乎不能說話，要靠潦草的字跡溝通，唯一聽得懂他含含糊糊字句，只剩他的貼身女「生活祕書」。1976年5月底，毛澤東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接見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身體很差，而且十分明顯。兩人會面照片顯示，毛澤東腦袋後仰靠在沙發背上，人人心中有數：偉大的舵手來日無多了。

大廈將傾一線生機

毛澤東體衰多病，使得江青這一幫人更容易把清明節的民眾抗議事件，歸咎到鄧小平身上。他們指控鄧小平策動在首都市中心進行「反革命」示威活動，以達成自身的政治目標。老病的毛澤東終於耳根軟，聽進他們的要求，鄧小平被正式地逐出領導階層。不過，毛主席留住最後一記重手──允許鄧小平保留黨籍，這個動作至少讓他來日仍有可能復職。儘管發生種種波折，毛澤東仍然十分看重鄧小平的強悍和能力。

1954年，毛澤東有一次和赫魯雪夫見面，特別提醒說：「你看見那邊那個矮個子嗎？他非常聰明，前途無量。」

下放前幾年，鄧小平想方設法爭取回北京，卑躬屈膝地寫了兩封信給毛澤東，表示願對過去犯的「錯誤」負責，懇請准許恢復黨職以為黨效勞。但是現在，1976年，他拒絕有一絲一毫的歉意，現在不是公開認錯的時候。鄧小平在黨內高層仍有許多有實力的朋友，他們在往後幾個月仍奉他為領導，鄧小平和盟友決定以靜制動。

1976年7月初，又發生一件大事：朱德元帥將星殞落。他是國共內戰時公認的共軍靈魂人物，國共兩黨歷經23年內戰，中共終於在1940年代末期，擊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退據台灣。朱德聲望極高，聲譽堅若磐石。如果這樣的巨人也會倒下，誰不會倒下呢？

這就是唐山大地震發生當時的大局勢。地震撼動了四人幫；他們為了靠山毛澤東即將不久人世，感到很焦慮。但四人幫也很清楚，鄧小平遭免職並不代表他徹底被打敗。鄧小平被迫下台已經4個月了，江青等一夥人的宣傳仍持續將他妖魔化，勸告同胞要「批鄧」。

地震過後，他們甚至發動新一波媒體攻勢，警告四人幫的頭號政敵不得利用救災行動，因而唱出一個口號：「提防鄧小平企圖利用地震恐慌鎮壓革命。」四人幫又說：「唐山大地震只影響100萬人，其中只死了幾十萬人。它可比不上批鄧，這是攸關8億人民的大事。」

但江青只是白費心血。1976年的龍年傳說很快地應驗。9月間，毛澤東終於死了。一手策畫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的國父、統治天才、善變的上帝，走了。隔了幾星期，經毛澤東指定為繼承人的華國鋒，一個平凡的黨工幹部，竟然逮捕了四人幫，預先防堵了中共領導層內部極左派政變的威脅，也終結了文化大革命。又隔幾個月，華國鋒歡迎鄧小平恢復積極的政治生活。鄧小平終於永久性地復出，而且將長久居於大位，帶領中國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鄧小平有他自己的治國方案，但在那當下並不明顯。華國鋒1977年7月允許鄧小平復出後，鄧起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要負責外交事務，這個職位似乎不會對華國鋒構成威脅，畢竟華國鋒是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根本不曉得鄧小平已經復出，直到有一天，國營電視台播報一場足球賽，鄧小平出現在鏡頭上，大家才發覺他回來了。

一個月之後，鄧小平過73歲生日。走路蹣跚的布里玆涅夫還比中共這位革命老將年輕兩歲，他的衰老也代表著蘇聯馬列主義的老態龍鍾。鄧小平沒有耐心，是有道理的，他有太多事要急起直追。

