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Yeo 網路自強號

日本都自愧不如：它才是奪取中國領土最多的大流氓

Taiwancon 週五 2012年08月24日, 11:32 下午

時間：08-24 來源：鼎盛軍事

翻開近代史。我們可以看到。亞洲國家中，中國是領土丟失最多的國家。就像日本雖然戰敗，但還是吞下了琉球。從滿清至如今，不知不覺中，俄羅斯已吃掉中國五百多萬平公里的土地。

19世紀60年代初，中國遭遇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軍起義。為鎮壓太平軍，當時的滿清政府，不得不調離了北方的守邊部隊。俄羅斯趁火打劫，大軍壓境。僅僅 以威脅的方式，就脅迫清政府割讓外東北100萬方公里，及50萬方公里新疆東亞領土。該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再敗。隨之出現義和團起義。俄羅斯再以 鎮壓義和團為名，進軍中國東北。好在日俄發生戰爭，俄羅斯內部政權也發生了更迭，阻撓了俄羅斯進一步蠶食中國領土的計劃。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20世紀的 外蒙古獨立，也是因為日本大舉侵華，及國共之間的中國混戰，讓俄羅斯得手撮成的。

中俄黑瞎子島邊界位置

眾多侵略者當中，俄羅斯是受益最多的國家。而付出代價卻是最少的。在分割中國領土時，俄羅斯以靜制動。僅採用守株待兔的方式，就先後把中國五百八十八萬多 平方公里的土地，非法佔有或分割。從俄羅斯一步步吞噬中國領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歷史上的俄羅斯，就像潛伏在中國身邊，一直窺視著中國領 土的野獸。中國強大穩定時，它潛伏不動，兩國相安無事。但一旦處於混亂或弱小時，它不會給你喘息的機會。對你突然落井下石，一口吞掉你。

該出手的時候就出手，毫不猶豫，絕不手軟。是俄羅斯利益獲得最大化的固定模式。

再看看現在的俄羅斯又是怎樣處理領土問題的。

日本在釣魚島扣押中方船隻，挑起中日領土爭端。俄羅斯總統隨之登上，視察俄日爭議的北方四島。日本進行抗議，以商談為名，召回駐俄外交官。俄羅斯無視日本 的憤怒，搞得日本很無趣。對北方四島，俄羅斯是實際佔有者，已經賺足了便宜。以中國處理領土的傳統方式，俄羅斯大概要適可而止，到此畫個句號了。

中國有句「得了便宜還賣乖」，體現的就是中國人的這種思維。但俄羅斯卻沒中國人容易滿足，它們不僅要佔領，更要穩固。在日本政權交接剛過，俄羅斯又派其轟 炸機挑釁般的，圍著日本領土環繞一圈，從而鎮壓日本的士氣。日本憤怒了一下，但最終還是乖乖地陪著俄羅斯軍演去了。在這次接招中，日本徹徹底底是個失敗 者。可見俄羅斯策略的正確性。

遇事躲著走，中國人最怕的就是惹禍上身。這可以說，是中國人處理日常生活，普遍存在的態度。假設其它國家，正因領土，或其它事情，鬧得紅眼的時候，中國人絕對不會貿然進入，以免陷入它國之間的糾紛。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惹了一身騷」。

但我們看看俄羅斯是怎麼做的。在中日兩方因領土問題，彼此糾纏不清時。俄羅斯卻毫不避嫌，主動跳進來攪局。它們以宣誓主權的方式，直接「挑釁」日本。對待 領土，俄羅斯絕不做一個僅僅「觀虎鬥」的國家。俄羅斯的這個動作，也可以讓我們隱隱感覺得到，歷史的俄羅斯，在侵吞中國土地時，慣用的一個手段：典型的落 井下石。俄羅斯的「正義」行為，實際是一舉兩得。一方面：在中國陷入糾紛時，半路殺出的這個程咬金，顯然在外交和聲勢上都有助於中國。作為友好國家， 是俄羅斯送給中國的大禮。你中國能不領情?但另一方面則體現會俄羅斯的固有本質。只不過現在的國家，不是當年的中國，而是日本陷入了一系列問題——外交、 地震，政壇不穩。僅僅實際佔有，並不能讓俄羅斯滿足，它不僅有實更要有名。

