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叢日雲告誡學生：中國將大變，要站在正義方
(2013-07-13 08:35:43)
近日，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叢日雲教授在2013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在網路上爆紅，其全文及精彩片段在微博上被頻繁轉發。
他在演講中告知學生，未來社會可能有大的變化，目前局勢風雲變幻，暗潮湧動，前途莫測。一旦遇上“重慶模式”這樣的結果，該怎麼去面對。他具體細分了勇敢者的做法及膽小者的做法，認為關鍵是不要讓自己的人性在隨波逐流中泯滅。即使不敢做抗爭者，也不要去對抗爭者背後放冷箭，助紂為虐。他希望自己的學生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站在人民一邊。
6月27日上午9點，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的2013屆本科生畢業典禮暨學士學位授予儀式在昌平校區學術報告廳舉行。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叢日雲教授作為教師代表，向與會的畢業生送上了自己真誠而又感人的叮囑，引起各界讚賞。
他在演講中說到，今天畢業走出校園，明天就是社會大學的開學典禮。人生就是一次次的畢業與開學，但是，只有這次畢業與開學是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
演講中，他還告誡學生，即將踏入的這個社會，是一個豐富而又精彩的人生舞臺，但同時它也是一個險惡的江湖，污濁的泥潭。並稱這個江湖深不可測，遠非你們所能想像。
他還說，你們如果關注社會動態，就能看到天邊在積聚著烏雲，就能聽到烏雲中醞釀的風暴。敏銳的人都能看到，風雲變幻，暗潮湧動，前途莫測。
“面對可能到來的社會大變局，你將如何選擇？”
他用“重慶模式”來提醒學生面對複雜紛亂的現實該如何選擇：他說：“如果中國再來一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如果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模式，你們能不能清醒地說不？如果你沒有這個見識或勇氣，能不能至少做個無害的逍遙派？”
他告訴學生，面對滾滾而來的濁流，如果不能總是抗爭，是否可以選擇偶爾抗爭；如果你不敢積極的抗爭，你還可以選擇消極地抗爭；如果你不能勇敢表達，你可以選擇含蓄表達或者選擇沉默。
如果你選擇配合，但你還可以把調門放低一些。在你主動或被迫幹壞事時，能不能內心還殘留一點不安和負罪感。他認為即使這點也是人性未泯的標記。
他對有可能選擇不抗爭做法的學生，也提出自己的要求，對其他抗爭者，要懷幾分敬重，即使沒有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後放冷箭、使絆子，助紂為虐。
他希望，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文明一邊，選擇站在人民一邊。
他的演講也引起很多企業家、專家學者的共鳴。北京一家信託投資管理公司的董事長王鍈女士對此感概表示：“我願意盡力讓盡可能多的人讀到這個講話，也為我們今天的大學的師長要以如此沉重的心情送學子和孩子們進入社會而難過。非常難過。她還在結尾處加了三個淚奔的面孔。
北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總裁曹思源也引用叢日雲教授演講中的一句話，對其表示力挺與支持：“我希望，你們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文明一邊。”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也對此回應，認為這是每個人都應記住的座右銘。經濟研究學者劉海影表示，這是很低的要求，同時也是很高的要求。
四川某通訊公司法人“悲月的微博”也感歎：“世上還有這樣的師長，才讓人感到這國還有那麼一點點希望。真希望當初畢業時，也曾有人在耳邊這樣叮囑，而不是一堆到今天一句也想不起來了的官方套話和經學術包裝後的‘成功學’。”
在懷疑的時代更需要信仰
盧新寧(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是北大中文系84級本科生。) ——北大致辭 2012.7.1
敬愛的老師和親愛的同學們：
上午好！
謝謝你們叫我回家。讓我有幸再次聆聽老師的教誨，分享我親愛的學弟學妹們的特殊喜悅。
一進家門，光陰倒轉，剛才那些美好的視頻，同學的發言，老師的講話，都讓我覺得所有年輕的故事都不曾走遠。可是，站在你們面前，親愛的同學們，我才發現，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畢業的時候，你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沒有出生。那個時候你們的朗朗部長還是眾女生仰慕的帥師兄，你們的渭毅老師正與我的同屋女孩愛得地老天荒。而現在他們的孩子都該考大學了。
就像剛才那首歌唱的，“記憶中最美的春天，難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將理想“變現”的歷程，我們只是一疊面額有限的現鈔，而你們是即將上市的股票。從一張白紙起步的書寫，前程無遠弗屆，一切皆有可能。面對你們，我甚至缺少一分抒發“過來人”心得的勇氣。
但我先生力勸我來，我的朋友也勸我來，他們都是84級的中文系學長。今天，他們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貧淡泊；有的已經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發了財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離了婚、生活並不如意，但在網上交流時，聽說有今天這樣一個機會，他們都無一例外地讓我一定要來，代表他們，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說點什麼。
是的，跟你們一樣，我們曾在中文系就讀，甚至讀過同一門課程，青澀的背影都曾被燕園的陽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纏滿的綠牆上。但那是上個世紀的事了，我們之間橫亙著20多年的時光。那個時候我們稱為理想的，今天或許你們笑稱其為空想；那時的我們流行書生論政，今天的你們要面對誡勉談話；那時的我們熟悉的熱詞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們記住的是“拼爹”、“躲貓貓”、“打醬油”；那個時候的我們喜歡在三角地遊蕩，而今天的你們習慣隱形於偉大的互聯網。
我們那時的中國依然貧窮卻豪情萬丈，而今天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在苦苦尋找迷失的幸福，無數和你們一樣的青年喜歡用“囧”形容自己的處境。
20多年時光，中國到底走了多遠？存放我們青春記憶的“三角地”早已蕩然無存，見證你們少年心緒的“一塔湖圖”正在創造新的歷史。你們這一代人，有著遠比我們當年更優越的條件，更廣博的見識，更成熟的內心，站在更高的起點。