少年留法勤工儉學

鄧小平在1904年誕生於四川省一戶地主家庭。四川人口稠密，頑強務實。鄧小平的父親受過高等教育，是地方祕密會黨成員。成長在政治狂熱時期，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國政體。但是革命黨人崇高理想未能實現。中國陷入政變、反政變、分裂、軍閥內戰，動亂頻仍。1919年，少年鄧小平參加了五四運動。

鄧小平成績優秀，他父親發現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培養兒子的技能。一群中國名流強烈相信，中國若能精通西方知識與技術，必可強國富民。他們成立了一個赴法國「勤工儉學」的計畫。鄧小平──年僅15歲，是全團84名學生中最年幼的一員──於1920年搭船前往馬賽。但由於主事者管理不當，這項計畫沒能兌現它所宣傳的學習目標。

中國學生被分散到工廠擔任廉價勞工，沒有機會學習法文，甚至淪為必須靠自食其力才能餬口。但是鄧小平很快地就展現了適應環境的能力，他換了不少工廠工作，勉強維持生活。身為非技術工人的這段經驗，使他接觸到現代工業工作環境的一些重大弊病，毫無疑問也使他十分同情共產主義的理想。（待續）


鄧小平扭轉歷史乾坤  周恩來毛澤東提攜知遇（三）

2014-8-16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80| 評論數: 0

在長征途中，毛澤東成功地壓倒黨內對手，成為無可爭議的領袖，這項發展有助於鄧小平開拓前程，他已被視為毛澤東最忠誠的副手之一。

法國的經歷介紹給鄧小平一生中的三大最愛：足球、牛角麵包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在中國成立。兩年後，鄧小平參加中共在法國歐洲總支部一項活動。他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除了本身的政治認知之外，可能也和同儕影響有關。

留法周恩來成靠山

鄧小平的一位朋友是周恩來，歲數比他大，以另一個方案來到法國留學，日後成為鄧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靠山之一。有了周恩來提攜，鄧小平成為中共在法國機關報《赤光》的編輯，馬上展現做為政治實踐者和組織者的能力。但是鄧小平在1926年1月涉及一樁共產黨的示威活動，引起法國當局的情治單位注意。他設法搶在警方登門逮捕他的前一天離開法國。警方到達鄧小平的住處時，他已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

到了莫斯科，他進入中山大學。這所大學是以紀念中國最受尊敬的革命家孫中山而命名，蘇聯以它來培訓未來中國的領導人。從1920年代初期起，基於國共兩黨的共同目標是打倒軍閥、將中國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莫斯科催促中共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密切合作。1923年，蘇聯甚至命令兩黨合併，以國民黨為其資深合夥人。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反映史達林懷疑當時黨員極少的中共有存活能力。

鄧小平在俄羅斯待了一年，學會革命政治的基本竅門，然後接受指派協助中共發展組織。1927年他回到中國，經歷若干波折，來到上海的中共中央總部。

鄧小平到達時正是關鍵時刻。國共兩黨勉強湊合的政治聯姻安排已持續好幾年。可是，孫中山在1925年去世。從國民黨繼承人之爭脫穎而出的，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他的長子蔣經國是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蔣介石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左翼領導人，而在1927年，蔣介石逮到機會動手剷除敵人，包括共產黨人在內。

中共總部設在上海，蔣介石發動的血腥清洗，被稱為「白色恐怖」。上海清共代表國共兩黨長達23年的內戰開端。這項衝突對鄧小平的觀點，影響深遠，增強對共產主義方針的忠誠度，也使得他有豐富的政治、軍事實務領導經驗，此外，也使他的命運和毛澤東產生緊密關聯。

鄧小平逃過上海清共，加入在農村地區組建的中共農民部隊，有些部隊由精明的黨工幹部毛澤東率領。1929年，黨派鄧小平到廣西省西部代表黨與當地軍閥結盟。鄧小平在當地待了一年，後來國民黨部隊成功擊潰這股勢力。這支親共部隊被消滅後，鄧小平設法回到上海重整組織，但黨內上級對他拋下部隊感到不高興，他有一陣子投閒置散，遭到黨內冰凍。但至少已有指揮部隊的第一手經驗。