日本原打算與中國單打獨鬥——挑起釣魚島爭端。日本絕對不會想到，俄羅斯會趁機參合進來。雖不情願，但日本挑起中日領土爭端，既成事實，已不 能有所改變。明知這是俄羅斯的火坑，也不能不硬挺著陷進去，被中俄兩國夾擊，前後受敵。一個國家被兩個國家圍毆的結果，最終日本會處於弱勢。因承受不住雙 面打擊，必將有所收斂。對兩國不得不採取一硬一軟的方式。

黑瞎子島上的俄式建築

俄羅斯是實際佔領者，改變現狀，日本並沒有辦法。選擇示弱於俄羅斯，是日本政府必需選擇。在俄日領土爭端上，這也是，俄羅斯為什麼會一直處於強勢，而日本則處處挨打被動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不自覺地，而又很快感的。再次淪為替俄羅斯爭取領土的一個工具。

其實淪為他國工具也並不是丟人的事。中國反過來也可以把俄羅斯當做中國維權的工具。這就要看一個國家的具體操作能力了。操作的好，每個國家都可以作為中國 的工具，操作不好，或者根本就不會操作。中國就只能空有工具，卻被別人拿著當工具使，而沒奈何。世界就這麼現實。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真正的盟友。

作為世界大國，如今的中國，卻莫名其妙的陷入了被群狼共毆的局面。這不僅讓中國丟了面子，更丟了實惠。領土紛爭迫在眼前，中國外交卻處處被動，如果我們打 不破此時的外交局面，很有可能會永久性地喪失國土，使我們成為後世罪人。筆者之所以整理出，俄羅斯領土擴張的過程，並不是讓我們去如何仇視俄羅斯。畢竟一 個只能看到過去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民族。而是寄希望於未來：對於我們在涉外處理領土方式上，希望能有所幫助。

俄羅斯能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的回報。雖與當年中國的衰弱有一定的關係。但也並不全是。實際上在康熙年間，中俄的第一次交鋒，中國是戰勝國，然而戰後簽訂 的《尼布楚條約》，卻是喪權辱國的。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與當時統治者的知識侷限性有關。他們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對世界局勢缺乏瞭解，也不懂得去瞭解。 覺得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國。好像有丟不盡的土地。也正是這個思維，消極地影響著清朝歷代統治者。最終導致晚清時的中國，處處被動受辱。滿清的結局告訴我們： 一個沒有野心的民族和國家，只有被衰弱的命運。

看現在的世界地圖，中國已不是最大。中國已經沒有太多的土地可丟棄。所以俄羅斯領土的擴張，對中國很有現實意義。在擴大、維護自己領土的時候：俄羅斯處置 果斷、勇敢，毫不虛偽。對其領土擴張的意圖，赤裸裸的寫在臉上。雖然這種「暴露本質」的行為，很不適合中國的習慣。

歷史證明：自滿清開始，中國在處理領土問題上，都顯現出，中國文化的那種大度豁達、息事寧人。但前車之鑑後事之師，這種錯誤的處理領土方式，不僅導致了中 國丟失了大量的土地，更丟了聲譽。對於愛面子的中國人來說，這不過是最大的諷刺。左擔道因此認為，中國人的慣性思維，很不適合解決領土爭端。只有突破中國 思維，才能有維權、維國之道。否則中國很難解決，目前被動的外交局勢。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提議「設立組織限制中國的南海行為」。顯示出其拉攏俄羅斯 參與南海利益的強烈願望。一再受俄羅斯欺辱，日本卻不計前嫌，一再地討好俄羅斯的行為，有點腦子的人，都能看出其內部玄機。如果中國外交依然保持著現有的 不溫不火，憑靠著嘴皮子說話。沒有手段，沒有動作，更不講智慧，只用收買的方式，並不能阻止，未來俄羅斯加入分中國利益一份羹的話。中國將會在領土問題 上，陷入完全的孤立。

俄羅斯總理普京曾對媒體表示：「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忘記遠東地區。鄧小平對時任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明確表示：三四百萬平方公里地領土屬於中國，遠東地區領 土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中國人遲早要回屬於我們的領土。子孫後代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普京進一步補充道：「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符拉迪沃斯托克仍叫做海參崴。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仍被稱為俄佔領區。儘管10年簽署的《俄中睦鄰友好條約》中國 沒提及這一主權訴求，但並不代表中國忘記了遠東。這個條約僅符合當今現實需要。」