我們想說的是，站在這樣高的起點，由北大中文系出發，你們不缺前輩大師的庇蔭，更不少歷史文化的薰染。《詩經》《楚辭》的世界，老莊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詞章，構成了你們生命中最為激蕩的青春時光。我不需要提醒你們，未來將如何以具體瑣碎消磨這份浪漫與絢爛；也不需要提醒你們，人生將以怎樣的平庸世故，消解你們的萬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們，走入社會，要如何變得務實與現實，因為你們終將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們已經不相信了——不相信規則能戰勝潛規則，不相信學場有別於官場，不相信學術不等於權術，不相信風骨遠勝於媚骨。你們或許不相信了，因為追求級別的越來越多，追求真理的越來越少；講待遇的越來越多，講理想的越來越少；大官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因此，在你們走向社會之際，我想說的只是，請看護好你曾經的激情和理想。在這個懷疑的時代，我們依然需要信仰。
也許有同學會笑話，大師姐寫報社論寫多了吧，這麼高的調子。可如果我告訴各位，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學，那些不管今天處於怎樣的職位，遭遇過怎樣的人生的同學共同的想法，你們是否會稍微有些重視？是否會多想一下為什麼二十多年過去，他們依然如此？
我知道，與我們這一代相比，你們這一代人的社會化遠在你們踏上社會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國家的盛世集中在你們的大學時代，但社會的問題也凸顯在你們的青春歲月。你們有我們不曾擁有的機遇，但也有我們不曾經歷的挑戰。
文學理論無法識別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獻擋不住地溝油的氾濫。當利益成為唯一的價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當成交易的籌碼，我很擔心，“懷疑”會不會成為我們時代否定一切、解構一切的“粉碎機”？我們會不會因為心灰意冷而隨波逐流，變成錢理群先生所言“精緻利己主義”，世故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會不會像那個日本年輕人所說的，“有的是人才，卻並不培養精英”？
我有一位清華畢業的同事，從大學開始，就自稱是“北大的跟屁蟲”。對北大人甚是敬重。談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傳言，他特認真地對我說：“這個社會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適應，而是北大人的堅守。”
這讓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時，陳平原先生的一席話。他提到西南聯大時的老照片給自己的感動：一群衣衫襤褸的知識份子，器宇軒昂地屹立於天地間。這應當就是國人眼裡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將來的你們身處何處，不管將來的你們從事什麼職業，是否都能常常自問，作為北大人，我們是否還存有那種浩然之氣？那種精神的魅力，充實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聖絕學”，是否還能在我們心中激起共鳴？
馬克思曾慨歎，法蘭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氣的人。今天的中國，同樣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給我們的教育，才格外珍貴。從母校的教誨出發，20多年社會生活給的我最大啟示是：當許多同齡人都陷於時代的車輪下，那些能倖免的人，不僅因為堅強，更因為信仰。不用害怕圓滑的人說你不夠成熟，不用在意聰明的人說你不夠明智，不要照原樣接受別人推薦給你的生活，選擇堅守、選擇理想，選擇傾聽內心的呼喚，才能擁有最飽滿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寫過一本書《這個世界會好嗎？》。我很喜歡這個書名，它以樸素的設問提出了人生的大問題。這個世界會好嗎？事在人為，未來中國的分量和品質，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後，我想將一位學者的話送給親愛的學弟學妹——無論中國怎樣，請記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國；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
謝謝大家！
（摘自作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畢業典禮上的致辭）來源中國青年報)
北美崔哥：中國移民來了，世界末日就來了
2014-02-19 這不是歷史
北美崔哥：中國移民來了，世界末日就來了。黃河般的中國人奔騰到哪裡，哪裡就會出現“世界末日”的美景。當年慈禧閉關鎖國，不讓中國人出來，就是不忍心給世界人民添堵。
千年古國的大門打開了，中國人來了。後面發生的一切只能用這四個字來形容“所向披靡”。
黃皮膚的中國人就像黃河之水般地坐著飛機從天上就下來了。國際歌裡怎麼唱來著，對了，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早來的各國移民看著中國人很新鮮：個子不高，眼睛小小的，但是特別發亮，據說從來不揉沙子。無論任何生意，只要被那雙小眼睛瞄上，其它國家的人就別想再幹了。可惜，當外國人發現這一真理時，已經晚了。
一位苦大仇深的菲律賓移民說：崔哥，我省吃儉用，好不容易攢夠了錢要買房子，結果中國人一來，把美國房價炒上去了.他們一買買兩套還嫌便宜，我還得再幹十五年才能重溫我的美國夢。我招誰了我，這就是你們中國人常說的“坑爹”對吧。
一位老實巴交的墨西哥移民說：崔哥，我裝地板幹了三十年，每間房收費三千，比白人少一千；中國人一來，連工帶料收兩千，幹得又快又好，還請客戶吃中餐。我們南美人哪裡鬥得過懂孫子兵法的中國人，得了，認倒楣，還是給中國人打工去算了。
一位吃苦耐勞的日本移民說：崔哥，我開亞洲速食快十年了，每份午飯賣六到八美元一份，生意還可以。中國人來了，就在我餐廳對面開了一家，打出招牌“一美元中餐店。”沒錯，是一美元，一勺一美元。身高馬大的老美要想吃個半飽，少說也得在盤子上來十一勺菜（就說這勺有多小了），再加個春捲，等於吃一頓飯20美元。數學不好的美國人逢人就說，“去過那家一美元中餐店嗎，便宜極了！”我想起這事死的心都有。
一位感覺良好的印度移民說：崔哥，在亞洲移民裡，我們印度人聰明，勤奮，英文好，應該算是二等白人吧。中國人一來，比我們還聰明，還勤奮，還能吃苦。往我們身邊一站，比我們誰都白，知道悲催和悲憤交加是什麼滋味嗎？我反正是懂了。
得，啥也別說了，中國人來了。
2012年，對於各國移民來說是徹底的世界末日，他們幾十年積累的在美國的貓膩，捷徑和旁門左道，隨著中國人的插手全都一個個崩塌了。
首先，假結婚。別國的移民比較低調，移民局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國人一來，一年整出五千例假結婚。夫妻們先假離婚，再各自找別的人假結婚，每結一次婚收費兩萬美元。見沒人管，馬上明目張膽在報紙上打廣告，國內找上家，國外找下家，產業鏈很快就形成了，不少公司還開始全球連鎖。移民局實在忍無可忍，嚴打，搜捕，驅逐，很快就把漏洞堵上了，就此宣判了假結婚的“末日”。各國移民淚眼相望，得，啥也別說了，中國人來了。
第二，到美國生孩子。既拿國籍，又吃救濟，還可以全家移民。這條道本來是墨西哥人踩出來的，每年成千上萬的孕婦就指著這個機會呢。得，中國人來了。先是在豪華住宅區買下三層高的公寓樓，讓老墨一頓裝修，隔出一百多個套間，每個套間裡住一個高價來美的中國孕婦。
等到某一天太陽出來了，本縣城的美國人突然發現，大街上徜徉著上百名挺著大肚子的中國孕婦，不少人腦門上蒙著白手巾，看上去既像本拉登那邊的人，又像敵後武工隊。一到開飯的時候，“月子樓”飄出折磨人的香味；一到深夜，幾百個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中國大喇叭裡的廣播體操。美國人民憤怒了，紛紛舉報給移民局，衛生局，防火局，稅務局，經過一通嚴打整頓，月子樓查封。今天，孕婦們即便有了來美簽證，在口岸也可能被拒絕入關。中國人把“生孩子”這條路也堵上了。