不過，他的麻煩不止於此。鄧小平在莫斯科求學時，結識一個年輕女性結婚。就在鄧小平回到上海不久，在醫院難產而死，女嬰也沒救活。這件悲劇發生不久，黨中央又派給他另一項工作。這回是到毛澤東及其農民部隊在江西省山區建立的「中華蘇維埃」根據地。

鄧小平看到毛澤東在當地創造的成績，大為折服，畢竟鄧小平從本身挫折的經驗，深刻知道要建立一個能夠存活的根據地，是多麼困難。

這是毛鄧兩人長期職業關係的起始。

中共的國共內戰史，可說是高潮迭起又詭譎莫測的派系鬥爭故事。黨內不同派系互爭領導權，1930年代初期和毛澤東扯上關係可不是一件好事。黨中央指控毛澤東逾越權限，而鄧小平被貼上黨內「毛派」為首分子之一的標籤，被指控犯了「失敗主義」錯誤，遭到免職。

長征毛澤東擢副手

在遭受一番痛批、失去職位後，他被關押了一陣子。就在災厄之前不久，他再婚。但是現在，當黨的領導人增大壓力，這個第二任太太便公開譴責他，要求離婚，很快改嫁給另一個人。原本外向、健談的鄧小平開始變得畏縮，此後終其一生，謹言慎行。

即使偉大的共產黨領袖學得很快，但歷史仍然不等人。1934年，國軍加重圍剿力道，迫使毛澤東放棄江西根據地，共軍決定撤往遙遠的另一端根據地。這次行軍後來被稱為「長征」，走了6千多英里路，穿過大半個西部，抵達西北共軍根據地。他們走過最難以克服的地形，如高山、沼澤和沙漠，沿路國軍不斷追擊。疫疾和飢餓也增添軍隊傷亡數字。共軍展開長征時有8萬6千人，一年之後走到終點的只剩1萬人。客觀來講，它一點都稱不上勝利，但是能夠歷經煎熬活下來畢竟也算是成就。

「長征」肯定是一道重要分水嶺。長征途中，毛澤東成功地壓倒黨內對手，成為無可爭議的領袖，這項發展有助於鄧小平開拓前程，他已被視為毛澤東最忠誠的副手之一。長征過程中，鄧小平負責黨的宣傳，不過歷程中種種困難沒讓他有機會一展長才。走上征途後沒幾個月，他就得了傷寒症，差點一命嗚呼，但是他努力撐著，活了下來。（待續）


鄧小平扭轉歷史乾坤  冷靜應對蘇修變局（四）

2014-8-17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27| 評論數: 0

鄧小平在1956年前往莫斯科，參加了堪稱為20世紀歷史最重要轉捩點的一項會議。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鄧小平已準備好大肆發揮，到了年底，日本已占領了上海及首都南京。儘管並不情願，國共雙方再度聯手迎戰共同敵人。鄧小平奉派為八路軍底下最精銳部隊：一二九師政委；師長劉伯承也是四川人，是個高明的戰略家，精擅指揮與統御。劉伯承曾在戰場負傷，成了獨眼龍，從軍閥時期即有豐富的作戰經驗，也到過蘇聯深造。

劉鄧絕配影響深遠

劉、鄧兩人成為絕妙搭配。抗戰期間，一二九師在兩人領導下成為共產黨在戰場上最有成效的單位。鄧小平親歷戰事的經驗，時隔數十年還發揮極大效用，和高級將領的密切關係幫助極大。而且主管一二九師也使他得到主持民事行政的寶貴經驗。

抗戰8年期間，劉、鄧控制山西省東部太行山脈一大塊地區，由於當地人的支持攸關根據地是否能持續存在，因此有責任維持區域內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採取共產黨的標準作法，殺雞儆猴，或殺或捉，修理一些地主，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可是他和其他領導人做法不同的是，他避開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給予農民耕作的誘因。鄧小平說：「人民應依近年平均生產量課稅，超過平均量以上之數量應完全歸生產人所有。」