這倒是蠻有意思的。歷史上曾經是侵略國的領導人會主動提及這件事，個中緣由值得深思。普京提到《中俄睦鄰友好條約》符合當今現實需要，無疑是給俄羅斯人民 敲響警鐘，地緣政治需要中俄友好，但並不代表兩國沒有利益摩擦。事實證明，條約的簽訂與履行，雖然使兩國綿延4200多公里的邊境出現罕有的寧靜局面。但 條約第9條說，一旦出現一方認為涉及其安全利益的局勢，簽約國將進行磋商以消除所出現的威脅。

談到磋商，磋商僅僅是外交辭令，實質上的意義並不大。這樣條約不能解決今天和未來可能出現的所有麻煩。中俄互懷戒心，仍是不爭的事實：

譬如上合組織，俄千方百計拉印度入夥，中國只給其觀察員身份;而中國希望巴基斯坦正式加盟，也遭到俄方抵制；再譬如，俄羅斯在南海紛爭中與越南軍持續軍售，且在越佔領區開採很多公司，用心可見一斑。

最新的俄羅斯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顯示，8年間俄國人口減少了220萬，下降幅度約1.5%。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人口下降幅度最大，減少了6%，剩不到630萬人。好在俄羅斯的外來移民有1千4百萬人，否則俄國人口就連1億3千萬都不到了，比極其貧弱的孟加拉國和尼日利亞人口更少。俄羅斯當局矢口否認中國移民達1千5百萬人，可能其中包括「非法移民」。俄羅斯人口專家認為，中國投資和中國移民是解決遠東地區人口危機的途徑;但是俄國遠東地區的中國人口迅速增長使莫斯科痛心疾首，這次人口普查試圖徹查在俄中國人的情況，試圖力挽遠東俄羅斯人口萎縮的狂瀾。

位於俄羅斯遠東極東地區楚科奇州的小城共青城(Комсомольский)，儘管他的房屋還很「完整」，街道還很齊整，但街道上空無一人，房屋裡也人去樓空，整座城市死一般沉寂。已如同鬼城。該城於1998年廢棄。

位於俄羅斯北極亞馬爾涅涅茨自治區的小城奴姆基(Нумги)，該城距鄂畢灣約200公里，曾是極地探險基地，該城於2001年廢棄。

蘇俄是領土擴張最猛烈的帝國，1991年大崩潰的後遺症至今未止。遠東地區地廣人稀的致命傷突顯為不治之症。俄羅斯遠東地區包括西伯利亞中東部，面積約 620萬平方公里，比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5強的總面積更大兩倍!但是「遠東地區」人口約1000萬，如果不算中國、韓國等亞洲裔人口，遠東的俄羅斯人比香港人多不了幾個。

中俄人口問題顯示「圍城現象」的無奈。北京用盡吃奶的勁頭，備受中外批評，人口增長還是扶搖直上14億。俄羅斯人可能太愛杯中之物，「酒能亂性」，生育率總抬不起頭。200年來蘇俄軍事侵佔東方上千萬平方公里疆土，人口密度竟然比中國的新疆西藏更低。當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對毛澤東說，西藏那荒無人煙的雪 原有什麼可爭的，給印度算了。如今可以成立俄國遠東特區，請中國移民共同開發。互通有無。

有利必有弊。經濟與國防不能兩全。如果在遠東特區引入中國移民，解決了人口問題，這塊土地姓中還是姓俄？莫斯科舉棋不定.

極其震撼：普京對中國收回遠東竟然這樣表態

據《參考消息》報導，俄羅斯總理普京曾對媒體表示：「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忘記遠東地區。鄧小平對時任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明確表示：三四百萬平方公里地領土屬於中國，遠東地區領土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中國人遲早要回屬於我們的領土。子孫後代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普京進一步補充道：「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符拉迪沃斯托克仍叫做海參崴。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仍被稱為俄佔領區。儘管10年簽署的《俄中睦鄰友好條約》中國沒提及這一主權訴求，但並不代表中國忘記了遠東。這個條約僅符合當今現實需要。」