得，啥也別說了，中國人來了。
最後就是政治庇護。在過去十年裡，只要中國人說自己練過法什麼功，信天主教，或者生二胎，就立馬可以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撒這點謊對於中國人來說太不算什麼了，於是十年之內幾十萬人就這麼稀裡糊塗地拿到了庇護綠卡。
美國移民局如此關照中國大陸來的人，目的很簡單：幾十萬政治庇護的案例，說明中國人權記錄糟糕，這就是資料和證據。但是大家知道，我們中國人的美德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政治庇護得綠卡的消息一傳出，中國人就山呼海嘯地湧來了。於是，報紙上開始出現頭版廣告——庇護綠卡，不成功不收費，全程培訓，買二送一。洛杉磯機場開始出現律師舉牌子：申請庇護的跟我走！
墨西哥友人也開始練法什麼功了，人家說你又不是中國人；老墨急了，誰說不是，我們是中國蒙古人的後裔，我爺爺的爺爺叫成吉思汗。
美國移民局開始忍無可忍了，在2012年聖誕前夕，紐約上百名員警出動，搜捕查封幾十家涉嫌造假的庇護律師樓，抓捕多人。據說幾十萬庇護案例中，90%全是假的。那就是說，美國關於中國的人權記錄報告，90%全是TM瞎編的。完了，這回完了，政治庇護的漏洞也被堵上了。
這也不能怪美國政府。大部分申請庇護的人，前腳被移民局批准，在法庭上哭得跟淚人似的；後腳就舉著五星紅旗高唱國歌參加十一遊行，這，這也忒不給美國人面子了吧。要不就是說自己信天主教遭迫害，被批准庇護後，馬上就去佛堂給如來佛上香，這也太TM忘恩負義了吧。
一位羅馬尼亞移民問我：北美崔哥，為什麼你們中國人幹什麼事情都那麼邪乎？不把這件事幹死不甘休？我讓他舉幾個例子，他眉飛色舞地說：
“你看，所有國家都在食品裡放添加劑，包括美國。可是你們中國人一開始放，就在所有食品裡面放，放添加劑不解氣，後來直接放化學藥物。讓人吃死才甘休。聽說你們國內的食品一吃裡面全有毒藥，就直接吃人還安全點。”
一位埃及移民說：“你們中國人幹什麼都追求世界之最，蓋樓要蓋世界最高的，生人要生世界最多的，下雨要能下淹死人的雨，建高鐵要世界最快的而且得是能追尾的。你們打兵乓球，要囊括所有獎牌，不給別的國家留一塊，直到讓奧運會不得不取消這一項；你們出國要占最多的留學生，出口要占世界頭位，你們怎麼就不能中庸點呢？
一位加拿大移民說：崔哥，中國其實用不著和美國打仗就能征服美國。你們只要把新建成的航母裝滿了人，往美國運幾船人來，美國就徹底完了。
黃河般的中國人奔騰到哪裡，哪裡就會出現“世界末日”的美景。
採訪完後，各國移民開始手拉手緬懷一個中國偉人，她的名字叫慈禧。世界人民從內心懷念慈禧太后，覺得她老人家當年閉關鎖國，不讓中國人出來，就是不忍心給世界人民添堵。
中國人和美國人的30個天壤之別
2014-03-10 神筆記
有人說外國人傻，有的人羡慕外國人的生活。有人說中國是根，有人說中國人耍小聰明。這樣的評價往往來自於一念之間，以或者是某件特定的事情之後。
其實如果以客觀的角度來看，深感文化沒有好壞之分，只有相同或者不相同，僅此而已。中外如此，南北如此，東西亦如此。
國內有朋友問我，去北美生活，中國人生活改變有多大？和北美人有什麼不同？我隨便總結了一些，想到那裡說到那裡。
1、中國人喜歡朋友聚在一起時，是去吃（下館子）；北美人喜歡朋友聚在一起時，是去喝（泡酒吧）。
2、極少的中國人喜歡暴露在太陽下曬的，海邊大概不是最佳的旅遊去處；北美人愛死了曬太陽，太陽越烈越好，曬的面積越大越好，穿的越少越好。海邊自然是北美人夏天度假的最理想選擇。
3、中國人在北美的生活很忙、很單調，難進主流；北美的主流人群，生活也很忙、也很單調。愛動的年輕人空閒時不是去酒吧，就是去健身房。不愛動的呆在家看電視。每週同樣的時間看同樣的電視節目，只要那個節目（show）不被取消，就看一輩子。
4、中國人送領導禮是背著其它人偷偷地送；北美人是當著其它同事的面大大方方地拍、明著送。
5、在工作上出了錯，中國人喜歡找理由為自己辯解；北美人喜歡立即說是自己的錯，請求原諒。（也很容易得到上級原諒）
6、中國人在公司裡和同事、上級有分歧，時常悶在心裡；北美人是一定要去和你說個清楚的。
7、上班族的中國人雖然看上去挺講究的，但不知是因為衣服是從中國買來的，或是品味有差，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她是從大陸來的。
北美人平時穿衣比歐洲人隨便很多，上班時穿的正式些，大都很得體，首飾和衣服一樣常換。（順便說一下，還有一部分中國人完全不注重衣著，穿的非常不和時宜。在中國城或中國人多的地方可以常看到，有損中國人形象）
8、有些中國人把痰吐到世界各個國家去了。清清嗓子就把別人不喜歡看到的東西吐到別人看的到的地方了；北美人可以當著人的面，很大聲地擤鼻涕，不太雅觀。但至少他們是擤在紙裡。
9、很多中國人在公共場合說話聲音超大。不知是不是國內人太多、太嘈雜，說話大聲慣了，到了一個安靜的國家，也無法控制聲量；北美人的聲量控制得極好，在共車、餐館或其它公共場合說話都很小聲，在會上、在臺上說話很大聲。
10、中國人炫耀小孩學習成績好；北美人炫耀小孩球打得好。
11、中國人的父母千里迢迢從地球的另一邊飛過來幫著帶他們的孫子；一般北美人（主要指白人）退休了，沒事，住得再靠近兒女，也不會去帶孫子。babysitting個把小時、偶爾過個夜還可以，整天帶是絕對辦不到的。
12、中國孩子再大回來住，父母都會接受；北美孩子超過18歲，回來長住，得交房租。萬一掉了工作，在外租不起房子，想住在父母、兄弟姐妹家，也要交房租。我的公眾微信號：fengliu46664
13、如果中國人送父母去老人院，肯定是不孝;北美人的父母住在老人院，如果兒女抽空去看望一下，那叫孝順。
14。中國人的父母來兒女家住上幾個月是自然的事；北美人的父母來兒女家住，超過三天或一周就是驚人的事了。
15、作為中產階級，中國人買大房子往往是為了炫耀（一家四口，住六間臥室的房子幹嗎？還有很多不敢在美麗洋房裡煮中國餐的，怕弄髒了房子，活的太不爽了吧）。
北美的中產階級買大房子一般是因為需要。（順便，如果國內的朋友看見一張以華麗的洋房或名車為背景的照片，提醒，此人一定有炫耀之意。還有，那樣的房子很普通，在這裡到處都是。）
16、中國人更重視住房的外觀和結構，裡面的傢俱過得去就行了；北美人的房子從外面看或許很一般，但走進去，往往看到的是有設計、昂貴的傢俱，是有價值的收藏。
17、許多中國人的後院裡種的是菜；普通北美人的後院裡種的是花草。
18、中國人賺了錢存在銀行裡，保持安穩的心態；北美人賺了錢快些化出去，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
19、很少的中國人在信用卡上欠債；很少的北美人不在信用卡上欠債。有錢沒錢得保持那麼高的生活水準，先用、先享受再說，這叫提前消費。百姓如此，政府也如此。
20、中國人還沒結婚，錢就合著一起用了；大都北美人結婚一輩子，錢都分開用。
21、中國人的老公要比老婆文憑高、賺的多，才不窩囊。中國男人是絕對不願在家不工作、煮飯帶孩子的；北美人的老婆比老公文憑高、賺的多，很正常。老婆工資高，老公在家煮飯帶孩子，也很正常。
22、上面這條仿佛看到，中國人不如北美人男女平等。不對。中國家庭，老婆管錢、說了算的居多。談戀愛時，誰想結婚，誰都可以提出來;北美女孩再想結婚，都得耐心地等待男朋友終於有一天想“家”了，來求婚。我的公眾微信號：fengliu46664
23、中國人結婚後女方不用隨夫姓；北美女人結婚就得改姓，除非你是名人。
24、有些中國人見了自己的同胞，瞧不起;有些北美人見了其他民族的人，瞧不起。
25、中國人看見你穿新衣服，除非真的喜歡，是不會誇獎的；北美人見你穿不同的衣服，一定會誇獎一番，“I like it！”。久了，就知道那是客套話，隨便說一句“thank you”了事。北美人的嘴很甜。
26、常做頭髮的中國女人不多，頂多去剪一下，十幾、二十幾美元；北美女人不做頭髮、不染頭髮的幾乎沒有。至少每月都去一次髮廊，少的化八十、一百多美元很平常。如果要拉直，$200到$400。