鄧小平於1939年抽空回到延安中共老巢，和受過大學教育的學運分子卓琳結婚。卓琳出生於相當富裕的家庭，和鄧小平出身背景相似，她父親是生意鼎盛的火腿商人。這次婚姻維繫了58年，育有5個子女。兩人婚禮在毛澤東的窯洞前舉行，這可是中共黨員的一項殊榮。

抗日戰爭進行到1940年代，漸近尾聲時，毛澤東和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舊仇宿怨又爆發。鄧小平是共產黨在重要的東北地區最高階官員，他和劉伯承指揮的部隊，於內戰的關鍵決戰──1948至1949年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扮演了決定性角色。

劉伯承和鄧小平的中原兵團，是為數達50萬人的共軍部隊中的核心主力，他們面對的國軍人數更多，器械更精良。戰役即將結束時，鄧小平已升為兵團政委。他以強悍無情和作風嚴厲聞名。他要求結果，並且不計代價地達成任務。淮海戰役造成國軍數十萬人傷亡，實質上終結了蔣介石的作戰力量。

1949年，毛澤東的部隊開進北平，改名北京，宣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共產黨勢力鞏固，鄧小平也因多年戰功官位扶搖直上。他負責治理西南地區，也包括長久以來為國民黨基地、尤其難以駕馭的廣東省。1955年他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出任黨中央總書記。1956年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有兩篇主要報告，其中之一即為鄧小平負責，另一則由即將出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報告。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不久即成為主要盟友。

身為黨的外交事務專家，鄧小平在1956年前往莫斯科，參加了堪稱為20世紀歷史最重要轉捩點的一項會議。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著名的「祕密演說」。

演說稿的正式名稱是〈論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赫魯雪夫令人大為震驚，他指控史達林統治期間的種種暴政，包括「大恐怖」的細節，又說列寧也懷疑繼承他的這個人。

中共和他國共黨代表團都未受邀出席實際批判史達林的那場會議，次日才收到演講稿影本。這項演講對蘇共及其他國家共產黨中堅分子都是一大震撼。在忠心耿耿的共產黨人心目中，史達林是近乎神明的偉人、完美無疵的領袖，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完美代表人物。看到他遭到現任蘇共領導人如此重炮轟擊，共產黨人都十分創傷。某些人風聞有此演講，已先自殺。波蘭共產黨黨魁在聽取演講內容的評析報告後不久，心臟病發而死。

防中共去史達林化

鄧小平的反應在此中則顯得十分冷靜：他立刻明白這裡頭深刻的意涵，以及這場會議對毛澤東這個頑固不化的史達林主義者，所構成的隱性威脅。鄧小平送回北京的報告，立刻顯得關鍵非凡，而日後赫魯雪夫去史達林化的政策即成了蘇聯和共產中國之間深刻裂痕的主要肇因。

中方指責赫魯雪夫及其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搞「修正主義」，是因為蘇聯希望在共產世界爭取領導地位的權杖。或許同樣重要的是，終其一生，鄧小平都保持著鮮明的印象──質疑長期不變的黨領袖會帶來動亂；這一點在他於1970年代末期處理共產中國的改革時，影響他的思維。

赫魯雪夫批史達林的演講之後，毛澤東，即使他的權勢如日中天，仍然非常驚慌，決定要採取保護措施，不能讓中國也出現「去史達林」的趨勢。他在1957年針對重要的知識分子發動一場邪惡的整肅，所謂的「反右運動」，把數十萬人送進監獄、集中營或下放勞改。鄧小平負責主持這項運動，展現出他對主子的效忠。要到1960年鄧小平終於才敢和毛主席保持距離，巧妙地處理「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待續）