這倒是蠻有意思的.歷史上曾經是侵略國的領導人會主動提及這件事，個中緣由值得深思。普京提到《中俄睦鄰友好條約》符合當今現實需要，無疑是給俄羅斯人民敲響警鐘，地緣政治需要中俄友好，但並不代表兩國沒有利益摩擦。事實證明，條約的簽訂與履行，雖然使兩國綿延4200多公里的邊境出現罕有的寧靜局面。但條約第九條說，一旦出現一方認為涉及其安全利益的局勢，簽約國將進行磋商以消除所出現的威脅。

談到磋商，磋商僅僅是外交辭令，實質上的意義並不大。這樣條約不能解決今天和未來可能出現的所有麻煩。中俄互懷戒心，仍是不爭的事實：

譬如上合組織，俄千方百計拉印度入夥，中國只給其觀察員身份;而中國希望巴基斯坦正式加盟，也遭到俄方抵制;

再譬如，俄羅斯在南海紛爭中與越南軍持續軍售，且在越佔領區開採很多公司，用心可見一斑;

再再譬如，2008年俄格衝突，美國把軍艦派到黑海，可中國一直保持沉默，聽之任之。想必，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或日本的衝突激化，北京也未必指望對方伸出援手;

再再譬如，烏克蘭、白俄羅斯不顧俄方反對，與中國軍事合作親密且充滿陽光。

歷史也證明，俄羅斯是個根本靠不住的鄰居。出賣盟友，損人利己之事，俄羅斯沒少幹過。如今自蘇聯解體後，兩國力量對比就發生了劇烈變化。俄羅斯不得不接受中國變成二十一世紀世界性強國的事實，畢竟俄羅斯的現代化速度遠遠落後於中國。尤其是遠東開發必須依賴阿穆爾河(黑龍江)彼岸的食品和消費品供應。離開中國人力、財力 投資，遠東地區不可能取得發展，這是事實。遠東和西伯利亞只有與中國東北的合作計劃方能打破這一窘境。這是鐵的事實。

於是，更殘酷的事實，歷史情結刺痛了中國人的傷痛。你需要人口的增長和資源的有限性，我必然也需要保障國家今後的經濟活動與民族張力。你需要經濟利益，我自然也忘不了法理與主權的訴求。

翻開地圖，遠東地區何止三四百萬平方公里，全境竟達620 多萬平方公里!

目前，中國官方文獻把俄羅斯從17世紀起針對中國的行動都看作侵略，除《尼布楚條約》外，所有條約都是「不平等」和「不公正」 條約。甚至《尼布楚條約》也只是中國有尊嚴的讓步。儘管列寧曾承諾歸還屬於我們的故土，卻被斯大林斷然且無情地否定。

最愛唐努烏梁海，最悲外蒙獨立時。

中俄實力發生逆轉 普京謊稱俄將要失去遠東

【俄羅斯】：俄中睦鄰友好條約要符合當今現實

《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週年了。這個條約為增進俄羅斯及其遠東偉大鄰國的關係奠定了良好基矗條約的重要意義在於，在兩國與一些鄰國關係遇到重****煩的時刻，可以確保兩國綿延4200多公里的邊境地區有平靜而穩定的局面。

俄中條約第九條說，一旦出現一方認為涉及其安全利益的局勢，簽約國將進行磋商以消除所出現的威脅。此話說得很有力，可2008年俄格衝突表明，這個條款沒有實際意義。在發生武裝衝突時，美國把軍艦派到黑海，可中國一直保持沉默，聽之任之。如果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或日本的衝突激化，北京也未必能指望俄羅斯伸出援手。

自蘇聯時期兩國力量對比就發生了劇烈變化。中國逐漸變成21世紀的強國，可俄羅斯的現代化速度遠遠落後於中國。我國幾乎變成中國的原料附庸。糟糕的是，我國遠東依賴阿穆爾河(黑龍江)彼岸的食品和消費品供應。離開中國的投資，遠東地區未必能發展，這是事實。遠東和西伯利亞與中國東北的合作計劃有助於解決這 個問題。

普京說過，我們可能失去遠東。而且不能忘記，中國領導人曾對時任蘇聯外長的謝瓦爾德納澤暗示領土問題：三四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屬於中國，子孫後代將解決這個問題。在中國教科書上，符拉迪沃斯托克叫海參崴，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是被俄國佔領的地區。