27、收入並不低的中國人，一般都去減價店買衣服（discount department stores，像Walmart， Target，Marshalls，T.J.Maxx等等）；上班族的北美人，喜歡去昂貴的專賣店裡買減價的衣服。比如一件衣服原價$300，現在賣$150，他們會高興地買下，還會第二天穿上興奮的告訴同事。
28、中國人做菜很少完完全全按菜譜做的；北美人做菜、做點心，是一定要看很詳細的菜譜，極精確地按照菜譜的要求做，一絲一毫不差。（北美人家家都備有廚用的量杯、量匙）。如果你說“少許”，他們就無法做，要說3/4 tea spoon。
29、大多數中國人進家門就換鞋/脫鞋；北美人會穿鞋踩到淺色的地毯上，還會穿鞋上床。
30、在美的中國人很少熱衷於捐款、做義工或其他社會活動的；很少的北美人不熱衷於捐款、做義工或其他社會活動的。（這裡講的捐款是每年定期的、連續不斷的捐贈，不是災後捐款，不是一次性心血來潮的捐款）。
世界各國人的一生！
2014-03-10 神筆記
中國人的一生：
0-10歲：被迫學習各項技能只為面子和考級
10-20歲：面對如山的書籍的戰爭
20-30歲：到處投簡歷只求工作
30-40歲：成為名副其實的房奴
40-50歲：拋棄一切政治概念，專注於小生活
50-60歲：養生占了很大一部分時間
60-70歲：擁有了自己的房子
70-80歲：安定下來度過晚年
臨死前：發現安定不了
歐洲人的一生：
0-10歲：學校樂隊，學習古典音樂等
10-20歲：組自己的樂隊，主要是鍛煉
20-30歲：嚴重受哥特死亡文化影響
30-40歲：樂隊開始正式走黑色金屬路線
40-50歲：回憶童真，開始過回彩色的生活
50-60歲：安定下來，過小生活
60-70歲：去教堂總結自己的一生
70-80歲：被子女接去安度晚年
死後：一片極大的屬於自己的地方
美國人的一生：
0-10歲：主要是野地考察集團活動
10-20歲：談戀愛和追夢
20-30歲：找份平凡穩定的工作
30-40歲：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車子
40-50歲：在工作壓力下度假
50-60歲：將家人視為一切
60歲：開始寫回憶錄
安度晚年
死後：一般是公墓
非洲貧困地區人的一生：
0-10歲：飽受饑荒摧殘
10-20歲：群體生活
20-30歲：成為部落的主要力量
30-40歲：拖家帶口幫部落做事
40-50歲：當上了酋長
50-60歲：組織自己的部落活動
60歲：你看酋長那麼老了，什麼都做不了了，是不是該把它吃了
然後你在一場盛大的篝火晚會上以主食的身份登臺
死後：回歸了你所敬畏的大自然
中東人的一生：
0-10歲：你父母是石油大亨，你過了幾年有錢的生活
10-20歲：參軍保衛中東
20-30歲：退役了，但是沒打夠，所以加入了SZ組織
30-40歲：你成為RT炸彈去完成任務
40-50歲：然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50-60歲：然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60-70歲：然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70-80歲：然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死前：其實你早死了
印度人的一生：
0-10歲：和大部分印度人一樣，你在貧民窟中度過
10-20歲：在父母的威迫下學習了電腦專業
20-30歲：父母面前沒有發言權你終於受不了了，潛逃去了M國
30-40歲：你父母打電話給你，說小時候包辦的妻子到了結婚的時候了
40-50歲：你們總共生了12個孩子，生活在美國
50-60歲：頂著周圍人的壓力，潛逃回了印度
60-70歲：逼著自己的12個孩子學習電腦，花了這些年賺的錢
70-80歲：你最後還是回到了貧民窟
然後你就死了
朝鮮人的一生：
0-10歲：這是我的偶像
10-20歲：這是我的偶像
20-30歲：這是我的偶像
30-40歲：這是我的偶像
40-50歲：這是我的偶像
50-60歲：這是我的偶像
60歲：啊！！！！！！！！！！！！！
然後你大哭一場
然後你就死了
傅高義：一位“中國先生”的研究歷程
2014-03-05 李菁 知以
結緣中國
30歲那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傅高義一生的軌跡。1960年11月，剛在耶魯大學任教不久的他回到哈佛大學探望一位朋友，東亞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問他是否願意研究中國，傅高義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想過。”這位教授告訴他：哈佛大學最近獲得一筆基金，想專門培養研究中國的年輕學者，如果學了兩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書。
1930年7月11日，傅高義出生在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華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50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美軍服過兩年兵役後，他考入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即將從哈佛畢業時，他對自己未來的規劃，是留在學校做美國社會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對我說：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國社會學研究，就應該到國外去，先瞭解國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較研究，應該去相對現代化的國家，如果去非洲的話，情況差距太大，而歐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選擇是去日本。”傅高義與妻子商量了一下，都覺得這個想法不錯。
1958年，傅高義去了日本。第一年，他專心學日語，第二年則開始做家庭調查。幾年後，傅高義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日本的新興中產階級：東京郊區的工薪階層及其家庭》。通過這部作品，他“成為有關現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國觀察家之一”。
1960年，傅高義從日本回到美國，在耶魯大學教書。沒想到，機會不期而至。
2012年10月5日，傅高義出席美國智庫為其新書《鄧小平時代》舉行的研討會後，為聽眾簽書
上世紀50年代，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寥寥無幾。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關閉了對美國的大門；另一方面，美國一些政治家當時寄希望於臺灣“反攻大陸”，他們認為不需要花力氣來瞭解新中國。而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也令人噤若寒蟬，受此影響，很多大學沒有擴大東亞研究。傅高義後來在一本書的序言裡寫道：“在美國的很多大學裡，儘管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家都在教授關於中國的課程，但卻都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沒有多少瞭解。”