鄧小平扭轉歷史乾坤  穩定壓倒一切（五）

2014-8-18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378| 評論數: 0

「務實」這個字眼在談到鄧小平這個人時，幾乎已頻繁地出現到令人麻木的地步了。

1961年，他在黨的集會中講出一句名言：「管牠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使鄧小平無可避免遭到指控，說他不忠於革命理想，但是鄧小平鎮靜地說：「如果人家說你是走資派，代表你做的事不壞。」這分頑強在日後的文化大革命可把他給害慘了。

到了1960年代中期，鄧小平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一樣，飽經磨練。他在內戰變得堅毅無情，也強化相信共產黨領導方針絕對正確的信念。內戰給他重要的指揮作戰實務經驗，也建立綿密的人脈網絡。這層人際關係因為有了共同政敵，又得以增強聯繫。它也教會他政治權鬥的心機。從毛澤東，他學會了控制辯論條件，才能制敵先機。同時，身為太行山邊區實質領導人，他學到了就複雜的政治現實做務實調整的必要性。

強悍自信決定力量

1950年代，赫魯雪夫的「祕密演講」告訴鄧小平，失控的解放政治會帶來威脅，而大躍進也讓大家看到相信「毛澤東是完美無疵」所產生的缺陷。在鄧小平看來，這兩個教訓並不矛盾；事實上，對他的行政哲學的演變同樣重要，他相信穩定壓倒一切，維持政治穩定，是迫切的經濟改革和實驗的先決條件。在未來歲月裡，鄧小平透過多年內鬥和戰爭所鍛造出來的強悍自信，才是他最具決定性的力量。

美國前任駐中國大使羅德對他有一段描述：「別看他身高只有4尺10吋，他能主宰全場。他的雙腳勉強及地，是個大菸槍，隨口吐痰，主持會議非常高竿……他會丟出幾句漂亮話來抓住國際媒體的注意力，讓外界聽到他想要傳遞的訊息。在會談時，會先向對方道明來意，然後從容地就兩、三個議題堅定地表述意見。他非常直截了當。他不像毛澤東愛用隱喻和寓言，他也沒有周恩來的優雅。他非常務實。他會拿自己和中國開玩笑，這當然是因為他對自己和對中國都很有信心。」

「務實」這個字眼在談到鄧小平這個人時，幾乎已頻繁地出現到令人麻木的地步了。這個人精嫻生存之道。現在他繼承一切大權，再來就看他在有生之年能有什麼建樹了。（待續）


鄧小平扭轉歷史乾坤  實事求是（六）

2014-8-19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271| 評論數: 0

毛澤東過世之後，兩大陣營潛伏的歧異逐漸浮上表面，而他們終於要為中國未來走向做出定奪。

北京的冬天來得早。1978年11月中旬，冰冷的寒風已吹進首都，空氣中充滿柴油廢氣、出自無數煤炭爐的煙霧，以及來自蒙古沙漠和黃土高原的黃沙。在昏暗中，219個中共高階黨員，穿著相同的灰色或藍色圓領毛裝，於紫禁城外某一地點集合。

山雨欲來風滿樓

京西賓館是人民解放軍擁有、經營和守衛的旅社，隱密程度最適合舉辦決定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未來命運的集會。一直要到數十年後，平民和少許好奇的外國人才曉得這次集會詳情。

多年來，黨的會議是競相歌頌神聖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場合。毛澤東肅清數以百萬計實際甚至僅存於想像的政敵。凡此種種，都不是要鼓勵活潑的辯論氣氛。

現在，強人已杳，調性即將改變。1978年這項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表面目的，是為後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訂定路線方針。與會者看似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準備議程。現今一般都說，這次三中全會是後毛澤東時代發展的正式轉捩點。但真正的作戰，是在隱密的京西賓館工作會議中，分出高下。毛澤東過世之後，兩大陣營潛伏的歧異，逐漸浮上表面，最終要為中國未來走向做出定奪。