當然，條約沒提彼此的領土要求。鑑於俄羅斯人心有不安，不妨增補關於國界的條款。而且，2001年的條約也應符合當今現實。


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沒有培養出治國人才和政治幹部？

2014-05-27 國家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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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至今已有十幾年了。圍繞導致發生這一20世紀重大事件的原因,仍然眾說紛紜。在這裡，筆者主要想評介俄羅斯學者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和言論所提出的一些觀點，並作些分析，以供讀者參考。

有俄羅斯學者認為,蘇聯解體是民族主義膨脹的結果。這裡說的民族主義，指的是各加盟共和國的主要民族的反俄羅斯統治的主張；部分地也指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內少數民族反俄的、要求獨立的情緒。筆者注意到，某些俄羅斯學者在談到蘇聯解體的民族因素時，很少談到民族矛盾問題，即大俄羅斯主義所造成的俄羅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問題。這些學者說，蘇聯解體是民族主義膨脹的結果，這裡的“民族主義”是貶義詞。這些學者中有的人認為，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是加盟共和國中本民族的知識份子；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是加盟共和國的統治集團，是該加盟共和國的既得利益特權階層。與此相關，頻頻出現了一個名詞——Этно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意指民族官銜等級制度或民族官僚階層。與此相聯繫，有的學者甚至對列寧堅持的民族自決權提出了異議（В.К.沃爾科夫《民族官吏階層及其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這種觀點明顯是把蘇聯解體的原因部分地歸咎于蘇聯境內俄羅斯聯邦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國。

出現這種缺乏說服力的觀點是有其原因的。原因之一即是蘇聯政府和蘇共中央長期抹殺客觀存在的俄羅斯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鼓吹民族問題在蘇聯早就得到了完滿和徹底的解決，幾十年來未對大俄羅斯主義的危害性進行過批判。蘇共中央的機構設置也取消了有關民族問題的部門，只在科學院系統保留了民族學研究所。

還有的俄羅斯學者認為，冷戰和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他們指出，冷戰造成的長期的軍備競賽耗盡了國家的財力，加深了蘇聯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他們特別強調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各類思想政治中心所起到的破壞作用。刊載在《明日報》（Завтра）2001年第17期的一篇評論文章這樣寫道：“在西方的壓力下，我們這邊出現了心理防線被摧毀的現象。西方的強大的‘第五縱隊’在蘇聯得以組建。西方成功地在我國營造出這樣一種氛圍，使許多居民走上叛變祖國的道路。”這種觀點在蘇聯的軍隊幹部中似乎比較普遍。例如，早在1998年，一位克格勃將軍西洛金就說過，所有發生在戈巴契夫改革時期以來的重大的造成社會震盪的事件，無論是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還是1993年10月的“炮打白宮”事件，都是執行美國中央情報局制訂的計畫，而這一計畫目的就在於肢解蘇聯。（見《對話》[ Диалог ] 週刊1998年第6期）

和這種觀點相聯繫的還有另一種觀點，即認為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給蘇聯帶來了巨大損失，並成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尤其強調波蘭瓦文薩上臺和東德消亡的影響。不同意此類觀點的學者指出，早在東歐巨變前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華沙條約和經互會對蘇聯來說已無利益可言，只能是一種負擔。關於這一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早在1982年分析勃列日涅夫逝世後蘇聯的局勢時就曾講過。至於講到來自西方的壓力，從十月革命爆發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以後就沒有消失過；要說有什麼變化，那就是戈巴契夫上臺後所執行的外交政策體現了他的“新思維”主張，對緩和國際形勢起了作用。況且，眾所周知，來自外部的壓力只有通過內部的演變才能發揮作用，這是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