到了50年代後期，多數美國人開始意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將長久存在，而麥卡錫主義也在漸漸消退，一些美國大學開始重視培養中國問題的人才。很多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比如費正清認為，這時應該擴大對中國的研究。美國一些基金會也認同這個看法，它們願意出錢來支持中國問題研究者，可當時的情況是，“基本沒有美國學者能夠講流利的漢語，也基本沒有美國學者能在研究中運用中文或日文文獻”。
“當時一些大學，比如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都想擴大中國的研究，他們決定招收和選拔幾名年輕學者，力圖讓這些人利用自己的學術基礎專門研究中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也是這些尋找者之一。痛感“在這個領域嚴重匱乏高水準人才”的費正清，著意選拔和培養一個訓練有素、具備從事中國研究所需要的專業技能的學者群。傅高義說，當時哈佛大學已經有中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法律這些專業上，還沒有人做中國的研究。此時，研究過日本又有社會學背景的傅高義的出現，恰恰符合了費正清等人對未來中國研究者的需要。
傅高義決定抓住這個機會。1961年，傅高義來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費正清去世後，它被命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現在叫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開始學習中文，也學習中國歷史、社會和政治。為他上中文課的是趙元任的大女兒趙如蘭。“今天回顧起來，雖然我們的規模很小，但在培養人才方面，很有些類似中國1977年恢復高考的歷史語境。”熟悉中國的傅高義這樣告訴本刊記者。
傅高義由此也幸運地進入到這支日後產生巨大影響的中國研究者“先遣隊”裡。他後來曾不無自豪地說：“因為學中文非常難，想學這麼難的語言的，當然是優秀的學生。所以，當時無論是國務院的工作人員，還是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學者，研究中國的人都是美國社會的知識精英。”
這位決心從事中國研究的年輕學者，很快為自己取了一個地道的中文名字。“這個名字是我同中國朋友商量後取的。”傅高義的英文全名是Ezra Vogel，他說，“Vogel是個德國姓——雖然我的父親是來自波蘭的猶太人，而在德語裡這個發音很像中國的‘fugao’。”他解釋說，因為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是E，取其諧音，又選了“義”字，“我知道在中文裡，‘義’也意味著有很高的道德標準，這正是我想追求的”。
研究中國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資料非常少。“當時我沒有辦法去大陸做研究，因為它對所有人都是封閉的。有人選擇去臺灣，但我覺得臺灣對大陸肯定有偏見，相比之下，香港會客觀一些。另外，在香港做研究有一個好處是，當時有很多人偷渡到了香港，他們帶來的內地消息會多一點，所以香港是個相對好的選擇。”
1963年，傅高義動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間，他開始了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歷程。“當時很多美國報刊希望報導中國‘大躍進’失敗的消息，也有一些美國特工人員從事收集中國情報。我們的研究目的著眼於中國1949年後的全面歷史發展（包括政治、經濟和日常生活現象）。因為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歷史悠久，我們預測到中國與美國、世界的關係將逐步展開。我們的學者不想抵制中國的發展而是為了更好地與中國交流，需要掌握和瞭解中國，因此我們當時認為，我們的研究是任重而道遠的。但當時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意識到我們研究的重要性。”
赴香港前，傅高義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實際研究，但是由於資料收集的困難和各種條件所限，詳細的地方資料很難收集到，除了廣東。“考慮之下，我決定不研究全部中國，而研究廣東，因為材料和可以訪談的人都比較多。”
在香港待了一年後，1964年，傅高義回到哈佛，開始著手寫一本關於1949年後廣東全面發展情況的著作。在香港期間，他開始系統閱讀能獲得的中文報紙，包括《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他說“但是因為語言水準有限，我在理解上還是有一定問題”。回到美國後，正好哈佛大學買了《南方日報》從1949到1964年的全部報紙，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扎實的基礎資料。
此時，從廣東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陳仲文的年輕人，給傅高義提供了很大幫助。“我請他來美國做我的助手，我們一起來看《南方日報》等這幾份報紙，我看的時候他在旁邊也看，不明白的就問他是什麼意思。比如我看報紙說‘反對×××’，我就問他是什麼意思，背景是什麼。他就會把他瞭解到的很詳細地告訴我，特別是有關於土改的經驗，比如最開始的政策是什麼，幾個月後政策又變成了什麼。從中我可以瞭解報紙和現實矛盾的地方。”傅高義與助手這樣老老實實每天讀報紙、研究材料進行了兩年多，其實在後來傅高義對鄧小平的寫作上，也用了這樣的“笨”辦法。他扎實的史料功夫就是這樣一點點積累出來的。
1969年，傅高義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詳細介紹了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土改的過程，當時在美國很具影響。“在他的第二部作品裡，傅高義展示了他對中文材料掌握和嫺熟程度及其關於現代中國發展的淵博知識。從那時開始，能夠遊刃有餘地同時駕馭中日兩種文化和洞察整個亞洲局勢，便成為傅高義學術成就的兩個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國少數幾個能對日本研究如數家珍的中國研究學者之一。”
那時候的傅高義已經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研究風格。雖然那時候傅高義已經在書中明確指出“大躍進”是“烏托邦主義”，但他不因意識形態衝突而對他研究的物件做高高在上的審視或批判，而是以專業學者的態度，冷靜地對一個複雜的社會做出觀察和分析。傅高義後來也坦言：“儘管美國有些人非常反對共產主義，但當時我們中的大部分中國問題研究學者並不會對共產主義反感。我們知道我們的目標不是對共產主義提出批評，而是要努力客觀地去理解它，去認識這個社會的活力和發展。雖然那時還有很多政治家牽涉到‘冷戰’，但我們學者中已經對那些極端的‘冷戰’鬥士持批評態度，我們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實發生的事情。”
1965年，傅高義開講中國社會，主要講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情況，這是哈佛大學首次開設中國社會學課程，當時傅高義的學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幾位後來也成為美國著名大學的學者，比如杜維明、懷默霆、高棣民等。在教學領域上，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1972年10月，朱德（前左）、郭沫若（前右）、華國鋒（後戴眼鏡者）在北京頤和園參加建國23周年遊園活動