會議一開始，先確認華國鋒為中共黨主席。毛澤東過世後的兩年期間，他已經集一切頭銜和權力於一身。華國鋒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只是中階黨工幹部，但在整肅開始加速，黨內許多高幹紛紛中箭落馬之際，他抓住千載難逢的攀升機會，巧妙地在每個轉折點，都以毛主席最忠誠學生之姿出現。

他也設法避免和四人幫走得太近，文革即將結束前，四人幫暗助他一把。毛澤東挑選華國鋒，一則是要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因為華國鋒不太可能翻轉他的政策；一則是要牽制江青，她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毛澤東在1976年寫下「你辦事，我放心」字條，以此宣示冊立華國鋒為其政治傳人。

毛澤東過世之後，一點也不起眼的華國鋒突然展現魄力，把大家都嚇了一跳。他和黨內兩大元老結盟，一位是葉劍英元帥，另一位是李先念，華國鋒一舉逮捕了四人幫，就算以20世紀共產黨陰謀權鬥的詭譎標準而言，這也是個石破天驚的大豪賭。

華國鋒先爭取到四人幫的重要盟友汪東興，以分散四人幫的勢力；汪東興得到四人幫之助，晉升為負責高幹安保的禁衛隊──八三四一部隊指揮官。華國鋒和汪東興安排好陷阱，請四人幫當中的兩人出席政治局特別會議，一踏進房間，立刻被捕。

四人幫之首江青在她的臥室被捕。據說押走時她手下一名僕役還朝她吐口水。解放軍奉華國鋒之命，迅速解除江青等人多年來建立的武裝民兵，也接管四人幫掌控的強大媒體機器。文化大革命終於正式結束。

可是華國鋒能拿出什麼新方略？當下並不清楚。華國鋒當然了解國家經不起不斷的革命，他採取周恩來原本規畫的策略，宣布應推動「四個現代化」（科技、工業、國防和農業現代化），先下令大量投資工業和農業，以恢復經濟活力。

華國鋒的計畫的確促成具體成長，但也導致鉅額預算赤字和可恥的浪費，因為它未能處理毛派不當行為所遺留下來的管理和組織的嚴重問題。華國鋒已掌握正確概念，但是本質上仍然依賴動員和口號，而不是實質的經濟政策。

華國鋒剷除四人幫，試圖重整經濟，但是似乎猶豫不決，也不敢終結文革的廣大遺緒。1977年2月，毛澤東過世後的幾個月，華國鋒的支持者發表聲明，內含一句名言：「凡是毛主席的政策和決定，我們都堅決支持；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毫不動搖地追隨。」

兩個凡是撐不住

這句口號被稱為「兩個凡是」，支持者被稱為「凡是派」。和許多派系一樣，這個名稱也相當符合事實。華國鋒的正當性來自於他是毛澤東欽定的繼承人。這一點很重要，可是也限制了他發揮的自由，華國鋒不可能詆毀對偉大舵手的記憶，又同時不傷害自己。

情勢很快就變得清楚，華國鋒的地位並非牢不可破。幾乎打從他承繼大位那一刻起，黨內權力掮客──包括協助他剷除四人幫的葉劍英、李先念在內──就催促華國鋒要讓毛澤東生前遭整肅的高階同志平反復職，這群人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鄧小平。

華國鋒明白這裡頭潛藏的挑戰，迅速採取行動先發制人。1977年3月他在黨內一項重要會議曉諭與會代表說：「批鄧和反右傾翻案風是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決定的。我們必須執行這些批判行動。」他還比擬鄧小平為赫魯雪夫，這個「大修正主義者」在蘇聯審慎地推行政治自由化，卻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惡鬼。

華國鋒很不幸，他遇上的對手是老謀深算的鄧小平。鄧小平雖未復職，卻具有相當奧援。他在1974至1976年復出雖短，卻充分展現行政長才。他執行的政策治癒文革造成的經濟傷害──甚至下令部隊從紅衛兵手中搶回被霸占的一座重要火車站。（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