筆者認為，如果說２０世紀90年代上半葉由於蘇聯解體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震撼尚未過去，學術界呈現出某些混亂、浮躁和不夠深思熟慮的現象，導致了許多偏頗觀點的誕生的話；那麼，近些年來，這些現象已經少得多了。已有更多的學者靜下心來進行認真地研究，對問題的思考也深刻了許多。在探討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方面，也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例如，其中有一篇長文就很值得注意，題目是《蘇聯因何而解體？》，發表在《祖國歷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 ) 2003年第4期和第5期上。作者是羅伊•梅德維傑夫( Ро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 )。可能大家會記得，他曾經是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出版過《讓歷史來審判》等批評蘇聯陰暗面的著作。我國２０世紀80年代初就出版了該書的中譯本。戈巴契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梅德維傑夫於２０世紀80年代末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並積極地投入到國家的政治生活當中。關於俄羅斯學者對蘇聯解體的看法，筆者想結合梅德維傑夫和其他幾位俄羅斯學者的文章和談話來作些分析，主要談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是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討論蘇聯解體的原因，不能不談到蘇共的崩潰。因為蘇共不僅是蘇聯的執政黨，更是蘇聯的締造者。一個國家的鞏固，不僅要依靠共同的民族命運和傳統，還要依靠共同的意識形態來維繫。蘇聯共產黨執政七十多年，儘管黨員人數眾多，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卻越來越薄弱，党的幹部和黨員群眾的信仰無所依託。梅德維傑夫認為，儘管有導致蘇聯解體的多種因素存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蘇共作為國家的執政黨，沒有發揮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和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毫無關係的乾巴巴的教條，致使蘇聯的廣大黨員和群眾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前途失去信心。梅德維傑夫還特別指出，戈巴契夫本人不是思想家，並不真正懂得社會主義理論，他提出的“新思維”也沒有什麼新意。

戈巴契夫的前任們，比如勃列日涅夫雖然也不是思想家，但他有一個以蘇斯洛夫為首的理論參謀部主持意識形態工作，戈巴契夫卻沒有這樣的參謀部。1987年年中以前，按蘇共中央的分工，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原本由利加喬夫領導，到了這年的下半年，給利加喬夫增加了領導農業的擔子，而雅科夫列夫則被分工和利加喬夫共同負責意識形態工作。不想兩人觀點不同，經常爭吵，影響到工作的開展。1988年秋，雅科夫列夫被派去處理國際事務，意識形態方面的主要負責人改為瓦季姆•梅德維傑夫。據羅伊•梅德維傑夫說，這個人剛當上政治局委員不久，是一個比較軟弱的學者型的人。而當時蘇聯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已很嚴重，各種思想紛紛出籠。但無論是瓦季姆•梅德維傑夫還是戈巴契夫，都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更談不上控制局面。

講到蘇共在蘇聯解體中所起的作用，就不能不提到戈巴契夫的改革。由於蘇聯解體發生在戈巴契夫時期，不少人把解體的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說成是戈巴契夫的改革。如俄羅斯科學院俄國史研究所的謝尼亞夫斯基。這位學者2006年9月訪華時曾當著筆者的面和另一位學者激烈爭論，他認為是戈巴契夫的所謂“改革”削弱了蘇共，才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他指出，戈巴契夫在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上以政治改革為名行剝奪蘇共權力之實，視蘇共的各級組織為改革的絆腳石。重提“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更是從組織上使蘇共癱瘓，這是對這一“十月革命”時期提出的口號的褻瀆。言談之間，對戈巴契夫的不滿溢於言表。

俄羅斯曾有一個名為“持社會主義見解的俄國學者”的組織，甚至把戈巴契夫的改革視為有意識地進行“一場緩慢的反蘇和反革命政變”。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不同意這種觀點，這些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戈巴契夫的改革對推進俄國的民主進程起了作用，如莫斯科亞非學院的貝斯特羅娃教授等人就持這種觀點。她認為把蘇聯解體的責任歸咎于戈氏的改革是不公平的，早在戈巴契夫上任之前蘇聯就危機四伏，已經是個重病人了。戈氏是想救蘇聯而不是想推翻她。羅伊•梅德維傑夫對戈巴契夫作用的評價，既不同於某些人認為他是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也不同於另一部分人認為蘇聯解體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要史達林來負這個責任的說法。他的基本看法是，蘇聯的危機由來已久，但一直未得到根本的克服。蘇聯大廈的基礎和結構是不牢固和不穩定的。在改善經濟生活方面，人民大眾長年的期待也沒有結果。他接著指出，多次危機削弱了蘇聯。