接班費正清
1973年，費正清從東亞中心退休，比他小25歲的傅高義接任中心主任一職。美國很多研究中國的專家都是費正清的學生，但傅高義卻不屬於這個群體。“我不是歷史學家，我一直是搞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費正清是教歷史的，當然我跟他們很熟，也聽他的課，但我不算他的學生。”傅高義解釋。“費正清看中文文章可以，但是中文講得不太好，他有很多中國的朋友幫他做研究。”傅高義坦率地說，“他為這個中心的成立做了很多系統的工作。‘二戰’以前，中國歷史不是歷史研究的主流，他想把中國歷史引入西方的主流研究，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
“費正清是哈佛出身，是這裡的領導人，用中國的說法，在美國社會他算得上是‘高幹子弟’，他有些驕傲，他的妻子（費慰梅）也來自很有地位的家庭，所以他非常自信。而我是小鎮長大的青年。”傅高義半開玩笑地說。儘管從學術上還是性格上，自認與費正清還是有很多不同，但總的說，傅高義仍然表達了對費正清的敬佩之情，“他成立的研究所不僅僅在哈佛，在全國的貢獻也很大”。
費正清對努力又勤奮的傅高義也青睞有加，從1967年起，就有意識培養傅高義做他的副手。而在擔任副主任的時候，傅高義已經顯示出與費正清不同的領導風格。費正清很少參加冗長的學術討論，而傅高義則不同，“他喜歡參加各種研討會，聽學者們討論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調侃、互相辯論”。
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開始慢慢解凍。
“尼克森訪華之後掀起了中國熱，我們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做了一些事情。費正清認為，哈佛大學不僅對自己的學生有責任，對全國也有責任，因為哈佛大學在美國有地位，所以我們有責任向美國人介紹中國，不僅在學術方面，在外界也應該講課，我也完全同意這個做法。我們的很多演講，不是為了直接影響政府——我們當然是想影響美國對華的政策，但是影響不大。”傅高義微笑著說，“民主國家中民眾的意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儘量讓老百姓瞭解中國，否則，政府的決策也無法推行下去。”
1975年，傅高義從日本基金會得到一筆資助，去日本採訪戰後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領軍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關於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as NumberOne：Lessons for America）。在日本，這是西方學者寫作的最為暢銷的非文學類作品，受到空前歡迎。
“‘日本第一’的意思是說，日本一些方面的確做得非常好，我是希望美國人應該多學日本的做法，日本有很多優點，比如品質管制、學生考試制度、人壽命的延長等等，很多方面做得都比我們好。”傅高義說。
這本書出版後，美國許多企業家紛紛邀請傅高義去做報告，以增加對日本的瞭解。傅高義後來才知道，在中國也有不少人讀過這本書。談起這個話題，傅高義興致勃勃地回憶起一個有趣的小細節。有一年，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帶代表團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進行的一次演講上，下面有人向朱鎔基提問：“你認為中國要向日本學習什麼？”朱鎔基回答：“這樣的問題不應該問我，而應該問傅高義啊！”沒想到，底下一片大笑。朱鎔基不解，問大家為什麼笑，別人回答：“提問的人就是傅高義！”
“朱鎔基是個有意思的人，我很佩服他。曾經有人問我：如果再有機會寫一本書的話，你會寫誰？我回答說：如果有可能的話，我一定會寫朱鎔基。但是，我恐怕沒有精力再寫他的書了。”傅高義不無遺憾地感慨道。
進入中國
1969年，共和黨人尼克森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費正清與傅高義等十幾位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給尼克森寫信，“我們說現在是跟中國接觸的好機會”。不僅如此，傅高義與費正清等8位學者還曾經去華盛頓，找到國務卿也曾是哈佛教授的基辛格談話，就中國問題提出一些建議。傅高義說，美國有一個組織叫“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on UnitedStates-China Relations），這個創建於上世紀60年代的委員會，在“冷戰”期間，對推動中美雙方的交流起了很積極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動的，傅高義與基辛格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常常在這裡見面。
1971年的某一天，基辛格專門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找費正清和傅高義這些“中國通”們，聊了一次中國問題。“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當時告訴我們說，中國很快會參加聯合國，所以我們應該事先準備好，用什麼辦法、怎麼跟中國打交道。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們也不太瞭解中國內部的情況，所以我們都只能說‘可能是這樣’、‘可能是那樣’，‘看周恩來的意思可能會做什麼事’，但是中國真正的事情我們都不太瞭解。”
1973年，傅高義跟隨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第一次訪問中國。這是到中國的第一個美國代表團，成員裡有包括傅高義在內的三個中國研究專家，而其他人都是從事自然科學的。回憶起這一次訪問，傅高義說，“中國當時需要自然科學家，不太歡迎外國的社會科學家來研究自己”。
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省與哈佛大學所在的麻塞諸塞州（也稱“麻省”）建立了姐妹關係。當時的麻省州長得知傅高義曾寫過一本有關廣東的書，便指定讓他加入一個研究麻省姐妹關係的委員會。傅高義解釋：“因為我會說漢語，又對廣東情況比較瞭解。”而麻省前州長出訪廣東時，也曾邀請傅高義做隨行翻譯。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傅高義得以與當時的廣東省高層領導有了更多的溝通與交流。“他們希望外國人到廣東投資，但當時廣東的投資環境不太好，省裡領導們認為，中國人寫的書國外會當成是宣傳不會相信，如果一個知名大學的外國教授來廣東寫一本，可能對外國人有很大的說服力。就像我以前寫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樣，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本書對美國人瞭解日本非常有幫助，所以他們邀請我去廣東做研究，覺得如果能寫成一本書，對廣東也有一定好處。”
傅高義於是接受了邀請，但條件是自己承擔費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獨立性。“我還告訴他們，我不是愛德格•斯諾——他是一個記者，他到延安，可以滿腔熱情地正面記下毛澤東在做的事情；我是學者，我的工作是客觀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評。他們說可以，他們覺得寫基本的情況能讓外國人客觀地瞭解廣東，他們對此很樂觀。”
1987年傅高義前往廣東。當時的廣東省經濟委會員為他的研究調查提供了很多幫助，而當時的經委主任，就是現在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張高麗。另一個收穫是，當時廣東省經委為他派了個年輕幹部做助手，這位叫竇新元的人後來變成了傅高義的朋友，在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時也為他提供了大量幫助。“因為他曾經在經委工作，他瞭解中國制度，説明我瞭解全國的情況。”傅高義說。
傅高義在廣東待了7個月，廣東100多個縣，他去了70多個。“沒有第二個外國人得到過這麼一個機會，可以從廣東的內部來考察這個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責任來記錄這個省的很多細節，力求把廣東的發展實情提供給西方的學術群體。”
1989年，傅高義完成了他的這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Guang dong Under Reform）。這是外國學者全面研究和報導中國改革的第一本專著。該書對廣東改革開放的動因、性質、過程及前景進行了頗為全面系統的研究。這本書與20年前的那本《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前後相續，正好構成了一部完整的廣東當代史。
回憶起這次經歷，傅高義覺得稍有遺憾的是，他沒有見到時任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可能因為這個時間太敏感，他覺得有壓力”。傅高義說：“我非常佩服任仲夷，他本來在遼寧，後來到了廣東，他的思想非常開放，由於這個原因，他跟胡耀邦的關係很好，在胡耀邦垮了之後，他就很緊張。我那個時候不知道他的壓力是什麼，現在才明白。”任仲夷的孫子任意後來也成了傅高義的助手，在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時，任意曾陪他去北京見任仲夷的很多朋友，他也得到了很多幫助。
二度出山
1995年夏，傅高義再次擔任費正清中心主任，這時他已是美國最為知名的亞洲問題專家之一。從1958年以來，傅高義每年都要訪問亞洲，在亞洲他聯繫的都是最高層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傅高義在第一次擔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時邀請他去演講時兩人相識，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時，李光耀為他提供了很多獨特的看法和鮮為人知的細節。
上世紀80年代初，哈佛大學提出希望資歷老些的教授也要上公開課。傅高義覺得，不應該只講日本、中國這兩個國家，應該把課題延展到後期產業發展的國家和地區，於是他開了一門叫“東亞產業社會”（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的課，談後起發展的產業社會特點。“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地區、香港地區都是後期發展的，我想應該多理解它們，於是我去了這些地方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也接著做了不少研究。”不久，他在哈佛大學出版了一本《亞洲四小龍：東亞的工業化》（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Asia），不但探討了“四小龍”的經濟發展，還討論了支援其經濟發展的社會結構。
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後來提出“軟實力”一詞的著名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受克林頓政府之邀，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一職。約瑟夫•奈邀請他的好朋友傅高義一同到華盛頓工作，傅高義出任東亞情報官一職。傅高義解釋說，國家情報委員會主要是為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十幾個部門提供材料分析工作。
“當時我們是集中閱讀材料——主要是日本、韓國、中國、東南亞的一些問題，然後撰寫分析報告。我當時在華盛頓看到了很多比較秘密的材料，此前和之後我都沒有機會再看到，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當時我還沒考慮去做鄧小平的研究，很可惜沒有用到這個機會。”這讓傅高義想起來稍覺遺憾。“不過後來我還是發現，我瞭解鄧小平還比其他人多很多，因為當時的駐華大使芮效儉（J.Stapleton Roy）的報告我們也能看；我後來與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也有一些來往，可以交換看法。”
“除了當兵的經歷外，這是我唯一一次參與政府的工作。”傅高義總結說，“很可惜我年輕時沒有這樣的機會，已經63歲了才能去，也許年輕時候我能更好地利用這個經驗。”在《鄧小平時代》一書前言裡，傅高義特地指出，儘管有過這段工作經歷，“但在本項研究過程中，我沒有接觸過任何保密資料”。
重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一職的傅高義，決心改變中心以往只關注學術，而對與國家、政治、商業方面的領袖人物合作缺乏興趣的傳統。在他看來，哈佛作為世界級名校，在教育公眾方面責任重大，所以，他努力拓展與這些人物的關係。在傅高義領導下，費正清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國政府亞洲事務部門在波士頓的分部”，每週都會有高層人士到訪。在這段時間，傅高義啟動了很多有關當代國際關係問題的新專案。
在此期間，最為重要的一件事，莫過於江澤民的哈佛訪問。對傅高義來說，這也是他多年來努力推動中國人士和哈佛學者互訪的結果。
“我以前在北京見過江澤民，那是1996年帶領一個團訪華，我代表大家向他提問，討論了一些問題……當時知道他要訪美，我就向中國方面表示，如果江澤民想到哈佛，我可以幫助安排。中國大使館有幾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後來就和我商議具體安排。”
“這次到訪的時機我們利用得非常好，江澤民的演講安保很嚴格，1000多名聽眾被要求提前一個小時進場等候，我們利用這一個小時，請了四位教授為聽眾們講授中國的歷史背景，讓現場的學生多理解中國，這也是教育全哈佛的學生多瞭解中國的一個寶貴機會，所以當時哈佛大學校長也很感謝我這樣做。”
江澤民來哈佛前，傅高義還跟中國方面聯絡，問江澤民能否在現場回答學生的提問，但遭到否認。傅高義沒有死心，又通過駐華大使尚慕傑（James Ralph Sasser）與江澤民會面的機會，當面徵求他的意見。沒想到江澤民痛快地答應下來。“尚慕傑一下飛機就趕緊打電話告訴我，我也很高興，因為當時很多人都希望江澤民能回答問題。”傅高義回憶，當時他事先做了一些準備：讓一些想提問者把問題寄到他們這裡來，他與其他一些專家，包括新聞專家在哈佛開會，選了兩個敏感的問題。
1997年11月1日，江澤民如期在哈佛大學進行了演講，儘管場外不出所料地聚集了很多示威者，但是江澤民還是始終微笑著面對聽眾。當被問及對屋外的抗議者有何感想時，他回答：“雖然我已經71歲了，但耳朵還很管用，我能聽到外面擴音器的聲音，不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說得更大聲。”底下是一片掌聲和笑聲。這讓傅高義和其他同事們松了一口氣。“最後江澤民現場回答了兩三個問題，答得很不錯。這件事上他非常感謝我，我也很感謝他。”傅高義說，此後他又在北京見到江澤民，每次江澤民都會提起：“哈佛那次，組織得很好！”