自“十月革命”奪取政權以來，蘇俄和隨後成立的蘇聯先後經歷過四次危機。第一次出現在1921年，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挽救了這次危機。第二次危機始於1928年底，隨著農業集體化的推進而蔓延。這次危機不是靠經濟成就和政治改革來克服的，而是用大規模的鎮壓渡過的。第三次危機出現在史達林逝世後，是靠對工人、集體農莊莊員、職員和知識份子做出的大量讓步才勉強克服的。第四次危機出現在２０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是一次經濟的、意識形態的和道德的危機。它的出現同蘇聯官銜制度（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原意為蘇聯時期由上級任命的官員名錄。由於官員一旦進入了這個名錄就享有種種特權，同時一般情況下不會再脫離官場，因而，此名詞的含義常被引申為特權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等等）精英的蛻變與老化密切相關。戈巴契夫的“改革”部分也是為了克服這次危機，但他沒有成功。就好比一座大廈基礎不穩，如果只顧加高層次，結果只能是不堪重負，難逃轟然倒塌的命運。蘇共的各級機構因“改革”癱瘓了，又缺乏新的權威性的政治力量來領導，匆忙設立的總統制權力機關又未能真正運作起來，加上戈巴契夫並沒有明確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綱領，這樣，戈巴契夫所推行的改革遭到失敗便在意料之中了。在此期間，包括“民主派”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日益發展壯大，對國內政治生活的影響和干擾日漸明顯。因而，羅伊•梅德維傑夫指出：實際上，早在蘇聯解體以前一年，蘇聯就處於權力真空狀態了。

羅伊•梅德維傑夫還分析了戈巴契夫主政後的政策。他認為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後的工作側重點沒有擺正。他說，戈巴契夫上臺伊始就抓錯了改革的重點。因為戈氏沒有花大力氣去改善群眾急切關心的經濟生活、物質條件需求狀況，而是大張旗鼓地抓反酗酒運動、上班遲到早退等問題。第二年召開的蘇共第27次代表大會，又肯定了“加速戰略”，優先發展機械工業。羅伊•梅德維傑夫寫道，放著人家的成功經驗不去學，如匈牙利卡達爾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改革的經驗，還有中國鄧小平的改革經驗，都說明只有讓人民大眾真切地感受到物質生活的改善，改革才會得到群眾的擁護。在生活必需品十分匱乏的情況下，一味地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使經濟結構的比例更加失調，是不得人心的。作者舉了1989年蘇聯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為證。調查表明：超過60％的被調查人在回答什麼是第一位急需解決的問題時，指出是必須改善居民的物質生活條件，而只有15％的被調查者回答要求擴大政治權利；在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時，40％的被調查者回答是物質的富裕，30％的人回答說要振興農村和農業，有25％的人說要公正，不要有特權，18％的人說要有民主。

羅伊•梅德維傑夫也指出了戈巴契夫工作作風上的嚴重問題，特別提到了如何對待幹部的問題。梅氏認為，蘇聯長期在培養治國人才和政治幹部方面明顯滯後。幾十年來，蘇聯曾培養出了許多科學技術領域裡的出色人才和領導幹部，在文化藝術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也是人才濟濟。但是，在造就治理國家的棟樑之才方面卻是少有建樹。從列寧到史達林時代，再到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這方面的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戈巴契夫上任，他身邊已經沒有像科西金、葛羅米柯和烏斯金諾夫這樣的幹部可以共事。更糟糕的是，戈巴契夫在主持會議討論工作時缺乏民主作風，不善於傾聽不同意見，不善於集思廣益。筆者還注意到，戈巴契夫時期的幹部政策是以頻繁撤換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為其特點的。在戈氏當政的6年零9個月裡，幹部換班如同走馬燈一樣，其中既有為推動改革而實行的必要更替，也有權利之爭的黨同伐異，還有面對反共勢力進攻時的主動潰退。戈巴契夫上任後多次強調“對改革的態度……是評價幹部的決定性標準”。然而，戈氏的改革毫無章法，使幹部往往無所適從，不少忠於共產主義事業而對戈氏改革的路線心存疑慮的幹部被作為“保守勢力”撤職，從而給蘇共造成很大的損失。從1985年3月戈氏上任蘇共總書記到1990年7月召開蘇共28大，不到6年的時間裡蘇共中央總共被動了5次“大手術”。每次中央的人事變動，都伴隨著高、中級和基層幹部的大換班（見江流等主編《蘇聯劇變研究》）。應當說，蘇聯的解體和幹部隊伍的渙散不無關係。

蘇聯解體雖然已過去了相當一段時間，但作為20世紀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仍然是世人關注的焦點。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包括俄羅斯學者）會有更多的感悟，並總結出更為深刻的經驗教訓。

（《歷史學家茶座》授權轉載 作者：曹特金）