江澤民訪問後，哈佛大學與中國教育部達成了一系列合作協定，這也無疑為哈佛大學與中國高層的互動打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2003年溫家寶總理再次訪問哈佛。費正清中心直接參與支持了這兩次高端訪問。追根溯源，都與傅高義的努力有關。
陳佩斯曝光春晚背後骯髒行徑！
2014-03-11 這不是歷史
陳佩斯說，“春晚的笑聲都是假的，都是前面的人在笑，和現在後面的觀眾全發自內心的笑完全不同。”
地方演員受歧視
我參加過兩次春晚。春晚到大年三十前要進行無數次排練。一般演員都住在五棵松那邊的影視之家。離央視1號演播大廳要坐差不多40分鐘的車子。這些從全國各地進京“爭光“的演員，每天一早開始排練，很晚才結束，有的時候甚至半夜不休息。而吃的都是在外面承包的小攤送來的盒飯。很多演員都拉肚子，加上訓練強度十分大，紛紛苦不堪言。記得當時有湖北的一個舞蹈團的團員就說，央視簡直不是把他們這些來自地方的演員當人看，隨便吼隨便罵，而且還得服從。因為那些導演之類的稍微不開心，就可能把整個團隊都找藉口下掉。如果被下掉了，回去還得面對地方領導的責問。而那些所謂的大牌的明星不到最後是不會出現的。
明星全部都假唱
儘管春晚導演組一再聲稱明星是真唱。但實際上，明星上春晚都是假唱，對口型。原因包括明星怕走調，導演組怕到時技術出錯等等，類似似的原因很多。為了預防萬一，所以各路歌手都是假唱，對口型忽悠觀眾。不相信你們仔細看那些登臺的明星的表情和口型。都是裝出來的。實際上，大年二十九晚的最後一次彩排就是現場錄播。為大年三十的直播做備用。因為到時候出了漏子，就馬上切換到錄播好的場面上。大家也很難發現。
明星是錢潛規則推上去
為什麼要花那麼大的精力去搞春晚？或許，一開始的時候動機的確是為了營造節日喜慶的氛圍。但到後來，就變味了。央視是絕對不會放到這個賺錢的項目不管的。所以，現在的春晚實際上就是一撈錢工具。而導演組就是這個工具的操盤手和黑手。大家可能會覺得上春晚的明星都是靠實力，但實際上，除了像宋祖英，劉歡這樣的歌手是任務邀請外，其他的大部分演出明星都是明星背後的公司花錢等手段買來的位置。因為他們深知春晚就是一宣傳的絕佳平臺。甚至像容祖兒這樣的港臺歌手，也不過是英皇為了在內地的市場，而向春晚導演組花錢交換來的。其次，一些新人就更不用說了。有一上過春晚的X姓藝人的經紀公司的朋友就說，為了能讓X上春晚，他們是又花錢又送美女把某導演組的一負責人搞定。而後通過這個負責人給春晚送上大筆宣傳費，最終X得以在春晚臺上以歌曲串串的形式現身唱了半節歌。而據一專門負責拍攝春晚專題的央視W姓工作人員透露，那些掌握春晚節目上或不上的核心人物不僅每年都會撈好幾百萬的錢，而且玩潛規則自然是不話下。他說，玩潛規則的方式很多，有的是某些想出名的藝人本身去投懷送抱，有的則是藝人的經紀公司又是送錢又是送人。當然，因為春晚的本身限制，也不是每個呈遞上去的身體都能得到回報。因此，很多奉獻了身體的藝人都只有自找眼淚。不過，也有稍微有良心的負責人在得到身體之後給予了被潛者其他方面的補償，比如安排其上電視節目等其他方式幫忙混臉熟。
掌聲笑聲都是假的
春晚演出的央視1號演播廳是個扇行。舞臺前擺了些桌子。後來都是椅子。演出時，前面都是些貴賓，而觀眾幾乎都是持團體票的單位員工，也包括廣告商等。所以場面很容易控制。演出前，導演要交代大家要配合工作人員。每個節目開始和結束時，就會有人站在鏡頭看不到的邊角要大家配合鼓掌，該笑的就笑。由於都是團體票，為了顧及團體的形象（最主要是有領導在場，不敢不配合），所以會相應作出反映。但最可笑的是，音響裡會同時放出比現場聲音更大的鼓掌或者歡笑聲，使得觀眾在電視上看上去好象很熱鬧。在現場感覺特沒有意思。
35歲女白領地鐵暈倒後猝死誰之過？
2014-03-07 這不是歷史
當我們每個人都成為冷漠的看客，下一個跌倒的，會不會就是你自己？
2月17日10點29分，IBM深圳管理人員梁婭倒在地鐵出口臺階，曾抬頭掙扎。監控顯示，有7位元市民從旁經過，有的看了看就走了，不敢管，民警半小時後趕到。此間無人上前急救，50分鐘後，120趕到，人已死亡！地鐵方稱，未採取急救措施，也不敢動她。她保持同一姿態長達50分鐘後不幸死亡。家屬疑其沒吃早餐因低血糖暈倒…（南都網）
漂亮笑容、英國海歸、外企高管……儘管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但在暈倒50分鐘後，梁婭的生命卻永遠的離開我們，她的父母在哭泣同時，我們也應當深思。如果有一天那個暈倒是我們自己，或者是我們自己的親人，倒地後會是什麼樣的下場？是什麼阻止了好心人伸出援手？
就此有網友表示：“路人是想救也不知道怎麼個救法啊、很多人都缺乏急救知識，如果因救援不當而導致其病情加重，情況更加嚴重，不是好心辦壞事了麼？之前也有看到報導說的，如果不知道急救方法最好就是不要動病患，應該加強平時的急救知識了。”也有網友表示：“現在不管是老人，小孩摔倒，真的不敢扶呀，一個字，怕事，畢竟能力，金錢，精力，方面有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辦法，這是現實社會。”
看完網友的評論。很同意一點。因為中國式的教育沒有教過任何有效的急救知識，所以很多好心人真的不敢動。在美國約二億人口，有7千萬人接受過正規的急救培訓，比例約為4：1，廣東省的急救人員在全國比較領先的，但也就是50：1，這就是差距。但是，即便如此，如果說現場群眾不上前救助是因不懂急救知識怕幫倒忙，難道地鐵公司沒有應急處理人員？在地鐵站這種人流密集地方的工作人員，難道不應該培訓急救知識？
再看看視頻中那七個路過的人，即使你們沒有急救知識，至少也可以打個急救電話或通知地鐵站工作人員。看看這50分鐘裡發生了什麼？10：29 地鐵口梁婭暈倒；10：31 四男子見到靠邊走了；10：32 一對男女向地鐵反映情況；10：35 地鐵工作人員趕到現場；10：47 保潔阿姨多次俯身查看； 11：04 多名民警趕到現場，等120過來；11：08 一位老人打手勢示意實施急救；11：18 急救人員趕到宣告死訊。必竟時間就是生命啊！
對此，有網友說出了心裡話，那些不敢扶不敢救的擔憂：“如果有任何一個人施救，人死了死者家屬來鬧要求賠償120萬，並在你家門口燒花圈噴漆說你害死了我女兒，然後一宗冤案就此誕生。中國碰瓷社會害死了這姑娘。”、“救人者屢屢被訛詐，被救者訛人不受制裁。要說社會風氣是怎麼壞的，執法部門出了事就知道和稀泥，讓當事人私了，懲善揚惡，就是這麼壞的。”
的確，如果媒體和公眾僅限於圍觀，司法部門繼續袖手旁觀。相信類似這樣的新聞只會越來越多。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以一句“人倒了還可以扶起來，人心到了也就扶不起來了”的經典臺詞引發社會共鳴。那些扶不起的倒地訛詐之人是造成現在這“不敢扶”現像的黑手，以至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沒有人幫助，致使人情冷漠，世態炎涼。道德喪失逼走好人，好人沒好報，唯利是圖，人情自私冷漠，這也是現在中國社會的縮影。
在無社會正義體制的保障之下，見義勇為的成本之高，也難怪看客的冷漠？。亞辛斯基先生有句箴言說：“不要恐懼你的敵人，他們頂多殺死你；不要恐懼你的朋友，他們頂多出賣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這個世界才會有殺戮和背叛。”事實上，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海外，個人的善惡觀都是緊密受大環境影響的，大環境惡化，那麼，個人的向善的一面則會收縮；相反，大環境好了，也會進一步激發人們向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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